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已经很长时间不写稿了，自从有了新浪微博，想写什么写什么，很是畅快。今早醒来，突然看到新闻，说科斯走了，心里好一番难受，恰有约稿与科斯，我想都没想就答应，必须写的。
但一上班就忙到晚上九点才回来，吃完饭坐在书桌边，一抬头，发现书架上科斯的《企业的性质》，与黄仁宇的《万历十五年》居然放在一起，于是就产生了一个念头，如果科斯活在万历年间，会发生什么？
科斯对企业诞生的贡献：“道德至上”是中国落后的主要原因道路
科斯一生没写过多少东东，但他就凭《企业的性质》《社会成本问题》两篇文章，影响了几代经济学家，包括无数我们这样的芸芸后生。也正因为我受他的影响非常之深，以至于看任何问题都会带着“产权”或“交易费用”的眼镜。
为什么他的理论这么厉害？我穿越一下吧，用科斯理论分析一下明朝万历十五年。
在中国，有战略眼光的人会研究现实问题，但真正有战略远见的人，则会研究明史。比如张学良被蒋介石软禁之后，就去研究明史。武侠大师金庸也是明史的粉丝。黄仁宇是西方著名中国问题专家李约瑟的弟子，李约瑟最著名的问题是，为什么资本主义在中国总也长不大？黄仁宇为了回答这一问题，于是写了本《万历十五年》。
黄仁宇先生在《万历十五年》的自序中说了写这本书的初衷：“明朝采取严格的中央集权，施政方针不着眼于提倡扶助先进的经济，以增益全国财富，而是保护落后的经济，以均衡的姿态维持王朝的安全。这种情形，在世界史中实属罕见”。
黄仁宇对此的解释是：“中国二千年来，以道德代替法制，至明代而极，这就是一切问题的症结。写作此书的目的，也重在说明这一看法。”
什么叫以道德替代法制？我们先讲科斯在《企业的性质》中最重要的一个理论。科斯说，企业之所以诞生，是因为“价格机制可以被替代。”
意思是说，市场上两个人做生意，总有不信任，总要讨价还价，这便是成本，时间都浪费到猜疑与讨价还价中去了(这叫交易费用)，既然这样，不如合伙，一家人了，大家相互信任，不讨价还价，不就双赢了吗？
这就是企业诞生的原理，科斯说，企业诞生是对价格机制的替代。
企业的诞生创造了合作，这不仅是双赢，还是多赢。因为从整个社会的角度讲，无数的小商贩合作成为企业，社会创造财富的整体时间就多了，资源就可以得到极大利用，这便是西方财富增长最重要的机制(反过来，大家可以想象清明上河图那么繁荣的小商贩，为什么开展不成企业？)。
讲清这一点，我们就突然明白，当西方在用企业替代价格机制，从而创造出大批企业来创造财富的时候，中国却选择了用道德来替代法制。这一替代在明朝达到顶峰。
为什么会如此？《万历十五年》回答，原因在于“地方官所关心的是他们的考核，而考核的主要标准乃是田赋之能否按时如额缴纳、社会秩序能否清平安定。扶植私人商业的发展，则照例不在他们的职责范围之内。何况商业的发展，如照资本主义的产权法，必须承认私人财产的绝对性。这绝对性超过传统的道德观念。就这一点，即与“四书”所倡导的宗旨相背。”
原来问题出在对官员的考核KPI，强调的是“社会秩序(维稳)”与地方财政的“土地财政(田赋)”，市场与企业的发展不仅不在考虑之列，而且会影响社会稳定的原因(超越道德与四书五经)。
反过来讲，最好的维稳，实现土地财政的办法，就是用道德伦理调节冲突，用礼义强调秩序，再加上“灭九族”的公安体系，整个社会就平安无事了。
那就没有官员想做事吗？当然有，但《万历十五年》在“第五章海瑞”中讲了这么一个道理：即使有海瑞那样的“地方官具有好心，他也绝没有可能对有关人权和产权的诉讼逐一做出公正的判决。因为在农村里，两兄弟隔年轮流使用一个养鱼池，或者水沟上一块用以过路的石板，都可以成为涉讼的内容。
如此等等的细节，法律如果以保护人权和产权作为基础，则一次诉讼必致使用众多的人力和消耗大量的费用，这不仅为县令一人所不能胜任，也为收入有限的地方政府所不能负担。”
这就说明了，以“维稳”与“土地财政”所建立起来的行政体系，是一个“和稀泥”的麻将体系，碰到“事”就“和”。
