“我真正人生道路上的第一个伯乐，是李陀。”余华在最新一期《我在岛屿读书3》中，回顾自己在写作道路上遇到的那些亲近感念的伯乐与推手，讲到是李陀把他的两部中篇小说推荐到《收获》杂志。余华说：“李陀看了《四月三日事件》和《一九八六年》以后，就跟我说这两部小说，发在《北京文学》可惜了，应该发到《收获》去。”
彼时，先锋文学刚刚对文坛产生影响力，但也招致幸灾乐祸的批评和判断。在很多人看来余华、苏童写的不是小说，而文学批评家李陀“对他们的推动与发掘，无疑帮助了这批作家茁壮成长”，原《三联生活周刊》主编朱伟在《李陀：文学的地平线》一文中写道：“李陀在《北京文学》当副主编期间，更重要工作是为莫言、马原之后的第二拨（他的排序是余华、叶兆言、格非、苏童、孙甘露、北村等）作家正名。”
今天，活字君与书友们分享李陀老师的文章《雪崩何处》。李陀认为，余华的小说从根本上打破了多年来所习惯的文学与现实生活、语言与客观世界之间的关系的认识。“他的写作活动中最重要的，不是他们对现实的态度，而是对语言的态度。这样的写作不能不对现代汉语产生深远的影响。”
■ 李陀，原名孟克勤，曾用笔名孟辉、杜雨，1939年10月生，内蒙古莫力达瓦旗人，作家、评论家、理论家。曾任《北京文学》副主编，主编《中国寻根小说选》《中国实验小说选》《中国新写实小说选》《中国前卫艺术》《七十年代》等。曾在《读书》发表《概念的贫困与贫困的批评》《“开心果女郎”》等，著有短篇小说《自由落体》《七奶奶》《重担》《光明在前》，评剧剧本《红凤》，文学批评集《雪崩何处》，长篇小说《无名指》等。
雪崩何处
文｜李陀
本文原刊“视野”丛书之一《雪崩何处》
李陀：《雪崩何处》“视野”丛书，活字文化 策划，中信出版社 出版，2015年
汉语里原本没有“阿Q”这么个词，它是鲁迅先生造出来的。但是，这个词一离开鲁迅的笔下，就在千百万人的口说和书写中被千百万次引用和使用，并由此派生出更多的词语和话题——这让人联想起由一颗冰砾的滚动而引起的一场雪崩。一般的读者（以及相当多的评论者）当然会多少感受到这场“雪崩”对他们思想的影响，然而他们很难认识到“阿Q”这个词，以及这个词生发出的种种说法，正在悄悄地改变着他们的思维。
“阿Q”这个词一旦进入一个中国人的日常语汇之中，就等于在他的意识活动中，深深打进一个楔子，这个人的世界观已经有了一道深深的裂缝。至于这道裂缝会不会扩大，以至大到使这个人感到自己正面临着一个深渊，那当然要看是否机缘凑巧。如果某个《阿Q正传》的读者虽然说笑之间提起阿Q，却没有发生意识危机，那么我们只要注意一下在近几年兴起的“文化反思”中，人们怎样常常涉及阿Q和阿Q精神，特别是注意“阿Q”怎样在明里暗里促进了中国知识界对中国的现状及历史的怀疑和检讨，则“阿Q”以及围绕“阿Q”形成的词语系统正在摇撼着许许多多人的心智，使他们通过这一套词语的运用、操作而深深感到一种身为中国人的尴尬，我想是用不着怀疑的。
而且，我以为这一场思想意识的“雪崩”，现在还不过是开始，在未来的若干年里，“阿Q”的词语系统肯定会更深地楔入中国人的内心，并且推动他们在许许多多方面都根本改变看法。
希望以上这些说法不要引起误会，似乎我认为“阿Q”这一个词就能整个地改变中国人的观念。我只不过举一个例子，想说明文学作用于生活的复杂性，或者说作品—读者相互作用的方式的复杂性。许多年来，中国的读者以及评论者形成了这样一种根深蒂固的认识：如果读者由于读了一部作品而产生某种思想波动，甚至改变了对事物的看法，那主要是作品所包含的思想主题对他发生了作用。至于作品的艺术性，例如语言的优美动人，虽则也能影响读者，那主要是审美趣味上的陶冶，其作用远不能与“内容”的作用相比。但是这样认识作品—读者之间的相互作用，实在是太简单，也太片面了。
