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孔祥永，李莉文
《美国研究》2017年第2期
[内容提要]“机会平等”与“结果平等”以一种相悖相成的方式塑造着美国的精神力量，这种既对立又统一的关系构成了理解“特朗普现象”的基本视角。20世纪70年代以来，美国各届政府均未能在追求“机会平等”的基础上平衡“结果平等”，导致中产阶级和低收入者成为“输家”。奥巴马的应对政策进一步激化了美国社会的矛盾，酿成白人的身份认同危机。在这些因素的叠加推动下，美国多呈乱象，反精英、反全球主义、民粹主义狂飙突起。在这些乱象的背后，有一条潜流贯穿其间，这便是“美国梦”的衰弱。特朗普正是迎合了这股潜流，通过疾呼“重塑美国的伟大”等口号暗示了对重建昔日白人特权的渴望，重燃了白人中产阶层和蓝领阶层对“美国梦”的信心，最终实现了“逆袭”。
关键词：美国政治 总统选举 特朗普现象 新自由主义 机会平等 结果平等
一 研究缘起
从英国脱欧到意大利修宪公投失败再至韩国总统朴槿惠遭弹劾，2016年可以被称作“黑天鹅”之年，这其中，尤以特朗普当选美国总统最为意外。共和党在本次国会和州政府选举中，不仅保住了在国会两院的多数席位，而且创记录地打破了所占据的州长席位以及州议会和议员数量，使共和党自20世纪“大萧条”以来第一次同时在国会、州长、州议会占据多数。“特朗普现象”看似有一定偶然性，但用偶然性并不能解释为什么几乎所有十几个摇摆州、“铁锈地带”都倒向了特朗普这一事实，背后显然有着必然性。近几年，美国政治、社会风云变幻。非传统、反建制运动狂飙突起；民粹主义、反精英、反智情绪充斥美国；族裔矛盾与警民冲突日益尖锐；全球化遭受前所未有的质疑，这些因素的叠加诚然造就了特朗普在选举的最后关头“惊人逆袭”，但“特朗普现象”背后又有或隐或显的一条潜流贯穿期间，不绝如缕。这一乱象中的潜流便是美国精神力量或曰“美国梦”的衰弱以及蕴含其中的越来越严重的核心价值观冲突。
所谓精神力量就是指激励美国人民追求幸福的精神资源，亦可称之为美国信条（American Creed）或美国主义（Americanism）。美国学者西摩·马丁·李普塞特（Seymour Martin Lipset）强调，“美国信条可以用五个词表达：自由、平等、个人主义、民粹主义和自由放任（国家不干涉主义）。”[②]李普塞特所阐述的这种美国精神力量与暗示人性可以完美的清教信仰相结合，在美国国民中锻造了一种持续不断的理想主义追求，此种追求又塑造了美国人特有的不断向上的精神。用费孝通的话说，“这精神可说是‘攀登上进’的精神。还没有登高到顶的人，总是有一种不断上升的奔头。他们必然要否定命运，否定社会地位是上帝安排下的岗位。在他们，好汉要靠自己，要白手起家，不稀罕祖宗余荫，不讲究天生丽质；有本领的要从努力里见颜色。他们不会安分，他们要到处找垫脚石，有机会不肯放松，百变不离其宗地要达到‘上去呀’的目的。”[③]这无疑道出了“美国梦”的真谛，恰如詹姆斯∙特拉斯洛∙亚当斯（ James Truslow Adams）在《美国史诗》（The Epic of America）中提到的，对每个人来说，通过自己的勤奋工作、勇气、创意和决心实现自身的价值，而非依赖于特定的社会阶级或他人的援助，生活将变得更好、更富有和更充足，这就是美国梦。[④]“美国梦”是一种理想化的美国生活，代表的是最大化的个人自由、最多的物质财富和最平等的成功机会，它集中体现了美国人信奉的核心价值观，即自由和平等。
然而，对越来越多的美国人而言，深深植根于美国的历史与文化之中的“美国梦”正在变得更加虚幻、更加难以实现。近期的一些民意调查亦较充分地显示了这种趋势。根据佐格比国际（Zogby International）2008年的民调结果，75%的受访者认为现在的“美国梦”很难实现。[⑤]格林伯格-昆兰-罗斯纳研究所（Greenberg-Quinlan-Rosner）的调查结果也显示，59%的受访者认为对现在18岁以下的孩子来说，“美国梦”更难实现。哈佛大学政治学院（Harvard's Institute of Politics）2015年的报告指出， 48%的千禧一代认为“美国梦”已死。在特朗普的支持者中，明确表达“美国梦”已死的人数占比高达61%。”[⑥]从民调结果不难看出，面对“美国梦”的荣光不再和核心价值观的形势危殆，很多美国人可谓是忧心如捣。对这些人而言，与特朗普的一些“不靠谱”言论相比，他所做的“使美国再次伟大”（Make America Great Again）的许诺显然重新燃起了民众对“美国梦”的信心，因此，美国人选择了一位强调美国四分五裂而“我独自可以修复它”的领导人，哪怕是要承担更大的不确定性风险。
那么，如何理解当前美国精神力量削弱的现实？再进一步说：为什么过去美国人引以为豪的“美国梦”“美国主义”不但没有新的发展，继续显示其生命力，反而走向衰落？为什么曾经令美国人民和西方世界向往的“山巅之城”，一个独领风骚的超级大国，竟在21世纪之初深陷分裂与对立的漩涡之中？为什么美国民主制度的“样板”渐趋失去“榜样的力量”，其所标榜的自由、平等、民主等普世价值观并未普世，美国人所推崇的“自由灯塔”也开始变得暗淡无光？
本文拟跨越传统的“左派”与“右派”分界，从梳理美国自由主义的两种传统入手，在探究“机会平等”与“结果平等”之间既对立又统一的关系的基础上，探讨20世纪70年代以来“美国梦”衰落的深层原因，进而寻绎特朗普崛起的内在逻辑。
二 自由主义的两种传统： “机会平等”与“结果平等”
综观美国的社会变迁，归根到底有两大动力，一是求自由，一是求平等。正是在追求自由与平等的过程中，肇始于16世纪的英国，经过欧洲大陆启蒙运动的充实、丰富起来的经典意义上的理性自由主义得以在“新大陆”生根、开花、结果，演绎成为带有“美国特色”的自由主义，并终而成为美国的主流思想。美国政治学家路易斯·哈茨（Louis Hartz）指出，“实现基本的社会自由就是美国政治思想中具支配地位的设想，也是讨论美国人各种态度由之产生的那种设想，它是美国人精神的本能流露，恰如城邦观念是柏拉图雅典的本能流露，或教会观念是中世纪精神的本能流露。”[⑦] 美国历史学家理查德·霍夫施塔特（Richard Hofstadter）同样表达了美国人的思想意识基础是自由主义这样的观点。霍夫施塔特指出，不论是“左派”与“右派”，都被某种向心引力所牵制，不至于走得太极端、太激进，而这一向心引力无疑就是自由主义。[⑧]其实，早在建国之初，自由主义的基因就已深深撒进美国人的心中。作为美国的立国之本，《独立宣言》更是一篇自由主义的宣言。彼时，美国的开国元勋庄严宣告：“我们认为这些真理是不言而喻的：人人生而平等，造物主赋予他们若干不可剥夺的权利，其中包括生命权、自由权和追求幸福的权利。”[⑨]由是，他们勾画了美国的共同价值观基础—自由主义。11年后，1787年宪法的制定标志着《独立宣言》的原则和共识以根本大法的形式固定下来。在前言中，宪法开宗明义的声明，保障公民的自由乃是制定宪法的主要目的之一，而宪法修正案前十条的“权利法案”则是集中体现了宪法对于个人天赋权利与自由的保护。尽管美国人时常观点各异，但这两个美国赖以立国的文本所确立的自由主义原则，很少有人公开反对。
