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红朝笑笑生
一直到四月十九号，武汉国民政府还按原计划举行北伐誓师，要向河南的张作霖进军。这时风声已经大变，从上海南京传来的坏消息一个接一个，谁都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直到有人带来南京政府的第一号通缉令，汪精卫和陈独秀弄了半天才明白过来，原来蒋司令真的反水了。
形势如此急迫，大家都没有心理准备，想不到蒋介石清党的手段如此毒辣，几乎把东南部分的基层组织一扫而光。大家乱哄哄地忙了半天，终于在四月二十二号，中央委员们反应过来，发了一个毫无用处的讨蒋声明，号召大家除掉蒋介石（依照中央命令，去此总理之叛徒，本党之败类，民众之蟊贼）。
这个时候共产党的局势还不算太坏。虽然南京、上海、广东、广西等地方损失惨重，但武汉中央始终在汪精卫手上，谭延闿、朱培德、唐生智、张发奎等实权人物都没有参与反共，而是把军队调往东线同蒋介石对峙，如果武汉各派能齐心团结，眼前的危机并不是很难应付过去。
可是他们偏偏没能应付过去。
不是武汉各派的实力不够强大，而是斯大林的智商已经余额不足，滑落到跟节操一样的低水平上了。
从占领湖南湖北时起，共产党就大力推行工会、农会，组织工农团体维权，这本来是好事，国民党也没有太多干涉。但共产国际的革命要求实在太高，工会农会也就随之迅速变味，工会很快成了法外之地，不仅拥有自已的武装，还可以随意抓人甚至杀人，相关要求也由适当上涨工资（这个是国民党也赞同的）变成了天价工资，甚至把老板抓起来杀掉；农会更是离谱，由于农民的运动积极性不高，农会大量吸纳流氓加入，这些人先是反对所谓“土豪劣绅”，接着随意把地主都划为土豪劣绅反革命，大批有名望的乡绅没有必杀的死罪，却糊里糊徒地做了刀下鬼。
农会无法无天，是因为斯大林认定，中国革命形势不是小好，是大好，好到了可以实施土地革命的地步。减租减息一类活动已经不再适应现有模式，共产党人应该与时俱进，象苏联一样大开杀戒，闹得越激烈越好，凡是剥削农民的都要“用刺刀刺死”（鲍罗廷原话），才能消灭反革命的基础。
反革命的基础有没有被消灭不知道，不过共产党的基础很快被消灭却是真的，因为此时保护共产党、对抗蒋介石的正是湖南湖北的军队。那些军官大部分家里有几亩田地（没钱也读不起书），听说共产党乱打乱杀地主全都炸开了锅，纷纷要求上级采取措施，保护家小不受侵犯，整个左派顿时吵成一团。
共产国际的指示乱七八糟，一直搞农民工作的毛泽东却很高兴。因为他发现农民运动实在是好搞，只要在农村发动流氓痞子乱打乱杀，造成一段时间的“恐怖现象”（这是他的原话），就可以树立农会的权威，并在最短时间里武装出一支农民自卫军，不必受国民党的节制。
这里要特别说明一下，制造恐怖现象是共产国际推行的方法，毛泽东的“先进经验”虽然看上去不大厚道，却属于革命探索的一部分。要到后来开辟了苏区根据地后，毛泽东才能因地制宜，自主研究出土地改革的合适手段。
探索是需要付出代价的。共产党人在农村胡搞，国民党立刻紧张起来。口袋里没有多少本钱，身边却在四处起火，汪精卫和蒋介石都很紧张，相互垒起工事，把枪口瞄准对方。
但他们虽然紧张，还有工夫坐下来喝茶，压力最大最不知所措的，是一个大兵都没有的陈独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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