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6年11月17日星期二

微语录精选 1117:藏私房钱最佳地点是股市


@我猜阳光正好:藏私房钱最佳地点:股市!别人找不到,自己也找不到…

@Gidol:家世和基因就是命,时代和经济周期就是运,住的城市和地理位置就是风水,利他人就是积功德。了解人性和社会就是见识,积极的心理暗示就是修心,爱干净爱笑就是好状态。找到人生榜样是立贤,保证心理健康是养生。 ​​​

@Gidol:人们通常把帮他解决问题的人叫恩人,把提醒他规避风险的人叫神经病,把提前告诉他预判的人叫乌鸦嘴。所以师不顺路,法不轻传,医不叩门,道不贱卖。 ​​​

@金陵上空的鹰:梁圣:怎么又算力不足了??
工程师:长对话太多,服务器扛不住了。
梁圣:都在研究什么高深的问题?
工程师:霸总追妻、病娇囚禁、ABO 生子、修仙双修……
梁圣:???我踏马造的是大模型,还是男模会所?? ​​​

@tombkeeper:如果收费教赚钱技巧的人所教的赚钱技巧真能赚钱那么他就会自己直接用这个技巧赚钱而不是通过教这个技巧来赚钱。

@一玶海岸:起点小说,你们看过没有?看过好多。
AI 脸的剧,你们看过没有?都快看吐了。
这俩组合起来,就成爆款了?
就问有没有可能,全是算法推荐的? ​​​
@寝取的史官:这问题我在微博也说过很多遍了,就拿游戏业来说,大部分玩家只是为了打发时间,并不在意玩什么,眼前有什么就玩什么。这就是为什么骗人的买量视频能大行其道的根本原因

@爱记仇的小熊猫:
慌啥子嘛 慢慢来
科技下山有银行爬上来
底会在 板会开
好股总会为你而等待

“西藏农奴制”中共民族宣传叙事里的弥天大谎

中共将每年3月28日定为“西藏百万农奴解放纪念日”,用作政治宣传的工具,并强迫境内藏人举行庆祝活动。许多藏人认为,这一纪念日正是针对流亡藏人每年3月10日纪念的“西藏抗暴日”而设立的。

尽管中共宣称在1959年之后废除了“农奴制”并实施了“民主改革”,但根据十世班禅的《七万言书》,所谓“改革”期间实际发生了严重的人权灾难:大量藏人被错抓、错判,多人在狱中丧命;大量藏传佛教寺院被毁,僧侣被迫还俗;有些地区甚至爆发了严重饥荒,许多藏人因断粮而悲惨饿死,这在西藏历史上前所未有。直到今天,中共不仅没有对这一历史浩劫进行反省,反而无耻地将这段黑暗历史粉饰为“解放西藏农奴”的光辉历程。

本文通过查阅历史文献,有理有据地揭露中共编造的弥天大谎,还原被掩盖的历史真相。

1、引言
如今提到西藏,许多人都持有这样的印象:“在黑暗的西藏旧社会大部分藏人都是农奴,是中国共产党和解放军进藏解放了百万被奴役的藏人。” 对中共统治有异议的藏人通常会面对这样的攻击:“你们是想回到旧西藏恢复农奴制吗?” 而年仅24岁就被迫流亡,毕生倡导慈悲与非暴力理念的达赖喇嘛尊者更是被抨击为“西藏最大的农奴主”…

这一切都离不开中共当局的反复灌输。根据中国国务院的发布:“在旧西藏,95%的藏族人民是世代农奴”,中共官媒人民日报更是宣称“解放农奴是世界人权史上的光辉篇章”。

然而,中共所宣传的一切真的有历史依据吗?


2、历史古籍遭篡改 百姓莫名变农奴
中共用以支撑“西藏农奴制”的主要历史证据来自于中共学者、中国社科院民族研究所所长牙含章的著作《达赖喇嘛传》。中共常常引用该书内容来支持自己对大藏区拥有统治权的立场。然而,前香港城市大学教授刘汉城经过大量查阅古籍与多方了解发现了其中偷梁换柱的破绽。


根据后来《圣武记》记载的雍正十一年(公元一七三三年)五世达赖报理藩院的数字,当时全藏黄教寺庙共三千四百七十七所,喇嘛三十一万六千二百三十人(其中属于达赖方面的寺庙为三千一百五十所,喇嘛三十万〇二千五百六十人,属于班禅方面的寺庙为三百二十七所,喇嘛一万三千六百七十人)。属于寺庙的农奴共为十二万八千一百九十户(其中属于班禅方面的农奴为六千七百五十二户),每户如以五口计,属于寺院方面的农奴共约六十四万余人。
来源:牙含章,《达赖喇嘛传》,人民出版社,1984.09,页31

据牙含章所言,他引用了清朝时期的作家魏源的著作《圣武记》(成书于1840-1850年间)作为对于西藏农奴的历史记录。然而,让我们看看《圣武记》中相对应的原文:

達賴喇嘛所轄⋯喇嘛三十萬二千五百有奇,百姓十有二萬千四百三十八戶。班禪所轄⋯喇嘛[一]萬有三千七百有奇,百姓六千七百五士二戶。據乾隆二年理潘院造册。
来源:魏源,《圣武记》卷5〈西藏后记〉,中华书局出版,页226

我们可以直观地看出,牙含章直接把清代史著中提及西藏部分的百姓二字直接篡改为了农奴。更可笑的是,牙含章在其书中写道:“雍正十一年(公元一七三三年)五世达赖报理藩院……” 任何熟知西藏历史的人都知道,五世达赖喇嘛早于公元1682年就去世了。

我们不得不感叹中共权威藏学家编造谎言的滑稽和拙劣。

在藏文中,“མི་སེར།(mi ser)”一词原意是表示百姓或者平民。许多人不知道的是,在中国人民解放军刚刚入侵西藏时起草的一封文书中,“人民解放军”中的“人民”一词就被翻译成了藏文单词 “མི་སེར།”。

后来中共为了合理化对西藏的统治,淡化自身外来侵略者的身份,把矛盾转移到藏人社会内部,刻意给这个原先表示平民百姓的单词新添加了“农奴”的政治化意涵。可以说,“农奴”一词是中共无中生有创造出来的政治概念。

3、旧西藏真正的社会结构是什么样的?

藏人的传统家园大藏区(བོད་ཆེན་པོ།)包含卫藏(དབུས་གཙང་།)、安多(ཨ་མདོ།)和康区(ཁམས།)三个区域。其中,安多和康区的多数藏人世代以游牧为生,又何来“农奴”之说?

在1959年之前,西藏(主要是卫藏地区)噶厦政府统治下的社会结构主要由三个群体组成,即普通平民(མི་སེར།)、贵族(སྒེར་པ།)和僧侣(གྲྭ་པ།)。普通民众可以进一步细分为农民(ཞིང་པ།)和牧民(འབྲོག་པ།)。在这些民众中,农民占60%,牧民占30%,手工业者占10%。当时西藏的土地分别归西藏政府、寺院和私人所有,没有土地的农民通过租种土地来维持生计。不论是称西藏的土地所有者为领主还是地主,其与租户的关系与当时中国的情况并无不同。租种土地的农民每年上缴的租赋,仅占年收成的2%至4%,若遇天灾,还可以免缴。从本质上来说,这就是地主和佃户的关系,这种关系曾在中国和欧洲的封建社会中普遍存在。不可否认佃农与地主之间的确存在阶级不平等,但这与中共宣传的“农奴是会说话的牲畜”风马牛不相及。

藏人作家安乐业指出,中共在描述所谓“西藏农奴制度”的文字里做了很多手脚,最典型的例子就是所谓“农奴阶层”全都是藏文音译而非意译,如平民的三大阶级:“差巴”、“堆穷”、“郎生”等,藏语中的“差巴”(ཁྲལ་པ།)是“纳税人”,“堆穷”(དུད་ཆུང།)是“小户农工”,“郎生”(ནང་གཟན།)是“家里雇工”, 他们有机会成为管家或贵族代理人,通过自身努力在这三种阶级间流动。中共把农民歪曲成“农奴”,实在是别有用心的文字游戏。按照中共的逻辑,汉地的农民在封建时代也一样都是“农奴”。

而现在藏文中表示农奴的词“བྲན་གཡོག”是从汉文中再造翻译的。藏语中的“བྲན་གཡོག”本意是(“小”仆人),引申为属民、地位低的仆人等, 根本不具有中共根据马克思社会历史阶段论提出的类似在旧俄国存在的农奴制等的意思。

拍摄于1942-1943年间(中共入侵之前)的照片,照片上是几位藏人平民手工业者

拍摄于1942-1943年间的照片,主人公是藏人女性农民和牧民

4、对比中国清朝的奴隶制
许多人已经遗忘这段真实的历史——一百多年前的清王朝时期的中国真实且广泛存在的奴隶制。

官修法典《大清律例》中有明文规定对奴婢的处置:

①凡奴婢殴家长者,有伤无伤,预殴之奴婢,不分首从,皆斩。杀者,故杀、殴杀,预殴之奴婢不分首从,皆凌迟处死,过失杀者,绞,监候。

②凡汉人家生奴仆,印契所买奴仆,…或婢女招配生有子息者,俱系家奴,世世子孙永远服役。婚配俱由家主。
来源:《大清律例·刑律·斗殴下》

翻译成现代文:1. 凡是奴婢殴打家长的,不论是否造成伤害,预先参与殴打的奴婢,无论是主谋还是从犯,都要被斩首。若是奴婢杀死家长,不论是故意杀害、殴打致死,还是预先参与殴打的奴婢,无论是主谋还是从犯,都要被处以凌迟(千刀万剐)之刑。因过失而杀死家长的,处以绞刑,并监禁一段时间后再执行。

2. 凡是汉人家里生的奴仆,或者是通过契约买来的奴仆,或者是婢女招配(嫁给)后生下的子女,全部都属于家里的奴仆,他们的子孙后代世世代代都要永远为家主服役。婚姻配偶都由家主决定。

可见清朝政府制定了关于奴隶制度的明确法律条文。然而西藏历史上没有任何这样的法令明确规定“农奴制”。通过查阅古籍我们可以发现,中国清代和民国的史著也没有一字提及西藏农奴。

这更加证明西藏农奴制是中共占领西藏之后才无中生有编造出来的概念。


5、对比中国古代的酷刑

中共在宣传中大肆渲染西藏农奴酷刑,然而这些酷刑真的全都是西藏本有的吗?