具有“美国特色”的自由主义的理想程序是：先从不同的个人和群体所追求的特殊目标和利益出发，通过自由发挥个自的才智和力量，推动生产力和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进而转化为全体美国人的共同进步和繁荣，最终在此基础上形成取得社会共识的价值观和道德标准。自由主义主要包括自由和平等两个方面，其核心考量是如何做到既实现个人自由又保障全体成员的共同富裕。然则，自由与平等的关系，是实证而非超验的，是辩证而非机械的。它们之间的关系是一个并不完美的故事，充满着各种缺失和局限。随着社会的发展，二者之间的张力不断加大，于是自由主义衍生出两条主要分支，一派是放任自由主义，它侧重自由，鼓励无拘束的自由竞争，讲求效率，认可优胜劣汰；另一派是改良自由主义，它侧重平等，关注社会弱势群体，致力于缓解不平等现象，主张政府调节经济，实行福利政策。放任自由主义和改良自由主义共同构成了美国的精神力量，二者相悖相成。政治、经济和社会思潮在二者之间不断调整，放任过后是改良，改良过后是放任，二者并无根本性的分歧，一种传统走到极端，就由另一种传统纠正，若是矫枉过正，就再来纠偏，当两者取得相对平衡时，美国得以相对平稳的发展，当两者失衡时，美国就会陷入困境。因此，从考察自由主义的这两种传统入手，可以比较清晰地看出“美国梦”的内在思想逻辑，进而理解“特朗普现象”背后潜藏的美国精神力量衰落的来龙去脉。
（一）强调“机会平等”的放任自由主义传统
放任自由主义认为个人是价值的本源，将个人主义的最大化作为社会发展的动力，主张政府对社会和个人的干预要减少到最低程度。此种传统强调的是“个人权利至上”理论以及蕴含于期间的个人和个人权利之正当性乃是先定的道德假设，正如美国政治哲学家罗伯特·诺奇克（Robert Nozick）所言：“个人拥有权利……这些权利如此强有力和广泛，以致引出了国家及其官员能做些什么事情的问题。”[⑩]诺奇克在这一理论假设的基础上确立了国家的正当性原则，即正义的国家乃是最少干预个人事务、最能保障个人权利之充分实现的国家，此即“最小国家”（the minimal state）的原则。[11]弗里德里希∙冯∙哈耶克（Friedrich von Hayek）也谈到：“就平等问题而言，自由主义所提出的只是这样一项要求，即在国家规定个人据以行事的各种条件的情况下，国家必须根据适用于所有人的形式规则来规定这样的条件。自由主义反对任何形式的法律特权，亦即反对政府把任何具体好处只给予某些人而不给予所有的人的做法。”[12]自由主义的上述主张一般被表达为“所有的职位都应当向胜任者开放”这样一种诉求，也被表述为对“机会平等”（equality of opportunity）的要求。芝加哥大学经济学教授米尔顿∙弗里德曼（Milton Friedman）看来，把人们组织起来从事生产活动的最好方式，是在没有实施强制手段下人们之间的自愿合作并且在自愿合作的基础上缔结相互有利的契约，而政府主要是从事一些市场本身所不能从事的事情，即：“通过政府为我们提供了法律和秩序的维护，以便防止一人受到另一人的强制行为，提供自愿参与合同的强制执行。”[13]
在与社会社会达尔文主义相结合后，放任自由主义在美国得到更深、更广泛的发展。社会学家威廉∙萨姆纳（William Sumner）宣称，人类社会自然地进化着，优胜劣汰、适者生存是社会的基本法则。在一个根据适者生存原则运行的自由社会里，权力会自然流向最有才能者手中，财产的拥有和获得是神圣的权利。“文明的权利依赖于选择的进程，选择的进程又有赖于不受限制的竞争。竞争是一种自然的法则，这种法则就像地心引力一样无法摆脱和废除。”[14]美国总统胡佛对放任自由主义深信不疑，他说，“自由主义是一种真正的精神力量，这种力量来自一种深刻的认识—若要维护政治自由，是绝不能牺牲经济自由的。即便政府掌握经济能带来更高而不是更低的效率，对它的反对也不能有丝毫更改。它将摧毁政治平等，它只会增加而不是减低滥用权力和腐败，它将窒息主动精神和创造性。”[15]对于放任自由主义者来说，自由竞争是经济社会的最基本、最有效率的法则，干预自由竞争是家长式统治，它使得人类进步的冲动受到压制，自由竞争理应成为美国人的一种信仰。
然而，自由放任极易纵容人的贪欲，又由于个人的能力存在类别和大小的不同，其自由发挥的结果势必带来所获得财富的差别。即使假设所有的人都遵纪守法，取财有方，只要允许自由竞争的存在，必会形成贫富分化，而且越演越烈，这就必然会产生不平等的结果。当放任自由主义走得太远时，其本身所蕴含的内在缺陷反而会成为美国社会发展和进步的绊脚石。正是在抵消放任自由主义政策所造成的消极后果和社会矛盾的过程中，自由主义在美国演进出第二种传统，即强调“结果平等”的改良自由主义传统。
（二）强调“结果平等”的改良自由主义传统
改良自由主义主张政府要积极干预社会生活和经济生活，用政府开支和信贷刺激经济，并为弱势群体创造机会，保障社会公平。在美国，这个传统最早的代表人物是第一任财政部长亚历山大∙汉密尔顿。他主张加强联邦政府权力、强化关税制度、扶植国家商业和制造业。从19世纪后期到20世纪初，放任自由主义的弊端逐步凸显，社会两极分化加剧，工人运动高涨，还有大规模农民抗议活动，以弱肉强食为特征的自由竞争道路备受质疑与指责。美国社会学家莱斯特∙沃德（LesterWard）指出，“如果自然籍着弱者的灭亡而进步，人类就应是籍着保护弱者而得到发展。”对于社会达尔文主义，他进一步谈到，“事实上，除了极有限的意义外，人类与社会并不受控制其他动物世界的动力法则的影响……人类对自然的控制，而不是自然法则，是文明向前迈进的原因所在；统一而协调的活动（即有计划的和政府的干预）才是达到和睦幸福的最进步手段。”[16]社会心理学家索尔斯坦∙维布伦（Theorstein B. Veblen）对工业巨头是“最适者”的传统观念进行了攻击，指出自由竞争释放了人类对金钱的贪欲，使人走向野蛮，其本质上具有掠夺性。[17]1929年经济危机的爆发凸显了放任自由主义所造成的社会和经济的不平等，而对于政府在社会经济生活中应如何帮助弱势群体的讨论随之大范围展开。富兰克林∙D∙罗斯福在旧金山联邦俱乐部所作的一次演说中指出，“高度集中的经济体制”和金融势力的“不负责任与贪婪（如果不加控制）会使众多的个人陷于饥饿和贫困”，使“我们过去所理解的机会均等不复存在”。他坚持认为，任何一个统治阶级对其臣民的福祉负有责任，政府不是为少数人谋利益的，不能怂恿少数人靠牺牲所有人的利益的发迹行为。政府必须帮助社会中的弱势群体，“应该给他们提供条件，使他们通过自己的劳动，从总的财富中取得足以满足其需要的一份”；政府要设法“更公平合理地分配财富和产品，使现存经济组织适应为人民服务的需要。”[18]
