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在抗美援朝上出尽人力、物力和财力
到1973年，中国对外援助数额创下了历史最高纪录，“最高时占国家财政支出的6%~7%”
4月21日，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发表《中国的对外援助》白皮书，综述了中国1950~2009年对外援助的情况，这也是国新办首次就中国对外援助发表白皮书，此前，中国官方从未就此发布过正式报告。
白皮书指出，截至2009年底，中国累计对外提供援助金额超过2500亿元人民币，其中无偿援助1062亿元，无息贷款765.4亿元，优惠贷款735.5亿元。
在中国经济跃居“世界第二”的今天，中国对外援助的脚印也遍布发展中国家的各个角落，如在非洲修建公路和铁路，在叙利亚修建纺织厂，在秘鲁修建水泥厂，在孟加拉国修建桥梁等。
商务部副部长傅自应在发布会上表示，中国对外援助坚持不附带任何政治条件，坚持平等互利、共同发展等基本原则。
新加坡《联合早报》的评论认为，中国的外援是值得赞许的国际行为，尤其是在华尔街金融危机后，发达国家的外援能力势必受到影响，中国的外援多少能起到弥补的作用。美国美利坚大学中国-非洲问题专家布罗伊蒂加姆教授同样认为，中国发布这一白皮书表明“中国正努力思考作为一个负责任的大国意味着什么”。
“要求中国提供”、“请求中国援助”
中国的对外援助，肇始于新中国成立之初。
早在新中国成立之前的一个月，越共主席胡志明就派特使李碧山、阮德瑞到中国，并带来了他写给周恩来的亲笔求援信。这封信以亲友间做生意的暗语请求中国援南抗法：“敝店年来生意颇好，兹欲争取时机，打胜对方，谨派亲信伙计两人赶紧求你们帮助。”
1950年1月18日，中国第一个承认越南民主共和国并与之建交。当月底，胡志明亲自到北京向中国求援，尽管中国自己百废待兴，但仍“对他们的要求均给以满意的答复”。这是我国最早的对外援助之一，从此中国对外援助的兴头一发不可收拾。
当时的对外援助，也是中国支持原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和人民争取、维护民族独立斗争的重要方式;援助对象的选择，往往出于意识形态和国家安全的角度考虑。
上世纪50年代，中国援助得最多的国家是朝鲜和越南。在1951年5月15日的一份材料上，越方提出：“我们正处在青黄不接期间，如无援米必告断炊。因此，恳切要求你们再帮助我们1500吨至2000吨大米，以渡过此难关。”尽管自身捉襟见肘，中方仍慷慨解囊。
前越南驻华大使黄文欢在回忆录中曾经写道：“在1950~1954年的抗法时期，中国是向越南提供军事援助的唯一国家”。自1950年~1954年，中国共向越南提供了价值1.76亿元的物资援助。在越南内战结束后，中国对越南的援助有增无减，除了海量的物资和巨额的无偿现汇援助，还送去了香烟、粉条、中成药、葡萄干和酒等中国老百姓心目中的稀罕物资。
朝鲜是中国另一个主要援助对象。毛泽东曾说，抗美援朝战争“我们是彻底地认真地全力地打，只要我们有，朝鲜前线要什么就给什么”。为了取得抗美援朝战争的胜利，中国从人力、物力和财力对朝鲜给予了巨大、无偿的援助。仅东北地区就出动民工60余万人，承担运送伤员和弹药、物资等任务。
实际上，接受中国援助的国家不仅限于朝鲜和越南。在上世纪50年代中国一些驻外大使馆来电及外交部上送报告中，“要求中国提供”、“请求中国援助”、“请求我给予”、“要求我援建”是十分常见的字句。
