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红朝笑笑生
从十四岁被迫成婚到现在，毛泽东已经度过了十一年单身生活，失去亲人之后，他和同样失去父亲的杨开慧的交往多了起来。虽然结婚要一年以后，但感情总是可以先发展的，事实上这两个人对仪式都不是很看重，因为杨开慧结婚前就怀孕了，其间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大家心知肚明。
但是对毛泽东来说，最大的收获不是杨开慧，而是接触到了有关社会主义的文章。虽然工农联合一类思想先前也传到了长沙，但毕竟只是片言只语的报道，没有成体系的理论，而在北京，毛泽东能看到系统的共产主义理论书籍，还发现这一理论有了具体实践的对象：俄国。
同很多年轻人一样，毛泽东很激动，因为在他看来，奔走江湖这么多年，终于找到真理了。
对一个痛心于兵祸、侵略的年青人来说，有什么比工农联合、普世平权的社会更好的前景呢？毛泽东很快就醉心于社会主义的构想当中，而在准备确立自已的信仰时，这一年的四月，他做了一件令人费解的事情：旅游。
按照常理，旅游是件陶冶情操的好事，可毛同学的旅游却是相当怪异，毫无章法。 当时杨开慧已经回长沙送父亲下葬了，毛泽东就一个人从北京出发，既没有明确的目标，也没准备好要花的钱，就这样跑到天津。没钱的时候四处游荡（准备要饭？），正好碰到一个同学，借了十块钱买了去南京的票，顺道居然跑到山东曲阜欣赏名胜古迹，又登了一趟泰山，然后才赶到南京；这时又没钱了，连鞋也被偷走，结果在火车站外又碰到一个老乡（运气真好），借钱买到鞋子和车票，改去上海。
他的目的地居然是上海。
一个屌丝在兵荒马乱的时候玩穷游，象没头苍蝇一样转了一圈，靠借老乡的钱侥幸过关，这是我看历史时的第一印象，而且我相信，有这种想法的人一定不少。但合上书本后，我总觉得有些事情就掩盖在迷雾之下，需要去探索或发掘，并从里面还原历史的真实。
毛泽东游历的时候是二十七岁。二十七岁的毛泽东智商不算低，从他随时能借到钱来看，他的情商显然也不低。在事情非常多、非常忙的时候，突然跑去旅一场没钱的游，一定有非常重要的原因，而且我相信，这个问题非常值得研究，因为历史虽然没给出明确答案，却给出了阴森森的记录。
为一段旅游苦寻答案，因为它的后果很严重。
毛泽东从来没有说过他四处乱转的原因。不过我们知道，毛同学旅游之前经历的事情是五四运动、打倒孔家店以及接触革命理论，此后做杂志主编也一直没有脱离这几件事，而在五四之前，他刚刚放弃了出国留洋的大好机会，呆在国内说要读懂中国。
毛泽东一直认为，想要寻觅改造社会的良方，必须先弄清这个社会的主导思想和理论，弄清它的根源和由来。在书本上想象是一回事，实地去体验则是另一回事，我们不能复制毛泽东当时的思想，至少可以复制他的经历。
行走在曲阜的孔庙，抬头就是森严的石像、石马，到处都印着孔子的痕迹，庙里还如奉至宝地藏着大批发黄的线装书，以及历朝历代的祭品文物。两千年来正是这些书本里的老迈文字构成了自上而下的一整套统治基础，按级别一层层规定每个人该想什么、配想什么，甚至穿什么衣服、看什么戏，从皇帝到县令，从族长到小童，孔子的影响已经渗进每个角落里，整个社会可以说是无孔不入，从结构到思维构成了一张纠结的大网，把所有人都死死地兜在里面。儿子不能违拗父亲，臣子必须服从君王，每个人都必须对古老的信条顶礼膜拜，在上一代的阴影中战战兢兢地长大，再死死约束自已的下一代，不让他们走出圈子一步。