在改良自由主义的拥趸中，哈佛大学教授约翰∙罗尔斯（John Rawls）可谓是划时代的人物，他提出为了公平的理由而确立平等的优先地位的观念。罗尔斯认为，正义观念有两条基本原则，第一条原则是“自由优先原则”，强调要保障每个人的基本自由，如政治上的自由（选举和被选举担任公职的权利）及言论和集会自由、良心的自由和思想的自由、个人的自由和保障个人财产的权利、依法不受任意逮捕和剥夺财产的自由。第二个原则称为“差别原则”，是在确保机会平等的同时，要使不平等的存在有利于弱势群体。罗尔斯的“正义论”是以平等为核心的，他期望达到一种事实上的平等，而这种平等实际上需要以一种不平等为前提，即对先天不利者和有利者使用并非同等而是不同等的尺度，因为对事实上不同等的个人使用同等的尺度必然会造成差距。在罗尔斯的眼中，正义就是平等，个人权利必须服从平等原则，不应得的不平等必须给予补偿。他甚至认为，个人的天赋也属于不应得之列，所以有必要“把自然才能的分配看作一种共同的资产，一种共享的分配的利益。”[19]不难看出，罗尔斯的理论旨在人为地抹平各群体和个人之间所享有的基本权利和自由的差别，是为以平等为核心的福利国家提供支持。简言之，在罗尔斯看来，“福利的优先原则”要在“自由的优先原则”之上，或曰“结果平等”（equality of result）要优于“机会平等”。
三 新自由主义的兴起：从“结果平等”走向“机会平等”
（一）改良自由主义的困境：“结果平等”的极限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政府转向追求“结果平等”，不断推进国家福利制度的建设，对美国社会产生了双重影响。一方面，它把新政式国家垄断资本主义推向了顶点，20世纪60年代的两届民主党政府坚持在经济繁荣时使赤字财政长期化的策略，大大加强了联邦政府的垄断调控作用，对美国的经济产生了巨大的推动作用，美国的经济在20世纪60年代保持了长达106个月的持续增长，成为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经济发展最快的时期。美国经济的繁荣为福利制度的推行创造了良好的条件，弱势群体如黑人和穷人所期望的“结果平等”在很大程度上得以实现。但另一方面，它又使美国社会面临更加难以解决的经济、社会和政治危机。为了推行“伟大社会”计划，约翰逊总统在1965年通货膨胀加剧后，仍然实行扩张性赤字财政政策，再加上侵越战争的巨大开支，美国的经济增长从1967年开始减速，经济增速的下降严重影响了福利措施的实施，福利措施在缓和社会矛盾方面的效果亦因此大打折扣。
更为严重的是，过度重视“结果平等”在白人中产阶级和劳工阶层中引起不满，使他们感觉自己受到了忽视。人们开始对新政式的自由主义改革产生了越来越多的质疑，政府是否真有能力控制经济？政府的干预是否影响了市场经济本身的规律？如果社会上很大一部分具有工作能力的人一直依靠其他纳税人的钱生活，那么“自食其力”这一基本生活准则岂不是遭到了破坏？这些辛苦工作的人不明白为什么要替别人承担谋生的责任。福利制度本来是为了社会公正，但结果却很可能破坏了“机会平等”。哲学家尤尔根·哈贝马斯（Jürgen Habermas）认为，福利社会最根本的问题在于其目标和手段之间无法解决的矛盾。福利国家的目标是建立一种平等主义的生活方式，而同时又要保障个人的自我表现和自我实现。但这一目标显然不能通过将政治机会直接植入法律体系来实现，因为当法律规定被视为对国家和经济命令的服从时，现实生活也就通过以法律媒介的方式被“内在殖民化”了，这也就意味着每个人所拥有的平等与自由受到了侵蚀，每个人的自主生活空间也受到了限制。[20]换言之，当社会保障和福利项目所涵盖的范围越来越大时，所谓的“起点平等”或曰“机会平等”也就无从谈起，人们愈加无法掌控自己的劳动成果，他们对追求“结果平等”的国家福利制度的不满与日俱增。鉴于此，奉“放任自由主义”或曰“古典自由主义”为圭臬的新保守主义者开始大声疾呼，政府必须做出改变以保护勤奋工作的白人，政府必须终止支持“逆向”种族歧视，要避免福利自由主义的世俗化信条和道德相对主义。就这样，政治潮流和社会思潮开始转向以个人自由权利为核心的“机会平等”。
（二）“机会平等”的回归：从政府干预到市场“专政”
对于“机会平等”的回归而言，将1980年里根当选总统称为“革命”是再恰当不过的。里根的上台标志着新自由主义成为美国政治思想的主流。在里根看来，美国伟大的关键在于“不受政府干预”的自由，而秉承这种自由观念的保守人士正是美国复兴的希望所在，他们对自由市场的调节能力和“机会平等”充满信心。这些保守人士不断宣称，改良自由主义使得弱势群体习惯于扮演受害者和经济依附者的角色，且福利制度基于“受惠者的自觉”的假设是不成立的，它往往使得一些人在受惠后便不想脱贫，更谈不上奋发向上的斗志。这种以凯恩斯主义为理论依据的新政式国家垄断资本主义正是造成美国实力衰退和深陷困境的主要原因。为此，里根转向了以放任自由主义的基本假设为内核的新自由主义政策。新自由主义政策主要涉及市场原教旨主义，其核心是“有效市场假设”，即市场总是能使福利最大化，企业追求短期价值的行为将导致效率的最大化。基于此，里根政府大幅削减联邦社会福利计划，结束了半个世纪的累进税制，并将最高收入人群的个人所得税降至28%。与此同时，他不断寻求取消对金融市场和私有化的管制，主张通过立法以支持州政府禁止工人加入工会。[21]从本质上讲，里根政府提倡的新自由主义经济学是嵌入在一种将市场看作可以自我调节，并且能够保障个人自由的意识形态中。