根据解密的外交部档案，1976年以前，我国曾向朝鲜、越南、阿尔巴尼亚等110多个国家和地区提供过经济援助，而援助的内容涉及现汇、技术、物资、工程，乃至劳动力等诸多项目。
对“第三世界兄弟”有求必应
“国际主义”是中国对外援助的另一面旗帜。毛泽东曾明确指出：“已经获得革命胜利的人民应该援助正在争取解放的人民的斗争，这是我们的国际主义义务。”
在这一思想的主导下，中国对“第三世界兄弟”的援助几乎有求必应。即使是在三年困难时期，中国对外援助的力度也有增无减，大批中国粮食源源不断地援助友好国家。
据外交部的解密档案记载：1960年，除了运往几内亚的1万吨大米，还有15000吨小麦运往阿尔巴尼亚。从1950年～1964年底，我国对外援助金额达人民币108亿元（按照1961年的黄金价格3.04元/克算，折合黄金3552.63吨）。这些援助金额中，又以1960年～1964年我国最困难的时候用得最多。
在“文革”期间，国际主义更成为我国对外政策的最高指导原则。我国的对外援助也达到新高，坦赞铁路便是这一原则指导下的产物。
这条全长约1800公里的铁路，从勘探到竣工整整花了十年，坦赞政府曾向西方和苏联提出过援建要求，遭到拒绝后转而向中国求助。1967年，赞比亚总统卡翁达访华拉赞助，尽管当时有官员认为近20亿元的投资远超中国国力，但在“国际主义”的旗帜下，中国毫不犹豫地同意援建这一铁路。
在卡翁达盛赞毛泽东是非洲人最景仰的“老者、勇者、智者”之后，毛泽东现场拍板：“这条铁路不过投资一亿英镑，没什么了不起”。1970年，坦赞铁路开始动工，在坦赞铁路修建的近6年中，中国先后派出专家和技术人员5万多名。因为设备落后，大部分时候必须以“人海战术”取胜，施工高峰时，工人达两三万。在修建过程中，有65名中国工程技术人员献出了宝贵的生命。
20世纪70年代，毛泽东曾几次主张大幅增加中国的对外援助。1970年，毛泽东会见巴基斯坦总统叶海亚·汗时，把对巴基斯坦的援助要由原来的2亿元增加到5亿元。同年6月，外交部就红十字会向匈牙利遭水灾地区居民捐款15万元人民币一事请示毛泽东。毛泽东批示:“似太少，可赠50万元”。
到1973年，中国对外援助数额创下了历史最高纪录，“最高时占国家财政支出的6%～7%”。
中国的无私援助的确带来了一定的政治效应，1971年，26届联合国大会以压倒多数票通过了阿尔巴尼亚、阿尔及利亚等23国提出的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的一切合法权利、并将台湾当局从联合国一切机构中驱逐出去的提案。
对此提案投赞成票的76个国家中，有51个是亚非拉第三世界国家，其中绝大多数国家都是中国的受援国，也难怪毛泽东这样评价中国进入联合国的历程：“我们是被黑人朋友抬进去的。”
“躺在中国身上过日子”
然而，远超中国实力的援助渐渐难以为继。
周恩来的卫士乔金旺回忆，阿尔巴尼亚劳动党中央书记科旬加每次来访，主要是伸手，给少了还不行。
时任中国驻阿尔巴尼亚大使的耿飚后来在回忆录中也写道，从1954年以来，我国给阿尔巴尼亚的经济、军事援助将近90亿元人民币。阿尔巴尼亚总人口才200万，平均每人达4000多元。在当时，中国人均年收入还不到100元。
与此同时，受援国对中国援助的物资却肆意挥霍。耿飚发现，中国援助的水泥、钢筋到处用来修建烈士纪念碑，阿尔巴尼亚2.8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共修建了1万多个，平均每两公里就有一个。
但阿方领导人认为，向中国伸手要援助似乎是顺理成章的事情。阿总理谢胡说：“我们不向你们要，向谁要呢?”
