借所谓“台湾经验”抗拒统一 ——评李登辉的“台独”言行之三

新华社评论员

长期以来，李登辉不断用政治制度的不同与经济方面的“差距”来作为他抗拒统一的借口。这次他在美国康奈尔大学的演讲中，更通过精心包装所谓“台湾经验”来欺骗世界，为他搞“两个中国”、“一中一台”制造舆论。

作为４０多年来台湾当局第一个得以访美的头号当权者，李登辉在演讲中对支持他搞分裂的美国反华势力感激涕零。在一连串的“感谢”和对美国的吹捧之后，他更以强调自己的反共立场来向洋人邀宠。他声称台湾现行的“言论自由”与美国“毫无二致”；吹嘘台湾创造了“经济奇迹”和“政治奇迹”，甚至大言不惭地说什么“台湾经验”有“地域性和国际性的涵意”。如此的自吹自擂和甘当美国小兄弟的言论，使岛内政坛不少人为之汗颜，舆论更批评他“夸大”事实“太过膨胀”。

众所周知，台湾经济的发展有多重原因。其中，在过去４０多年的两岸隔绝时期，从祖国大陆去台的大批人才、国民党当局逃台时的“黄金大搬运”、美国为了反华给予台湾当局的大量美元支持，都是使台湾经济得以发展的重要原因。在近十多年来，两岸急剧发展的经贸交往交流，又为台湾面临发展瓶颈的“浅碟经济”注入新的活力，两岸互补互利的经济往来成为台湾经济转型的重要成因。李登辉对这些视而不见，却企图借两岸人均收入的差距来误导舆论，以实现他抗拒统一的图谋。

李登辉在讲演中厚颜地为自己上台六年的“政绩”吹嘘，其中包括所谓“完成宪政改革”，实现“宁静革命”、“主权在民”。实际上，他的“宁静革命”，做的是通过内斗夺权强迫完成国民党政权的“本土化”；他的“主权在民”，是利用选举的形式来强化两岸“分裂分治”；他的“宪政改革”，搞的是纵容、支持“台独”分子和“台独”组织在岛内膨胀自己的势力，成为有着“李登辉情结”的反对党。在李登辉的主导之下，所谓的台湾“民主政治”，充斥着“立法院”里衣冠楚楚者拳脚相加、骂娘称老子的奇观；充斥着各项选举中金权肆虐、黑道横行、贿选“得志”的丑闻，舆论因此将“立法院”称为“格斗场”，台湾也因“钱能通天”的政治生态而被称为“贪婪岛”。至于李登辉借“政治改革”之名排斥异己，纵容“台独”，在岛内更引起骂声一片。这才是真正的台湾实际和“台湾经验”。

李登辉欺骗世界舆论以分裂祖国的图谋是不会得逞的。海内外有识之士早已指出，政治制度、社会制度的不同，经济发展程度的不同，不应也不能成为海峡两岸不统一的理由。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制定的“和平统一、一国两制”的基本方针强调，统一后实行“一国两制”，台湾保持原有的制度，“不是我吃掉你，也不是你吃掉我”。台湾的社会经济制度不变、生活方式不变，台湾作为特别行政区有高度的自治权，拥有立法权、司法终审权，可以有自己的军队，党、政、军等系统都由自己管理。今年初江泽民主席发表的重要讲话中重申了这些方针，并强调“充分尊重台湾同胞的生活方式和当家作主的愿望，保护台湾同胞一切正当权益”。这些和平解决台湾问题，早日实现祖国统一大业的合情合理建议，正随着时间的推移而日益深入人心。李登辉为当“台湾摩西”的一己之私，不顾民族大义和台湾同胞的前途，借所谓“台湾经验”挑战祖国统一大业，充当西方反共反华势力的棋子，从根本上违背了中华民族的利益，而所有背叛民族利益者的下场，都是可以预见的。 

引文链接

鼓吹“生命共同体”制造分离意识 ——评李登辉的“台独”言行之二

新华社评论员

最近几年，李登辉为实现其分裂祖国、制造“两个中国”、“一中一台”的政治图谋，在台湾岛内外散布了一系列蛊惑人心的谬论。所谓建立“２１００万人生命共同体”，就是其中的一个。
李登辉的所谓“台湾人生命共同体”，脱胎于老牌“台独”分子彭明敏等人８０年代炮制的“台湾人的命运共同体”口号。彭明敏等“台独”分子声称，台湾人是“具有独特时空意义的华人”，他们具有“认同台湾，归属台湾”的“共同命运感”，这种“共同命运的意识才是构成民族国家的基础”。这一谬论，与“台湾住民自决”等口号一样，是鼓吹“台湾独立”的主要主张。近几年，“台独”分子即以此为据，大肆鼓吹“树立台湾民族观”，“确立以台湾为主体的国家定位”。李登辉的“生命共同体”论调，与“台独”分子所称的“命运共同体”一脉相承，异曲同工，同样是在宣扬以台湾为主体、与中国历史相割裂，鼓吹台湾“主权独立”、“主权在民”，煽动“共同反共”，声称要创造台湾人的“新文化”，以“建立台湾人的生命共同体”为目标“经营大台湾”。

李登辉公然承袭“台独”主张，并加以宣扬和实践，这是他近年来制造“两个中国”、“一中一台”政治阴谋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他与“台独”同流合污、沆瀣一气的必然结果。近年来，李登辉在分裂祖国的道路上越走越远，他一方面在国际上极力鼓吹“中华民国在台湾是一个主权独立的国家”，不惜以金钱收买的卑劣伎俩，大肆推行“弹性务实外交”，对国际反华势力卑躬屈膝，乞怜求援；另一方面，在两岸关系上一再强调海峡两岸“分裂分治”，是“互不隶属的对等政治实体”，阻挠两岸关系发展，抗拒统一。而鼓吹建立所谓“台湾人的生命共同体”，则是李登辉在台湾岛内完成“宪政改革”后，企图进一步在意识形态领域制造分离意识的重要步骤。其实质，就是以片面强调台湾历史和现实的特殊性来否定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将台湾同胞与中华民族大家庭隔离开来，将台湾同胞的利益与中华民族的整体利益分割开来、对立起来，以期在台湾社会普遍形成并强化以加深两岸分离、对峙为基础的民族观、历史观、文化观、价值观和国家认同观，为其制造国家和民族分裂逐步建立“民意”根基。

众所周知，台湾是中国神圣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海峡两岸血脉相连，命运与共，台湾同胞的利益是中华民族整体利益的一部分。中华民族的历史发展，包容了两岸同胞共同的兴衰荣辱。当前两岸关系的发展，也与两岸同胞的利益及国家统一和民族振兴的前途息息相关。李登辉的所谓“台湾人的生命共同体”，根本无视中国的历史与两岸关系现实，是对台湾人民进行的政治蒙蔽和欺骗。他之所以要竭力鼓吹“两岸分裂分治”，推销“台湾人的生命共同体”观念，目的就是要挑动和裹胁台湾民众跟随他一起走上分裂的道路，是要以台湾同胞的利益、前途和生命作为赌注，向“一个中国”的原则挑战。毫无疑问，这种政治冒险只会给台湾人民带来巨大的灾难。按照李登辉的思路走下去，所谓“台湾人的生命共同体”就会成为“台独共同体”，变成“灾难共同体”。这是包括台湾人民在内的全体中国人民绝对不会答应的。

祖国政府对于台湾同胞的利益向来十分重视和关心，“一国两制、和平统一”的方针极大地体现了对台湾同胞的关心、尊重和照顾。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江泽民在今年１月３０日发表的重要讲话中，代表中共中央和国务院明确表示：要充分尊重台湾同胞的生活方式和当家作主的愿望，保护台湾同胞一切正当权益；继续贯彻《台湾同胞投资保护法》，不论在什么情况下，都将维护台商的一切正当权益。坚持统一，反对分裂，是包括２１００万台湾同胞在内的全体中国人民的共同意志。只有实现祖国的完全统一、民族的振兴，才是中华民族的根本利益所在，这早已成为海内外所有中国人的共识。李登辉也好，彭明敏也好，他们鼓吹什么“台湾人的共同体”，企图挑拨台湾同胞与祖国政府的关系、分裂中华民族，是不可能得逞的。 

引文链接

“台独”的保护伞和总后台——评李登辉的“台独”言行之一

“台独”的保护伞和总后台——评李登辉的“台独”言行之一

新华社评论员

自李登辉上台以来，人们对他统独倾向的质疑从未间断。李氏虽屡屡在公开场合辩解自己不是搞“台独”，但却无法取信于天下人。大量的事实表明，李登辉不仅具有深刻的“台独”思想根源，而且利用手中权力纵容“台独”，已沦为“台独”分子的保护伞和总后台。

李登辉早年就和许多“台独”分子有种种暧昧关系。号称“台独教父”的彭明敏与他过从甚密；在美国康奈尔大学就读期间，李登辉更是混迹于“台独”分子之中，将海外“台独联盟”的不少骨干分子捧为座上宾；他还始终与岛内主要“台独”势力台湾基督教长老会长期保持着密切关系，是这一“台独”组织的虔诚教徒和忠实会员。

李登辉上台之后，更是迫不及待地为“台独”势力入台发展打开通路。１９９０年他授意召开“国是会议”，特赦“台独”分子出狱，还邀请海外“台独”头目彭明敏等人回台“共商国是”。这些昔日台湾当局关押、通缉的阶下囚，变成了李登辉的座上宾和“贤人”、“谋士”。岛内舆论把这次会议称为开台湾当局与“台独”势力公开合流之先河。此后，李登辉以“宪政改革”为名，主持修改制约“台独”的相关法规，使“台独”主张和“台独”活动合法化，为“台独”组织和海外“台独”分子返台大开绿灯。

正是由于李登辉的庇护和纵容，近些年来岛内“台独”势力迅速膨胀，“台独”活动日趋猖獗。“台独”这股祸水，已在台湾岛内大肆宣泄，成为一支影响台湾政局、反对祖国统一、分裂中国领土、出卖台湾人民根本利益的反动力量。李登辉对此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李登辉不仅纵容、庇护“台独”，还通过手中权力，大肆推行“台独”施政理念，与“台独”分子沆瀣一气，破坏祖国统一事业，做了“台独”分子想做而做不到的事。他借所谓“宪政改革”，企图通过摆脱国民党的旧法统，彻底割断台湾与祖国大陆的联系。他身为国民党主席，却把国民党视为“外来政权”，声称“要将它变成台湾人的国民党”。对于“台独”分子提出要重新“建立台湾民族与文化意识”的谬论，李登辉深有“同感”。他声称“不教台湾的事而尽记些大陆的事，是荒唐的教育”，提出在台湾中、小学教育里要“加入台湾历史、台湾地理、以及自己的根”。李登辉还接过彭明敏的“台独”口号，提出建立“２１００万人生命共同体”的施政理念，企图把台湾同胞的利益和１２亿大陆同胞的利益割裂开来，从政治上、法理上乃至文化上同祖国大陆“断脐带”。这同“台独”分子鼓吹的“中国是中国，台湾是台湾”以及“新兴民族”、“新兴国家”等论调如出一辙。

李登辉还采纳民进党和“台独”分子的主张，在岛内搞“公民直选总统”，企图以“台湾人选台湾总统”，完成对所谓“主权在民”的“独立政治实体”的塑造，以便于到国际上去搞“两个中国”、“一中一台”。１９９３年李登辉在完成把大陆籍势力赶下台的内斗之后，立即下达了“推动参与联合国总动员令”。台“陆委会”前不久在李登辉的授意下，公开宣布“放弃正统、法统、中国代表权之争”，言下之意是台湾将以另一个“主权国家”名义申请加入联合国。这一主张与“台独”分子完全合流，得到“台独”势力的全力配合。

为达到“以主权国家进入联合国”的目的，李登辉近年来大肆推行“务实外交”，处心积虑要使台湾问题国际化，谋求台湾独立的“国际人格”。今年６月发生的李登辉访美事件，就是他精心策划，挟洋自重，谋求“骨牌效应”，让国际社会认定台湾“政治地位”的一个重大步骤。

事实胜于雄辩。李登辉究竟是统是独，结论是明确的。尽管李登辉仍在利用台湾民众的“本土意识”和“出头天”心理包装自己的“台独”思想和分裂意识，但李登辉的立场是不会改变的。李登辉已经在“台独”的道路上越走越远。

引文链接

李登辉是破坏两岸关系的罪人 —— 四评李登辉在康奈尔大学的演讲

本报评论员新华社评论员

近年来，由于海峡两岸人民的共同努力，双方的经济、文化、体育交流日渐增多，势头良好。但是，不久前李登辉跑到美国从事制造“两个中国”或“一中一台”的活动，使日趋缓和的两岸关系出现了严重倒退，给祖国统一大业蒙上了一层阴影。大量事实表明，李登辉是阻挠、破坏两岸关系的罪人。

众所周知，实现祖国统一、发展两岸关系的基础是一个中国的原则。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江泽民在今年１月３０日讲话中指出：“中国的主权和领土决不容许分割”，这是维护两岸关系稳定和发展的基石。任何偏离和背弃这一原则的言行，都将严重破坏两岸关系的发展，甚至导致两岸的冲突与对抗。

李登辉近年来的所作所为恰恰与一个中国的原则背道而驰。李登辉主政初期，人们对改善两岸关系，实现祖国和平统一曾经有所期待。曾几何时，随着岛内外形势的变化以及他个人权力的膨胀，李登辉即步步后退，先后提出“一国两府”、“一国两区”、“两个对等政治实体”等等主张，进而鼓吹两岸“分裂分治”，在国际上公开打出“阶段性两个中国”的旗号，说什么“台湾是一个主权独立的国家”，其欲分裂国土和主权的面目暴露无遗，两岸关系的发展也因此而受到严重的损害。

李登辉破坏两岸关系并非自今日始。去年３月，他与日本作家司马辽太郎谈话时就说：“中国一词是含糊不清的”，“主权这二个字是危险的单词”，台湾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个省是“奇怪的梦”，还说什么他要带领台湾人建立“台湾人的国家”。他不止一次地宣称：“现在的两岸，一个是水，一个是油，水和油是合不起来的”，“我们应尽量忘记一个中国、两个中国这种字眼”。这是在向国家主权挑战，是要与包括台湾同胞在内的１２亿中国人民为敌。

近年来，李登辉置两岸人民要求尽快结束敌对状态、保持和平与稳定的强烈愿望于不顾，蓄意制造敌对意识，恶化两岸的和平气氛。在国家主席江泽民提出“在一个中国的前提下，两岸可先就正式结束敌对状态进行谈判”的建议后，李登辉竟公开予以拒绝，台湾军方还屡屡制造打死、打伤沿海渔民的事件，使两岸敌对气氛不断升高，两岸关系的正常发展受到严重损害。

在两岸关系上，李登辉还为双方人员往来和经贸交流设置重重障碍。一方面，他要中央政府承认海峡两岸“分裂分治”、台湾是一个“对等的政治实体”、放弃使用武力、给予国际生存空间等，阻挠两岸关系的发展；另一方面，他对海协和海基会之间的事务性商谈也不抱诚意，总是设置这样那样的障碍。

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对缓和与发展两岸关系的态度一向是真诚的、积极的、讲原则的。对任何阻挠、破坏中国统一大业的分裂行径，我们决不会坐视不管。

两岸关系现已处于非常关键的时刻。事实表明，指望李登辉这样一个“不知道中国为何物”的人来改善和发展两岸关系，无异于缘木求鱼。全体中国人对李登辉切不可抱任何不切实际的幻想。 

引文链接

推行“台独”的政治迷药 ——三评李登辉在康奈尔大学的演讲

本报评论员新华社评论员

李登辉在美国康奈尔大学发表的自白，不乏染着悦目色彩的政治迷药，其中之一便是“主权在民”。

“主权在民”这四个字，过去也被李登辉当作口号讲过，但他在过去阐明这个口号的内涵时，总是前后颠倒，含混不清。这次，他避开过去声称的“主权是个危险的单词”一类话，把“主权在民”落实到岛内“走向民主体制的政治改革”上，并且还要“帮助”海峡这边“实现政治民主化”，使“中国统一在民主自由和均富制度下”。人所共知，李登辉在岛内施行的并不是什么民主制度，想把他那一套搬到海峡这边来，也只能是一场空想。他在岛内一步步“落实”的，不过是如何把权力集中到自己手里，以及为实现“台独”铺平道路。

与李登辉在美国为自己涂抹的“民主”色彩截然相反，他在岛内的个人色彩却是精于谋权、反复无常和独裁。他当上岛内头号人物六年，就为抓权而在国民党高层发动激烈内斗五年。他玩弄权术，调动特务，借助“台独”，挑起“省籍矛盾”，分裂岛内人民，迫使一部分新老国民党人不得不以这种那种方式“出走”，从而逐步建立、巩固他的独裁体制。今天，他似乎已控制了台湾的政、经、法、军、警、特和新闻舆论。这个过程，风云变幻，充满了阴谋暗算。他甚至逼迫国民党员不得用无记名投票方式，而只能用当着他的面起立的方式，来推选他为“总统”候选人。五年多来台湾政坛的一连串事件，不但与什么“主权在民”、“民主政治”毫不相干，而且使岛内政治舞台成了谋权政治、金权政治和黑道政治的混合体，上演了一幕幕大打出手的政治丑剧，实为世上所罕见。