然而，新自由主义的内在缺陷是显而易见的。其一，市场事实上并不是自然的。正如政治经济学家卡尔∙波兰尼（Karl Polanyi）所说，“自由放任本身并不是自然的，自由市场仅凭放任事情顺其自然是不可能形成的……自由放任是由国家推行的。”[22]其二，自我调节的市场永远不可能统治真实的社会。现实中的新自由主义需要向现实以及其他权力拥有者妥协，换言之，新自由主义通常为不同的利益集团所捕获和利用。其三，新自由主义有一种削弱政治民主的倾向。德国社会学者沃尔夫冈∙施特里克（Wolfgang Streeck）所强调的，资本主义与民主之间存在着一种固有的张力，这种张力在新自由主义时期占据了重要的地位。[23]随着新自由主义越走越远，并且变得愈来愈不可控制，上述缺陷被不断放大，并将美国逐步引向危机，2007年金融危机的爆发就是显例。经济学界普遍认为，走向极端的放任自由主义政策是危机的罪魁祸首。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约瑟夫 E. 斯蒂格利茨（Joseph E. Stiglitz）指出，在放任自由主义占主导地位的30年中，发生过多次危机，最大的教训就是：经济不一定是高效、稳定、自我修复的。[24]美国“金融危机调查委员会”报告指出，最根本的错误就是认为“市场具有自我修复功能，金融企业能够自我管理。”[25]
（三）“伪新政”：不一样的口号、一样的“机会平等”优先
鉴于市场没有像新自由主义者宣称的那样，可以自我调节、共同致富，反而导致了2007年金融危机的爆发，美国民众的“思变”情绪不断蔓延，民心开始发生转向，大多数民众开始抛弃对于不受限制的自由市场的绝对信任。恰在此时，伊利诺伊州的参议员奥巴马出现了，他恰到好处地抓住了选民的情绪，强调变革。他在新罕布什尔州的初选演讲中指出，“大批选民参与初选，你们证明，你们要求变革……而现在美国正处在变革之中。”正是由于回应了民众的变革诉求，奥巴马最终得以成功入主白宫。然而，奥巴马执政八年虽挽救了华尔街和底特律，恢复了经济增长，使房市、股市再度高企，但经济复苏却没有惠及大多数人，反而进一步加剧了分配不公和两极分化。事实上，自次贷危机以来，“复苏”的收益绝大部分都进入了富人的口袋： 2010年，美国所创造的额外收入的93%为最上层的1%所获得。在社会顶层，企业首席执行官成功地维持了高工资，到2010年首席执行官的年薪与普通工人的年薪比率又回到了金融危机爆发前的高比率：243：1。[26]2010年，家庭收入中位数已经回到1996年的水平，15%的美国人生活在贫困线以下，这是1993年以来的最高值。[27]构成美国社会主体的中产阶级不仅没有得到实惠，反而对生活状态、未来预期降至历史最低点。一些保守主义者开始宣扬自由竞争和自由市场的理念，他们再次向大众强调，普通美国人应该寄希望于市场调控，而不是靠政府“急救”来拯救美国经济、保障“机会平等”和繁荣。美国前众议院议长纽特·金里奇（Newt Gingrich）在保守派政治行动委员会（Conservative Political Action Conference，CPAC）的一次大会上宣称：“我不觉得哪个美国人真的相信财政部和那帮官僚能玩转美国经济。”[28] 经济学家斯蒂芬·摩尔（Stephen Moore）认为，让美国前10%最富有的人负担更多份额的所得税，其比例超过其他工业国家前10%最富有的人的税收负担是不公平的。[29]
奥巴马政策效果的差强人意使美国民众对其满意度呈持续下降趋势。盖洛普（Gallup）2016年6月所做的一份民调显示，奥巴马任期的前89个月内，美国民众对国家现状的平均满意度只有24%，远低于盖洛普自1979年所做该项调查以来的37%的平均值。[30]美国民众对于联邦政府的不信任程度也持续攀升。皮尤研究中心（Pew Research Center）的调查显示，相信联邦政府一直或绝大多数时间内在做正确事情的民众比例已降至2015年的19%，这是自1958年以来的最低值。相应地，对政府感到愤怒的民众人数亦在上升，2013年这一比例达到30%。[31]正是在上述的背景下，美国民众再次开始“思变”，并寄希望于“圈外人”，从未正式涉足政坛的特朗普就这样应运而生了。
四 特朗普崛起的深层原因：“机会平等”与“结果平等”的相悖
表面上看，特朗普当选美国新一任总统确实出乎意料，尤其是他在竞选过程中屡屡打破美国政治传统，突破政治正确的原则，拉低政治斗争的下限，并不断发表不靠谱的极端言论的各种表现，更是让人们觉得难以理解。但如果把特朗普的极端言论置于一个处在分裂与对抗，且正在激进地寻求制度变革的社会之中，其影响和吸引力便不容小觑。事实上，正是坚持极端立场的特朗普的出现，才让那些政治上被忽略、经济上被损害的选民有了清晰的选择。从深层次上看，特朗普的崛起恰恰是由于美国一味追求自由竞争与效率而忽视“结果平等”所导致。自20世纪70年代末以来，新自由主义越走越远，“机会平等”与“结果平等”的相对平衡被打破，这引起了美国在社会结构、政治、文化认同等方面严重且复杂的变化，这些变化导致“美国梦”的魅力不再，不安、焦虑、恐惧、甚至愤怒等消极情绪弥漫于众多美国白人蓝领之间，特朗普正是迎合了这些人的消极情绪，以巧妙的方式利用白人蓝领对现状的不满与逆反情绪，最终成功实现了“逆袭”。具体如下。
（一）中产阶级面临两难选择：“结果平等”优先还是“机会平等”优先
以强调“机会平等”为理念的新自由主义经济政策无疑加速了美国中产阶级经济状况的恶化。从20世纪70年代以后的情况看，美国中产阶级家庭收入出现停滞甚至下降趋势。1979年～2009年，美国经济年增长率为2.79%，而家庭收入中位数的年增长率只有0.43%，两者差距达到2.36个百分点。此外，1999年以来家庭收入中位数的增长基本呈停滞状态，2008年后甚至出现了下降趋势。这表明中产阶级家庭收入与经济增长的联系越来越弱，中产阶级并未从经济增长中获益。[32]不仅是家庭收入，中产阶级的数量和规模也在不断缩小。截至2015年初，美国低收入和高收入阶层人口总共有1.213亿，超过了1.208亿的中产阶级人口规模，这是40多年来首次出现这种情况。2015年中产阶级占美国总成年人口的比例只有50%，远低于1971年的61%。相反，低收入者在总人口中的比例不断上升，从1971年的25%上升到2015年的29%。高收入阶层的比例也从1971年的14%上升到2015年的21%。[33]蓝领阶层的状况则变得更加糟糕，他们之中的大多数人学历很低，且主要集中在制造业。1979年，美国制造业创造了2000万个工作岗位，到2015年，制造业工作岗位只剩下1200万个，不到总就业岗位的9%。[34]在过去十年中，未接受过大学教育的蓝领阶层在高收入阶层中的比例明显下降，而在低收入者阶层中的比例不断攀升。自2010年以来，新增的高薪职位主要被受过高等教育的人所取得，与之相反，蓝领阶层却损失了七万个高薪职位，他们的工作机会多属于低收入等级。[35]
