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现代中国它还能够存在下去么？
作者：James Palmer。英国作家、编辑。与中国记者合作密切。
最近著有《The Death of Mao》（2012）。现居北京。
在中国西南地区重庆市的一家医院、25岁患者张明娟（音）在接受传统中药注射几分钟后便开始呼吸困难起来。她开始只是有点发烧、但想要尝试一下颇为诱人的传统中药与快速注射的组合疗法。现在她却感觉自己快不行了、随即便昏迷了过去。
在医院急诊室苏醒后、她被告知是急救措施把她从注射过敏反应中救了回来——而注射用的针剂是一种草药与无标签抗生素的混合液。后来医生还告诉她如果只喝点水、服用些阿司匹林的话她的病情早就好转了。
传统中医与标准医院治疗、伪科学与救命医疗被混搭在一起、看上去着实古怪。但在今日中国、传统中医（TCM）绝非个人爱好者、精神导师或民间医师的专有领域。它被制度化、纳入国家医疗体系、受到大学院校扶持、由国家管理。2012年中医机构与公司在常规预算之外还从政府那里额外获得了10亿美元资助。中医在中国大陆和香港是一个合计达600亿美元的产业。
中医处方药在药房里和常规药物并排陈列于货架上。药房工作人员经常不区分处方间的差别、也不告知患者所接受的是中医药还是常规治疗。中医药占国家医保约12%、虽然这个数字包括了中医机构所提供的常规医疗。
所有中国大城市都设有中医医院和中医大学。虽然民间中药铺子的外观凌乱如炼金术师小屋、但是官营中药店却营造出一种干净整洁、秩序井然、科学行医的氛围。店内工作人员乃至管理者皆身着白色实验工作服来回奔忙。大多数传统中药都用铝箔装、外表光鲜的胶囊出售。
【不可谓不精美、不可谓不深奥。但其理论却与人体在漫长而随机的进化过程中拼凑而成的繁乱真相并不符合。】
然而中医治疗的理论基础在本质上却是落后的。传统中医主张人体为不同元素、过程与体液的相互作用构成：元素有火、水、土、金和木。而阴、阳与气（生命力）相互化生。它们各有自身对应物：火对应南方、红色、热、心脏和舌头。人体是一个小宇宙、是宏观大宇宙的镜像、大设计体现于小人体中。
当元素间平衡为淫所搅乱、疾病就会发生、表现为：风、火、寒、湿和热。而自然界会提供具有象征意义的线索、可用于修复这种不平衡：外观形似心脏、手或阴茎的药草可用于治疗人体相应部位的疾患。而动物同样可以入药：老虎的雄壮可从虎骨中提取、而牛胆结石能提供牛的劲道。这其中许多观念都能在原始的西方医学中觅得踪影：盖伦（古希腊名医、译按）医学的四体液说或者修道士植物标本原则可能对于中国民间医师来说不会陌生。同样、列奥纳多·达芬奇创作、以四肢展开的人体概括宇宙之宏伟的《维特鲁威人》在中医经典看来也绝不会格格不入。人类总想要寻求模式、寻求在宇宙中找到自身的投影。
不可谓不精美、不可谓不深奥。但其理论却与人体在漫长而随机的进化过程中拼凑而成的繁乱真相并不符合。人体绝非一面反映宇宙真相的镜子、也完全不是一架设计完美的机器、相反是一部笨拙而匆匆草就之作、充斥着不管用的、多余的零部件。传统中医理论面临与文艺复兴时期思想家在占星学中认识到的、其他近代以前科学也同样面临的问题：“观点很漂亮、但并不反映自然、也不是真相。”15世纪哲学家米兰德拉这样写道。和人体体液学说同样难以捉摸的阴、阳和气、以及人体经络之说、皆属精神心理活动领域、而非科学研究。不能说精神心理活动本身令这些观点不真实、却导致了不可靠的生物学理论基础。
