破题
网络帖子只是快餐。子曰：只发不顶，瞬间没影。
如果在网上长篇大论唧唧歪歪，那是谁也没有耐心看的，纯属自讨没趣。
如果是发个喊喊自由民主的帖子，骂骂左粪、右粪、五毛，或者转贴个意淫的八卦话题帖或者几张艳照，那倒是点击量很大。如果能发个全息的艳照，那就有人转到浏览器后面去观赏。
所以，尽管早就想说一说这个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让这个革命、造反派、红卫兵、破四旧、武斗、两大派、夺权、斗批改、清理阶级队伍等等回归其本来面目，省得一天到晚吵个不息，弄得一地鸡巴。
但是如何最简明、最扼要、最准确地说，倒叫人十分为难。毕竟兹事体大，起码也要汗牛充一些栋。
而且，人们只相信自己愿意相信的，即使说了也不一定就此统一认识，天下太平。
有人在网上装清纯，扮可爱，认为几十年前的事情是无论如何理解不了的。这就奇怪了，星星还是那个星星，月亮还是那个月亮，人类的进化有这么快吗？
一个人，只要回归到普通人的位置，用头脑、常识和逻辑，而不是用语焉不详的名词和教条去思考、去解释。那么，只要是人类社会、群体或者个人的事情，都是可以理解的。
倘若以为除了自己是人，别人都是妖，那么什么事情也搞不清的。当然，也不一定非得搞清。世界上的事情总是这样越来越稀里糊涂的，罗生门知道吗？
至于有人故意横下心来，存心搅七廿三，那是谁也没有办法的。
一、有没有不参加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选择可能？
当然有，一切皆有可能。但是不敢，代价太大。蝼蚁尚且贪生，对于一般爱惜生命、希望活着的草民蝼蚁来说，积极“参加”革命就是别无选择的选择。
经历过三反五反、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合作化、反右斗争、大跃进、拔白旗、反右倾、四清，尤其是1962年重提阶级斗争，无产阶级专政这把恐怖之剑悬在每一个人头上，人人自危。每一个人已经训练烂熟，文革来临，当然知道应该如何积极响应号召、参与政治运动。
巴甫洛夫的狗都能对电击做出反射，何况如此聪明、如此软弱，如此善于迎合的人呢？
但是，文革还是遭遇了人们天性和习惯的阻力，革命不是生活的必须，也和脆弱的普世价值观相冲突。毕竟，造反、抄家、打人、斗校长、飞机式、戴高帽、以及杀人这些事情虽然曾经在湖南被嘉许为好得很，但是，总归还是违背人的天性伦理的，是非常态的。
这就是为什么要全国大串联的必需，也是为什么主流纸媒要一再发表社论蛊惑煽动的原因，也或者是最最最最敬爱的伟大领袖之所以八次接见红卫兵的理由。
比起现在聪明伶俐的一些人来，比如一夜之间突然去杯葛家乐福的爱国者，那时候的人训练得还不够机敏，还不够鉴貌辨色、心领神会。
当时最有鼓动力量的口号是，革命的站起来，不革命的滚蛋。也就是，要么革命，要么被革命。没有一个人愿意承认自己不革命，不革命就只能是被革命，就是反革命，没有中间道路。而且，谁愿意像一只坏蛋蛋一样滚来滚去呢。
当然，如果反过来，校长书记甚至老师斗学生会不会客气一点呢，似乎也不会的。在运动开始时，每个学校的书记、校长、老师也确实对本校第一个贴出“马列主义大字报”的学生喜出望外，认为引蛇出洞抓到了游鱼，找到了活靶子。
他们甚至迫不及待急于再演一次反右斗争，表现自己的机会又一次来到了面前。总算又来了，甚至可以听见他们磨牙切齿咽唾沫的声音，同时自己也在怕得瑟瑟发抖。唉，可怜的国人。
学生就是他们多年教出来的衣钵传人，革命实践了教育者多年来传授的革命论语，有些请君入瓮的幽默。
当然，校长书记老师们也只敢只能这样教，不然就不是校长书记老师，是右派。
顺便说一下，最初的串联并不是全国各地学生挤在火车里密不通风地往北京跑，还不是北京欢迎您。而是北京的学生去外地煽风点火，以至被当地政府抓起来的事情屡有发生。
后来的大串联则是学生们全国各地撒腿瞎跑，其实就是免费旅游了。
二、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始末断代
第一种，从1966年夏天到1968年末，一共约两年半。也就是从1966年《五一六通知》开始，经历了破四旧、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红卫兵的产生、两大派的形成，武斗，到1968年底的复课闹革命，知识青年下放，抓革命促生产，革命委员会的先后成立为止。这是一种纯粹民间草根的看法，因为后来的革命事实上是北京的宫闱权力之争，和老百姓基本不搭界。
虽然老百姓中的部分人仍旧遭受清理阶级队伍以及1971年的清查“五一六”，但是，老百姓不是当权派，那是无产阶级专政和阶级斗争又和文革前全盘再接上去了，是一部分黎民百姓被另一部分黎民百姓革命了。
第二种，也就是通常说的十年文革，这是官方或者官员的说法，也就是一般的领导干部成为“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失去权力并且被批斗开始，到“四人帮”被抓，重新解放恢复工作为止。这是以他们失去权力和重获权力的时间来区隔的，主要是以邓小平的起伏来区隔的。事实上这也是一种最被官方接受的说法，因为就是官方自己说的。
第三种，是从1965年《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的前戏开始，一直到1983年的十一届六中全会《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结束。这是比较学院的有案可稽的文牍断代。
第四种，由1966年上溯到几十年前甚至几百年前，譬如1957年的反右、延安整风以及义和团什么的，并且向下延伸到今天的谓之后文革时期。这是一种追根寻源的探索。这种看法认为文革不仅没有结束，而且常常以新的理由出现，不过不再以“文革”命名而已。
最近的一次发作就是2008年的杯葛“家乐福”超市行动。从其非理性，无法制，有唆使、有默许、有指点等等特征来看，其实就是一次小型、局部、短促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
三、破四旧
四旧就是“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和所有革命的政治术语一样，总是应该或者故意没有明确的定义和界定的。所以“四旧”几乎可以涵盖一切已经存在的事物。
革命往往就是名词之争，其实革来革去是一样的。具体的破四旧就是从正名开始，更改路名、市招以及个人的姓名，把看起来不新意思或者不够新意思的名字、指称改过来，搞搞新意思。
有的东西不是正名就能正过来的，于是理所当然开始破坏公共的事物。正名以后就是深入的砸、毁、烧，砸掉了也就是破掉了，也就是革命了。对于隐蔽的私人的事物，则开始在革命的名义下抄家，抄出来以后予以没收、破坏。
抄家可以直接进入别人最私密隐蔽的空间，这对于所有人都有的偷窥欲望具有极强的吸引力，革命给予了任意窥视、任意夺取的权力，世界上这件事情最有劲了。
革命就是破坏。所谓“不破不立、破字当头、立在其中”是很荒谬的暴力理论，其荒谬和今日的“摸石头”同出一辙。
正由于此，星星之火，可以燎原，所以当年破掉的“四旧”逐渐翻盘，在四十年后变本加厉、无一遗留地全部复辟了。包括四十年前已经淘汰式微的各种陈腐的封建思想、伦理观点、处世哲学以及世俗的迷信，变本加厉、堂而皇之地王者归来。而且说是“传统文化”。
而应该与之相对应的“四新”一样也没有出现。
四、横扫一切牛鬼蛇神
谁是牛鬼蛇神？也是没有严格的词义界定和法律界定的。国人总是以诗赋散文式的浪漫来处理严肃的政治行为。尤其是针对别人的时候。
一般是指1949年以后，在历次政治运动中被官方戴上帽子和疑似戴上帽子的人。历次政治运动大概有土改、三反五反、镇压反革命、农业集体化、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反右、大跃进（三面红旗）、重提阶级斗争、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等等等等。除此以外，还包括大量看不惯的人，譬如所谓的不听话、不服从纪律，和领导过不去、流氓阿飞、奇装异服、特立独行、惊世骇俗、生活腐化、封建迷信等等。