这种看法的一个主要缺陷，就是完全忽视了文学作品通过语言层面的种种运作，来影响、改变人们的言语行为中的词语系统和语义系统，并进一步影响、改变人们的思考方式，乃至改变深层心理的可能性。
实际上，自有文学以来，文学作品从来都是一方面通过艺术形象所蕴含的意义，和具体的读者发生联系，一方面又通过不断破坏语言的实用性、常规性，从而以语言的创造活动和一般人（不论是不是读者）发生联系——这种联系对人类至关重要，因为语言的更新，归根结底意味着世界的更新。
当然，反过来，也正是保存在古典文学中的那些昔日的语言，使我们能面向历史，使我们精神的根能够伸向遥远的过去。但是，多年来我们很少以这样的眼光来看待文学的意义。时至今天，无论在文学史研究领域，还是在当代文学评论的领域，能够从文学语言符号和一般语言符号的关系切入来讨论文学意义的人，可以说少而又少。
然而，如果这样的状况在过去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并没有成为什么问题，至少在文学批评与文学创作之间没有形成尖锐的冲突，那么，自1987年以来的文学发展已经使这种状况的延续成为不可能。因为两年的时间虽不算长，但是又一批年纪轻轻的作家异常迅速地成熟起来。他们写出的许多中短篇小说，正在剧烈地改变着中国当代小说的面貌，形成新的文学图景。
李陀
自1978年以来，中国文学一直处于不停的激烈变革当中，“变”似乎已经成为一件寻常事，然而这次变革却有着非常的性质和意义：它使我们看到了一种新的写作方式和写作态度。这样的写作态度不仅使语言在文学活动中真正上升为第一位，而且试图从根本上改变作品—读者、文本—批评、文学—社会之间互相作用的关系。
如果要观察、研究文学发展的这一动向，我以为首先要注意的作家是余华。
自发表《十八岁出门远行》以来，两年左右的时间里，他以一连串实验性很强的小说（《一九八六年》《河边的错误》《现实一种》《古典爱情》《世事如烟》等等）在文学界引起一连串的惊异。无论是爱好文学的一般读者，还是以阅读为职业的批评家，在余华的小说面前禁不住都要如此发问：为什么要这样写小说？
这样的疑虑和追问是不奇怪的，甚至是必然的。因为这里使人陌生的，不是小说的某些风格和技巧，而是作家的写作方式和写作态度——如果说近几年的文学发展已经产生了一种新的写作方式和写作态度的话，余华无疑是一个突出的代表人物。
我很难忘记第一次阅读《十八岁出门远行》时的种种感受。那是1986年11月，一个如以往一样光秃秃的寒气凛冽的冬天（其时《北京文学》正在一家服务低劣又脏兮兮的旅馆中举办一个“改稿班”），编辑部的傅锋郑重地向我推荐了一篇小说，即余华刚刚写出的《十八岁出门远行》。由于我当时正沉浸在1985年新潮小说胜利进军的喜悦里，从韩少功、张承志、阿城、马原、莫言等人的小说中所获得的阅读经验，不仅使我激动不已，而且已经成为什么是好小说的某种标准，进入了我的“前理解”，从而也控制了我的阅读。
然而《十八岁出门远行》的阅读，却一下子使我“乱了套”——想不到，伴随着那种从直觉中获得艺术鉴赏的喜悦的，是一种惶惑：我该怎样理解这个作品，或者我该怎样读它？《十八岁出门远行》发表于1987年1月号《北京文学》，而且是“头条”。当我拿到刊物把它重新读了一遍之后，我有一种模模糊糊的预感：我们可能要面对一种新型的作家，以及我们不很熟悉的写作。
