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红朝笑笑生
谭延闿和毛泽东都不知道后来的事情。十一月谭延闿带着手下离开湖南时，毛泽东也在一片萧条中去了江西萍乡，在萍乡愤愤不平的毛校长平静下来，总结了从前湖南新民学会的书信往来，然后明确了一个认识：
靠改良是不能改变社会的。要推翻军阀、建设新社会，唯有凭实力！
这个认识后来被浓缩成七个字：枪杆子里出政权。
这一年的七月，毛泽东刚在湖南当校长的时候，去法国留学的同学也开了个会，研究未来中国的出路问题。意气风发的年轻人在会上分成两派，比较平和的萧瑜认为应当实行无政府主义或改良主义，一步步用教育改良社会；而蔡和森则主张走俄国革命的模式，用暴力改造社会。毛泽东显然肯定后一种方案，因为没有实力的改良是不现实的。
所谓天时地利人和。组建共产主义政党的三大条件（信仰、领袖、成员）都逐渐完备，因此一家名叫中国共产党的公司很快就要开张了。
一九二一年一月十三号，毛泽东重新回到湖南，正式建起了社会主义青年团。二月份的时候，他带着弟弟毛泽覃回韶山过阴历春节，就在年三十晚上，毛泽东和 弟妹们围着火塘守岁，弟弟毛泽民面带愁容地告诉他，家里起了一次火，修屋用了不少钱，前些时候又遭败兵勒索和坏人抢劫，家景已是一年不如一年。
毛泽东的反应很平静。他对这样的事情既不吃惊、也不心痛，这些年见过的阵仗已经太多，几亩田的家业实在不算什么。作为一家之主，他告诉弟弟妹妹们说：国乱民不安，要懂得舍家为国的道理，走出去干点事业，所以家里的房子给人家住就是了，田也给需要的人种好了；欠人家的钱赶紧一次还清，人家欠我们的就算了； 家里那几头牛给别人去喂，要春耕了人家用得着，剩下的谷子，春耕时粜给上下屋场的人吃。
用一句话总结毛泽东的持家方针，就是大哥我压根不打算过日子了，弟妹们都出来混世界吧！
毛大爹逝世，家里是大哥作主，弟妹们也就听大哥的话。过完春节，毛泽民随大哥离开韶山到了长沙，到一师附小做校 务，同时在工人补习学校读书。从此毛泽东领着全家走上了造反的道路，在未来的岁月里，几个弟妹毛泽建、 毛泽覃、毛泽民都没能走下去，先后为他的理想献出了生命。
很快到了六月，毛泽东在湖南的工作一步步干着，他手上已经有三十九名团员了。这个月月底，有人告诉他一件事：开会。
这个会不是一般的会，而是决定建党的会。换句话说，参加会议的人要决定建立自已的政党，从此拥有自已的组织，他们将以全新的身份活动。
对毛泽东来说，这当然是个大好消息，他马上同何叔衡去上海，在那里见到了其他七个共产主义小组的代表。本来要让陈独秀主持大会的，但是陈教授在广州太忙，李大钊也赶不过来，只能让包惠僧代他张罗，由张国焘任主席主持。来开会的不光是中国人，还有共产国际两个代表马林、尼科尔斯基，毛泽东资历太浅，只能发挥他图书登记的特长，做一个会议记录员。
从正史上看，这是一次开拓创新的大会、是一次团结的大会，与会代表进行了热烈的讨论，获得了一致的意见，进行了广泛的拥护，最终成立了中国共产党，走向光辉正确的解放之路，并在后来每年举办活动，纪念这次伟大的会议。
正史永远很丰满，现实也总是很骨感。六月的上海热得要命，参加秘密会议的代表们闷在小小的房间里，一面相互认识，一面讨论中国革命到底是马上组织城市工人暴动，还是渐进式教育工人，最要命的是革命活动已经引起西方各国的注意，所以他们时不时还要小心租界的侦探。
拿一种没实践过的主义开研讨会，搞改变社会的纸上谈兵，俄国的代表也不懂马克思主义怎么在中国实施，加上天气热得吓人，实在是件为难的事情。更为难的是开会的十三个代表根本做不了什么主，会议的规模和时间基本上由共产国际同缺席的李大钊、陈独秀决定，甚至洋气的陈公博心思根本没花在开会上，而是同新婚的妻子四处游乐。
一群南腔北调的人，一种莫名其妙的主义，加上几个需要翻译的外国朋友、时不时出没的租界探子，这种会开得无比头痛。毛泽东六月底就到了上海，七月二十三号代表们才全部聚齐，在贝勒路树德里三号开会，房间又小又热，汗臭熏天。“大”会开到三十号，终于租界警察也产生了怀疑，开始上门拜访，一群活动家只好集体出逃，坐火车去浙江嘉兴的南湖继续开会。最惊险的是临转移的时候，开会的陈公博夫妻遭到跟踪，费了好大劲才摆脱，看到这么危险干脆不去开会了，此后也一直自由散漫，终于在一九二三年被开除出党。