谢胡陪同李先念访问阿中南部费里区时，在长达6个小时的往返途中，谢胡所谈的内容全是要东西。阿尔巴尼亚向中国提出援建电视台时说，计划在全国实现电灯照明后，做到每个农业社都有电视;而当时在中国，连北京、上海等大城市中黑白电视机的拥有量都少得可怜，更不要说农村了。
这种对受援国有求必应的做法遭到了一些干部的质疑。1962年，时任中央书记处书记和中联部部长的王稼祥，联合一些部领导联名给中央写信，提议困难时期中国对外援助应该“实事求是，量力而行”，他在建议中指出：“在我们目前处于非常时期的条件下，不要乱开支持的支票，开出的支票要留有余地，不要满打满算”。
面对更多地区和组织随意的张口伸手，周恩来也曾发话：“经过三年严重自然灾害，对外援助，尤其是一些完全不了解对方情况的人员提出的援助要求，我们基本婉拒。”
但在“文革”中，王稼祥因此被加上“对帝、修、反要和，对世界革命援助要少”的“三和一少”的罪名，受到严厉批判。
踩了一脚急刹车
“文革”结束后的1977年，中央发布《关于进一步做好援外工作的报告》，指出“建议今后如无特殊情况，援外支出占财政支出的比例不超过4%为宜。”此时，中国对外援助才踩了一脚急刹车。
中国援助的两个最大受益国——越南和阿尔巴尼亚与中国反目为仇，中国于1978年7月撤回在这两个国家所有援助专家。此时，中国国内开始认真考虑如何进行援助的问题。
1979年7月，中共中央副主席、国务院副总理邓小平在中央外事工作会议上明确指出，过去“对阿尔巴尼亚、越南给得太多了”。他指出，在援助问题上，“具体办法要修改，真正使受援国得到益处。”
1979年，中国援外金额占财政支出的比率从1973年锐降至0.7%，这一变化背后，也蕴含着中国对时代主题的认知，“战争与革命”的逻辑显然已不符合现状，中国的援外进入战略转型期。
1980年11月，国务院发布了《关于认真做好援外工作的几点意见》，一针见血地指出了过去对外援助的种种弊端：“对外提供援助没有坚持量力而行的方针，特别是对一些重点国家承担的任务过重，不注意经济规律，浪费比较严重。”
中国对外援助开始进行试验性的改革，当年12月试行“投资包干制度”，改变过去援助统一由中央部委总管的方式，开始尝试将经援项目全部或部分承包给某一特定部门或地区。这一改革真正改变了外援不同主体之间的关系的性质。援助不再仅仅是政治任务，而具有了合同性质。
以往，中国在提供援助上是一种单向的付出，且条件极其优厚，无偿援助占据了相当大的比例，贷款援助绝大多数是无息的。改革开放后，中国的对外援助政策也进行了调整，突出了“平等互利、形式多样、注意实效、共同发展”的内容，中国对外援助的经济意义超越了对政治利益的诉求。
不附加任何政治条件
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开始对对外援助进行一系列改革。1995年，时任外经贸部部长吴仪提出了“经贸大战略”，把对外贸易、资本流动和国际经济合作结合起来，运用国内外资金、资源和市场来促进中国的经济发展。
为了实现这一目的，中国积极推动对外援助资金来源和形式的多样化，同时兼顾受援国和中国双方的利益。1995年之前中国用于对外援助的资金来源十分单一，从1995年起，除了政府财政提供的资金外，还增加了金融机构提供的具有援助性质的资金，这是以政府贴息优惠贷款的方式来体现的。
此后，金融机构提供的优惠贷款成为中国对外援助的主要形式，物资援助和现汇援助减少、成套项目援助比例上升，技术和智力援助取得较大发展，合资合作项目开始受到重视和鼓励。商务部数据显示，自1995年开始对外提供优惠贷款以来，截至2009年底，中国共向76个国家提供了优惠贷款，支持项目325个，其中建成142个。
中国的对外援助尽管在不同时期表现出不同的特点，但从整体上讲，对外援助以平等互利、共同发展为基本指导原则，不附加任何政治条件。
奠定这一基调的是周恩来。1964年，周恩来访问非洲11国途中，在马里宣布了中国对外援助的八项原则，其中“绝不附带任何条件，绝不要求任何特权”一直被奉为中国对外援助的“圣经”。
1972年援建坦赞铁路的一些专家因为“烟瘾大”，津贴又少，曾提出向坦桑尼亚政府购买免税香烟的要求，但周恩来知道后，坚决制止，并要求各专家组免掉的税款，如数上交坦桑尼亚政府。
