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散人懂四六
舞台与现实
最近我有点处在一个低能量的状态，所以就花了不少时间刷短视频。在这个过程中，我注意到今年桃厂和鹅厂的脱口秀节目里有一群非常亮眼的女性演员。唐香玉、小帕、小利、房主任、步惊云、嘻哈，当然还有之前的杨笠、赵晓卉、小鹿、鸟鸟等等，这些名字被算法一个接一个推到我面前。
突然之间我就意识到，这已经不是某个单一的现象，而是一个集体的潮流。女性脱口秀演员不再是零星的个体，她们正在形成一种有趣的“现象级”崛起，把原本属于男性主导的舞台变成了多元视角的公共讨论场。
比如唐香玉讲的关于女性“上桌”的主题就让我深有共鸣。我老家河北沧州孟村——就是最近因为家暴导致女性致死而引起关注的那个地方。几年前回老家时我发现，即使那些已经在县城当公务员或老师的女性，依然没有上桌吃饭的资格。她们在为我们准备好晚餐后，仍然蹲在厨房里吃。这个离仅北京1小时高铁的地方，给我带来恍若隔世的穿越感。
而让我更震撼的则是步惊云。她有一种非常强烈的主体意识，把女性的欲望、月经、好色和贞操这样的话题大大方方地呈现在观众面前。她明确地说：“我要不停地说，反复地说，直到这些东西被脱敏。”讲到造黄谣而自杀的女性时，她不能自已，她很清楚地知道自己在为所有女性拓展一个更广阔的边界。
再回头看杨笠的“普信男”，其实已经算相当温和，但她遭遇的争议和压力，比今天的步惊云们要大得多。她作为先行者替后来的人打开了空间。所以有人评论“杨笠配享太庙”，我会心一笑。确实，总得有人先去打开那个魔盒。
魔盒里面跑出来的是什么？是荒谬！喜剧的笑点来自于什么？是荒谬！进一步说，她展示了生活中违反直觉的事实。女性脱口秀演员的爆发，除了她们自身的才华和幽默打破刻板印象，更因为她们戳破了很多“反直觉”的点，这些荒谬带来笑点，也恰恰暴露了基因、文化和社会经济三者的错位与脱节。
反直觉〇：我为什么倾向支持女性
除了这些内容带来的欢笑之外，我也开始反思：在这样的话语环境里，我为什么会和大张伟一样，本能地站在了女性这一边？我能理解提高女性地位的推手可能也伴随着消费主义的驱动，当女性择偶地位提高后，某些地区可能会带来婚姻更加物质化的副作用。但总体上，作为一个直男，我依然倾向于站在女性权利这一边，为什么我会有这样的站位。
我发现这个反直觉源于一种深层次的“不公平感”。
反直觉一：生育的负担与社会分工
雌性的定义之一就是要提供卵子，而卵子本身除了遗传物质还要提供能量和营养，而精子只有遗传物质。当演化进入哺乳动物阶段，女性还要承担孕育的责任，怀胎十月、生育、哺乳，这都是一连串无法逃避的重任。与此同时，她们还要经历月经、脑灰质减少、钙流失等各种潜在代价。
可是现实是，女性在完成了这些之后，一些地方的社会分工依旧要求她们承担对等甚至更多的家务和生产。我看到婴儿出生的过程，那种性别极度不公平的视觉冲击，让我很难释怀。
→ 既然如此，就引出了下一个反直觉。
反直觉二：“妇女能顶半边天”的吊诡
这句话听起来光辉，让我想起“艳阳天”里生产队女性形象，她们在田间地头挥汗如雨，真顶了半边天，可歌可泣。但她们的家务和生育好像没计算在“天”的范围内，好像那些是她们自己的私事。这个吊诡，因为它只算了物质生产，没有算人类自身再生产。
如果把人类的物质生产和自身再生产放在一起衡量，女性的怀孕和养育似乎已经撑起了“半边天”。换句话说，如果标准合理，男性理应承担全部家务和生产，或者一半家务和全部生产，具体比例可以谈判，但常量输入不能漏项。但现实好像不是这样。哪里算错了么？
口号看似平等，却掩盖了真正的不平等。
→ 那么，为什么这样明显的矛盾能够长期存在？
反直觉三：父权的起源与滞后
最初在某个历史时点上，重体力劳动和暴力能力曾经是生存的关键环节，只有男性能保证生存。于是他们获得了特定的权力。这种权力在当时或许与女性生育的付出相对应：先保证生存，再考虑繁衍。
于是父权文化逐渐固化下来，成为社会秩序的一部分。它并非凭空而来，而是一种历史性的生存机制。
但问题在于，环境已经变了，机制却没变。变量改变了，但等式没有调整。于是产生了割裂感。
→ 这种错位，在当今社会还留有怎样的痕迹？
反直觉四：家暴的延续
在现代社会，男性暴力优势已经失去必要性，但它却以另一种方式存活下来：家暴。
当体力不再是公共生存的关键，暴力转移到了家庭内部，成了某些人维持权力的手段。这是一种严重落后于现代文明的返祖现象。
→ 这让我联想到另一个文化的张力。
反直觉五：《红楼梦》的启示
说到暴力，在《红楼梦》里，引发最大争议的并不是残暴的薛蟠、荒淫的贾珍，而是贾宝玉。这里违反直觉么？为什么？
因为贾宝玉推崇尊重年轻有才华的女性，他不认同以男性权威为中心的价值体系。相比之下，薛蟠、贾珍虽然残暴荒淫，却依旧是父权和封建等级秩序的共谋者。父权体系真正恐惧的，不是坏人，而是拒绝承认这套逻辑的人。