藏人作家唯色(འོད་ཟེར།)在一次访问中,驳斥了中国官方有关“野蛮封建农奴制”的宣传(一成不变地由理论上曾经在西藏使用的刑具,比如站笼、脚铐、脖子枷、用于挖眼睛的石头帽和尖刀等展览所“证明”),她说:“西藏一些最残忍的刑具,都是当时的驻藏大臣从中国带过去的。”比如用于限制犯人行动的“木枷”,在西藏它被恰如其分地称为རྒྱ་སྒོ།,意为“中国门”,广为驻藏的清廷官员所使用。另外一种叫做“拶指”,也就是夹手指的刑具,也是由中国引进至西藏的处罚,我们在中国明朝关于此类物品的一本图解要略里可以看到同样的拶指工具。


中共在西藏百万农奴解放纪念馆中展出的很多诸如此类的刑具,很多其实都出自古代中国人自己的发明。

当然,就如很多同一时期等级森严的封建社会一样,西藏本土曾经也确实存在过严酷的刑罚,但我们要明确一个国家有无酷刑和有无奴隶制是两回事,并且在20世纪初,许多藏人精英就已经有了变革体制的意愿。我们不能脱离历史背景去评价一个社会的制度是否先进。在1910年代,十三世达赖喇嘛开始了现代化改革、着手变法,他从英国引入了司法制度,修改了旧有的刑法,并推行于西藏全境,废除了死刑并减少了肉体刑罚。这是一次源于藏民族内部精英主导的制度更新和现代化改革,而现在中共在大肆渲染旧西藏的落后时,常常对上世纪藏人做出现代化改革的这段历史避而不谈。

中共展出的“西藏酷刑刑具”原型出自明朝的一本图解

6、中共编造农奴制谎言的居心何在?——假借“解放”之名义的殖民
其实,中共解放军最初进军侵略西藏时承诺要“维持西藏现有的社会阶级”,共同打倒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势力,根本没有提及“解放农奴”。中共政府接管西藏后的前几年也保留了当地贵族对农民的权利。

在1959年,各地区各阶层的藏人都不满中共统治,由此爆发了西藏抗暴运动并遭到中共武力镇压,导致了达赖喇嘛流亡印度。在那之后,中共为了找到合理的借口殖民统治西藏,这才凭空捏造出了“农奴制”这个政治概念。如此一则是把藏人社会面临的矛盾由外来侵略转为了内部阶级斗争,让阶级矛盾超越民族矛盾,鼓动藏人之间互相批斗,由此坐收渔利,巩固了自己对西藏的统治。二则是中共通过把旧西藏妖魔化为黑暗、野蛮、落后的“人间地狱”,丑化西藏在国际上的形象,以此来合理化对藏区的强迫改造和对藏文化的打压与灭绝。

藏学家达瓦诺布教授在自传《红星照耀西藏》表示,“农奴”等观念对中老年藏人来说,是完全陌生的。在萨迦县进行“三反双减运动”(反叛乱、反乌拉、反封建制度,减租、减息)时,一位汉人问一位老妇人:“三大农奴主是谁?”因为她从来没有听过“农奴主”这个词,她回答:“党”。年轻藏人学会“诅咒旧社会,赞美新社
会”的诀窍后,就能应付政治运动。

7、“农奴制”不是侵略的理由!真正改革的选择权应该在藏人手里
前文提到清朝时期的中国有过明文规定的奴隶制,同时还存在凌迟等酷刑和裹小脚、溺死女婴这样压迫女性的陋习,按照中共的逻辑,中国解放军进藏解放农奴是出于正义,那么英、法等国是否也有权进军“解放”大清呢?(注:晚清鸦片战争时英、法已经废除奴隶制度。)

然而,无论彼此的文明发展如何,一个民族假借“解放”之名去侵略和殖民另一个民族都是不道德的。

藏人不需要外来的民族去解放或是拯救他们。几乎全部由汉人领导支配的共产党凭什么把自己摆在藏人(以及其他少数民族)的救世主的位置上?把别的民族描述成野蛮落后、不开化的蛮夷之类,因此需要另一个更“先进文明”的民族去解救他们,这本身就是一种傲慢的民族沙文主义。话说回来,同世界上任何一个社会一样,西藏社会绝对不是完美的,旧西藏制度确实有与现代化不相容之处,但那也应该由藏人自己做决定去改革它——像前文提到20世纪初西藏政府已经开始了现代化改革——由不着别的民族替他们做主。 

为什么现在的人不爱接电话了


答主丨吃螺蛳粉被打

中国将是全球第一个集体戒掉电话的国家:陌生号码不接,座机不接,外地号码不接,本地陌生号码也不接;不但不接,还会顺手标记成骚扰电话。

表面看,这是几亿人形成了一种默契的民间公约;本质上,是在制度的纵容和协助下,电话的社会信用被透支了。

过去电话代表「有人找你」,现在电话首先意味着「可能有推销、诈骗、催收、骚扰或麻烦」。

我试图回答一个看似简单的问题:一个拥有全球最大移动通信用户群体的国家,为什么集体选择了「不接电话」?

01 现象描摹:一场静默的集体行动

如果你问任何一个在中国生活的人「最近一周接了几个陌生电话」,大多数人会给你一个数字,通常是五个以上。

如果你接着问「接了几个」,答案往往是零。这不是某个年龄段、某个阶层、某个地域的习惯,而是一种跨越了几乎一切社会分层边界的普遍行为模式。

一个典型的中国智能手机用户在 2024 年的日常是这样的:

手机常年处于静音或震动状态;来电显示为陌生号码时,先看号码归属地,再等两三秒看系统是否自动标注「骚扰电话」「诈骗电话」「推销」等标签;如果号码既无标注又看起来不像正经电话,就让它响完;如果对方坚持打第二遍,可能会接,但第一句话一定是防御性的「喂?」—— 语气里充满警惕和不愿意。

如果把全中国几亿人不接陌生电话这件事看作一场社会运动,那么它的规模、速度和深度,放在全球范围内都是罕见的。

02 溯源:电话信用的坍塌史

要理解今天的局面,必须回到二十年前。

2000 年代初,中国移动通信市场爆发式增长。彼时的电话,是稀缺资源和社会地位的象征。「大哥大」就不用说了,就连普通手机,也是一个家庭的重要资产。在这个阶段,电话的「信用密度」极高 —— 几乎每一通来电都来自认识的人,或者至少是有正当事由的陌生人。

转折点大约出现在 2010 年前后。三个因素的叠加效应,开始系统性侵蚀电话的社会信用:

第一个因素是实名制的滞后和虚商卡的泛滥。 中国的电话号码实名制直到 2013 年才开始全面推行,而且在实际操作中,长期存在大量漏洞。

170/171 号段在 2013 年工信部发放移动通信转售业务牌照后大量投入使用,这些「虚拟运营商」号段很快成为骚扰电话和电信诈骗的重灾区。因为虚商的监管相对宽松,开卡成本低,追踪难度大,犯罪分子几乎可以零成本地批量获取和使用号码。

第二个因素是大数据营销产业的野蛮生长。 2010 年代是中国互联网和移动互联网的黄金十年,也是数据隐私保护极度薄弱的十年。房地产中介、教育培训机构、金融贷款公司、医美机构、装修公司…… 几乎所有面向 C 端的行业,都建立起了基于电话营销的获客体系。

用户的数据:姓名、电话号码、购房记录、浏览行为、消费偏好 —— 在一个个数据贩子的手中流转,形成了庞大的地下数据交易市场。一个房主可能在同一周内接到来自不同中介公司的二十通电话,而他自己完全不知道自己的信息是从哪个环节泄露的。