在《中国的援助》白皮书发布会上，商务部副部长傅自应再次重申，中国对外援助坚持不附带任何政治条件，但中国这一有异于西方社会的做法也遭致一些异议。与中国不同，西方国家在提供援助时常常附带苛刻的条件。
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庞中英认为，中国“不附加任何政治条件”的“慷慨”会让纳税人有意见，因为老百姓不知道这些援助是否真正用之于民。更让人担心的是，如果对方政府或相关领导者贪污腐化，援助时还不附加条件，结果往往是中国出力不讨好。
这也正是西方对中国对外援助批评最多的地方。美国智库对外关系理事会高级学者费恩波姆曾在《外交政策》发文称，中国的援助或贷款从不过分关心减少贪污，提高透明度，或者提高私营公司的条件。
但傅自应在回答路透社记者采访时反驳了这一看法，他认为，在中国对发展中国家的援助过程中，由于中国政府和受援国政府共同全程参与了这些援外项目的建设和实施，到目前为止没有发现一起所谓的腐败行为。
“在世界上许多不是受援国的国家，人均GDP超过3万、4万美元的国家，腐败也比比皆是。”傅自应说。
建国之初，完成第一个五年计划的中国为世界所瞩目，这一段时期中国广交朋友。坐客送礼、招待朋友是其间最为频繁的活动。
好客的主人、礼貌的客人，新中国把自己的传统继续发扬光大。在外交往来的礼品单上，今天看来平淡无奇的东西却是当时能拿出手的最好礼物，而朋友们送来的礼品也是那个时代的奢侈品。
一只螃蟹，一万吨大米……中国一以贯之的友好外交甚至在饥馑年代依然如故，患难中的朋友才是真正的朋友，中国外交正是在这样的情况下取得突破，更多的友谊因此而长远。
但有一些朋友却故意找茬儿，连送给他们的书刊都因“不感兴趣”而退回，另一些老朋友找不到理由也直接翻脸，学会拒绝和保持适当距离并非一日之功。“青春期”的外交在挫折中逐渐成熟，解密的外交档案中零散的片断映射出来的正是这种成长的轨迹。
“想不到周总理还记得这件事。”缅甸最高法院院长吴敏登1960年10月接到周恩来总理赠送的螃蟹时，非常感动。
此前一年，周恩来在访问缅甸和吴敏登谈话时了解到，吴敏登喜欢吃螃蟹，便答应在第二年秋季送吴敏登一些上海螃蟹。外交部礼宾司在接受这一任务后，于第二年10月让上海外事处购买了25市斤螃蟹托班机运到北京，次日又用飞机运往缅甸，由中国驻缅甸大使馆以周恩来总理名义送给吴敏登。
礼轻情义重，这样的事情在外交档案中有诸多记载。在更多的时候，中国甚至是牺牲自己，援助朋友。
“我党中央和我国政府同意越南中央和政府提出的要求，借给他们8-10万吨大米，存放在我国，待越方需要时运去。”这是1960年7月29日，中共中央批复给外交部和外贸部的一份电文。越南政府一度库存粮食只剩下2万吨，还不足全国半个月的供应量。中国在此时同样经历着建国以来最大的自然灾害威胁，已经有许多地方开始用草根、树皮充饥。这种情况下，中国却选择把10万吨大米借给遇到同样危机的越南。
一系列解密档案显示，在1959年-1960年中，中国的对外援助并没有减少，反而有所增加。输入“援助”两个字，年号锁定在1960年，外交部解密档案中共有99个相关档案。这一年，中国的对外援助达到3.63亿元人民币，偿还外债6.73亿元人民币。
前苏联撤回专家和取消援助让困难中的中国雪上加霜。1960年5月28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调运粮食的紧急指示》指出：“近两个月来，北京、天津、上海和辽宁省调入的粮食都不够销售，库存已几乎挖空了，如果不马上突击赶运一批粮食去接济，就有脱销的危险。”中央随后指示降低城乡的口粮标准和食油定量，并提倡采集和制造代食品等多种应急措施。
同年10月，中国向几内亚赠送了一批药品、医疗器械和汽车；派出一批专家去摩洛哥指导当地人种菜，并把大豆卖给民主德国。中国节衣缩食，援助他国，这让中国赢得了更多的朋友。
中国也曾拒绝一些国家和地区的无限制的援助要求。外交部档案显示，在1960年10月，象牙海岸桑维地区临时政府的负责人阿芒·阿捷，曾向中国驻加拿大使馆提出要求中国对其进行援助的事情，但驻外使馆认为该地区的要求明显超出了范围，在向国内请示后，对该地区的请求未予以理睬。对日本全国学生联合会申请的一次捐助也未予答复。