不过、即便传统医学理论无法描述人体真相、这些理论在其他方面仍具重要性。关于疾病可能是机体失衡的某种表现的观点有着强大影响力。披戴各种伪装的精神学说依旧浸润于西方文化、但它和“气”一样无法被测量、也同样难以剔除：Robert Burton所著的《解析悲伤》（1721）一书中充斥着体液学说、占星术与魔鬼、但它仍不失为一本有着睿智和洞见的好书——影响着他那个时代的人、也影响着我们。
旧时中国作家和思想家们在医学方面的精神与心理洞察依然是有意义的、为我们提供了一把通向中国古代伟大著作的钥匙。这好比莎士比亚的学生需要理解盖伦医学一样——“我要控制她疯狂任性的体液”、莎士比亚名作《驯悍记》中性格暴躁的Petruchio这样描述他同样喜怒无常的妻子——因此研究中国国学、比如《红楼梦》的学生同样需要了解一下中医。不过虽然那些观点可能反映出不错的医学涵养以及我们看待自身的方法、但并非基于科学与可重复医疗原则。
即便如此、中国民间思维方式中依旧充斥着中医养生观点、并且伴随着强烈的防御心理。但有反对中医之声、哪怕是来自中国文化内部的批判、也会立即遭到孤立。社交网站豆瓣上有一个用打上大叉的阴阳图形作为标志的反中医群、博主们在那里分享他们痛苦的家庭争论经历。25岁的吴孟（音）、坚决反对中医。她告诉我她真的非常喜欢方舟子（著名科普斗士）的书、她认为所有有头脑的人都应该可以看出来中医就是垃圾、完全不科学。但即便受过良好教育的人也相信它。她男友学金融、脑子很好用、但他竟然塞了一抽屉这种垃圾。她妈妈是一名普通医生、但她全家认为她只是为了反对而反对中医、并且认为总有一天她会回头。
而在公众层面上的反对会伴随更高昂的代价。张功耀、56岁、1974起开始学中医、“因为文革、从学校一出来就成了农民。（这里需要对张功耀先生当时的学历进行确认。senior school在英国英语中意为大龄儿童学校、相当于中国的高小。而在美国英语中可以理解为高中。从作者是英国人这点来看、【高小】的可能性更大。译按）我对将来失去了希望。因此我开始自学并实践中医、为将来图个保障。”但多年后他开始不再信中医、尤其不再相信那个体制。他在湖南省中南大学成为一名哲学教授、专攻医学史、并在2006年在网上发起将中医从国家医疗体系中剔除的呼吁。虽然这个动议获得超过10000人签名、最终却被国家中医药管理局以“一场闹剧”为由驳斥、而张功耀被指“无知”。
【在一个几乎所有其他传统都被国家毁灭的时代、中医从业者却获得了某些意识形态上的和来自政府的庇护。】
“打那以后”他说道、“我从政府、大学以及中医机构那里受到很大压力。我无法自由出版论文、得不到晋升加不了工资、甚至都不能正常对学生授课。”张功耀和中国其他那些试图挑战政府机构的人的命运如出一辙、无论是哪个领域。但是为何中医具有如此权力和影响力——无论是民间还是官方——在中国的邻国韩国和日本传统医学都已被边缘化的时代？
中医的制度化并非不可避免。它起源于中国对抗西方的失败、起源于意识形态挣扎的1930年代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早期的政治需要。事实上和其他许多传统、如苏格兰短褶裙和圣诞树一样、中医这一概念的历史远比多数人想象的要短。