横扫一切牛鬼蛇神是在工作组，也就是政府的领导或者指点下进行的。工作组有意识地泄漏一些档案中的不为外人所知的内容，于是群众很心领神会地配合。
工作组是政府派出的，政府首脑是刘少奇。其实刘少奇是按照以往历次政治运动的经验在进行毛主席发动的文化大革命，一点没想到自己才是这个革命的终极目的，在劫难逃。所以刘少奇不管派出工作组，还是不派出工作组，不管如何鉴貌辨色、曲意逢迎，最终都是镇压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最后没法子拿出宪法来以求保住性命，早干什么去了？
欲加之罪，何患无辞呢？他们都是玩弄权术的高手，只是谁的功力更深一点。
一筐烂苹果里会不会有一只或者几只好苹果？不知道。
只是那些“牛鬼蛇神”如今大概也都真的是牛鬼蛇神了，他们坎坷凄惨、受尽折磨、叫天不灵、叫地不应的一辈子，到底是命，还是运？
五、“四大”
“四大”就是，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
“大鸣大放”这两个“大”是没有任何实质意义的，几乎是形容词。就是说，让你们表达，允许你们表达。这本来就是人的基本权利，用不着什么人来恩赐。
怎样表达呢？通过大字报和大辩论。
“大字报”是一种书面表达，相当于今天网络上的帖子。写了稿子，誊写在白纸上，然后择地张贴，过往人等仰首拜读，此谓之大字报。
但是，因为其传播的困难，所以读者群极少，传播空间狭窄。即使通过当时所有的传播手段，比如转抄、誊印、播送、口耳相传等等，还是远远不及英特网之万一的。
当然，如果英特网被封锁成了局域网，那也是作用有限的。
即使如此，大字报也绝对不是什么都可以信口道来的。这个碰不得的大禁区，是中国人自然做梦也明白：念念不忘阶级斗争；念念不忘无产阶级专政；念念不忘突出政治；念念不忘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
大字报为什么会受到今人的怀念？因为现在还是没有别的途径可以反映民怨。当时情况和如今相比没有英特网，更加没有其它平台可以反映民怨。虽然网络其实没多少大用。
1949年以后的17年，实际上官民矛盾已经积累到很激烈的地步。所以，文革开始风起云涌遮天蔽日的大字报，揭露的也都是和基层官员之间的民生矛盾，尤其是贪污腐化、打击报复、欺压平民、为政不公等等。至于什么马列主义、修正主义，大方向路线上的事情，老百姓从来不懂，至今也不知道有谁真懂。
“大辩论”是一种理论上的四大之一，实际上没有可操作性。
第一，没有仲裁，无所谓对错。
第二，大家都是务虚，大家都用似懂非懂的理论作为辩论的武器。而所谓的揭发，都是工作组或者其他什么有选择地透露的，老百姓谁知道哪一个是叛徒、内奸或者哪一个出身地主、资本家？
第三，世界上的人哪里会在辩论中服输呢？只要看看今天的网络就明白了，哪一次辩论不是以问候对方女性亲属而吵得不可开交。
第四，没有彼此认同的同一个价值观，没有接近的逻辑思维方式，主要是根本就从来不打算在辩论中寻找正确或者逼近事实，纯是名词之争。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吵什么吵？革命时期，日新月异，哪里有这许多闲心情来做口舌之争？
于是，武器的批判必然代替批判的武器，拿起笔做刀枪还不如干脆拿起刀枪吧。更何况枪枝弹药是有人提供的，于是乒乒乓乓放枪，杀得红了眼，不要太爽啊。
想不到的是现在有人居然怀念四大，要求还我四大。除了象征意义，什么四大，一大也不大，一点用也没有的。
没有法制、没有权力的制衡，白纸上写几个黑字，真的就能把人“打倒”？
六、造反派
毛主席发动的任何运动总是全民参与。毛主席从来不在乎国泰民安。
造反派就是没有被剥夺造反资格的所有当时有行为能力的几亿人。即使有人被造反，其实也是很想造反的，不过没有轮到，先被别人给造了。
就是后来不幸被斗得死去活来的人，开始也是喊口号，写大字报，揭发批判，力图加入造反派行列的。即使是刘少奇，在1966年6月，还是拿着一本历来政治运动的老黄历，准备大整别人的。“敌人出洞了，这个蛇出洞了，你们消灭他就容易了。”
有没有既不是造反派，也不是被造反派的特例或个案呢？比如深山老林僻谷度日的隐士，赋闲在家与世无争足不出户的贤达，姑且认为总会有的吧。
1966年6至7月，清华附中红卫兵三论“无产阶级革命造反精神万岁！”；1966年8月，北京市第二中学率先《向旧世界宣战》，这时候文革才离开了大字报苍白的理论之争，有了实际的行动，杀向社会。
全国所有的机关、企事业单位、大中学校、街道，农村，没有一个单位不横扫一切牛鬼蛇神、不破四旧、不抄家、不批斗的，全中国革命人民摇身一变成了造反派。
这个一点不奇怪，就像1957年反右以后，每一个人都自称左派，没有一个人承认是右派；1978年以后，每一个人都立即成了改革派，没有一个声称自己是不改革派或者反改革派。这是小学生都懂的。谁会这么不知趣呢？
所以从破四旧、横扫一切牛鬼蛇神开始，发展到后来的两大派对立，打得你死我活，其实双方的“造反派”一直是以工人、干部、大中学生和部分农民为主力军的。虽然后来工人叔叔他们放下武器成了工宣队，占领上层建筑掺砂子，遍地英雄下夕烟，其实手上的火药味还没洗去。而干部，则又“三结合”或者重新掌控权力了。
当然，现在说起来都是几个暴徒、歹徒或者红卫兵的罪过。“红卫兵，你们为什么不忏悔？”
才过去了这么四十年，也许有人是赖帐，有人是失忆，但是一场如此波澜壮阔、轰轰烈烈的全民运动以后，大家都在寻找或者装作寻找，谁是造反派？
当年的几亿人哪里去了？这倒真的是咄咄怪事。
再过几年或者几十年，时过境迁，可能又要寻找谁是改革派了。
永远赖账，永远说谎，事情总是这样兜着圈子轮回的。
七、红卫兵
红卫兵是造反派的一部分，红卫兵就是一代和现在一样的大中学生。
当时的学生几乎都是红卫兵，就像如今都是共青团员一样。不能加入是很丢人的事情，那怕自己成立一个红卫兵组织。怎么可以不积极参加运动呢？
大部分学校最早的红卫兵组织成立是工作组或者文革领导小组批准的。文革领导小组是有当时的学校领导（一般是书记）、教师和红卫兵代表参与的，红卫兵组织是在工作组和文革领导小组领导下开展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譬如，首批去北京串联的红卫兵是需要工作组或者文革领导小组批准的。
后来他们从北京取经回来，翻脸就把工作组赶走了，而且把学校领导一律当作走资派批斗，认为执行的是资产阶级教育路线。因为北京就是这么做的。
开始的“自来红”红卫兵是黑字兵，袖套上的“红卫兵”三个字是黑的，俗称黑字兵。“自来红”的意思就是家庭出身为工人、贫下中农、革命干部、革命军人等等，家庭出身就是指娘老子在1949年前后从事的职业。
城市里从来没有评定过成分，也就是按照娘老子从事的职业、混饭吃的手段，自己给自己评定的。因为稀里糊涂，所以稀里糊涂，一家三代以至亲亲眷眷的职业，哪能那么单纯革命呢？于是也就这样稀里糊涂了。
给人打上一个政治印记，把人民人为地撕裂开来，亲疏有别，这都是政治的必须。
红卫兵的外围组织是“红旗兵”，红旗兵的构成一般是出身为中农、自由职业者、手工业者等等，红旗兵受黑字红卫兵领导。
得益于丝网应刷技术的进步，后来袖套上的字就是黄色的了，比起黑字来好看美观了不少。黑字“红卫兵”和后来的黄字“红卫兵”又被称作三字兵。
因为后来随着工作组的检讨、撤走，学校文革领导小组形同虚设，学生们没了管束。既然造反，你造得我也造得。各种红卫兵组织如雨后春笋般诞生、割据，一般的组织名称不再是单纯的“红卫兵”，前面加了种种定语、后面延长了主语来加以细分，比如毛泽东思想红卫兵总司令部，红卫兵井冈山兵团，红卫兵八一八造反大队等等。但是，主语里一般还是离不开“红卫兵”或者“红色造反”等等界定。“红旗兵”则一个也没有。
三字兵和后起的红卫兵，因为在文化大革命初期的割裂，或者是屁股决定脑袋，虽然都自称红卫兵，事实上他们革命的大方向并不大一样。
三字兵认为自己是既得利益者（虽然口粮不多一两，工资不多一元，但是他们向上的通道却人为规定得比别人宽一些，比如升学、参军、入党做官等等），所以基本上不认同什么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他们的斗争矛头主要指向是牛鬼蛇神，他们坚信1957年的经验教训，他们相信无产阶级专政和阶级斗争的基本路线在文化大革命后不会改变。
