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老兵的回忆大都准确详实，可作为史料引用，而中国抗战老兵的回忆往往像横店抗日神剧；国民党老兵常会不记得部队番号，而共产党老兵则对部队记忆准确。文 | 黄章晋
今天，陷入感动疲劳的中国人，或许只有老兵能赢得最广泛的感动。但令人遗憾的是，近年被广泛传播报道的老兵水分也不少，譬如曾登上《解放军画报》封面的池炳文，就有人分析认为，他挂满前胸的各式证、章，不少应该是从淘宝买来的。
即使货真价实的抗战老兵，在抗战胜利70周年之际被媒体争相采访时，往往也会让人陷入两难困境：一方面，确实需要他们讲述亲身经历唤起社会关注，但令人尴尬的事实是，他们的回忆大都非常不靠谱。
被称为“松山战役研究第一人”的余戈先生曾这样评价中国老兵和日本老兵回忆：“日本老兵撰述或口述，基本上时间地点准确，记不清的地方可以参考公刊战史修订，也可以在战友会的交流活动中彼此互证，因此可以做史料引用；中国老兵的口述或撰述，基本上是蒙太奇片段，其间偶有莫言笔法，因此更适合写小说或做电视剧。”
文化与回忆
除了手撕鬼子略显夸张外，横店抗日神剧并不离奇，很多抗战老兵的经历比横店还传奇：魏X楼老先生13岁参加八路，半年后就用炸药包炸毁一列军火专列，宋X才老先生16岁参加八路，第一仗就在拼刺刀时刺杀了三名日军，谭X老先生甚至在11岁参加游击队的第三天就参加伏击战救出了6名盟军飞行员。
虽然老兵们真谈到日军战斗力时，都普遍认为远高于中国士兵，但幸存抗战老兵大都亲自消灭过日本兵，甚至不乏四颗子弹就打死三个日军的神枪手，而抗战八年消耗步机枪子弹18亿颗，约计每3700颗杀死一名日军。（数据来自腾讯专题短史记：多少颗子弹才能打死一名日军）
人们在传播某些信息时，为引起听者的注意和重视，往往会有意无意强化其数量和程度，通常灾难事故发生时，人们会不自觉倾向于采信更严重的版本。老兵今天才得社会重视，本能会为增加自己的重要性添枝加叶。
对缺少文化的老人来说，离奇的夸张是常见现象。中国“长寿之乡”多在贫困偏远的少数民族地区，不是因为老寿星们的家乡环境优良生活方式健康，而是因为他们多不识字搞不清自己的年龄，并且地方官员有挖掘宣传本地老寿星的优良传统。一个120多岁的老太太却有六十来岁的儿子，这种情形只会在少数地方反复出现。
信息污染也让老兵们的回忆看上去特别离奇。别处听来的、看到的，甚至是脑补想象出来的，很容易会植入记忆。能清楚分清自己脑子里的东西，哪些是事实，哪些只是想象，哪些只是自己希望的“事实”，或对这种区分特别在意，是特殊文化熏陶的结果，中国似乎并无这样的传统。
抗战期间的中国军队，连排以下多为文盲，他们很难区分事实、传闻、想象。不可靠的回忆，一旦反复叙述，尤其是对媒体吹嘘自己的经历，很容易快速迭代升级，上次捅死一个鬼子，下次就变成两个。说多了自己甚至都会信，并且会不断巩固。
而当时的日军，士兵普遍完成小学教育，基层军官均受过中学教育，尤其是日军整体上都接受了充分的现代军事教育，不但会养成严格、准确的行为习惯，还培养出理性、缜密的思维方式。另外，日军不但多有日记习惯，很多并非参谋出身的人，也能绘制较准确的地图。
战争状态下，估算相关数字难度极大。即便是理性著称的古希腊人，他们历史中的波斯侵略军也是动辄百万。缅甸人更不含糊，他们描述古代与中国的战争史中，有一次缅甸方面出动的军队数字高达7200万，中国更是一来就好多亿，光军队里割马草的人就把缅甸军队围了三层。（出自缅甸官修正史《琉璃宫史》）
中日文化教育上的巨大落差，会出现对待数字态度上的极大差别。东京审判时，曾有南京大屠杀的亲历者在法庭上证明亲眼目睹上万人被杀，被法庭认为技术上不可信，今天，更夸张的描述依然能出现在报纸上，譬如魏X楼老先生对记者回忆，他在炸毁军列、刀挑两名鬼子后，还参与攻克阳泉兵工厂，缴获日军山炮6000门，俘获3000日军技工。
但是，日军老兵回忆比中国老兵更准确可信，教育水平高下并不是最决定性的因素。
集体与记忆
不少心理学实验证明，在紧张混乱环境下，几乎没人能准确判断和观察发生的事实，战争是最紧张混乱的环境，尤其是战场上的士兵，其观察和记忆必定是破碎而失真的。
战场上的观察，日本兵并不比中国兵表现得更准确，但日本军队有良好的战史传统。即使日本战败，通过各式各样的战友会，组建修订了不同层级部队的战史。
这种集体战史，不但完成了上下级单位战史的对接，还可让不同个体的记忆汇集勘验，以拼接方式还原可信的战场态势，一旦确定，便集结出版，形成固化的集体记忆。
中国军队一直缺少良好的战史传统，退伍老兵有各种战友会，但组织松散，主要是联络感情，很少有固化记忆的出版物。
部队修订的官方战史，往往重政治层面的宣传教育效果，少有真正战史层面的总结梳理，往往很难据以还原战场。即使是发生不久，甚至离部队驻地不远的战斗，具体情形往往也不甚了然。