“和”的“点炮方式”有两个：一个是道德说教，另一个是“监狱”暴力。两者加在一起，形成一个完全“不干事”而又很“平安”的体系，在这种体系中，不出事是最高原则，如果你真要做点事，就会发现体系完全不支撑。
如何改变？还是回到科斯定律那儿找答案，如果中国社会的变迁能够在科斯定律中得到清楚的说明，至少也可以说明为什么世人为什么如此崇敬这位大师。
产权是市场机制创造财富的前提：打击贪官期盼清官是条不归路
科斯定律又称“不变定律”(Invariance Theorem)，这个定律最通常的解释是养牛与种麦的博弈。这例子说，有两块相连的土地，二者地主不同，一块用作养牛，另一块用作种麦。牛群跑到麦地去吃麦，造成损害，怎么办呢？是制止牛群？
中国传统的解决办法是道德先行，所谓“己所不欲 勿施于人”，你不想让他人的牛吃你的草，那么你的牛也不要去吃别人的草。否则，“灭你九族”，并且定义你为“道德小人”。我相信，中国的父母官们大多就是这样的解决问题的方式，多高明的“和稀泥”逻辑。
那我们看科斯是如何解决这一问题吧，科斯说，权利的界定是市场交易必要的先决条件(The delineation of rights is an essential prelude to market transactions)。只要双方的权利有清楚的界定，那么，他们之间就可以根据市场收益来确定是让牛吃草(牛的价格高)，还是保护草场少养牛(草的价格高)，然后协商利益分配。
由此，我们看到了科斯定律的伟大之处，这种伟大的地方在于，它强调的是“己所欲，施于人”的产权逻辑，你想多赚，那就也让别人多赚(前提是承认别人与你有一样的财产权利)，解决的办法是根据市场标准交易。
对比孔夫子式的道德处理，与科斯式的市场处理，这两种方式有什么不同？显然最大的不同是社会收益变了，在科斯的情况下，社会的净产出增加了，交易双方都增加了，这是赢的办法。相反，孔夫子的办法下，双方的道德得到升华，社会的道德也得到维系，但既定资源下的产出潜力被压制了。
另一个诺贝尔经济学奖主道格拉斯-诺思，写了一本书《西方世界的起源》。通过大量史实证明，西方列强超过中国这类文明古国，并非是由于技术进步，真正的动力是产权保护，特别是对企业产权、知识产权以及继承权的保护，由此创造了西方的文明。
这一逻辑如果放到中国，也可以得出这样的推论：中国的落后，并非是由于贪官太多、皇帝无能、科技不发达，而是因为“道德替代规范”，“道德替代市场”，社会获得了表面的稳定，但生产力却下降了。
是的，过去两三百年的历史证明，中西方走了完全不同的两条路：西方国家走的是科斯路线，要想经济繁荣社会进步，走的保护产权，为企业减税，紧缩赤字，鼓励市场自由交易的道路，比如美国80年代的里根主义，英国的撒切尔夫人模式。而“以德治国”的中国或东亚国家如新加坡大多走的是“打击贪官，弘扬道德”的“清官”道路。
我相信，如果没有科斯的洞见，我们很难如此清楚地看清两条道路之不同，而有了科斯定律，任何一个有初中水平的学生都会懂，“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道德理念，用来调节人际关系是很好的原则，但用来管理国家，用来发展经济，那就是个死胡同。那些以“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儒商们，可能不懂，“清官”恰恰是法治最大阻碍。
是的，致力成为科斯道路下的“法官”，还是成为孔夫子道路下的“清官”，这是一个问题，也是科斯这位伟大的经济学家留给中国人的宝贵遗产，尽管他是个英国人。
(本文作者介绍：北京锡恩企业管理顾问公司董事长，实战型战略管理专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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