最最要紧的是，他们坚持相信：党的领导就是各级党委的领导。
他们认为“共产党的干部犯错误，你高兴什么？”，他们很有信心地等待着秋后算帐。
当他们的这个基本理念遭到挑战，特别是上海一月革命夺权以后，“上海人民公社”成立，这就是右派翻天。他们相信“枪杆子里面出政权”，于是，全国大规模武斗开始。
后起的红卫兵中有一部分都是运动初期的受压者，他们则希望通过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证明自己才是真正的革命者。所以他们既然已经被迫裹胁着起来革命，他们没有退路，必须把这场革命进行到底。他们把斗争矛头对准的除了牛鬼蛇神、主要还是“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和“走资派”，因为这是这次运动的重点。所以后来也必然走向武斗的战场，所以后来他们没有好果子吃。
虽然两大派的口号是一样的，两大派的行为分界是十分明确的：那就是反不反当地或本单位的党委。
因为有了这个基本的不同，就有所谓挑动群众斗群众，其实不挑动也会斗的。
所以，这场革命的开始三个月为后来两大派的形成奠定了基础。也可能，两大派的形成起于更早，说起来理由更复杂。虽然两派都是向无产阶级司令部效忠邀宠，但是红五类看起来是自己人。自己人和非自己人总归不一样，自己人更加讨欢喜。
其实，认真说起来，现在又何尝没有两大派呢？八十年代贴上标签的“歌德派”和“缺德派”，如今稀里糊涂的“左派”和右派，其内在都是一脉相承的。
八、“鬼见愁”
“鬼见愁”是一副对联：“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横批“绝对如此”。作为对联，自然是十分蹩脚的对联。但是其杀伤力却是史无前例的。
这副对联送了多少混蛋的命，自然是不知道了。与这副对联相对应的还有谭立夫在北工大的一次讲话，这次讲话也就是这副对联的展开。因为这副对联实际上脱胎于官方多年执行的阶级斗争理论和无产阶级专政理论，所以具有不可抗力。因为对“鬼见愁”的任何质疑和反驳实际上就是和官方的执政理论在较量。
从旧社会生活延续过来的人，有多少是真正纯粹的“自来红”是十分可疑的。而“黑五类”和“黑七类”却是已经被标明的。于是“红五类”觉得“天下者，我们的天下”，于是洋洋自得，自以为世袭了革命的资格，无所不用其极地向弱者示强，向当政者示忠。
这副对联到底和常识、逻辑过于相背，到底太不讲理，太说不过去，后来几经中央首长亲自修改，譬如改成“老子英雄儿接班，老子反动儿背叛”等等，但是其基本核心是一直不变的，那就是：老子打下的江山必须由其血缘上的后代接着统治下去，江山乃是一个私器。
而文革过去四十几年后，这个对联的基本精神正在成为现实。
当然，接班的“英雄好汉”和广大所谓的工人、贫下中农“红五类”完全无关，哪里轮到他们这些小八腊子来接班？虽然他们也许觉得不管如何，被“自己人”管着也是可以沾沾自喜的。
而这些个现在已经接班的好汉“自己人”正在拼命抽干他们的血。
九、大革命中的游戏
一旦有国家权威媒体的号召，有国家权力机器的支持，学生们没有了一切束缚。革命就有了很多游戏的成分，毕竟红卫兵们主要就是大三到初二的学生，年龄为22岁－15岁。
从破四旧、抄家、横扫一切牛鬼蛇神开始，到工作组进校又被赶出学校，然后就是无所顾忌的全国大串联，再然后就是批斗、辩论、武斗，红卫兵们，甚至包括工人等等在模仿着一切从革命小说和红色经典电影里看到的革命。
他们觉得真理在握，于是就真理在握；他们必须义愤填膺，于是就义愤填膺。他们认为最后胜利应该属于自己，他们从来没有想过，其实没有最后的胜利。
抄家、斗坏人、斗校长、勒令这、勒令那，全国串联、揪官员，随便干什么，又没有遭遇丝毫反抗或者很少反抗，这是多么新鲜、有趣、安全的事情。于是，按照文艺作品一贯宣扬的革命概念，他们在模仿着革命，游戏着革命。
他们自然不懂或不大懂马列主义（有谁懂呢？只有谁也不懂的东西才可以由权力来进行任意诠释并且随时抵赖。）他们是在玩一场血与火的游戏。
对于这些孩子，这场游戏唯一的规则是不能炮打无产阶级司令部。红卫兵们虽然是孩子或大孩子，但是这一点是明白无误的。除此，能约束他们的也就是原来形成的脆弱的传统价值观和伦理道德习惯。
虽然是游戏，而且是恶的游戏。但是，总归还是摆脱不了数千年来市忠邀宠这一深入骨髓的国人的卑劣。向强权谄媚，对弱者残暴，这是这个民族的义和团DNA。
譬如宋某某小姐大打出手，并不一定是对被打者真有什么不共戴天之仇，而是在打给别人看的，在大庭广众表现着自己的忠诚；譬如某某某，即使秉笔直书对文革的异议，也是给当政者出谋划策的，上个折子，建议这个革命革得更好更胜利，而不是想停止革命。
当革命发展到真枪实弹的战斗，有一部分人退出，另一部分人则欣喜若狂，步枪、手榴弹、机关枪、阵地、坑道，冲锋、伏击、摸舌头，围点打援。这一切一切对于大部分男生和“不爱红装爱武装”的女生来说，具有不可抗拒的吸引力。而且有红司令毛主席的领导，有中央文革的支持，曲折是必然的，胜利更是必然的。砍头不要紧，只要主义真。
战斗打得连职业军人都大惊失色，游戏很精彩。
于是有人在游戏中慷慨死去，到现在，仅有的墓地也已经或者快要开发房地产了。
如果有人认为十几岁的孩子是为什么崇高理想献身，那是太抬举他们了。
十、大革命中的权力掌控
一个阶级推翻另一个阶级的革命固然重要，但是生活也要继续。有一些事情是不能中断的，比如，电力供应、煤气、粮店、煤球、小菜场、邮局、消防、铁路和公路运输等等，如果这些事关民生的事情停了，那么革命造反派就全部死翘翘，毛主席挥手就没人前进了，只能旌旗十万斩阎罗。
这些事情一大部分是靠惯性在运作，还有就是军队接管了权力，军管。所以，文革中间从来没有出现过权力真空，不管在上海一月革命率先夺权以前还是以后，实际上权力一直没有移交到造反派手里。
事情过去这么多年，回头看，表面上造反派、红卫兵轰轰烈烈，其实只是一种形式上的虚张声势、打打闹闹。
也许他们自己也没有意识到，除此以外，一点实际效果也没有，没有一个走资派是被造反派打倒的。或者有打两下，或者打死，打倒则完全没有。
军队一直是革命的调节阀，而军队，服从于毛主席的权力。
什么是权力，权力的本质是：承认你有权力你就拥有权力。所以，虽然林副统帅名义上掌控军队，但是还是只能仓惶逃窜折戟沉沙。
虽然曾经有过揪军内一小撮，有过三支两军，有过《军队八条》和《军委十条》，军队也曾经被派性左右，但是毛主席及时醒过来了，始终牢牢掌控着军队。
所以，当1976年毛主席崩驾，换了一个权力认同，军队立即关闭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这个阀门，或者说打开了另一个阀门。
想来这是毛主席没有料到的。
十一、说说遇罗克和张志新
这是两位纪念碑式的人物，所以不能假设如果他们不是不幸成了革命的对象，而是革命的动力，他们的表现将会如何？也就是如果没有出现“鬼见愁”，没有被批斗，他们会不会必然成为为苟活者秤重的带血的头颅，会不会成为殉道者。
唯一可以说的是，他们的话语系统、思想方法及理论基础，甚至价值观，其实和杀害他们的革命者是一样的。虽然他们被华山派逐出门墙，但是使用的还是华山剑法。
这个说法可能为时太早，这个观点不容易被接受，不忍心多说。说得不好就成了众矢之的，不是每一个人都愿意面对事实思考的。
反正也不是什么大事，就这样，且听下回分解吧。
十二、两大派的形成和武斗是怎样发生的
凡有人群的地方，都有左、中、右。中间的又有偏左或偏右，真正的“中”只是一个原点。所以，粗略地看起来，还是两大派。
本来这种奉旨造反应该是只有一派的，但是，这一次大革命有些例外。开始是革命的重点没有搞清楚，以为又是打打地富反坏右死老虎。后来才知道这次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这样就产生了认知上、感情上的差别。