经济地位的不断衰落对白人中产阶级和蓝领阶层的情绪产生了双重影响。一方面，当白人中产阶级和蓝领阶层看到自己的收入停滞不前时，他们感觉自己深受“机会平等”之害。一直存在他们心中的那个“美国是个充满机会的热土，每一代人都比上一代人活得更好”的图景，也因此遭到了质疑，他们开始变得变得不安、焦虑、愤怒。美国《先生》（Esquire）月刊和全国广播公司（National Broadcasting Company，NBC）所做的民调显示，白人是最易感到愤怒的族裔，超过了非洲裔和拉美裔。怒气最小的是年收入超过15万美元的家庭和年收入低于1.5万美元的家庭。最愤怒和最悲观的美国人恰恰就是年收入在五万至7.9万美元之间的家庭。他们是中产阶级中的中产阶级，他们认为美国已经不是世界大国，他们眼中的美国梦已死。[36]对于他们而言，与其说问题在于不平等，毋宁说在于机会的减少。在他们的心中，强调每个人都有上升机会的“美国精神”，已经被阶级固化的意识所取代。为此，他们变得更加激进，他们的反叛往往带有民粹主义的色彩，他们认为必须有明确划定并得到保护的边界，否则就不成其为国家；他们希望美国强大并拥有广泛的军事影响力，但主要用于保护美国的国家利益；他们认定是全球化掏空了美国的工业核心，贸易保护主义的潮流在他们中间盛行；他们发现“政治正确”（Political Correctness）与他们向孩子成长过程中灌输的价值观日益相悖，他们因而对“政治正确”的政客出现充满愤怒。因此，他们容忍乃至渴望有强势的个人领袖来打破“现行秩序”。特朗普无疑很好的解读并利用了这种情绪。“恢复对国家的控制”成为特朗普竞选纲领的核心内容之一，他提出通过贸易保护主义、减少国际贸易、民族主义和仇外论调为复杂的问题提供简单的解决方案。为迎合民粹主义者的诉求，他提出“美国主义”而非全球主义将是美国的信条，美国人民将重回优先位置。
但另一方面，白人中产阶级和蓝领阶层在反抗过程中多以社会主体和美国价值观的守护者自居，反抗来自上层和底层两个方向的挤压。尽管他们在经济不平等中处于不利位置，他们却不愿意接受看起来像是施舍的国家救济措施。对于他们而言，如果政府通过实施累进制的税收制度，让富人缴纳惩罚性税收，以便把钱转移到他们身上，这会令他们有被贬低羞辱的感觉，他们会觉得自己被贴上了“失败者”的标签。如果不断接受国家的福利救济，他们会觉得破坏了“自食其力”这一人类社会的基本准则，而自己好像陷入了一种随时可能破裂的依附关系之中，这种脆弱的依附感令他们深恶痛绝。事实上，白人中产阶级和蓝领阶层并不希望别人为自己的谋生承担责任，他们不想要任何有施舍意味的东西，这些人真正需要的是为个人的自我表现和自我实现敞开空间，他们希望重获经济自由的能力，希望对自己的经济状况拥有掌控权。在他们内心深处，他们反对“结果平等”，认同“机会平等”。对于他们所处的经济困境，他们真正需要的是政府尽一切必要的可能来确保每个人拥有通向成功的平等机会。因此，当特朗普的竞选提出对高收入实施减税时，他们并没有因此而背弃特朗普，相反，他们更愿意相信他的“让美国再次伟大”的许诺，这一方面意味着他们将重新获得经济上的自我实现和自我表现，另一方面不对成功者和富人实行惩罚性税收又维护了他们对于“机会均等”的信念。从2016年美国总统选举的投票结果看，中产阶级和蓝领阶层成为了特朗普最强烈的支持者。出口民调（Exit Poll）的调查结果显示，在低学历的白人中有66%的人把票投给了特朗普，而希拉里在这一群体中的得票率只有29%；年收入在3万～4.999万美元与5万～9.999万美元之间的两类家庭中分别有49%和48%的家庭把票投给了特朗普，均高于希拉里在这两类家庭的得票率。[37]
（二）走向极端的“机会平等”加剧民主政治的衰落
以“机会平等”为核心的新自由主义政策导致富者愈富，穷者愈穷。由于富人具有财富上的优势，他们因此而获得了更大的政治影响力，而工人阶层的影响力则日益衰微。但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美国劳工组织的数量急剧下降，第二次世界大战刚结束时美国工会拥有全美1/3工人，时至今日，工会会员下降至约1/9，私营部门的工会组织在20世纪70年代初差不多拥有1/4的工人，如今却跌至7%。[38]在同一时期，企业开始有意识打击工会的势力，企业违反《全国劳工关系法》的行为在20世纪70年代后期和80年代初期暴涨。同时，工会组织的罢工率急剧下降，工人的投票率也持续降低，政府不但拒绝采取有效措施，而且纵容企业在工作场所采取更具进攻性的姿态，里根政府继续强化了这一趋势。[39]
与工会组织的衰落形成鲜明对比的是 20世纪70年代中后期以来代表商业组织的利益集团的广泛兴起。在此期间，二者拥有的政治行动委员会的数量也出现了巨大变化。1974年，有201个工会组织拥有政治行动委员会，89家公司拥有政治行动委员会；1980年，工会组织拥有的政治行动委员会不足300个，大公司所拥有的政治行动委员会则发展到1200个；2007年，工会组织拥有的政治委员会依然保持在275个的低位水平，而大公司拥有的政治委员会的数量超过了1500个。[40]
伴随着工会组织的衰落和商业组织的兴起，美国政党政治的内涵发生了深刻变化，不论共和党还是民主党都不断向富人阶层靠拢，其结果是共和党不断右转，变得更加保守，民主党内的保守势力不断增强。如前文所述，自20世纪70年代开始，共和党政府一直执行维护商业集团利益的政策，其主要手段包括：降低最低工资水平、减小社会福利范围、废除累进制税率和遗产税，大幅减税、反对全民，减少政府干预等。对于商业组织不断侵蚀普通民众利益的行为，民主党政府的反应是不作为，任由破坏工人阶层利益的政策肆意横行。在这期间，民主党也变得越来越像一个精英组织，耶鲁大学政治学教授雅各布∙哈克（Jacob S. Hacker）与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政治学教授保罗∙皮尔森（Paul Pierson）谈到，越来越多的民主党人失去了在经济问题上为小人物说话的力量。党的基础转变到利益集团上，企业支持变得越来越关键，削弱了他们在经济问题上朝向激进政策的势头。民主党提出强烈平民化经济措施的需求越来越少，但却面临着越来越多避免这样的立场的压力。[41]正是在共和党和民主党的保守势力推动下，美国公共政策不断向富人阶层倾斜，导致了富人阶层的利益不断挤压中下层民众的利益，挑战商业集团利益的经济政策也很难在政治议程中得以体现。美国政治学家拉里∙M.巴特尔斯（Larry Bartels）认为，“我们的政治体制运行得看上去不像一个‘民主政体’，反倒像一个‘寡头政体’。如果我们坚持要用称它为民主政体为自己脸上贴金，那么，我们应该清楚，它是一个明显不平等的民主政体。”[42]2010年，最高法院在“公民联盟诉联邦选举委员会”一案中的裁决批准企业可以无限额地为竞选捐款，更是打开了限制“金钱政治”的重要阀门，企业、大富豪对美国政治日益深重的影响，损害了普通选民表达意见的权利，逐步促成了美国“赢者通吃”的政治生态。