直至19世纪的中国、还没有什么中医、就是医。它包含着一套源自诸如黄帝内经这样的古代医学典籍的五花八门、不时变化的疗法与实践、也愿意进行实验与改良。和欧洲医学一样有求知欲、基于经验主义：比如黄帝内经很讲究记录病史。基于医学观点会通过丝绸之路从欧洲、印度和中东传播到中国、反之亦然这一点、中医与中世纪欧洲医学之间的相似性很可能并非是分别独立发展而成的。
当中国医生初次领教欧洲医学理念时、同样的好奇心使得他们乐意谦逊地认为外来观点有可取之处、但同时也认为还有些疗法和理念落后于中国医术。在19世纪中叶以前、生病了去找中国医生或许比找洋人医生好得快、虽说实际上两者都不太可能真正管用、但是中国医生出于对人体内部进行干预的鄙视、至少不会用未经消毒的器具来把患者身体切开。
但随着西方医学因细菌学说、麻醉术、公共卫生而革命、中西医之间的差距越来越大、时间上也正好和中国在世界上摇摇欲坠的地位相重合。经过鸦片战争的侮辱、受到外患内忧的威胁、中国知识分子们竭力寻求前进之路。其中一些人回头追溯古代先贤、另一些人则弃旧求新。1900年科举改革之后有一道考题问：“详证西夷之术皆源于中华之理”、而另一道题问：“解释西方科研何以愈行愈精密”。
1890年清代学者俞樾在其妻儿病死之后出版了强烈批判传统的《废医论》。1896年、中国最伟大的现代作家鲁迅在目睹其父去世、而家财又在名贵珍稀药方的治疗过程中不断挥霍之后、赴日本求学西医、以此反抗被他称为是“有意无意的骗子”的传统医学。他所写的最为凄惨的小说之一、《药》（1919）、描述了一个家庭为获得疗效奇迹而拼命寻求被处死的革命党人的鲜血。
1920年代的民国政府相当重视公众健康、将其视为中华复兴之重要组成部分、号召“民健则国强、不再做东亚病夫”。随之而来的是重组与整顿医疗队伍。但传统医师与西医医师在医学理念上各执一词、都强烈诉求本方的重要性。1929年、当民国卫生部倡议彻底废止传统医学时、传统医师们迅速反击、在全国范围内组织罢工、关停药铺和诊所。结果不得不成立了相互分离和并行的政府机构来应对两种医生：一曰中医、一曰西医。于是虽然政府曾在1929年推行废止中医、到了1935年国民党议会仍旧通过了要求“平等对待中西医”的决议。
【中医宣称的“纯天然”在这样一个从饺子到婴儿奶粉都可能有毒的国度极具诱惑性】
1949年、共产党新政府在法律上沿袭了这种构架。虽然就连毛主席都看不起中医、认为中医从业人员都是些“杂技演员、蛇油商人或街头小贩”、但在这样一个饱受战乱、极端缺乏医疗人员、传统医师数量众多、又有现成规章制度可以管理他们的国度、不失为一种有用的资源。于是政府炮制了术语“传统中医”、并于1954年正式成立了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又在随后几年中新建了不少中医大学和中医机构。至此中医被正式从占卜和颅相学等最为明显的“迷信”中剥离、取而代之的是不遗余力的“科学化”鼓吹——相信中医的全套实践可以系统归纳成一种替代“西方医学”的本国理论、甚至还可以整合到更为宽泛的医学理论中去。
制度化使得中医在文化大革命以及先前的传统文化清洗运动中幸存下来。而同时期几乎所有其他传统——从宗教到音乐到文学——皆摧毁殆尽。而中医从业人员却从意识形态和政府处获得了庇护。但被置于国家中医药管理局保护伞之外的流动医师或个体从业人员依旧无法逃脱侮辱或监禁。同样也有著名教授因其文革以前的言行而遭受诋毁。中医大学和其他院校一样、为了让学生们参加文革斗争、自1966年起停课了10年。但通过避开“传统”、强调“中华国民性”、中医的支持者们得以利用“人民科学”之狂热而安然度过风暴。