1962年的八届十中全会，毛主席向全党、全军、全国人民发出了“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的号召，经历过三反五反、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合作化、反右斗争、大跃进、反右倾、四清，人民已经被各式各样的运动培养训练得很成熟了。对于政治运动，当然是只能积极参与的，这是政治态度问题。
“奉旨造反”本身就是一个悖论：奉旨就不能造反，而造反就是不奉旨。要造党内走资派的反，那对于一再强调的坚持党的领导这一理论是一种非逻辑的颠覆。虽然所有人都自称造反派，但是一种就是坚信原教旨的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理论，另一种则接受新形势下的阶级斗争理论。
这说得太复杂，其实呢，一派就是自以为的天然的既得利益者，一派就是企图通过效忠改变这种既定格局者。再粗一点从人员上说，前一派就是自来红的三字兵和红五类出身的工人、农民、干部为主，后一派则构成比较复杂，当然，其中也不乏红五类。为了叙述上的方便，不妨把他们分别称之为保守派和造反派。这里不全是为了叙述上的方便，事实上也是有一些区别，保守派虽然口号也是和造反派一样，但是行动上以保地方党委为己任。
两大派的形成，还有一个重要因素就是上海的一月革命。上海的一月革命是文化大革命中的一个特例。1967年1月，王洪文的工总司造反派夺权成立“上海人民公社”，这个特例对全国是一个误导，各地的造反派纷纷摩拳擦掌准备夺权或者开始夺权。而保守派是以当然的天生革命者自居的，当然心理不平衡。
军队三支两军，“二月逆流”则通过至今无人知晓的管道传达了信息，各地的造反派组织纷纷被军管会以“反动组织”的罪名予以取缔。这个取缔是有非常明确一致的指向的，保守派拍手称快。
1967年4月6日，《军委十条》以后，被捕的造反派首脑才无罪获释。
在两大派中，造反派的人气显然高于保守派。因为十七年积累的矛盾，人们希望看到大小当权派倒霉，叹一声，你们也有今日。于是对伟大领袖感激涕零，甚至延续至今。
每每一个组织都是好几万人或者好几十万人，一旦被判定为反动组织，那牵涉到的就是子子孙孙无穷匮也。于是为了生存，造反派进京告状申冤，中央文革则表示支持；于是保守派也进京告状申冤，中央文革也表示支持。
这里中央文革始终摸棱两可，他们不需要，也无从判定哪一个才是革命组织。每一个组织不管是受到支持还是不支持，都必须撑到最后摊牌。这倒不仅仅是革命后期谁来摘桃子的问题，而是骑虎难下，悔之已晚，事情关系到今后如何活着了。
事实上，文革革到1967年2月，军队已经介入了，说不介入是假的。军队也吃不准这个革命到底怎么革，于是有的支持保守派，有的支持造反派，一切都是凭自己的判断以及对于将来的预测来决定。这样，两派的分歧越来越大，文攻武卫，小规模的摩擦冲突不断。
到了1967年7、8月，双方都得到了军火武装，武斗就升级成真枪实弹了，打得有声有色、煞是激烈。所谓抢枪，其实是不需要抢的。大规模武斗一直到1968年3、4月份才渐渐平息，有的地方则延续到1969年甚至更晚。死的人到现在还没有活过来。
而从最后的结果来看，革命委员会成立，保守派得分较多，因为虽然“资产阶级就在党内”，但是“无产阶级”也在党内。革命委员会中的大部分成员就是原来的各级领导，三结合重新获得权力，他们和保守派在心理上甚至血缘上是一致的。
而后来，不管是保守派还是造反派，大都遭到了秋后算账被逐出权力机构，幸存下来的少之又少。
一切又归于平静了，一场鏖战尘埃落定，不知道到底为了什么。
死去的人也早已分解完了，碳水化合物吧，当然也被人忘却了。
十三、群众对文革的误读以及背离，或者说文革的合理成分
文革为什么能在如此短的时间内，在如此广泛的层面发动起来，原因有二：
第一，建国十七年来不断反复的各种运动，已经训练成熟。凡是各项运动，一定要响应，一定不能站到对立面去，要么革命，要么被革命。不管内心是如何想的，梦话也不能说出异见来。
第二，什么是无产阶级专政？毛主席说，无产阶级专政就是群众专政。
而群众，就是你身边的任何一个人。
第三，毛主席说，“资产阶级就在党内”。而资产阶级自然就是坏人。既然这次运动重点是整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对于平头百姓，所谓走资派或者党内的资产阶级，也就是本单位的领导，其他人是不认识的。而这些各单位的领导和如今的官员一样，十七年积累下来民怨沸腾，于是老百姓误读为自身诉求和运动重点不谋而合。
所以，每个单位在文革时开始贴出的大字报，都是有一些个体事实依据的，譬如贪污腐化、欺压平民、任人唯亲、失职渎职等等，确实不全部是套话和空话。人们认为，这就是走资本主义。1967年初的大闹“经济主义”，其实是为个人的生存而鸣冤叫屈。
为了避免秋后算帐，力求避免在运动结束后遭遇报复，所以，一旦发动，又误读了这次革命的目的，群众组织就格外风起云涌，合群的自大格外肆无忌惮、波澜壮阔。
不同于自觉保卫各级党委的初始“造反派”的后起造反派，在群众中是很有支持、很有人气的，因为他们是从炮打各级单位大小领导开始造反的。
不管他们的目的和毛主席的目的是不是一致，他们斗争的方向主要是各级看得见、摸得着的走资派，可以为自己出气，可以为自己申冤，大部分老百姓是很同意支持的。
这就是至今为什么有老人怀念文革的原因，其实是误读了和偏离了毛主席的文革。也是海外一些人不明真相所说的民间文革。
1976年以后13年，这种百姓真心拥护，箪食壶浆的场面又一次出现。当然，同样以失败告终。
这也是至今仍旧有人忽然怀念文革的原因，虽然这和伟大领袖的意思完全不搭界。
十四、谁是胜利者
因为没有预先设定的可以量化或物化的目标，所以不能判定谁是胜利者。
可以肯定的倒是，造反派、红卫兵、老百姓绝对都是受害者；中央文革的那帮人、死去的刘少奇等等、在各种场合以各种形式死去的牛鬼蛇神；在武斗中，在清理阶级队伍中，在清查五一六中死去的更是受害者。判定受害的标准是：革命毫无理由地粗暴地改变了他们的常态人生，甚至结果了他们的生命。
而一场又一场的政治运动，彻底损害了并将继续损害人的良知，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深远影响必将存在下去。如果没有诚实的反思，继续自欺欺人，影响将永远存在下去。
所以，宽泛一点看待，革命毁了并且继续摧毁这一个民族，所以十几亿人没有一个胜利者。周伯通左右互搏，即使左手打得右手鼻青眼肿连连讨饶，那算是周伯通胜利了吗？
就像今日，腐败政体下其实没有一个是真正的受益者。
那么，毛主席是胜利者吗？如果文革的目的就是打倒整死刘少奇，那么，可以算是一个胜利者。但是这个胜利又给其本人带来了什么呢？也许只是心理上的快感，杀敌一千，自损八百。而且，享受胜利的时间也太短了，当时的身心状态也没有什么可以高兴的了。
如果从1976年开始往后看，那么他老人家也是这场革命的失败者，虽然他没有看到。
倒是可以看一看谁是最终的受益者：
第一是官复原职的当权派们，虽然历经磨难，但是到底没死，于是大梦初醒，从走后门开始，走后门是当权派恢复权力后对自己十年的补偿。他们集体顿悟了权力是什么，知道了没有制衡的权力几乎是可以为所欲为的。于是义无反顾地向着当官发财、向着逐渐盗窃全民财产迈开了步伐，有权不用，过期作废，一直延续至今。虽然毛主席逝世13年后，人民对这表示不大满意，但是没用。
另一个就是军人开始堂而皇之从幕后到台前进入政治了。
十五、四人帮
为什么是四人帮？因为是把四人帮抓起来的人决定了谁是四人帮，以及为什么是反革命四人帮。
在这个问题上揭秘、解密毫无意义。
其实，不管是四人帮还是五人帮、N人帮，不管是这四个还是别的什么几个，不管一举粉碎了篡党夺权还是什么，在那1976年的金秋十月，都是人民又一次胜利了。
不管谁被抓起来，不管多少人被抓起来，人民总是大快人心的，何况人民总归是用来胜利的。
人民已经对于长达十年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厌倦透顶，不管未来如何，起码看到了改变现状的可能，还能坏到哪里去呢？所以他们狂欢了。确实是狂欢，恶梦醒来是早晨，虽然这个早晨凶吉未卜。
实际上，这“果断措施”看起来像是一场不费一兵一卒的窝里斗宫廷政变。抓了四人帮只是抓了四人帮，并不就是彻底否认了这场革命。因为要否认这场革命，必须否认太多的东西。邓小平先生曾经说过一句至理名言：没有退路。
