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红朝笑笑生
北漂的生活总是匆匆忙忙，几个月一晃而过。一九一九年四月，去法国留学的人选定下来了，里面没有毛泽东，一方面毛泽东手上的钱不怎么够，另一方面虽然毛泽东不反对留学，却觉得中国的国情太过复杂，想多体验几年再说。人生实在太过短暂，象杨老师那样一出去就是十年，对毛泽东这种急性子来说，实在是太长了。
一块跑到北京准备出国，结果别人留洋镀金，毛泽东却灰头土脸地回了长沙，在修业小学找了个历史老师的工作，重新做他的孩子王，实在是垂头丧气。他刚刚到长沙，立刻就发现形势不对，因为这一年的四月，出大事了。
【补：毛泽东这个时候是拿了章士钊的2万银元的，相当于贪污】
事情要从一九一八年说起。这一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对中国来说还是很值得高兴的，因为德国打输了。
万里之外的德国战败，中国却兴高采烈，绝非幸灾乐祸，主要原因是北洋政府当时站在协约国（英国、法国）一边对德宣战，跟风成了战胜国。不过以中国当时的能量，实在对世界大战没什么影响，除了卖矿（不打仗其实也卖的），就是派了一批华工去帮忙。
不管怎样，战胜国总是赢家的意思，北洋政府这一局侥幸赌对，于是在一九一九年的一月，兴高采烈地派出外交代表团去巴黎，参加战后谈判。按中国的想法，几十年来都是割地赔款，好歹站对位置跟赢了一回（不好意思，实在不是打赢的），中华民国一不瓜分殖民地，二不索求战争赔款，把德国的不平等条约取消掉、德国割去的地还给我总成吧？
这实在是个合理的要求，但再合理的要求碰到不讲理的对手，也会变成不合理。对列强来说，世界大战好比一伙流氓打架，打输的要把身上的钱交给打赢的，这一点没有问题；问题是大伙打架的时候中国并没出力，最多是在旁边递了几条擦汗的毛巾而已，实在算不上功劳。德国是战败了，可不算中国打败的，中国的主权和利益只能根据中国的实力来划分，而不是什么战胜国不战胜国。
北洋政府其实也明白这一点，因此要价并不高，可到了巴黎才发现，连这样客气的要求也不能算数。山东早就被日本用对德宣战的名义占了，当时的理由是为了打德国人，现在德国人投降了，山东却还要继续占下去。
只要具备起码的外交常识，就会明白日本的做法连强盗逻辑都讲不通，但大和民族向来是不怕无耻的，因为他们就靠这一套起家，有没有脸都成问题，要不要实在不算个事。天皇派人来巴黎开会，最想要的就是中国的山东省，虽然他们也没有派兵去欧洲打仗，可却是拥有强大军队的战胜国，海军还跟大英帝国联手巡逻过。于是列强根据利益做出了判断：得罪日本不如得罪中国，所以应该割中国的肉喂日本。
几天后，中国代表团在谈判桌上明白了一件事：弱国的地位，就是没有地位。
这一年的四月，毛泽东还在四处游荡，北京已经是热血沸腾，因为从巴黎传来消息，中国代表团受不了列强的压力，要准备在巴黎和约上签字了。
签字，等于同意把山东割让给日本，从一次割地变成另一次割地。要命的是北洋政府根本顶不住压力，而且事情到这个地步，段祺瑞从前同日本签的条约也被翻出来，原来一九一八年初北洋政府就找日本借了大笔军费，代价是同意日本在青岛和山东铁路线的特权。虽然只是铁路线的特权，可有了这个条约，就等于变相承认日本人对山东的占领！
段褀瑞可以乱签条约，但中国的老百姓却明显没有契约精神，街头巷尾都炸开了锅，认定国家的领土和主权必须维护，否则养政府还不如养狗。北京得到消息最早，出事也最早，四月底北洋政府准备在和约上签字，五月一号北大的学生就知道了。当年没有游行示威法，也没有坦克维稳的传统，天不怕地不怕的学生代表集合起来，在北大西斋饭厅召开了紧急会议，决定三号举行临时大会，反对签约。
五月三号晚，临时大会决定，第二天游行示威，抗议政府丧权辱国。
一九一九年五月四日，北京高校三千多学生冲破军警的阻挠，云集天安门，打出“还我青岛”、“收回山东权利”、“废除二十一条”、“抵制日货”等口号，要求惩办交通总长曹汝霖、货币局总裁陆宗舆、驻日公使章宗祥等几个铁杆亲日派。狂怒的学生一路游行到曹家，痛打了卖国公使章宗祥，还点火焚烧曹汝霖的房子，直接引发“火烧赵家楼”事件。在几乎失控的情形下，军警们也不是吃白饭的，干脆利落地出手，抓走了三十二个学生代表。
