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福泽谕吉：《文明论概略》·第二章

第二章

以西洋文明为目标

前章已经说过，事物的轻重是非这个词是相对的。因而，文明开化这个词也是相对的。现代世界的文明情况，要以欧洲各国和美国为最文明的国家，土耳其、中国、日本等亚洲国家为半开化的国家，而非洲和澳洲的国家算是野蛮的国家。这种说法已经成为世界的通论，不仅西洋各国人民自诩为文明，就是那些半开化和野蛮的人民也不以这种说法为侮辱，并且也没有不接受这个说法而强要夸耀本国的情况认为胜于西洋的。不但不这样想，而且稍识事理的人，对事理懂得越透澈，越能洞悉本国的情况，越明了本国情况，也就越觉得自己国家远不如西洋，而感到忧虑不安。于是有的就想效仿西洋，有的就想发奋图强以与西洋并驾齐驱。亚洲各国有识之士的终身事业似乎只在于此。（连守旧的中国人，近来也派遣了西洋留学生，其忧国之情由此可见）。所以，文明、半开化、野蛮这些说法是世界的通论，且为世界人民所公认。那么，为什么能够这样呢？因为人们看到了明显的事实和确凿的证据。兹将其情况说明如下。这是人类的必经的阶段，也可以说是文明发展的过程。

第一、既没有固定的居处，也没有固定的食物，因利成群，利尽而散，互不相关；或有一定的居处从事农渔业，虽然衣食尚足但不知改进工具，虽然也有文字但无文学，只知恐惧自然的威力，仰赖他人的恩威，坐待偶然的祸福，而不知运用自己的智慧去发明创造。这样的人就叫做野蛮，可以说距离文明太远。

第二、农业大有进步，衣食无缺，也能营造房屋建设城市，在形式上俨然成为一个国家，但察其内部则缺欠太多；文学虽盛而研究实用之学的人却很少；在人与人的交往中，猜疑嫉妒之心甚深，但在讨论事物的道理上，却没有质疑问难的勇气；模仿性工艺虽巧，但缺乏革新创造之精神；只知墨守成规不知改进；人与人相处虽有一定规矩，但由于习惯的力量特大还不成体统。这样的人就叫做半开化，还没达到文明的程度。

第三、这里已经把社会上的一切事物纳于一定规范之内，但在这个规范内人们却能够充分发挥自己的才能，朝气蓬勃而不囿于旧习，自己掌握自己命运而不必仰赖他人的恩威，敦品励学，既不怀慕往昔，也不满足现状；不苟安于目前的小康，而努力追求未来的大成，有进无退，虽达目的仍不休止；求学问尚实用，以奠定发明的基础；工商业的日益发达，开辟幸福的泉源；人的智慧似乎不仅能满足当时的需要，而且还有余力为将来打算。这就叫做现代的文明，这可以说是已经远远地摆脱了野蛮和半开化的境界。

象以上这样分成三个阶段，就可以划清文明、半开化和野蛮的界限。但是，这些名称既然是相对的，那么，在未达到文明的时期，也不妨以半开化为最高阶段。这种文明对半开化来说固然是文明，而半开化对野蛮来说，也不能不谓之文明。例如，以现在的中国与西洋各国相比，不能不说中国是半开化。但是，把中国与南非各国相比，或取更近的例子来说，以日本近畿地方的人民与虾夷民族相比，那么，前者就可以称做文明了。现在称西洋各国为文明国家，这不过是在目前这个时代说的，如果认真加以分析，它们缺陷还非常多。例如，战争是世界上最大的灾难，而西洋各国却专门从事战争；窃盗和杀人是社会上的罪恶，而西洋各国窃盗和杀人案件层出不穷；此外西洋各国还有结党营私争权夺利的，也有因丧失权力而互相攻讦吵嚷不休的；至于在外交上耍手段，玩弄权术，更是无所不为。只是大体上看来，西洋各国有朝向文明方面发展的趋势，而决不可认为目前已经尽善尽美了。假如千百年后，人类的智德已经高度发达，能够达到太平美好的最高境界，再回顾现在西洋各国的情况，将会为其野蛮而叹息的。由此可见，文明的发展是无止境的，不应满足于目前的西洋文明。

既然不能以西洋文明为满足，那么，我们就可以舍弃西洋文明而不效法它吗？如果这样，我们将要处于何等地位呢？既不能安于半开化，更不能退回野蛮的地位。要摆脱这两个落后地位就必须另寻出路。人们期待中的百年后所谓太平盛世的最高境界，不过是人类的空想罢了。况且，文明并不是死的东西，而是不断变化发展着的。变化发展着的东西就必然要经过一定的顺序和阶段，即从野蛮进入半开化，从半开化进入文明。现在的文明也正在不断发展进步中。欧洲目前的文明也是经过这些阶段演变而来的。现在的欧洲文明，仅仅是以现在人类的智慧所能达到的最高程度而已。所以，现在世界各国，即使处于野蛮状态或是还处于半开化地位，如果想使本国文明进步，就必须以欧洲文明为目标，确定它为一切议论的标准，而以这个标准来衡量事物的利害得失。本书全编就是以欧洲文明为目标，而讨论对这种文明的利害得失的，希望学者不要误解本书主要的这种旨趣。