但在更多的时候，中国答应了许多国家的援助要求，其中对蒙古人民共和国的援助更是事无巨细，从修建面粉厂、养鸡场到塑料厂、钢铁厂、水利工程，甚至派送教师、医生、电影放映师，修建古墓、疗养院。
一项统计显示，在此期间派去援助蒙古进行建设的中国工人多达13000人。
还礼之后再买粮
中国粮食供应面临困境，“进口粮食”成为必需的措施。
“1960年因自然灾害和人为因素，我国决定从国外进口小麦。当时，美国粮食很便宜，我们买不买？从经济利益角度，买美国粮食当然好，但是从政治上考虑，我们不能买。”原外贸部副部长兼海关总署署长林海云在回忆周恩来总理对外贸工作的指导时说，“为缓解当时国内粮食供应的困难，进口粮食成为外贸部的一项主要任务。同时，我们还承担着对亚非发展中国家经济援助的重担。”
但是困难中的中国有时候显得相当爱面子。1960年中国和缅甸就边界问题达成一致，签订协议前，缅甸总理吴努给周恩来写信提到：“中缅边界条约签订是有历史意义的事情，如蒙你同意，我还想在签字的那一天做一件特殊的事情，那就是由缅甸政府发给居住在中缅边界的大约一百万云南居民以每人一“卑”(注：约等于4.7磅)大米和两磅食盐(注：总计2000吨大米和1000吨食盐)。我不知道你对这个建议有什么反应，但是我觉得这样做是有好处的。因为这将象征着边界这一问题解决的和平和友好性质。”信中同时提到与中国进行粮食贸易的计划。
缅甸提出的这一“赠送”建议被发往云南外事处进行讨论，云南外事处党组在讨论中认为送礼要收，但收礼要还。并且在还礼的品种和数量上要略高于对方，因为缅方送来的米盐等为我边民的必需品，因此建议同样以食物还礼，否则会给缅甸边民我方缺粮的印象。
在给云南省委汇报时，云南外事处提议：拟请外交部商请中央有关部门支援一些棉布，因为省里的供应非常紧张，不能再送大米。送棉布即可避免或抵制缅甸赠礼可能产生的政治不利因素，又可适应缅边民实际需要，以增进友好，扩大我国政治影响。
当时提出的拟赠礼品是棉布50万公尺；农具、打谷机(新式)500部；瓷器、瓷盘10万个，瓷碗10万个。合值75万元人民币(缅甸赠送大米、食盐约值70万元人民币)。这些礼品的准备，显然带给云南省很大压力，因此云南外事处以“时间仓促，存放仓库还要作些准备”为由请求外交部是否可以请缅方将送交时间推到8月底。
最后，经中央考虑决定，礼品数量又作了调整，在周恩来总理给吴努的回信中写道：“中国政府准备在我访问缅甸的时候，赠送居住在中缅边界的大约120万缅甸边民花布240万公尺和瓷盘60万个。”
礼尚往来之后，为了缓解国内消费需求，中国在随后和缅甸贸易代表团的谈判中，才正式开始和缅甸商谈购买大米和马铃薯的事宜。
1949年以来，中国的对外援助行动搞得热火朝天，却连聊以自慰的“友谊”都没有得到。
建国后，毛主席对我们这个饱经战乱、饱受列强蹂躏的国家的经济状况，概括的一个词语是：一穷二白。可是，在这种国情背景下，中国的对外援助行动搞得热火朝天：援朝、援“非洲兄弟”、援“社会主义明灯”、援越南、援助柬埔寨红色高棉“革命”……援钱财、援粮食、援焦煤、援武器、援拖拉机、援衣物、援医疗、援医药、援汽油、援人血、援士兵的生命……援建铁路、援建公路、援建大桥、援建纺织厂、援建化肥厂……
能拿得出的，我们都拿了，毫无保留地拿：钱财、物资、劳务、以及中华同胞的生命（他们在异国，作为危险工种的劳务者、作为赴汤蹈火的参战者）……没有谁能准确说出，中国在援外中到底耗费了多少钱财。对越南的援助似乎可作为评估全貌的着眼点：新加坡资政李光耀在回忆录中说：邓小平告诉76年访华的李资政：中国援出了200亿美元，基本上属于无偿性质的。
据中国军事科学院专家曲爱国的研究及越南政治家黄文欢的回忆录：在越南抗法战争期间（后来才有抗美阶段），中国是世界上唯一向越共提供军事援助的国家，在武器和装备和后勤配合方面，是按“要多少给多少”的指示办。毛泽东是这么告诉过胡志明的：我们是一家子。要人给人，要物给物……
作为普通的中国人，人们无法知晓政府在类似的行动中到底付出了多少个200亿美元，一些细节的帐目根本无法估计和测算。比如说，即使在援外行动大有收敛的上世纪80年代，李光耀的估计是，中国援了10亿美元。当时（乃至今天），我们是那么穷，我们的人民是那么苦；子女们还处在“嗷嗷待哺”的生死线上，我们的“家长”对子女却异常刻薄，对外族倒如此慷慨，如此乐善好施……
