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红朝笑笑生
三月二十一号，七上八下的蒋介石去见了汪精卫。
这是一次极为关键的会见。国民党的二号人物怀疑一号人物要害自已，突然发动政变囚禁友党，然后发现事情毫无根据，是自已太过敏感昏了头，此时正是需要给说法的时候。
蒋介石很紧张。他想了好几个借口，都解释不通昨天发生的事情，也不好承认自已怀疑汪精卫想害他。
既要维持良好的合作关系，又说不清发生的事情，这种心情实在太过纠结。
然而在见过汪精卫之后，一切纠结都不需要了。
汪总裁显然已经知道了前后缘由，一见到蒋介石就痛加斥责。蒋司令本来心情就起伏不定，此时索性破罐破摔，气愤愤地跟他大吵起来，说汪总裁不讲信义，天天让自已受共产党的夹板气，所以才会弄得不可收拾。
明明有理，却被扣了一堆罪名，汪精卫气得说不出话来。他马上写了手令给朱培德（第三军军长）、李济深（第四军军长），命令他们逮捕蒋介石，可是命令发下去，两个人却表示无法执行，硬生生把汪总裁顶了回来。
朱培德和李济深不是蒋介石的死党，他们不肯执行命令，是因为广州此时仍被第一军二师的刘峙控制，蒋介石还有共产国际代表团的明确支持。除非汪精卫明确同意三军、四军同第一军展开火拚，否则确实无法执行。而在被顶回来的那一刻，汪精卫骇然意识到，自已在广州城说话不再算数，没有共产国际撑腰，国民党里面的实权人物已经变成了蒋介石。
三月二十二号，心怀不满的俄国人去见了蒋介石，并问了一个问题：“你前天的举动是对某些人不满意，还是对俄国政府不满意？”
这是个不需要思考的问题。蒋介石立刻表示他对俄国政府极为支持，仅仅是季山嘉等人太过骄横，才导致大家反目成仇，现在事情已经过去，非常希望不要影响到长期形成的良好关系和友谊。
既然只是个人意见，俄国代表就放心了。于是他们召回了季山嘉等人，重新派鲍罗廷去广州工作，然后草草离开了中国。按照斯大林的设想，蒋介石将会成为国民党中的强势左派人物，一路夺取中国革命的胜利，然后由中国共产党在内部发动革命，一举拿下中国的红色江山，在此以前，小小的让步自然是必要的。
随着苏联人的退让，其他几个军长也改变了态度，开始随声附和蒋介石起来，蒋介石顿时胆气大增。他从来没有想到，自已可以如此一呼百应，可以发动军队任意抓捕看不顺眼的人，完全不需要象从前那样委屈求全或辞职走人。
既然拥有权力的感觉是如此美好，蒋介石当然要追求更美好的生活，他很快把目标对准了最后一块绊脚石：汪精卫。
从跟汪精卫大吵特吵的那一刻起，两个人之间的良好合作已经结束，取而代之的是敌对和猜疑。在蒋介石看来，汪精卫的存在已经失去了意义，他再也不是那个善解人意的领导，而变成了满腹阴谋的野心家，只有自已坐上他的位置去，才能保证革命不走歪路，保证国民党能继续发展。
于是蒋司令去找了一趟汪总裁，两个人关在小屋子里，密谈。
蒋介石找汪精卫谈了些什么，天知地知蒋知汪知，没有第三个人在场，所以历史书上没有写，后人也不大可能知道。不过显然他们不会聊晚上去哪吃饭之类的话题，因为谈完话后汪精卫就辞职了，留下一封怨气满腹的信，说自已受到蒋介石的排挤，不得不去国外看病。
被手下小弟逼得下岗走人，汪精卫也觉得脸上过不去，于是面对其他人的质疑，他又提出一个撑场面的说法，说自已是责已不责人，所以引咎辞职。
这是个连鬼都不信的理由。责已不责人，中山舰事件根本就没汪精卫什么事，有什么好责的，最该责问的不就是把蒋介石提成第二号人物么！
汪精卫被迫辞职了。不过他并没有立刻走人，而是心有不甘地在国内呆到五月份，直到确定没有复出的希望后才去香港，满怀失望地到法国休养。在香港的时候他倒是不孤单，在那里碰上了一个老熟人，不久前刚被流放到苏联的胡汉民。
胡汉民在苏联并没有受什么委屈，估计斯大林也搞不清他们的关系。听说广州发生变故，这位仁兄兴冲冲地回了广州，希望能捞到点好处，没想到大权在握的蒋司令丝毫不念旧情，当众把他晾在一边，胡同志知道事情不妙，只好去香港休假式治疗，在船上同汪精卫不期而遇，也算一对难兄难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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