有人说，世界各国彼此分立，各自形成独特的体制，人情风俗也互有差异，国体政治也各有不同，现在为追求本国的文明，而完全以欧洲为衡量利害得失的标准，岂不是不合理吗？应该适当地汲取外国文明，研究本国的人情风俗，根据本国的国体和政治制度，选择其合乎国情者，当取则取，当舍则舍，这样才能调和适宜。我对这个问题的回答是这样。半开化的国家在汲取外国文明时，当然要取舍适宜，但是文明有两个方面，即外在的事物和内在的精神。外在的文明易取，内在的文明难求。谋求一国的文明，应该先攻其难而后取其易，随着攻取难者的程度，仔细估量其深浅，然后适当地采取易者以适应其深浅的程度。假如把次序颠倒过来，在未得到难者之前先取其易，不但不起作用，往往反而有害。所谓外在的文明，是指从衣服饮食器械居室以至于政令法律等耳所能闻目所能见的事物而言。如果仅以这种外在的事物当作文明，当然是应该按照本国的人情风俗来加以取舍。西洋各国即使国境毗连，其情况也互有差异，何况远离在东方的亚洲国家，怎么可以全盘效法西洋呢？即使仿效了，也不能算是文明。例如，近来我国在衣、食、住方面所流行的西洋方式，这能说是文明的象征吗？遇到剪发男子，就应该称他为文明人吗？看到吃肉者，就应该称他为开化的人吗？这是绝对不可以的。又如在日本的城市仿建了洋房和铁桥；中国也骤然要改革兵制，效法西洋建造巨舰，购买大炮，这些不顾国内情况而滥用财力的做法，是我一向反对的。这些东西用人力可以制造，用金钱可以购买，是有形事物中的最显著者，也是容易中的最容易者，汲取这种文明，怎么可以不考虑其先后缓急呢？必须适应本国的人情风俗，斟酌本国的强弱贫富。某人所谓研究人情风俗，可能就是指此而言。关于这一点，我本来没有异议，不过，某人似乎只谈文明的外表，忽视了文明的精神。那么，究竟所谓文明的精神是什么呢？这就是人民的“风气”。这个风气，既不能出售也不能购买，更不是人力所能一下子制造出来的，它虽然普遍渗透于全国人民之间、广泛表现于各种事物之上，但是既不能以目窥其形状，也就很难察知其所在。我现在愿意指出它的所在。学者们如果博览世界历史，把亚欧两洲加以比较，姑且不谈其地理物产，不论其政令法律，也不问其学术的高低和宗教的异同，而专门寻求两洲之间迥乎不同之处，就必然会发现一种无形的东西。这种无形的东西是很难形容的，如果把它培养起来，就能包罗天地万物，如果加以压抑，就会萎缩以至于看不见其形影；有进退有盛衰，变动不居。虽然如此玄妙，但是，如果考察一下欧亚两洲的实际情况，就可以明确知道这并不是空虚的。现在暂且把它称作国民的“风气”，若就时间来说，可称作“时势”；就人来说可称作“人心”；就国家来说可称作“国情”或“国论”。这就是所谓文明的精神。使欧亚两洲的情况相差悬殊的就是这个文明的精神。因此，文明的精神，也可以称为一国的“人情风俗”。由此可见，有人说要汲取西洋文明，必须首先研究本国的人情风俗这句话，虽然在字句上似乎不够明确，但是，如果详细加以分析，意思就是：不应单纯仿效文明的外形而必须首先具有文明的精神，以与外形相适应。我所主张的以欧洲文明为目标，意思是为了具有这种文明的精神，必须从它那里寻求，所以两种意见是不谋而合的。不过，某人主张寻求文明应先取其外形，但一旦遇到障碍，则又束手无策；我的主张是先求其精神，排除障碍，为汲取外形文明开辟道路。两种见解的差异即在于此。某人并非厌恶文明，只是爱好得不如我殷切，议论还不够透澈而已。

前面已经论述了文明的外形易取而文明的精神难求。现在来阐明这个道理。衣服饮食器械居室以至政令法律，都是耳目可以闻见的东西。然而，政令法律若与衣食居室相比，情况便有所不同，政令法律虽然可以耳闻目见，但终究不是可以用手来捉摸或者用金钱可以买卖的东西，所以汲取的方法也较困难，不同于衣食房屋等物。所以，仿效西洋建筑铁桥洋房就容易，而改革政治法律却难。我们日本虽然已经有了铁桥洋房，但是政治法律的改革直到现在还未能实行，国民会议未能很快地成立，其原因即在于此。至于更进一步想要改变全国人民的风气，更是谈何容易，这决不是一朝一夕所能奏效的。既不能单靠政府命令来强制，也不能依赖宗教的教义来说服，更不能仅仅通过衣食房屋等的改革从外表来引导。唯一方法是顺应人民的天性，消除弊害，排除障碍，使全体人民的智德自然发展，使其见解自然达到高尚的地步。假使这样能够打开改变人心的端绪，则政令法律的改革自然可以畅行无阻了。人心有了改变，政令法律也有了改革，文明的基础才能建立起来，至于那些衣食住等有形物质，必将随自然的趋势，不招而至，不求而得。所以说，汲取欧洲文明，必须先其难者而后其易者，首先变革人心，然后改革政令，最后达到有形的物质。按照这个顺序做，虽然有困难，但是没有真正的障碍，可以顺利到达目的。倘若次序颠倒，看来似乎容易，实际上此路不通，恰如立于墙壁之前寸步难移，不是踌躇不前，就是想前进一寸，反而后退一尺。

