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红朝笑笑生
虽然要抛妻别子，毛泽东还是去了上海。事实证明，这趟离别是值得的，原来孙中山决定搞一趟正规化建设，以后办事也好有章程，去上海是为了集合到广州，正式召开国民党的大会，促成这次大会的人是新任共产国际代表鲍罗廷。
由于去年孙中山拿到两百万卢布后，并没有象苏联希望的那样跑到北方闹革命，却坚持要把广东当成根据地；加上陈独秀在广州对工作没有太多促进，反而经常跟孙中山发生口角，苏联代表马林威信扫地，已经被当成右派分子下岗走人，换了驻华外交使团的鲍罗廷接替工作。
先前同马林发生不愉快，孙中山心里很是有点意见，但对鲍罗廷的到来还是热烈欢迎的。倒不是他跟老鲍有什么交情，而是去年的那两百万块钱花完了，急需新的财政援助。
孙中山的困窘情况，鲍罗廷当然知道得一清二楚，不等客户提出资金要求，他先艺术地问了一个问题：苏联的援助当然可以送来，但是拿到这些钱之后，如何才能把国民党建设成一个强有力的大党，进而战胜不可一世的军阀呢？
对这个问题，孙中山也很苦恼。外援总是有限的，而他的困难却多得几乎绝望，即使再到手几百万卢布，也不过应付久一点的开销，连身边的滇军、桂军都打不赢。看到孙总统的脸色转向沉重，鲍罗廷十分耐心地分析了国民党的形势。
按照国民党（其实就是孙中山自已）的宣传，本党拥有十万到二十万党员，堪称中国第一大党。但这个名额是指“号称”支持三民主义的人，不是实打实的党员，实际上总部广州也不过六千个缴党费的人，而重新登记之后，发现不过才三千。即使是这三千党员，孙老大平时也没怎么关照过，既不搞政治学习，又不定期开会，更不会向基层通报当前的目标，只是平时写几篇三民主义的稿子登在报纸上，希望广大党员能主动加以学习、加强自我修养而已。
面对鲍罗廷的分析，孙中山十分惭愧地承认，在党建方面他确实落在了后面。因为没有严格的组织，国民党在成立的十二年里毫无作为（成绩无甚可述），只是找个地方挂牌而已。鲍罗廷更进一步指出，随意吸纳军阀入党并没有任何好处，他告诉孙中山说，“你今天把那些人加进党里，明天他们就打进总统府造反，国民党不仅不能节制军阀党员，连在枪口下混个平安都不容易，必须用党节制军队才行啊！”
听完一番话，孙中山顿时觉得醍醐灌顶，对鲍罗廷也是佩服得五体投地。他终于明白过来，革命靠军阀是不行的，靠雇佣军也是不够的，必须象俄国那样建立自上而下的强大组织，以党为基础重新建立自已的军队，才能所向披糜、无往而不胜，苏联红军就是最好的例证。他马上命令成立“改组委员会”，由汪精卫、廖促恺、戴季陶、李大钊等人研究如何改组现有的国民党。
一九二四年一月二十号，在孙中山的主持下，中国国民党第一届全国代表大会隆重召开，顺利通过了中央执行委员会制度，并在党章中详细规定了国民党的上下级关系、组织设置、纪律制裁等具体内容。谁要有心仔细看一下，会发现这份历史性的改革文件在版权上相当有问题，因为所有条款几乎都是照搬苏联共产党的党章规定，只是换了一个名字而已。
如此重要的会议，国民党代表自然不宜缺席，毛泽东等共产党也是国民党，全部都要参加。虽然两个党还都属于非主流势力（主流是北洋政府），但并不影响会议的热烈进行，尤其是两党怎么合成一个、相互间的帐又怎么算，从一开始就冲突激烈。
对这样的情景，孙中山和李大钊都不意外。世界上最难与人分享的就是权力，让一个人和别一个人分权都难，何况是一群人和另一群人。孙中山最头痛的是怎样把两个党搞出交情来，然后顺利北伐、进军全国，鲍罗廷对此自然是心知肚明，特别要求共产党员发扬风格，在具体人事安排上不能跟国民党竞争，选举的时候一律只选孙中山，尽量把大会开成一次继往开来的团结会。
鲍罗廷是共产国际代表，又有极为出色的外交能力，李大钊和陈独秀也尽力配合，开会时尽量低调，不跟国民党发生冲突。当然孙中山也很够意思，为了发挥共产党人吃苦耐劳搞组织的优点，他在相当多的关键岗位上安排了共产党员担任领导工作，并且对未来的合作前景给予了高度的期望。尽管相当多的人对共产党戒备有加，但在高层领导的全力促成下，一大还是相当成功地闭幕了，孙中山并大力提拨了一批年轻干部，希望他们能在未来的岁月里压重担、挑大梁，把革命事业进行到底，其中就包括毛泽东。
孙中山很欣赏毛泽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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