北京中医药大学硕士生席希（音）戴着粉色眼镜和口罩看着我。她向我说明了为何选择学习中医。“我老家是山东、儒学故乡。我也因此向来都对孔子的思想以及传统中国文化感兴趣。我很喜欢【一物系万物】的观点。我父母因为文革失去了探索传统文化的机会、所以他们非常支持我这么做。”对于席希、还有其他许多当代中国人来说、中医代表着一种文化传承、这在追忆往昔的人群中会引发强烈共鸣。
中医的生存能力是今日中医广受欢迎的主要原因之一。但几乎所有其他传统中国文化都被撕碎、有些甚至积重难返。整整一代、或许是更多代人被失去。那种空虚感和被剥夺感、依旧萦绕于今日中国。
虽然取得了辉煌的经济增长、中国依然是一个充满不确定性的国家、尤其在触及它的世界地位时。而中医的信仰是颇具安慰作用的民族神话。也许是西方人发明了现代医学、但中国也有同样拿得出手的！这种自豪感会融入纯粹的民族国家主义情绪中：有两次别人告诉我“西方人不信中医的原因是中医只对中国人有效。”
中医宣称的“纯天然”在这样一个从饺子到婴儿奶粉都可能有毒的国度极具诱惑性。和一位针灸学生交谈、我提到科学能够识别草药中的化学成分。“草药怎么会有化学成分！”她强烈地反对道。“化学成分是从工厂里出来的！”
中医受欢迎还有很多现实原因。中国曾有过较为平等、哪怕是落后的医保体系。根据2000年世界卫生组织的报告、中国公众医疗资源可获度仅列全球第144位。虽说也有昂贵的中药、但一般来说比起常规治疗便宜许多、尤其在涉及到手术或扫描的时候。对于穷人们而言、当常规医疗把他们拒之门外时、中医或民间医疗至少给他们带来了希望。一壶滚沸在炉子上的中药可能无法拯救白血病患者或替代负担不起的血透、但它多少会带来一些感觉自己被治疗着的欣慰。
【对于现代生活方式的恐惧也在悄然渗透：新妈妈们被告诫不能淋浴或看电视】
中国公众也并不信任普通医生、个中理由相当充分。首先、常规医疗系统的教育与培训水平低下得令人震惊。中国的医院里仅有15%的“医生”具有医学博士学位。另有20-25%为硕士学位。剩下的大多数仅在医学或生物学相关领域具有学士学历。由于医生工资实在太低、贿赂变得司空见惯、同时还有利用昂贵治疗和高价药物、有时甚至是假药实施的过度医疗。公众对此的愤怒此起彼伏、从网上对病人在医药费争端中杀死医生大口称快、到2006年四川广安在听说一个三岁男孩在喝下杀虫剂后因其祖父手头没现金而被拒绝治疗后、愤怒群众袭击并砸毁了医院。
除非你大笔砸钱或者通后门、中国的医院是一场由官腔、排队和谄媚医生构成的噩梦。几年前、我因为食物中毒去了北京一家中等水平的医院。里面的人对我使眼色让我去总窗口、付了钱、给了我在另外一层楼的一位医生的姓名、然后去找他、又付了钱、结果只和他说了两分钟话、因为边上的病人们推推搡搡吵着要看。然后让护士抽了血、又付了钱、去检验中心让看了看、又付了钱、再带着一小瓶自己的血、挤开边上的病人、回头去找医生、配了些药、坐在医院走廊的硬塑料椅子上打了三个小时的点滴、为此我还得付钱。
相形之下、去看中医真有点像在西方接受替代疗法治疗。你可以和一位和蔼、友善、或许还非常睿智的人士讨论你的健康、生活方式、承受的压力达半小时之久甚至更长。然后他们会给你一些有关膳食和自我保养的合理建议、说不定还会附加一通心理疏导。