以上所述仅限于谋求文明的顺序，但我决不是说有形的文明完全无用。有形也好无形也好，不论求之于国外或是创造于国内，都不应有所轩轾。只是要看当时的情况，察其先后缓急，而决不是全然否定。人的才能是无限的，既有身体的才能，也有精神的才能，它所涉及的范围极广，需要的方面极多，因为人的天性本来是趋向于文明的，所以只要不伤害天性就可以了。文明的真谛在于使天赋的身心才能得以发挥尽致。例如，在原始时代，人们都重视膂力，它支配了人与人的关系，在人与人的关系上势必要偏重于权力这一方面，而运用人的才能的范围则是非常狭窄的。后来文化稍微进步，人的精神渐渐发展起来，智力也自然取得了地位，而与膂力相提并论，两者互相制约，取得均势，于是才稍微克服了偏重权威，而发挥人们才能的范围也有了扩大。但是在古代，由于膂力和智力并用的机会很少，膂力只用于战斗，而无暇顾及其他。至于对衣食住所需物资的取得，只不过是利用战斗的余力罢了。这就是所谓尚武的风俗。当时智力虽然逐渐有了地位，但因忙于维系野蛮的人心，致使智力未能运用于康乐和平的事业，而只是用作治人的手段，并且还得和膂力互相依存，以致未能取得独立的地位。试看今天世界各国，不仅在野蛮的国家，即使在半开化的国家，凡是智德兼备的人，都是通过种种关系而服务于政府，并依靠政府的力量从事于治人的工作。即或偶尔有不从属于政府而为自身工作的，也不过是研究古典，或陶醉于诗歌等文艺之中，可以说并未能充分发挥人的才能。后来，社会上的事情逐渐复杂起来，身心的需要也逐渐增加了，于是社会上有了发明和研究，工商业日益繁荣，学术的发展也越来越多样化了，因此不能再满足于往日的简单状况。于是，战斗、政治、古学和诗歌等，只不过是人事中的一个项目，而丧失了独霸的权威。最后，千百种事业同时并举，互相竞争，形成彼此势均力敌的状态，互相影响互相推动，使人的品德进步到高尚的境界。直到这个时候，智力才跃居上位，文明才有了显著进步。人类的活动越单纯，用心也就越专，用心越专，而权力也就不能不偏于一隅。在古代，由于事业较单纯，人的才能无处发挥，因而它的力量只局限于一隅。但是，日积月累，恰如单纯的环境变成了复杂的世界，给身心开辟了新的活动场所。现在西洋各国，可以说正是如此复杂的世界。所以促进文明的要领，在于尽量使各种事务繁忙起来，各种需要不断增多，不问事物的轻重大小，多多益善，从而使精神的活动日益活跃起来。这样只要无碍于人的天性，各种事物就必然会日趋繁荣，各种需要也必定日见增长，这从世界古今各种实际经验上可以得到证明。因为人的天性自然趋向于文明，这样决不是偶然的，也可以说这是造物的本意。

