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知道的，远比我们能说出来的多

文/孙立平

波兰尼悖论

在《为何AI爆火，经济却步履蹒跚（长文，讲座片段）》一文中，我们讲到Chad Jones的一个重要概念，“弱环节”（Weak Links）。他认为，日新月异的人工智能之所以直到今天没有能够带来经济的爆发式增长，就是由于这个弱环节的钳制。

有些读者朋友看完那篇文章之后说，这个弱环节太重要了，也是我们在未来要切实解决的问题。但怎么理解这个弱环节的概念？究竟指的是什么？希望我来继续讨论。

下面介绍的波兰尼悖论，可以从这方面加深对弱环节的理解。波兰尼悖论（Polanyi‘s Paradox）最核心的就是一句话：我们知道的，远比我们能说出来的多（We can know more than we can tell）。这句话也许是脱胎于古希腊哲学家柏拉图的一个著名的悖论：“你不可能去探寻你知道的东西，因为你已经知道了；你也不可能去探寻你不知道的东西，因为你甚至不知道自己要找什么。”所以，这句看似很简单的话实际上暗含着一个深刻的认识论困境，正因为如此，波兰尼那句看似简单的话被称为波兰尼悖论。

波兰尼悖论在今天的意义是什么呢？是可以给我们认识一个极其重要的问题提供一种启发。这个问题就是，人工智能的能力边界到底在哪里？究竟有什么东西是人能做到而人工智能做不到的？或者说，我们人类最终也不会被人工智能替代的能力是什么？说得更功利一点，我们现在的什么职业是不会被人工智能替代的？波兰尼悖论给人们的启示是，人类大量有价值的技能、直觉和判断力，是以“意会”（即我们通常说的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的形态存在的，它们构成了我们认知和行为的基础，却无法被清晰地表达和传递。换句话说，人工智能实现的只是人类可以清晰表述的显性知识的极致化运用。但这也就是人类智能与人工智能的边界，就是人工智能的天花板。

用MIT经济学家大卫·奥特（David Autor）的话来说：“如果你无法清晰描述它，就无法编程它；如果无法编程它，机器就无法实现它。”如果这样来想，问题是不是就清晰了许多？当然，在实际上，问题比这里说的还要复杂，因为最近人们发现，有的人工智能似乎有了绕过波兰尼悖论的能力。但今天我们说的不是这个，这个问题另文讨论。这个波兰尼是哪个波兰尼？那这个波兰尼是谁？这个波兰尼是迈克尔·波兰尼（Michael Polanyi）。查了一下他的资料：迈克尔·波兰尼（Michael Polanyi，1891-1976），英籍犹太裔物理化学家和哲学家，生于匈牙利布达佩斯，先后获医学博士与化学博士学位。早年从事X射线衍射研究，后转向哲学领域他的著作有两本被译成中文出版。一本是《个人知识》（贵州人民出版社2000年11月出版）；一本是论文选集《社会、经济和哲学》（商务印书馆2006年8月出版）。其中，《个人知识》是一部综合性的科学哲学和人文哲学巨著，作者从所谓"个人知识"展开论述，涉及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方面的广泛知识。同时，这本书在专业性论述之间，还插入了大量政论的内容。

犹太人，出生在匈牙利，名字叫波兰尼，而且作为一位物理化学家还对政治社会感兴趣，很多朋友现在已经知道了，这时我脑子里闪出的念头会是什么，对了，他与另一位波兰尼，卡尔·波兰尼（Karl Polanyi），有关系吗？是什么关系？因为对于我们搞社会科学的人来说，卡尔·波兰尼这个名字是再熟悉不过的了。我在退休前组织研究生读书会的时候，就专门读过他的《大转型》一书。相信现在读这篇文章的不少朋友都知道这本书。接着查资料，果然，迈克尔·波兰尼（Michael Polanyi）是卡尔·波兰尼（Karl Polanyi）的弟弟，亲弟弟。

