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红朝笑笑生
国民革命军有六个军，蒋军长只能控制第一军的部分人马，想就此造反是不可能的，广州城里的胜利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如何善后。
现在轮到蒋介石束手无策了，第一个找他的人，是廖仲恺的遗孀何香凝。
三月二十号下午，何香凝气乎乎地来到蒋介石的办公室，见面就大声质问他：“你派军队到处戒严，是不是发了疯想投降帝国主义啊！”
面对老嫂子的气恼，蒋介石无言以对。想到自已压力山大，汪精卫、季山嘉都在欺负他，现在弄得一团乱麻，蒋司令再也忍不住，索性把头埋进写字台里，呜呜呜地哭了起来。这下何香凝也愣住了，因为她虽然喜欢称对方叫小蒋，但一九二六年的蒋介石已经三十九岁，马上要到不惑之年了。
能把三十九岁的司令军长气哭，自然有气哭的严重理由，何香凝没法再说什么，只能匆匆告辞出去。蒋介石最后硬着头皮下令解除全城戒严，然后苦心构思一个理由，打算应付汪精卫的质问。
蒋介石闹得天翻地覆的这一天，毛泽东正在广州。
发生这么大的事，毛代部长当然不能置之不理。晚上的时候，他找到已经解除禁锢的苏联顾问团那里，跟布勃诺夫商量情况，在场的还有中共广东区委书记、陈独秀的大儿子陈延年。两个人都很年轻，也都火气十足，面对苏联代表慷慨激昂，强烈要求跟蒋介石干一仗，硬碰硬地来一场。
可惜，他们说话不算。
毛泽东说话不算，陈延年说话也不算，甚至陈独秀说话也不能算，能算数的只有共产国际，而共产国际的代表是顾问团团长布勃诺夫。这位团长来广州前曾找鲍罗廷问过究竟，鲍罗廷信誓旦旦地告诉他说，国民党还是值得信任的左翼政党，共产国际这些年的钱粮枪弹没有喂出白眼狼来，请领导放一百个心。
鲍罗廷汇报完后去上海见陈独秀了，广州的布勃诺夫什么也不清楚，于是面对大家殷切的目光，他沉稳地宣布：同志们，不能打！
枪口顶在脑门上还不能还手，毛泽东和陈延年几乎气得吐血。老布是个糊涂虫，他们可不糊涂，毛泽东清楚地知道中国国情，今天的事情如果不赶紧找回场子，以后就再也找不回来了！
无论毛泽东和陈延年怎么说，老布就是不松口，气得发疯的毛泽东于是去第二军副党代表李富春家里，在那里碰上了第一军的副党代表、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周恩来。几个人在李富春家里商量完，周恩来又去找布勃诺夫，但布勃诺夫说什么也不肯动手，于是周恩来也被老布同志气得吐血，愤愤然地离开了代表团。
应该说共产党人手上是很有几张硬牌的。黄埔军校里有五百多个共产党员，国民革命军六个军里面五个军都同蒋介石 有矛盾，蒋介石只管得动第一军，而第一军大部分政治骨干是共产党员，战斗力很强的叶 挺独立团也归共产党指挥，如果共产党态度足够强硬，国民党左派也会反对蒋介石。
毛泽东气得发疯，周恩来几乎抓狂，但不管他们说什么，布勃诺夫就是摇头不答应，甚至朱培德、谭延闿等其他几位不十分左倾的军长也找到苏联顾问那里，要求对蒋介石的兵变行动进行惩戒，布勃诺夫和季山嘉仍然是摇头。
从表面上看，布勃诺夫容忍蒋介石是因为蒋司令平时左倾，或者觉得事情不过是一起小误会，但作为红军总政治部主任，老布元帅看问题绝不会那么简单。事实上中山舰事件发生的时候，他就作为共产国际最高代表、红军总治部主任，从政治高度分析了问题的本质，其中最关键的地方不在广州，而在莫斯科。
由于托洛茨基认定中国共产党不能靠国民党成功，斯大林却主张大力扶持国民党，因此国民党是否能够按设计好的轨道进行革命，已经不仅是中国人民的内部矛盾，而上升到伟大领袖斯大林同万恶托派之间的纷争上。蒋介石是国民党左派的最得力人选，只要他不跟共产国际翻脸，布勃诺夫就不会跟他翻脸，以证明托洛茨基的错误反动和斯大叔的英明正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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