由于政党政治越来越成为富人阶层的“独角戏”，美国的民主制度正在遭遇极大的信任危机。根据2015年美国全国选举调查的数据， 1964年美国人对政府的信任指数高达61%，到2012年仅有22%。事实上，仅有20%的美国人在大多数时候信任政府，76%的美国人在某些时候信任政府。[43]皮尤研究中心2015年所做的调查也得出了相似的结果，只有19%的美国人相信政府，而20世纪60年的比例超过70%。根据2016年美国爱德曼（Edelman）信任度调查显示，美国人的财富越多，对政府就越信任。在年收入超过15万美元的美国人中，信任政府的人数超过50%。而在年收入不到两万美元的低收入群体中，大约75%的人不太信任或不信任政府。[44]此种信任危机导致作为“圈内人”的两党政治精英与圈外民众日益疏远，双方之间的对立与隔阂越来越严重。无论是在共和党内还是在民主党内，相当多的选民都开始反抗他们眼中腐败、自私自利的建制派，而转向激进的“圈外人”，希望展开彻底的洗牌，把政治话语权从商业组织和寡头政治执政者的手中夺回来。在2016年的总统选举中，特朗普充分利用和调动了普通民众对政府和精英阶层的高度不信任，他动辄自称“华盛顿政治圈外人”，以非政客、代表工人阶级利益自居，不断指责对手非法操纵选举。他完全不理睬 “政治正确”原则，也毫不顾忌共和党的正统原则，再加上共和党基层向右转，被茶党所主导的党内建制派陷入与共和党基层选民疏离的尴尬境地，特朗普的颠覆性言论吸引了共和党内大量的温和保守派选民，他因此获得了共和党历史上最多的初选票数。与之相反，希拉里则是全球主义精英的化身，她支持开放国界，实施人道主义干预，主张自由贸易，她的主张与“政治正确”的潜在情怀完全一致。对于寻求“真正变革”的选民来说，希拉里的这些论调毫无吸引力。事实表明，尽管特朗普的说法经常是错误的，他的一些言论非常粗鄙，不过他却提出了别人都不愿意提出的问题，既然不再有苏联对欧洲构成威胁，我们为什么还需要现在这样的北约？既然近年来的经历告诉我们不加选择的政权更迭政策通常会造成灾难和混乱，美国为什么还奉行这样的政策？政治精英为什么不能正视新自由主义经济政策所带来的危机？特朗普对这些问题的回答让精英们感到厌烦，但结果却是许多美国人都在问同样的问题，并认可他给出的答案。所以即使选民们并不觉得特朗普十分靠谱，但他们对现状的不满使他们宁愿相信特朗普真能带来新花样。根据2016年出口民调的调查结果显示，在决定最终投票的影响因素中，39%的选民选择了“可以带来变革”，远远高于“经验适合”（21%）、“有良好决断力”（20%）、“他/她关心我这类人”（15%）等因素。尽管特朗普在后三项中的支持率均低于希拉里，但在“可以带来变革”这一项中却有83%的选民选择支持特朗普。[45]从这一点上看，这次选举的结果更像是一次正常的政党轮替，厌倦了一个就再换另一个试试。很显然，这次特朗普鼓吹的“改变现状”，如八年前的奥巴马的“变革”一样再次吸引了大批对现状不满的选民。从本质上讲，特朗普的当选是平民对精英阶层的反抗和惩罚。2016年的总统大选与其说是民主党和共和党之间的较量，毋宁说是体制内力量和体制外力量的一决高下。
（三）重“机会平等”轻“结果平等”加剧“我们是谁”的认同危机
在新自由主义大行其道的这几十年中，重“机会平等”而轻“结果平等”的施政理念加速了白人优越感的丧失，他们因此变得更加“内向”，并对白人的身份认同产生质疑。美国白人的身份认同主要包含两种，一种“先赋性”身份认同（ascribed identity），也就是基于先天特征的身份认同。[46]对占多数地位的白人而言，“先赋性”身份认同、民族认同和国家认同在历史的很长一段时间内是一回事。因为拥有白皮肤意味着一种特权，一种不会被定义成“外人”或“他者”的特权，拥有白皮肤会被看成“我们”中的一员，白皮肤意味着你可以加入这样一个群体，他们的长相、传统、宗教和文化等都属于被默认的标准。不仅如此，拥有白皮肤还意味着“我们”要识别外部世界，界定谁不属于这一共同体。要区分“我们”与“他者”就必然要比较；要比较就要评价“我们”与“他者”的做法孰胜孰劣。白人共同体的自我中心主义会让成员证明“我们”比“他者”强，“我们”的群体具有优越性。在美国历史进程中“我们”即是英格兰裔移民，“我们”不仅是人口的主体，也是社会文化的主导性力量；“他者”即是非英裔的种族和族裔，“他者”遭受了无数的压迫和排斥，其文化的影响力受到很大限制，在美国处于不平等的边缘地位。换言之，在美国国家身份建构和民族认同的历史发展过程中最重要的族群基础一直是白人群体。正是这种身份认同赋予了白人很强的优越感。另一种是“自致性”身份认同（achieved identity），即源自个人努力的身份认同感。[47]“自致性”身份认同强调和突出的是通过自身的奋斗，用更好的经济状况、更高的社会地位和更多政治特权来界定身份。这种身份认同方式道出了“美国梦”的真谛，即：在美国，人们要通过自己的勤奋工作、勇气、创意和决心实现自身的价值，而非依赖于特定的社会阶级或他人的援助。只要你努力工作，就可以成就一切，就能获得成功，实现自我的身份认同。
对于上述两种身份认同，白人工薪阶层曾在许多年里享受过双重福利：一是基于种族的特殊地位，二是整体经济增长带来的结果。随着歧视性做法的终结，得到官方保证的白人特权消失，但上涨的工资、不断改善的福利制度和新的教育机会发挥了弥补作用。绝大多数白人比他们的父辈更有钱、更成功，而且相信自己的孩子也会做得更加出色。然而，随着美国制造业和工业陷入衰落，白人工薪阶层的经济地位不断下降，他们发现不但自己的上升机会越来越少，而且自己曾经享有的机遇也不会落入下一代人手中。这种不断恶化的经济状况导致白人的优越感加速丧失，他们再也不能像从前那样从工作中获得“自致性”身份认同，因此他们转而投向“先赋性”身份认同，即从族群那里获得自尊，这又进一步导致了他们把自身的困境归咎于其他种族、宗教群体、甚至是一种概念，比如当前遭到很多人谴责的全球化。为此，这些白人选民开始支持强硬派领导者，希望他们为保护白人的“族群身份认同”与遏制因开放和多元文化带来的变化进程及传统价值观的消失开出药方。一言以蔽之，“瓦斯普”（WASP，信奉新教的盎格鲁－撒克逊白人）希望“美国恢复原样”，即那个“瓦斯普”主导民族、国家认同的那个时代。