于是事情就到此戛然而止了。巴金先生企望建一个文革博物馆，怎么可能呢？建了文革博物馆，那大跃进博物馆、反右博物馆、什么什么博物馆要不要建？没有完日了。
所以，这场十年的疯狂发作，这次长达十年或者更长时间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至今不能得到真正的反思和批判。病毒依然生机勃勃地潜伏着，而且迫不及待地时时准备再现。
有趣的是，那些口口声声生为毛主席生、死为毛主席死，时刻把誓死捍卫毛主席革命路线、誓死捍卫中央文革小组挂在嘴边的革命者们，不但在毛主席逝世时没有殉葬的念头，而且在其遗孀、文化大革命的旗手锒铛入狱，毛主席的亲密战友俯首就擒时，一点没有誓死捍卫的念头，立即拍手称快，这个弯确实是转得快了一点。也比较无情无义。
所以，有时候，确实老百姓自然有其生存智慧，和强权的关系只是互相瞒和骗而已，人们嘴上说的其实是从来不会兑现的。鲁迅早就知道了这一点。
十六、再说谁是造反派和红卫兵
本来以为已经在可能的范围内尽量说得通俗易懂了，不料还是有人提出下列异议。
主要有两个：
一是认为文革时除了造反派以外，还有保守派，保守派不属于造反派；
二是坚持认为红卫兵只是少数人，大部分人是逍遥派。
一个规模如此大、群众充分发动起来了，时间如此长的事情刚刚过去42年，居然就遗忘或者装着遗忘得如此稀里糊涂了，真是可怕。
什么是造反？造反的学名就是响应伟大领袖毛主席的号召开展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造反的具体行为就是抄家、破四旧、批斗牛鬼蛇神、大串联、写大字报、揪走资派、炮轰资产阶级司令部、打倒彭罗陆杨刘邓陶、两大派武斗、开展斗、批、改、批林批孔批水浒、清理阶级队伍、揪斗反革命组织“五一六”等等等等。
如此看来，除了被造反的人以外，当年居然有这么多人没有响应毛主席的号召，没有参加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命，这倒是想不到的。也就是当时没有参与抄家、没有写大字报、没有大串联、没有斗争牛鬼蛇神、没有批斗走资派、没有武斗、甚至没有摇旗呐喊、一样也没有，那么这个革命难道是一场想象出来的厄梦？这倒真是忘得干净、赖得消遥。
当年没有什么保守派的，“保守”在红色中国历来是个贬义词，只有保皇派。
保皇派恰恰是最早响应毛主席号召、最坚决开始造反的，也是最对敌人像严冬一样残酷无情的。并且最最秋风扫落叶的。
所谓保皇派和造反派只是在对当地党委造反的激烈程度上有区别而已。即使是最保皇的组织，也是不敢声称自己不是造反派的，也是不敢明确保卫哪一个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的，也是一样要批斗走资派的（哪怕仅仅是口头上的）。除了保卫毛主席，那时候双方互相指责的“保皇”，就像现在的不爱国一样，是一个十分可怕的罪名。
因为毕竟一切都要看无产阶级司令部的最后摊牌，都要由无产阶级司令部说了算。谁能预言无产阶级司令部的底牌是什么呢？你知道吗？
学校里的文革，破四旧、斗老师、斗校长的时候，基本还是以班级为单位的。这个班级的框定一直到大串联以后，各种各样红卫兵组织成立才渐渐被打破的。一个学生能不参加班级的集体行动吗？那真是反潮流开顶风船，太了不起了。
不要说学生，当时又有几个老师没有写大字报相互揭发批判呢，难道这不算造反？
大串联开始以后，红卫兵组织山头林立，绝大部分人都参加了红卫兵组织。当然，这个组织名称不一定叫做造反，也不一定参加了组织就是司令、师长或者旅长，或者骨干。
至于逍遥派，是在1967年春夏季开始武斗以后才出现的。当时文革扑朔迷离，武斗已经死人并且寄托哀思了，文革领导小组烟消云散了，学生找来找去也没人管了，才有了产生消遥的条件，怎么现在可以就此赖得一干二净、把自己说得像一群乌鸦中的天鹅一般浑身洁白纯洁，坚持自己从没有参加造反而是一贯的消遥派呢？
尤其奇怪的是，这个谎言而且说得自己也相信了，自己给自己在心理上、道德上造了个大大的牌坊。
当然，大部分人即使在大革命，即使在抄家、写大字报、批斗校长、书记和老师，但是心存疑虑，鉴貌辨色，明哲保身，随大流，跟风走，走一步看一步是一定的，谁也不是天生就会造反的。比起现在有些聪明人来，政治上还是很幼稚。
42年过去，事已至此，物是人非，赖是肯定要赖的。诚实是字典中从来没有的，认错从来不是国人的习惯，所以也是从来不打算准备什么反思和总结教训的，把头一缩，关我什么事？反正都是别人的错。
本来是一堆砂子，有人喜欢看成是两个半堆；也有人认为一堆砂子减去一粒还是一堆砂子，减去两粒也是一堆砂子，于是一粒一粒减下去，最后就没有砂子了。
历史就是这样被变得莫名其妙的。从不承认历史，这就造成了宿命。
十七、再说红卫兵是什么东西
红卫兵是一代人，不是什么东西。
红卫兵和现在的学生一样，他们不是什么怪胎，不是魑魅魍魉。他们和现在的学生属于同一物种，一样的DNA。而且，偏偏还是现在学生的娘老子，或者娘老子的娘老子。
红卫兵打老师，是的，确有其事。但是，老师一直教的就是这样，阶级斗争的论语已经从小学到大了。有哪一个老师敢不这样教呢？只要看看现在的老师就明白了，他们不就是一样的吗？
如果轮到老师整学生，老师会手软吗？不会的。也许不一定会有身体的侵犯，但是剥夺学子政治生命绝对是义无反顾、毫不留情的。这种说法虽然尖刻，但是事实。
1957年反右斗争以后，就是经常发生老师组织对学生进行各种思想教育和白专道路批判的；文革开始曾经就有很多黑崽子被老师揭发、批斗过。后来因为不是这次斗争的大方向而被停止。
没有经历过无产阶级专政的人是很难理解那时人人自危、如履薄冰、如临深渊的政治环境的。文革开始抄家，多少人在抄别人家的同时战战兢兢担心自己被别人抄家？多少人在揪牛鬼蛇神的同时日日夜夜害怕自己的娘老子被别人揪斗？这才叫做“当时的中国是互相倾轧、互相残杀的绞肉机啊。”
如果把文革中的种种暴行仅仅归结于学生的个人道德品行或者思想方法，那是大大低估了文革以及反思文革的历史意义和现实意义了。
不知道是无知还是故意，总有人把这场革命推到造反派和红卫兵头上去。殊不知这些造反派和红卫兵就是我们的父辈，我们就是他们的后人。
问题不在于他们打了老师，而是为什么他们要打老师，为什么可以而且能够打老师？
现在如果有了号召，比如杯葛家乐福，比如抵制日货，比如告密老师，我们有道德勇气在大庭广众站出来说出自己的意见吗？
改革开放三十年后的现在尚且如此，何况42年前呢？
如果早生几十年，现在的学生一样兴高采烈地分田分地、三反五反、抗美援朝、击退右派分子猖狂进攻、大跃进、大炼钢铁、然后饿得大翻白眼、然后就是阶级和阶级斗争、备战备荒、反修防修、四清四不清、再然后就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轰轰烈烈地弄得一地几巴。
历史不是用来反对、也不是用来漫骂前人的。历史是用来作为镜子的。
红卫兵是什么东西？骂骂固然也是一种态度，也很爽，但是恰恰就是红卫兵的潜质、红卫兵的态度。
十八、回到“破题”
本来想一步一步定定心心说说清楚文革，不料说到现在，发现很难。
难在何处？还是“破题”打的预防针：
1.要回到人的位置，不要只把自己当人，把别人都当成妖。
2.不要专注于语焉不清的政治名词，要多想想常识，想想是否合乎逻辑和情理。
偏偏有人打预防针没用，还是坚持别人是妖，把上一代人看成一代怪物。骂骂红卫兵是什么东西，弄几个听来的文革名词或者奇闻轶事说事，拿一些人云亦云、糊里糊涂的主流概念来判定，于是越来越离题万里。42年前发生的事情真的就这么难以理解吗？
那么，怎么办呢？只能再加一剂“破题”预防针：
3.请纡尊降贵把自己代入试试，也就是把自己代入当年，譬如42年前你是中学生，或者你是一个普通的机械工人、公社社员、底层职工，不巧身临伟大领袖亲自发动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你会怎么办？如果愿意这样想，那或许容易理解一点。
当然，如果你自我感觉很好，一定要高估自己的道德勇气，觉得自己无与伦比的聪明伶俐、机智勇敢、百毒不侵、英勇无畏、大义凛然、视死如归，甚至可以一尘不染如泥鳅一般穿越历史或者改变历史，那不管如何说给你听，还是没有办法的。
继续装睡吧。所谓“佛渡有缘人，药医不死病”，只能这样了。
