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不是做文章，不是绘画绣花……革命是暴动，是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暴烈的行动。”
——毛泽东《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
最近几年，中国社会出现了一种越来越危险的现象。四川青年为了八百块工资烧厂，湖南浏阳烟花企业发生特别重大爆炸事故，以及近两年间频繁出现的大型爆炸、爆燃、纵火、恶性报复企业事件。这些事情里，有些已经明确带有欠薪、劳资纠纷、个人报复背景；有些则被官方归入“安全生产事故”；还有一些，官方始终不公布真实原因。但问题在于：很多事情，即便官方不说，普通人其实也已经开始不太相信了。因为只要稍微在工厂体系里待过的人都知道，正常事故和“有问题”的事故，很多时候味道是不一样的。
当然，本文不是替官方调查下结论的。真正值得看的，其实是另一件事：为什么今天中国社会，会有越来越多人对“工厂被烧”“企业出事”“老板倒霉”这种事情，产生一种隐秘的爽感？为什么很多人嘴上不说，心里却会暗暗觉得：“早该治治这些资本家了。”而这种情绪，恰恰不是偶然出现的，它本身，就是共产党几十年历史叙事的产物。说白了，今天这些越来越危险的社会情绪，本质上就是共匪当年打出去的那一枪，绕了一大圈之后，终于重新命中了自己的眉心。
很多人其实没意识到，共匪从一开始，就不是一个现代法治意义上的政治组织，它更接近一种革命帮会。共匪早期为了解决自己吃饭的问题，经常干些抢劫、绑票之类的事情，这是直接从它们苏共爸爸那儿学的。史达林同志在改名史达林之前叫唆唆·磕巴，它开创式地发明创造了用抢银行和让女党员卖屄来解决革命经费的方式。中共早期好看的女的少，基本上都是些在乡下搞农会活动的乡村破鞋，大城市来的女学生数量稀少，主要领导们自己都不怎么够用，硬挤出来的少数几个女同志还得送去给李德、野坂参三这些共产国际金主爸爸操。再加上当时革命女青年虽然嘴上高喊着妇女解放，但是屄还是夹得挺紧、很封建，它们普遍只能为了爽或者进步才能打开腿。正所谓：花径不曾缘客扫，蓬门今始为党开。而卖屄既不爽也不进步，所以中共干不了大规模卖屄的买卖。
这里顺便补充一个关于女共匪搞钱的冷知识：它们经常会在改嫁之后，或者直接把自己的孩子卖掉。在各种回忆录和党史材料里都能看到类似的句子：“她忍痛卖掉了自己刚出生的孩子，为组织换取了一百块钱经费。”很多人看到这里，会觉得这不过是乱世里的极端现象。但问题在于：这些东西后来并没有真正消失，它们只是被国家机器重新包装了。为什么中国对于拐卖妇女儿童这种事情，长期以来量刑始终偏轻？为什么民间一次次呼吁加重处罚，最后往往都是高高举起，轻轻放下？因为这个体系骨子里，其实从来没有真正把妇女儿童视为不可侵犯的独立个体。它嘴上讲“妇女能顶半边天”，可一旦涉及现实治理，妇女儿童立刻又会被降格成维稳资源、家庭资源、地方资源，甚至某种灰色利益链的一部分。
器官移植相关的问题也是一样。来源模糊，监管模糊，统计模糊，法律模糊。你真要它彻底公开，它马上开始跟你讲“国家机密”“境外势力”“不要影响社会稳定”。因为共匪从诞生开始，就始终带着一种非常强烈的东西：组织利益高于人。在这种逻辑下，人是可以被工具化的。妇女可以，儿童可以，器官可以，劳动力可以，只要组织需要，一切都可以被重新定义。
而它最厉害的地方，就是特别擅长给这些脏东西换名字。抢劫不叫抢劫，叫筹款；绑票不叫绑票，叫革命工作；鸦片不叫鸦片，叫特货；谎言不叫谎言，叫宣传；屠杀不叫屠杀，叫镇压反革命；人口控制不叫人口控制，叫计划生育；强制劳动不叫强制劳动，叫劳动改造；社会性死亡不叫迫害，叫依法处理。
很多人对“特货”这个词不太熟悉。其实延安时期所谓的“特货”，本质上就是鸦片。共匪在根据地长期存在种植、运输、交易鸦片的问题，只不过它从来不直接说“鸦片”，而是统一称之为“特货”。这个词本身其实就特别有意思，因为它完美体现了共匪的一种核心能力：它从来不是消灭脏东西，它只是给脏东西换个名字。而“特货”这个词尤其阴。因为它既不直接说是什么，又能让组织内部所有人都知道是什么。它既完成了内部流通，又完成了道德切割。于是鸦片这种东西，一旦被改叫“特货”，好像立刻就不脏了。
