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元里抗英：史实与传说

对三元里民众抗英事件的史实与传说进行了详细的考证和清理

你所知道的三元里抗英，可能大部分都是传说

三元里抗英，是中国近代史上一个家喻户晓的故事。它充满了民族自豪感，被一代代人传颂，象征着中国人民不畏强暴、奋起反抗的英雄气概。但这个我们熟知的故事，甚至包括“平英团”这个知名度甚高的称谓（实为后人所加），有多少是真实的历史，又有多少是后人的想象与传说？本文将基于历史学家茅海建教授的研究，对这一事件的史实与传说进行辨析，还原一个更为复杂和真实的三元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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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惊人的战果？历史记载的巨大差异

在流行的叙事中，三元里民众取得了辉煌的战果，但中英双方的史料记载却相去甚远。

中方文献中，战果数字被不断放大。从广东按察使王庭兰书信中的“歼敌百余名”，到亲历者水勇头目林福祥记录的“歼敌200余人”，再到其他文献中的更高数字，这些说法流传甚广。然而，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英方的记录。根据英军司令郭富的报告和麦华生的回忆录，英军在5月30日的战斗中，实际伤亡为死亡5至7人，受伤23至42人。

中方文献中津津乐道的“斩杀英军主将伯麦、霞毕”一事，也并非事实。

•     伯麦（Bremer）： 英国远征军海军司令伯麦当时根本不在广州，早已前往印度。所谓斩获其首级，更像是为了冒领靖逆将军奕山开出的五万银元外加五品翎顶的高额赏格而编造的谎言。
•     霞毕（Herbert）： “霞毕”很可能是指英军前锋舰队指挥官荷伯特（Thomas Herbert），其姓氏的粤语发音与“霞毕”相近。然而，他当时正在省河的英舰上，并未参加陆上战斗，战后还因“功”被封为爵士。

有趣的是，三元里之战中确有一名英军军需副监比彻（Beecher）因中暑和疲劳过度而死。后来的史料中，有人将“霞毕”误植为“毕霞”，进而又将“毕霞”与比彻（Beecher）混为一谈，这恰恰展示了历史传说在流传中是如何被扭曲和附会的。

尽管如此，茅海建教授总结道，以一支装备简陋、未经训练的民众武装，能够取得毙伤英军数十人的战绩，在整个鸦片战争的各次战斗中，已经是“非常足以称道的了”，甚至是“名列第4位的战绩”。

2. 英军撤退：因为害怕百姓，还是另有原因？

流行的说法认为，英军因三元里民众的抵抗而“始知粤人之不可犯”，最终因畏惧而撤退。然而，历史的真相更为复杂。

英军撤退的首要原因是《广州和约》的执行。至6月1日，清政府已支付了600万银元的赎城费。但在英军看来，和约的执行并不完美：其中一百多万并非现银，而是行商开出的期票；清军也并未按约定撤至200里外，而仅仅退了60里。

在和约并未完全履行的情况下，英军为何还迫不及待地撤离？这恰恰凸显了三元里事件的间接作用。它如同一根最后的稻草，加剧了英军当时面临的困境：

    气候与疾病： 广州五月炎热多雨，英军宿营条件简陋，导致士兵大量生病，军需副监比彻（Beecher）的中暑死亡便是一个例证。
    后勤困难： 补给线拉长，仅靠临时“征发”难以满足需求。
    无法休整： 英军自5月中旬以来连续作战，极度疲惫，而三元里民众的持续袭扰让他们无法得到必要的休息。

因此，更准确的结论是：英军撤退主要是因为和约基本执行，但民众抗英所造成的军事和后勤压力，是促使他们宁愿接受一份打折扣的和约也要迅速离开的“催化剂”。将其视为英军撤退的决定性因素，则是一种夸大。

3. 谁是领导者？一团迷雾的组织真相

关于三元里抗英的领导者，不同史料给出了完全不同的答案，如韦绍光、邓彰贤、何玉成、林福祥等，这些矛盾的说法背后反映了记录者各自的立场。奕山的奏折归功于官方“义勇”，梁廷栂的著作归功于士绅何玉成，林福祥则自我标榜，而五六十年代的调查则强调农民韦绍光。