第三个因素是电信诈骗的产业化升级。 如果电话营销只是让人烦躁,那么电信诈骗则是让人恐惧。从早期的「猜猜我是谁」,到中期的「你的孩子出车祸了」,再到后期的「冒充公检法」「精准网贷诈骗」「杀猪盘」,诈骗手法不断升级,被骗金额不断刷新纪录。尤其是 2016 年徐玉玉案 —— 一个刚刚考上大学的山东女孩,因为被诈骗电话骗走 9900 元学费后心脏骤停去世 —— 让全社会第一次真正意识到电信诈骗可以有多恶劣。这个案件成为一个标志性的转折点:在此之前,人们只是对骚扰电话感到厌烦;在此之后,人们开始对陌生电话感到恐惧。

这三个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是:电话这个通信工具的社会信用,被不可逆转地透支了。它从「可信渠道」变成了「不可信渠道」,而且这种转变一旦发生,就很难逆转。

03 制度纵容:当监管形成「负向激励」

如果说骚扰电话和诈骗电话的泛滥是「病症」,那么制度层面的问题就是「病因」。

首先,运营商的利益结构与骚扰电话存在天然的亲和性。 中国移动、中国联通、中国电信三大运营商的主要收入来源之一就是通信服务费。每一条短信、每一通电话、每一条彩信,对运营商而言都是收入。在很长一段时间里,运营商缺乏足够的动力去整治骚扰电话,因为这意味着减少收入。

直到近年来,在巨大的舆论压力和监管要求下,运营商才开始建立骚扰电话拦截系统。但这种拦截始终处于一种「你说它有吧,不太管用;你说它没有吧,确实又有点用」的尴尬状态。高频外呼号码确实容易被拦截,但营销公司很快就学会了「低频多号」策略 —— 用大量不同的号码,每个号码只打少量电话,来规避拦截系统。这是一场永无止境的猫鼠游戏。

其次,监管的碎片化和滞后性使得治理成本远高于违规成本。 骚扰电话的治理涉及工信部、公安部、市场监管总局、银保监会等多个部门。不同部门的职责划分并不清晰,信息共享机制也不完善。一个跨省作案的诈骗团伙,可能需要多个省份、多个部门的协调才能查处,而查处过程中常常出现管辖权争议和推诿。

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违规者的成本极低。批量购买电话号码的成本几乎为零;使用网络电话(VoIP)或改号软件,可以随意伪造来电显示;一旦号码被举报和标记,换一个新号码的成本不过几十块钱。在这种「抓人难、处罚轻、违法成本低」的制度环境下,骚扰电话和诈骗电话就像野草一样,割了一茬又长一茬。

第三,个人信息保护的立法长期缺位。 《个人信息保护法》直到 2021 年 11 月 1 日才正式施行。在此之前,中国没有一部专门针对个人信息保护的法律。企业和机构收集、使用、出售用户个人信息长期处于一种无法可依的状态。即使《个人信息保护法》实施后,执法力度和司法实践仍在逐步建立中。大量用户的信息已经被泄露并在黑市上流转,这些「存量数据」的追查和清理几乎是不可完成的任务。

第四,更为微妙的问题是「制度性骚扰」的合法化。 某些机构和企业在法律框架内获取用户的电话号码后,进行的营销行为实际上处于合法与非法的灰色地带。银行推广理财产品、保险公司推销新险种、运营商推荐升级套餐 —— 这些行为在形式上「合规」,但在实质上与骚扰电话无异。用户在这些场合往往没有真正的拒绝权:要么接受营销电话,要么放弃服务。而监管机构对这些「合法骚扰」往往采取了宽容甚至默许的态度。

正是这种制度层面的纵容,使得骚扰电话不仅没有在萌芽阶段被遏制,反而在制度的缝隙中不断生长、繁衍和进化,最终将电话渠道变成了一个「数字雷区」。

04 「标记骚扰电话」:民间自组织的防御体系

面对制度的失灵,中国的手机用户没有等待,而是自发地建立了一套防御体系。这就是我们今天熟悉的「骚扰电话标记」系统。

这套系统的工作原理很简单:当一个号码被足够多的用户标记为「骚扰电话」「推销」「诈骗」等类别后,后续接到该号码来电的用户就会在屏幕上看到相应的警告标签。表面上看,这是一个技术功能;但实际上,它是一套基于众包的社会治理机制。

这个机制有几个值得深思的特征:

第一,它实现了「零成本的身份识别」。 「标记系统」绕过了官方的身份认证体系,由民间自行建立了一个基于集体判断的「信用档案」。这个档案不依赖任何中心化权威,而是基于分布式节点的聚合判断。

第二,它创造了一种「数字公共品」。 每一个用户的每一次标记,都是在为其他用户提供公共服务。标记的人越多,系统越准确,对所有人的价值越大。从这个意义上说,「骚扰电话标记」体现了中国人在数字空间中的一种朴素的公共精神。

第三,它改变了权力的分配。 在过去,谁拥有用户的电话号码,谁就拥有联系用户的权力。而现在,这个权力被「标记系统」部分地收回了。一个被反复标记为「推销」的号码,在拨出电话的那一瞬间就已经被「预判」了。这意味着骚扰者失去了「匿名发起接触」的优势。在标记系统的保护下,接听者实际上获得了一种「提前筛查」的能力。

第四,但也要看到它的局限性。 标记系统本质上是防御性的,而不是进攻性的。它可以减少骚扰电话带来的伤害,但无法从根本上消除骚扰电话。更重要的是,标记系统的准确性依赖于用户参与的充分性,因此可能会出现误报和漏报。一个中小企业的真实业务电话,可能会因为偶发的误标记而被打上「骚扰」的标签,从而失去与潜在客户的联系机会。这正是「信任崩塌」的代价 —— 当系统默认不信任所有人时,无辜者也会受到牵连。

05 社会心理:从「期待铃声」到「来电焦虑」

电话的社会信用坍塌,在个体心理层面引发了一系列深刻的变化。

「来电焦虑」(Phone Call Anxiety) 这个在西方语境中主要用于描述年轻人面对电话时的紧张情绪的概念,在中国获得了一个完全不同的内涵。在西方,「来电焦虑」更多源于对同步沟通本身的抗拒 —— 打字比说话更可控,文字比语气更安全。但在中国,「来电焦虑」的核心驱动因素是风险认知 —— 每一通陌生来电都可能是一个陷阱。

这种风险认知不是凭空产生的。它是数百万条诈骗新闻、数千万次骚扰体验和数亿次社区警示共同塑造的集体记忆。当一个中国人看到一个陌生号码时,他的大脑中激活的不是好奇,而是一系列负面联想。

「防御性拒接」的心理成本其实并不低。 虽然不接陌生电话在操作上只是一秒钟的事情,但它在心理上制造了一种持续的紧张状态。长期累积下来,这种「低强度、高频率」的心理负担,实际上构成了某种形式的慢性压力。

更重要的是,这种行为改变了人们的社交预期。 一位面试官给候选人打电话通知面试结果,如果对方不接陌生电话,怎么办?一位医生需要紧急联系患者家属,如果对方不接陌生电话,怎么办?一位老朋友的手机丢了,用别人的电话打给你,你不接,怎么办?

这些场景在三十年前几乎不存在,在十年前还比较罕见,而在今天已经成为普遍性的社交困境。人们开始期待别人「有事先发微信」,开始约定「如果不接电话就发个消息」,开始默认「陌生来电 = 不需要接」—— 这些约定既是对现实的适应,也改变了人际沟通的基本模式。

06 后果:被切断的「弱连接」与公共生活的原子化

全民拒接陌生电话的社会后果,远不止于「不方便」或「烦躁」。它可能正在深刻地改变中国社会的连接方式。

电话曾经是弱连接最重要的载体之一。一个猎头打电话给你介绍一个新机会;一个老同学打电话邀请你参加聚会;一个陌生人打电话咨询你的专业服务;一个社区志愿者打电话通知你参加活动 —— 这些都是通过电话实现的弱连接。

但现在,这个载体正在被破坏。

当人们系统性拒接陌生来电时,他们切断的不只是骚扰电话,还有那些来自「弱连接」的正常联系。一个独立摄影师无法通过电话回应咨询者;一个社区组织者无法通过电话联系新搬来的邻居。这些正常的、有益的社会连接,成为了信任坍塌的「附带损失」。

更深层的问题在于,这种「切断」对不同群体的影响是不平等的。拥有强大社交网络的人 —— 那些有大量微信好友、在各种群里活跃、人脉广泛的人 —— 几乎不受影响。他们的信息获取和社会连接可以通过微信、朋友圈、群聊等渠道维持。

但那些社交网络较弱的人 —— 独居老人、新进城务工人员、性格内向的人 —— 则可能因为电话渠道的失效而进一步被社会孤立。

这种不平等也体现在代际维度上。老年人更依赖电话作为沟通工具 —— 他们使用微信和其他社交应用的程度低于年轻人。当他们也开始拒接陌生电话时,他们实际上无法像年轻人那样方便地切换到替代渠道。一个独居老人不接陌生电话,可能错过的不是推销电话,而是社区医院的通知、志愿者的问候或邻居的求助。

从更宏观的视角看,「全民拒接陌生电话」可能导致公共生活的「原子化」—— 个体之间的随机、偶发但有益的联系减少了,每个人都被锁定在自己既有的社交圈子内。这种趋势如果持续下去,可能会悄然改变社会的「连接密度」和「机会流动性」。