对于盎格鲁－撒克逊白人优越感的丧失及其引发的身份认同危机，特朗普显然是敏锐的觉察到了，他大力宣扬“本土主义”与“美国主义”，即强调把美国重新置于首位，美国人民将重回优先位置。特朗普的这些言论无非是要突出“他者”群体对“我们”的群体所造成的威胁与焦虑，美国面临的问题属性也多为“非美国”或“非本土”。为了解决“他者”带给美国的困恼，特朗普进而提出了在美墨边境筑隔离墙、退出多边贸易体系、把“激进伊斯兰主义”等同于恐怖主义、大规模驱逐非法移民、全面禁止穆斯林入境、加强“法律和秩序”应对内地城市犯罪活动等一系列主张，并提出了使美国“重新安全”“重新伟大”等口号。表面上看，特朗普的言论显得幼稚而极端，但从本质上讲，他的主张巧妙而准确地暗示了对重建白人至上或昔日白人特权的渴望，这类口号的吸引力对于经济状况不断恶化的白人来说显然是无法抗拒的。出口民调的调查结果显示，白人选民在此次总统大选中的占比达到了71%，他们当中有57%的人把选票投给了特朗普，而希拉里在白人中的得票率只有37%。[48]可以看出，特朗普的这些策略是相当成功的，“瓦斯普”中的中产阶层和蓝领阶层成为了他最坚定的支持者。
余论
概括地说，特朗普当选美国总统可谓是“乱中取胜”。所谓乱，主要是指美国近几年多呈乱象，民粹主义、反精英、反建制、反全球主义等各种思潮风起云涌，如乱花迷眼。但若仔细剖析各类思潮，仍能看出背后有一条潜流。这乱象中的潜流便是美国精神力量的衰落。如果将人们给予2016年大选的各种二元对立标签，如建制派对反建制派、真相对后真相、精英对大众、女权主义者对男性沙文主义者、进步主义对民粹主义、自由主义对保守主义、盎格鲁－新教文化的美国对多元文化美国、开放对封闭、全球化对反全球化、自由贸易对反自由贸易、最有经验的政客对最没经验的门外汉等，条分缕析，可以发现美国社会的分裂和对立均与美国精神力量衰落有密切的关系，故可视为美国精神力量衰落的不同表现形式。
美国精神力量的核心在于平衡侧重个人自由的“机会平等”与侧重社会公正的“结果平等”，而要处理好“机会平等”与“结果平等”的关系，前提是必须承认二者之间的相对性。因此，美国精神力量的核心就是要确立“机会平等”与“结果平等”之间相对的、动态的平衡，即当强调“机会平等”的放任自由主义走向极端时，就要由提倡“结果平等”的改良自由主义纠偏，反之亦然，二者相悖相成，缺一不可。正是在二者之间不断调整的过程中，美国的经济得以繁荣，社会得以进步。当前美国的结症恰恰在于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机会平等”与“结果平等”之间的逐步失衡。
随着“机会平等”与“结果平等”不断失衡，今天的美国陷入了价值观念空前的大失落与大混乱之中。美国的白人中产阶级与底层民众在过去与现在、前进与后退之间彷徨、挣扎、煎熬。这就是美国民众目前已经看到并感受到的“美国梦”衰落的大危机。这个危机之所以是大危机，是因为它不仅仅表现在政治的撕裂、经济的两极分化、社会阶层的固化等方面，而是表现为所谓“文化”核心之核心——“攀登上进”精神的持续消沉。此种精神力量的不断衰弱意味着美国人正在失去美国之所以为美国的美国性（Americaness），出现美国特性危机（American Identity Crisis）。美国不少有识之士早已经意识到这个问题，如保罗∙肯尼迪、小阿瑟∙施莱辛格、塞缪尔∙亨廷顿。不过在这些精英人士表达忧虑之时，美国众多盎格鲁—撒克逊白人并未采取实质性的行动，而是保持沉默。当忧虑日益加重、愤怒不断累积，这些白人中产阶层和蓝领阶层感觉愈加无法容忍，他们迫切需要一个机会释放自己的不满与愤懑。2016年美国大选恰好为他们提供了一个这样的时机。从选举结果看，白人中产阶层和蓝领阶层他们的反击行动取得了初步成效，但问题的关键在于他们能否重拾对“美国梦”的信心。重拾“美国梦”的信心，需要纠正新自由主义政策带来的诸多流弊，但新自由主义在过去的几十年中已经全面而系统地沁入到美国的政治、经济、社会等领域，且目前并未出现真正与之抗衡的意识形态，再加上美国人对以个人自由权利为核心的“机会平等”的推崇，可以预见，如果特朗普不能继往开来，建立上承新自由主义而下启新运的意识形态，美国将很难实现“机会平等”与“结果平等”的相对平衡，届时，特朗普能否兑现“让美国再次伟大”的诺言也将要打上一个大大的问号。
孔祥永：天津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讲师
李莉文：北京外国语大学美国研究中心教授
（本文责任编辑：李墨）
[①]本文为国家社科基金项目“中国企业在欧美发达国家并购投资中的风险防范研究”（14BGJ044）的阶段性成果。感谢《美国研究》匿名评审专家提出的修改意见。文中谬误之处，自应由作者负责。
[②]Seymour Martin Lipset, American Exceptionalism: A Double-Edged Sword(New York: W.W. Norton & Company, 1996), pp.18～19.
[③]费孝通：《美国人的性格》，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第2页。
[④] James Truslow Adams, The Epic of America (Washington D.C., Transaction Publishers, 2012), pp.214~215..
[⑤]Sandra Hanson and John White, The American Dream in the 21st Century (Philadelphia: Temple University Press, 2011), p.11.
[⑥]Nick Gass, "Poll: Half of Millennials Say the American Dream is Dead," available at:http://www.politico.com/story/2015/12/poll-millennials-american-dream-216632.
[⑦] Louis Hartz, The Liberal Tradition in America: An Interpretation of American Political Thought Since the Revolution (New York: Harcourt, Brace & World, Inc.,1955), p.59.