后来余华以他的一系列作品证实了我的预感。我对他的写作的追踪和关切，也成了我对自己在写作阅读上所持的习惯、立场和态度进行不断质疑的过程。这些质疑，已经改变了而且将来或许会更根本地改变我对人的写作和阅读这类活动的看法。这里我不能详述这些改变的方方面面和种种细节，但是有一点应该特别强调，那就是：我认为余华的小说从根本上打破了我们多年来所习惯的文学与现实生活、语言与客观世界之间的关系的认识。
余华自己说：“我觉得我所有的创作，都是在努力更加接近真实。我的这个真实，不是生活里的那种真实。我觉得生活实际上是不真实的。生活是一种真假参半、鱼目混珠的事物。”余华的这种态度渗透在他的每一篇小说里。这使得他的小说不仅不再是他自己以及他的读者“认识”生活和世界的一个窗口，不再是现实生活的某种反映，而且可以说与现实世界没有多少实在的关系。小说在余华手中成为一种以语言构成的自足的实体，语言在他的小说中已不再是为了传达、表现什么，其重心已不再是某种与现实有一定关联的实用功能的实现。
余华关心的是语言自身，是如何推动、帮助语言完成自我目的化，即把语言符号的美学功能，推向极致以后看看究竟能形成什么样的文本。我猜想，余华也时常会为自己的语言魔术的结果感到惊异，感到意外。但不管怎么说，只有以这样的态度操纵语言所形成的文本，对余华才是“真实”的。他只认可这种真实。
因此，余华不关心现实生活中的真实，认为“实际上它是一片混乱”，所谓“真实”都不过是某种符号编码所赋予事物的一定秩序。作家对这一点似乎已彻底了悟，虽然他没有用符号学的概念对此进行表述。对写作这件事持这样一种态度，在西方或许已不是什么特别新鲜的事，但是在当前的中国，它却有着非常革命的意义。实际上，由于前有马原、残雪的开辟，后有余华、叶兆言、格非、苏童、孙甘露、北村等人的发扬，这种写作态度已经造成中国当代小说的又一次革命。
罗兰·巴特（Roland Barthes，1915-1980），法国作家、思想家、社会学家、社会评论家和文学评论家。其许多著作对于后现代主义思想的发展具有重大影响，其影响所至包括结构主义、符号学、存在主义、马克思主义和后结构主义。
这个革命的第一个直接结果，就是在中国当代文学中出现了新型的文学。这里我不能不援引罗兰·巴特的某些看法。罗兰·巴特认为文学可以分为两大类：一种是读者的文学。属这类文学的作品，往往都是以规范的语言和规范的艺术程式写作的，其“能指”和“所指”的联系，是清楚明白的，因此读者的阅读是沿着一条熟悉平坦的冰道痛快地滑行，但这种舒服的阅读的结果是有代价的，那就是读者做了文本的俘虏，他除了被迫接受潜在于作品中的思想倾向和意识形态之外，别无选择。
另一种文学则是作者的文学。属这类文学的作品，由于作者并不遵循已有的语言规范和写作规范，其写作活动的首先目的就是打破既成的语言秩序，从而不仅对已有的各种文学的、文化的编码方式提出质疑，而且把写作活动变成探索，变成创造一个新的世界的充满危险而又令人振奋的过程；读这样的文本，读者就必须有强烈的参与意识，把面前的文本当作是一个半成品，是一个尚待实现、需要相当困难的努力去重新建构的东西。总之，这时候读者要和作者一起高举反叛的旗帜。
回顾一下中国几十年来的文学发展，我想我们只有前一种文学而无后一种文学是显而易见的。当然，之所以会如此，有着深刻的现实及历史方面的原因。对这些原因进行研究将会饶有兴味，并使我们有可能重新认识中国现当代的文学史。不过眼前的事是：由于有了余华等一批新型作家的出现，我们已经有了罗兰·巴特所说的作者的文学。我以为这是文学上一件很大的事情。因为，如果说自进入八十年代以来，当代文学的发展对几十年形成的“工农文学”这一格局形成了破坏性冲击的话，那么，作者的文学的出现，可以说是“工农文学”时代正式结束的标记。