→ 那么，在现实社会里，什么是挑战父权的行为，她们又是被怎样对待和存在的？
反直觉六：自由恋爱与青楼
贾宝玉挑战的，其实就是女性具备主体性的观念，以及衍生出自由恋爱倾向。
那么为什么在古代社会，女性的自由恋爱会被极力压制？为什么包办婚姻被视为必要，女性必须“大门不出，二门不迈”？更奇怪的是，为什么“才貌双全”的女子往往只出现在青楼，而很少出现在民间正室的语境里？这里是不是违反直觉。
自由恋爱之所以危险，就在于它天然带来“公平竞争”的场景。当社会允许女性自由择偶时，才貌双全的女性必然获得极高的追捧，她们在人人平等的环境中，会迅速积累起一种近乎“明星效应”的巨大影响力。而这种影响力，本质上就是对既有权力格局的颠覆。
在父权社会里，核心就是控制资源与话语权。一旦女性凭借自由恋爱获得超越身份阶层的社会关注，她们就会挑战君权、宗法与等级制度的稳定。因此，自由恋爱不是单纯的情感选择，而是一种对父权秩序的潜在冲击。
为了避免这种冲击，士大夫阶层不得不一方面维护“女子无才便是德”的礼法，另一方面却在青楼默许才貌女子的存在——因为在被隔离的青楼里，她们的才情可以被欣赏，却不会直接动摇婚姻与继嗣制度的根基。
反直觉七：贞操与后宫的荒谬
青楼的存在，引出更一种荒谬的皇上逛青楼的戏说，竟然被坊间津津乐道，似乎传为美谈。
一方面，“生死事极小，失节事极大”，女子的贞操被看得比生命还重。与之形成强烈对比的，却是皇帝的三宫六院七十二妃，竟然还被欣赏去青楼。这种赤裸的双标，不仅存在，还被士大夫阶层维护。
这就是最荒谬的反直觉，为什么没有被所有人挑战，甚至似乎毫无违和感的存在了几千年。
简单的说，还是暴力，是大规模暴力动员对部落生存必要性。
在物质稀缺、灾难频仍的环境中（饥荒、战乱、瘟疫、洪涝），社会需要一种稳固的秩序来保证最低限度的生存。通过严格的等级、赋权和控制，形成一种集体主义的动员机制，能够在危机中快速整合资源、统一行动。这在当时确实具有不可替代的价值。
换句话说，父权秩序在古代并不只是文化偏见，它也曾经是对抗混乱和灾难的一种“生存机制”。但是，这种机制一旦被固化，就会和社会环境脱节。现代社会已经逐渐摆脱了物质匮乏和生存性威胁，就是经济基础早已发生变化，而上层建筑（文化与制度）却在很多地方严重滞后。
因此，自由恋爱带来的女性自主和影响力，不再是社会动荡的威胁，反而可能成为文化与制度革新的推动力。
→ 那么，每一个被压制的女性的父亲是什么心情呢？
反直觉八：父爱与父权的冲突
父亲们难道不爱女儿吗？他们明明把女儿当“小宝贝小情人”，为什么却让她们裹小脚，在女儿遭遇家暴时劝她“回去”。
除了宏大文化传统的洗脑，在短缺时代，在日常的农业生产中，儿子带来的农业产出更高，女儿确实需要依附其他男人才能温饱，重男轻女有其逻辑。但今天，儿子也不再种田，一些父亲们仍旧拼命供养儿子盖房子娶媳妇。他们的努力令人动容，却错配了时代的脚步，注定会失望，所以也可悲可叹。这就是集体无意识的文化的顽固。
→ 文化顽固有什么其他影响呢？
反直觉九：文化演化的缓慢
汤因比说过，文化是最底层的力量，演变极其缓慢。以上的反直觉，让我直观感受到人类大脑在面对社会进化时的迟缓的一面。
开个有点出戏的小差：这打破了我长期的一种直觉。出于职业惯性，我一直认为线下资产租金稳定，这就意味着某些不动产的可持续性、稳定性更高。现在看来，我应该重视线上资产、IP类，它们承载着一种“被文化拖慢的惯性”，即便环境早已发生变化，价值逻辑却可以长期维持。汤因比的文化河床，也是一个资产证券化的好标的。
父亲的再思考
写到这里，我想到自己作为父亲的身份。如果有一天我的女儿要结婚，我希望她遇到的是什么样的人？
不是财富，也不是地位，而是一种价值观。
男方和他的家庭，必须真正理解生育和家务的代价，理解女性在延续人类上的巨大付出。只有在这种基本价值观被清晰确立的前提下，男女在生育、家务与生产劳动之间，才能实现平衡，双方能因为相处而产生正向社会资本，一定是双方都要高估对方，低估自己。
从目前我的直觉来看，未来需要调整的会一直是父权的后退，除非人类社会的物质和文明水平发生逆转。在此达到均衡之前，生育率走低不可避免。因此，针对于此的坦诚的真理大讨论，似乎是时代的要求。
Call back
所以，当唐香玉说“上桌”，步惊云说“贞操”，杨笠说“普信男”的时候，这是一种历史性的“突破”。今天，女性站在聚光灯下，她们的喜剧成功，正得益于这种仍然存在的荒谬。
社会上数不胜数的反直觉，荒谬，割裂感，正是她们源源不断的笑点素材。
打开的魔盒已经无法关上，笑声背后是痛感，也是进步。
这，就是脱口秀女性真正的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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