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红朝笑笑生
从一九一九年五月四日直至六月四日之后，在北京等地相继爆发的系列群体性事件，在历史书上称为“五四运动”，中国青年学生的热血奉献、社会各界的无私支持，都已永远载入史册之中。这场运动的意义之深远，不仅在于大家一齐参与国策、维护国家主权，更在于中国人（主要是知识分子）开始重新思考，以一个新的高度来看中国和世界，深入研究一个全新的问题：为什么中国永远只能是战败国，哪怕我们战胜？
这些年来，大家推翻了清王朝，买武器、立宪法、建军队，结果却只是一批又一批军阀打来打去， 无数人付出了生命的代价，却只是无谓地成为军阀的牺牲品，民众依旧麻木疲惫，国家也依然脆弱不堪。
中国怎样才能自新、自强？
从五四运动起，中国的知识分子不再满足于学术研究，而是全体走向社会，决心寻求一条自强之路，为这个几千年的老大帝国寻找药方，学习西式民主科学、研究社会改良和变革，把知识切实用到社会政治当中去，五四运动的意义也由此超越了学生游行抗议的范畴，成为中国从文化上反省自新的标志。
由此上溯到厉行文字狱的满清时代，有气节、有思想的士人大都逃不出被剐、被杀、被凌辱抄家的命运，中国的眼睛被层层蒙住，只能随着统治者的指挥棒打转。五四运动是历史的爆发点，从那个热血沸腾的早晨起，伴随着赵家楼的火光，中国人再次开始独立思考的新历程，他们开始参与国政，开始追求民主自由，开始形成自已的思想体系、推行语言改进、推广文化普及，寻求改造社会的良方。
每年的五月四日是中国青年节。由于各种原因，已经没有多少人记得当年的热血抗争与英勇不屈，但每个中国人都应该明白，我们的祖辈正是在那个时候发出怒吼，老大帝国也正是那个时候艰难地直起腰来，划出一道电闪雷鸣的抗争。
外争主权，内惩国贼，壮哉五四，壮哉中华青年！
一九一九年五月五号，全中国都在为巴黎和会而愤怒，愤青毛泽东显然更不会例外，只不过他的反应慢了一步。要说这也不怪他，实在是当年的通讯手段太过原始，从得知消息到联系各学校已经是五月二十五号，而到二十八号才成立了湖南学生联合会，赶紧赶慢六月三号组织起统一罢课的时候，北京已经开始军警戒严、大抓游行学生，他们赶不上趟了。
虽然时间有点晚，湖南学联在态度上还是端正的，向北洋政府提出了拒绝巴黎和约、废除一切不平等条约等六项要求。对这些完全正当的要求，政府部门没给什么答复，原因倒也简单，这时给他们提要求的人太多了，湖南学联要在名单上排队的话，估计连第一页纸都轮不上，至于学联的毛泽东…等等，您说哪位？才辞职的某个图书馆办事员？您开玩笑吧，走好啊，不送，我这儿正忙呢！
毛泽东就这样度过了慷慨激昂的五四。湖南学联交完昂贵的电报费，什么反应也没有，六月二十八号消息传回来，中国代表团没争到山东的主权，最多只是不签字而已，所有人都是垂头丧气。运动结束了，但学联没有结束，所有参加的人也不想结束，大家都在探头探脑地商量一件事情：中国的路该怎么走？
指望军阀是不可能的。七月九号，湖南学联发起成立湖南各界联合会，参加五四运动的人基本上没闲着，先后办了十多种杂志，探讨救国和社会问题。杂志当然是一片激进口号，不是革命就是快点革命，从名字上也能看出味道来：《觉悟》、《女界钟》、《新文化》、《热潮》、《向上》、《奋争》、《新声》…还有一个十三岁的女学生十分冲动，居然带人冲进湖南省议会的议事厅，异想天开地提出女人也该有财产继承的权利，轰动一时。
这个天不怕地不怕的女孩叫蒋伟，她还有另一个耳熟能详的笔名：丁玲。
所有人都忙碌的时候，毛泽东当然也没闲着，学联按他的建议办了《湘江评论》杂志，他当主编和主要撰稿人，分 “东方大事述评”、“西方大事述评”、“湘江 杂评”、“世界杂评”、“放言”、“新文艺”等栏目，全部使用白话文。毛泽东十分欣慰，这以前都是听别人的话，现在终于可以发表自已的意见了。
这一年，他才二十五岁，但也已经二十五岁了。
当小报编辑并不能改变毛泽东苦逼的屌丝处境，他还是一如既往地鸭梨山大。没名气的小报编辑根本不招人待见，可怜的毛老师四处约稿，却经常被放鸽子，只好紧急操刀上阵。那时正是长沙的大夏天，蚊叮虫咬不得安宁，毛总编常常是挥汗疾书替自已赶稿，一写就是大半夜。有一次一个叫易礼容的商科学生来找他，已经大白天了，可毛泽东还在睡觉，易同学也不客气，直接掀开蚊帐，于是看到了一幅吓他一跳的自然景观。
毛泽东先生（二十五岁，应该叫先生了）躺在脏兮兮的床上呼呼大睡，枕着发黄的老式线装书，而床上、书上到处都是圆鼓鼓的臭虫自得其乐，正在共建一个标准的生态群落。