06 这不只是电话问题

让我们回到引言中提出的核心命题:当一个通信工具不再默认承载信任,而是默认触发防御,它就不再只是技术问题,而是社会信任结构变化的切口。

电话的「信用崩塌」不是孤立发生的。它是中国社会在快速现代化和数字化过程中出现的诸多「信任赤字」现象中的一个侧面。类似的逻辑也出现在其他领域:

人们对陌生人的求助不再伸出援手,因为「碰瓷」的故事已经深入人心;

人们对食品标签上的成分表充满怀疑,因为食品安全丑闻反复上演;

人们对网络上的信息不再轻易相信,因为谣言和虚假信息无处不在;

这些现象的共同逻辑是:当一个社会中的某些行为者(无论是个人还是机构)反复利用社会信任来实现自己的利益,而制度又没有及时有效地制止和惩戒这种行为时,社会信任就会被体系性地透支。而这种透支一旦发生,修复的代价是极其巨大的。

从制度经济学的角度看,社会信任是一种「公共资本」。它降低了社会交易的成本。在高信任社会中,人们不需要花费大量资源来验证信息、防范欺诈和执行契约。但社会信任一旦被侵蚀,社会的整体交易成本就会上升。

从这个意义上说,「全民拒接陌生电话」不仅仅是通信领域的一个现象,它是对一个更广泛问题的隐喻:当一个社会的基础信任结构受到侵蚀时,人们会本能地收缩信任范围,建立防御性行为模式。

07 结语:重建信任的可能路径

「全民拒接陌生电话」是一个已经发生的事实,而不是一个可以选择是否接受的政策选项。

真正值得追问的是:这个趋势是可逆的吗?如果是,需要什么样的条件?

从目前的情况看,短期内的完全逆转是不现实的。电话的社会信用已经被深度透支,修复过程必然是漫长而艰难的。但这不意味着我们只能接受现状。有几个方向可能是重建电话信任的关键:

第一,技术防线的强化。 骚扰电话的拦截技术需要从「被动标记」向「主动识别」转变。利用 AI 和大数据技术,在骚扰电话拨出之前就进行识别和拦截,而不是等它响了才让用户自己做判断。

第二,制度激励的重新设计。 需要让骚扰电话的发起者承担与其行为的社会成本相匹配的经济后果。这意味着更严厉的罚款、更快的执法响应、更低的举报门槛。

第三,替代渠道的培育。 既然电话渠道已经不可信,社会需要建立新的「可信接触」基础设施。企业客服从电话转向在线即时通讯和智能客服,是一个已经在发生的趋势。但更重要的是,需要确保所有社会成员 —— 特别是老年人和弱势群体 —— 都能平等地使用这些替代渠道。

第四,社会信任的体系修复。 这是最根本但也最困难的一环。电话的信用崩塌只是社会信任体系受损的一个表征。修复社会信任,需要的不仅是反诈骗和反骚扰,而是整个制度环境对「信任」这一公共品的系统性保护。这涉及法治建设、市场监管、企业伦理、公民教育等多个维度,不可能一蹴而就。

但有一点是确定的:当一个社会的几亿人不约而同地选择了「不接陌生电话」,这不应该是被嘲笑为「过度谨慎」或「被迫害妄想」的行为。

它是对制度失灵的一种集体回应,是对信任被透支的一种本能防御。理解这种行为的深层原因,正视它背后的制度缺陷,才可能找到重建通信信任,乃至重建社会信任的出发点。

电话曾经让世界变小,让人们更近。我们失去的,远不止一个通信功能的便利。

当电话铃声再次响起时,我们希望它不是警报,而是问候。

来源:知乎日报

全球股、债、金、比特币全在下跌,一场席卷全球的金融风暴真的要来了吗?


@枫冷慕诗:全球股、债、金、比特币全在下跌,一场席卷全球的金融风暴真的要来了吗?你看看现在全球金融市场发生的事情,简直是匪夷所思。

首先是美国科技股持续暴跌,从 10 月初至今,美股的 AI 和芯片股市值合计蒸发了近 6 万亿,相当于跌没了整个德国的 GDP。

然后是比特币的快速贬值,从 10 月下旬开始,只用了短短 20 天时间,比特币就从 8 万美元 / 枚跌到了现在的 6.4 万美元附近,全球所有加密货币市场,一个月时间原地蒸发了超 8000 亿美元的财富。

如果说科技股和比特币的下跌尚且还符合大家的预期,那黄金的避险属性失灵就彻底超出了很多人的认知,前两天黄金价格跌破了 3900 美元 / 盎司,国际金价一夜回到了 1 年之前,很多人省吃俭用买黄金想着给自己最后的托底,结果钱没赚到,竟然还亏损了大量的本金。

看到这种魔幻的事情接连发生,很多人就都在担心一个问题 —— 是不是金融危机真的要来了?今天我们就深挖一下股、债、金、币四大市场同步失衡背后的秘密。

首先跟大家说一下为什么会出现这场危机,你别看美国这两年经济形势似乎还可以,其实有三颗大雷早就埋在了水底。

第一颗大雷是 AI 泡沫已经来到了破灭的边缘。

全世界都知道美国的经济出了问题,之所以现在他们还能维持一个表面繁荣的景象,是因为大家都在赌,AI 革命能带来大量的财富增量,从而带领美国走出经济增长乏力的困局,可是 10 月底的时候,英特尔的财报彻底击碎了这个幻想,根据英特尔自己的预估,他们 2026 年第四季度预计只能赚 150-160 亿美元附近,低于华尔街预估的 170 亿美元。

当然,最夸张的还不是这个整体营收不及预期,你再来看看英特尔股票的收益预估,市场判断,他们一股可以赚 43 美分,结果英特尔非常没底气的告诉所有人,不好意思,我们可能只能赚 25 美分附近,最夸张的是,英特尔的老板还特意站出来补充了一句:不是今年第四季度这么难,是一直到明年上半年估计都这么难。

消息传出,华尔街瞬间炸了,美国科技股也跟着崩了,至于原因其实也非常简单,以前美国科技股为什么能一直涨?因为大家相信只要加码 AI 就一定能赚大钱,所以大家才砸了几千亿美元去建数据中心、买芯片、迭代大模型,可结果呢?几千亿美元的资金已经砸了下去,结果现在业内的龙头企业却直接告诉所有人:不好意思,AI 并不能带我们赚大钱,想回本现在都是一个大问题。

当 AI 能带领大家走向一个美好的未来,这样的故事讲不下去时,全球的资金就会从科技股里面集体出逃,这就是美股蒸发几万亿财富的真正原因。

我知道有人要说了,美股会崩符合我的预期,可为什么黄金也会跟着崩盘呢?原因非常简单,就跟买房一样,全球很多机构和散户买股票其实也是加了杠杆的,加杠杆,就必然会有抵押物,所以当美国科技股持续暴跌的时候,很多人押在券商那里的抵押物就不够了,为了规避风险,券商就会给所有人发出最后的通知:要么追加保证金,要么给你强制平仓。

很多机构肯定不愿意直接爆仓,所以他们就只能快速变卖手上的资产来换取现金,然后再拿着现金去堵上股市的窟窿,那现在最容易变现的资产是什么呢?答案是黄金!

所以不是黄金不值钱了,而是持有黄金的人现在需要大量的现金去堵窟窿,这才出现了一股黄金的抛售潮,而黄金这个东西大家也清楚,当大机构开始跑,价格开始下跌的时候,就会出现情绪恐慌,大家都担心自己被套了山顶,于是就跟风抛售,于是越卖越跌,越跌越卖,金价就进入到了一个持续下跌的恶性循环,这就是为什么黄金会跟着美股一起跌的真正原因。

明白了股市和金价下跌的原因,我们再来看第二颗大雷,美债和利率。

你知道现在美债的收益率已经飚到了多少吗?答案是 5.1%,大家都清楚,美债收益率越高,就意味着美债的价格越低,这是一个常识性的问题,而美联储其实非常害怕美债持续处于高位。

原因非常简单,因为当美债的收益率长期处于高位的时候,美国的那些科技公司想要发债借钱,就必须拿出更高的成本,比如说美债是 5.1% 的收益,那美国科技公司发债就必须给到 8% 甚至是 9% 的利息,否则大家宁可去选美债,也不愿意选一个高风险的科技公司。

当借新钱的成本居高不下的时候,那些靠烧钱搞 AI 的公司,就会出现资金链断裂的危机,为什么美国科技公司会出现大规模的裁员?就是因为投入 AI 的资金需要从人力成本这里挤出来,一旦他们这样玩,那就会一步步传到了就业、股市等其他领域,然后引发一系列的连锁反应。

还有高利率这件事,美联储在今年 9 月已经加过一次息了,根据市场的押注,12 月份,美联储再度加息的概率几乎就是 100%,一年之内两次加息,2027 年可能还会继续加息,当这样的预期形成,就会压制黄金的涨势,原因很简单,因为我们把钱存在银行里一年可以无风险的拿到 5% 的利息,既然如此,那谁还会去持有一个有风险的黄金?而且高利率不仅会压制黄金,还会压制几乎所有资产的估值。