李登辉在“民主”的名义下，大肆纵容、扶植“台独”势力，放任海外的一些“台独”骨干分子回到台湾，让“台独”“土、洋”合流。他让“台独”分子在岛内的活动公开化、合法化。可以说，近年来他采取的各种政治措施，无一不有利于“台独”势力的发展，以至台湾舆论不止一次地指出，岛内的“台独”是李登辉“用奶水养大”的。不仅如此，他还在内外政策上不断吸收“台独”主张。今天，国民党与主张“台独”的民进党正在合流，这在岛内已不是什么秘密。在李登辉的主导下，国民党和民进党正密切配合，共同进行着对内建造“２１００万人的生命共同体”和“主权独立的国家”、对外争取获得国际社会“外交承认”的活动，双方的分歧仅仅在于这个“独立国”的国名是叫“中华民国在台湾”还是叫“台湾国”，这不能不使人们格外警惕。

李登辉的“主权在民”之所以是推行“台独”的政治迷药，还在于他故意混淆主权概念，曲解政治学中的“人民主权”学说，宣称要重新理解国际法中被世界各国广为接受的国家主权概念，为“台独”制造理论根据。众所周知，在国际法上，国家的主权不能分割，不能转让，一个国家只能有一个政府对外行使主权。台湾作为中国的一部分，并无主权可言；台湾同胞作为有十二亿人民的中华民族大家庭的重要成员，不能单独分割出去谈主权。李登辉讲的“中华民国在台湾是一个主权国家”，是要让台湾决定关系到十二亿中国人的大事。他在这里玩弄了一个把戏，即把他自己搞“台独”的愿望推给台湾民意，把台湾同胞绑在他的“台独”战车上，一同推向海峡两岸激烈对抗的战场。

看来李登辉很难从他的“台独”泥坑里解脱出来了。他搞“台独”，就是向要求祖国统一的全中国人民挑战，向要求维护和平、密切发展两岸关系的台湾民众挑战。我们解决台湾问题的方针是明确的、一贯的，这就是坚持统一，反对分裂。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江泽民在今年１月３０日的重要讲话中指出：“进行海峡两岸和平统一谈判，是我们的一贯主张”。早日解决台湾问题，实现祖国的和平统一，是海峡两岸人民共同的殷切期望。站在人民对立面的李登辉，处境将是十分危险的。

引文链接

国际社会绝无“台独”生存空间 ——二评李登辉在康奈尔大学的演讲

本报评论员新华社评论员

李登辉在康奈尔大学演讲时，用不少篇幅谈了拓展台湾的“国际生存空间”问题。他称，台湾因为“未获国际社会应有的外交承认”而要“尽全力向不可能的事物挑战”，即打破“传统国际法和国际社会的正式运作”。也就是说，他决心要在国际上为“台独”争空间。台湾究竟有没有国际生存空间，应当有怎样的国际生存空间，这是一个重大原则问题，不能不分析清楚。

如果说，台湾今天没有国际生存空间，这显然不符合事实。李登辉自己在一次讲话中就表示，台湾今天与许多国家维持着极为密切的经济贸易与文化交流关系，并列举了一些数字。李登辉的话尽管有些夸大，但反过来也证明，作为中国一部分的台湾并非没有“国际生存空间”。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江泽民今年春节前夕发表的讲话更明确地指出，对于台湾同外国发展民间性经济文化关系，我们不持异议。江泽民主席在同一讲话中，还要求我驻外机构加强与台湾同胞的联系，倾听他们的意见和要求，关心、照顾他们的利益，尽可能帮助他们解决困难。这表明，台湾同胞不但有着充分的国际生存空间，而且在世界各地可以像所有的中国人一样，得到自己祖国的关怀和照顾。

但是，李登辉要的并不是这种国际生存空间。他要的是到国际上去“凸显中华民国在台湾的存在”，即制造“两个中国”、“一中一台”，为“台独”寻求国际承认。近几年台湾当局以“拓展国际生存空间”为名，加紧推行“务实外交”、“金钱外交”、“度假外交”、“过境外交”、“庆典外交”，花样翻新，不一而足。从１９９３年起，还把“参与联合国”作为它“外交工作”的最高目标，明知其不可为而为之。李登辉为此亲自到一些国家宣扬“中华民国在台湾”，“两岸是分裂国家”，谋求台湾“独立的主权国家地位”。此次李登辉访美，就是企图把台湾作为一个“主权国家”推向国际社会。日前台湾当局居然公开宣称，要以１０亿美元购买“联合国会员资格”。总之，只要能在国际上制造“两个中国”、“一中一台”，能为“台独”鸣锣开道，就不惜代价，不择手段地去运作。李登辉的“拓展国际生存空间”，显然与一个中国的原则背道而驰，与海峡两岸走向和平统一的目标背道而驰，与人们维护亚洲与世界和平的愿望背道而驰。这样的“拓展国际生存空间”，当然是我们坚决反对的。

李登辉称，为“拓展国际生存空间”，他将“尽全力向不可能的事物挑战”。于是，他就向遏止他搞“两个中国”的国际法挑战，向全世界所公认的国际关系准则挑战，向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挑战。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也是中国在联合国的唯一代表，台湾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这是世界上任何挑战都改变不了的事实。李登辉的挑战，到头来也是注定要失败的。

必须明明白白地告诉李登辉，你所要的分裂祖国的“生存空间”，制造“两个中国”的“生存空间”，走向“台湾独立”的“生存空间”，都是绝对办不到的。这样的“国际生存空间”，是要把台湾从中国分裂出去，既违反了海峡两岸人民的共同利益和愿望，也违反了滚滚向前的历史潮流。不仅中国人民不允许，世界上一切爱好和平的人民也不会允许。

国家主席江泽民今年初在有关促进祖国统一大业的讲话中指出：“只有实现和平统一后，台湾同胞才能与全国各族人民一道，真正充分地共享伟大祖国在国际上的尊严与荣誉”。今天，在国际上作为一个中国人的尊严和荣誉，是以往任何时候所没有的。祖国的繁荣和强大，是包括台湾同胞在内的一切中国人的光荣和靠山。我们热烈盼望祖国和平统一大业的早日实现，使台湾同胞在世界的任何一个角落，都能真正充分地享受到应有的尊严和荣誉。李登辉的“拓展国际生存空间”只会把台湾带入绝境。 

引文链接

一篇鼓吹分裂的自白 —— 一评李登辉在康奈尔大学的演讲

本报评论员新华社评论员

李登辉今年６月以“私人身份”访问美国，并在康奈尔大学发表了一篇演讲，鼓吹分裂祖国。对此，海内外有识之士多有评说，发表了义正辞严的言论。我们认为，对李登辉的这篇自供，有进一步加以剖析的必要。

近几年来，李登辉散布了许多分裂祖国的言论，其真实面目日益显现。而利用外国人提供的讲坛，如此露骨、如此公开地鼓吹分裂，还是第一次。其挟洋人以自重之气氛，也是前所未有的。李登辉返回台北时或许以为他已经满载而归了。但是，任何背叛民族利益、制造民族分裂、破坏祖国统一大业的倒行逆施都不能不遭到全中国人民的反对，李登辉也不能例外！

李登辉在其题为《民之所欲，长在我心》的演讲中，一次不提一个中国，却多次使用“中华民国在台湾”和“在台湾的中华民国”的说法。众所周知，自１９７１年联合国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合法席位，台湾当局的代表被逐出联合国以来，台湾当局在国际社会中十分孤立。为了重新挤入联合国，李登辉近年来撕去“主张一个中国”的伪装，露出分裂祖国的真面目。他始而提出“一国两府”、“一国两区”，随后又标榜“务实外交”，制造“一个中华人民共和国在大陆，一个中华民国在台湾”的论调，这些实质上都是“台独”的变种，理所当然地遭到海内外中国人的强烈反对。李登辉曾私下对“台独”分子交底：“统一只是说说的，其实我心里想的跟你们一样”。近两年他又提出“两个对等政治实体”、“两岸分裂分治”。虽然有时他也说过“在两岸分治的现实上追求统一”，但那只不过是为了遮人耳目而已。李登辉在康奈尔大学的演讲中一而再、再而三地强调“中华民国在台湾”或“在台湾的中华民国”，就是为“两个中国”或“一中一台”制造舆论。

李登辉在其演讲中，对于他这一套“台独”主张在国际社会遭到冷遇很不满意，急切要在国际社会中“扮演积极的角色”。他抱怨至今“中华民国未能获得国际社会应有的承认”，“不满意我们今天所处的国际地位”。他对国际法和联合国也表示不满。他说，“现今的国际关系不能只限于传统国际法和国际组织的正式运作”，希求国际组织也按他的意旨办事，这就把他急于实现“两个中国”或“一中一台”的意图表达得十分充分。

李登辉谋求他的“台独”主张能得到美国的支持，竭力想在中美关系中打入一个楔子，甘当美国手中的一张牌。他在演讲中回顾了台湾与美国之间“紧密的传统情谊”。他说，“中华民国迁台初期，美国对我们的经济发展多方援助，极具贡献。我们不会忘记这一份‘雪中送炭’的温暖，也因此对美国有一份特别的感情。”他还表示要“强化”同美国的所谓“两国关系”，并且“殷切期盼”他的访问为同美国的合作“开创新机”。在美国，也确有那么一些人，一贯奉行反华和分裂中国的政策，他们不顾中美三个联合公报确定的原则，或公开或隐蔽地支持李登辉及形形色色“台独”分子的分裂活动，想把台湾当成对付中国的一条“不沉的航空母舰”。

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代表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这是国际社会公认的事实。伟大的革命先行者孙中山先生早就指出：“统一是中国全体国民的希望。”“民之所欲，天地从之。”顺之者昌，逆之者亡。

近十几年来，中国共产党提出“和平统一、一国两制”的方针，特别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江泽民今年１月３０日发表了关于台湾问题的重要讲话，提出了推进祖国和平统一进程的八项主张，受到海内外中国人的热烈欢迎和拥护。尽管李登辉多方阻挠海峡两岸实现三通，经过海峡两岸同胞、港澳同胞和海外侨胞的共同努力，祖国统一大业出现了可喜的势头。在此种情势下，李登辉本应以民族大义为重，为推进祖国统一事业尽力，但是他却反其道而行之，加速推行分裂祖国的活动。他在台湾岛上大搞“台独”活动犹嫌不足，还到外国去搞“度假外交”、“典礼外交”、“过境外交”。这一次又在美国政府怂恿下，演了一出“校友外交”的闹剧，更加公开地鼓吹“两个中国”、“一中一台”，使其“假统真独”的面目暴露无遗。

李登辉早年加入过中国共产党，后来背叛了。他曾多年追随主张不搞“台独”的蒋经国，如今他背叛了。李登辉现在已走上“台独”之路，背叛了包括台湾同胞在内的中国人民的统一大业。而１２亿中国人民也早已下定决心，绝不允许任何形式的“台独”图谋得逞。如果李登辉敢冒天下之大不韪，沿着这条危险的路走下去，那么，他必将身败名裂，沦为中华民族的千古罪人。

引文链接 

流氓的变迁

文/鲁迅

孔墨都不满于现状，要加以改革，但那第一步，是在说动人主，而那用以压服人主的家伙，则都是“天”〔2〕。孔子之徒为儒，墨子之徒为侠〔3〕。“儒者，柔也”〔4〕，当然不会危险的。惟侠老实，所以墨者的末流，至于以“死”〔5〕为终极的目的。到后来，真老实的逐渐死完，止留下取巧的侠，汉的大侠，就已和公侯权贵相馈赠，〔6〕以备危急时来作护符之用了。

司马迁说：“儒以文乱法，而侠以武犯禁”〔7〕，“乱”之和“犯”，决不是“叛”，不过闹点小乱子而已，而况有权贵如“五侯”〔8〕者在。

“侠”字渐消，强盗起了，但也是侠之流，他们的旗帜是“替天行道”。他们所反对的是奸臣，不是天子，他们所打劫的是平民，不是将相。李逵劫法场〔9〕时，抡起板斧来排头砍去，而所砍的是看客。一部《水浒》，说得很分明：因为不反对天子，所以大军一到，便受招安，替国家打别的强盗——不“替天行道”〔10〕的强盗去了。终于是奴才。

满洲入关，中国渐被压服了，连有“侠气”的人，也不敢再起盗心，不敢指斥奸臣，不敢直接为天子效力，于是跟一个好官员或钦差大臣，给他保镳，替他捕盗，一部《施公案》〔11〕，也说得很分明，还有《彭公案》〔12〕，《七侠五义》〔13〕之流，至今没有穷尽。他们出身清白，连先前也并无坏处，虽在钦差之下，究居平民之上，对一方面固然必须听命，对别方面还是大可逞雄，安全之度增多了，奴性也跟着加足。

然而为盗要被官兵所打，捕盗也要被强盗所打，要十分安全的侠客，是觉得都不妥当的，于是有流氓。和尚喝酒他来打，男女通奸他来捉，私娼私贩他来凌辱，为的是维持风化；乡下人不懂租界章程他来欺侮，为的是看不起无知；剪发女人他来嘲骂，社会改革者他来憎恶，为的是宝爱秩序。但后面是传统的靠山，对手又都非浩荡的强敌，他就在其间横行过去。现在的小说，还没有写出这一种典型的书，惟《九尾龟》〔14〕中的章秋谷，以为他给妓女吃苦，是因为她要敲人们竹杠，所以给以惩罚之类的叙述，约略近之。

由现状再降下去，大概这一流人将成为文艺书中的主角了，我在等候“革命文学家”张资平〔15〕“氏”的近作。




〔1〕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三○年一月一日上海《萌芽月刊》第一卷第一期。

〔2〕“天”指儒、墨两家著作中的所谓“天命”、“天意”。如《论语·季氏》：“君子有三畏：畏天命，畏大人，畏圣人之言。”《墨子·天志》：“顺天意者兼相爱，交相利，必得赏。反天意者别相恶，交相贼，必得罚。”

〔3〕墨子（约前468—前376）名翟，春秋战国之际鲁国人，墨家学派的创始者。他的言行，经他的弟子及后学辑入《墨子》一书。墨子之徒多尚武。他死后，他的学派起分化，以宋钘，许行等为代表的正统派，到秦汉时演化成为游侠。

〔4〕“儒者，柔也”见许慎《说文解字》：“儒者，柔也，术士之称。”

〔5〕“死”指游侠中流行的所谓“其言必信，其行必果，已诺必诚，不爱其躯”（见《史记·游侠列传》）的一种侠义精神。这些游侠往往为某些权贵所豢养。“士为知己者死”，就是他们的道德观念。

〔6〕汉代的大侠多和权贵交往勾结，如《汉书·游侠传》载，陈遵“居长安中，列侯近臣贵戚皆贵重之。牧守当之官，及郡国豪杰至京师者，莫不相因到遵门。”

〔7〕“儒以文乱法，而侠以武犯禁”语见《韩非子·五蠹》。司马迁在《史记·游侠列传》中也曾引用此语。

〔8〕“五侯”汉成帝（刘骜）河平二年（前27），外戚王谭、王逢时、王根、王立、王商兄弟五人同日封侯，当时称为“五侯”。据《汉书·游侠传》载，“五侯”豢养许多儒侠之士，其中大侠楼护（君卿）最受信用，是“五侯上客”。

〔9〕李逵劫法场见一百二十回本《水浒传》第四十回。

〔10〕《水浒》即《水浒传》，元末明初施耐庵作，是一部以北宋宋江领导的农民起义为题材的长篇小说。书中有宋江受朝廷招安后又去镇压方腊等农民起义军的情节。“替天行道”是宋江一贯打着的旗号。

〔11〕《施公案》清代公案小说，作者不详，共九十七回。写康熙年间施仕纶官江都知县至灌运总督时，黄天霸为他办案的故事，一八三八年印行。

〔12〕《彭公案》清代公案小说，署贪梦道人作，共一百回。写康熙年间一帮江湖侠客为三河知县彭鹏办案的故事，一八九一年印行。

〔13〕《七侠五义》原名《三侠五义》，清代侠义小说，署石玉昆述，入迷道人编订，共一百二十回。一八七九年印行，后经俞樾修订，一八八九年重印，改名《七侠五义》。前半部主要写包拯审案的故事，后半部主要写江湖侠客的活动。

〔14〕《九尾龟》张春帆作，描写妓女生活的小说，一九一○年出版。

〔15〕张资平参看《二心集·张资平氏的“小说学”》及其有关注。

Painted Skin/画皮之阴阳法王

虽然叫《画皮》，但其实也就是用了个镜头就算交待了这个借鉴，其他的部分都是常见的正邪法师斗法戏份。前面还稍微过得去，越到后面就感觉越松散，似乎是两个导演的作品拼接在一起。全片画面阴暗，实在是浪费了王祖贤的美颜。