虽然从理论研究来看，五四运动时“打倒孔家店”提出的很多糟粕，其实都不是孔子当时的言论，倒是后来统治者添加的思想；但毕竟是孔氏文化公司的加盟产品，他的后世子孙也在享受相关专利成果，因此给那些东西打上孔子的烙印也不算有错，而要指望孔子他老人家两千年前能有多高的觉悟，写出一本《资本论》或《共产党宣言》之类的东西似乎也不靠谱。所以时至今日，孔子的理论跟不上形势是肯定的，他的影响却始终没有消除，仍然在影响着每个中国人。
去完肃穆压抑的曲阜孔庙，穷得叮铛响的毛泽东又去了泰山。在这座封建帝王最高权力的象征面前，毛泽东没有一览众山小，也没有留下什么豪情壮志的诗句。没有人知道这趟山东之行有什么后果，他也很少对人说起过。
但是，结果却是知道的。
四十六年后，在他的指使下，一个叫谭厚兰的女暴徒带着一群同伙，佩着毛泽东的像、拿着毛泽东的书，冲进曲阜的孔庙大肆打砸。它们毁掉了六千多件珍贵文物、两千多部古书，象疯子一样红着眼睛四处砸烧，甚至连孔子后代的坟也挖出来曝尸，对孔庙进行了最为严重的摧残。无论是北洋混战还是日军入侵，孔庙都始终免于难，偏偏在“人民当家作主”的时候败得精光，记录着灿烂文明的历史也在这一页戛然中断，残碑碎月的背后，我依稀能看到，当年那个背包客困窘而寂寞的身影。
一九二零年五月，毛泽东经过一番游历，终于到达上海。在上海他和另一个人碰了头，这个人对他的影响极为深远，将来他还要曲折地接手这个人的工作，再冤枉他、批判他几十年。
这个人必须专门介绍一下。
在中国历史上，有过一个书生，他剑胆琴心，刚正不阿，却遭人陷害直至开除下岗，两个儿子受尽酷刑惨死屠刀（乱刀分尸砍死，蒋介石亲自下令不许收尸），国共内战多年，他是唯一一个被捕时，国共两党都幸灾乐祸的人；最后因为抗战出狱，却既不去延安当泥菩萨供着，也不接受蒋介石的资助，贫病交加死扛到底也不改一点气节，用当年明月评价陈友谅的话来说，“端的是一条好汉！”
这个人叫陈独秀。
陈独秀，原名庆同，字仲甫，一八七九年生于安徽安庆。从小他就没有父亲，只能跟着祖父修习四书五经，邻里街坊都说那是他的“白胡子老爹”。
同毛泽东一样，陈独秀也是不招人待见的孩子，一直就很顽皮，而且无论怎样打都是一声不哭，把祖父气得发狂。老头子对他的评价十分吓人，说是“这个小东西将来长大成人，必定是一个杀人不眨眼的凶恶强盗，真是家门不幸！”（原话），而邻居的评价则是：“这孩子长大后，不成龙，便成蛇”。
成龙成蛇还不知道，至少陈独秀成了秀才。十七岁那年，也就是一八九六年，他考中了秀才，来年又进杭州的中西求是书院学习。
这个孩子要成为强盗的预言似乎是真的，因为他两年后被书院开除了，罪名是言论反清。
不能享受国家的公费教育，又没有言论自由，陈独秀当真开始了一系列造反生涯。
现在还不十分清楚陈独秀做了什么事情，总之陈独秀在当地混了两年，搞反清宣传可能有了点成效，因为他被官府盯上了，在安庆当地遭到通缉（肯定不是小事），只好逃到日本。那时去日本也没什么特别的手续，买张船票就能走人，要是象现在又是护照又要签证，档案里满是黑材料的陈秀才估计是没戏的。
陈秀才在东京先是找了家学校读书，两年后又溜回上海，帮章士钊主编《国民日报》，第二年看风声不紧，偷偷回到安徽芜湖，办《安徽俗话报》，次年开张了第一个反清帮会：岳王会。
陈独秀年轻的时候中国还没有政党，所有团队都要走黑社会，连孙大总统孙中山也做过致公堂（北美黑帮）的洪棍大哥，所以开帮会立香堂并不丢人，反而是光宗耀祖的好事。陈总舵主在岳王会当了一年总会长，又被官府盯上了，呆不下去，只好再奔东京逃难，先学英语、后转早稻田大学，混到三十岁、也就是一九零九年的时候，居然化身海龟成功人士，到浙江陆军学堂当了老师。