所以你看,为什么股、债、金、币四大市场会出现同步大调整,因为他们被绑在了同一个利益链条上面。

这还没完,除了经济和金融市场的原因之外,现在还有第三颗大雷在同频共振,那就是中东地缘危机。

很多人不理解为什么特朗普最近在中东会频繁的布局,又是调动航母,又是增兵,又是放狠话要摧毁伊朗的能源、桥梁和工业体系,为什么他要干这些事情?因为中期选举失利,特朗普丢掉了两院的控制权,从明年 1 月开始,国会就会正式换人,特朗普需要在最后两个月之内,通过对伊朗施压给自己增加更多的政治筹码,这是他非常关键的一个窗口期。

一旦美伊局势出现了新的变化,到时候国际油价肯定会再度拉升,油价一涨,运费、生产成本、全链条的物价都会跟着上涨,到时候美联储就只能再度加息压制通胀,于是就会出现油价涨→通胀涨→加息→股、债、金、币再度动荡的格局,现在全球市场就是在提前押注这种可能性。

为什么高志凯、达利欧这些大佬都在说明年会爆发金融危机?因为他们见证了全球好几次周期波动,他们知道现在的情况和 2000 年的互联网泡沫危机,还有 2008 年的次贷危机实在是太像了,所以他们才不停地发出预警。

以前很多人可能还不相信他们的提醒,但随着国际金融市场的剧烈波动,越来越多的人开始相信,金融风暴的上半场可能真的要来了,为什么我要强调上半场?因为一次完整的金融危机,就是会被分为上下两场。

上半场是流动性杀跌期,现金才是唯一的王者,在这个阶段,房子、股票、黄金全都会出现明显的下跌,市面上唯一面值不缩水的东西,可能就是现金本身,我们会发现,在这个阶段钱会变得越来越值钱,如果你在这个阶段能留够大量的现金,那等到市场砸到谷底的时候,你就有机会抄底大量的优质资产。

当然,这个阶段不会一直维持,当市场跌到了一定的地步,金融市场一片哀嚎的时候,各国央行就会出手来救市,到时候集体降息、疯狂放水、印钱救市就会成为全球的主流,一旦这个闸门开了,情况就会彻底反转。

原本值钱的现金购买力会被快速稀释,而那些之前看起来不起眼的股票、房子和黄金,也会在大放水的背景下跟着一起涨回来,这就是金融风暴的下半场,也是属于我们普通人的机遇。

明白了这个基本的逻辑,那我们普通人到底如何才能规避风险呢?其实我们只需要锁定好两个重要的信号就行。

第一个信号,如果股票、黄金同步大跌,大家都在拼命地套现,那就说明金融风暴的上半场要来了,在这个阶段,我们千万不要手痒去抄底,因为你很可能会抄在了半山腰,我们唯一需要做的事就是,守住自己的现金流,别加杠杆,别辞职炒股,别把救命的钱投进去。

然后是第二个信号,如果各国央行开始集体降息,那就说明金融风暴要进入下半场了,在这个阶段,我们就可以有选择的去布局一些优质资产,像巴菲特、李嘉诚他们绝大多数的钱,其实都是在这个阶段提前布局赚的。

只要我们能看懂这两个信号,我们就能看懂很多事情。

为什么巴菲特手上会囤着 3774 亿美元的现金?为什么李嘉诚过去五年会累计套现 3500 亿港币?为什么华尔街很多资本大佬,现在都在抢着押注电网、油气管道、煤矿、稀土、有色金属或者留足现金?

因为他们都在等一场流动性挤兑,他们知道,一旦资产价格有一天跌到了底,那些高杠杆的机构和散户就会在恐慌中割肉离场,这时候他们就会出手抄底,让自己的财富出现成倍的增长,不要以为这是毫无根据的阴谋论,这是过去他们已经做过无数次的事情。

所以,对我们普通人而言,现在的情况已经非常清晰了,现在我们一定要做好三件事情:

第一, 守住现金流,未来半年,不要进行风险投资,留够过冬的资金。

第二, 不要加杠杠去碰任何东西,上半场有极高的亏损风险。

第三, 稳住心态,耐心等待下半场来临,一旦世界各国开始集体降息,很多资产都会被重新定价,到时候有足够现金的人,才能抓住这次机遇。

总而言之,当一场风暴开始降临的时候,我们真正比的不是谁跑得更快,而是谁站得更稳,只有先活下去,熬过了谷底,你才有资格看到雨后天晴的那一天。

财新发表的文章《人心向恶》疯传 遭秒删


近期,陆媒财新发表的文章《人心向恶》遭快速删除,文章直指跨区域无差别暴力事件、底层纠纷引发的恶性命案,在过去3个季度“呈指数级”攀升,并指“人心向恶”或许才刚刚开始蔓延,该文章引发关注。

10月6日,《财新》发表题为《人心向恶》的文章,序言小标题为:从维稳账到“人心向恶”迷局。序言内容写道:“机关大楼十一层的闭门会议室里,烟雾缭绕。桌上摆着几份印着‘绝密’字样的内部通报,页脚的数字触目惊心:跨区域无差别暴力事件、底层纠纷引发的恶性命案,在过去三个季度呈指数级攀升。

作为极少数获准旁听的媒体人,我坐在后排。听着台上官员用冷静、冷酷的术语汇报着发生在社会末梢的血腥细节,一种深不见底的寒意从脊背升起----我们正亲眼目睹一个社会从‘守望相助’加速滑向‘人心向恶’的临界点。”

文章描述,与多名嫌疑人进行过深入沟通的一名基层公安刑侦队长透露,这些人身上“无时无刻不散发着令人窒息的绝望”。原本这些人大多是老实本分的普通人。但当他们面临劳而无获、维权被打压、发声被封账号的绝境时,等待他们的不仅是制度的冷漠拒斥,还有公权力肆意的抓人,周围麻木人群的冷漠,亲戚朋友的不解与讥讽。

文章指出,“当最后的信任、温情、生活兜底被彻底斩断,他们在孤立无援中完成了从受害者到恶魔的蜕变。”

文章称,与会的犯罪心理学专家在发言中指出,当今社会正面临极其危险的“犯罪动机转移”。过去,绝大多数犯罪基于明确的获利目的(如盗窃、诈骗);而现在的极端事件,呈现出高度的“毁灭性与无差别性”。

“越来越多的嫌疑人,在供述中表现出带着剧烈恨意的极致爆发倾向----他们睁眼闭眼思考的全部都是如何报复、如何最大恐惧。其中一名嫌疑人的供述令人胆寒:他坦言自己无时无刻不在琢磨如何造成最大伤亡、制造最大心理震撼。”

文章还称,会议讨论最激烈的是关于“如何防范”的制度困境。从微观趋势来看,社会矛盾正在经极其隐蔽的方式剧烈演变。从宏观来看,现有的治理模式陷入了致命的闭环:“维稳”逻辑压倒“维权”。在高压考核下,基层往往选择“解决提出问题的人”。这种将合法的诉求堵死在源头的做法,无异于在沸腾的高压锅上焊死了安全阀。

文章最后说,防范“献忠”事件,绝非靠增加警力和治安监控就能解决,也不是靠重刑能解决的……“人心向恶”,或许才刚刚开始蔓延……

对此,X网民纷纷留言:“有些文章存在过,本身就是一种发声;有些真相被删掉,反而说明它触碰了不愿被触碰的地方。”“社会制度没有变善,所以人心只剩下向恶的道路。”“共匪就是最大的恶,他们见不得中国人‘守望互助’。”“只有中共死了,人民才能幸福!”

“献忠”这一名称取自于历史人物张献忠,据史书记载,张献忠是明末农民起义军领袖之一,转战各地后率军进入四川建政并自称皇帝。当今中国网络用语中,“献忠”被引申用来代指无差别杀人、报复社会等暴力伤害的极端行为。

中国献忠事件为何频发?《议报》2024年11月7日发表文章指出,中国官方称献忠事件均系偶发事件,但纵观献忠事件的案例,其背后隐藏着两大核心原因:疫情后的经济困难以及长期的社会不公。

文章还指,献忠事件是中国社会问题的缩影,其体现出高度集权的制度弊端。由于中国的体制缺乏有效的反馈机制,政府时常忽视底层利益,打压异己,最终导致社会矛盾激化,进而将国家带入溃散和动荡的绝境。

SemiAnalysis 研报:英伟达的后黄仁勋时代


AI 时代核心公司 —— 英伟达的掌舵人黄仁勋因丑闻、监管疑云与地缘政治博弈黯然离场,留给全球科技界最大的悬念莫过于:失去了灵魂人物的英伟达,还是那个独一无二的公司吗?作为目前全球最顶级的半导体与 AI 研究机构之一,SemiAnalysis 凭借其深厚的产业追踪能力,给出了极其深度的独家剖析。研报不仅揭开了黄仁勋辞职背后涉及 RASA 法案、芯片禁令与情报界博弈的暗线,更从组织架构、供应链控制、金融兜底体系与开源生态等维度,拆解了「没有黄仁勋的英伟达」将面临怎样的系统级危机。以下为研报原文:

黄仁勋已不再担任英伟达 CEO。英伟达董事会一直在调查黄仁勋的行为,并权衡他在自己创办的公司中的未来;显然,行为问题是真实存在的 —— 与一名中国客户以及多名下属发生关系,在伦理上存在问题。