演职员印象：
导演：胡金铨
主演：郑少秋，王祖贤，午马，洪金宝，林正英，刘洵

《解放日报》社论：《台湾自治运动》

《解放日报》1947年3月20日社论

台湾人民和平的自治运动，由于蒋介石政府的武装大屠杀，迫得起而自卫，到本月八日已发展成为武装的斗争。台湾人民所组织的“二·二八惨案处理委员会”通过了“改革台省政治建议案”三十二条，并颁布命令于三月十五日以前成立政务局，其委员由台省各地人民普选产生，同时又命令接收蒋政府在台湾以“公营”为名的四大家族独占企业。 八日事变爆发后，蒋介石不但不悔悟，反而加紧其武装的进攻，开往台湾共有两个师，即第二十一师与第二十师。蒋介石并派了白崇禧、朱绍良等往台湾指挥。蒋介石的意图，显然想把台湾人民的自治运动淹没在血泊中。

如果略为温习抗战胜利后台湾发展的历史，就可以知道，台湾的自治运动，是完全合理的、合法的、和平的，它之所以变成武装斗争，完全是由于蒋介石逼出来的，蒋介石对于台湾的统治，其野蛮程度，超过了日本帝国主义。台湾人民在蒋介石法西斯统治下的生活，比当日本帝国主义的亡国奴还要痛苦。不少访问过台湾的中外记者，老早就指出了这一点。蒋宋孔陈四大家族以劫收和专卖的方法完全垄断了台湾的经济，这批中国封建法西斯对于台湾人民的掠夺，如此残酷，简直连一线生机也不留给他们。最近由于蒋介石拼命打内战，在台湾征兵征粮，使台湾人民更加求生无路。台湾人民的要求是极其平凡的，不过是要自治，要废止专卖制度，要台湾人能在台湾当行政官吏等而已。

蒋介石既然说“还政于民”，台湾人民提出如此合理的要求，采取和平的合法的手续以求实现，有何理由不答应他们?然而蒋介石竟不但不答应，反以比日本法西斯更残忍的手段来加以镇压。二月二十八日的惨案中，台胞死伤至少三四千人，其残暴程度真是旷古未有。蒋介石的所谓“还政于民”，所谓“民主宪法”，在这里又一次完全暴露了其纯粹欺骗的性质。台湾人民的武装自卫，因此乃是被迫的，是必要的，是正义的，是正确的。台湾人民的自治运动，在其目的没有达到以前，是一定不会停止的，欺骗与镇压都只能激起台胞更大的愤怒而已。

仅仅为了要求自治，就非武装斗争不可，这不仅台湾的经验如此，解放区的经验也是一样。中共二十馀年的斗争，其目的之一也就是地方自治。在这二十馀年的斗争中，我们已经有很充分的争取自治的经验，来贡献给全国人民和台湾同胞作为借鉴。

我们要告诉台湾同胞，你们以和平方法争取自治，和在蒋介石武装进攻之下采取武装自卫的手段，我们对此是完全同情的。你们的斗争就是我们的斗争，你们的胜利就是我们的胜利。

解放区军民必定以自己的奋斗来声援你们，帮助你们。

我们要贡献给台湾同胞以下列几点经验，以便台胞的自治运动能达到胜利的目的：

第一、武装斗争既已开始，必须反对妥协，反对出卖，须知对法西斯蒋介石的妥协投降，将使台湾同胞受到蒋介石最残暴的血洗。任何上层领袖如果主张妥协，那就是叛卖台胞，就应该坚决把他清洗出去、驱逐出去。只要坚决反对妥协，反对出卖，坚持下去，台胞的自治运动就一定会得到胜利的。

第二、处理委员会通过的三十二条纲领是好的，应当坚决为其实现而斗争。接收蒋政府财产，供作自治运动的经费，和建立民主的政务局，作为自治机关的初步，这些都是对的。除此以外，应该立即成立军务局，把武装的人民，组成台湾人民自治的武装队伍，把广大的劳动人民武装起来，并指挥这些武装，为自卫和争取自治而奋斗。由于蒋介石决心向台胞作更大的武装进攻，因而武装斗争成为极其重要的斗争形式，应当很快的把军务局成立起来，并组织基干的正规自治军，掌握在最忠心最坚决最有能力的革命者的手里。

第三、应当立即设法满足劳苦人民的经济要求，在城市中把日本人的房屋和蒋家财产分配给工人贫民，组织工会和城市贫民团体及其武装，在乡村要满足农民的经济要求，如减租减息，耕者有其田，和把农民组织起来，自治运动才真正有了力量，自治的纲领也才会实现，这就是真正切实地照顾了各阶层的利益。如果不这样做，以照顾各阶层利益为借口来阻碍劳苦大众的发动，则运动就没有力量，就会有失败的可能，因而就无法去照顾各阶层利益，实际上乃是叛卖了全体台胞的利益。

第四、为了使自治运动取得胜利，必须有坚强的团体来做领导，这个团体跟自治运动的敌人能坚强不屈的斗争，对于敌人派在自治运动中的内奸能够加以识别和肃清。参加自治运动的台湾各党派团体和个人，应当团结在为自治而坚决奋斗的阵线中，这个阵线中所有的党派都应当互相团结、互相帮助，并且大家得到自己发展，使这个共同的阵线成为自治运动中坚强的核心。这个阵线应该公开妯来指挥自治运动，以免自治运动的领导机关被动摇分子的出卖，或被反动派的内奸所篡夺。必须时时警惕，自治运动内部的叛卖，是比外面的敌人更凶恶的敌人。

第五、必须立即训练大批的干部，派到各地方去，派到城市和农村中去，领导武装，领导政务工作，领导群众运动，领导经济工作。训练得愈多愈快愈好。台湾人民的文化程度是比较高的，这是一个便利的条件，可以一开始就从劳苦人民中多训练出干部来。

第六、蒋介石对于台湾自治运动的方针，是加以猛烈的镇压，在不久的将来，这个运动的中心由大城市转到小城市和乡村中去，是不可免的。要迅速在蒋军鞭长莫及的地方，派出重要的领导人员和大批干部，去建立自治运动的根据地，把接收的资材运到这些地方去并适当地分散开来，建设起长期支持自治运动的财政经济基础，把这里的人民武装起来组织起来，坚决地采取步骤满足这里劳动人民的经济要求。大城市及其周围，将来蒋军来后不可将成为战场，该处的工作应当以此为著眼点。

中国解放区有无数经验可以供献给台湾同胞，上述的几点是当前对于台胞最最重要的。台湾的自治运动，无疑地还会经过许多曲折，但是它一定胜利，而且时间是不会很久的。蒋介石决心以武装进攻来反对台胞的自治运动，但是他的兵力已经非常枯竭。现在调往台湾的两个师，是原来驻在台湾而后来调去参加内战的，其二十师是在徐州战场，那里蒋军从十二月下旬以来，一连被歼五个整师(或军)十六个整旅(或师)，正在痛感兵力不足。二十一师战斗力薄弱，其新七旅已被全部歼灭。两个师一共只有三万八千人，只要台胞采取坚决的立场，这些兵力到台湾决无办法镇压燃烧全台湾的自治运动。蒋介石要加派兵力到台湾去是不可能的了。相反的，如果将管区各地都有自治运动和民主运动，解放区战场再打几个胜仗，蒋介石的兵力将更感不足，对于台胞的压力不久就会减轻，因此，台湾同胞的自治运动，是一定胜利，而且不久就会胜利的。中国共产党人热烈赞扬台胞的英勇奋斗，而且预祝台胞的光荣胜利。

1945年，中国共产党《解放日报》庆祝蒙古人民共和国独立

Gulliver's Travels/格列佛的旅行

It comes to me that this animation is a mix of two stories: one is Gulliver's trip and involvement of the wars between two little people's nations, and the other is a Romeo and Juliet aided by a Giant (i.e. Gulliver) story. Have to say that it failed to be mixed well enough.

Performance impressions:
Directors: Dave Fleischer, Willard Bowsky, Orestes Calpini

Du Mu Qiao/独木桥

This animation "Du Mu Qiao", or "Single plank bridge" in English, is kind of a metaphor for everyone. When you are in front of a seemingly zero-sum game, how would you cope with it? Different animals have different answers, which could be checked in the animation and could be a mirror for everyone in the real life.

演职员印象：
导演：王树忱

Lesson/Das/Урок

Considering this was a Soviet Union's animation, it covered so many topics: the Soviet bureaucracy, the exploration to unknown world, the classes' difference of human beings, the confrontation of human society and the peculiar worlds, etc. I really appreciate the director's innovative and energetic imagination to make this short.

Full movie:

Performance impression:
Director: Robert Sahakyants

回顾六四系列[34]： 5月17日，“戒严令”出笼的经过

文章目录
★5月16日晚间的常委会
★邓小平对赵紫阳“516讲话”的反应
★5月17日，在邓家的【紧急常委会】
★关于“五常委表决”的考据
★赵紫阳的两封信
★赵紫阳的仕途步入尾声
本来应该在6月发这篇，结果拖到7月下旬才发。让关注本系列的读者久等了，抱歉 :(
另外，最近十多天比较忙，很长时间没上线。但俺上一次在评论区留言是14日，“线上静默”【未】超出两周，属于正常静默。大伙儿不必担心。

★5月16日晚间的常委会

赵紫阳在16日晚间与戈尔巴乔夫会晤之后，紧接着又在中南海开了一次常委会。说实话，这次会议不太重要，但俺也简单聊聊。从中可以看出——对立双方（改革派 VS 保守派）之间的矛盾冲突。
在会上，双方再次围绕“426社论”的定性展开激烈争论，互不相让。以下是杨继绳所著的《中国改革年代的政治斗争》一书的记载：

    5月16日晚的常委会上，赵紫阳再次提出“4·26”社论要有个说法，他认为这个社论对学生运动定性不恰当，要改。
    赵紫阳说：“虽然我没有看这个社论，但我可以承担责任。”他说，“4·26”社论的定性要改，但无论如何不能涉及小平。小平只要说一句话就行：“现在看来学生的问题并不像原来说的那么严重。”剩下的工作由我们来做。
    李鹏说，让你承担责任，没有那个必要，这不是政治家的态度。
    姚依林和李鹏态度一样。
    李说，“4·26”社论是邓的讲话。
    赵说，不是，是常委会定的调，向邓汇报后才有这个讲话。
    李说，你在朝鲜回的电报中说同意制止动乱。
    赵说，动乱这个词是中性的。问题不是出在动乱上，而是出在“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定性上。而这个定性是常委作的。
    这次会不欢而散。

（注：为啥《四·二六社论》会成为争论的焦点？俺在本系列前面的博文已经做过很多分析，此处不再重复）

16日晚间的常委会，一直开到次日凌晨才结束。唯一达成共识的是——在17日以政治局常委的名义发表一封公开信。但即使对这封公开信的措辞细节，双方也爆发争吵。以下摘自《改革历程——赵紫阳回忆录》一书，引文中的小括号是俺加注滴。

    5月16日夜，在会见戈尔巴乔夫后，我召开常委会议，讨论发表以五位常委的名义劝说学生停止绝食的公开讲话（公开信）。
    讲话稿中有“学生的这种爱国热情是可贵的，党中央和国务院是肯定的”这句话，遭到李鹏的反对。他说：“说可贵就可以了，还要什么肯定？”
    杨尚昆说：“学生反腐败，可以说肯定”。
    我当时对李鹏这个说法很反感，所以我就说：“既然说他们的爱国热情是可贵的，为什么不能肯定？如果这句话也不说，就等于什么话也没有说！那发这个公开讲话还有什么意义？现在的问题是如何使讲话（公开信）能够缓解学生的情绪，不要老在字眼上计较。”
    多数常委都主张保留这句话，结果算勉强通过了。

★邓小平对赵紫阳“516讲话”的反应

在本系列的前一篇，俺详细介绍了1989年的“中苏峰会”，以及赵紫阳在会晤戈尔巴乔夫时所说的一番话（为了打字省力，以下简称“516讲话”）。当时俺提到了："邓得知赵的讲话内容后，极度震怒"。现在来稍微说一下。
邓对“516讲话”感到愤怒，是通过其子女，以及那些与邓家走动比较密切的太子党，间接传出来滴。
六四事件的当事人之一戴晴写过一篇回忆文章，刊登在《纽约时报》（链接在“这里”），其中提及【17日】发生的一些事情（注：下述引文中的“鲍彤”是赵紫阳的政治秘书）

    这天中午12点前后，鲍彤在得知“外面传说的情况”之后，委托邓家熟客致电邓宅，希望“通过邓榕做一做她们家老爷子的工作，向小平把昨天紫阳见戈尔巴乔夫讲话的本意解释一下，以免发生误解”。“
    电话接通后，邓榕回答说：‘请你转告鲍彤同志，现在已没有必要再谈什么了。’并说，‘我们家老头子已经作好了第四次被打倒的准备。’她说这话时，语气显得十分激动，并放下了电话。”
    （见吴伟《1980年代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台前幕后》）

从（邓小平女儿）邓榕的这番话，大伙儿可以自己脑补一下当时邓矬子的愤怒程度。

在本系列前面的博文，俺已经花了很多篇幅分析“邓如何看待学潮”，也分析了“赵处理学潮的动机/思路”，其中也包括：赵紫阳为啥要在见戈尔巴乔夫的时候，说那番话。以赵的政治经验以及他对邓的了解程度，他显然能猜到——邓对那番讲话会很不爽。在讲话次日（17日），赵主动联系了“邓办”（邓小平办公室），提出要跟邓小平单独见面私聊。毕竟，在六四事件之前，邓一直对他很信任，两人的私交也不错。赵当然不希望两人的关系闹到【决裂】的地步。但“邓办”给他的回复是：当天下午4点到邓家开【紧急常委会】。

在《赵紫阳回忆录》中提到："我本来是要求见邓个别面谈的，邓决定到他家开常委会，我就感到事情有些不好。"

赵紫阳碰了钉子，他的秘书鲍彤也碰了钉子。所以赵对17日下午的常委会，应该是有些思想准备滴。但某些情况还是出乎他的意料。
接下来重点聊聊17日当天的“紧急常委会”。

★5月17日，在邓家的【紧急常委会】

5月17日下午，在邓太上皇的寝宫（米粮库胡同）召开了一次非常关键的“紧急常委会”。
列位看官请注意：这已经【不是】第一次在邓的寝宫召开关键的决策会议了。本系列开头部分聊过1986年爆发的“八六学潮”，当时也是在邓家召开关键性的会议，决定撤换总书记（废胡立赵）。
实际上，整个“六四事件”期间，在邓家开过好几次关键的决策会议。这充分体现出——邓才是真正的掌权者。

◇参考书目

此次会议很关键——直接催生了“戒严令”，而“戒严令”又大大加剧了各方的矛盾，直至最后演变为血腥屠杀；而天朝的政治走向也因此而大为改变。
既然如此重要，有必要详细说一下这次会议的过程。为了比较靠谱地复原历史，俺同时参考了如下几本书对此次会议的描述。通过不同出处的交叉对比，更有利于去伪存真。

    赵紫阳：《改革历程——赵紫阳回忆录》
    李鹏：《关键时刻——李鹏日记》
    陈小雅：《八九民运史》
    杨继绳：《中国改革年代的政治斗争》
    吴仁华：《八九天安门事件大事记》
    张良（化名）：《天安门文件》

（注：以上几本书，在俺的网盘上都分享了电子版）

◇与会人士

当天赶到邓家开会的，除了当时的“政治局五常委”（赵/李/乔/胡/姚），还有杨尚昆——他作为“军委副主席＆军委秘书长”列席会议。当时的人大委员长万里正在加拿大进行正式访问，否则他也应该参加。
另外，《八九民运史》提到李先念也参加了那天的常委会，而《中国改革年代的政治斗争》、《八九天安门事件大事记》、《天安门文件》三本书则提到薄一波（薄熙来亲爹）参加了那天的会议。但两个当事人（赵紫阳、李鹏）的著作并未提及“李/薄”俩人参会。所以这俩人是否参会，存疑。有可能这俩个老家伙压根没参加这次会议，也可能这俩列席了会议，但没啥发言，导致2个当事人的著作忽略了这2个老家伙。
另外，此次会议由“邓办主任”王瑞林担任会议记录。

◇会议过程

会议开始后，邓太上皇先发话（大意是）：事已至此，众爱卿有何良策？
赵作为总书记先发言。他讲了很长一段话，主题与他前一天（16日）晚间在常委会上所说的差不多。考虑到篇幅，俺就不引用了。简而言之，他依然主张采取【怀柔】的策略来解决学潮。其中的关键点是：有必要修改《四·二六社论》，这可以大大缓解与学生的对立情绪。
当赵讲这番话的时候，邓流露出很不耐烦的神态。（赵紫阳在他的回忆录中提到了这个细节）
赵讲完之后，李鹏作为总理第2个发言。李鹏一上来就把矛头对准赵，重点攻击赵紫阳的“五四讲话”，说赵紫阳是局势失控的罪魁祸首。在之前的历次常委会中，虽然“赵/李”经常爆发争吵，但李鹏从来没有把话说得这么难听。这让赵紫阳有点意外。
接下来，姚依林（王岐山的岳父）在发言中也攻击赵紫阳。其攻击的火力比李鹏更猛，甚至列举了赵的“四大罪状”，还翻了历史旧账——扯到了赵的儿子搞“官倒”。这同样让赵紫阳感到意外。
作为“五常委”之一的乔石比较滑头，说了一些“政治正确”的话，但没明确表现出他倾向哪一边。另一个常委胡启立则表态支持修改《四·二六社论》（可以看出——胡启立站在赵这边）。
几个常委都讲完，列席会议的杨尚昆也发表了看法。他反对修改社论，同时还转述了【廖汉生】的建议。杨的原话是："廖汉生主张戒严，是不是可以考虑戒严？"。杨尚昆的发言让赵紫阳很惊讶。在本系列的第29篇，俺专门介绍过“邓/赵/杨三角关系”——杨尚昆同时与“邓/赵”二人保持良好的私人交情。（根据《赵紫阳回忆录》）在这次常委会之前，杨与赵私下交流时，杨一直是反对军事戒严。但在这次会议上，他通过引用廖汉生的话，实际上变相支持军事戒严。

