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红朝笑笑生
一九一一年，毛泽东当兵了，军饷是七块大洋，这也是他第一次挣钱。
按当今流行的理财观点，毛大兵应该省吃俭用、存一笔钱准备将来花，有机会投资一些小生意才对。可是毛泽东对钱的态度实在太有性格，他除了留出两块钱应付伙食需求外，剩下的全部买书报，用来学习社会。
毛大兵一面扛枪、一面读书。他很快就失望地看到，革命后中国并没有本质的变化，一切很快又被拖回旧秩序里，北方军阀靠着实力优势掌握了大权，全国都在袁世凯和他的部下手中半死不活地挣扎。一九一二年春天局势渐渐平定，入伍半年的毛泽东也看出来，自已所在的这支军队是没有前途的，他只好办了退伍手续，从一个月七块大洋的丘八族重新成为待业青年。
没前途的事情，毛泽东是不干的。五年后他会证明自已的时间没有白费，在将来的日子里，他更会把才能发挥成天才，只是一切都不过是未来，而眼前却是要吃饭的。
退伍的毛泽东不得不重新面对需要花钱的生活。他没有积蓄（买书报花光了），没有前途（不懂专业），家里的汇款也给得不爽利（老爹舍不得），只好重新去学校读书。可是毛泽东同学虽然开了眼界，却少了兴趣，先后报考警察学堂、肥皂制造学校、法政学堂、公立高级学校，入学成绩也都不错，就是不肯去上学，因为这些地方似乎都只能找地方上班，不能实现改造社会的理想，所以他不愿意浪费宝贵的时间。
毛泽东不明白，但我们是明白的，因为确实没有学校能教他想学的东西。哪怕到了二十一世纪，也不可能有学校公开教学生们造反，搞一个造反专业四处招生，何况是当年的民国。
于是毛泽东只能省吃俭用地在社会上混日子。好不容易想读书了，于是去考湖南全省高等中学，入学考试的成绩还是第一名，结果半年后竟然又退学了，原因还是没兴趣。
真是没头脑加不高兴啊！
小毛同学一天到晚游荡，毛大爹终于忍不住了。几年来他的败家儿子四处晃荡，除了浪费他辛辛苦苦挣的钱外没有丝毫能耐，也看不到一点效果。他的耐心到了极限：三伢子，你到底要干嘛，是不是要读书，嗯？！
别人的话毛泽东可以不理会，毛大爹的意见却无论如何不能不听，因为他心里也明白，家里不是富二代，天天混日子更不是办法，必须要找点正经事给老爹一个交待。经过一番折腾，他找到几个朋友，一块考不要学费的湖南第一师范。
毛泽东实在是有学霸风范。这些年在社会上闯荡，又经历过军人的行伍生涯，毛同学既不抽大烟，也不嫖女人，学问始终一如既往地好使，不仅自已考进了师范学院，还帮朋友答了考卷，一同做了湖南的师范生。
走进师范学院的大门，毛泽东很是苦闷，因为当老师从来就不是他的理想。他不知道的是，同他一样胸怀大志的年轻人有很多，这时也都在命运中流离无常，有的人会成为他的同志，有的人会死在前行的道路上，更多的人会变成将来的敌人，但他们什么也不知道，只能在迷茫中苦苦坚持和寻觅。
因为通向理想的路，从来就不是现成的。
一九一三年，四处晃荡的社会青年毛泽东终于考进中学，入读湖南第一师范学院。在长沙的中学里，毛泽东遇见了那个改变他一生的恩师，名叫 杨昌济。
杨昌济，湖南板仓人，“戊戌变法六君子”中谭嗣同的会友。由于变法失败，杨昌济流落乡间，最后在朋友帮助下出国留学，打算学习西方先进技术，归报祖国。
通常来讲，想要报效祖国的人不外乎几种，要么数理化实用科技学得极牛，要么进军校准备南征北战大展拳脚。可是杨昌济却是异类，他先读过东京高等师范学校的教育学，毕业后又去英国深造文学士学位，苦读哲学、伦理学和心理学，最后在德国、瑞士考察了一番，顺利回国。
整整十年时间里，杨昌济抛妻别子，在外国寒窗下苦啃理论书本，直到四十多岁才荣归乡里。按理说这时发展事业也不算太晚，他却拒绝了湖南教育司长的头衔，安心回到长沙，做一名普通的老师。
教育司长显然比老师要风光得多，即使是想改变社会，司长讲话也跟老师不在一个档次上。杨昌济放弃当官的机会，绝非脑子不开窍，而是有更深层的用意。
当年明月曾经说过，哲学是这个世界上最为高深的智慧，是无数天才一生思考、生活的结晶。这句话大概是没有错的，但是杨昌济的问题在于他懂哲学，却不擅长社交和行政，因此他明白世间的道理却无力改变，拿着最犀利的武器毫无用处，只能在黑暗中苦苦寻觅接班的人，希望能点亮他们的心灵之窗，播下光明的种子。
于是，他遇见了几个才华横溢的学生，比如毛泽东，比如蔡和森，等等。