此外,我们认为,他仅在四天后辞职,背后还有更深层的原因。我们认为这与大规模的、逃避海关监管的 GPU 运输直接相关。我们的加速器模型追踪每一颗 AI 芯片的生产与去向;数据显示,超过 1.5GW 受管制的英伟达芯片最终仍流入了中国。这个数字甚至还未包括英伟达为规避美国规定而专门设计的芯片 —— 这则报道最初由我们披露。

我们认为,美国情报界是推动黄仁勋离开英伟达的重要力量。具体来说,我们认为 RASA(《远程访问安全法案》)或类似立法很可能将继续推进;RASA 已经在众议院获得通过。随着一直支持中国的黄仁勋离场,对华 AI 与芯片限制将加快升级。我们坚定支持某些限制措施,但设计不当的限制会损害美国利益。

这类立法会带来后果,而我们不认为政客们已充分考虑这些后果。在当前中国实验室可以远程使用 GPU 的制度下,存在如下明确好处:

・利润流向美国公司;

・美国能够知道中国实验室在做什么;

・美国若愿意,可以通过政治手段或强制手段,几乎立即切断 GPU 的使用权;

・英伟达、AMD、博通、谷歌、亚马逊、微软、Meta、超微电脑和戴尔等美国公司,均在供应链上依赖中国企业;

・英伟达和 AMD 雇佣居住在中国的中国工程师,为其 GPU 系统开发硬件和底层软件。没有这些工程师,这些 GPU 的用户体验无疑会比现在差得多;

・美国公司,尤其是整个初创生态系统,受益于中国企业、学生和独立研究者利用这些 GPU 发布的开源研究成果;

・中国使用国产加速器的动力会稍弱一些;

・来自中国的创新通过广泛专家并行、开源内核库等开放创新方式流向全球,例如 MSA、DeepEP、DeepGEMM 等。

话虽如此,我们确实支持对中国实施某些 AI 限制,但这些限制应更接近 MATCH Act,而不是 RASA。

最重要的一点也许是:开源正受到攻击。英伟达直接与中国实验室合作开展开源项目,并帮助其优化 GPU 和模型,这已是公开的秘密。这些实验室使用 Blackwell GPU,英伟达对此知情。美国开源生态和许多初创公司依赖中国 AI 模型。随着黄仁勋离开、鹰派占据上风,这一生态将受到严重损害。

但对股东以及 AI 供应链来说,真正重要的问题是:没有黄仁勋的英伟达会是什么样?

我们的观点是,这家公司从来就不是为了在没有他的情况下运作而建立的。他掌舵了 33 年;即便董事会迫使他离开,或者他「辞职」,英伟达有他在仍会比没有他好得多。这家公司以他本人为中心、独特地被构建起来。没有了这个人,公司可能会成为完全不同的存在。没有马斯克,SpaceX 和特斯拉无法运作;没有黄仁勋,英伟达也无法运作。

一位国王和他的 60 名直属官员

对一家规模如此庞大的公司而言,英伟达的组织结构很奇特。根据黄仁勋的公开说法,他大约有 60 名直接下属。他曾表示,CEO 应该拥有最多的直接下属,因为这些人需要的管理最少,而且他不会与他们一对一会面。

但其中很少有人能在没有黄仁勋的情况下推进事情。公司像一个只有一位国王的王国,不论资历高低,其他人都只是执行他的意志。黄仁勋说过,谁向谁汇报并不重要,因为头衔与工作的实际重要性无关。这也是英伟达成为「世界上规模最小的大公司」的原因之一:尽管市值庞大,员工却只有约 4.2 万人。英伟达内部政治较少。黄仁勋表示,这种扁平网络赋予员工权力,也让公司能够更快适应变化,因为其技术本身迭代得极快。

这也是英伟达行动迅速的原因之一。一旦黄仁勋确定方向,所有人都会共同推进。前员工告诉我们,产品开发和工程工作往往会持续到最后一刻,以便公司在必要时改变主意。一名前高管称,例如 GB200 的设计最终确定时间,比任何人希望的都更接近产品周期。黄仁勋说过,他希望公司能永远保持创业公司状态。

不过,这种结构的代价是,英伟达没有深厚的继任者储备。看看英伟达网站:在黄仁勋的直接下属中,只有五人算是「有所耳闻」,其中两人还是法务和财务高管。他的大多数直接下属都没有接受过应对公众聚光灯的训练,而且公司也明确不鼓励他们寻求曝光。很少有人离开英伟达,去担任其他大型公司的 CEO;Arm 的 Rene Haas 是少有的例外。英伟达内部很少有人能在外部崭露头角,因为所有重大决定都由黄仁勋做出。但英伟达高管团队中许多人并不介意,因为戴王冠者责任沉重;许多人乐于工作到退休年龄,因为他们薪酬优厚、受到善待,并相信公司的使命与领导者。

没有人真的想要这份工作

Colette Kress 已被任命为临时 CEO,但英伟达正在寻找正式的 CEO。这个人不能有财务背景。目前内部被讨论、可能在技术层面接替黄仁勋的人选,是 Ian Buck 和 Jonah Alben。

Buck 在斯坦福大学攻读博士期间创建了 CUDA,2004 年加入英伟达,目前担任超大规模和高性能计算副总裁,负责数据中心业务。黄仁勋出差时,他经常受命代管相关事务,也经常在会议上发言。

Alben 自 1997 年起就在英伟达任职,是 GPU 工程高级副总裁,负责监督公司 GPU 的设计。

但现实是,没有任何一个人能独自管理所有事务。我们不认为 Buck 有能力领导公司的技术硬件工程部门。Alben 及其团队拥有技术自主权,但即便是他,也并未控制整个芯片业务;负责多个主要技术和业务部门的其他高管同样直接向黄仁勋汇报。两人都非常出色,但可能都无法展现黄仁勋那种对供应链的掌控力。

此外,还有一个问题:是否有人愿意担任 CEO。一名高管今年早些时候告诉我们:「Ian 宁愿死也不愿接替黄仁勋,他不想要那份工作。Jonah 更受尊敬,人们说他可以胜任,但其实一样的,没人真的想要那份工作。」不过,情况显然已经改变。Kress 是临时 CEO,但要将 60 多名副总裁整合到公司统一愿景中,需要某种特殊类型的人;否则,否则公司的发展方向就有陷入噪音的风险。

创始人式押注,无法由职业经理人延续

黄仁勋是最后一批老派科技创始人之一,与埃隆・马斯克同代,比马克・扎克伯格略年长。与英伟达同期成长的其他公司,包括 AMD、谷歌、微软、苹果和亚马逊,都已完成向职业经理人的过渡。

英伟达的成功依赖于巨大押注,而这些押注可能需要多年甚至十年才能获得回报。获得董事会完全支持的创始人可以承担这些风险,而不必担心内部反叛。CUDA 多年亏损,华尔街分析师不断质疑它,但黄仁勋坚持了下来,而这笔押注最终获得了巨大回报。一名前员工表示:「尽管许多人反对在用途有限的可编程着色器、CUDA 和 Tensor Core 上投入晶体管,黄仁勋仍把整个公司押在了这些方向上。」

Omniverse 和自动驾驶是英伟达内部新的押注。前员工表示,黄仁勋在内部称它们为「零十亿美元押注」。它们今天不赚钱,但他认为其潜力与 CUDA 一样巨大。他还基于「英伟达需要理解客户,才能设计更好的产品」这一理念,打造了 Shield TV 消费娱乐盒子和 DGX Cloud 服务;即便这两项业务几乎没有盈利,最终被放弃。

一位不是创始人的英伟达继任者,无论在公司工作多久,向董事会和股东负责的方式都不同。此类长期押注和坚定信念将变得不那么可能。最大问题之一是黄仁勋传奇般的「点石成金」能力与交易手腕,将很难被复制。

客户买的是黄仁勋,而不只是 GPU

黄仁勋是决定向超大规模云厂商及其他客户分配芯片的核心决策者。客户总是在争夺配额、争取英伟达的关注,而越来越多英伟达交易需要其提供大量支持。

正如我们 7 月所写,英伟达可以选择向超大规模云厂商、neocloud,或其兜底计划中的 neocloud 分配更多产能。在该计划中,英伟达为集群提供信贷支持,并分享云服务收入。这个「英伟达中央银行」由黄仁勋的完整信誉和信用支撑。下一任 CEO 不太可能做出黄仁勋那样大胆的押注。

英伟达喜欢基于可行性做决定,但许多事情归根结底取决于什么具有战略意义。跳过超大规模云厂商未必有战略意义;与它们合作并给予优待,也未必总有战略意义。如今,许多客户希望获得保证:英伟达将持续通过财务担保或配额支持它们。

英伟达披露,截至其财年第二季度,其表外总担保额为 5300 亿美元,高于上一季度的 1840 亿美元;其中包括为 neocloud 产能提供的 360 亿美元 take-or-pay 最低承诺。英伟达还持有 990 亿美元的股权投资组合。