稍微跑题一下：
这个廖汉生是杨尚昆的妹夫，中央军委成员，曾当过沈阳军区第一政委；另外杨尚昆的亲弟弟杨白冰也是中央军委成员（同时兼任总政治部主任），再加上杨尚昆本人是军委副主席并兼任军委秘书长。中央军委总共也就没几个座位，他们一家就占了3个，以至于被民间戏称为“杨家将”。
为啥杨的态度发生转变捏？首先必须说明：杨同样是一个精明的政客。赵觉得杨的态度发生转变，俺认为至少有如下2种可能：
可能性1
杨一开始确实是反对戒严。但在17日开会之前，他已经察觉到邓的立场（准备动武），当“邓/赵”出现分歧的时候，他当然要与邓保持一致。
可能性2
杨一开始就是两面派，在邓面前主张戒严，在赵面前反对戒严。
不论是上述哪一种可能，（考虑到“杨家将”的特殊性）军事戒严实际上对杨是【有利】滴——六四之后，“杨家将”在朝中获得了比原先大得多的话语权，其权势一度压过新任总书记江蛤蟆。另外，经历过六四的读者应该会记得——在六四之后有很长一段时间，官方的某个宣传口号是："解放军为改革开放保驾护航"。熟悉党国话语体系的读者，应该可以从这句宣传口号中，体会出很多信息量。

（跑题结束，言归正传）
几个与会者都讲完之后，邓进行总结性发言，要点包括：
其一，《四·二六社论》的定性是正确滴，不能后退（不能改）。
其二，问题出在党内高层，尤其是赵紫阳的“五四讲话”（邓把话说到这份上，已经很直白了）
其三，必须在北京实施戒严（军事管制）
（注：《赵紫阳回忆录》、《李鹏日记》、《中国改革年代的政治斗争》这几本书都提及上述3点）

对“戒严”的措施，5个常委的分歧很严重——李鹏＆姚依林极力赞同，而赵紫阳则极力反对。至于另2人（胡/乔）的态度，不同的著作，描述略有差异（下一个章节单独说）。最终通过某种（非正式的）口头表决，决定在北京市区进行戒严（军管）。
面对这种结果，赵紫阳无奈地表示（原话）："有决策当然比没决策好，但我非常担心它将带来严重后果。我作为总书记，组织执行这一决策很难得力。"
赵说这句话，其实已经在暗示他要撂挑子。针对赵的暗示，邓又强调了几点：
1. 少数服从多数；
2. 裆中央要保持一致；
3. 如果这个决策错了，大家共同承担责任。

那天的“紧急常委会”在下午6点散会，除了明确要“戒严”，还明确了如下几个事项：
1. 由“李鹏、杨尚昆、乔石”组成三人小组，负责落实“戒严令”（请注意：赵已经被排除在3人小组之外）
2. 当天晚上在中南海继续开常委会，讨论如何贯彻“戒严令”
3. 次日（18日）安排几个常委去医院看望绝食的学生
4. 次日（18日）召开戒严工作的碰头会，由上述“三人小组”汇报进展情况
天朝历史上臭名昭著的“戒严令”算是出笼了。

★关于“五常委表决”的考据

◇不同著作的几种说法

现在，咱们来详细聊一下“五常委表决”。
“赵/李/姚”3人的态度非常明确，所以，对这3人的倾向没啥分歧。差异主要体现在“乔石 ＆ 胡启立”这2人的态度如何。
以下是不同著作的分歧：

大伙儿瞧一瞧，同一件事情，竟然会有如此多不同的说法。从这个案例可以看出——在还原历史真相（尤其是关键性的历史真相），经常会碰到【众说纷纭】的情况。如果你的“信息来源”太单一，难免就陷入“偏听偏信”的误区。

另外，信息来源不光“数量”要多，【类型】也要多样化（要有不同立场，不同阵营的信息源）。比如说：俺的网盘上分享的六四书籍，既有出自“朝廷官方”，也有出自“民间”（学生 ＆ 知识分子）；既有出自“朝廷改革派”，也有出自“朝廷保守派”；既有“国内作者”写的书，也有“海外人士”写的书......

◇俺个人的分析

下面是俺个人的分析，供大伙儿参考：

1. 关于“少数服从多数”的说法
在好几本谈及此次会议的著作中，都引用了邓小平所说的“少数服从多数”。所以，“二比二”的情况【不】太可能。俺认为：应该是“赞成”超过“反对”。

2. 赵紫阳刻意淡化此事
在《赵紫阳回忆录》中有如下这段：

    在这里我想说一下，邓召开的这次决定戒严、对学生镇压的会上，外电传说常委开会是三票对两票，其实根本没有什么三票二票的问题。参加会议的就那么几个人，作为常委来讲，那天到的常委是二比二，一个中立。我和胡启立主张修改社论，姚依林、李鹏坚决反对，乔石中立，没有明确表态。根本没有三比二的问题。当然，如果加上邓、杨，他们不是常委，如果按到会的人算，他们当然算是多数。实在说，没有什么正式常委投票。

对上述这段，俺的点评是：
“修改社论”与“实行戒严”是两个完全不同的议题。赵紫阳在回忆录中提及了对前者的表决结果，对【更重要的】后者却避而不谈。
假如政治局常委关于“戒严”的表决结果，对赵有利（或平局），那么赵肯定会在其回忆录中强调此事——以此来说明“戒严缺少法理依据”。
反之，他在回忆录中刻意回避了此事。那么俺可以合理推测——在“戒严”一事的表决上，结果对他不利。

3. “胡/乔”两人的下场迥异
六四事件之后，乔石继续当常委，后来官至“全国人大委员长”；而胡启立原本是作为“储君”来培养滴，却在六四之后被快速边缘化（免去各种职务，仅保留“中央委员”的头衔）。
即便不考虑六四之后的长远发展，单单看“紧急常委会”之后那一周，两人的待遇就已经有天壤之别——重要的高层会议（包括常委会），乔石依然能参加，而胡启立就被排除在外（说明胡启立也被架空了）。
仅仅几天时间，“胡/乔”两人的待遇就如此不同，很可能说明——“胡/乔”2人在这次关键会议中的倾向是【不同】滴。
如果像《八九民运史》所说——“胡/乔”2人在“戒严”的表态上一样（2人都弃权）；那么，两人的差异就仅仅体现在“修改社论”这个议题上（胡启立支持修改社论，而乔石不表态）这差异就太小了，不至于让他俩的待遇有如此大的反差。
由此看来，《八九民运史》所说的“二比一”（胡/乔2人都弃权），可能性也比较小。

因此，俺个人判断是：“三比二”或“三比一”这两种表决结果的可能性会比较大。

◇五常委的态度——“形式意义”大于“实质意义”

刚才花了很多口水分析“五常委的表决”。有必要提醒大伙儿：以当时的局势，政治局常委的态度，更多的是【形式意义】（法理上的意义）。
当时的实际情况是，矮凳才是真正的一把手（关于这点，本系列已经唠叨了很多次）。即使在最极端的情况下，哪怕5个常委全都反对戒严，只要邓下决心搞戒严，政治局常委也拿他没办法——因为邓完全掌控了中央军委。
从这里也可以看出：虽然党国的宣传口号是“党指挥枪”，但在实际操作时往往是“枪指挥党”——在咱们天朝，得要有枪杆子（军权）才能成为党国的一把手。

◇胡启立其人

胡启立与赵紫阳一同失势后，如今知道他的人很少，今天顺便聊一下：
他出生于1929年，上世纪40年代是北大理科生（物理系、机械系）。毕业后留校干团委工作，50年代期间得到（团中央负责人）胡耀邦的赏识。在胡耀邦的力荐下，胡启立以【32岁】的低龄当选“团中央书记处候补书记”。
文革初期曾经被毛腊肉点名批评，下放到“五七干校”劳动，1972年恢复工作。
80年代早期，胡耀邦当总书记的时候，依然不忘提拔这位老部下。当时的胡启立类似“政坛新星”——以很快的速度上升。从1980到1986年底这短短6年多时间，胡启立先后干过这样几个职务：“天津市委书记、中办主任、中央书记处书记、政治局委员”。
胡耀邦倒台的时候，很多人（朝中的保守派）希望胡启立也跟着倒台。但接任总书记的赵紫阳依然赏识胡启立，并提名胡启立进入【5人小组】。这相当于使他更上一层楼——为下一届十三大入常做了铺垫。
这个【5人小组】是啥意思捏？胡耀邦在1987年1月倒台后，当时距离下一届党代会（十三大）还有好几个月，邓提议搞个【5人小组】代行“政治局常委”的职能。因为胡耀邦虽然已经倒台（卸任总书记），但依然是常委。但邓不想让胡耀邦再插手政务了，所以就搞了个【5人小组】来代行常委职能，变相架空了胡耀邦。
【5人小组】的名单主要是“邓/赵”2人敲定滴，最终是如下这5个人：【赵紫阳、杨尚昆、薄一波、万里、胡启立】。其中的“杨/薄”2人属于“中顾委”里面的老家伙，照例是【不】进入下一届（十三大）常委滴，剩下的3人，如果不出意外都能进常委。
到了1987年10月开十三大，胡启立顺利入常，并且是最年轻的常委；而万里出了点意外，没能入常（具体出啥意外？请参见本系列第8篇《“十三大”重新排座次》）。
按照朝廷的惯例，最年青的常委通常是作为【储君】来培养滴，再加上总书记赵紫阳对他的赏识。如果没有出现“六四”这个意外，他多半是赵紫阳之后的下一个总书记人选。

★赵紫阳的两封信

◇一封未发出的“辞职信”

由于在下午的常委会上，邓已经不留情面地点名批评赵的“五四讲话”。在场的人应该都能看出来，赵的仕途实际上已经完了。
所以赵回家之后，立即让政治秘书鲍彤草拟了一份【辞职信】，并且信都已经提交到“中办”（中央办公厅）的秘书局。结果杨尚昆知道了这事儿，特地打电话给赵，极力劝说赵不要提辞职的事情（杨的理由是：如今局势险恶，如果总书记在这个当口辞职，只会让局势更加恶化）
赵听从了杨的劝告，次日（18日）又通知秘书把那封信撤回。

◇一封没有回音的“私信”

在开完紧急常委会的次日，赵紫阳做最后一次努力，希望能改变邓的态度（当然，他自己也知道希望很渺茫）。
话说学潮开始后，有些国内知名人士（也包括一些有名的党内人士）给裆中央写信，希望朝廷能正确评价学生的爱国运动。其中一些信汇总到赵紫阳手中，他挑选了几封转送给邓，并附上自己的一封亲笔信（内容如下）

    小平同志：
    现送上几位有影响的老同志的呼吁，望一阅。
    现在形势十分严重，最紧迫的事情是让学生停止绝食（这是最受群众同情的），避免死人。而学生答应停止绝食最关键的要求就是摘帽子，改变 4·26 社论的定性，承认他们的行动是爱国运动。
    我反复考虑，觉得我们必须痛下决心做出这个让步，只要我们主要领导人亲自到群众中去宣布承认这一点，群众的情绪就会大大缓解，其他问题才好解决。即使我们需要采取维护秩序的坚决措施，也必须先走出这一步然后才好行动。不然，在众多群众严重对立的情况下采取强硬行动，可能引起威胁党和国家命运的严重后果。
    我怀着万分忧虑的心情，再次请你考虑这个建议。

    赵紫阳
    五月十八日

这批信件送出后，没有任何回音（甚至都无从知晓邓是否看到）

★赵紫阳的仕途步入尾声

虽然辞职不成，但赵紫阳离下台已经不远了。而赵后续的举动，实际上加快了他下台的进程。

◇赵被架空

刚才的章节提到：赵发出辞职信，又在杨的劝说下撤回了。如果连杨尚昆都知道这封信，邓小平显然也会知道。甚至不排除，是邓先知道，然后让杨出面来劝赵撤回。
邓矬子虽然已经决定要把赵废掉，但同样是“废赵”，【时间点】非常重要——在北京的局势【没】平静之前“废赵”，很可能会让局势进一步失控。邓当然不希望这样。另外，邓也不希望赵在言行方面有任何的异动。因为这会让外界意识到——裆中央出现分裂。回顾本文开头部分介绍的“紧急常委会”，邓在会议结束前特地强调了【裆中央要保持一致】，说明他很在意这点。

基于上述分析，邓在17、18日的策略应该是——先把赵架空，但至少名义上还保留“总书记”的头衔。
关于“被架空”的迹象，从《赵紫阳回忆录》中也可以反应出来（以下是此书摘录）

    从5月17日在邓家开会后，李鹏等人的行动有许多很不正常。无论是去医院慰问还是去广场看望学生，他一再阻止我去。我去了一起下车，他一反惯例抢先走在我的前面。他还让人给摄影记者打招呼（事后有人告诉我），叫记者不要拍我的镜头，说以免人事变动后，就被动了。
    从5月17日晚到19日，有关戒严的事什么情况也没告诉我。19日李鹏和学生对话，我是看了电视才知道的。但是5月19日下午，突然送来当天晚上召开宣布戒严大会的通知和他的讲话稿，要我主持会议并讲话，但对这个会如何开，在哪里开，什么人参加，还有什么内容等等，事先什么也没向我说。

上述引文中所说的【戒严大会】指的是19日在京召开的大会，全称是“裆中央和北京市党政军干部大会”。这是一次比较大型的会议，参会者涵盖了“裆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顾委、中纪委、北京市委、中办”等许多要害部门。
按照原定计划，由赵主持（截止到开大会那天，他依然是总书记），并且由“赵/李”二人分别代表“裆中央、国务院”做报告。
但是，赵拒绝主持这次会议，甚至连参加会议都不愿意。

◇赵与“戒严”划清界限

为啥赵拒绝参与19日的戒严大会捏？
俺不止一次说过，赵是个精明人——他当然晓得“被架空”意味着什么。他拒绝出席“戒严大会”，也就相当于跟“戒严”划清界限。
本系列的前几篇博文已经分析了他的动机——（对他而言）如果无法保住权力，至少要保住名声。如今他已经被架空，罢免已进入“倒计时”，假设他服从邓的安排，去主持这样一个大型的“戒严会议”，未来的史书会如何评价他捏？没准他也会被称作“屠夫”。显然，他不愿意背这个黑锅。
也是基于类似的考虑，当他在19日清晨与李鹏一同到广场看望绝食学生，才会发表那篇感人的即兴演讲。19日在广场的即兴演讲，相当于是赵紫阳的【政治谢幕】（在本系列的后续博文，俺还会继续介绍18、19日发生的事情）

◇邓太上皇加快了“废立”的步伐

赵紫阳的上述举动，对他自己而言是“划清界限”。但对邓小平而言，这就意味着“制造裆中央的分裂”——使得外界意识到“裆中央【不是】铁板一块”。（刚才俺已经说过）矮凳是非常忌讳这种事情滴。所以当邓知道赵拒绝出席“戒严大会”，他对赵的敌意就上升到新的高度。也因此，邓加快了“废立”的进程（在本系列的后续博文，俺会继续介绍：邓在5月底如何“废赵立江”）。

回顾六四系列[33]：5月15、16日，中苏峰会，邓赵决裂

文章目录
★“中苏峰会”的背景
★学运对“中苏峰会”的【负面】影响
★邓小平如何看待“学潮对中苏峰会的影响”？
★与戈尔巴乔夫的两次会谈
★“赵紫阳516讲话”的后果
★赵紫阳的“516谈话”——是“低级失误”，还是“有意为之”？
★赵紫阳为啥要这么干？

最近几年，这个系列已经成为“年更系列”（每年6月更新一篇）。考虑到2019年是“六四的30周年”，（如果有空的话）俺争取在今年多发几篇。


★“中苏峰会”的背景

首先，简单说一下中苏关系的变迁和当时的背景。

1945年二战结束后，美苏就分别形成了两大阵营。毛腊肉在1949年夺权后，毫无悬念地投入苏联阵营（共产党阵营）。在中共掌权的前几年，中苏关系好得如胶似漆。

1953年，斯大林去见马克思；不久之后，赫鲁晓夫成为苏共掌门人。中苏关系就开始降温。至于为啥中苏关系变差，这里面的原因有好几个。既有双方意识形态方面的差异（包括“赫鲁晓夫全面否定斯大林”）；也有毛腊肉的【个人因素】。当年斯大林在世，资历/威望各方面都胜过毛，毛也承认斯大林是共产党阵营的老大。但赫鲁晓夫就不同啦。毛腊肉打心底里是看不上赫鲁晓夫滴。毛觉得：斯大林之后，就应该轮到自己当共产党阵营的老大。