十九、无限崇拜
在强权暴力面前，在生死恐惧面前，是谈不上无限崇拜的，有的只是战兢自保。
如何自保，当然是装作无限热爱、无限信任、无限忠于、无限崇拜。不诚实的话语说多了，就连自己也会弄不清的，于是有人以为自己真的是在崇拜。
什么是崇拜？说不清。尤其是无限崇拜，更加说不清。起码应该是无条件服从，无条件信任，比父母更父母，比菩萨更菩萨，比自己更自己。
无法判断一个人是否真的像他说的那样在崇拜什么，只能从行为上判别。每天写学习毛主席语录的日记，山呼海拜万寿无疆、跳忠字舞、背诵数百条毛主席语录，把纪念章别在皮肤上，这不是崇拜。这些皮相只是在强权面前的作秀演出，如果不是为了豰觫自保，就是为了邀宠。
事实是，无限崇拜的伟大领袖逝世，没一个人追随他而去。而且，当整个毛主席所组建的无产阶级司令部一夜之间土崩瓦解，也没有一个人牙齿缝里迸出半个不字。当毛主席选定的“你办事，我放心”的接班人被打入冷宫，更加半点水花也不溅起一般无声无息。
1976年以后，很快就换了一个“你办事，我放心”的崇拜对象，《交城的山来交城的水》几乎代替了《东方红》，而且从此不停地变换。
当然，江山代有才人出，崇拜对象也就换得比较迅速繁忙，这也许可以判定为基本全是装的。这和星宿老仙门徒们的行径何其相似乃而。说到底，中国人只崇拜自己，其它所有的崇拜宣言都不大可信。
实在也是情有可原，这是一块神奇的土地，这是一个伟大的民族，除了自己，还有谁来关心你的小命？一本《笑傲江湖》，倒是似乎说尽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酸甜苦辣。
崇拜是一种似乎可以原宥的不成熟，比较像是一种天真、善良的纯洁。而怯懦、软弱和怕死则事关面子和道德勇气，一个人怎么能怕死呢？不可以的。
几千年的文化历来夸张民不畏死的勇敢：死有重于泰山；砍头只当风吹帽；脑袋落了碗大的疤；布衣之怒、伏尸两人；宁可站着死，不可跪着生；老子死都不怕，还怕别的？砍头不要紧，只要主义真。虽然有的是与之对应的怯懦的智慧和生存哲学：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君子报仇，十年不晚；人在屋檐下，哪能不低头；识时务者为俊杰；好死不如赖活着；好汉不吃眼前亏。
于是，必须在怯懦和天真中选择一个自己可以接受的理由的时候，每一个人都宁可假装清纯，不肯承认自己的怯懦以及对于自己生命的无限珍惜。把自己想象成一个只是一时善良糊涂，但是绝不怕死的英雄，心理上比较好交代。
那位被口诛笔伐而下岗的范跑跑不过就是说了一句真话，如果范跑跑说，哎呀，我当时震糊涂了。那就什么事也没有。而如果他说，我是跑出去提醒大家。那他就是一个英雄。而偏偏他要承认自己怕死，这就犯了大忌。
这是一块神奇的土地，一个人应该自欺欺人，一个人怎么可以怕死呢？尤其不好说出来。
如果没有“免于恐惧”的自由，也只好说到这里了。
二十、焦点还是谁是造反派和红卫兵
对于后来者，最容易、最惬意的就是站在道德制高点上指手画脚，骂骂造反派和红卫兵，骂骂四人帮或者其他人。睥睨历史，藐视过往，爽得一塌糊涂。
于是历史在骂骂咧咧中忘却、变形、走调、越来越怪异，中国的历史总是如此，这个几乎已经成为了无法改变的必然。
一个人最难的是解剖自己，认识自己。更何况一个民族、或者全体国民的自我解剖呢？更何况中国人是最不愿意解剖自己、承认过错的呢？从来都是别人的错，中国人从来没错。
如果要给42年前波澜壮阔的文革中“造反”一个定义的话，那就是：
为了利益或自保，主动或被动屏蔽价值观、放弃良知，在语言和行动上迎合极权、顺从暴力，并且和极权暴力互动创新的群体行为。
那么，参与这种行为的就是造反派，造反派中的学生就是红卫兵。
如果这个关于“造反”的定义成立的话，那么，符合定义的就是一堆砂子。不要在事过以后一定要把它看成两个半堆的。
事实上，所谓的“造反”派和“保皇”派在本质上是一样的。
二十一、谁来忏悔文化大革命
忏悔，这一个词喊了多年了。
忏悔不是这个传统文化中固有的，也就是说，从不知道什么是忏悔。即使忏悔，那也是有目的作为交换的，彷佛是在做生意。譬如：放下屠刀，立地成佛；人必三省其身；知过而改，善莫大也。那是以成佛、大善作为报酬的，是用忏悔对假定的未来进行贿赂。
文革死了很多人，改变了很多人的一生（其它都是身外之物，不提），而且其潜在的影响还将遥遥无期地遗传变异下去。谁来为这种事情承担责任和后果呢？
不是宋彬彬，不是谭立夫，没有什么暴徒、歹徒，说到底，他们也是受害者，他们也是在会发生文革的土地上开出的恶之花。如果把责任推到这些人身上去，其实就是打定主意永不忏悔的表示。
所以，不是忏悔的问题，也不是谁来忏悔的问题，首先是忏悔什么的问题。
到底要忏悔什么呢？不是死了多少人，而是为什么会死这么多人？不是多少人被如何迫害，而是为什么遭受迫害时无路可走？为什么这种闹剧一再会发生，为什么至今仍然可能发生？发生文革的条件具在，一成不变。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本来就是这种文化、政治背景下一定会发生的。
如果一定要说忏悔，只能是全民忏悔。而这一天永远不会来临。
一旦忏悔，最好不要扭扭捏捏，干脆痛痛快快追思到前前后后所有全民做出来的不光彩事情，往前追溯到大跃进、反右、资本主义改造——一直到义和团什么的。否则，半截忏悔也是一点用也没有的。必须切除所有癌变的淋巴，否则是没有未来的。
尤其需要忏悔的是：我们为什么不但不能把统治者关进笼子，而是每一次都迎合他们的戏弄？而且自以为得计，沾沾自喜？
可以想象一下，如果现在通过一个什么决议，各大主流媒体开始鼓动，红头文件一个接一个下发，譬如，运动的重点是要整政府内的贪腐分子。一夜之间，欣喜若狂，一个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或者随便什么名字的革命运动将会何等风起云涌并且波澜壮阔啊。
但愿不要一语成谶。天佑百姓，不折腾吧。
二十二、再说忏悔文革
忏悔喊了几十年了，谁在喊？谁在主张？
是当年的受害者吗？又有谁不是受害者。在希望别人忏悔以前，自己忏悔了吗？
是后来的年轻人吗？你们当然有权要求父辈们忏悔，因为他们留给你们一个经济、道德都濒于崩溃的后文革时代。但是，你们的父辈同样有权要求上一辈忏悔，因为他们所做的一切都是他们的父辈教导他们应该这么做并且不得不这样做的。
在当年的政治环境下，没有经历过无产阶级专政理论的人，是很难想象文革时的不得不为的。
其实也不难，只要这样想，四十几年过去了，不提阶级斗争三十年了。那么，譬如现在学校组织你们去杯葛家乐福或者相约去美领馆抗议，你有勇气理直气壮地拒绝吗？你有胆量和机会提出异议吗？
终于还是有人开始忏悔了，譬如批斗时踢了某人一脚，告密了某人的私下话语等等。
这种个体的忏悔自然是忏悔，或者可以使忏悔者获得良知的安宁。但是，当一个巨大的罪恶零零碎碎地成为每个人的小错和不妥，那么一个巨大的罪恶就被消解了。恰好没有抓住真正的罪恶之手，让它跑掉了。
而且，谁也不能保证这些忏悔者下一次是不是还会重新犯下现在忏悔的罪行。
不愿意怀疑那些要求忏悔的人的动机，但是，如果没有全民族的忏悔，那么，这些零碎的忏悔只是为别人承担了掩护。
这话说了一点用也没有，因为已经习惯了被强权戏弄和利用，天生只会这样了。不管如何，如果再一次文革来临，那么必然还是一样。这是一种注定的宿命。
如果不能把统治者关到牢笼里去，没有对于几千年政治宗教的彻底颠覆，没有普世价值的确立和人性的建设，起码必须不会因言获罪，否则，忏悔什么呢？
二十三、文革革了谁的命
首当其冲的当然是在红色恐怖中肝胆俱裂的“牛鬼蛇神”，于是，很多人争先恐后自寻了短见。也许是长见，活下去也没有多少意思，不玩了。
后来就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不过时间比较短，只要认罪检查、硬着头皮捱过来了，到了1968年就三结合进了革委会，基本也就是官复原职。有的后来官运亨了通。
虽然刘少奇也想捱过来，但是搞错了，他是绝对捱不过的。因为他就是革命的目的。
后来就是两大派为了捍卫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乒乒乓乓开枪，打得落花流水。为有牺牲多壮志，敢教日月换新天，碳水化合物到现在早就分解完了，墓地也开发房地产造别墅了。