虽然有制度、文化和民众基础、中医仍然遭受着现代医学锋芒的威胁。有些极端骗子会为癌症患者开具中药处方、但和我交谈过的那些中医从业者都说对于严重疾病、显著且紧急的症状、他们还是建议患者去接受常规治疗。北京中医院的主要治疗手段仍旧是现代医学。而中医钻了现代医学薄弱之处的空子——慢性背部疼痛、偏头痛、持续性疲劳：大多数医生会对这种捉摸不透又找不到诸如肿瘤等直接原因的症状束手无策、转而提供一般生活方式与膳食建议。但是循证医学和中医不同、前者会确切地突飞猛进。
数十年来、勃起功能障碍一直占据着中药市场一大块份额、无论是在中国还是海外。但随着本世纪初伟哥进入中国市场、中药市场急速萎缩。2005年香港的一项研究发现有很大一部分被调查的中药用户改用了伟哥、虽然在其他日常病患上他们还是坚持使用中药。伴随这一趋势、曾经位列最昂贵药方之一的海狗鞭价格一落千丈。
但是过去30年间涌现的一些疗法——这些疗法在农业与近代以前的时代里或许还有合理性、但在现代却明显有害。加上对于现代化的误解、被包装成一种必要的医疗手段。坚持坐月子就是一例：女性在产后需要经历为期41天的卧床。在农业社会中女性田间劳作强度高、这是一种预防感染的措施、同时防止女性被迫过快回到体力劳动中去。西欧也曾有过同样的做法、比如源自圣经的安产感谢礼是对于产后第40天的妈妈们的祝福仪式、这种仪式后来在19世纪演化成“卧床期”和“静养期”。
到了1940年代、西方妇科学家意识到静养期可能导致的血栓风险——于是将其废除。但现代中国却把它更加精细化了：不仅依照中医理论有各种禁忌、比如新妈妈要避免冷水生食、还祭出癌症风险来恐吓不信者。“我妈就是因为没坐月子”、我的一位30多岁的前女同事哭着对我说：“后来很年轻就得癌死了、生下我才过了15年啊。”
对于现代生活方式的恐惧也在悄然渗透：新妈妈们被告诫不能淋浴或看电视。
还有一种死灰复燃、也就是在本文开头令张明娟（音）受害的治疗方式、即“中药注射”。这种方式提供了双重安慰剂效果：心里认为的草药疗效和让人确信受到了治疗的针头。这种做法在1980年代政府极力宣传中医时被大力推广。据上海中医药大学教授范民生（音）说、“当时在把中药注射剂推向市场之前、根本没有经历过西药所必须通过的试验程序。”中国官方发布的数据显示：2012年中药注射导致了超过170000例不良药物反应。
实际上中药最显著的危害在于毒副作用、以及医药行业和医生个人在警告病人风险这一点上的全然不作为。中药一直宣称自己比起“西药”少有或者根本没有副作用。前者充其量算是未经证实、而后者则是赤裸裸的扯谎。虽然如此这样的话还是常常从一些富有经验的医生嘴巴里说出来。Sara Nash是一位祖母、以色列人、最近在香港接受了为期一周的中医治疗慢性背部疼痛。然而当她看到医生为她开了一大堆中草药并坚称没有副作用、绝对不可能有的时候、就连她都退缩了。
现实情况却是、普通医院常常在收治中药不良反应患者。“我每周至少要看一名中药不良反应病人，”一位在北京某大型大学附属医院工作的医生告诉我。而我自己则亲眼目睹过一个朋友在施用中药之后那只瘀伤的脚肿胀到神似影片《异形》里的特效。结果他在一家普通医院呆了两星期。我的同事Kath Naday在接受中药治疗腹泻后遭受喉部与胃部的局部麻痹、致使她无法说话痛苦不堪、直到把中药给吐出来。
游荡在中医边缘的极端骗子会导致更严重的伤害。1993年胡万林开业从医、后因过失杀人罪锒铛入狱。1997年释放后、他在陕西与河南开设医院。他的药方中因含有致死剂量的芒硝而被怀疑仅在陕西终南山医院一处即导致了146名病人的死亡。最终他于1999年被捕、判为谋杀、服刑15年。
