劳动价值论无法解释创新活动

作为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基础，劳动价值论除了还继续依附于政治教育得以苟延残喘外，已经没有太大的意义，更绝非所谓的“经济学真理”，这一点已经很显然，作为一种既无合理逻辑，又与现实脱节的“理论”，显然是早已经丧失了生命力。

劳动价值论在解释传统的已经产业化规模的制造业上似乎还有效，但是，在解释创新创造的时候，劳动价值论就完全失效了。劳动价值论无法解释“创新”，是因为劳动价值论有一个很大的逻辑缺陷——它是先验决定的，它的逻辑线条很清晰：（平均）劳动时间决定价值量，而价值量决定了价格，根据价格来判断价值量。

所以，当一个商品制造完成并推向市场以后，它所包含的劳动已经决定了，它的（广泛意义上的平均）劳动时间已经是定了的，价值量就已经决定了，它的价格也已经跟着被决定了。对于已经产业化的商品来说，这个链条的逻辑漏洞不大。

但是，就创新劳动（新产品、新服务）而言，我们却发现这个链条被打乱了：新商品的推出，它的价格是根本不确定的，销售量也是根本不确定的，这还跟设计、市场推广等等后期因素关系密切，例如我们原来就举过的例子：《劳动时间为何无法决定劳动价值》，新产品到底能卖多少价格，卖多少数量，是根本不一定的。西门子曾经在全球大力推出Xelibri系列异形手机，但市场反响远不如他们的预期，最终迅速退市。这样的“设计创新，但被市场证明远非创新”比比皆是；所以，根本不能用后续产品的销售情况来反过来判断劳动是否属于创新性质。

Xelibri异形手机

而且还有另外的创新劳动的情况，就是新产品被研发出来了，也被社会所承认了，但却跟它的研发者的初衷不一样。这个时候，劳动要如何定价呢？要如何判断这属于一般的复杂劳动还是所谓的创新劳动？肉毒杆菌原来只是医学用途，后来人们把这种东西用在美容祛皱上，那么，我们是应该如何给肉毒杆菌的研发工作的劳动定价？是按照一般医学用途，还是按照美容用途的劳动标准来定价？青霉素刚刚被发现的时候，被当成是实验室的污染物，但后来发现它是最强有力的广谱抗生素，这个又如何给这种创新工作的劳动归类并定价呢？

有人会找这样的借口为马克思辩护：价值能否表现为相应的价格是需要条件的，创新劳动必须要被市场接受才是创新型劳动，否则就不是创新型劳动。——这就把劳动价值论的因果关系颠倒了，新产品的“价值”不再取决于所蕴含的劳动，而是取决于社会接受程度如何，劳动价值论也就不再是“劳动”价值论，而成了“社会接受程度”价值论，——这其实就是现代经济学的普通的供需理论的概念了。

所以，不难理解，虽然现在各种改善劳动价值论的新兴理论层出不穷，但只要还在劳动价值论这个框架里打转，就仍然摆脱不了劳动价值论固有的不可克服的逻辑缺陷，也就无法真正站得住脚并对创新创造活动做出合理解释。

在林林总总的所谓的马克思主义学派中，对“创新活动的分析”比较有代表性的是1975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苏联的康托洛维奇提出的调配资源的线性规划方法涉及到如何定义稀缺资源，他把具有高效能，又具有稀缺性的生产要素（包括优质的土地以及有技能的熟练劳动者）定义为稀缺资源，企业（和政府）的目的就是要调配这些稀缺资源，使之达到最优化配置。毋庸置疑，在这个过程中，创新的劳动（如果可能的话），肯定也是要作为稀缺资源放入到他的计算框架中的。

但是，遗憾的是，两个原因决定了康托洛维奇的线性规划无法被作为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救命稻草、而他的框架中也无法容纳“创新型劳动”从而无法反映真实世界的经济运行：

第一，前文中已经谈到，某种劳动是否属于创新劳动是不可能有先验的判断的，必须要等到劳动的成果出来才能判断，这是一个后验的过程，所以它无法反映在事前就必须决定的线性规划框架中。

第二，更严重的是，康托洛维奇的方法论是和马克思的原教旨劳动价值论相冲突的。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的根本在于：只有活劳动创造价值。而康托洛维奇的线性规划方法强调的是稀缺资源的衡量尺度，例如具有高效能，又具有稀缺性的生产要素（包括优质的土地以及有技能的熟练劳动者）。——这意味着，优质土地（的所有者）有权利要求自己得到回报，而熟练劳动者也有权利要求自己得到（超出一般劳动者）的回报。这些都是和资本相关的内容（资本可以购买到土地，也可能通过培训员工使之成为熟练劳动力，那么这样的资本支出是要求得到超额回报的）。——所以，很显然这是被正统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所反对的。中国也曾经出现过类似的争论，例如前面谈到的孙冶方和于光远就“是否所有生产要素都应该得到回报”的争论。

顺便补充一句，康托洛维奇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是因为他的数理经济学方法，而非他修补了马克思主义的计划经济的漏洞。

到目前为止，对所谓的劳动价值论的创新仍然没有跳出“对什么是复杂劳动进行花样翻新的定义”的框架，而在可预见的未来，这样的创新也不会存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