中苏双方关系变差之后，先是搞【口水战】（中苏论战）；后来觉得口水战还不过瘾，进一步发展到【兵戎相见】（最有名的就是“珍宝岛之战”）。

珍宝岛冲突之后，苏共高层（尤其是军方）准备一劳永逸地解决中国问题，制定了针对中国的【核打击计划】。准备用【百万吨级当量】的核弹，全面摧毁中国的政治和军事目标。（注：在1969年，天朝的核反击能力还很弱）

关键时刻，多亏了美国佬出手阻拦，中国才逃过一劫。关于这事儿，连咱们朝廷的官方喉舌“人民网”都有报道（链接在“这里”）

请注意：当年苏共对中国的【核打击计划】可不是吓唬人滴，差点就动手了。具体细节，请看上述“人民网”的链接。（注：俺刻意引用朝廷喉舌的链接，就是为了堵住五毛的嘴）

到了70年代后期，社会主义的弊端（尤其是中央计划经济的弊端）逐渐显现，苏联开始走下坡路。

1980年，美国换了一个超级强硬的里根总统，把“对苏遏制战略”发挥到极致。苏联遭到全面围堵和绞杀，被搞得喘不过气来。（注：关于这段历史，详见俺之前的博文《苏联是如何被慢慢勒死的？——聊聊冷战中美国的遏制战略》）

正是在这种情况下，苏联才开始考虑与天朝和好。于是中苏关系在80年代逐步解冻，一直发展到1989年的“戈尔巴乔夫访华”（为了打字省力，以下称之为“中苏峰会”）。


★学运对“中苏峰会”的【负面】影响

◇学生对戈氏的态度

当时参与学运的大部分高校学生，对戈尔巴乔夫的印象还是挺好滴——因为戈氏在苏联进行了【政治改革】。而政治改革恰恰是学运的重要诉求。

下面这几张照片，是当时广场上欢迎戈尔巴乔夫的标语。大致可以看出广场上的学生对戈氏的态度。

（标语上用【中俄两种文字】写着民主——我们共同的理想）

（标语分别写着向民主化使者敬礼、热烈欢迎戈尔巴乔夫）

如果从“动机”而言，示威的学生并【不想】破坏中苏峰会。他们在中苏峰会来临之际，依然占据天安门广场，只是以此为筹码，向朝廷方面施压，希望能改变“动乱”的定性（参见本系列第17篇——“四·二六社论”出笼的经过）

◇“国宾欢迎仪式”改在首都机场举行

但由于高校学生占据了天安门广场，实质上对“中苏峰会”造成了相当程度的【负面】影响。

按照朝廷通常的惯例，其它国家“元首级”人物到北京进行国事访问，要在【天安门广场】举行欢迎仪式，并检阅仪仗队。但戈尔巴乔夫到达北京的时候（5月15日），广场早就被示威的学生占据很长时间了。（在本系列的前一篇，俺也介绍了——改革派找学生斡旋，希望学生撤出广场，但最终没有结果）。

在这种情况下，戈尔巴乔夫的欢迎仪式最终改在首都机场进行。不得不说，对朝廷而言，这是【非常没面子】的事情。

（首都机场，杨尚昆陪同戈尔巴乔夫检阅仪仗队）

◇几点补充说明

戈尔巴乔夫访华，欢迎仪式为啥是杨尚昆陪同？

因为当时的【国家主席】是杨尚昆。由于“戈尔巴乔夫访华”属于“元首级”的访问，所以天朝方面也要派出“元首级”的人物举行欢迎仪式。而“元首级的人物”对应的职务就是【国家主席】。

俺在本系列开头第1篇——八十年代的朝廷，已经介绍过了——咱们天朝的“国家主席”这个职务，是个【虚职】，相当于“花瓶”。

当年尼克松访华，为啥也是在首都机场举行欢迎仪式？

写这个章节的时候，俺已经猜到某些读者会反驳说：当年欢迎尼克松访华，也是在首都机场进行。

关于这点。俺来解释一下——

在1980年【之前】，“国宾欢迎仪式”通常是在“机场（或车站）”进行。所以尼克松访华，在首都机场欢迎，是很正常滴。

到了1980年的时候，朝廷进行了【礼宾改革】。把“国宾欢迎仪式”的地点改到天安门广场（人民大会堂东门外）。整个八十年代的大部分时间，都是在那里搞欢迎仪式。

所以89年的中苏峰会，在首都机场举行欢迎仪式，就显得【极其反常】（也就是俺前面所说的——非常没面子）


★邓小平如何看待“学潮对中苏峰会的影响”？

◇邓矬子的性格特点

在本系列的第2篇，俺曾经提到邓的性格特点。如果要总结的话，大致有如下几项：
作风强硬
极度恋权
死要面子

关于“爱面子”这条，俺顺便吐槽一下——
邓矬子一方面非常恋权，另一方面又非常忌讳别人说他恋权。这就是俗话所说的【既要当婊子，又要立牌坊】。

◇【文革】给邓矬子留下的心理阴影

在文革【初期】，毛腊肉重点打击的对象是“刘邓路线”。当时毛腊肉亲自写了一篇大字报叫《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请注意，此文的“司令部”指的是“以刘邓为首的资产阶级司令部”。而矮邓就是这个司令部的第二号人物。

可想而知，矮邓在文革初期没少受罪，而且主要是红卫兵折腾他。这段悲惨经历，多半在他内心留下永久的【负面】记忆。

◇邓矬子对学运的态度

早在4月下旬，当李鹏等人去找邓请示的时候，邓就把“学运”上升到【动乱】的高度。为啥捏？这很大程度与他的文革经历有关。大规模的学生运动，很容易让邓联想到文革的红卫兵。

等到5月15日，“中苏峰会”受到学潮的影响，连“国宾欢迎仪式”都被迫改地方。这就使得邓矬子对学运的【敌视】上升到新的高度——因为学潮对中苏峰会的影响，让邓觉得【很没面子】。而且也更加让他认定：学潮就是“动乱”。

由于高级别的外事活动，需要提前做准备工作；朝廷方面大约在13日或14日，就已经决定把“国宾欢迎仪式”改到首都机场。而这么重要的变更，肯定要请示矮邓。所以俺可以合理地猜测——大约在13日或14日，邓就已经下定决心，要对学潮【来硬的】。

所谓“来硬的”，就是指——用强硬的手段（包括流血的方式）来摆平。

◇邓矬子对赵紫阳的态度

在本系列前面的博文，俺已经介绍过“邓赵二人的关系”，胡耀邦和赵紫阳，堪称邓小平的左膀右臂。胡耀邦因为“八六学潮”而下台之后，赵紫阳更加成为邓小平最重要的政治助手和政治盟友。

89学潮开始之后，赵紫阳一直主张【怀柔策略】，以温和的方式慢慢平息学潮。对赵的温和立场，（俺猜测）邓的内心有可能是不满意滴。但这种【不满】应该还是相对【轻度】滴。假如赵的怀柔策略能够奏效，那么邓的这种不满，也就会自然消散。

可悲的是，赵的策略【没有】奏效。学生方面，反而因为“绝食抗议”，掀起新的高潮。（关于绝食，后续博文还会提及）如此一来，就会使得——邓对赵的不满，逐渐积聚。

虽然邓对赵处理学潮的方式有一定程度的不满，但截至到5月15日，邓赵二人的关系还没有破裂——邓还是把赵当成“自己人”。

真正导致【邓赵决裂】的，是赵紫阳在16日晚间，对戈尔巴乔夫所说的那番话。


★与戈尔巴乔夫的两次会谈

在戈氏的访华过程中，有三次高层会谈，分别是：

16日上午，与邓小平（军委主席）会谈；
16日下午，与李鹏（总理）会谈；
16日晚间，与赵紫阳（总书记）会谈。

李鹏这个傻逼只会打官腔，照本宣科。真正值得一提的是第一次和第三次会谈。下面分别介绍一下。

（注：说李鹏是傻逼可没冤枉他。在80年代，为了嘲笑其治国无能，人们给他起了个绰号叫“李科长”）

◇邓小平与戈尔巴乔夫会谈

在邓对戈氏所说的话中，关键的是结尾的那段：
我这一生只剩下一件事，就是台湾问题，恐怕看不到解决的时候了。
已经做成的事情是：调整了与日本、与美国的关系，也调整了与苏联的关系；确定了收回香港，已经同英国达成协议。这些是对外关系方面的参与。
对内工作的参与，确定了党的基本路线，确定了以四个现代化建设为中心，确定了改革开放政策，确定了坚持四项基本原则。

如何解读邓的这段话捏？

在80年代，每当矮邓在公开场合强调【四项基本原则】，通常说明——邓觉得当前的路线偏“右”，需要反击“资产阶级自由化”。

邓与戈氏在5月15日会面时，学潮的规模已经很大。这时候邓公开强调【四项基本原则】，相当于宣布——
1. 他会继续坚持“动乱”的定性
2. 对学潮处理不力，就是立场不坚定，就是“资产阶级自由化”

◇赵紫阳与戈尔巴乔夫会谈

在赵与戈氏的会谈中，最关键的是下面这段：
邓小平同志一直是国内外公认的我们党的领袖。在前年召开的党的第十三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根据邓小平同志本人的意愿，他从中央委员会和政治局常委的岗位退下来了。但是，全党同志都认为，从党的事业出发，我们党仍然需要邓小平同志，需要他的智慧和经验，这对我们党是至关重要的。
因此，十三届一中全会郑重做出一个决定，在最重要的问题上，仍然需要邓小平同志掌舵。十三大以来，我们在处理最重大的问题时，总是向邓小平同志通报，向他请示。

赵紫阳的这番话，简而言之就是——邓虽然在1987年的“十三大”退出政治局，但依然是一把手；重大问题全都是邓拍板滴！

这番话直接导致了后续的一连串事件，下面俺分别介绍。


★“赵紫阳516讲话”的后果

◇邓赵决裂

据说邓得知赵的讲话内容后，极度震怒（这是从邓小平女儿那里传出来滴）。

另一个迹象是：赵紫阳在发表上述讲话的次日（17日），想要找邓单独面谈一下（当面解释一下）。但是邓拒绝与赵单独面谈，而是在邓家召开了紧急常委会（在本系列的后续博文，俺还会具体介绍17日那天在邓家召开的常委会）。

从这些迹象可以看出，赵紫阳的上述讲话，直接导致了【邓赵决裂】。

赵紫阳的这番话为啥让邓矬子如此激动捏？

其一，
因为当时的国内局势已经非常紧张且复杂。抗议示威已经不再局限于高校学生，而是蔓延到社会各界。在如此关键的时刻，赵紫阳强调“邓才是真正的一把手”，等于让矛盾的焦点都集中到邓身上。

其二，
俺前面也说了，邓矬子这人就是【既要当婊子，又要立牌坊】。他一方面非常恋权，另一方面又非常忌讳别人说他恋权。赵紫阳的这番话，会让很多人觉得——邓表面上退居二线，实际上还紧抓权力不放。于是，邓矬子“恋权”的形象就露馅啦。

◇赵紫阳政治生命的终结

“邓赵决裂”也意味着，赵紫阳政治生命已经完蛋了。

在本系列后续的博文中，俺还会详细介绍赵紫阳下台的过程。

◇改革派遭重创

一旦赵紫阳的仕途终结，对朝廷中的改革派必定是一大打击。而且保守派肯定会觊觎“总书记的宝座”。实际上，李鹏的如意算盘就是——挤掉赵紫阳，自己取而代之（只不过，后来半路杀出个江蛤蟆，让李科长的美梦落空）。

从历史的后续发展可以看出——赵紫阳倒台后，其它改革派的高官在六四之后，也都靠边站了。

◇面对学潮，【强硬路线】成为主流

一般来说，能混到朝廷高层的，最起码都懂一点官场之道。

通过16日的中苏峰会（尤其是邓赵二人的讲话），很多朝中大员已经看出苗头，开始见风转舵。某些原先支持“温和策略”的人，就识趣地转向“强硬策略”。

典型的例子当属杨尚昆。他本来是站在赵紫阳这边，主张“怀柔政策”，反对“军事戒严”。但是到了17日（中苏峰会次日），在矮邓家中开紧急常委会的时候，杨尚昆反而率先提出要进行“军事戒严”（注：在《改革历程——赵紫阳回忆录》一书中，赵紫阳记述了杨尚昆在那天会议上的发言）

而且，从后续的事态发展来看，杨尚昆也确实充当了血腥镇压的急先锋。


★赵紫阳的“516谈话”——是“低级失误”，还是“有意为之”？

◇赵紫阳本人的说法——低级失误

在那本《改革历程——赵紫阳回忆录》中，有一个章节专门谈了“中苏峰会”。其中包含了赵为自己的辩解，原文如下：

这次戈尔巴乔夫来访是中苏高级会晤，主要标志是表现在戈同什么人会晤。当然中外都知道，所谓中苏高级会晤，应是戈尔巴乔夫和邓小平的会晤。但是戈是苏联苏维埃主席和党的总书记，而邓不是国家主席又不是总书记，只是军委主席。因而在我的内心就是想一定要明显地表现出中苏高级会晤是戈邓会晤，不是戈与其他人的会晤。既要表明这一点，又要避免出现伤害邓的言论。原来外交部的方案是主张淡化处理，既不能回避，也不要太正式了。不上公报，不搞两党会谈，要我在会见戈时说：“既然我们两党的总书记会晤了，两党的关系自然也就恢复了。”

但在我会见戈的前两天，5月13日我在邓家里谈戈氏来访的有关问题时，邓说了一句话，说他和戈会晤后，两党的关系就恢复了。这和原来外交部的方案不同。我非常注意邓的这句话。正因为上述这些考虑，在戈邓会晤后，我同戈尔巴乔夫会见的一开头就说，他与邓的会见，两党的关系就恢复了。他同邓的会见是他这次来访的高潮。接着很自然地我就讲了邓在我党的地位以及中共十三届一中全会的决定。

我的这篇讲话，一举解决了两个问题：为什么邓戈会晤是中苏的高级会晤；邓目前仍是中共最高决策者是中央全会决定的，组织上是合法的。我当时感到这次讲得非常得体，既解决了问题，形式也很自然。

讲话以后，开始听到的是正面的积极的反映，后来我才知道，邓的家人及邓本人对我的讲话不仅不高兴，甚而非常恼怒。这是我始料不及的。究竟邓为什么认为我是有意把他抛出来，推卸责任？是什么人，如何在邓面前挑拨的，我至今也不知道。我本来出于好心，在维护他，保护他的形象，而尽到自己应尽的一份责任，却不料引起极大的误会，感到我是有意伤害他，我确实对这件事感到很大的委屈。这件事我本来可以不做，何必多此一举，实在有些懊悔！

但是俺【不】赞同赵本人的辩解。下面是俺的分析：

◇与“五四讲话”的对比

在本系列的第23篇，提到赵在“5月4日”的两篇演讲。其中一篇是“纪念五四运动70周年的讲话”；另一篇是“会见亚洲银行理事会的讲话”。

这两篇讲话，前者是大范围的，后者是小范围的；前者要先经过“中央书记处”的审核才能定稿，而后者无需审核。所以，赵紫阳就在前一篇演讲中说得很含蓄，滴水不漏；而在后一篇演讲中说得很直白，表明了他对学潮的温和立场。

从5月4日的这两篇讲稿，可以看出赵是一个很谨慎细致的人。

而中苏峰会，他与戈尔巴乔夫的谈话，无论从哪个方面来说，重要性都远远超过5月4日的那两篇讲话。

如果说，5月4日的两篇讲话，他都作了周密的准备，仔细地推敲了措辞；很难想象在中苏峰会如此重要的场合，赵竟然会犯如此低级的错误。

◇与“其它朝中大员”的对比

在本文前面的章节，俺解读了矮邓会见戈氏，所说的那番话。也提到了：很多朝廷大员，从矮邓的讲话中，听出了邓的潜台词。

而赵紫阳作为邓小平的左膀右臂，跟随其多年。赵对邓的性格，应该是更加熟悉才对。

如果说，别的朝廷大员都听出了邓的潜台词；赵紫阳怎么会听不出？

（请注意：邓的会面在上午，而赵的会面在晚间——也就是说，当他与戈尔巴乔夫会面时，他肯定已经知道了邓的讲话内容）

◇小结

基于上述对比，俺认为：以赵紫阳如此老练的政治手腕和如此谨慎细致的性格，他【不至于】犯下如此低级的错误。更大的可能性是——有意为之。


★赵紫阳为啥要这么干？

当然啦，由于赵紫阳已经不在人世，咱们已经无从知晓他内心的真实想法。

假定俺上述的分析是正确的，肯定有读者会问——为啥他要这么干？

关于这个问题，俺在本系列之前的某几篇博文，已经作了一些铺垫。如今来汇总一下

◇与胡耀邦的对比

在本系列的第23篇，俺提到说——
胡耀邦死后极尽哀荣，而赵紫阳在学运【初期】的名声并不太好，甚至成为学生的嘲讽对象（当时流传：他大儿子赵大军参与“官倒”）。

“胡赵”二人，同为邓矬子的左膀右臂，同样都是改革派的领军人物。（在学潮【初期】）两人的名声，差异却如此之大。这肯定会让赵觉得心理不平衡。

或者换一种说法就是——这样明显的反差，会让他有强烈的动机去消除民众对他的误解。

◇与“八六学潮”的对比

在本系列的第6篇，俺介绍了“八六学潮”的经过。

那次学潮，影响的范围并不大，持续时间也比较短。但学潮结束之后，胡耀邦因此而下台。

而“六四学潮”发展到5月中旬，范围已经波及全国，连中苏峰会都受到影响。不管“六四学潮”最终如何平息，肯定得有人出来背黑锅，当【替罪羊】。那么，谁会是替罪羊捏？当然【不可能】是矮邓。虽然矮邓是【实际上】的一把手，但【名义上】已经退居二线。所以，替罪羊多半是总书记赵紫阳。