从这个议论来推想，还可以发现一个事实，就是中国文明和日本文明的同异问题。所谓纯粹的专制政府或神权政府，是把君主尊贵的道理完全归之于天与，把至尊的地位和最高的权力合而为一，以统治人民，并且深入人心，左右着人心的方向。所以，在这种政治统治下的人民的思想趋向必然偏执，胸怀狭窄，头脑单纯〔思想不复杂〕。由于这种原故，社会上一旦发生变故，这种关系稍稍被破坏，不论事体的好坏，其结果，必定导致一种自由风气的产生。在中国周朝末叶，诸侯形成割据之势，数百年间人民不知有周室，此时，天下大乱，独裁专制的权力大为削弱，人心稍有舒缓余地，于是，很自然地产生了自由思想。以后，在中国文明的三千多年间，只有周末才出现过那种百家争鸣、完全相反的主张也能为世人所接受的局面〔老庄杨墨等百家之说繁兴〕。这些就是孔孟所谓的异端。这些学说从孔孟的立场来看，认为是异端，但从异端的立场看来，则孔孟也不免为异端了。现在虽因缺乏古籍无从考证，但是，当时人心的振奋和自由风气之盛，是可以想象的。秦始皇统一天下虽有焚书的暴举，但其用意并不是单纯地憎恶孔孟之教，而是想把百家争鸣，所有各种学说，不问孔孟或是杨墨，一律加以禁绝。假使当时只有孔孟之教，秦始皇未必会作出焚书之举。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后世也有很多暴君，其暴虐并不亚于秦始皇，但都不认为孔孟之教有害，而孔孟之教并不妨碍暴君的作为。那末，秦始皇为什么特别憎恶当时的百家争鸣而加以禁止呢？这是因为当时的众说纷纭，特别妨碍了他的专制。所谓妨碍专制的不是别的，很明显在于百家争鸣必然要产生自由的因素。假如只有一个学说，无论这个学说的性质怎样纯粹善良，也决不能由此产生自由的风气；自由的风气只有在不同意见的争论之中才能存生。秦始皇杜绝了争论的根源以后，统一天下，从此实行了专制政治，虽然经过多次改朝换代，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本质上并未改变，仍然是以至尊的地位与最高的权力集中于一身而支配着社会。因为孔孟之教对这个制度最有利，所以只让它流传后世。有人说，中国虽然是专制政府，但还有改朝换代的变革，而日本却是万世一系，所以，日本人的思想必然是顽固闭塞的。这种说法，只是局限于表面形式，而没有了解事情的真相，假如详细考察事实，就可以发现相反的情况。当然，我们日本，在古代也是以神权政府的意旨统治天下，致使民智不开，并且完全迷信集中至尊地位和最高权力于一人的传统观念，因而人民的思想也是偏执的，这些情况基本上和中国人没有什么区别。然而，到了中古武人执政时代，逐渐打破了社会的结构，形成了至尊未必至强，至强未必至尊的情况，在人的心目中开始认识到至尊和至强的区别，恰如胸中容纳两种东西而任其自由活动一般。既然允许这两种东西自由活动，其中就不能不夹杂着另外一些道理。这样，尊崇神政的思想、武力压制的思想和两者夹杂着的道理，三种思想虽有强弱之分，但是任何一种思想都不能垄断，既然不能垄断，这时自然要产生一种自由的风气。这与中国人拥戴绝对的专制君主，深信君主为至尊至强的传统观念相比，是迥然不同的。在这一点上，中国人的思想是贫困的，日本人的思想是丰富的，中国人是单纯的，日本人是复杂的。思想复杂丰富的人，迷信就会消除。在专制神权政府时代，由于天子一遇到日食时就举行辟席以及观天文来卜吉凶等等，人民也就尊崇这种作风，因而愈视君主为神圣，并愈加陷于愚昧。现在的中国就是这种风气，而我日本则不然。日本人民愚昧迷信的程度固然不能算不甚，然而这种迷信是出于本身，受神权政府的遗毒影响则较少。例如，在武人执政时代，日食时，天子也许还是举行辟席，也许还观察天文和举行祭祀天地等仪式，但是，至尊的天子既然没有至强的权力，因之人民就把它置之度外而不加重视。再如至强的将军，他的权威十分强大足以压服一世，但在人民的心目中，并不象拥戴至尊的天威那样，而是自然地把他看做凡人。这样，至尊和至强的两种思想取得平衡，于是在这两种思想当中便留下了思考的余地，为真理的活动开辟了道路，这不能不说是我们日本的偶然幸运。在今日的情势下，固然我们不希望恢复武人执政，但是，假使在幕府执政的七百年间，王室掌握着将军的武力，或幕府得到王室的尊位，而集中至尊和至强于一身，并且控制着人们身心，则绝不会有今日的日本。时至今日，如果仍以皇学家们所谓的祭政一体的原则来统治社会，那么，也不会有后日的日本。正因为今天不是这种情形，所以应该说这是日本人民之幸。所以，中国是一个把专制神权政府传之于万世的国家，日本则是在神权政府的基础上配合以武力的国家。中国是一个因素，日本则包括两个因素。如果从这个问题来讨论文明的先后，那么，中国如果不经过一番变革就不可能达到日本这样的程度。在汲取西洋文明方面，可以说，日本是比中国容易的。

在前一段中谈过，某些人曾说到汲取西洋文明时应根据本国国体斟酌取舍。本章的目的虽然不是要讨论国体，而在讨论汲取外国文明问题时，首先使人们感到阻碍的，似乎就是国体论，甚至于有人认为国体和文明似乎是不相容的。而对于这个问题，理论家们很多人避而不谈。这恰如作战时未经交锋就各自后退一样，无论如何看不出和战的究竟。更看不到阐明了道理以后，根本用不着交锋，而唯有和合的一途。有什么理由舍而不谈呢？所以我才以冗长的篇幅来答辩他们的论点。第一，所谓国体是指什么呢？姑且不谈社会上一般的讲法，先就我所知道的来说。“体”就是集体的意思，或者是体制的意思，也就是，把物体集合起来成为一体并与其他物体相区别的意思。所以国体，就是指同一种族的人民在一起同安乐共患难，而与外国人形成彼此的区别；本国人的互相照顾，比对待外国人要笃厚；本国人互相帮助比对外国人尽力；在一个政府之下，自己支配自己的命运，不受外国政府的干涉，祸福都由自己承担而能独立自主。西洋人所谓“Nationality”就是这个意思。世界上的一切国家，各有其国体。中国有中国的国体，印度有印度的国体，西洋各国也都各有一定的国体，并且对于这个国体没有不尽力加以保护的。国体的由来，有由于人种相同的，有由于信仰相同的，或由于语言，或由于地理，情况各不相同。但其最主要的因素是，同一种族的人民经过共同的社会历史沿革，有着共同的传统观念。偶尔也有不受上述条件的限制而构成国体的。例如瑞士，虽然国内各州，在人种、语言和信仰上有所不同，却也能构成坚固的国体。但如果上述条件相同，则人民之间的感情将更融洽。例如日耳曼民族的各国，虽然各有其独立的体制，但由于有着相同的语言文化和共同的传统观念，所以直到今天，日耳曼民族还是维护着日耳曼联邦的国体，而与其他国家有所不同。