这两个人能得到杨昌济的喜爱，是因为杨老师喜欢好学又有抱负的学生，尤其是毛泽东表现十分突出。他文笔精采、志向高远，平时积极办工农夜校、学会，和同学一块锻炼身体，甚至大力收集报纸上各种地域新闻，把上面的地名同地图对应起来，关注天下局势。毛泽东同蔡和森十分要好，经常去老师家做客，还认识了老师的女儿杨开慧，但他们不会想到，蔡同学和杨小妹都会跟毛泽东走上同一条路，而这三个人里只有毛泽东艰难走到了最后。
毛泽东，中国共产党创始人之一；蔡和森，中国共产党创建人之一，烈士。杨开慧，烈士。
在毛泽东的第八班教室墙壁正中央，杨昌济亲笔书写了一幅对联--“强避桃源作太古，欲栽大木拄长天”。作为老师，这是崇高的理想，杨昌济确确实实地实现了，因为他把深奥的哲学教给了毛泽东，而毛泽东则毫不犹豫地掌握了它。
从一九一三年到一九一八年，毛泽东在湖南读了整整五年书，作为一个常年不安分的年轻人，这是很不容易的。风声雨声读书声，家事国事天下事，整个中国都处在可怕的混乱中，湖南的学堂也不平静，时不时传来令人心惊胆战的消息。中华民国的第一任正式总统袁世凯利令智昏，在一九一五年接受日本人苛刻的《二十一条》，然后封自已为皇帝，直接恢复已经臭名昭著的封建帝王制度。
袁世凯的倒行逆施引发了护国战争。一片众叛亲离的声讨中，袁大皇帝很快支撑不住，终于在一九一六年六月死掉了。
袁总统一死，国家实权落到先前几个手下手里，继任的总统黎元洪与段祺瑞不和，军阀张勋趁机在一九一七年六月带辫子军开进北京，宣布清朝恢复统治，史称“七月复辟”。手握大权的袁世凯都做不稳皇帝，张勋当然更加镇不住局面，很快又倒下台来，由实权派段祺瑞重新掌权。
段褀瑞虽然不能做皇帝，对当老大还是热心的，干脆宣布废除《中华民国约法》，另一派孙中山趁机南下广州成立国民政府，借助西南军阀同北京政府对抗。一九一七年的时候，南北两路军队正为着各自的派系大打出手，直到一九一八年五月才平息，而激烈的战争风暴终于卷到了学院的书屋中。
一九一七年十一月，长沙城四处人心惶惶，一支战败的北洋军正沿铁路线向北溃退，已经到了长沙近郊，全城随时可能遭受暴风雨般的洗劫，尤其是第一师范更加危险，因为学校在长沙南郊，靠近粤汉铁路，是溃军的必经之 地。
危险指数已经接近百分之百，长沙城里却没有护城的驻军。一面是经过训练的大兵，一面是城里几个没打过仗的警察，普通学生更是手无寸铁，死亡的威胁开始逼近每一个人。学校当然拿不出什么高招，只好提出把人疏散到城东去，希望能避避风头，这时学友会总务毛泽东站了出来，面对惶恐不定的人群，他告诉大家说，现在不能撤，要把学生组织起来，守卫学校。
从级别上讲，毛泽东只是普通学生，连学校管理层都挤不进去，但他的军旅背景和一贯表现给他挣得了足够的人望，终于说服了学校接受他的意见。于是湖南学校里多了一群手持棍棒木枪的学生兵，零散的溃兵虽然经过校门口，却不敢闯进去闹事，学校和长沙城都获得了暂时的安宁。
平静总是暂时的，很快大家就迎来了真正的考验：十一月十八号，长沙附近到达一大股溃军，总数多达三千人，随时可能冲进来抢劫。这伙人倒没有立即攻城，只在第一师范以南的猴子石一带徘徊，很明显是在窥探长沙城的虚实。
三千多人的军队，已经不是几百个学生能吓得住的，即使把全长沙的警察都算上也招架不住。对溃兵来说，眼前的城池就象一块肥肉，只要确认没有刺，就可以冲进去放手发财，杀人、放火，干什么都成。
人人都知道一师和长沙已经陷进危机里，谁也不知道该怎么办，毛泽东倒是想打一仗，可是他手上什么也没有，没有枪，没有钱，没有兵，甚至连弓箭一类原始武器都凑不出来。论职务，毛泽东同学只是个总务，级别类似于当今的学生会主席，组织同学们和地痞流氓干个架还可以，要打仗实在是底气不足。
但是他已经没有退路。兵临城下，所有人都束手无策，学校里当过兵的人不多，他自然而然地成了领导者，并发出了如下的怒吼：
无路可走，那就背水一战！
面对荷枪实弹的对手，毛泽东非常沉着。他下令把几百个学生分成三队，拿着木枪到猴子石附近几个山头上，同时和附近的警察分所联络，让他们 鸣枪呐喊，但不要进攻，而山头上的学生则配合着大放鞭炮（听上去象机枪）。
莫名其妙碰到有人放枪，山上的溃兵惊疑不定，也不敢贸然进攻，毛泽东趁机派人去交涉。估计学生会选的谈判员口才不错，加上长沙商会也肯赞助一笔路费，让他们体面走人，于是两边皆大欢喜，散兵们继续开路回家，长沙城免了一场灾难，毛泽东则旗开得胜，获得巨大的人望。
