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Disenfranchised》：工业公民身份的兴衰

@常盤貴子

安舟<Disenfranchised: The Rise and Fall of Industrial Citizenship in China>一书考察了中国工业公民身份的兴衰历程，也是对魏昂德提出的“新传统主义”及之后的单位研究进行补充。

安舟借助了盖伊•斯坦丁所提出的“工业公民”概念，指代的是个人与组织之间联系的持久性以及该个人被承认为该组织的合法利益相关者的认可。公民和臣民的差异在于，公民成为国家的合法利益相关者，使他们能够向政府提出君主制臣民无法提出的要求。因此，工业公民意味着工人不仅仅是雇佣人员，而是被视为合法的利益相关者。“工作场所民主”的理念很流行，并开发了广泛的组织形式来促进工人参与工厂管理，虽然工作场所民主并非对所有工业公民都存在，但是工业公民的身份是工作场所民主的基础。一般而言，当劳动力流动下降的时候，工业公民身份会更加牢固，因为长期工作于一个场所使得个体与组织联系的持久性增强，终身雇佣的计划经济的中国和泡沫经济时代的日本便属于此类。

根据工业公民身份和工作场所自治，作者将工作场所政治形态分为四类：高公民身份低自主性的父爱主义（家长制），高公民身份高自主性的工作场所民主，高自主性低公民身份的个人自主，以及低工业公民身份和低自主性的市场专职。

在论述中国的工作场所民主时，安舟将历史分为1949-1966年的前十七年、1966-1976年的大民主时代、80年代的黄金年代和90年代以后四个阶段。大体来说，历史的进程可以视为前十七年的家长制到大民主时期工作场所民主和家长制的交替，再到80年代回归家长制，最后在全面市场化浪潮中走向市场专职。

建国初期国家在接收和改造资本主义工商业的过程中，逐渐建立了一套调节非公有制企业劳资关系和扩大工人参与工厂管理的体制，在私营工厂中建立劳资协商会议以调节劳资矛盾的同时监督资本家，在公有制中则建立了工厂管理委员会增强谠对企业的管理。公有制和私有制企业都包含职工代表大会和工会，后者是谠自上而下直接管理工人的机构，前者则旨在让工人参与企业管理，并且监督工厂的领导层。随着三大改造的进行，终身雇佣的全民所有制企业工人被确立，工业公民身份得到巩固，同时业务和政务分开以确保工厂对谠的忠诚、维护工业民主的体制。然而，这种家长制下政治参与的效果是存疑的，据1957年的指导方针，参加职工代表大会的代表有权讨论企业主任的工作报告，并就生产、员工薪酬、工厂规章制度和其他问题提出建议;决定工会预算以及医疗和劳动保护基金的使用;请求上级机关罢免和更换企业领导干部，最后，当代表大会不同意企业领导干部的决定时，向上级机关提起上诉。然而，在实践中，职工、代表几乎不能挑战工厂领导；它的功能是为了控制下面的不满情绪。

归根到底，上级总是对各级任命做出最终决定——工厂最高领导由负责管理企业的政府部门任命，而车间和生产班组领导则由工厂谠组织的上级任命。工厂重要职位选举的选民人数少，倾向于追随领导层；而在工会选举中，虽然选民范围更广，更难控制，但职位并不那么重要。工厂和车间主任居于中间，他们拥有相当大的权力，因此虽然选民可以通过一些非正式渠道影响这些职位的任命，但是归根到底还要被上级决定。从中很容易发现，前十七年的工作场所民主是严重缺乏自主性的，更接近安舟所用的第三章的题目“Participatory Paternalism”。

在十七年体制之外，以毛为首的领导人意识到职工代表大会在工厂民主的局限性，因此采取一系列政治运动促进工人参与政治、参与工厂决策和监督。从1957年大鸣大放到1963年四清运动都是自上而下动员民众“敞开心扉”参与工厂民主实践的运动。1966年开始的“大民主”更是这种理想的巅峰，下半年开始的一系列工人运动冲击了十七年体制下的工厂领导层，到67年一月风暴后革委会

逐渐建立，取代了过去的谠组织和工厂领导层。然而，“大民主”实践带来的更多是混乱的派系斗争，两派自诩为“革命群众”、忠诚于领袖，全力争夺领导权引起工业生产受损，这是最后毛和群众组织“诀别”（以1968年7月接见首都红代会“五大领袖”为象征）、推动各省建立革委会的动机。

更大的问题在于，虽然工人成功“砸烂旧世界”，但是他们并没有成功将自治的理念引入“新世界”中，因为群众都是“奉旨造反”，而毛的态度并没有放弃一谠领导的绝对权威，也没有真正放宽群众的自主性，所以一旦毛发现群众运动超出他可以接受的范围，那么限制群众运动就成了必然选择，譬如杨曦光、“北决扬”、“省无联”等追求激进平等的异端思潮因而倒霉。而代替原来组织的革委会由军队代表、老干部和工人代表组成，这虽然在形式上提升了工人在管理中的地位，但是革委会实际上已经脱离了群众基础，实权掌握在军官和老干部手中。哪怕在1971年后，地位得到一定恢复的群众组织领袖也被剥夺赋予他们自主权力来源的群众基础，也没有任何群众组织来追究这些代表脱离群众的责任。到了1975年，民众普遍厌倦政治运动，他们想恢复正常的生活。这也标志着革委会的失败。