毛泽东不是动物爱好者，更不是不杀生，但做小报编辑得自已写文章、自己排版、自己校对，有时还得亲自上街叫卖，薪水仍然只是历史教员的那一点，每月都是月光族，实在没什么时间整顿个人内务，只能凑和过日子。估计毛大爹要知道儿子混了这么多年就这点出息，一定会痛心疾首，因为他当初投资的学费实在是白花了，一个大子都收不回来。
但是毛泽东不这样想。那时没有网络，没有论坛，也没有帖子可以顶，一切消息都在闭塞之中，正是在做编辑的日子里，他的思想开始发生了变化。
以前毛泽东一直以为，要重振中华，必须等古时那种大圣人出山；而此时的他开始明白，重振中华不是靠圣贤或大学问家，关键在每一个平民，因为中国是由每一个具体的人组成的，抛开每个工人、每个农民的切身问题去谈振兴，解决不了任何问题，所有的历史都从草根阶层发生改变，工人和农民的力量实实在在地能够左右一切，而理想的社会也应当对每个人都公平、劳动、正义。
想要不重复帝王将相的历史，必须先超越帝王将相的历史。
一九一九年，毛泽东感到自已看到了真正的希望。读圣贤书，所学何事：济世救民，工农团结。
毛泽东做杂志的本事确实不错。《湘江评论》一开刊就卖得很好，后来名气传到北京，胡适专门在《每周评论》里推荐这个刊物，估计他贵人多忘事，早已忘了那个当众闹过红脸的图书管理员。
然而问题也很快跟着来了。评论刊物做得太好，就难免得罪领导，而得罪领导就要完蛋，这已经成了中国社会千古不变的规律。毛泽东的杂志七月中开刊，才做了五期一个月，到八月中就被封禁，同时被取缔的还有湖南学生联合会，短短一个月工夫，毛泽东又被下岗了。
刊物被封了，热情却没法封掉，好在当时新杂志多如牛毛（同样，办不下去关门大吉的也多如牛毛），毛泽东又找了一家《新湖南》，这是医学专科学校主办的杂志，也是五四运动的产物。
毛泽东的杂志结局都很惨。八月中他接手，十月就被封，仅仅比湘江评论多活了半个月，可见杂志办得再好，也不如军阀的枪杆耍得好，毛泽东只好继续郁闷下去。
这时的湖南军阀叫张敬尧。毛泽东理所当然地恨上了他，而张军阀也确实不是什么好鸟。自一九一八年三月成为湖南督军以来，史书记载他的“政绩”包括纵兵劫掠、滥发纸币、盗押矿产、强种鸦片、钳 制舆论、勒索军饷、伪造选举等种种，湖南当时还有一句话：“张毒不除，湖南无望”。
也正是在郁闷的十月，毛泽东的母亲病逝了。
毛泽东在家里同老爸关系不好，但对母亲的感情是深厚的，她的死让毛泽东陷入了深深的悲痛中。他为母亲写了祭文，回忆她“病时揽手，酸辛结肠；但呼汝辈，各自为良”的情形，在办完丧事之后，又回到了长沙，继续不屈的抗争。
没有刊物作主阵地，毛泽东只能给《大公报》投稿，主张社会平等、反对婚姻包办等，想做一个小有名气的政论家。但光是政论显然是不够的，张敬尧的所作所为不仅严重阻碍了他的前程，也引起了湖南的民愤，终于出现了另一起群体性事件。
一九一九年十二月，毛泽东带着家乡父老乡亲的期望，带着据说一万多个签名到了北京，打算借外界的力量驱除张敬尧。
按正史的说法，未来的伟大领袖毛主席此行是正义之举、威武之举，作为湖南驱张运动的领导人，他在北京发表了大量有关湖南时政的文告，获得社会一致称赞，沉重地打击了军阀张敬尧的反对统治云云。
纯属胡扯。
事实上毛泽东确实去了北京，可以说是代表各界请愿去的，但也可以说是被赶到北京去的，因为湖南是张敬尧的地盘，而张督军对捣乱分子向来深恶痛绝，已经容不下毛泽东了。
毛泽东到北京后没有太多的作为，倒不是他不努力，实在是当时北京还在五四后的风波里，所有人都在慷慨激昂地谈论天下大事。湖南的事情实在隔得太远，而且全国军阀一个德性，更坏的鸟一抓一大把，也不在乎多一只张敬尧。
毛泽东在北京折腾了几个月，一无所获，反而又碰到了一件悲剧：授业恩师杨昌济逝世了。
作为恩师，杨昌济一直关照着毛泽东在北京的生活，也是毛泽东极可依靠的靠山。他在一九二零年一月十七日病逝，一生读书育人，文治教化，死后归葬湖南板仓。
这一年的一月，他的父亲毛顺生也逝世了，对这个暴燥顽固的父亲，毛泽东始终心存芥蒂，毛顺生虽然到晚年原谅了儿子，儿子却不肯原谅他。然而到此时，毛泽东终于感到了痛苦，因为他接连二三地失去了父亲、母亲和恩师，在家里成了挑大梁的长子，在外面却是孤苦无依的北漂。面对北京阴沉的天空，他不禁仰天长叹：
生活的压力和生命的尊严，哪一个都很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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