对毛泽东来说，这是他指挥的第一次军事行动，和《水浒》里“摇旗擂鼓、吓退官军”的情节类似，果然也是大获全胜。事后有人问他对方开枪怎么办，他却不觉得有什么危险，告诉对方说不用担心，因为败兵们要想动手，趁着晚上就直接下手了，不动手肯定是心虚，给一点威吓就会服软，没必要太紧张（败军若有意劫城，当夜必将发动，否 则必是疲惫胆虚，不敢通过长沙城关北，只得闭守于此，故知一呼必从，情势然也）。
长沙城的战斗看上去平淡无奇，但每次我读到这里的时候，都有一种毛骨悚然的感觉。
当过学生的兵有很多，当过兵的学生也有很多，但敢操纵士兵心理去冒险的学生却很少。在杨昌济的大力培养下，二十四岁的毛泽东已经掌握了哲学的奥义，从平时熟读的亚里士多德、霍布斯、边沁、柏拉图、康德、尼采和歌德等大师著作中吸取营养，并敢用自已的性命为抵押，把它们用到社会实践中，成为一个心机深不可测的社会活动家。
二十四岁的蒋介石用枪炮南征北战，二十四岁的毛泽东用哲学操纵未来。
一九一八年八月，二十五岁的毛泽东从第一师范毕业了。
虽然功劳巨大，虽然德高望重，读书毕竟不能当饭吃，毛大爹的生活费也不能花个没完，男人还是要打工糊口的。偏偏毛泽东毕业时年景十分不好，湖南正乱成一团在打仗，到处只要老兵不要老师，恩师杨昌济又调到北京大学上班，连混顿饭吃的地方都找不到。就在青黄不接的时候，突然传来了好消息，正在打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法国来中国招人手了，既需要劳工补充人手，也可以到那边留学。
北大校长蔡元培等教育家当然不会放过机会，赶紧组织华法教育会，搞勤工俭学运动，杨昌济把消息传回家乡，自然也不会忘记毛泽东、蔡和森等几个高徒。待业青年们听说法国有前途，立刻组织起来，以蔡和森打前站、毛泽东随后，组了个五十多人的团，从湖南赶到北京准备留学。
去国外读书并不是容易的事情，需要办很多手续，还需要筹钱。毛泽东一番折腾赶到北京，安顿下来后马上就要面对柴米油盐的问题，穷学生又没有积蓄，只好厚着脸皮找杨昌济帮忙。杨老师果然是好人做到底，把得意门生介绍给了另一个朋友，北大图书馆主任李大钊（也是牛人）。
李大钊的面子自然比杨昌济要大，他去找校长蔡元培说情，很快就给毛泽东弄了个图书馆助理的位置，负责登记借书还书的名字。于是在湖南读过五年书后，毛泽东来到北大，正式成为一名最底层的北漂。
图书馆助理的日子并不好过。北大教授一个月能领两三百大洋工资，而毛泽东的全部薪水只有八块钱，刚刚够房租和吃饭。在湖南毛泽东是学生首领，带人缴过三千大兵的枪，风光八面；但在北京只不过是最底层的办事员，先在杨昌济家借住，后来和人挤通铺，总之一句话，他混得很惨。
长沙的名人到北京排不上号，绝非首都人民排外，实在是因为北大的牛人太多了，此时又忙着搞新文化运动，个个都是报纸上的焦点，人人拉出来在全国排得上号，毛泽东跟他们差得实在太远。可怜的毛同学不仅地位低，而且满怀仰慕之心去讨教时，还发现教授们都非常忙碌，没有工夫同一个图书管理员废话，尤其这个土包子连北京话都不会讲，满嘴难懂的湖南口音，最多敷衍几句就走。据说最让人伤心的一次是毛泽东去听大学者胡适的讲座，鼓起勇气提了个问题，结果胡适搞清楚提问的是个图书管理员后，居然当众拒绝回答，认为他不配。
在当今社会，地方的局长厅长调到中央部门时往往会不适应，因为他们本来是一呼百应的一把手，结果到中央连老资格的科员都不如，毛泽东这个时候大概也差不多。北漂的日子又穷又受气，只有一件事可以觉得舒畅些：他和杨昌济的女儿杨开慧恋爱了。
这一年毛泽东二十五岁，杨开慧十八岁。
除了谈恋爱，毛泽东并不是一无所获。除了同直接领导李大钊、北大教授陈独秀搞好关系之外，他还认识了一个情商很高的人，叫张国焘。张同学是学生领袖，不仅口才独到、影响力强，而且做事十分到位，人情世故非常精熟；而北大那些风华得意的学者们要到三十多年后才会明白，他们当年都干了什么傻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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