许多客户想与黄仁勋达成交易,原因也超越了数字本身。世界各地的 neocloud 之所以能融资,是因为黄仁勋为其背书,而不是因为它们比较芯片后选择了英伟达。英伟达的兜底措施让 neocloud 和新型实验室能够在没有超大规模云厂商支持的情况下融资:英伟达第一天就按全额利润率出售 GPU,随后为买方收入设定下限,为买方的房东提供担保,或自行签署租约,让没有投资级评级的运营商也可以按投资级价格借钱。若没有「黄仁勋看跌期权」,这个生态系统可能会大幅收缩。

BlockBeats 注:英伟达的「兜底计划」本质上是一套以自身信用为支点、旨在撬动 AI 算力基础设施大规模融资的金融支持体系,其核心是名为「剩余价值支持协议」(Residual Value Support Agreement)的机制:在客户通过特殊目的载体举债购买 GPU 并将算力出租的典型交易结构中,一旦租金支付中断、资产处置后仍存在缺口,英伟达承诺按约定比例补足差额,从而降低贷款机构对 AI 企业违约和芯片贬值风险的顾虑。

对供应链的扼制将放松

英伟达对供应商有很强的控制力。如果竞争对手能获得供应,它们的出货量会高得多。它们拿不到,是因为黄仁勋亲自锁定了韩国的存储供应和台湾的芯片供应。

正如我们在《伟大的 AI 硅供应短缺》中所写,英伟达已锁定大部分逻辑晶圆、存储和其他必要组件的供应。黄仁勋 2025 年前往韩国,是为了在其他高管充分意识到存储短缺程度之前确保供应。我们的行业客户曾认为我们对 2026 年的预测过于激进,但后来他们发现我们是对的。英伟达的供应与产能承诺在一个季度内从 1190 亿美元跃升至 2790 亿美元,主要用于存储。

这种控制带有强烈的个人色彩。黄仁勋以 CEO 对 CEO 的方式,与全球主要供应链公司达成了这些交易。我们估计,在韩国,SK 海力士 2027 年向英伟达提供 HBM4 的价格可能约为每 Gb 3.0 至 3.3 美元;而包括 AMD、博通、亚马逊和谷歌在内的其他一级客户,价格约为每 Gb 3.7 至 4.1 美元。我们认为,双方存在一项默契:作为交换,英伟达给予 SK 集团 GPU 的优先配额。没有黄仁勋,这些企业不会再以同等程度优先英伟达,其他公司也将更容易获得产能。我们认为,到 2028 年,超过 70% 的总产能可能将不属于英伟达。

更重要的是,除了锁定供应,黄仁勋的愿景还推动中国台湾供应链加大投资,使其比任何其他人都更相信这轮建设。黄仁勋传奇般的供应链晚宴和承诺,推动台湾供应商在技术和物流层面执行激进计划。

AI 行业失去开源代言人

没有黄仁勋,AI 行业就失去了最重要的代言人。他无处不在,始终以 AI 首席倡导者的身份发声。他是 AI 的门面,而这一点无人能替代。

黄仁勋还制定了英伟达的中国政策,并推动其支持开源 AI 模型。这些模型让国家、企业和 neocloud 有理由购买 GPU,而不只是依赖少数正在自研芯片的前沿实验室。

正如我们 9 月所写,没有谁比英伟达更需要开源 AI,它正走向一个「只有 Anthropic 和 OpenAI 两个真正客户、若把超大规模云厂商也算进去则共有七个客户的世界」。而这七个客户中除 SpaceX 外,其余都在尝试打造自己的 XPU,以侵蚀英伟达的利润率。AI 模型和应用是 GPU 的互补品。

中国前沿实验室使用 Blackwell GPU,且英伟达 DevTech 与中国前沿实验室密切合作、从其终端用户那里学习,这已是公开的秘密。这促成了 CUDA 生态中的创新,例如广泛专家并行、DeepGEMM 和 DeepEP 等。随后,这些创新扩散至西方开源社区和初创公司。黄仁勋离开将对这些初创公司产生大规模负面影响。

如果没有黄仁勋担任代言人,并为开放模型提供财务和工程帮助,中国实验室可能无法再开源面向英伟达 Blackwell GPU 的内核库,例如 MiniMax 的 MSA、DeepGEMM、DeepEP,以及月之暗面的 FlashKDA。全球广泛使用的 SGLang、vLLM 等推理引擎都采用了来自中国实验室的这些创新。中国实验室可能不得不重新彻底否认自己拥有英伟达 GPU,并将英伟达软件仅限内部使用,而不是开源 Blackwell 软件。

来自中国的创新不再在英伟达生态和整个机器学习生态中共享,从根本上说是一件坏事。对封闭式 AI 实验室而言,这可能有利;但对初创公司而言不利。

一家由经理人领导的公司可能会降低表现不佳的 Nemotron 的优先级。随着美国前沿实验室的许多模型转向闭源,英伟达一直通过投资 Reflection、Thinking Machines、Poolside 等公司以及收购 Hugging Face,单枪匹马支撑其他美国开源模型。

英伟达一直推动与中国保持持续接触,理由是中国应使用并依赖美国技术。正如我们去年所写,在美国政府禁止 H20 进入中国、随后又表示将向英伟达授予出口许可证之后,美国需要在让中国使用美国 AI 技术栈、放缓其自主发展、并限制输往中国的产品质量和数量之间取得平衡。如今,如果他是在一种被牵制的状态下推动这一切呢?这要由调查来决定。显然,鹰派正在获胜,因此我们必须提出一个有些奇怪的问题:为什么是现在?

为什么黄仁勋的私生活问题现在被曝光?

我们并不热衷阴谋论,但同一时期发生的几件事,似乎构成了一个难以忽视的叙事。情报界从中获益颇多。《纽约时报》就此话题发表的第二篇报道明确写道,其报道基础是美国情报界。特朗普、鲁比奥和卢特尼克在 5 月访华前就已知晓这一切。此外,还有报道称卢特尼克曾拖延对中国芯片的打击。这段关系发生了变化,现在风向吹向了另一边。

我们实际上并不认为 Alice Huang 真的有什么特殊身份 —— 她只是一名人脉广泛的商界人士。和其他在中国人脉广泛的商界人士一样,她与官方存在联系很正常。

我们的加速器模型追踪到超过 1.5GW 本不应存在于中国的英伟达 GPU。美国商务部如今也终于相信,中国存在超过 1.5GW 本不该在那里的英伟达芯片。随着中期选举向民主党倾斜,有人决定该采取强硬行动了:既要停止对现有出口管制的主动规避,也要扩大限制范围,彻底切断中国获得前沿芯片的渠道。

需要明确的是,特朗普政府在这个问题上存在分歧,但特朗普此前一直为卢特尼克提供掩护。特朗普如今已不再提供这种掩护。更重要的是,一项名为《远程访问安全法案》(RASA)的关键法案已在众议院通过,尚未在参议院表决,而这场表决正在发生。

RASA 即将表决

RASA 于 1 月 12 日以 369 票赞成、22 票反对在众议院获得通过。它以「暂停规则动议」的方式通过,该方式需要三分之二多数票。众议院外交事务委员会在 2025 年 4 月以 51 票赞成、0 票反对批准该法案。虽然该法案已被提交至参议院银行委员会,但尚未获得表决。我们知道,英伟达和甲骨文一直在强力游说反对它。

当然,RASA 并不是美国政府阻止中国企业远程访问 GPU 的唯一方式。但 RASA 是当前华盛顿讨论最热烈的法案。它显然很受欢迎,因为已经在众议院通过;而法案的实质性内容对许多人而言似乎也显而易见:为什么要允许中国公司远程访问它们不被允许进口的 GPU?

值得一提的是,我们知道亚洲、澳大利亚、中东、北欧、欧洲、加拿大,甚至美国的 neocloud,都在积极向中国公司出售算力。它们都会受到这项法案影响。这是另一项全球出口管制法案,影响深远。黄仁勋,以及可能还有卢特尼克,都不希望看到这一情况发生。

因此,让我们反对流行叙事,探讨一种可能性:尽管近期出现了各种新闻标题,通过 RASA 或类似法案可能会带来意料之外的后果。按照美国政治的一句老话,我们认为,如果所有政客都同意某件事,那大概是一个坏主意。

如前所述,在现行制度下,中国实验室能够远程使用 GPU,这带来了以下明显好处:

・在中国实验室能够远程访问 GPU 的现行制度下,利润流向美国公司;

・美国能够监控中国实验室在做什么;

・美国若愿意,几乎可以随时切断 GPU 使用权;

・美国科技公司依赖中国企业和工程师;

・美国公司受益于中国开源研究;

・中国也会较少使用国产加速器;

・中国创新通过 MSA、DeepEP、DeepGEMM 等开源内核和广泛专家并行机制流向全球。

需要明确的是,在一个中国实验室被完全切断英伟达 GPU 使用权的世界中,它们转向国产加速器、脱离英伟达 GPU 的动力只会更强。

而这已经在发生。

2 月,智谱 AI 宣称,GLM-5 已支持在七种国产加速器上进行推理。

4 月,DeepSeek 发布 V4 论文,之后又为 V4 Pro 模型在华为昇腾 NPU 上开源了一个推理超级内核。

6 月,美团发布 LongCat 2.0,并宣称该模型完全在华为昇腾 910B NPU 上预训练。

政客们持续忽视中国、中国台湾与美国之间实际有多么紧密地交织在一起。许多中国籍人士在前沿实验室工作;许多中国工程师受雇于英伟达和 AMD,编写启动新芯片的底层代码;许多美国人从中国开源贡献中学习;生产这些芯片所需的许多原材料来自中国;L1 至 L6 的许多 ODM 板卡和组件供应商也是中国公司。

紧张局势升级必将导致芯片产量减少,并使所有人的 AI 进步速度放缓。

我们认为,美国应限制或控制向中国实验室交付的算力规模;禁止向中国出口,同时允许可信云服务商提供远程访问,是实现这一目标的最佳方法。

情况可能比我们想象得更糟

因此,如果必须回答「为什么是现在」,一种可能性是:此举是为了清除一项极端强硬的对华出口管制法案所面临的反对力量。在国会发生重大变化、即将进入跛脚鸭状态之际,先清除反对者,最有利于推动法案通过。这是我们对当前局势最具阴谋论色彩的判断,也与华盛顿传出的各种余波相吻合。

那么,回到最初的问题。

没有黄仁勋的英伟达会是什么样?