国体在一个国家里未必始终如一，而是可能有很大变化的。或合并，或分离，或扩大，或缩小，甚至还可能完全消失。因此，判断一国国体的是否存在，不能仅从语言、信仰等条件的存亡来衡量。因为，即使语言、信仰还存在，而人民丧失政权，受到了外国人的统治，这就是国体的灭亡。例如英国与苏格兰合并为一个政府，这是国体的合并，双方皆无所失；荷兰和比利时分为两个政府，这是国体的分裂，而不是被外国人所征服。中国宋朝末年，宋的天下被元夺去，这是国体的丧失，也是华夏的初次灭亡。后来明又推翻元朝，光复了故国，完成了大明的统一。这可以说是恢复了华夏的本来面目。可是到了明末，政权被满清夺取，以致华夏的国体再度丧失，而变成了满清的天下。直至今日，汉族人民虽依旧保存着共同的语言风俗，并且其中也有人身为清廷的高官，从外表上看，清和明好象是合而为一，实际上华夏已被北方的满族所侵占，南方的汉族已经丧失了国体。又如印度被英国所征服，美洲土人被白种人所驱逐，这都是丧失国体最鲜明的例子。总而言之，国体的存亡，只在于这个国家的人民是否丧失了政权。

第二，对于国家，有用“Political　Legitimation”这两个字来形容的，前者是政治的意思，后者是正统或嫡系的意思，现在暂译作“政统”，也就是在国内所施行的而为人民所普遍承认的政治的正统。由于世界各国的国情和时代的不同，政统也就有所不同，有以君主立宪为政统的，有以封建割据为政统的，有以国民议会为政统的，也有以寺院政治为政统的。为什么有这种政统呢？这就是因为在这些学说最初取得政权一半总是要依靠武力，但是一旦取得政权之后，就不需要再显示威力了，不但如此，而且，以武力得天下这句话，也成为当权者的禁语，是他们所最忌讳的。无论任何政府，如果问它取得政权的原因，一定回答说，我所以取得政权，是因为我掌握了真理。及其统治日久，随着时间推移，任何政府没有不是逐渐放弃武力，依靠真理的。厌恶武力和爱好真理，本是人类的天性，所以人们看到政府的措施合理，便欣然喜悦，时间越久，就越认为这是正统，忘古而慕今，以致对于当代的一切事物便不感觉有什么不合理之处了。这就是所谓“政统”的由来。政统的变革，多半是由战争造成的。在中国，秦始皇废封建置郡县，欧洲由于罗马的衰落，遭受北方野蛮民族的蹂躏，终于形成封建割据的局面，这些都属于此例。但后来，由于人类文化不断进步，学者的理论权威逐渐提高，同时又对国家情况有利，偶尔也有不用武力而获得和平变革的。例如英国，若以今日的政治与十八世纪初期相比较，真有天壤之别，前后恍若两个国家的政治。英国由于政权问题而发生内乱，只是在十七世纪后半这个时期。自从1688年威廉三世即位以后，英国从未因政权问题而发生内乱，在国内动用干戈。所以，英国的政统在一百六七十年之间虽然有很大的变革，但却没有用过武力，而是在不知不觉之中改变过来，从前的人们就认为从前的政治是正统，以后的人们就认为以后的政治是正统了。在未开化的时代，也有不用武力而改变政统的情形。例如，在古代的法国，查理曼朝的君主，名义上虽称臣于法王，实际上却掌握着一国的大权；又如在日本，藤原氏之对于皇室，北条氏之对于源氏，也都属于此例。

政统的变革，并不影响国体的存亡。政治的形态，无论如何变化，或经过多少次更迭，只要是由本国人民执政，就于国体无损。例如荷兰过去曾经是共和政体，但现在却实行着君主立宪政体；又如法国，在近百年之间，政治形态改变十余次，但其国体依然不变。正如前段所述，维护国体的最低的条件，只在于不让外国人夺去政权。美国规定总统必须从在本国出生的人中选出，就是根据本国的政治必须由本国人管理的愿望出发的。

第三，所谓血统，就是西洋语言的“reign”，就是君主父子相传血缘不绝的意思。世界各国各有不同的惯例，因而继承国君的血统，有的只限于男子，有的男女均可，有的继承法规定，并不限于父子，无子可立兄弟，无兄弟可从亲属中选其最亲近者。在实行君主政治的西洋各国，极其重视血统，所以在历史上，由于争执血统继承的问题，往往引起了战争。有时甲国君主死后无子嗣，恰好乙国国君又是其近亲，于是便兼任甲乙两国的君主而形成两国一君。欧洲有这种习惯，中国、日本尚无此例。虽然两国共戴一君，但丝毫不影响两国的国体和政统。