但我们换来了什么，我们得到了什么？不该认真地反思一下吗？我们没有得到任何我们想得到的东西？？？没有得到经济利益，没有得到我们想要的“势力范围”，甚至连聊以自慰的“友谊”都没有得到！看看吧，我们援助阿尔巴尼亚、越南、朝鲜和“非洲兄弟”之后，得到了怎样的回报，或者我们以后能预期得到什么回报：
1、援助阿尔巴尼亚：
当时，我们花了我们异常宝贵且稀缺的外汇到西方买设备，为阿尔巴尼亚援建了大量的企业，后来基本处在停产、半停产的状态，设备早成为了废铁；帮助阿国建设的备战用的粮食堡垒，他们开始用它喂鸡了……也就是说，我们的尽心费力的帮助，如同是打了水飘，无声的水飘！当时的对外联络部部长耿飚透露，1964-1970年代末，我们给了阿国90亿元人民币！（有学者根据货币含金量、购买力测算，它相当于现在的上千亿！它还相当于给当时人口规模为200万的阿国人每人发了4000多元的红包！）
伍修权将军的文章《回忆与怀念》说，阿尔巴尼亚独裁者霍查的女婿、阿外交官马利列，在他的文章《我眼中的中国政要》里讲叙了这么一件事：1962年，他到中国要求粮食援助，找到外贸部部长李强，无果；后来还是找到刘少啤颉蜮决了问题。恰巧当时，缺粮食的中国向加拿大进口了大批小麦，几艘载满小麦的中国轮船正在大西洋驶往中国，接到中央的命令后，立即改变航向，调头驶向阿国的港口卸下了全部小麦。马外交官叙说此事时，没有忘记留下一句溢美之词。伍将军心痛地补充了一句：中国人慷慨呀！这时，中国的饥荒还没有结束，正是中国百姓大批饿死的时候！
这样的付出，中国得到了什么呢？只得到了一样：阿尔巴尼亚霍查政权对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这一“伟大运动”进行了大量的口头讴歌，和坚定支持！我们设想一下：如果有一天我们和美国交恶，阿国会站在哪一边？根据它的利益取舍，根据北约章程的规定，它肯定会像当年“毛主席”的决策一样，施行“一边倒”政策，但要请记住，永远不要指望它会倒向中国！
2、越南：
对于越南，这个曾经是“同志加兄弟”的亲密伙伴，从我们的超巨额付出联想到后来的结果，真值得所有中国人痛哭一场！我们国家除了经济援助，更多的是无偿的作战和劳务援助。中国军人除了在一线作战之外，还在承担通信、后勤、筑路、扫雪，甚至还承担了为他们的农民挖沟、种地等事情，以体现中国人民是多么地讲情谊、讲风格、讲“主义”！
如果要列出援助清单，可能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我们援助了枪1.6万支，大炮4,630门，工兵、通讯器材、衣物、大米、药品、汽油、机车……则数不胜数，举不胜举。我们的军人是这样为他们修路的：在条件恶劣的深山里，中国农民组成的子弟兵没有机械化的工具，双手、肩膀和血肉之躯就是工具！在这种险恶条件的施工中，中国军人随时会死去！当然，更多的死亡是在战场上。
我们有1,100位（也有资料说是2,000人）同胞阵亡在远离家乡的土地上，4,200人负伤。（有文章说，农民士兵长眠于越南的陵墓，国内甚至30多年内没有人去祭扫他们的墓地！可能因为他们是卑贱的农民身份的缘故吧……）我们这一切的金钱、物资、鲜血和生命付出，换一个“友谊地久天长”应没有问题吧？但很遗憾！我们换来了国人在高呼“同志加兄弟”时绝没有想到的结果---反目成仇、兵戎相见！
最叫人恶心、叫人感情上无法接受的是：在越南人1978年发起的对华战争中，他们用中国人送去的枪炮作武器，用中国人援助的成袋成袋的大米作支枪的架子和掩体的材料，来射杀中国的军人！……年长一些朋友兴许会想起电影《高山下的花环》..............更加令中国人痛彻心扉的是狼心狗肺的越南人把俘虏的70多名中国女兵在疯狂进行长时间的轮奸之后把她们全部一个个肢解成海豹人（斩掉四肢），除了个别烈性女兵被杀以外，几乎全部被俘女兵都活着并在战争结束以后通过交换战俘而交还给了中国。在战争期间这些被俘女兵在越南军营里甚至连自杀的权利都被剥夺了，绝食者被强行灌.....实在不行就被紧紧捆绑着成天用吊针输葡萄糖.....!