这里还有一个很有意思的细节。共匪其实非常清楚鸦片这东西不体面，所以它从来不敢把这件事放进自己的神圣叙事里。张思德就是一个典型例子。官方说法里，张思德是烧炭时因炭窑崩塌而死，并由毛泽东写下《为人民服务》加以纪念。但长期以来也一直有另一种说法，认为张思德当时并不是单纯烧炭，而是在与“特货”有关的熬制过程中出事。这个说法是否能被官方档案彻底坐实，姑且不论；真正有意思的是，官方叙事必须把它固定成“烧炭”，而绝不可能把它说成“处理鸦片”。因为“为人民服务”可以建立圣徒，“熬鸦片”只能暴露生意。共匪当然知道鸦片是什么东西，也知道这东西一旦说破，所谓大生产运动、艰苦奋斗、人民军队的道德光环都会塌一块。所以它必须改名，必须遮蔽，必须把脏东西洗成干净故事。
而这个事情真正有意思的地方在于：它和今天中国很多事情，其实是一脉相承的。当年叫“特货”，今天叫“化工原料”“医药中间体”；以前是鸦片，后来是安非他命相关原料，再后来是芬太尼前体。名字换了，本质没变。只要能换外汇、能搞到钱、能维持体系运转，很多东西它其实根本不在乎。
但问题在于，一个单纯靠暴力、利益和组织纪律维持的集团，是很难长期统治大规模人口的。尤其是南昌暴动之后，共匪的人数迅速扩大，而且加入了大量职业军人，它开始面临一个所有武装集团都无法逃避的问题：怎么让一大群天天拿枪的年轻男人，愿意长期替你卖命？很多人其实没认真想过这个问题。因为“为什么而战”，往往比“吃饱饭”更重要。你要知道，军队这种东西，本质上就是一群年轻男人集中在一起，天天学怎么杀人、怎么服从命令。你如果不能给他们一个“值得去死”的理由，那他们很快就会开始思考另一个问题：老子凭什么不去抢？
于是，共匪逐渐发明出了一个更高级的东西：意识形态宗教化。注意，不是宣传，而是宗教化。它开始不再告诉你“你是在抢东西”，而是告诉你“你是在替穷人讨公道”；不再告诉你“你是在造反”，而是告诉你“你是在解放全人类”；甚至不再告诉你“你会死”，而是告诉你“你的死是有意义的”。这个东西厉害就厉害在，它能极大降低组织成本。原本你需要军饷、土地、女人、利益，才能让人卖命。现在你只需要不断重复几句口号，就能让很多年轻人自己产生一种“历史使命感”。
其实现在很多中共自己的宣传视频，已经把这种东西表现得非常直白了。尤其是涉及中小学生的那些“红色教育”视频，经常能看到一群孩子穿着红军时期的军装，道具包上写着“炸药包”，喊着口号，扮演什么“炸碉堡”“和敌人同归于尽”的角色。很多中国人对这种画面已经习以为常了，甚至觉得“热血”“爱国”“正能量”。但问题在于：一个正常现代社会，会不会把“自爆”“同归于尽”“炸敌人”这种东西，当成儿童教育的一部分？不会。因为现代社会的底层逻辑，是尽量让儿童远离暴力神圣化。而共产党恰恰相反，它长期以来一直在刻意把“暴力”“牺牲”“同归于尽”“消灭敌人”塑造成一种崇高行为，而且这种灌输，很多时候甚至是从小学阶段就开始了。
所以今天很多底层年轻人走向极端，并不一定是因为他们突然变坏了，而是因为共产党从小就在告诉他们：压迫者该死，同归于尽是英雄行为，抱着炸药包冲上去是光荣的。小时候，他们被教育去炸“碉堡”；长大以后，他们开始自己重新寻找“碉堡”。而在今天很多底层人眼里：工厂是碉堡，老板是碉堡，资本家是碉堡。这时候，他们甚至都不需要重新思考什么，因为那套东西，早就已经被刻进骨子里了。
前一段时间，还有一个我以前教过的学生联系我。这个人当年中途辍学去当兵，后来又重新上大学，学了法律，现在在当律师。一开始聊得还挺正常，一听说我在加拿大，他突然很认真地问我一句：“加拿大这种资本主义国家，难道就没有代表无产阶级的政党吗？”我当时都愣了一下。我说你疯了？一个现代民主国家里的政客，理论上代表的是自己选区大多数人的利益，或者公共利益。这里面有工人，有农民，有小商户，有手工业者，有知识分子，当然也包括你说的所谓“无产阶级”，同时也包括企业主、投资人和中产阶级。我说问题是：你们到底知不知道什么叫资本家？有多少钱算资本家？开个奶茶店算不算资本家？开个修车铺算不算资本家？家里有两套房算不算资本家？年收入五十万算不算资本家？