在教育落后的中国，学生就算是智识阶层，而北京的高校学生则是精英中的精英。这帮精英们不安心读书感谢国家，反而未经当局批准胡乱游行，闹出了影响社会稳定、危及官员财产安全的群体性事件，极大地损害了政府的威信，破坏了社会的安定团结，打乱了国家的外交步调，给各级领导造成了不必要的压力，北洋政府对事件是意外的，对结果也是痛心的。北京政府（注：一九一九年的）立刻颁布戒严公告，由大总统徐世昌亲自下令镇压，并要求广大人民群众紧密团结在北洋政府周围，各级部门吸取深刻教训、彻底打击学生中的黑恶势力，集中力量抓一批影响较大的重犯，把包括交通总长曹汝霖在内的广大领导利益作为根本利益，努力维护社会稳定，以外交大局为重，切实整肃官民关系。
北洋政府有兵有炮，学生们什么都没有，但意外还是并不意外地发生了。
广大首都人民同北洋政府一样，对五月四号发生的事非常关心。但首都人民在危急关头的表现却不大对劲，他们没有相信政府、感谢政府，也不肯紧密团结在以徐世昌总统为核心的第N代北洋领导周围，甚至没有对施暴的学生进行谴责或表达愤慨，反而利用媒体对政府进行了很黄很暴力的攻击和责难，对在暴乱中痛失住宅的卖国总长曹汝霖等官员，给予了更黄更暴力的批评与痛斥，直接痛骂这帮领导连狗都不如。上海、天津都成立了学生联合会，广州、南京、杭州、武汉、济南的学生和工人纷纷表示支持，怒火烧到全国各地，很快五月十九号北京学生罢课，天津、上海、南京、杭州、重庆、南昌、武汉、长沙、厦门、济南、开封、太原等地的学生跟风响应，先后宣告罢课，支持北京学生的斗争。
学生影响不断扩大，北洋政府坐不住了，本着稳定压倒一切的精神，决心采取强硬手段维护社会稳定。六月三号，北京数以千计的学生涌向街道，开展大规模的宣传抗议活动，军警们集体出动，抓走一百七十多人，北京学校附近大批驻扎人马，戒备森严；到六月四号，他们又抓了游行学生八百多余人，但邪恶下作的北洋政府竟然不敢对学生开枪，反而引发了新一轮的大规模抗议活动：学潮一个月，终于影响到社会实业界，工人开始罢工了。
一九一九年六月五号，上海两万多工人大规模罢工，电车工人、船坞工人、清洁工人、轮船水手纷纷跟进，前后约有六七万人参加。上海工人一罢工，京汉铁路长辛店工人，京奉铁路工人和九江工人都举行罢工和示威游行，罢工、罢课、罢市运动涉及全国。六月十一号，陈独秀、高一涵等人索性到北京前门外的闹市区散发《北京市民宣言》，声明如果政府不接受市民要求，“我等学生商人劳工军人等，惟有直接行动以图根本之改造”！
这已经是公然宣称要造反了。
北洋政府顺理成章地逮捕了陈独秀，也顺理成章地引来了各地的通电抗议，事情越闹越糟。内外交攻之下，交通总长曹汝霖、货币局总裁陆宗舆、驻日公使章宗祥在六月十号终于被免职，十一号总统徐世昌焦头烂额，索性提出辞职，打算远离这趟浑水，回家种田养老。
虽然全中国都痛骂徐世昌不是东西，但徐大总统真要走的时候，大家才发现局面真的很困难，谁也收拾不了这个烂摊子。于是十二号之后工人陆续又开始复工，学生也停止了罢课，大家一齐强力观望，期待着奇迹的到来。
短暂的平静持续到六月十七号，消息再次传来，内外交攻的北洋政府撑不住压力，决心要在巴黎和约上割让山东。顿时全国民意再度沸腾，又开始了新一轮请愿示威，闹到二十三号，总统徐世昌不得不接见山东各界代表，表示政府已经下了命令，要巴黎的代表团“从缓签字”。
从缓？从缓之后又如何！
二十七号，京津学生和留日留美学生再度请愿示威，二十八号北京商学界代表又发起请愿，北洋政府没有政法委和维稳大队，他们的压力已经到了极限，而中国代表团在巴黎的压力也到了极限，因为国内可以示威罢工，国际列强的压力却是无从推卸的。
六月二十八日，在内外交攻之下，中国面对列强威逼无路可走，也无从妥协，全权代表陆征祥终于撕破脸皮，对全世界愤然宣告： 中国拒绝在和约上签字，爱谁谁！
拒绝签字，不能改变青岛和山东大部分地方被日本占领的事实，但中国政府绝不承认这种占领，并随时保留恢复的权利。
弱国也许没有外交，但我们依然保留尊严，保留希望：我们不承认，不忘却，不原谅。
于是一切都清静了。
中国没有签字，日本没有撤军，列强袖手旁观。从表面上看，这场折腾啥效果也没有，但其实却有着巨大的后续效应，并直接影响到山东的主权归属。具体发生了什么事，后面会详细解释，总之在国内支持和外交努力下，日本没能占到多少便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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