◇小结

以赵紫阳的政治智慧，他肯定能想到上述这些。

一方面，他希望获得像胡耀邦这样的名声；另一方面，不管他如何做，他的仕途已经没戏了。

在这种情况下，与邓决裂，或许他还能保住自己的名声。从【博弈】的角度来讲，这大概是他最好的选择。


回到本系列的目录

回顾六四系列[32]：5月13、14日，短暂的斡旋无果而终

文章目录
★赵紫阳的困境
★赵紫阳的对策
★统战部的斡旋，无果而终
★知识界的斡旋，同样无果而终
★结尾

很抱歉这篇没能赶在6月4日这天发出。

今天这篇来讲一下：激进的学生发起绝食抗议之后，朝廷改革派与知识界在13、14日进行的几次斡旋。

★赵紫阳的困境

本系列前面2篇介绍了“策划绝食的过程”以及“绝食第一天的情形”。对赵紫阳而言，5月13日开始的绝食，无疑是非常棘手的难题。从某种意义上讲：激进学生发起的绝食抗议，把老赵逼到了死角（几乎没有腾挪的余地）。

为啥这么说捏？

因为中苏双方早就谈好了戈尔巴乔夫要在【5月15日】正式访华，并举行中苏峰会。在整个80年代，1989年的这次中苏峰会的重要性仅次于1985年的美苏峰会（那次是里根与戈尔巴乔夫）。如此重要的外交盛事，朝廷上下自然极为重视。按照惯例，中方应该在天安门广场举行欢迎仪式，戈尔巴乔夫应该向人民英雄纪念碑献花。但是广场正被绝食的学生占据，再加上围观的市民，有好几万人。这种情况下，显然无法进行苏联元首的欢迎仪式。

当时的朝廷面临两种选择：
方案1——在15日之前让绝食的学生离开广场；
方案2——换一个地方（首都机场）举行戈尔巴乔夫的欢迎仪式。

第一个方案如果能搞定，当然最好，但难度很大；第二个方案难度不大，但会大大降低欢迎仪式的规格。

对赵紫阳而言，要尽力实现“方案1”，避免“方案2”。设想一下，假如选择方案2（换地方，降低欢迎规格），会让朝廷在外交上大失颜面——而邓太上皇恰恰是很要面子的人（关于这点，本系列之前有提及）。矮邓恼羞成怒之后，自然会怪罪老赵对学运的怀柔策略。再加上李鹏那帮保守派趁机发难，赵的“总书记之位”肯定保不住。列位看官不妨回想一下在那之前3年的“八六学潮”——当时的总书记胡耀邦因为对学生太温和，遭到保守派的责难，不得不黯然下台。

赵紫阳要想避免胡耀邦的覆辙，就要想办法在戈尔巴乔夫到访之前，让学生离开广场。但是留给他的时间太少了（只有不到两天）。所以俺才说，老赵被逼到死角，几乎没有腾挪的余地。


★赵紫阳的对策

虽然被逼到死角，但老赵没有坐以待毙。他在第一时间安排统战部进行斡旋。

◇为啥选择【统战部】出面？

照理说，北京出现大规模学运，首先应该出面的是“北京市委”。但是前面几篇俺已经介绍过，北京市委的领导属于保守派阵营——北京市委书记李锡铭和市长陈希同都是李鹏那边的人。显然，赵紫阳不能指望北京市委帮忙。

除了“北京市委”，另一个跟学运“对口”的部门就是“国家教委”。但是李铁映（国家教委主任）与何东昌（国家教委副主任）也是李鹏那边的人——同样指望不上。

在这种尴尬的局面下，赵紫阳才会选择让统战部出面斡旋。毕竟统战部部长阎明复是他自己人，比较靠得住。

◇阎明复其人

考虑到阎明复在本次斡旋的重要作用，简单介绍一下此人。

先来说他爹阎宝航，1937年由周恩来介绍入党（中共秘密党员），之后成为中共安插在国民党高层的资深间谍，提供过不少高价值情报。

阎明复沾了他老爹的光，18岁（1949）就入党了。文革前，阎明复长期担任中央办公厅的俄文翻译——毛腊肉与赫鲁晓夫会谈，现场翻译就是他。

文革期间，阎宝航被定性为“东北帮叛党投敌反革命集团”，惨死于诏狱（秦城监狱），连骨灰都没留下。（他为中共夺权出生入死，结果落得如此下场，是不是很讽刺？）

自己亲爹被迫害致死，阎明复当然也受了牵连（在诏狱关了7年），不过总算保住一条命。文革后，阎明复继续升官，先是“全国人大常委会副秘书长”，然后是“中共中央统战部部长”，之后又兼任“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也算是朝中大员。

★统战部的斡旋，无果而终

◇13日上午的“诸葛亮会”

13日上午，由统战部下属的“知识分子局”出面，召集了一个诸葛亮会（所谓“诸葛亮会”，就是由与会者集思广益，出谋划策），讨论如何应对学生的绝食抗议。与会者都是在京的一些知名学者。从这个时间点可以看出，赵紫阳为首的改革派，反应还是很迅速滴。

关于阎明复在这个会上的发言，陈小雅写的《八九民运史》有如下记载：

閻明复一方面不同意“把中央分成保守派和改革派”，說在支持改革上，中央領導的意見是一致的。但是又透露，對于許多具体問題有分歧。他特別指出，主要是"不在第一線的同志有很多看法"。而且，時至今日，北京市仍然堅持原來的態度。他警告說︰“學生們鬧下去，可能引起北京市動手。”他要大家給那些他們認為是改革的人以喘息的時机，“否則我們都完蛋，都下台。”
他請到會者做做工作，勸學生識大体，顧大局，先撤出廣場，有什么要求以后都好商量，通過協商和對話來解決。

从阎明复的这些话，可以获得很多信息量，俺来解读一下。
1. 为啥閻明复不同意“把中央分成保守派和改革派”？
在官场上，有很多话是只可意会不可明说滴！当年的朝廷分为“改革派与保守派”，明眼人都知道。但是阎明复作为党内高官，在【公开场合】是不能说这种话滴，否则就会被扣上“分裂党中央”的大帽子。所以阎明复只能委婉地说：對于許多具体問題有分歧。
2. 不在第一線的同志有很多看法是啥意思？
“不在第一線的同志”指的是：以邓小平为首的八元老。“有很多看法”就是说：八元老对学运迟迟无法平息，已经很不爽了。
3. 學生們鬧下去，可能引起北京市動手。是啥意思？
从这里就可以看出，北京市委企图采用强硬手段解决学运，这也就说明：北京市委属于保守派阵营。
4. 否則我們都完蛋，都下台。是啥意思？

这句话说得很直白——如果学潮无法快速平息，改革派（包括总书记赵紫阳）都得下台。


这个诸葛亮会最后得出的结论就是：由统战部出面，邀请学生领袖对话，同时让知识界作为中间人（所谓“中间人”相当于“和事佬”）。

由于时间紧迫，这个对话安排在当日下午进行。

◇13日下午【非正式】的“三方会谈”

当天下午，被邀请到统战部的学生有：对话团的代表（项小吉 & 沈彤），北高联的代表（王超华 & 梁二），绝食团的代表（王丹 & 柴玲）；知识界方面的几个人也都是当时的名人：北京大学的教师孙立平，北京师范大学的教师刘晓波，中国政法大学的教师陈小平，北京社会科学院的李肃 & 郑也夫，北京社会经济科学研究所的王军涛，四通公司的周舵。

（13日下午这个对话，是刘晓波在六四学运中第一次出场。由于他的重头戏在后面，俺等到后面几篇再来介绍他）

对阎明复而言，他并没有拍板的权力，却又要完成说服学生的任务。所以他能做的就是：动之以情，想办法感动那几个学生领袖。

根据与会者的回忆，王军涛在会议结尾时说了一句：阎部长，坦率地说，你感动了上帝。几位老师也被你感动了。参与的学生领袖之一王丹在事后也说了一句：想不到共产党的高官中，还有这样的好人。

从这几句点评可以看出，阎确实感动了学生和知识界的代表。但他仍然没有达到目的——没能让学生从广场撤走。为啥捏？因为双方的分歧太明显了——对学生而言，他们害怕秋后算账，官方不改变“动乱”的定性，他们不会停止抗议活动；而对改革派而言，即使是总书记赵紫阳也没有办法改变“426社论”对于“动乱”的定性（那个定性是老邓亲口说的，除非老邓改口，否则没戏）

13日下午的“三方会谈”，就这样无果而终。

顺便说一下这当中的一个小插曲

当统战部会议室还在进行三方会谈的时候，广场上的学生就开始流传一个谣言，说某些学生领袖背叛大家，暗中跟阎明复做交易。

从这事儿就可以看出：【学生之间严重缺乏互信】。出现这种情况也不奇怪——参与学运的大学生来自不同高校，即使是来自同一个学校的，平日里也不一定相互认识。互相之间不熟悉，自然也就缺乏互信。

◇14日下午的【正式】对话

到了次日（14日）中午，阎明复再次找到几个学生领袖（王丹、吾尔开希、王超华），4个人在统战部一间小会议室见面。

阎明复向学生领袖传达一个新的动态：官方愿意再次跟学生对话，政府方面的代表包括：阎明复本人、李铁映、罗干等官员。时间定于当日下午。

一开始，王丹和吾尔开希抱怨官方代表的级别不够高。阎明复当即反驳：李铁映是国务院副总理，政治局委员，我本人是中央书记处书记。你们觉得哪个级别还不够？3个学生领袖也就不好再说啥。

接下来就开始讨论技术细节。学生方面强调要【现场直播】。阎明复表示不可能。他的理由是：统战部里面没有直播设备，而中央电视台的转播车又都去准备采访戈尔巴乔夫了，调不出来。双方僵持了一会儿，最后达成一个折中方案——现场录像，然后政府方面把录像带送往 CCTV 并保证当晚播出。
（编程随想注：为啥学生领袖这么看重现场直播？除了想要利用央视直播来扩大学运的影响，还有一个重要原因是：怕被广场上的同学们误解为“与政府进行幕后交易的叛徒”）

到了当日下午，正式对话如期举行。应学生方面的要求，对话的会议室布置成“面对面落座”的阵势，以体现【平等对话】。政府这一边，坐在中间的是阎明复和李铁映；学生一边，坐在中间的是沈彤和项小吉。当时的照片如下，其中头缠白布的是“绝食团”成员。

对话现场，学生代表与政府代表面对面落座，以体现【平等对话】

两位学生代表的镜头，大概是王丹和程真

在这次对话过程中，阎明复与李铁映的表现截然相反，让人很明显看出来：朝廷官员明显分成两个不同的阵营（也就是俺多次提及的：改革派 VS 保守派）。关于这次对话的过程，下面引述《历史的大爆炸——六四事件全景实录》的记载（此书作者张万舒，六四时期担任新华社新闻部主任，了解很多内情）。

晚上8時半，到統戰部禮堂採訪對話的記者回來說，閻明復主持對話會，他一開始就說，今天的講話應該坦誠地進行，希望這是個良好的開端。學生對話代表也說，爭取到這次對話很不容易。他們提出希望在三個方面對話，一是學運的性質問題；二是怎樣保證憲法規定的民主權利；三是如何推進中國的改革。實際上主要圍繞第一個問題展開對話。
無論學生代表怎麼說，主講人李鐵映總是反反覆覆只用「讓實踐來檢驗」這句話來兜圈子，不僅兜得毫無誠意，而且兜得大家疲倦厭煩，直到無法進行下去。閻明復只好出來救場，他說︰「4﹒26社論」是根據4月26日以前的情況寫的，那時有西安、長沙的打砸搶。4月26日以後的情況不同，沒有西安，長沙那種情況。因此中央對學潮的態度是明確的，紫陽同志「五四」講話就表明了。現在最緊迫的問題是解決廣場上的絶食問題。他的講話給人以耳目一新之感，全場起死回生般活躍起來。
就在這時，閻明復卻起身去洗手間，李鐵映立即聲明說：閻的發這不代表中央，只有鄧小平講話和「4﹒26社論」代表中央的立場。一下又把會場打悶了。這時已到晚7時，廣場上絶食的學生代表又來要求現場直播對話，閻明復回來說技術設備條件無法解決，只好宣佈休會。

关于这次对话，还有一个蹊跷之处：本来说好的“录像转播”并没有落实（录像带送出去了，但并未在央视播出）。当时广场上的学生事先听说会有电视转播，大家都翘首以盼（注：广场的高音喇叭实时播放央视一套的声音）。结果等到19点半，新闻联播都结束了，也没有听到关于对话的报道。所以广场上的学生很愤怒，一些学生前往统战部并包围了对话的办公楼。他们高喊“停止对话，立即现场直播”。导致对话无法进行下去。

在对话结束前，非常无奈的阎明复说了一番话：

我个人理解学运的原因，我知道你们的行动是学生的真正呼声。但是，“四·二六社论”是政治局会议的精神。我有我个人的看法，但我实在不能在这样的场合说出来。我希望用你们自己的行动来证明你们自己的判断。
党是人民的政党，不可能用武力来对待学生。你们不撤也没关系，戈尔巴乔夫明天来访，就让我们丢丑吧。在外国，接见国家元首还有人扔臭鸡蛋呢！我们的政府也应该适应特殊情况。但是，我也只能为你们说这一句话；而你们，也在人民面前丢了一张牌。

天安门广场上的绝食学生等待对话的实况转播

在广场上一直没等到转播的绝食学生，冲击统战部的对话现场

为啥一直没有进行转播？学生方面怀疑政府中有人搞鬼。下面是当事人沈彤的回忆（摘自《回顾与反思——六四流亡学生17人》一书）：

廣場的學生和很多聲援的學生包圍了統戰部，準備衝進去，這是使對話不可能進行的一個背景。之後，王超華進來大鬧會場。項小吉當時在外面調解，我當時拍著桌子站起來，指著閻明復說，“為什么答應了直播不直播？”閻明復，李鐵映、當時的其他十二個部的副部長和鄭友梅是政府方面的對話代表，他們都覺得應該是在直播的。所以，實際上說明政府內部有人在阻止直播。後來超華進來之後，就使得對話代表不得不跟閻明復針鋒相對地說：“你為什么不直播？”從我們當時看到的，閻明復自己并不知道這些內情。所以對話就中斷了。

对话结束后，对话团团长项小吉接受外媒采访

★知识界的斡旋，同样无果而终

◇王超华的主意

刚才俺聊到了14日中午，阎明复向3个学生领袖（王丹、吾尔开希、王超华）通报当日下午的正式对话。王超华认为这种形式的对话【不能】解决问题。因为参与绝食的学生立场都很强硬。即使政府对话能说服与会的学生领袖，这些学生领袖到了广场上，还是无法劝说绝食者离开。王超华和王丹商量之后，觉得唯一的希望就是找那些有名望的知识分子，让他们到广场上劝说绝食的学生离开。

很凑巧的是，当日下午，在《光明日报》社有一个知识界的座谈会，是戴晴发起的。王超华知道有这么一个座谈会（王曾经在《光明日报》工作过两年，与戴相识）。所以她向阎明复提议，让知识分子出面劝说绝食学生。阎明复赞同她的提议（多一条路总归没坏处），并派了一辆车把王超华送到《光明日报》社。

◇戴晴其人

在本系列前面几篇已经多次提到过戴晴。考虑到这次知识界的斡旋与她的关系很大，简单介绍一下此人。

戴晴原名傅小庆，其父傅大庆1944年死于日本宪兵队之手。之后，戴晴成为叶剑英的养女（叶与傅大庆关系密切，并且是傅的证婚人）。由于这个特殊身份，她经常能够发表一些比较大胆政治言论。

六四期间，戴晴在《光明日报》当记者。另外，文革前她曾经在总参谋部某研究所从事情报翻译工作，这个经历使得某些学生怀疑她是军方或国安的特务。

她对时局看得还是比较准的，早在“四·二七大游行”之后，她就主张学生要【见好就收】。

很讽刺的是：戴晴虽然极力想要平息学运。但六四屠城之后，保守派把持的朝廷却把戴晴定性为学运的“幕后黑手”。她被关押到诏狱（秦城监狱），释放之后还继续享受“监视居住”的待遇。

