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2年3月16日星期六

红朝的那些事情(七十五)

文/红朝笑笑生

开完汉口的紧急会议,毛泽东平静地来到湖南,准备他的农民暴动。

从当年跑去参军到现在,已经十六年过去了。

十六年弹指一挥,毛泽东经历了很多。当过核心圈里的中央秘书,混过车水马龙的北上广,拿过军阀黑钱,见过革命领袖,搞过群众运动,一会在漂亮的城市衣冠楚楚地盖章,一会在泥水横流的农村找老农拉家常,就是没有拿枪打过仗。

从今天起,他要一无所有地拉起一帮农民,然后指挥那些没有训练的人同正规军打仗,一点点争抢、扩大自已的地盘,直到革命最终胜利。

这是一个几乎不可能完成的任务。相比这场逆袭的难度,前十六年的风波与艰辛不值一提,今后的枪林弹雨才是真正的挑战。自已将不得不从头学习一门并不擅长的课程--战争,而且最为残酷的是,课程的学费极其昂贵,任何一点失误,都意味着失败和鲜血。

城头挂满屠杀后的头颅,街上到处血淋淋的通缉和布告,毛泽东走出了至关重要的第一步:秋收起义。

通常来讲,想开拓一把大事业,就要精心准备,打一场胜仗做开门红。小兵们需要加紧动员,统帅部则要好好筹划,从武器弹药到人员分配,尽量给前线司令官准备充足,减轻他们的思想负担。可身为前敌委员会书记的毛泽东享受不到上级的关怀,他一面要四处联络组织,一面还要跟中央磨嘴皮子,反复讨价还价。

说起来还是共产国际的问题。从危机四伏的汉口逃到上海后,中央机关和共产国际渐渐安定,安全问题大大缓解,生活质量也有了长足的提高。于是共产国际又开始想入非非起来,觉得革命没什么了不起的,只要来几场暴动,然后搞个港口、从苏联弄些军火,就可以迅速成功。

共产国际的想法非常简单,因为斯大林的想法就是如此简单。

已经投进这么多军火钱财在里面,一直宣传形势大好,突然一夜间变得四面楚歌,开个会都要东躲西藏,所有的一切不仅严重影响了领袖的威信,也大大嘲弄了领袖的智商。无论如何斯大林都必须让大家相信,中国的形势是好的,中国的群众是有觉悟的,虽然出了个把叛徒(蒋介石),虽然有人犯右倾错误(陈独秀),但困难只是暂时的,大革命依然是光明的,是成功的,是即将要胜利的。

领导的想法,自然是每个属下的想法,何况斯老大的心胸并不宽广,谁敢让他一时不开心,他肯定会让那个人一世不开心,甚至全家被不开心。所以共产国际的远东局虽然负责反映真实情况,却也要顾及领袖的个人感受,而且某种情况来讲,后者比前者更加重要一些:斯大林想听什么,远东局就尽量编什么向上汇报。

斯大林很开心,远东局很放心,毛泽东很堵心。

按远东局转来的指示,毛泽东同志必须在不到一个月时间里暴动,然后率领大军打下长沙,再远征广东,同朱德的起义军会合后重新北伐;同时为了尽量争取盟军,大军必须继续打国民党左翼的旗号行动,不得擅自分裂。

看完这份神一般的指示,毛泽东心头也有一万头草泥马呼啸而过。

两家国民党都已经全面清共,再打国民党的旗号吸引不到任何人,反而会让共产党员离心离德;至于拿下长沙、挥师广东之类梦想就更扯了,湖南能拉出来的兵力编不满一个师,其他都是没有经验的农民,会不会放枪都是一个问题,指望他们席卷半个中国、成功领导革命,简直是开玩笑。

俗话说官大一级压死人。毛泽东意见再大,也得一面干活、一面给领导写报告,解释具体情况。从后来的回忆录看,他此时的真实想法只有一句话:说话不算就是郁闷啊!

湖南的形势其实并不坏。毛泽东一直搞基层工作,组织和人脉还是有一点的,湖南的唐生智又南下反蒋,正是搞小动作的大好时机。八月三十号,湖南省委决定, 尽快在平江、浏阳、醴陵、安源发起暴动、进攻空虚的长沙,由前敌委员会负责指挥,毛泽东任委员会书记。

箭在弦上,成败在此一举!

毛泽东已经把一切都投进暴动里。当初从章士钊那里拿的两万大洋,省省用用还有不少,本来是预备关键时刻应急的,这时也全部拿出来充当经费。他很清楚,行动关系到自已和整个党的生死,失败就意味着一切完蛋,从理想到生命全都要埋进土里去,甚至回老家做农民也不可再可能。

没什么可犹豫的了,开干吧!

第二天清晨,毛泽东送杨开慧回板仓老家。看着疲惫的妻子,他心里也很难过,这些年把家和孩子扔在一旁,天天在外面东奔西走,都没好好照顾她。

“好好照顾母亲,管好我们的孩子,有空参加些农民运动吧。”这是他最后的叮嘱。

送走杨开慧和三个孩子,毛泽东登上火车,从长沙去安源组织暴动。

这次分手便是最后的离别,此后他们再也没有见到对方的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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