[⑧][美]理查德·霍夫施塔特：《美国政治传统及其缔造者》（崔永禄、王忠和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2年版，导言部分，第4-7页。
[⑨]刘杰：《当代美国政治》，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第317页。
[⑩][美]罗伯特·诺奇克：《无政府、国家与乌托邦》（何怀宏等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1年版，第1页。
[11][美]罗伯特∙诺奇克：《无政府、国家与乌托邦》，第156～159页。
[12][英]冯∙哈耶克：《民主向何处去？：哈耶克政治学、法学论文集》（邓正来译），北京∙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第171页。
[13][美]米尔顿∙弗里德曼：《资本主义与自由》（张瑞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8年版，第29页。
[14]Richard Hofstader,Social Darwinism in American Thought (Boston: Beacon Press, 1959), p.57.
[15]Herbert Hoover, "On American Individualism,"in An American Primer, 转引自钱满素：《美国自由主义的变迁》，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6年版，第101页。
[16]Richard Hofstader,Social Darwinism in American Thought, p.79.
[17][美]索尔斯坦∙维布伦：《有闲阶级论：关于制度的经济研究》（李华夏译），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12年版，第57～79页。
[18] Franklin D. Roosevelt, “Campaign Address at the Commonwealth Club, San Francisco (1932),”in Robert Issak ed., American Political Thinking: Readings from the Origins to the 21st Century (Beijing: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2004), pp.576～582.
[19][美]约翰∙罗尔斯：《正义论》，第97页。
[20]Jürgen Habermas, "Citizenship and National Identity," in Bart. van Steengergen ed., The Condition of Citizenship, (London, Sage Publications Ltd.，1994 ), p.31.
[21] Ronald Reagan, “Address to Congress (1981),”in Robert Issak ed., American Political Thinking: Readings from the Origins to the 21st Century, (Beijing: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2004), pp.808～816.
[22]Karl Polanyi, The Great Transformation: The Political and Economic Origins of Our Time (Boston: Beacon Press, 1957), p.139.
[23]Wolfgang Streeck, "The Crises of Democratic Capitalism," New Left Review, Vol.71, pp.55～29.
[24]David M. Kotz, "The Financial and Economic Crisis of 2008: A Systemic Crisis of Neoliberal Capitalism," Review of Radical Political Economics 2009, p. 206, available at : http://www.uk.sagepub.com/cleggstrategy/Kotz%20D%20M.pdf.
[25]The Financial Crisis Inquiry Commission, Financial Crisis Inquiry Report, January 2011, p. xviii, available at : http://www.gpo.gov/fdsys/pkg/GPO-FCIC/pdf/ GPO-FCIC.pdf.
[26]Thomas Piketty, Emmanuel Saez, “Income Inequality in the United States,”转引自[美]约瑟夫E.斯蒂格利茨：《不平等的代价》（张子源译），北京∙机械工业出版社，2014年版，第4页。
[27][英]迈克尔∙曼：《社会权力的来源：全球化（1945-2011）》（郭忠华、徐法寅、蒋文芳译），第四卷，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15年版，第417页。
[28]Joel Achenbach, "The Conservatives’'Cleansing' Movement: Some, Deploring GOP Missteps, See Adversity as a Chance to Get Back to Basics," Washington Post, March 1, 2009, A03.
[29]Stephen Moore, Wall Street Journal, February 7, 2012, available at: http://online.wsj.com/article/SB10001424052970204369404577206980068367936.html?mod=googlenews_wsj.
[30]Frank Newport, "Americans' Satisfaction with U.S. Direction Remains Low，" June 9, 2016, available at: http://www.gallup.com/poll/192374/americans-satisfaction-direction-remains-low.aspx.
[31]Pew Research Center,"Beyond Distrust: How Americans View Their Government," November 23, 2015, available at: http://www.people-press.org/2015/11/23/beyond-distrust-how-americans-view-their-government/.
[32]张兴祥：《“美国梦”衰落了吗？：奥巴马政府重建中产阶级基石的动员与举措》，载《国际政治研究》，2015年第3期，第12页。
[33]Pew Research Center, "The American Middle Class is Losing Ground," Dec.9, 2015, available at:http://www.pewsocialtrends.org/2015/12/09/the-american-middle-class-is-losing-ground/.
[34]周琪、付随鑫：《深度解析美国大选中的“特朗普现象”与“桑德斯现象”》，载《国际经济评论》，2016年第3期，第20页。
[35]Anthony P. Carnevale, Tamara Jayasundera and Artem Gulish, "Good Jobs are Back: College Students are First in Line," p.14, available at: https://cew.georgetown.edu/wp-content/uploads/Good-Jobs_Full_Final.pdf.
[36]Cole Stangler, "Americans are Angrier Than They were Last Year: New Poll," March 1, 2016, International Business Times, available at: http://www.ibtimes.com/americans-are-angrier-they-were-last-year-new-poll-2247260.
[37]Exit Polls, "Election 2016: National President," Nov, 23, 2016, available at: http://edition.cnn.com/election/results/exit-polls/national/president.
[38]Benjamin I. Page and Lawrence R. Jacobs, Class War: What Americans Really Think About Economic Inequality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2009), pp.85～87.
[39]Henry S. Farber and Bruce Western, "Ronald Reagan and the Polities of Declining Union Organization," British Journal of Industrial Relations Vol.40, Issue 3, 2002, pp.385～401.
[40][美]杰弗里∙贝瑞、克莱德∙威尔科克：《利益集团社会》（王明进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26页。
[41][美]雅各布∙哈克、保罗∙皮尔森：《赢者通吃的政治》（陈方仁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15年版，第178页。
[42][美]拉里∙M.巴特尔斯：《不平等的民主：新镀金时代的政治经济学分析》（方卿译），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12年版，第296页。
[43]American National Election Studies, "Trust in Government Index 1958~2012," available at: http://www.electionstudies.org/nesguide/toptable/tab5a_5.htm, "Trust the Federal Government 1958~2012," available at: http://www.electionstudies.org/nesguide/toptable/tab5a_1.htm.
[44]Humphrey Hawksley, "Capitalist Democracy's Left-Behinds Challenge the System," YaleGlobal, Aug. 2,2016, available at: http://yaleglobal.yale.edu/content/capitalist-democracy%E2%80%99s-left-behinds-challenge-system.
[45]Exit Polls, "Election 2016: National President," Nov. 23, 2016, available at: http://edition.cnn.com/election/results/exit-polls/national/president.
[46]Amanda Taub, "Behind 2016's Turmoil, a Crisis of White Identity," New York Times, Nov.1, 2016, available at: http://www.nytimes.com.
[47]Amanda Taub, "Behind 2016's Turmoil, a Crisis of White Identity," New York Times, Nov.1, 2016, available at: http://www.nytimes.com.
[48]Exit Polls, "Election 2016: National President," Nov. 23, 2016, available at: http://edition.cnn.com/election/results/exit-polls/national/presid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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