一种新的文学格局正在形成，例如严肃文学/通俗文学、先锋文学/传统文学、作者的文学/读者的文学等两分都是对这个新格局的某个侧面的描述。今天许多人，特别是一些批评家之所以对当前的文学局面表示失望和悲观，甚至做出文学进入“低谷”、先锋文学陷入“困境”等或深为惋惜或幸灾乐祸的批评和判断，其原因之一，恐怕正是对这一文学新格局有所困惑或反感。
新的写作方式带来的第二结果，是作家对语言的新态度引发了又一次的“语言的解放”。这或许比第一个结果更有意义，也更有深远的影响。这里需要说明的是，我当然不以为这种“语言的解放”只是由作家们发动，并只局限于文学范围的一个运动。实际情形当然要复杂得多。
特别是，考虑到毛泽东长达几十年的写作所形成的词语体系的无所不在的影响，考虑到这种“毛文体”在现代汉语中所实现的大一统的空前局面，以及它对一切以现代汉语作符号的语言领域的绝对控制，所谓语言的解放，当然绝不只是涉及语言学或文学写作领域的事，参与其事的人，当然也绝不只限于一些作家。
但是无论如何，如果我们认真回忆1978年以来文学的发展，则应该看到并且承认，对“毛文体”的一统天下的冲击，毕竟首先是从文学领域发动、并且率先在文学领域中取得成效的。例如当年的“朦胧诗”之争，其实是由诗人们对“毛文体”的冒犯引起的，只是争论双方当时对这一点都不甚自觉而已。今天，这一段公案已成历史，“朦胧诗”的地位和成绩已得到大体公正的评价。但是，“朦胧诗”的作者们对变革现代汉语现状的巨大功绩，评者似乎还没有给予充分的注意。这或许和我们文学发展的实际水平对人们的注意力的限制有关。
很长时间以来，无论谈到文学语言或一般语言，人们都已经十分习惯在修辞学或一般意义的文体学的层面上进行论说，但是，今天的情形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例如余华以及叶兆言、格非、孙甘露等作家的写作，已和以往的写作具有完全不同的意义：他们的写作活动中最重要的，不是他们对现实的态度，而是对语言的态度。这样的写作不能不对现代汉语产生深远的影响。
“五四”的白话文运动开创了现代汉语的新纪元，也造成了现代汉语多面多向发展的可能性。我们只要比较一下鲁迅、郭沫若、谢冰心、沈从文、徐志摩、李金发、茅盾、巴金、老舍、闻一多诸人的各自成体的词语系统，只从印象中也可以看出，那时的现代汉语的发展是多么轻松活泼；我们也就不奇怪，为什么那个时候会有那么多色彩鲜明、性格各异的有趣人物，这些人为什么又能发明那么多或新鲜有趣或稀奇古怪的思想。那么，今天会不会再一次重演这样的局面呢？我想有一定的可能。
有着新的写作态度的青年作家们，无论在语言实验的自觉性上，还是在进行这种实验时所必需的有关语言操作的具体经验上，都有着比他们的前辈更好的条件。我相信他们一定会对现代汉语的发展和发明做出影响深远的、意义重大的贡献。只要一想到世界上有着十几亿人使用汉语，再想到人的思维以及人的历史创造活动怎样受着语言的控制和制约，这样一个事业真是激动人心。
这当然是一个十分艰难的事业。
但是想想余华今年才二十七岁，他的许多同道也都不足三十岁（听说叶兆言较大，但也只是三十出头），我们就又充满信心。
1989年4月28日
原刊于《文学报》1989年6月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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