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朝的那些事情（五十二）

文/红朝笑笑生

自中山舰之后，蒋介石的作风就越来越专横，即使是关系良好的鲍罗廷也经常顶撞，现在蒋司令大权在握，手下的第一军又是功劳连连，已经成了尾大不掉的趋势。经过仔细研究，鲍罗廷和陈独秀都认为，直接推翻蒋介石并不现实，因为北伐前线还在打仗，只能采取釜底抽薪的办法，再扶一个左派对他进行牵制，相关人选倒是很现成，那就是刚刚被赶走的汪精卫。

从称病下台的那一刻起，就不停有人要求彻查中山舰事件，请汪总裁王者归来，重新主持大局。对这种非主旋律的杂音，蒋介石向来正眼都不看一下，但谁也没想到在八月二十一号，黄埔军校第四期学生竟然公开通过决议，希望汪精卫回来，而一直沉默的汪精卫也发表声明，表示愿意回来“专营党务”，为国民革命发挥余热。

某些党员乱写呼吁信，甚至个别元老不识时务，蒋司令都不会在意，但黄埔军校学生集体决议，就不能不认真对待了。从听到消息的第一刻起，蒋介石心里就有谱：这种事，肯定是共产党干的。

能在蒋司令起家的黄埔军校闹事，除了共产党之外，找不到第二个人。

蒋介石很想象从前一样潇洒地不屑一顾，但数数手头的筹码，他不能不慎重起来。北伐大军已经扩到八个军，其他七个军都跟他矛盾重重，平时并不一定指挥得动，全靠封官许愿拉关系维持；党务更是漏洞百出，由于蒋司令只有浙江老乡可信任，而浙江老乡的名额又有限，因此大部分位置还是从前那一套人马。这些人多半不愿看到蒋介石独大，万一汪精卫真的回来，搞不好自已又要变回非主流，那时再想咸鱼翻身就难了。

很快，陈独秀见到了蒋介石的秘使胡公冕，共产国际远东局负责人维经斯基也收到邀请，请他屈尊驾临蒋司令那里“指导党务政治”。两个人得到的消息都一样，蒋司令希望汪老板不要回来，先在国外呆一段时间。

敌人反对的，自然就该赞成，维经斯基和陈独秀立刻加深了共识：必须请汪精卫回国。

对汪精卫同志，陈独秀还是有一点好感的。但他万万想不到，不等汪前总裁重新上岗，鲍罗廷已经急不可待地先动了手，顿时把局面搅成了一锅粥。

事情的原委其实并不复杂。革命军仗越打越顺，地盘越扩越大，国民政府在广州开始觉得不方便了，那时通讯也不发达，没有传真或互联网，一份报告要送到异地领导的案头，有时能折腾好多天，显然不能满足办公要求。于是国民政府决定换个地方。

早在九月份革命军占领湖北的时候，蒋介石就高瞻远瞩地认为，武汉地理十分重要，适合作为临时都城，由于武汉是湘军唐生智（此时已经加入国民党）的地盘，最好是把中央委员先迁一部分去办公，以免一切权力都落到地方势力手里。

蒋司令的意见递上去，然后开大会时被打了回来，中央委员和省区代表们都不愿挪窝，大家只管呆在广州喝早茶。蒋介石倒也不生气，毕竟和手上堆积如山的公务相比，这种小事充其量也就是作风懒散，算不上什么原则性问题，他只管忙自已的北伐前线。

很快两个月过去了，广州办公越来越不方便，鲍罗廷于是改了主意，决定迁都。随着他带着部分人马来到武昌，广州的中央党部、国民政府都停止办公，纷纷北上。

根据国民党的规章制度，中央执行委员会政治会议是党内最高机构，这个会议群走到哪里，党政府就算迁到哪里。由于群里的人比较多，走的路线又不一样，一时凑不齐人数，鲍罗廷就建议，先由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国民政府委员组成临时联席会议，执行最高职权，并很快获得通过。

这个建议看上去很一般，实际上很不一般，因为大家通过这个决议的时候，并没问中央常务委员会主席蒋介石，也没跟中央常务委员会代理主席张静江打个招呼，直接选举了司法部长徐谦为联席会议主席，执行所谓“最高职权”。

不费一枪一弹，也没有唇枪舌剑，简简单单在迁都时搞个民主选举，蒋介石就被踢到了一边，不能不说鲍罗廷是玩政治的天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