3、朝鲜：
为朝鲜，我们付出了几十万中华儿女的生命（没有可供引用的、公认的精确数字），支出了63亿元的战争费用，560万吨作战物资……付出同样是无法说清的。即使在朝鲜战争早已结束后的阶段，对朝鲜的饥荒援助也不知道有多少次。其中有印象的几次是：
1996年5月，援朝2万吨粮食；1999年6月，援助15万吨粮食，40万吨炼焦煤；2001年3月，朝在接待曾Q红到访时对我国“提供无偿援助表示感谢”。给的什么，给了多少，不详；2001年9月，朱邦造答记者时说，在中国元首访朝之际，要给朝方提供“粮食及物资援助”，数量不详。……
上面的列举援助，可能只是冰山的一角，因为稍后，又找到了新的消息：新加坡《联合早报》2000年6月11日的文章说：中国对朝提供的实质援助，要比公众所了解的多得多：每年提供给朝鲜50万吨粮食，100万吨石油，250万吨煤炭---如果该报道是真的，那就太可怕了！
可是，我们扪心自问：中国人的血肉生命，中国人的血肉劳动挣来的财富，换来了怎样的“中朝友谊”？也就是说，我们玩命地送人家东西，我们博得了人家的欢心了吗？结论是：没有！用中国人的血肉铸就的两国关系，在双方的利益面前，显得太脆弱了，绝不会、也没有像善良的人们想象的那样“牢不可破”！
当我们国家认为，与大韩民国建交符合我国利益，并采取行动后，朝鲜立马采取了反击行动：冰封两国关系；单方停滞高层往来，以示不悦---两国首脑间的“正式访问”因此中断了八年。这些措施的制订者不是别人，是一直被中国人看作是自己的铁杆朋友、患难知交的朝鲜领导人：金日成！我敢断定：将来有一天，我们会更加痛苦地发现：朝鲜人恨中国人，要比恨其他人---包括美国人---更厉害！我们善心播下的所谓“友谊”，不仅会颗粒无收，还要迎接比“颗粒无收”更糟的结局！
3、“非洲兄弟”：
就从著名的“坦赞铁路”说起吧。1967年，赞比亚总统卡翁达访华拉赞助，他在盛赞毛泽东是非洲人最景仰的“老者、勇者、智者”之后，又说了“中国的工作使世界变得有希望”的溢美之词，毛很潇洒地现场办公，拍了板：“这条铁路不过投资一亿英镑，没什么了不起”！
此情此境，在座的中国官员都不敢出声。中国负责修路工程的官员对铁路的评估结论是：1800多公里长度，近20亿人民币的投入。最后到底花费了多少，没有资料。不单单是钱的付出，也不单但是10年的艰苦施工。我们的同胞，78人为此献出了生命。其中最小的年仅26岁！
他们的墓地，同葬身在越南的中国人的墓地一样：基本上，几十年间无人祭扫（包括非洲人），无人安魂。我们为这些“兄弟”援建的企业---如援坦桑尼亚的“友谊纺”，由于没有人会经营，由于坦方管理者拼命贪污，中国不断注入资金，最后还是没能救活它们。我们“奋不顾身”地帮“兄弟”，我们得到了“友谊”了吗？也没有！我们得到了“兄弟”发泄的怨愤---中国人管我们，就该管到底！……现在，我们当年唤作“兄弟”的国家，他们对我们的付出噎没有什么记忆了。《作家文摘》429期的文章说，非洲人正在把日本人当作救星，当作他们的新财神。原因是，日本把许多廉价的二手车卖给了我们当年的“兄弟”，以致于坦桑尼亚首都的大街上，清一色跑的都是日本车；日本人为了筑牢这个廉价汽车的市场，还无偿为他们修了600公里的沥青公路。并且，相比于老铁路而言，公路更便捷……
请不要告诉我：援非、援外在政治上、在“战略”上是有好处的、是“非洲朋友把我们抬进了联合国”一类经典的故事。在价值的取向上，人民的福祉与国家的富强高于一切。即使进联合国之类的事情很重要，但是为了一个目标我们可以舍弃一切吗？谁又能证明：无视民生艰辛而去大笔地对外撒钱，是我们实现“进来”目标的唯一选择？！……
如今，还有一些小国在对我们耍着惯用的伎俩：出台湾牌，以此来勒索经济援助。比如三年前，一个挨近澳洲的袖珍小国，人口只相当于北京的1/4，对我们的援助很高兴。但听到台湾有可能给它更多的好处时（15亿美元），就准备与台搞大使往来。后来又觉得金元到手的可能性不大时，又对中国抛来了媚眼。国家的存在，国家的意志，国家的眼中，“没有永远的朋友，没有永远的敌人，只有永远的利益”。这是一个经典，是国家间通行的博弈法则。