他们生于匈牙利布达佩斯一个富裕的犹太知识分子家庭，童年的时候，兄弟二人亲密无间。科学技术的飞速发展，工业化进程的日新月异，社会矛盾的此起彼伏，形成了兄弟二人共同的社会关怀。但在进入成人之后，在观察视角、理论路径与价值立场上，兄弟二人却渐次走向鲜明的分野：兄长卡尔聚焦于经济与社会关系的变迁，努力解剖自由市场社会的乌托邦幻象。而弟弟迈克尔则热衷于探索人类认知的本质，探索知识的价值与自由秩序的真谛。

哥哥反对的，恰好是弟弟维护的。怎么来概括兄弟二人思想与立场的分歧呢？就用一个最俗套的办法吧，左与右。这样做确实不离谱。因为后来有的研究者甚至将兄弟二人的思想称之为两个对立阵营的代表。可以说，哥哥卡尔终其一生的学术主题是对自由市场的批判，而批判的理论基础，就是广为人知的嵌入性理论。在卡尔看来，在传统社会中，经济活动从未作为独立领域孤然存在，而是深深嵌入社会关系、宗教信仰与政治权力的经纬之中，服务于社会整合的整体目标，而非是个体物质利益的极致追逐。

然而，19世纪的工业革命打破了这份平衡，催生了经济从社会中“脱嵌”的历史性变革：市场不再是社会的附庸，反而凌驾于万物之上，成为支配社会运行的核心力量，构建起所谓“自我调节的市场体系”——这套体系宣称无需政府干预，仅凭自身的供需规律，便能实现资源的最优配置。卡尔认为，那实际上也是一种市场乌托邦。

所以，在卡尔·波兰尼的学术文献中，充斥着对米塞斯的批判，甚至可以说，他的整个思想体系就是在与米塞斯的直接对抗中形成的。相反，弟弟迈克尔则是哈耶克的密友和思想同道。甚至有人将其与哈耶克、波普尔并称为“20世纪最重要的三大思想家”。只不过因为他的学术活动主要在认知哲学的领域，因此他的学术成就在圈外较少为人所知。迈克尔的右或者自由主义立场是基于这样的一种认识论基础：他强调意会知识的重要性，反对对绝对理性的崇拜。在此认识论的基础上，迈克尔形成了他的自由秩序观。

他认为，人类社会的进步，本质上是从单中心的集权秩序，向多中心的自由秩序演进的过程。在经济领域，市场经济就是这种自由秩序的体现。1928年，迈克尔访问苏联，他亲眼目睹了其计划经济的僵化与弊端，回国后。迈克尔便给哥哥卡尔写了一封语气尖锐的长信，严厉批评他对苏联模式的“病态辩护”。哥哥卡尔则针锋相对地反击，警告迈克尔不要做“冷战的寄生虫”。他说，看了弟弟迈克尔的信，气得“感到血都要凝固了”。但总起来说，尽管兄弟二人在学术及政治立场上针锋相对，但这种立场的对立从未彻底冲淡兄弟间的情谊。

特别是到了晚年，兄弟二人的思想似乎在走向接近。这与两件事情不无关系。一件事情是，1951年，迈克尔收到芝加哥大学的聘书，准备赴美任教。但在办理签证的，足足等了11个月，最后被拒。原因是，1942年，迈克尔在英国做过一场关于“科学的自由”的讲座。事后知道，这个讲座的组织者具有某种政治背景。这本来是一场误会，但在当时的氛围中，他却被作为颠覆分子被拒签。另一件事是，卡尔·波兰尼的妻子伊洛娜·杜钦斯卡，是一位有着激进革命背景的知识分子和政治活动家。

上个世纪的40年代末50年代初，卡尔·波兰尼正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任教。他妻子在办理赴美签证的时候，也被美国根据《麦卡伦国内安全法》永久禁止入境。也许是经历了历史的洗礼，晚年的卡尔，在持续研究中逐渐认可市场在提升经济效率、优化资源配置中的重要作用，不再一味否定市场的价值，而是主张在市场与社会之间寻求动态平衡；晚年的迈克尔，也逐渐接纳政府在公共服务、环境保护、市场监管等领域的调节作用，不再一味排斥国家干预，而是认为政府的合理干预，能够为自由秩序的运行保驾护航。在卡尔晚年确诊癌症后，兄弟二人彻底放下了思想争论，迈克尔频繁探望，陪伴兄长走完最后一程，这份超越意识形态的手足之情，为二人的一生画上了温暖的句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