再后来是清理阶级队伍，于是又有人一看大事不妙，自杀算了，死得花样百出。没死的呢，“备战备荒”赶到乡下去了。“不在城里吃闲饭”，统统赶到乡下吃闲饭。不要看同样吃闲饭，乡下的闲饭吃起来比较革命化。
一大批红卫兵在广阔天地“继续革命”，碰到了下来“吃闲饭”的逸民。风口浪尖他乡遇故知，原来却是旧相识。大家都来劳动改造，而且劳动创造了人。
再后来是清查“五一六”，无产阶级专政就是群众专政的大纛祭起来，大河上下不知道关押了多少人，棍棒底下交出了几多联络图，忽然又说没事了，弄错了，至今还是莫名其妙的一桩无头公案。
又有绝密故事产生，有人半夜三更开着三叉戟飞机掼在温都尔汗，永远健康就此终结。
眼睛一眨，十年，突然抓了四个人。大快人心事，粉碎四人帮。说是经济已经到了崩溃边缘，难怪一直缺吃少穿，原来是这四人在作祟，文革就算结束了吧。
于是很多人说要“减去十岁”，什么意思？不是黑色幽默，一本正经的。就是那十年不算。南柯一梦。那十年里做的随便什么事情也不算，赖帐、删除、清零。
于是大家就都主动减去十岁，那十年的事情就不了了之，装作不知道。什么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什么造反派、红卫兵？和我不搭界，阿拉勿晓得。
再后来那四个人也死了吧？谁来管他们。亲密战友、旗手呢，什么旗手？不知道。
42年过去，突然有人怀念文革了，说那其实是“好得很”，最好再来几次白相相。
二十四、再说文革革了谁的命
帖子还没有发完，就有网友提异议了。
理由是：再次发动文革才能制止贪腐，所以解读、剖析文革就是为现在的贪腐张目。
这真是笑死人的阅读和气死人的理解。
文革本身就是迎合强权的奉旨造反，本来就是顺从强权，向强权献媚的市忠行为，什么时候和反强权搭界？如果将来不幸有机会搭界，那也一定是看着强权利益集团的眼色，秉承权力利益集团的意志，反反贪腐。
文革是一场他们的权力之争，浊浪排空泥沙俱下的唯一结果只是革了老百姓的命。一场文革送了多少小人物的命，改变了多少年轻人的命运，浪费了全国人民的十年或者更长时间的生命。文革什么时候变成老百姓革当官的命了？老百姓又能革谁的命？刘少奇难道真的是造反派、红卫兵打倒的？你再打倒一个看看。
别说什么文化大革命，没有强权首肯，随便在哪个官员面前屁都不敢放一个。各级政府或者又名行政中心的大门这么好进去？劳驾进去揪一个当权派出来试试。
有人总喜欢夸张自己的道德勇气，总喜欢自己掂起脚尖做一个制高点指手画脚、虚张声势，装作好像是一个蝙蝠侠为民请命、替天行道，居然鼓吹用文革的形式来反贪腐，不知道是极度的少不更事还是居心叵测地故意让人上当。用文革语言说，“捞稻草的小爬虫”。
文革和贪腐都是权力对人民的玩弄和欺凌，换一种玩法难道更好玩？（低俗的说，就是换一种QJ更有快感？）
再说，如今贪腐的起点恰恰就是从文革后期的“走后门”开始的。“走后门”是当权派文革以后对于自己手中权力的再认识，也是对于自己“文革”损失的自行补偿。
没有法制，没有程序正义，没有对于普世价值观的敬畏和遵守、狐假虎威、市忠邀宠的群众运动，最后一定是合群的暴力行动，最后的受害者总是革命者老百姓自己。老百姓不要再折腾了，不要自己革自己的命了，上次革的命还遗传着呢。
哪来这么多革命情结？哪一次中国的“革命”有百姓的好果子吃？
不要瞎折腾了好不好？哪怕只是在嘴上。喊着喊着自己信以为真了，喊着喊着就弄假成真了，喊着喊着就被人利用了，被人利用了就把一辈子搭进去了。
也许反对贪腐有无穷多办法，但是“文革”式的群众运动肯定不是一个办法。
二十五、再说无限崇拜
其实已经说得足够了，但是谚云：喊不醒装睡的人。实在没办法，再耐心试试。
崇拜，什么算是崇拜？除了崇拜自己一条小命，还崇拜什么？从来没有的东西，编都编不出来的。中国人多么聪明伶俐，当年口口声声无限崇拜誓死捍卫的几亿人一夜间证明了这一点。连一个勉勉强强捍卫的反例都没有。你能找一个？
没有崇拜，只有畏惧和恐惧，而这种恐惧似乎是会遗传的。看看孩子们吧，他们似乎天生就知道应该畏惧什么，从小笑都不大会笑，慢慢长大了就装成一个愤青。
有人拿现在车上、墙上挂张相片举例、拿建个巨大的塑像说事，这种没有什么明确价值指向的事情也拿出来作为例子，实在是没话找话。
老百姓几千年来墙上挂的画像，地上塑的东西多着呢，崇拜不过来，也从来没打算真心崇拜。再说塑像又不是自己掏的钱，弄得好自己还能从工程中得些好处，雁过拔毛，这几乎是一定的。这就叫做崇拜？还无限？
泰森胳膊上还文身呢，他和伟大领袖搭什么界？他知道什么中国？42年前欧洲有些小孩子也轰起过“红卫兵”，以为世界革命了，戴着袖套和政府作对，真是百犬吠声。
不在这块土地上生活的人很难弄懂中国的，他们搞不明白的，包括现在。就是在这块土地上生活也不一定就弄得明白，只缘身在此山中。
有人心眼多，窥测上意，鉴貌辨色，为了证明某个人的功过以及百姓确实五体投地的崇拜，说是要全体百姓投票，也就是有些全民公决的意思。中国真有聪明人啊。没有仲裁、没有游戏规则投什么票？没有信息透明、没有言论自由公什么决？挑大白菜也不带这么挑的。
要说这也能投票表决，那还不如投票表决高科技的“水变油”呢，一准高票通过。于是全中国大江大河小河浜、是个水塘都是原油、柴油或者汽油，从此解决世界能源问题，成为欧佩克最大成员国，这种投票才有意思。
要说崇拜，现在的人倒是真的崇拜钞票。除此以外，岂有他哉？
装什么装？再装就彻底没救了。
二十六、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会不会重来
会不会一定重来，这是算命。
有没有重来的可能，这才是一个命题。
如果没有真心反思并且设立预防机制，看不出有什么理由不可能重来。
如果发生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一切条件具在，那么，为什么不可能重来？
就像生过一场疯狂的传染病以后没有产生抗体，那么，就难免再次感染或者发作。
毛主席操作的每一场政治运动其原动力都是权力的合法性问题，这个问题至今仍然没有解决，那么，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或者其它大革命随时都会重演、再来。
当然，不一定会叫做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但是其本质一定是一样的，那就是：
为了一个被遮盖或者不遮掩的个人或者集团的政治目的，在国家机器的诱导、指点和支持下，置一切现行法制、道德、价值观于不顾，于是人们自觉抛弃一切理性、常识，为了自己的生存，也或者为了希望改变自己的社会地位，疯狂迎合，肆意邀宠。
就目前看到的现状，如果再一次发生这种劫难，那么，运动的口号当然不会是反修、防修、资产阶级就在党内，也不会是保卫毛主席、保卫党中央，而一定是所谓的爱国主义或者民族主义。
而且，很可能仍旧是毛泽东的旗帜高高飘扬。这面旗帜是现成的，多时未见，有人想念得紧。打出老皇上的旗帜，打扮成正宗贵胄或者皇室嫡系，历史上玩得太多了。
现在，爱国主义的浓度已经被蛊惑积累得接近临界点，只要有人点燃，随时马上爆炸。
历史的螺旋就是这样一圈一圈在同一平面上旋转的。
自己绊倒自己，自己锁住自己，自己毒死自己，十几亿人不知道何时才能能摆脱这个噩梦，也许永远走不出这个怪圈。
或者上苍愿意留一片别样的原始风情，以证明世界毕竟是多样的。
二十七、永远浮在面上的几个观点
理性和逻辑天生不是我们的文化传承，我们不仅讨厌理性，而且十分轻蔑逻辑。
所以，与时俱进，一定继续不断“爆料”出各种亦真亦幻、虚虚实实的“揭秘”和“解密”等戏说。不幸的是我们历来总是喜欢竖起耳朵搜集秘闻的，有一种窥阴般的快感，而且一般相信这才是真的历史。
除此以外，由于比重，下列几个观点在过去、现在、将来以及将来的将来一定无法颠覆地浮在面上，天天讲、月月讲，年年讲，日积月累，就好像或者真的成了主流民意，直到把人彻底弄晕为止。
其一、伟大领袖毛主席发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初衷是好的，是为了广大劳动人民当家作主的根本利益，后来不知道怎么一不留神给林彪、“四人帮”等一小撮野心家弄坏的；