与其纠结于某一个具体的名字，不如探究其背后的社会组织结构。茅海建教授分析，能在短时间内动员数万人，必然依赖于当时乡村中存在的社会组织。这些组织并非泾渭分明，而是深度交织、身份重叠的复杂网络：

    官府背景的**“义勇”**
    乡绅控制的**“社学”**
    下层民众的**“会党”**（如天地会）

这三者之间的界线十分模糊。乡绅组织的“社学”一旦得到官方认可，便可摇身一变为“义勇”；一个农民则可能同时拥有社学成员、义勇兵丁和会党兄弟这三种身份。这种组织的融合性，才是理解当时乡村动员能力的关键。

当史料记载士绅何玉成一纸“柬传”便能号令数万人时，我们不禁要提出一个充满历史悬念的问题：这仅仅是其“社学”的号召力，还是背后有天地会这样遍及华南的秘密网络在暗中操作？

因此，重要的不是辨认出某一个唯一的领导人，而是要认识到这次抵抗是官、绅、民多种社会力量在特定情境下共同作用的结果。其中，“最活跃的是有功名的乡绅”，因为他们有能力公开组织动员而不引起官府猜忌。任何将领导权完全归于某一个群体的说法，都有失偏颇。

4. “卖国贼”的冤案：被误解的广州知府余保纯

在许多传说中，广州知府余保纯被描绘成一个“汉奸”。正是他在关键时刻出面劝散民众，扼杀了一场可能的大胜，并因此被愤怒的民众赶下台。

然而，历史记录表明，余保纯的行为并非私自决定，而是奉了两广总督祁埙的命令。更重要的是，余保纯的内心意图与“汉奸”形象完全相反。他本是林则徐、琦善、奕山历任大员都倚重的“夷务”专家。当英方要求他出面解围时，余保纯立即向总督建议：调兵协助民众，趁机活捉英方首领义律作为人质，以此要挟英军。这个计策虽未被采纳，但足以证明他“绝非汉奸当属确定无疑”。

他最终成了完美的替罪羊。战后广州举行童生考试，当余保纯坐轿而来时，考生们群情激愤，当众哗然：“我辈读圣贤书，皆知节义廉耻，不考余汉奸试！”这一生动的场景，深刻揭示了他所蒙受的巨大冤屈。

茅海建教授的一段话深刻地揭示了这一历史的吊诡之处：

由于余保纯的劝解，包围四方炮台的三元里等处的民众未遭英军的攻击而失败；由此不仅维持了这一神话的不灭，且推论出这种神话未获神效，只是由于余保纯的破坏。

5. 爱国主义？还是保卫家园？

近几十年来的宣传，常常将三元里事件提升为现代民族主义和爱国主义精神的伟大展现。然而，从历史的实际情况出发，这种定性或许并不准确。

史料明确记载，民众奋起反抗的直接导火索是英军的暴行：包括“开棺暴骨”、劫掠财物、调戏甚至强奸妇女。茅海建教授对此提出了一个极具洞察力的类比：如果我们抽去“侵略”这一特定背景，三元里民众的抗争在许多形式上都类似于传统的**“官逼民反”**。它是一场“保卫家园的战斗”，而不是一场“保卫祖国的战争”。其动力源于宗族、财产和人身安全受到直接侵犯后的本能反抗，而非出自一个现代意义上抽象的“国家”与“民族”观念。

英方的文献为此提供了佐证。在战争期间，仍有许多中国民众向英军出售物资，或为英军充当苦力；甚至在两军交战时，还有成群的民众在远处“看热闹”。这说明，在当时，统一的“国家利益”观念远未深入人心。

尽管如此，我们不能否认三元里抗英客观上是一次爱国行动。它的真正历史价值在于，它标志着一个重要的开端。它是中国从以文化为中心的传统民族主义（“夷夏观念”），经由排外思想这一不可或缺的中间阶段，最终走向拥有国际观念的近代民族主义的“一系列异变过程中的最初的链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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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语：为何我们需要传说？

回到历史的深处，三元里抗英的史实远比传说要复杂。它既展现了民众保家卫土的血性与英勇，也暴露了那个时代普遍的国家观念的缺失和整个民族的缺陷。传说之所以产生并流传，是因为在一个屈辱的时代，人们迫切需要一盏明灯来寄托希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