譬如1969年8月13日的新疆塔城裕民县铁列克提边防站的中苏武装冲突，官方长期报称的战场地点与实际地点偏离一公里，战斗经过一直模糊不清，后在大批军迷跟进研究后才有准确呈现。
集体记忆的有无，对抗战老兵的回忆有明显影响。共产党一方的抗战老兵，极少出现不记得自己所属部队各级番号的，只要不是嘴滑，把别人经历说成亲历，多能讲出大致的时间地点——虽然相对日军的回忆精度极差。
而国民党一方的抗战老兵，则由于六十多年忘却身份，经常会有人只记得师级和基层单位番号和军官，大量中间层级的番号被遗忘。由于缺少交流，不太容易出现其他作战单位的详细战斗过程植入自己记忆的情形。
社科院施爱东博士曾到贵州省习水县土城镇收集红军“四度赤水”的故事，其《口头知识的不确定性——以土城老人讲述的红色故事为例》关于历史个体记忆与集体记忆的对比颇有启发意义。
当年红军什么装束？ 50岁以下的中年人描述的红军更像电影中的红军——服装整齐，都戴八角帽，上有红五星、70岁左右的老人都说红军是灰布衣服、服装不整齐，80岁以上则说红军穿的是青布衣服，有些老人说是纯粹的黑色，而不是绿色或蓝色。
但当时发生在附近青杠坡的战斗，虽然土城镇人无一亲历，但描述却出奇的一致：“许多老人随时都能夹叙夹议地讲出一大串，尤其是说道红军为什么会失利时，各个都像是军事分析家，有些老人还会挪用桌上物品当沙盘进行讲解。”
他们对这场完全不曾参与的战斗如此全能全知，是因为“只有官方才是战斗故事的权威讲述者。故事权威的单极化以及高频讲述的强化作用，决定了故事具有较强的稳定性。”
不过，在抗战老兵的回忆是否可信这个问题上，未必与官方权威讲述的版本完全一致就是可信的，哪怕故事有足够多的准确细节。
譬如1945年2月26日，广东东江纵队一部击毙飞机失事迫降的日本陆军少将安田利喜雄（日方资料显示，安田利喜雄同日阵亡于新加坡，追授中将）。综合各方回忆，当时参战者不过十余人，但今天在媒体上找到能至少四名亲历者，他们描述的细节高度一致，但似乎并不知道对方存在。
集体记忆未必总是可靠的，张承志在《心灵史》中提到，在哲合忍耶的传说中，满清的官吏的名字都叫作“申兆林”。如果没有文字，甚至会发生最极端的情形：整个重要的历史系统都是植入的外来记忆。
西藏人坚信格萨尔王是真实存在的历史人物，乃至有根据19世纪的作品将其出生年份确定为公元1027/1038年的。但格萨尔王很大可能是一个西方传入西藏的故事。格萨尔（Gesar）和古罗马皇帝的头衔凯撒(Caesar）非常相似。这个王称后来东传，不但罗马后继者拜占庭帝国使用，跟拜占庭打过交道的突厥人和蒙古人也都先后引入该词。
格萨尔故事的直接来源很可能是八世纪巴克特里亚（Bactria）健陀罗地区的突厥统治者，他们使用的头衔是From Kesar，即罗马凯撒（拉丁语Roma>伊朗语言frōm-hrōm）。这个故事本是罗马凯撒打败阿拉伯军队，在藏族占据拉达克地区后流入西藏，情节不断添加，佛教化，最终藏化为格萨尔王的故事。
柯尔克孜人的超长史诗《玛纳斯》情况与之相若，靠口耳相传，导致其各版本分歧严重，大多数玛纳斯说唱者能掌握的第一部玛纳斯情节还大致相似，第二第三部也还过得去，但只有极少数会唱的后面几部，个人发挥的成分明显极为浓重。最关键的是，19世纪的版本，玛纳斯还是诺盖人的领袖，20世纪才彻底变成柯尔克孜人。
失落者的回忆
抗战老兵中那些人生成功者，回忆当年时，即便添油加醋自我吹嘘，也懂得节制。甚至有些人很少会谈抗战经历，因为他们有更显赫的经历和身份，而且抗战经历对其身份和地位，并非决定性因素。
回忆时大谈辉煌战绩的老兵，几乎个个生活境遇不良。晚景不佳，往往是他们忍不住自我放大的内在动力，他们更希望引起社会关注、同情，甚至援助和国家补偿。
前文提到曾被大量媒体报道过的解放战争、朝鲜战争老兵池炳文，被军迷广泛质疑后，有媒体后续报道提及，池退休时仅为科级干部。即使保守看待他的履历，他退伍后的仕途发展也不算顺利。
老兵的失落或许在中国更容易发生。
从拿破仑后，欧美国家逐步形成了一套从伤残军人的抚养、安置，退伍军人的国家保障，到各种退伍军人协会的系统。而中国则对需要援助、救济的退役军人长期实行的是在地的社会化救助。
虽然幸存的抗战老兵逐渐被纳入国家优抚系统，但并不算优厚，尤其是对国民党老兵来说，一切来得未免太迟。当国家记忆突然开始强调抗战的历史地位时，他们自然会唤起早已忘却的失落。
那些生命即将终结的老兵，唯一值得一说的经历，就是抗战，无论是主动保家卫国，还是被抓壮丁卷入战争，无论是立过功，还是从未与敌人战场相遇。他们青春岁月离开父母，芒鞋千里转战异乡，用这个国家唯一不缺的血肉之躯来抵挡现代化的敌人，这些当年参战国中最苦难的士兵，能从枪弹中、饥饿疾病中幸存，在生命的最后时光吹吹牛，我们应该同情性地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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