黄金的80年代中，中国工人收入在被长期冻结后获得较大的提高，与之相对的则是工业民主的自主权逐渐萎缩。为了振兴经济、提高国有企业的利润，国家实行工厂厂长负责制

以刺激工厂管理层增加生产。尽管在改革开放后职工代表大会依然存在，并且1988年颁布的《企业法》名义上加强了其作用，工厂厂长负责制的实施，职工代表大会的权力实际上被削弱了，在实施厂长负责制后，工厂似乎属于厂长而不是工人，工人的话语权减弱，职工代表大会也更多地关注住房分配、子女就业和工资调整等福利问题。

改革开放所秉持的“利润挂帅”（这在前三十年是“挂经济主义之风”）从根本上开掘了前三十年工业民主（或者家长制政治参与）的土壤。除了职工代表大会边缘化，改革开放后，严格的纪律制度，如奖金、罚款和解雇威胁，取代了以往的管理方式。为了提高效率和利润，企业对劳动力的使用更加灵活，出现了劳务派遣

等新的用工形式，原有的永久就业制度受到挑战，代之以更加灵活和不稳定的劳动关系，这样，工人与工厂联系的持久性削弱，工业公民身份受到挑战，家长制开始崩塌。这种趋势一直发展到90年代，随着国有企业亏损越发难以被国家忍受，各地实施工人买断下岗制度，而已经边缘化的职工代表大会对此无能为力，终身雇佣制度被完全动摇，工业公民身份被剥夺，市场化进程已经完全不可逆。

安舟对工业公民身份的兴衰的研究，是对魏昂德“新传统主义”和传统单位研究的补充，在依附为主的“新传统主义”之外研究计划经济下工人的政治参与和有限自主性。反过来，我们可以认为，安舟并没法证伪（当然他也没有打算证伪）新传统主义，工厂中的政治参与当然是有限的，以服从上级领导为优先条件——这何尝不是一种新传统主义？工人缺乏自主性从根本上导致他们除了依附上级以获取利益（也有一定讨价还价的资格）以外别无他法。更何况缺乏自主性导致当群众试图进一步参与扩大公平性的实践的时候，容易被遏制以至于留下无数的遗憾，至于改开后政治参与逐渐边缘化，一方面源自于前三十年工人物质水平长期低下、老百姓为了满足马斯洛需求金字塔最底层需求而专心工作赚钱；另一方面也是这种缺乏自主性的背景下，像土改那样“温水煮青蛙”方式逐渐夺取权利是非常容易的行动。

安舟试图强调工人确实通过非正式手段对工厂领导的选择产生了重大影响，尤其是在较低级别的行政部门，安舟举出的例子是：在许多工厂中，工人被要求选择自己的生产组长，但要得到车间领导的批准；当工厂领导任命一个具有相当权力的车间主任时，他们通常会咨询车间的关键干部和工人。如果仔细观察这两个案例，第一个案例恰恰说明车间领导的决定权，说明工人只能寄希望于上级“开眼”，这和帝制中国下，士绅平民试图影响州县官任免胥吏衙役有什么区别？而很少有人觉得这种活动是什么“民主”活动；后一个案例恰恰说明“新传统主义”在工厂的影响——“关键干部和工人”恰恰就是新传统主义中被依附的对象，因此如果干部任免需要咨询他们，客观上就是加强工人依附这些人的意愿。因此，毛左鼓吹的“政治参与”非常值得怀疑，其实践和理想中的政治参与之间的差异未必比新左派（如王绍光）批判的美国民主和理想古典民主之间的差异小。

考虑前三十年占全国总人口八成的农村劳动力，工业公民身份的崩溃本来就在意料之内——国家很难以相同的待遇养活数量几倍于城市工人的农村劳动力，持续增长的临时工、合同工一直在消解工业公民身份。而且，无论是国有制还是集体所有制，只要是所有制都会存在排他性，需要所有制主体进行收支核算避免亏损太严重，鉴于计划经济年代工资大体上是冻结的，物价相对的也不能大幅增长，无法通过超发货币贬值来弥补财政亏损，因此国家如果因为软预算面临过大的亏损面（例如1961年和70年代），就必须要通过减少投资、减少企业开支来减少企业亏损和国家亏损。这样的背景下，缺乏自主性的工人当然就成了“软柿子”，首先裁减或者限制招工的就是这些“工业公民”——二千万人呼之则来，挥之则去，就是这个原因。

总而言之，本书关注新中国的工人政治参与和工业公民身份的兴衰，虽然在观点上存在若干不足，但是对中国的“家长制政治参与”的描述非常详尽，事实上反驳了欧美左派对毛时代工人权利不切实际的幻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