◇光明日报社的座谈会

5月14日这天，由戴晴出面召集了一个座谈会，与会的都是当时知识界的名人，包括如下：

严家其（中国社科院政治学研究所首任所长。六四后流亡海外）
刘再复（中国社科院文学研究所所长，《文学评论》杂志主编。六四后流亡海外）
包遵信（80年代初主编《走向未来》丛书，被誉为中国自由民主思想的启蒙。六四后被当局定性为“幕后黑手”，入狱5年）
李泽厚（80年代著名哲学家、美学家；与方励之、金观涛、温元凯并称为80年代“青年四大导师”。六四后流亡海外）
温元凯（80年代著名经济学家、化学家；与方励之、金观涛、李泽厚并称为80年代“青年四大导师”）
苏晓康（80年代著名作家，当时很火爆的电视剧《河殇》的作者。六四后，该剧被中宣部查禁）
李洪林（中宣部理论局副局长，中国历史博物馆党史研究室主任）
于浩成（80年代著名法学家，《法学杂志》主编，《法律咨询》杂志社长。六四后被开除党籍）
麦天枢（《大国崛起》的总策划和创作指导）
李陀（作家，《北京文学》副主编）
苏炜（作家，中国社科院文学研究所研究员）

座谈会开始时，《光明日报》负责人作了开场白︰
赵紫阳的"五四"讲话提出用冷静、克制的方法处理游行请愿的问题，我个人还是比较满意的。但这是两方面都应该努力的目标。这次学生的罢课/游行，对政治体制改革和法制建设都会有好处。但如果处理不好，矛盾激化，后果不堪设想。我们可以用我们的舆论，我们的态度来影响事物的进程。请大家谈谈自己的看法。

然后这些知识界的大牛就开始畅所欲言。陈小雅的《八九民运史》比较详细地记录了这些学者的发言。考虑到篇幅很长，俺就不引用了。

王超华很敬仰这些大牛，不敢插话。等到别人都讲完了，她才开始发言。下面是她本人的回忆（摘自《我与十二学者上广场》）：
我自己知道，从我奔这个会来的时候，我就是打着主意要把名人们拉到广场上去的。不过，我确实不善辞令，当时说得也是颠三倒四。除了企图说明激进学生的绝望情绪以外，记得我还试图强调学生随时会受到镇压，而这是非常危险的。确如戴晴所言，我从发言一开始就不停地掉眼泪，说到一半时，已有至少一半学者作家们在抽泣了。记不清是不是戴晴了，有人问我，你觉得我们能做些什么？你希望我们做些什么？我直截了当地说，你们应当到广场去劝学生撤离，现在只有你们能说服学生。我那么急于将他们推出去，简直就没有余力象戴晴那样去注意这些人之间的异同。记得我身旁的李洪林一边擦着眼泪一边说，我们应当去，我们不能看着学生们被镇压……　其他人也情绪激动地说着类似的话。

◇《紧急呼吁书》的出台

在出发去广场之前，学者们起草了一份《我们对今天局势的紧急呼吁》（以下简称《呼吁书》）。为了起草这份《呼吁书》，这些知识界的大牛出现很多分歧，以下《八九民运史》的记载：

李澤厚的最后發言認為，要政府出來就一些問題作符合大家要求的表態是一件不可能的事情，因此，他們唯一能做的一件事，就是勸學生暫時撤离廣場。于是，人們轉而開始議論呼吁書的內容。在七觜八舌之中，人們的意見大体可以分為三派︰
其一，以溫元凱為代表，道義上的學運派，立場上的政府〔改革〕派。在同情學運的前提下，希望顧全大局，給政府臉面。戴晴、李澤厚也是這种意見比較堅定的持有者，是為一种“現實政治”的態度；
其二，以嚴家其為代表，道義与立場上均為學運派。堅持政府不滿足學生提出的條件則無由勸學生撤退。是為“理想政治”与“原則政治”的方式。
其余的人則在溫、嚴兩种意見之中來回搖擺，實質上是在原則政治与現實政治之間找不到落腳點。
比較獨立的第三种意見由蘇煒個人持有——民主社會的特征應該是依法行事，合理的社會結构應是知識界獨立于政府与學生之外，充當社會的緩沖机制。他警告人們“兩极社會”是一种很危險的社會。他同意到廣場上去勸說，但聲明不是為了誰。他們的行為不應對誰上台，誰下台負責任。因為，誰是改革派？說不清楚。

经过几个小时的努力，终于拿出一份令在场各位都可以接受的《呼吁书》。本来严家其是拒绝签名的，其他人又在《呼吁书》末尾补充了一段“郑重重申”，严才同意签上自己的名字。光一个《呼吁书》就有这么多分歧，这也反应出：当时中国知识界对学运的态度存在很多不同的观点和立场。

下面是这份《呼吁书》的全文：

我们对今天局势的紧急呼吁

1989年5月14日

鉴于天安门广场目前形势，我们十二位学者、作家本着良知和责任心，发出以下紧急呼吁：
一，要求中央负责人发表公开讲话，宣布这次学潮是爱国民主运动，反对以任何形式对参加运动的学生秋后算账。
二，我们认为，由大多数学生经过民主程序选举产生的学生组织是合法组织，政府应当承认。
三，反对以任何藉口、任何形式、任何方法对静坐绝食的学生采取暴力，谁这样做，谁将成为历史的罪人。

亲爱的广大同学们，自昨晚得知大家来天安门广场静坐绝食的消息，我们都非常难过，非常担忧。从四月中旬以来，你们为推进中国民主、中国改革的进程，一次次走上街头，以令人羡佩的无私精神和大无畏的气概，开创中国历史的新纪元。人民会永远记住你们在一九八九年的今天做出的历史功绩。但是，民主是逐步成长的，不能期望它在一天实现，我们要彻底清醒，有人要极力挑起事端，激化矛盾，促使事态恶化，以便破坏改革和民主化的事业。为了中国改革的长远利益，为了避免发生亲者痛仇者快的事情，为了中苏最高级会晤能够顺利进行，我们恳请同学们发扬这次学潮中最可贵的精神，暂时撤离天安门广场。

我们相信同学们是能够做出明智的判断的。

但我们郑重重申：如果政府不能做到以上三点，我们将和同学们一道为实现上述三点坚定不移地奋斗下去。

戴晴　于浩成　李洪林　严家其
苏晓康　包遵信　温元凯　刘再复
苏玮　李泽厚　麦天枢　李陀

◇12学者上广场

搞定了《呼吁书》之后，已经是傍晚。阎明复派车把12名学者接到统战部，与在那儿的学生代表会合，然后从六部口一起走到广场（路上人太多，只能靠步行）。到广场已经是晚上21点。这时候的广场人山人海（除了学生，还有很多围观的市民），一行人费了很大劲才挤到广场中央，搞得每个学者都气喘吁吁。李泽厚因为有心脏病，实在受不了，先行离开。

然后就是几个学者轮流发表演讲。其中的温元凯、包遵信、苏晓康几人，在座谈会的时候都主张要劝学生撤离，但到了现场演讲，这几位学者对“撤离广场”一事竟然只字未提，只是一个劲儿地表示对绝食学生的支持和声援。

为啥会这样捏？这实际上是一个心理学现象。当时的场面很悲壮也很煽情，个人很容易被集体裹挟。这几个学者虽然在学术方面很有造诣，但是在心理素质方面，（和常人相比）未必能强多少，所以才会出现这种反差。关于这个话题，俺的网盘上分享过两本书（如下）。感兴趣的同学不妨看一看。
古斯塔夫·勒庞（Gustave Le Bon）的代表作《乌合之众——大众心理研究》
埃里克·霍弗（Eric Hoffer）的代表作《狂热分子——群众运动圣经》

那天晚上的学者演讲，最后一个好像是戴晴。以下是王超华的回忆，摘自她所写的《我与十二学者上广场》。

戴晴开始讲解学者作家们希望学生们做什么。她讲的时候，广场相当安静。她提到下午的座谈会和第二天的一个版面，但是很显然，在那种气氛中没有学生能理解这个版面的意义（编程随想注：官方同意《光明日报》拿出一个版面报道学运）。她还试着再次肯定学运的成绩，但语气并不激昂，人群也就保持着安静等她往下说。我当时真的觉得这种无法预料的成千上万人的暂时安静很可怕。终于，她开始说到让赵紫阳或李鹏出来见见大家，大家就撤回学校去。人群中有些骚动，但基本上还是安静的，有人大声问：他们出来说什么？戴晴似乎对这样的问题也没有准备，略停了停才说：让他们对大家说，同学们好！大家辛苦了！（她把声调提高）我们就回去，好不好？听得出来，她在极力设法让人们接受她的方案，这个“好不好”喊得甚至带有煽动性口吻。这回人群真的开始骚动了。我记得，或者是，我当时觉得，人们像欢呼一样高喊着回答她：“不——好——！”

到这里可以看出，知名学者的斡旋，基本上算失败了。在学者们离开之后，在广场上的各个高校代表进行了一次投票，表决是否要撤离。总共64个代表，40多票反对撤离，另有几票弃权。赞同撤离的比例很低。


★结尾

这几次斡旋失败之后，以赵紫阳为首的改革派，可以说是败局已定。但广场上的学生对此并不知情。


回到本系列的目录

回顾六四系列[31]：5月13日，开始绝食抗议

文章目录
★风萧萧兮易水寒
★关于《绝食书》与《绝食宣言》
★默默地奔赴广场
★广场上的绝食团
★一小撮别有用心的绝食者
★知识界的反应
★朝廷方面的反应

很抱歉没能赶在6月4日发出本文 :(

最近几天，俺把这个系列的前面30篇又整理了一下——主要是统一排版的样式。比如所有照片都统一用居中对齐，照片的说明统一都放在照片下方，也是居中对齐，并都加上全角括号。这样照片的说明文字就不容易跟正文混淆。


本系列的上一篇介绍了绝食抗议的决策是如何作出，今天这篇讲讲绝食第一天的情况。


★风萧萧兮易水寒

先来介绍一下几个高校的绝食学生在出发之前的情形。

◇北京大学

在次的绝食抗议中，北大是毫无疑问的主力。一个主要原因是柴玲在北大做了一个很煽情的演讲《我为什么要绝食？》（关于这个演讲，本系列前一篇有提及）。所以在这次绝食运动中，北大签名绝食的人数最多，而且比例很高——各高校签名参与绝食的大约三百到四百人，其中北大占了一百多人。

5月13日一大早，北大三角地就贴出了《绝食宣言》。到了中午时分，校广播站通报了绝食的行动方案，包括“什么时候出发，走什么路线，相关的口号”。（北大筹委会本来是反对搞绝食抗议的，但是同意把“校广播站”借给绝食的学生使用）

校内也贴出了相关的大字报，介绍相关的行动计划（比如下面这几张）：

（北大学生在准备绝食的大字报）

（大字报《绝食送行队》）

那天中午，北大的一些青年教师（包括如今名气很大的钱理群）在燕春园（当年北大最高档的校内餐厅）宴请那些参与绝食的学生。那顿饭被称为“最后的午餐”。

北大作家班的学员为绝食学生写了一个横幅：壮士一去盼回还，挂在燕春园饭馆内。很多绝食学生在这个横幅前拍照留念。

（头缠白布条的绝食学生在北大燕春园吃“最后的午餐”）

在正式出发之前，为了表示严肃性，所有签名参与绝食的学生先在校内作一次宣誓，地点在29号楼前面（此楼前有一个“D & S”的金属雕像，象征“民主与科学”），由赵体国负责领读誓词（他在之前的示威游行中负责纠察队）。在宣誓之前，赵体国再次强调了绝食的纪律，他的原话是：

你们都明白绝食意味着什么吗？那意味着你们必须拿出献身的勇气！别以为绝食之后还能偷吃点东西，谁要是抱着这样的侥幸心理就不要在这里宣誓；谁要是绝食之后还这么做，就是对别人的出卖！

为啥俺这里能一字不差地复述他的原话捏？因为封从德在现场做了录音，上述赵体国的话是根据封从德写的《六四日记——广场上的共和国》摘录的。以下是那本书第276页的照片。

（赵体国带领北大绝食学生宣读绝食誓言）

北大的队伍于中午12点半在南门出发。当时有人在校门口贴了对联：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校门口挤满了围观的学生和市民。从下面的照片可以看出，连校门旁边的屋顶上都站了好些人。

（对联：风萧萧兮易水寒）

（对联：壮士一去兮不复还）

◇政法大学

说完北大，再顺便说一下政法大学。

如今名气很大的良心律师浦志强，当年是政法大学绝食抗议的积极分子。以下摘自吴仁华所写的《八九天安门事件大事记》（引文中的括号是俺标注的）：
（13日）午饭前，中国政法大学硕士研究生浦志强等人在校门口拉着“为民主自由绝食”的横幅，因报名参加绝食者不多，浦志强悲愤呼吁“难道法大的男子汉都死绝了吗？！ ”我（吴仁华）与青年教师刘斌临时买了巧克力让他们路上补充热量，以四特酒为他们壮行。临出发，浦志强对着校门磕头诀别。

（13日中午，浦志强在校门口拉出“为民主自由绝食”的横幅）

（浦志强在广场上演讲，头上缠着“法大绝食”的布条，拍摄日期不详）

◇北京师范大学

北师大的情形与北大完全相反——在当日上午【没有】进行任何准备工作。以下是王超华本人的叙述，摘自《回顾与反思——六四流亡学生17人》一书。
這時我在北大發現，北大已經是相當有秩序了。我不知道他們有一個餞別的宴會，衹看見他們一組一組的來報名，大概是十一點的時候，我以為他們要出去了。然後我就騎車出去，先到師大。到師大的時候，發現冷冷清清。走到他們那個廣播站，看見梁二，我說﹕“你們怎么還在這兒呀？北大同學呆會兒就要過來了。”他說：“哎，不是說不去了嗎？”我說：“怎么不去啊，還去呀。”梁二因為沒有參加常委會，所以他就趕緊廣播。師大倒是一廣播就出來了。

《回顾与反思》一书是《八九学运回顾与反思研讨会》的会议记录。这个会议是1991年7月在巴黎召开的，参会的17人都是流亡海外的学运骨干分子。这17人中就包括王超华和梁二（原名：梁擎暾）。梁二没有对王超华所说的表示异议，说明王所说的属实。

从王超华所说的这段至少可以看出：北师大的学生组织是【比较混乱】的。本系列的上一篇介绍了5月11日策划绝食的过程。其中提到有6个学生领袖在某个小饭馆开会讨论绝食的行动计划。这6人中，有3人就来自北师大，分别是：吾尔开希、程真、杨朝晖。结果到了5月13日那天，各高校的绝食队伍要正式启程前往广场，途中要到北师大会师。而北师大本校的学生组织，竟然都不知道这个计划！（是不是很讽刺？）有3个知情人，有超过一天时间，竟然没有把信息传达下去——这说明存在严重的沟通问题。

在本系列的第21篇，俺用了整整一篇博文来写《反思学运初期暴露出的问题》。这些弊端，在5月13日的北师大，再次得到体现。


★关于《绝食书》与《绝食宣言》

大部分谈及六四的书籍或文章，都会提到《绝食书》或者《绝食宣言》。所以俺把这2份重要的文档全文引用如下：

◇《绝食书》全文

在阳光灿烂的五月里，我们绝食了。在这最美好的青春时刻，我们却不得不把一切生之美好绝然地留在身后了，但我们是多么的不情愿，多么的不甘心啊！

然而，国家已经到了这样的时刻：物价飞涨、官倒横流、强权高悬、官僚腐败、大批仁人志士流落海外、社会治安日趋混乱，在这民族存亡的生死关头，同胞们，一切有良心的同胞们，请听一听我们的呼声吧！

国家是我们的国家，
人民是我们的人民，
政府是我们的政府，
我们不喊，谁喊？
我们不干，谁干？

尽管我们的肩膀还很柔嫩，尽管死亡对于我们来说，还显得过于沉重，但是，我们去了，我们却不得不去，历史这样要求我们。

我们最纯洁的爱国感情，我们最优秀的赤子心灵，却被说成是「动乱」，说成是「别有用心」，说成是「受一小撮人的利用」。

我们想请求所有正直的中国公民，请求每个工人、农民、士兵、平民、知识分子、社会名流、政府官员、警察和那些给我们炮制罪名的人，把你们的手抚在你们的心上，问一问你们的良心，我们有什么罪？我们是乱动吗?我们罢课，我们游行，我们绝食，我们藏身？到底是为了什么？可是，我们的感情却一再被玩弄，我们忍着饥饿追求真理却遭到军警毒打……学生代表跪求民主却被视而不见，平等对话的要求一再拖延，学生领袖身处危难……