通缉犯怎么变成了军校的公务员，实在是件搞不明白的事情，很明显陈独秀虽然是秀才，脑子却一点也不生锈。别人还把留洋当成投靠洋鬼子卖国的时候，他已经发现了里面的实惠，并成功开拓出国际国内一系列人脉，可谓是造反有方。
很快到一九一一年，辛亥革命来了，清政府也狼狈下台了，陈老师凭着他的反清资历和海归名望，当了中华民国安徽省都督府首任秘书长。随着袁世凯大总统排挤国民党搞独裁，陈秘书哪里咽得下这口鸟气，当即参加了讨伐袁世凯的“二次革命”，失败后被抓起来坐牢，第二年从号子放出来，立马再度跑到日本避难，这回总舵主不读书了，改行帮章士钊办《甲寅》杂志。他写文章用“独秀”笔名，来源于家乡的独秀山，从此人们管他叫陈独秀，而不是陈庆同。
一九一五年九月，陈独秀在上海创办并主编《青年》杂志，一年后改名《新青年》；一九一七年初，北大校长蔡元培走后门把他提为北京大学文科学长，第二年十二月，又同李大钊等创办《每周评论》。
从一九零四年至一九一八年，纵观陈总舵主的经历，就是在办报－造反-逃亡-海归再办报-再造反的圈子里打转，间或夹杂着去牢房走个过场。这种日子听上去很浪漫，却是一点也不舒服，尤其是穷得一塌糊涂。据记载，陈独秀混到三十来岁的生活，不过是“三餐食粥，臭虫满被”，典型的酸秀才形象，比毛泽东还不如。
但陈独秀不在乎，他有一句牛气冲天的话：“我办十年杂志，全国思想都要改观！”
这句话由他说出来，就不是吹的了。陈秀才的思想超前锋锐，办杂志不是为了钱，而是推行社会不安定因素。正因为这个原因，他一而再、再而三地被通辑、被逃亡，却始终不肯放弃；而十余年努力播下的火种也没有白费，直接在五四运动中成为绽开的思想火花，陈教授并在这场运动里光芒四射，用自已的人格为中国青年写下了光彩照人的新篇章。
一九一九年六月十一号，四十一岁的北大教授陈独秀来到北京新世界屋顶花园，向下层露台上看电影的群众散发传单，号召造反推翻北洋军阀统治，终于被当局抓捕入狱，成为轰动一时的新闻。
北京大学是中国最高学府，文科学长居然凌空散传单宣扬造反，当即让全国人民刮目相看。陈独秀则愤愤不平地说：学来的东西就是要用的，要是天天缩在家屋，象冷血动物一样漠视社会，就不配新青年的称号！（若夫博学而不能致用，漠视实际上生活上之冷血动物，乃中国旧式之书生，非二十世纪新青年也！）
并不年轻的陈教授一辈子都以“新青年”自居，以天下为已任冲锋在前，所以他虽然穷困，虽然没有文凭（去北大上岗的文凭是假的，蔡元培明知有问题，但人才难得，硬是留下了他），却一直斗志不衰。第二年春天陈独秀出狱，在北京已经呆不下去，他只好去上海谋出路，这时有一个人也到了上海，声称自已是李大钊介绍来的，要找他有事情。陈独秀接待了他，很快两个人就谈得非常投机。
来找陈独秀的是个老外，叫维金斯基。他的职务是共产国际远东局局长，两个人谈的事情也很简单：南陈北李，建党救世。
陈独秀和李大钊从此开始了创建中国共产党的历程。他们清楚地知道，将要走的那条路步步荆棘，个人会死亡，家庭会破裂，每个人都可能失掉所有。
但无论如何，国家已经如此不堪，不能再袖手旁观、无所作为。做，也许是死，但不做，大家都一定会死。
要死，让我先大众而死。
这是先驱者的真实想法。无论后来的路是否偏离，无论奋斗的结局如何，他们的勇气与付出始终是值得敬佩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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