如上所述，国体、政统和血统，都是各不相干的东西，有时血统不变，而政统改变了。例如英国的政治变革，法国查理曼朝均属此例。也有政统虽改而国体不变的，世界各国例子甚多。还有不改血统而改变国体的，例如，英国人和荷兰人占据亚洲各地，虽然仍旧保留原来的酋长，但却以英荷的政权统治着当地的土人，同时也控制了酋长。

日本自有史以来，从未改变过国体，皇祚世代相传从未间断，但政统却经常发生极大的变革，最初是国君亲自执政，以后则有外戚专权，或是权柄转移到将军的幕府，或落于陪臣之手，或又归于将军之门，逐渐形成封建割据的局面，直至庆应末年。政权离开王室以后，天子只是徒拥虚位而已。山阳外史评北条氏说：“视万乘之尊如孤豚”，这句话十分中肯。政统如此变革，为什么还没丧失国体呢？这是因为掌握日本政治的是语言风俗相同的日本人，丝毫没让外国人干预过日本的政权。

然而，这里有个问题使我百思莫解，这就是社会舆论专门注意血统一方面，似乎把国体和血统混淆起来了，因此就产生了重视这一方面而忽视另一方面的弊病。本来我国的皇统是和国体共同绵延到现在的，这是世界上绝无仅有的例子，这也可以叫做一种国体。但是如果推究事理严格来说，皇统绵延只是未丧失国体的一种象征。用人的身体作比喻，国体犹如身体，皇统犹如眼睛。看到人的目光可以知道人的身体未死，但是为了保护身体的健康，不应该只注意眼睛而不顾及全身。如果全身的元气衰弱，眼睛自然会失去光采。或者甚至全身既死，已无生机，只因他还睁着眼睛，竟有人误认为他还活着的情形也不是没有的。英国人统治东亚各国的手段，有不少正是杀其身而存其眼睛的。

据历史记载，保持血统的绵延并非难事。从北条时代起一直到南北朝的情况就是一个明证。在那个时代，虽然也曾争论过血统的正逆问题，但事情早已成为过去，今天没有再究其正逆的必要了。正逆问题只是一时的争论，在后人来说，两者均系天子的血统，只要血统未断，就于愿已足了。所以，血统的正逆，在当时虽然是件大事，但若把时代撇开，以现代的眼光，回顾往事，只偏重血统的绵延，而不讲求绵延的方法，那就无所谓忠与不忠，义与不义，而楠木正成与足利尊氏也就难以区别了。然而分析当时的情况，楠氏不仅是争血统，而且是争政统，想把天下的政权归还于天子，是先攻其难而后取其易的。保持血统和保持政权孰难孰易，由此可见。

据日本古今的一般论调，都自诩是金瓯无缺，冠绝万邦，大有洋洋得意之概。所谓冠绝万邦，只是为皇统绵延而自豪么？皇统绵延并非难事，即使北条、足利等叛臣，尚且保持了血统的绵延。是否由于政统冠绝万邦呢？我国的政统，自古至今迭次变革，情况与外国相同，没有什么值得夸耀。那末所谓金瓯无缺，究竟是指什么呢？只是在于从开国以来，能保全国体，政权从未落入外人之手这一点而已。所以应该说，国体是国家的根本，政统和血统，只是随着国体的盛衰而共同盛衰。中古时代，王室虽曾失去政权和发生过血统的正逆之争，但这些问题正因为发生在金瓯无缺的日本，今天方能扬扬自得。假如在从前，让俄国人或英国人作出源赖朝那样的事，纵然皇统绵延，作为一个日本人，也决不会有得意之色。幸而镰仓时代还没有俄国人和英国人，但是今天，他们确已集聚在日本的周围，时势的演变，真是值得注意。

日本人当前的唯一任务就是保卫国体。保卫国体就是不丧失国家的政权。为此，必须提高人民的智力。提高智力的办法固然很多，但是，首先在于摆脱旧习的迷惑，汲取西洋的文明精神。不扫除阴阳五行的迷信，就不能踏上科学研究的大道。人事也是如此，不打破陋习的束缚，就难以改进人与人的关系。果真能从迷信陋习中摆脱出来，而进入心智开朗的境地，发挥全国人民的智慧来维护国家主权，以奠定国体的基础，还有什么可惧的呢？至于维持皇统的绵延则更是最容易的事，试问天下的士人，除忠义之外就没有其他愿望了吗？忠义固然不是坏事，可是要尽忠就该尽大忠。想保持皇统的绵延，就该为皇统的绵延增光。国体不巩固，血统就不会有光采。正如前举的比喻，全身没有生机，眼睛必然失去光辉。知道眼睛可贵，就必须注意全身的健康，只用眼药，是不可能保持眼睛的光明的。由此看来，唯有汲取西洋文明才能巩固我国国体，为我皇统增光，这又何必踌躇呢？应该坚决汲取西洋文明。