我们怎么办？

民主是人生最崇高的生存感情，自由是人与生俱来的天赋人权，但这就需要我们用这些年轻的生命去换取，这难道是中华民族的自豪吗？

绝食乃不得已而为之，也不得不为之。

我们以死的气概，为了生而战。

但我们还是孩子，我们还是孩子啊！中国母亲，请认真看一眼你的儿女吧，虽然饥饿无情地摧残着他们的青春，当死亡正向他们逼近，你难道能够无动于衷吗？

我们不想死，我们要好好地活着，因为我们正是人生最美好之年龄；我们不想死，我们想好好学习，祖国还是这样的贫穷，我们似乎留下祖国就这样去死，死亡决不是我们的追求。但是如果一个人的死或一些人的死，能够使更多的人活得更好，能够使祖国繁荣昌盛，我们就没有权利去偷生。

当我们挨着饿时，爸爸妈妈们，你不要悲哀；当我们告别生命时，叔叔阿姨们，请不要伤心，我们只有一个希望，那就是让我们能更好地活着，我们只有一个请求，请你们不要忘记，我们追求的绝不是死亡！因为民主不是几个人的事情，民主事业也绝不是一代能够完成的。

死亡，在期待着最广泛而永久的回声。
人将去矣，其言也善；鸟将去矣，其鸣也哀。
别了，同仁，保重！死者和生者一样的忠诚。
别了，爱人，保重！舍不下你，也不得不告终。
别了，父母！请原谅，孩子不能忠孝两全。
别了，人民！请允许我们以这样不得已的方式报忠。
我们用生命写成的誓言，必将晴朗共和国的天空！

北京大学绝食团全体成员
一九八九年五月十三日

◇《绝食宣言》全文

各位亲爱的同胞，在继前几次声势浩大的示威游行之后，今天，我们决定在天安门广场进行绝食斗争。
绝食原因：第一，抗议政府对北京学生罢课采取麻木冷淡态度；第二，抗议政府拖延与北京高校对话代表团的对话；第三，抗议政府一直对这次学生民主爱国运动冠以「动乱」的帽子及一系列歪曲报道。
绝食要求：第一，要求政府迅速与北京高校对话团进行实质性的、具体的、平等的对话；第二，要求政府为这次学生运动正名，并给予公正评价，肯定这是一场爱国、民主的学生运动。
绝食时间：五月十三日下午二时出发。
绝食地点：天安门广场。
绝食口号：不是动乱、立即平反！立即对话、不许拖延！为民绝食、实属无奈！世界舆论、请声援我们！各界民主力量，请支持我们。

（张贴在北大的《绝食宣言》大字报）

◇关于《绝食书》作者的争议

《绝食宣言》是王丹起草的，而《绝食书》的作者有点争议——有的说是柴玲，有的说是白梦（北大作家班成员）。

在《回顾与反思——六四流亡学生17人》一书中，柴玲本人的复述如下：
我順便提一下絕食書的事情。有個女生對我說﹕"你們有沒有這種絕食書，好象是你們的遺言﹖"我說﹕"我們有《絕食宣言》了。是王丹寫的，就是絕食要求一、二、三。"她說﹕"你這太幹巴巴了。你不知道絕食完了會有什么結局，也可能就是你們生命的一段重要歷程，也可能就是最後的歷程。你要不要給你的母親，給這個人民，還給那些不了解的老百姓留下些什么東西，讓他們理解你們。你們不就想看看人民的面孔，看看政府的面孔﹖象這樣的話，你把它寫上去。"我說這個主意很好。一個叫何桂芳的人，他在旁邊一個勁的說﹕"我最佩服的就是秋瑾，'人生自古誰無死，留取丹心照汗青'。我真希望柴玲說出這句話來。"我當時氣得要命，我心想，我們是為了生而戰，我們以死的氣概為生而戰。這個當時演講的時候也說過了。我氣得要命，整個思路就全都給攪得亂七八糟。後來張伯笠來找到我，"啊呀，柴玲、老封快去我們那兒。白夢聽了你們的演講以後就哭啊，結果一口氣跑到北大外面買了一大鍋餛飩，等了你和老封趕快去吃，還熱著呢。"說那個餛飩當時沒有盆裝，還跟那個個體戶租了一個盆，交了五塊錢押金，趕快去吃，好趕快還盆把押金要回來。去了以後，白夢也在。
第二天早上，用了一個早晨，寫了一些絕食書，寫得很痛苦。那個時候真的不是鬧著玩的時候了，你真的覺得要跟生命中成長以來一塊伴隨成長的東西告別。白夢在那看了，抽著煙很嚴肅地說﹕"把東西交給我吧，十二點鐘你來拿。"然後，我就再去籌委會，回來時，把東西拿了。

在张伯笠（北大作家班学员，学生领袖）所写的《逃亡者》一书第8章，也提到《绝食书》。俺引述如下：
五月十三日，持续了半个月的不死不活的状态被打破了，北京大学等高校的同学采用了和平斗争的最后手段──绝食。绝食的目的是迫使中共否定“四．二六社论”。承认学生运动为爱国民主运动。同时，开辟对话渠道，并通过新闻媒体实况转播。
我因为参加首都知识分子起草《五一六声明》的会议，在回校途中到北京电影制片厂谈我的电视连续剧《酋长》谈到天亮。上午八点钟才回到北大。
柴玲，封从德等人都在我的宿舍，《新闻导报》的王果为和曹为等人也在我宿舍等我，我们简单交换了一下意见，立即分散行动，
柴玲想写一个绝食书，我忙着要出《新闻导报》关于绝食的号外，把白梦推荐给她，帮她起草绝食书。我叮嘱白梦，写好后立即给我复印或抄一份，我将用在《绝食号外》的第一版。
临近中午，白梦给了我《绝食书》的原稿。那篇绝食书写的很感性，读来令人落泪，但我当时是以一个报纸的总编辑角度去读的，我对其中那段：“国家是我们的国家，人民是我们的人民，政府是我们的政府，我们不说谁说？我们不喊谁喊？我们不干谁干？”这段提出不同意见，我认为这句是文化大革命时红卫兵最常用的口号式的语言，放在绝食书中显得极不协调，白梦和我辩论，坚持要保留，白梦是我同班同学，在这场运动中一直表现出色。

对于《绝食书》，俺个人的判断是：柴玲只是写了初稿，大部分内容应该白梦完成。《绝食书》的煽情效果，应该是白梦的功劳。


★默默地奔赴广场

绝食团前往广场的这次游行，和以往的游行很不同。以往的游行通常是口号震天响，而13日这次，大多数人都是默默地走着。不论是签字绝食的学生，还是护送前往的学生，心情都很沉重。

◇先到北师大会合

当日下午15时左右，来自13所高校参与绝食的大约300多人在北师大的操场上集合。很多绝食的学生在头上缠了白色布条。大多数布条上写着“绝食”，还有些布条上写着“拼死一搏”、“腐败的掘墓人”、“因噎废食”之类的字样。另有一些绝食的学生绑着腰带，上面写着：“衣带渐宽终不悔，为民消得人憔悴”、“学子忍死望民主，何处今宵得自由”、“生也忧忧，死也悠悠”、“为了尊严与自立、我们只有以死抗争”......

以下几张照片是“北大绝食团”及“绝食送行队”骑车前往北师大的路上拍摄的。

（骑车的是李禄，后座上是柴玲；另一个骑车的是熊焱）

（某学生衣服上的标语：绝食！妈妈，我不是好儿子，但你会为我自豪！）

◇再集合去广场

在北师大会合后，这300多名绝食者在两千多位学生的护送下，前往天安门广场。沿途围观的群众大概有几万人。据《王丹回忆录》中记载：他与吾尔开希、马少方、杨朝晖，4人手拉手走在队伍最前面的。

（队伍前列的4个学生领袖，从左往右依次是：杨朝晖、王丹、马少方、吾尔开希）

（紧跟在几个学生领袖之后的，是“绝食请愿团”的大旗。靠近镜头的女生大概是程真）

（最左边的是柴玲，身后的横幅写着：救救国家）

（横幅标语：我们想活着看到四化——北大绝食一分队）

（横幅标语：抗议动乱的帽子，抗议拖延的手段。、为民而死在所不惜）

（纠察队抓住一个可疑的人，想混入队伍搞破坏）

★广场上的绝食团

◇抵达广场

下午15时到16时，陆续有队伍抵达广场。这些是一路骑车过去的，所以先到。先期抵达的人数大约四五百左右。

到了17时左右，步行的大部队抵达了广场（这批超过一千人，包括绝食者、救护队、纠察队、宣传队）。

（这4个排头兵，前面已经介绍过了。背景的建筑是天安门城楼）

（这4个排头兵，前面已经介绍过了。背景的建筑是人民大会堂）

（写有《绝食誓言》的纸牌）

标语牌：彻底平反，不是动乱；要求对话，反对拖延。

（某绝食者写的遗书）

（某绝食者写的遗书）

◇集体宣誓

大约在17时40分，王丹带领所有绝食者进行集体宣誓，连喊三遍：为了中国的民主化进程，为了祖国的繁荣昌盛，我自愿绝食。坚决服从绝食团的纪律。不达目的，誓不罢休！

下面这张就是当时的照片，很经典，在许多六四相关的网站上都能看到。

（最初的绝食团在集体宣誓）

◇记者招待会

当日傍晚18时左右，王丹、王超华、马少方作为绝食团和北高联（高自联）的代表，在广场边上的中国革命博物馆（如今的“中国国家博物馆”）西侧台阶举行中外记者招待会。王丹对中外记者宣读了《绝食宣言》（此宣言的内容，前面已经介绍过了），然后几个学生领袖回答了记者提问。王超华作为北高联的常委，本来是非常反对绝食。后来她发现无力阻挡，为了避免造成学生领导层的分裂，只好改变立场。

说一个小插曲：

王丹的母亲正好是这个博物馆的工作人员（比较凑巧）。从13日开始，王母就每天睡在博物馆的办公室（打地铺），以便就近关照王丹。

◇绝食者在广场的第一夜

那天晚上，绝食学生们在广场上度过了第一晚。以下是当时的照片。

（横幅：生死自由魂）

（横幅：北京师范大学）

（横幅：中国戏剧学院）

（医护人员在傍晚时分到了广场）

（来自首都医学院的医护人员）

◇绝食黑旗

在很多关于六四绝食的照片中，都可以看到纪念碑前方有一面写着“绝食”的黑色旗帜。这个“绝食黑旗”是封从德组织几个学生一起制作的，由于面积太大，单单写那两个字就用掉两桶油漆。在封从德所写的《六四日记——广场上的共和国》一书中，他回忆说：搞这么大的旗帜，是为了让长安街上经过的北京市民也能清楚看到。

这面旗帜在13日晚间22时才制作完毕，大约在深夜时分（或次日凌晨时分）带到广场上升起。下面这张照片，大概是在次日（14日）白天拍摄的。

（纪念碑前方的“绝食黑旗”）

★一小撮别有用心的绝食者

经历过八九年的读者，对 “一小撮别有用心的” 这个定语，应该是耳熟能详。这个定语频繁出现在各种官方媒体中，听得俺耳朵都长茧。今天这篇，俺就借用这个定语，来说说当年极个别的【另类绝食者】。

在《王丹回忆录》中，王丹提及他在广场上碰到一个令他感到意外的绝食者（以下是原文摘录，粗体是俺标注滴）：
我甚至非常惊讶地看到当时的北大学生会肖姓主席也在绝食队伍中，他看到我有点尴尬，但还是大方地表示：这么多同学都已经参加了绝食，他也不能落后。

在聊这个“姓肖的学生会主席”之前，为了避免误导读者，俺有必要先说明一下：

当时的北京各大高校都有【官方的】学生组织（比如“校学生会”）。这些官方学生组织的头头，【不一定】都是朝廷的走狗。举个反例：本系列前面提到的李进进（参见第12篇），原先是北大研究生院的学生会主席，然后成为学运骨干，六四屠城之后被捕坐牢。

好，现在开始来聊这个“姓肖的学生会主席”。这个人是谁捏？如果你关注过最近半年的政治热点新闻，应该听说过【肖建华】这个人（维基百科的介绍在“这里”）。

（肖建华为数不多的正面照片）

此人是天朝亿万富豪，大名鼎鼎的“明天系”幕后老板，操纵多家上市公司，长期充当某些权贵的白手套，牵涉多起重大经济案。为了躲避抓捕，多年来一直躲在香港的四季酒店（超豪华酒店）。今年（2017）春节被大陆公安跨境抓捕（当时也算是个大新闻）。

此人是怎么当上北大学生会主席的捏？据某些北大校友的回忆：
当年的选举程序是——每个系出两名代表，选举学生会主席。肖建华找到同学中比较有钱的“金主”，由这些“金主”赞助，然后他出面请很多系的代表去燕春园吃饭（前面提到，这是当年北大最高档的饭馆），于是他就当选了。

聊到这里，大伙儿就明白此人是怎样的一个货色。所以王丹看到他也在绝食队伍中，感到很惊讶。

这样一个货色，也跑去参加绝食抗议，俺不得不怀疑：此人就是朝廷方面的卧底。当然啦，俺没有证据，仅仅是猜测。

这已经是本系列第三次聊到关于卧底的猜测。考虑到某些读者比较健忘，咱们来复习一下：

第一次提及卧底

4月23日晚上，刘刚找来一些学运的积极分子，开了一个【秘密会议】，筹划成立北高联（高自联）。结果第二天，国安部的内部报告中就有这次会议的【详情】。

第二次提及卧底

如今臭名昭著的毛粉兼薄粉孔庆东（绰号：孔三妈、孔斜眼），学运期间当选北大筹委会的【五人常委】之一，还做过北大筹委会的【主席】。这个身份，绝对是学运骨干。结果六四屠城之后，其它几个常委，坐牢的坐牢（比如王丹），逃亡的逃亡（比如沈彤）。而这个孔庆东，嘛事儿没有，继续留在北大完成学业，如今竟也混到了北大教授。要说他不是卧底，你还能想到其它解释吗？


★知识界的反应

聊完卧底，再来说说知识界的动态。

当日晚间22时左右，北大校内贴出了一封知识分子的联名公开信，是写给“裆中央、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务院”。针对当下的绝食抗议，信中提到了几点建议：

1. 党和政府的高层领导人尽快与首都高校学生对话代表团进行实质性对话，以求尽快妥善解决问题。
2. 应当尽早对这次学潮的性质做客观、公正的评价，以安民心、党心，不应采取拖延政策。
3. 应当高度重视这次绝食请愿活动，以认真、谨慎和人道主义的态度，采取一切措施，保障学生的身心健康。

这份联名公开信的主要发起人包括：季羡林和严家炎（严家炎和严家其是两个人，别搞混了）。参与联署的多达226人（主要是北大教师）。

当晚在北大还贴了另一份大字报，标题是《我们再也不能沉默了》，署名作者是：严家其、苏绍智、包遵信。这份大字报动员更多的知识分子参加预定于5月15日发起的“知识界大游行”（计划从复兴门立交桥步行至天安门），以声援学生绝食活动的。

这份大字报说：不能再沉默了！拿出我们的良心、勇气和社会责任感吧！！让我们书写历史！！！


★朝廷方面的反应

正如发起绝食的学生领袖所预料的，“绝食”是各种抗议手段中的杀手锏。面对此种杀手锏，朝廷方面很快就有了反应，包括如下几个：

◇国家教委与北京市委的官员上广场慰问

在14日凌晨2点左右（也就是绝食第一夜），国家教委的官员（李铁映）和北京市委的官员（李锡铭、陈希同）带着随从人员到广场慰问学生，并劝学生返校。现场有学生大喊：太晚了，太晚了！

这几个官员还分头找绝食的学生谈话，但都没有结果。“没有结果”其实是意料之中。前面俺全文引用了《绝食宣言》，里面关于【绝食要求】的原文如下：

绝食要求：第一，要求政府迅速与北京高校对话团进行实质性的、具体的、平等的对话；第二，要求政府为这次学生运动正名，并给予公正评价，肯定这是一场爱国、民主的学生运动。

以当时的情形，要想满足第二条，就涉及到【改变学运的定性】。除非邓太上皇改变主意，否则其他任何级别的官员（包括总书记赵紫阳），都无法做到这点。而前往广场慰问的那几人，仅仅是省部级官员，他们更加没有权限来答应学生的要求。他们去广场，除了象征性地表示一下慰问，几乎没啥实质性的意义。

考虑到李锡铭和陈希同都是朝廷中的保守派（本系列前几篇分析过这点），对他们这种【象征性】的慰问，就不会觉得奇怪了。

◇统战部的斡旋

在13日傍晚时分，中央统战部开始出面进行斡旋。这次斡旋不光找来了好几个关键性的学生领袖，而且也找来了当时人在北京的很多有名望有影响力的知识分子。其实只要看统战部找来磋商的人员名单，就可以意识到统战部是想努力化解绝食抗议的。

在化解绝食危机这件事上，为啥统战部表现得比北京市委更加积极？因为当时的统战部部长是阎明复。此人是改革派，也是赵紫阳的亲信之一。所以统战部的这次斡旋实际上代表了赵紫阳的意思。而赵的政治算盘是：尽量给学运降温（关于赵紫阳的博弈策略，俺在本系列前几篇有分析）

关于这次斡旋，俺会在后面重点介绍一下。


回到本系列的目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