中国大陆政府在警告中药疗法的危险性与毒副作用方面相比香港和英国政府做得远远要少。这是件不光彩的事情、但却并不奇怪。举几个过去4年间的案例来说、用于治疗失眠的安神补脑丸的汞含量超过中国大陆法律规定上限55倍。治疗偏头痛、颇受欢迎的正天丸含乌头碱、有可能引发致命心悸与肾衰竭。根据中国政府认可的行业团体、世界中医药学会联合会所发布的信息：中国的中药产品有超过60%被禁止出口。
【“去哪里可以买到动物的零件？”、他鬼鬼祟祟地问我。“老虎、老鹰、还有蛇？用来入药啊！对男人保健有好处啊！”】
英国和美国的研究表明大约有30-35%的中药里含有西药。和我交谈的一位北京中年药剂师性格谨慎、他对这一点坦然承认。“添加西药是为了快速减轻症状，”他告诉我、“然后让中药调理他们的慢性健康问题。”
但他却无法确切告诉我他所售的中药中含有哪些西药？西药成分没有被列出、往往远超常规剂量、或者与应该由医生处方的药物混在一起。最常见的是止痛药、但中药皮肤软膏往往含有对儿童有害的类固醇激素。而且为了重新占领市场、最近治疗勃起功能障碍的中药产品被发现含有4倍于伟哥竞争品牌西力士的常规剂量。
中医寻求神奇药方之旅还为亚洲的野生动物敲响了丧钟。虽然官方中医机构反对濒危野生动物入药、但这种行为一直在持续着、甚至那些熟悉情况的人也在明知故犯。2003年我带着一队中国佛教徒前往蒙古国乌兰巴托参加一个关于佛教和环境的会议。到达首日就有个人把我拉到一边。“去哪里可以买到动物的零件？”、他鬼鬼祟祟地问我。“老虎、老鹰、还有蛇？用来入药啊！对男人的保健有好处啊！”
官方对于这些问题的回应是将会继续推进“科学化”。政府方面针对中医的新资助大部分都流向“科学机构”、每年发表成百上千篇中医实验成果。但如同反中医斗士张功耀所言：“所谓中医科学化到今天已经进行了80年了、至今没有确切成果。有些研究人员不过是想要找机会从政府那里捞钱、于是中医科学化成了一个好题材。”
然而即便是科学治疗、即便是被科学完全论证的治疗方法也无法带来与中医同等的情感与象征意义上的满足感。熊胆中的活性成分熊去氧胆酸早就被发现、合成、并被证实可有效治疗胆结石。然而成百上千、成千上万中国大陆顾客依然坚持购买昂贵的熊胆产品、这种产品通过万分痛苦的活熊取胆萃取而得。但2012年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局长王国强却谎称“活熊产品无可替代”。熊的力量以及“纯天然”产品的神奇联想对于中药用户而言其重要性远超药物的实际疗效。
真正的疗效需要严苛的试验来提供明确的改善证据。说到研究方法论、我个人不过是一个怀有兴趣的菜鸟而已。但每当阅读中药试验的一手报告、看到这样的语句时我总会皱起眉头：“我们将对照组人数设定为实验组的一半、因为不让更多的人获得有效治疗是不人道的。”在中国大陆发表的中药试验中、负面结果少得几乎难以察觉。2009年由Cochrane协作组织实施的针对中药试验的系统性评估表明：绝大多数试验缺乏数据或数据不全。该组织为此对实验方法论缺陷表达了深重的疑虑。
在一项评估中7422份被调查的中药试验报告的Jadad量表（一种标准品质评估模型）的平均值为5分满分中的1.03分。另一项完全由中国研究者实施的评估发现3000多份中药试验报告中仅有4%充分采用了双盲与隐匿分配法。