其二、“造反派”是特定的一部分甚至一小部分丑陋的、穷凶极恶的坏人、暴徒、歹徒；
其三、“红卫兵”是十恶不赦、双手沾满鲜血的一批坏学生，因此为什么至今还不忏悔是不可理解、不可宽宥的；他们后来的遭遇当然是自找的，是应得的报应；
其四、文革中刘少奇等老干部被造反派、红卫兵迫害至死，死得很冤屈；
其五、文革的罪魁祸首是“四人帮”以及中央文革几个笔杆子；
其六、“四大”就是大民主，就是民主自由，所以，文革必须再来一次或者N次；
其七、文革是过去一代人或者几代人的愚蠢，现在的人都是明白人，现在不可能发生了；
其八、当时的人是多么无知、盲目或者不辨是非啊，他们无限崇拜毛主席；
其N、……
二十八、红卫兵和所谓“愤青”
当然有共同之处，人类的进化比较慢，退化也比较慢。两代人都是奉旨行事。
遥远的东方有一群人，我心依然是中国心。遗传，这个无需多说吧。
如果一定要找出其中细微的区别，红卫兵在当年没有选择的可能，或者说，很少选择的可能。因为特立独行、抗旨违旨，需要付出一生、生命以及全家的代价。
现在的“愤青”则是主动迎合，他们并不一定必须要这么说或者做。他们善于揣摩上意，甚至都不需要明确的指令。只要一个眼色，他们深知如何说，如何做。
不太严格、毫不精细的区别就是：
大部分红卫兵不得不这样做；大部分“愤青”可以不这样做。
所以，几乎一代人都是红卫兵，而“愤青”却是头脑活络的“精英”。
当然，这里同样有许多个人利益的精细考量。人类最基本的生存目的是简单而明确的：活着，活得好一点。
不要相信“愤青”有价值观取向上的特别坚持之处，马楠就是一个最鲜活最普通的例子。其实，所谓“愤青”，作为个体，心里当然是一清二楚的，没有一个人是愚民弱智。
这也就是为什么各种极其矛盾、难以自圆其说的现象层出不穷的原因。譬如，所谓反日，仅仅在国民购买的日本汽车上踹一脚；譬如反法，也就是摇旗呐喊列队杯葛家乐福；譬如反美，同时又争先恐后排队等赴美签证等等。当然，网上他们大义凛然、虽远必诛、英勇无畏、振振有辞得吓死人。
所以，“愤青”始终必须察言观色、仔细盘算，造成自欺欺人、人多势众的错觉。当他们没有得到政治权力默许的时候，是什么事情也不敢愤一愤的。即使要愤，最终也是仗势欺负一下国人，并且一定吃准是全无背景的国人。
但是当他们在一个小范围形成一个小气候，他们也会裹胁一部分原来并不愿意的人。因为拒绝裹胁，就是对以“国家”为名义的政治权力的一种异议。
而且，红卫兵的斗争大方向说起来主要是毛主席说的“走资派”，红卫兵大部分只是重复空洞、模糊的政治口号；而“愤青”则是以公平、正义、民主、自由的普世价值和百姓为戏弄对象，他们觉得可能在表演中秀出自己而获得青睐。
即使无产阶级专政之剑高悬于每个人的头顶，红卫兵比“愤青”还是要被动得多。“愤青”的主动性更像是百年前的大师兄们。那时的荣誉称号叫做“拳民”。
似乎，“愤青”和当年的红卫兵比起来，没有教条和原则，更个人、更物化、也更灵活机动得多。“红卫兵”一代及其上一代没有承担应该承担的责任，没有诚实接受应该接受的自我批判，没有真心忏悔应该忏悔的罪过，那么，当然一代酷似一代。
好在现在可以有别的选择，所以常态下“愤青”看起来并不一定就占了主流。
如果忽然非常态呢？
二十九、再说红卫兵和“愤青”
“愤青”，不管从血缘上，还是精神上，都是红卫兵的衣钵传人。
然而非常有趣的是，始终对于红卫兵最最不愿意去理解的恰恰是“愤青”。凡是把文革的一切罪责推给造反派和红卫兵，并且动辄破口大骂、妄加罪名的，一定是“愤青”。这几乎可以成为检验是否“愤青”以及愤的程度的一种试纸。
这说明什么呢？这其实是十分符合逻辑的。
因为既得利益者和文革的受益者就是需要这样：模糊文革。把文革中的造反派和红卫兵漫画化、脸谱化，把文革淡化成部分暴徒、歹徒道德品质上的罪恶，慢慢地让这成为一种概念化的共识或者公理，从而在根本上消解文革。
就像墨鱼一样，放出一股墨汁，自己全身而退。
而“愤青”是何等的聪明、主动，察颜观色，他们立即自觉接受了这个光荣的任务。他们几乎从来不去看一看文革的过程，也不屑听一听娘老子的经历，更不愿意设身处地以普通人的身份代入思考，他们忽然对于造反派和红卫兵充满了义愤填膺的仇恨。
除了谩骂和诅咒，他们更是对于大部分红卫兵后来的结局幸灾乐祸，不胜喜气洋洋。他们对于父辈们不幸的一生认为是自作自受，他们奇怪父辈们如今居然还有脸活着？
对于3000万知青，他们认为完全没有资格谈什么青春困苦，同时十分津津乐道于当年有些女知青的遭遇；对于后来数字庞大的下岗工人，他们嘲笑：你们不是领导阶级吗？你们不是吃大锅饭吗？你们当年不是很舒服吗？对于农民和农民工，他们认为更加不值一提，没有改革开放早就饿死了，所以绝对不可以唧唧歪歪，尤其不可以放下筷子骂娘。
“愤青”的刻薄之剑始终指向的是平民百姓。
“愤青”当然是这样的，他们不需要任何令人信服的理由，否则还算什么“愤青”呢？
而同时，“愤青”当然高举着那面战无不胜的大旗，他们仰仗这面旗帜，他们自觉自愿地重新找了一个娘。没有人撑腰，他们哪来胆量愤一愤？
他们希翼什么呢？他们能得到什么呢？谁知道呢。
岁月荏苒，时过境迁，终归又有新的“愤青”诞生，于是今天的“愤青”或者也成为了被嘲弄、谩骂的对象，或者就成为了挑动群众互相嘲弄、谩骂、仇恨的操纵者。
这就是历史的进步吧？
三十、猜想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深处
世界大潮，浩浩荡荡，可是每一次都和十几亿人擦肩而过，四海反腾云水怒，一江春水向东流，流过去了也不回头等等。这大潮怎么好意思？撇下十几亿人走着别人从未发现的捷径、别人从来不走的近路，哎呀，原来是条死胡同。
伟大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为什么呢？说起来，这是几千年皇权政治宗教、政治文化造成的，人民一直被关在笼子里，而统治者在笼子外拿着鞭子驯化、挑逗和玩弄；再说下去呢，又是和国人数千年来由于极度的生存压迫而产生的权力恐惧、阴谋崇拜有关的，不就是为了活着吃口饭吗？作孽可怜的；再说下去呢，又是和封闭的黄色文明有关的；要是再说下去呢，那就是上天注定的，在劫难逃。谁也没有办法。
文革就是专制者和被专制者共同造就的一场悲剧，几千年写成的经典脚本，至今似乎尚未落幕。何时落下大幕？你问谁呢？等到大家都忘记了，随便后来者怎么说吧。
而更可疑的是，也许专制者和被专制者只是一样的物种。如果专制者是摄魂怪，那么被专制者也是后备的摄魂怪；如果专制者是疯狂的伏地魔，那么被专制者同样是伏地魔的候选人；如果被专制者是害怕自由的怯懦的群体，那么专制者也是怯懦的一个植株；如果被专制者是无视正义、抛弃良知、说谎成性的一群，那么专制者也只是他们中间的一个典型样本。
甚至更加可疑的是：文革并不是病态、不是感染、不是肿瘤。是不是被专制者的植物神经天然认可、接受文革，无须意识就是人人如此、理所当然，像呼吸、心跳、出汗一样正常的呢？也许文革显示的就是隐性存在于这个民族DNA内的固有基因，对普世价值天然排异。
如果是这样，那么，任何预防机制、任何免疫系统也是无济于事的。
如果是这样，就太可怕了，万劫不复。不敢想象，走火入魔了，不敢往下想。
也许正因为如此，文革才是不可避免，才是轰轰烈烈，才是人民胜利了又胜利了。也由于同一个原因，文革才如此悖离常识、如此违反理性、如此扑朔迷离、如此欲说还休。
人不能在另一个空间、另一个维度打量自己，人最难的是认识自己，比认识自己更难的是诚实面对自己，比诚实面对自己更难的是改变自己。一堆烂苹果很难看清楚另一个烂苹果有什么不同，一个烂苹果也很难和一堆烂苹果形成区隔的。
世界上的事情不一定非要说清，也不是想说清就一定能厘清的。尤其要命的是，为什么要说清？中国人从来不错，说清了情何以堪。
和世界接轨？说说罢了。以“特色”为理由拒绝世界、仇视世界，自己放逐自己、孤立自己，自己和自己过不去，还接什么轨？为什么要接轨？不要太超现实主义了。
除非出现奇迹，谁也没有办法！
我们似乎都是凡夫俗子，我们大概也不会创造神话。就这样吧，差不多了，不说了。如果没有非常充分的理由，也不再说了，说了也白说。
（2009 《华夏快递》kd0907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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