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6年2月9日星期一

为什么长辈会催婚?因为婚姻是中国当前的最低维度的社会保险制度

文/ELM

马上就到中国的春节了,不出意料的话,“催婚”会再次成为季节性社会热点话题:长辈催婚,小辈烦长辈催婚,而代表党媒声音的春节联欢晚会估计也会有相关主题的节目推出来。

和“全员催婚”的舆情相反,中国社会现实中的结婚率在近年连年走低,2024年结婚登记610.6万对,结婚率为 4.3%,创过去二十年新低。而且这个连年走低的趋势看不到反转的变化:

催婚的核心冲突点之一,就在于舆论在很多情况下,把“结婚vs不结婚”的冲突归结为观念问题:长辈催婚,是因为长辈的传统观念保守,儒家文化糟粕,家族主义残余,甚至是对女性的压迫等等(例如不少田园女权将步入中国式婚姻的女性称之为“婚驴”,认为这是对女性被压迫姿态的妥协)。——这些观念冲突,不能说都不存在,但为什么在传统观念日益式微、对女权的言论自由日益保护的当下,结婚率还在不断走低,这很可能说明还有更加根本的原因。

这个根本的原因,和“家庭”在中国社会中的角色定位是有直接的因果关联的,这也就是中国社会对“结婚”的态度和海外(包括香港)完全不一样的底层原因。“结婚”所组建的“家庭”在中国并不仅仅是可选的个人感情生活方式,而是社会制度的基础单元。中国社会的福利安排的落脚点是家庭,而不是个人。再说直白一点:脱离家庭的个人,所享受到的社会福利将断崖式下降。

例如,最常见的催婚“借口”是:“你不结婚不生娃,以后老了可怎么办?”很多拒绝催婚的年轻人对此不屑一顾:大不了我以后去养老院。——这就是对未来想得太美好了。中国现在的财政体系无法承担真正意义上的全民养老,基础养老金水平低,养老医疗保障差,政府对养老的统一口径是“9073”:90%的老人需要居家养老,7%的老人靠社区养老,3%的老人才能进入到养老院。而这3%的老人也是需要有相当的经济实力和监护人的,否则养老院都不一定愿意收留。换句话说,绝大多数中国人的养老问题需要靠家庭保障解决,生养孩子是真真切切的“养儿防老”(子女是否靠得住是“养”的问题,不是“生”的问题)。如果结婚率走低,生育率走低,那么90%以上的老人的居家养老就会失去稳定的照护来源,而政府财政又不可能承担这部分开支,“凄惨的晚年”将从笑谈成为现实。

其次,中国之所以能维持长期的“低福利优势”低人权优势”,原因在于家庭承担了这部分福利开支而没有体现在GDP统计中。包括女性对家庭的照护、亲代(隔代)对子代(孙代)的照护等等。育儿、家务、家庭组织,甚至包括情绪安抚等等。而稳定构建家庭这个福利单元的基础纽带就是婚姻。如果结婚率持续走低,意味着这部分成本将由个人、社会和政府财政承担,例如不少人呼吁提出的政府负担特定育儿费用。这意味着全社会的成本将显性化,这当然也包括个人生存成本。

第三,“家庭”是中国司法实践的出发点。例如,在司法实践中,对“强奸罪”的认定是相对宽松的,只要女方有确实证据证明性行为违反了自己的主观意愿,基本都会认定为强奸罪。但如果是“婚内强奸”,那么就很复杂了。司法还必须考察实施具体行为时婚姻关系是否处于正常状态(这个认定的弹性极大),在婚姻关系正常的情况下,丈夫是很难成为强奸犯罪主体的。——这就是说:中国司法是以“家庭”作为社会治理的基础单元,很多社会矛盾,其实是内化为家庭矛盾,降低了司法的治理压力和治理成本。如果家庭这个基础单元日渐式微、越来越多的个人以个体形态出现,那么越来越多个体间的纠纷就会表现在行政成本、司法成本、维稳成本和社会福利要求提高上面,这是中国当前国家财政未必能承担的。而国家财政从何而来?只可能是把负担转嫁给个人。

所以,在中国,“不结婚”可能不仅仅是老一辈的絮叨而已,而是老一辈亲身经历过的切身生存焦虑。现在正处在婚龄中的一两代人并没有经历过“分房要看结婚证”的时代,所以并没有这么深刻的体验。但是,中国并不是一个福利国家,中国的个体生存、生育福利、养老风险、女性安全等等,基本都是要由个体买单的。不结婚,意味着你需要自行支付承担这些社会保障。

所以,“结婚”在当下的中国社会,并不仅仅是个人生活、观念理念或个人情感的选择,而更多的时候是社会生活制度安排。

要想得到真正的“婚姻自主”,需要等到中国转型成为福利国家:由财政承担更多的福利责任、最大限度地剥离个体对家庭的依赖。——而这些,在中国财政收入2025年出现五年来首次降低1.7%的征兆下,很有可能遥遥无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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