上面已经谈到要摆脱对于旧习的迷惑。迷惑这个词应用范围极广，关于世上事物有各式各样的迷惑，现在我想先从政府方面讨论这个问题，即就政府的“实威”和“虚威”的区别来加以说明。在讨论事物的利害的时候，若不先决定其目的，就很难下结论。房屋是用来遮避雨露，衣服是用来防御风寒。人间万事莫不有其目的。但是，积习日深，便往往忘却事物的实际效用，只知重视事物本身而不知重视它的实际效用。所以只顾装修，粉饰，或爱好、眷恋，甚至于不管有无其他害处，一味地喜爱。这就是迷惑，也是世上所以产生虚饰的根源。譬如，日本的战国时代，武士都佩带双刀，这原是因为当时法律不可靠，人们用以自卫的。可是积习日深，到了太平盛世，仍不废弃佩刀这个习惯。不但如此，反而更加重视起来，甚至有人倾家荡产，装饰双刀，凡是属于士族的，不论老少，没有不佩刀的。那末，其实际效用是怎样呢？有的只是在刀的外部镶嵌金银，而鞘里插着的却只是细窄的钝刀，并且带刀人十有八九不懂剑术。佩刀既然有害无益，那末为什么废除这个习惯还要引起不满呢？这是因为世人都忘却了双刀的实际效用，而养成了只重其物的习惯的原故。这种习惯就是迷惑。如果向现在太平盛世的士族质问带刀的目的，他只能借口说，这是传统习惯，或者说这是士族的标志，除此之外决不会有更明确的解答。也没有谁能圆满答复这个质问，讲出带刀的实际效用来。既然说这是习惯或是标志，那就大可把它废除。如果还有不可废除的实际效用，就应改变方式只取其有用之处。无论找出任何借口，也不能说明带刀是士族的天性。至于政府也是如此。世界各国无论什么地方，在最初成立政府建立国家体制时，都是为了保持国家政权，维护国体。为了维护政权，当然不能没有权威，这种权威叫作“政府的实威”。而政府的作用就是要贯彻这种实威。原始时代，人民昧于事理，只知畏惧表面事物，从而统御人民的方法，也不能不根据这种情况而使用道理以外的威力。这种威力叫做“政府的虚威”。当然，这种虚威是为了维系当时人心不得已而为之的一种权术。不过站在人民的立场来说，当时人类还是刚刚摆脱了同类相残的禽兽世界；初步学会了顺从，所以这种办法还是无可厚非的。然而，从人类的天性来看，掌权的人，一般的通病，是陶醉于权威以至恣意胡为。这好比嗜酒的人，每饮必醉，醉后更加嗜酒，结果好象酒能使人饮酒一般，那些大权在握的人，一旦用虚威取得权柄之后，就乘其虚威进一步展其虚威，似乎虚威使人更无限制地逞虚威。这样积习日深，终于以虚威建立政府的体制，然后又把这个体制加以种种修饰，修饰愈多，愈能迷惑人的耳目，反而忽略了实际的功用，只看到修饰的外形，就认为是金玉而加以眷恋和爱护，而对其他的利害得失却置之不顾。同时还要把君主和人民当作不同类而强行加以区别，制定出一套官阶、服饰、文字、语言等尊卑的体制，周唐的礼仪就是这些东西。还有人发出无稽之谈，说君主是受命于天，或者说其祖先曾登灵山会见天神，或说梦兆或说神托，如此荒唐而恬然不以为怪，所谓神权政府的由来就是如此。这可以说是完全忘了政府必须拥有实威的意义，而迷醉于不应有的虚威的荒诞的行径。虚实的区别正在于此。

这种荒诞无稽的事，在上古荒诞时代，固然还不失为一时的权术，但是，随着人智渐开，就不应该再用这种权术了。在如今的文明世界里，纵然衣冠华丽，衙署巍巍，又怎能眩耀人的目光呢？唯有招识者的哂笑而已。即使对文明毫无认识，只要见闻过文明事物的人，他们的见识自然会有所提高，所以，决不可用荒诞的事物来加以强制。统治人民的方法，唯有根据道理，制定法律，然后用政治法律的实威，使他们遵守。今天，如果发生七年大旱，即使筑坛祈雨，人们也都知道雨不是可以求得的。尽管国君亲自祈祷五谷丰收，也不能动摇科学的定律。依靠人们的祈祷是不能增产一粒粮食的，这个道理，小学生也都明白。古时虽有过投剑于海而潮退的传说，但今天人人都知道海潮的涨退有一定的时刻。古时人们看见紫云叆叇就认为将有英雄出现，但在今天，谁都知道英雄不能求之于云间，这决不是由于古今事物的道理不同，而是由于古今人类智慧的程度不同。人民的品质逐步提高，全国的智力增长，政治上取得了实际的权威，这对国家来说，岂不是值得庆幸的吗？然而，如今竟弃实而就虚，一味粉饰外形，反而增加人们的愚昧，那真是执迷不悟到了极点。如果非主张虚威不可，那就只有设法使人民退回到原始时代的愚昧状态。如果人民退回到愚昧状态，则政治力量势必逐渐衰弱。政治力量衰弱，则国家不能成其为国家了。国家既然不能成为国家，还有什么国体可言。这是欲保护国体，反而戕害了国体，应该说是本末倒置。譬如，在英国，假使继承其先王遗志，仍旧保持君主专制的旧制，恐怕王统早已灭绝了。其所以没有灭绝，就是因为减少了王室的虚威而解放了民权，增加了全国政治的实力，结果使王位也随着国力的加强而巩固起来，这可以说是维护王室的最上策。总之，国体并不因文明而受到损害，实际上正是依赖文明而愈益提高。