在如此规模下,真正能在失去传奇创始人后仍继续良好运作的公司案例,只有一个:苹果和史蒂夫・乔布斯。我们认为,黄仁勋离开显然意味着远见型创始人时代的终结;如果不是建立这家公司的人掌舵,就不可能以同样强度运营公司。

用汽车打一个通俗易懂的比喻:没有人愿意把别人造的车开坏;而这辆车的制造者 —— 黄仁勋可以舒服地在高速公路上以每小时 150 英里的速度行驶。

无论谁被提拔来维持现状、推动公司从创始人领导转向经理人领导,都可能需要处理一个令人羡慕的问题:如何处理如此庞大的现金。黄仁勋显然设想过,让公司成为生态系统的资产负债表兜底者,为 neocloud 以及实验室提供并扩大信贷。这是供应链主导地位的自然延伸。

但职业经理人很可能会做另一件某种程度上确实有效的事情:股票回购。乔布斯之后的苹果,是创始人交接后仍表现良好的最佳案例。我们认为,唯一曾在如此规模下奏效的剧本,完全可能再次上演:创始人交接给职业经理人,公司变得更保守并返还现金。股东会高兴,但公司在技术推进上的速度将不再如从前。

对技术而言,这是一个坏结果。对股东而言,也将是一个坏结果。但显然,人们会怀念黄仁勋,独一无二的英伟达将变得更加普通。随着供应链从追随黄仁勋大胆的承诺,转向追随经理人平庸的愿景,这家巨头内部的争斗与消化过程将在公司内部和全球范围内显现。没有他,科技世界将变得不同。

我们当前的判断是,Ian Buck 最有可能领先,Kress 紧随其后,有可能成为正式 CEO。外部 CEO 人选,例如 Johny Srouji,也有传闻。但鉴于英伟达的独特性,我们认为最好从公司内部提拔。可选人很少,而是否有人愿意接受这份工作仍有待确定。只有产业巨头才有希望做到与黄仁勋一样出色;我们怀疑 Lisa(AMD 的 CEO 苏姿丰)或 Hock(刚刚卸任的前苹果 CEO)这样的巨头会跳槽。

无论如何,这对所有英伟达竞争对手而言都非常有利,对英伟达供应链而言则非常不利。

来源:律动网

张爱玲1969年在哈佛大学的英文演讲


@陈小姐的十五楼

听了张爱玲1969年在哈佛大学拉德克利夫研究所的一场英文演讲,又找来讲稿原文读了一遍,很有意思。视频只是片段,原录音有一个多小时。当时她获得了拉德克利夫的研究资助,正在把《海上花列传》译成英文。这笔资助估计有3000美元,按今天的购买力粗略折算,大概值3万?无论如何对当时经济并不宽裕的她来说,应该相当可观。我起初还以为这是她为了争取研究经费做的一次pitch,后来核对时间,发现演讲时项目早已获批,更可能是研究期间的一次学术报告。也许她也想借此说明为什么她的翻译工作值得继续,也想为自己申请到更多的项目。

讲稿很强的地方是问题意识和逻辑能力,思路瑟瑟清,完全是论文。我以前读到别人写“她读书时成绩很好”没什么感觉,听完演讲totally get。

她从清代一位士人痛斥《红楼梦》是淫书说起,这人主张把《红楼梦》运到外国去毒害西方人、报鸦片贸易之仇~他觉得书只要送到外国就能产生影响,压根没想过外国人读不读得懂,更谈不上翻译。她借这个笑话把翻译与文化传播的问题提出来。

然后回顾晚清西学东渐,从严复引进达尔文、赫胥黎等人的思想,讲到不懂外语的林纾靠他人口述,译出大量西方小说。西方思想进入中国,常被套进中国人原有的观念里,连林纾笔下的外国侦探生起气来都会甩中国古人的宽大衣袖。意思就是外来思想进入另一种语言,并不是原封不动地搬过来,译者熟悉的文化会暗暗在里头生长。

她把林纾的文言翻译与白话文学运动联系起来,讲五四时期的翻译如何参与社会改革。胡适等人提倡个人主义,反对传统家族制度对个人权利的压制,自由恋爱、婚姻自主,离婚成为青年人的重要诉求,用旧衣服不再合身来比喻传统文学需要改革。旧作品依然好,却已不能充分表现新的生活,翻译因此参与了中国人对生活的重新理解,以及新文学的创造。

毛姆嫌宋春舫推崇的西方戏剧形式过时,她指出一种形式可能在西方已经陈旧,在中国仍可能有尚未开发的表现力。她也批评毛姆,说他欣赏古老中国的自尊与独特,却不愿看到中国真的改变。中国人带着自己的观念接受西方,西方欣赏中国时也可能只愿意接受自己想象中的中国。

讲到《小说月报》和俄国文学的流行,她精辟总结文学与意识形态的双向选择,意识形态欢迎能提供进步观念的作品,排斥对自身发展宣讲无用的作品,马克思可以被接受,弗洛伊德却难以获得同样的地位。文学作品能否进入另一种文化,不只取决于它自身的艺术成就,也取决于接受者的历史经验、社会需要和思想立场。

这就见真理了。这双选影响至今,中国读者太熟悉用阶级理论去做阅读理解了,也就是社会学方法,对精神分析方法非常陌生,碰到更抽象地处理欲望、潜意识和心理冲突的文本就容易觉得里面什么都没有。比如《小城之春》、《东邪西毒》、新版《呼啸山庄》,都是精神分析,走内心,一群被马克思主义腌入味的观众还是停留在拿社会学方法去量作品深度,当然是一场空。所谓空,是方法论失效。土壤选择文学,也划定了这一代人阅读文本的能力的边界。

她解释俄国文学为什么在中国流行,不光是因为意识形态,两个国家骨子里非常像。相似的官僚制度让中国观众读得懂《钦差大臣》,已经消逝的沙俄社会又让人联想到旧中国,连激进左派也能安心欣赏其中的旧日风雅。《战争与和平》更因规模和众多女性人物,被称为“外国的红楼梦”。外来文学能被接受,有时也因为读者从中认出了熟悉的世界。演讲后半部分她提到解放后中国文学向西方传播的困难,讲文学翻译受到的意识形态约束,举了些例子,也批评台湾文学环境中存在的限制。

演讲最后她以唐代中国自信地吸收印度和中亚文化为例,回到她的问题意识,指出文化的自信也影响着交流的可能。翻译最终要面对的是人们是否愿意走出已有的认识,接受一个与自己想象不同的世界。这早已超越了翻译的问题了,上升到了巴别塔的高度。

我年轻时喜欢读她的小说,主要喜欢她驾驭文字的能力。光是颜色,一个个字就从书上朝眼珠里蹦,霉绿、虾子红、鸡油黄、鹦哥绿……《金锁记》里还有雪青、银红、葱白、雪青闪蓝,分别写七巧的手帕、衫子、滚边和裤子。尤其“雪青闪蓝”,连布料上的细微光泽都写到了。她能把常人眼睛看到、心里感受到,却很难说清楚的东西梳理清楚。作家有感知力,能见常人未见的真相,懂人性,能表达,是基础,难的是“见真理”,从纷杂的人事里看清背后的结构性力量,也就是我经常说的“历史的合力”。这篇讲稿让我感受到她NT双强,她后来能在时代巨变中看清局势,抓住时机离开,俗话叫眼力见儿,其实就是一种洞悉真理的能力,穿透合力、与合力握手言和。对比周小姐,明明已经到了香港,又折腾回来了,送了命……嗓子好不如脑子好。

张爱玲的演讲录音这两天疯狂传播,大家都在惊叹,原来祖师奶奶的声音是这样的!原来她的英语这么流利!原来她是低沉的女中音!一篇讲了这么多问题的演讲,传得只剩感受。我们对世界的认知正在从智慧退化成知识,再从知识退化成资讯,我们获取的信息越来越多,世界却向我们渐渐隐去它的纵深,变得越来越平,祖师奶奶倘若活到今天恐怕也会失望吧。

注:转载的视频来自UP:耕读山人,网上还有不少录音版本,我选了一个声音修复得比较清晰的,跟你们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