虽然经历很曲折，但是毛泽东很高兴。冒险对他来说不是什么稀奇事，而且去嘉兴的路上还多了个伴：湖南留学的老相识萧瑜正好从法国回来，两个死党有机会坐下来一块聊天。毛泽东力劝萧瑜也参加会议，不过萧瑜显然没有意识到那是什么意义的大事，反而说自己没兴趣参加，只记得开会那天毛泽东回来得很晚，什么都没说就睡下了。这也是他最后一次见到毛泽东，从此两个关系很铁的湖南才子分道扬镳，各自走向不同的道路。
对毛泽东和所有人来说，在南湖开会都是件舒服的事。船上很凉快，还有各种东西吃，大家一面尝鲜鱼，一面在凉风中谈天，喝着清茶定下了几件大事：他们要建的党叫中国共产党，经过选举，陈独秀、张国焘、李达组成党的中央局，由陈独秀当书记，决定组织工会，领导工人运动。
不管开会的十三个代表将来各走怎样的路，他们都是在年轻有前途的时候，怀着社会责任和信念去冒险和奉献的，所以我认为，应该记下他们的名字来，作为当年努力和决心的尊重：
李达、李汉俊（上海）、张国焘，刘仁静（北京）、毛泽东、何叔衡（长沙）、董必武、陈潭秋（武汉）、王尽美、邓恩铭（济南）、陈公博（广州）、周佛海。
毛泽东的心情很好，不是小好，是大好。
有钱，有职位，有组织，有纪律，毛泽东作为湘区党的负责人，很是起劲地干了两年活，这两年也是事业最顺的时期。他在湖南办夜校、教工人识字和组织工会，又办湖南自修大学，秘密发展组织共产党员，还把手伸到了江西萍乡，那里的安源煤矿有一万多矿工，每天劳作十几小时，工资低廉，生活困苦，是搞工人运动的理想对象。
很快冲劲十足的共产党员李立三就到了安源，后来又陆续赶到刘少奇、蒋先云、黄静源、毛泽民等人，毛泽东也几次前往安源办工人学校，组织工会、工人俱乐部。不到半年时分，安源的工人成立了工人俱乐部，湖南则成立了团结工会，在赵恒惕两万大洋的帮助下，从安源到长沙，各行业的工人都学会罢工了。
连年军阀混战，湖南督军赵恒惕一直很忙，毛泽东也就顺利潜伏下来。一九二二年，中共第二次大会召开的时候，毛泽东没能参加，据说是因为活动太过保密，毛校长来了上海却找不到组织，只好买车票回家。二二年的十一月，毛泽东已经成立了湖南省工团联合会，自已担任主席，还能发布宣言通 告全国，这时中国共产党手上象样点的组织只有两个，另一个是 湖北省工人团结联合会，负责人的名字叫向忠发。
毛泽东的成功没有持续多久。张扬到一九二三年，赵恒惕终于感到不妙，四处发起的工会严重制约了老板们盘剥的自由，更可怕的是自已的权威受了影响，对于军阀来说，这方面是没有商量的。
虽然是驱张运动的同道，但毛泽东显然不再有任何价值，而赵恒惕的忍耐也到了极限。这一年四月，毛泽东悄悄离开长沙去了上海，街头上已经有了通缉他的告示。
逃到上海的毛泽东并不孤单，他见了一位老朋友：一块开建党大会的马林。两个人相约去了广州，在那里陆续又见到了几个老朋友： 陈独秀、李大钊、张国焘、谭平山、蔡和森、陈潭秋、罗章龙…
这么多造反专家聚在一起，很明显不会做什么安分的事情，原来是中共要开第三次代表大会了。很快在一九二三年的六月十二日至二十日，在广州东山恤孤 院后街三十一号召开了三大，毛泽东以湘区党代表身分出席，大家从容地选出陈独 秀、毛泽东、罗章龙、蔡和森、谭平山当中央局（相当于后来的政治局）成员，陈独秀是中央局委员长，毛泽 东则代理中央局秘书，还有一条十分重要的规定，“秘书负本党内外文书及通信及开会之责任，并管理本党文件。本党一切函件须由委员长及秘书签字”。
这句话的意思是说，这个时候的共产党，所有文件没有陈独秀和毛泽东共同签字就不算数。
这是毛泽东第一次进入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核心。这一年他三十岁，刚好是而 立之年。三十功名尘与土，八千里路云和月，这些年的辛苦终于有了点盼头。
但是三大的意义绝不在于选了毛泽东当秘书，而是一个重要的决定：共产党无限责任公司要集体加盟到另一家叫国民党的大型集团里面，服从总裁孙中山的领导。
几十年风云际幻，上百万人兵戎相见，无数家园沦为荒丘，整个中国至今一分为二，全都从这个决定开始，而要说这次合作是怎么回事，就得从那个叫孙中山的总裁说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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