不论世界上任何国家的人民，凡是迷惑于旧习的，一定喜欢夸耀他们的历史如何古老悠久，历史越久，就越加珍视，恰如古玩家珍爱古董一般。在印度历史上有这样一个传说：印度的第一个国王叫作普拉萨麻?拉加，是一位圣明的君主，这位国王即位时，已是二百万岁，在位六百三十万年后传位于王子，又经过十万年他才逝世。又说，印度有一部称为《摩奴》的经典。〔按古印度的传说：这部经典是造化神梵天（BrahAma）之子摩奴所传授的，因而得名。公元1794年英人琼斯把它译成英文。这部经典的内容虽然巧妙地记述了神道专制之说，但在修德方面却非常严正，立论也很高超，其内容有很多地方与耶稣教义相符合。不仅教义如此，文章也相类似。例如《摩奴》里说：待人须要怜悯，不可使人牢骚不满；不可用实际行动去害人；不可存心去害人；不可骂人；被人骂时要忍耐；别人对我发怒时，我不要用愤怒去回答等等。另外，基督教圣咏作者的诗篇与《摩奴》的经文，更有字字相似的，如在圣咏作者的诗篇里说：“愚人认为没有神”，而《摩奴》的经文里说：“恶人认为谁也不看他，但是，神是看得很清楚的，并且也知道他心里想的是什么”。这些，都是很相似的。以上录自布兰德的《韻府》。〕据说这部经典传授到人间大约是在二十亿年以前，可以说是最古老的东西。印度人在遵守这部宝贵的经典和保存着这种古老的国风，在高枕安卧之际，政权竟被英人夺去，神圣的国家竟变成了英国的爼上之肉，普拉萨麻?拉加的子孙也变成了英国人的奴隶。他们夸耀的所谓六百万年或二十亿年与天地比寿的悠久历史，也不过是些毫无根据的自我夸张，实际上这部经典的来历，只不过三千年。暂且不管他们的夸张，假如有人对于印度夸耀六百万年的历史，说非洲的历史已经有七百万年，对于印度夸耀二十亿年的历史，有人说我们已经有三十亿年的历史时，印度人就只好闭口无言了。如此夸张简直是儿戏。还有一句话也足以驳倒印度的自诩，那就是宇宙之大是永恒无穷的，区区典籍又怎能与天地争短长呢？造化的一瞬间就是世上的亿万年，二十亿年的岁月只不过是这一瞬间的一小部分而已。对于这一小部分的时刻，作无益的争论，却把文明大计置于脑后，这岂不是不知轻重的人，假使印度人听到这句话，又将沉默无言了。所以，世上的事物，并非因为陈旧古老就有价值。

如上所述，我国的皇统是和国体相依为命绵延至今的，这是世界上绝无仅有的，也可以说是一种君国并立的国体。即使把这个“并立”叫作一种国体，但是也决不可就这样保守下去，甚至倒退，而是应该加以运用使之前进。如果运用适宜，在某种情况下，却可以收到很大的成效。因此，君国并立的可贵，并不在于自古它就为我国所固有而可贵，而是因为有了它而维持了我国的政权和促进了我国的文明。这并不是物的可贵，而是它的作用可贵。犹如房屋，并不是以它的形状为可贵，而是以它具有遮防雨露的效用而可贵。如果因为这是祖先传留下来的建筑形式，而只重视房屋的外表形状，那么用纸糊制房屋也未尝不可。所以，君国并立的国体，如果有不适合于文明的地方，其原因必定是由于习惯日久而产生虚饰迷惑所造成的。如果能去其虚饰迷惑而存其实际效用，逐渐改革政治的面貌，则国体、政统和血统三者才不致互相抵触，而与现代的文明长期共存。譬如，现在的俄国，如果今天改革政治，明天就效仿英国的自由风尚，这不仅实际上行不通，而且立刻会招致国家的大祸。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俄英两国文明进步的程度不同，人民的智愚互异，现在的俄国，实行现在的政治，正适合于它的文明程度。但是，如果让俄国永久墨守旧制，不顾文明的得失，一味遵奉固有的政治，也不是我的意思。我的意思也只是要详察文明的进展，文明前进一步，政治也随着前进一步，使文明和政治步调一致。关于这一点在第三章末段，有所论述，可供参考。〔书中或称西洋或称欧洲，其义相同。记述地理时，欧洲和美洲有所区别，讨论文明时，因为美洲的文明也是来自欧洲，所以所谓欧洲文明也就是指欧洲式的文明。所谓西洋也与此义相同。〕得失，一味遵奉固有的政治，也不是我的意思。我的意思也只是要详察文明的进展，文明前进一步，政治也随着前进一步，使文明和政治步调一致。关于这一点在第三章末段，有所论述，可供参考。〔书中或称西洋或称欧洲，其义相同。记述地理时，欧洲和美洲有所区别，讨论文明时，因为美洲的文明也是来自欧洲，所以所谓欧洲文明也就是指欧洲式的文明。所谓西洋也与此义相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