这个小国的决策者对有利于自己的利益进行了选择，它没有错。它今后肯定还会这么做。但倒霉的，利益受损的，却是两岸的中国人。从中国人的对峙中坐收渔利的国家还少吗？小国们无论是得到了大陆的物资，还是台湾的金钱，都是两岸中国人的血汗创造。我们能找到使中华民族的整体利益少受损、不使外人常玩的“火中取栗”的伎俩得逞的策略吗？---这个问题至今依然在考验着中国领导人的智慧。
任何人企图通过说一句话：“我们支持一个中国政策”，就指望能获得中国的一次资助或奖励的惯例该结束了！如果他们的类似行动能屡屡得到满足，他们的依赖将没有止境，我们的国力将不堪负担！就凭我们总体上人均所占世界人均1/4的资源拥有水平，就凭我们人均所得仍在区区几百美元的额度、处在世界100多位的排序，再加上9亿农民总体上赤贫的国情而言，我们没有资格、没有实力去援助任何国家。漠视国家整体利益、损害国家未来发展的援外行动应该立即停止！
至今，中国农民仍然操持着犁与耙、镰刀与锄头这类两千年前我们的祖宗发明的农具，他们完全处在世界的最不发达状态，处在世界最需要救助的状态！我们的主流社会、我们的决策阶层不能因为北京、上海等城市有发达国家那么发达了，就以为中国大体上发达了，就可以漠视我们主体的国民---农民正在经受、且一直经受着的苦难！这是一种令人难熬的、深重的苦难呀！……
大家知道，国际上一直在帮助非洲国家的不发达群体摆脱不发达状态，参与向全球的贫困化宣战的运动，是包括我国在内的国际社会一直在做的事情。可是我们的农民，他们是当今世界名副其实“最不发达”的群体，而他们的悲惨处境并未被外界了解，他们最迫切的、理应受到援助的地位还没有确定，就永久丧失了接受国际救援的资格！他们经受的苦难将没有尽头！中国的农民到底有多穷？如果按联合国人均每天生活支出低于1美元的贫困线标准，农民中至少会有5亿的人口处在这个标线的下端！
有一件事值得玩味：10多年前，我们的政府对国民义务教育投入感到力不从心，就鼓励民间财力来资助“希望工程”。运作10年后，到99年12月31日止，这个“工程”共收到的钱款折合成人民币是18.4亿元。区区之数呀！我们穷吗？我们穷到在为外国人办事时，可以上千亿千亿地给他们掏钱；我们富吗？我们富到当办自己的事情时候，却会为18亿为难……
在这个国际上，在这个人世间，有一条普遍的规律：在涉及利益的分配上是有排序的。像北京市，它以前每年要发布一个公告，告诉外地人：哪怕是一个售票员、一个司机的就业岗位，它都要考虑北京人处在绝对优先的位置（当然，这是不象话的）；还有，各国的继承法都有这样的规定：对一笔财富、和利益的分配，继承者们是会要求按照与被继承者血缘关系的亲疏，进行优先次序的排位。
令人不理解的是：在世界许多需要救济的人中，我们为什么不优先救济我们的同胞，为什么不去拯救我们苦难的农民？最让人难过的还在于：我们的农民，作为世界上最穷困、严格说是最庞大的最穷困群体，不但在任何时候得不到任何方面的任何救济，就连他们运用自己血肉的劳动、运用最原始的农具创造的劳动成果，竟然常常被有权的人拿去援人！这种情况居然年复一年地存在着！
我们的学者曾运用最激烈的措辞指责清朝的老佛爷：（在分配财产，或好处时）宁赠外帮，不与家奴；尽中华之物力，结与国之欢心。可是，我们对以上做法，对以前的英明领导们的决策，我们该用怎么的言语来解释呀？在2001年11月12日，我国的元首在会见卢旺达总统时，又给两国30周年建交送了一份厚礼：向卢国提供3,000万元无偿援助；豁免卢国1.1318亿元和270万美元的到期债务。
没有评论:
发表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