EdzardErnst、英国艾克赛特大学补充疗法名誉教授说、“中医研究者最本质的问题在于他们没有把科学用于检验、而是用来证实他们的结论。严格来说这等于是在滥用科学。这导致各个层面上都大量存在偏向、以至于基于发表出来的研究报告常常都无法辨认这些偏向了。”
在中国一所省级重点大学有人曾告诉过我一个中医案例。一位博士研究生在她的导师指导下试验某种特定药方是否具有抑癌效果。那位导师实在太渴望推广这种药物、因此当小白鼠的肿瘤发展状况被证实没有变化时、他逼她篡改了实验结果。
暂且不谈糟糕的方法论。这里还存在一个更加本质的哲学问题：假如传统中医疗法被证实有效、那么它们就将不再是中医、转而成为世界循证医学的一部分。就像一位笔名Yu Hsien的医生在1933年巧妙地写道的那样：“中医被科学证明之日、它将归于世界。”（即、不再存在中医这一概念。译按）
在我看来、用证据来筛选浩如烟海的传统中医疗法——从非安慰剂中筛选出安慰剂、识别有效成分、认清毒副作用——的这一观点像是一个史诗般宏伟的国家工程、一个能够让中国名扬世界、有益于全人类的工程。但这种使用严苛的循证方法、完全排除中药特殊性观点的理念、是不会被制度化的中医所接收的。“大多数科研工作者都拒绝用西方定义的科学来衡量他们的试验结果、因为他们认为那不适合中医。”张功耀教授在对我的信件中写道、他感到非常沮丧。“研究人员根本没有兴趣在实验过程中排除安慰剂效应。”
还有人宣称标准研究方法不适用于中医、因为“治疗必须因人而异”、或者因为“没有合适的安慰剂可用。”这种论调严重低估了循证研究者在设计强有力的、可重复验证的实验方面的聪明才智。德国研究人员在2001年设计了一种“假针灸”针头、开发出了可以以假乱真的安慰剂。同时已有许多试验针对个体化草药治疗、“已经有许多改版的实验设计、可以涵盖几乎所有中药试验需求。”Edzard Ernst提道。
还有很多从业人员则单纯在哲学层面反对将“西方标准”作为衡量药物的唯一标准。不过我通过广泛阅读和一些沮丧得令人咬牙切齿对话、还没有听到或看到过任何雄辩的可替代“西方标准”的启发性建议。
最常见的观点是中医其实纯粹是一种“经验谈”、其有效性可通过经验和实践来验证。一切都凭经验、凭医生的经验、个体被特殊化、带着地方色彩、从师父传授给爱徒。中医的神奇直觉全靠医生个人的智慧和医术、却忽视了治疗效果应量化评估的真相。
不过也不应该完全抛弃经验。无论中医有多少缺陷、中医医生个人在治疗和安慰病人中所用的技巧常常是显而易见的。在涉及普通中国民众的生命与健康时、优秀的中医从业人员的个人经验不失为医生们的宝贵资源、这不仅表现在文化桥梁作用上、也表现在能够指明日常因素和信念是否会阻碍或有益于治疗上。
只要宣称中医本身是正当的科学理论这一谎言还在继续、中医的那些益处就无法体现。中国的传统可以是辉煌的、可以启发所有人、不仅仅是中国人、去思考我们如何生活、如何看待自己的身体、以及去思考我们和他人以及这个世界的关系。中医同样可以是辉煌的。它展现出一个有关试验方法与求知心的深厚历史、一部包罗万象的药典、一种对于穷人与弱者的关怀。而这些都需要现代方法来指导。两者都能让人类社会变得更加丰富多彩、同时也是国家自豪感的合理来源。但想要把这些真正变为现实、中国传统和中国医药必须先从传统中医这具遗骸中解放出来。
原文发表于2013年6月13日
没有评论:
发表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