后来这个话题聊得很不愉快。最后我直接跟他说：“以后你也别跟别人说你是我学生，我是你老师什么的。你没从我这儿学到什么东西。课你可能是上了，但你根本没学会怎么思考。你要真喊我老师，我反而觉得挺惭愧的。”
这个事情后来我想了很久。最可怕的地方，其实不是他说错了什么，而是一个受过教育、学过法律、已经进入社会专业领域的人，脑子里居然还停留在“政党必须代表某个阶级”“资本主义国家应该有无产阶级政党”这种革命年代的叙事框架里。这说明共产党几十年的阶级叙事，已经不是普通宣传了，它已经变成了一种深入骨髓的世界观污染。
一个正常的、具有流动性的社会，其实天然会削弱很多极端情绪。你在一个社区待得不舒服，可以搬离这个社区；你在一家公司上班，觉得老板太烂，可以换一家公司；你在一个行业混不下去，可以尝试转行。哪怕你穷，哪怕你失败，至少你会觉得：人生还有别的出口。
可中国的问题恰恰在于，它表面上看起来像市场经济，实际上整个社会结构却越来越缺乏流动性。这里甚至还不只是所谓“阶层固化”那么简单，而是很多人的身份，从一开始其实就已经被半固定化了。户籍、编制、地域、家庭资源、体制身份，这些东西像钉子一样，把一个人牢牢钉在原地。
很多孩子年轻的时候意识不到这一点。他们小时候接受的是“努力改变命运”“奋斗就会成功”那一套叙事，于是拼命读书、考大学、考编、找工作。可等真正进入社会，被现实反复抽打之后，他们才会慢慢意识到：原来自己从来就不是什么“未来的中产”“未来的精英”。自己其实一直就是那个随时可以被替代、被压榨、被牺牲的底层劳动力，也就是共产党嘴里所谓的“无产阶级”。
问题在于，共产党又长期在用一种非常危险的方式教育这些人。它不断告诉他们：压迫是存在的，资本家是坏的，阶级斗争是正义的，暴力反抗是光荣的。于是，当一个人既失去了正常流动性，又逐渐开始用“压迫—被压迫”的方式理解社会的时候，很多东西就会开始发生变化。他不再把工厂理解成一个提供工作的地方，而会开始把它理解成“压迫自己的碉堡”；他不再把老板理解成普通经营者，而会开始把对方理解成“压迫者”。
我年轻时在看守所里见过一个河南人，是个盗杀耕牛的。具体是四十多头还是五十多头，我现在记不清了。当时我第一眼见他，觉得这个人身上有杀气。后来年纪大一点才明白，那未必是什么杀气，更像是一种彻底的漠视。因为他自己很清楚，盗杀耕牛做到那个数量，抓住以后基本就是死路一条。也就是说，他其实已经把自己看成一个暂时还活着的死人。
这种状态很可怕。不是因为他一定会天天喊打喊杀，而是因为正常人的很多约束，在他那里已经没有意义了。前途没有意义，名声没有意义，惩罚也没有意义。一个人一旦觉得自己反正已经没有未来了，他在行为上就很容易进入一种无底线状态。在看守所里他没有办法翻出什么天，是因为一个牢房里关着二三十个人，他很清楚自己打不赢，也出不去，所以只能维持一种隐忍状态下的沉默。可这种人如果被放回社会，手里又刚好有工具、有机会、有目标，那他的破坏力就完全是另一回事。
所以问题从来不是“底层人天然坏”，而是当一个社会一方面不断制造无路可走的人，另一方面又从小给他们灌输“同归于尽是英雄行为”“消灭压迫者是正义”的叙事，最后就一定会出现反噬。中共以为它可以永远垄断暴力解释权，以为只有自己能定义谁是敌人、谁是压迫者、谁应该被消灭。可它忘了，一旦这套逻辑被普通人学会，普通人也会自己重新定义敌人。
而共产党最恐惧的地方就在这里。因为如果它继续维持“反资本”“替穷人说话”这套叙事，它就会继续培养出这种底层暴力心理；但如果它停止这套叙事，它自己的历史合法性又会开始崩塌。于是最后，它只能不断维持一种荒诞状态：真正的问题不能讨论，真正的结构不能分析，真正的根源不能触碰。于是所有愤怒，就只能不断在最表层循环。最后，要么撞向无辜路人，要么烧向某个工厂，要么炸向某个企业，而那个真正制造这一切的东西，却永远躲在后面，继续扮演“人民保护者”。
这才是真正讽刺的地方。共产党当年为了夺取政权打出去的那一枪，几十年后，终于重新飞了回来，然后精准地命中了它自己的眉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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