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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道消息，国安委员会设一个主任，由最高领导人兼任，两名副主任，一位由政法委书记孟兼任，另一位由国家副主席李源潮兼任，秘书长由傅正华兼任，同时由副部长转为正部长，现公安部部长升任政法委副书记，包括外交部、国防部、政法委、公安部、国家安全部、商务部、中宣部、中联部，以及港澳办、中联办、国台办、侨办这些部门的顶头上司改为国安委员会，这些部门的领导就是国安委员会委员。想起来雍正设军机处了。
从中不难看出，政法委实力仍然是第一。
全面深化改革小组级别等同于国安委员会，组长由最高领导人兼任，副组长由上海市委书记韩正升任，上海市委书记可能由栗出任，也有可能由李希暂代。通过中央改革领导小组就能“完全操控国家经济事务”。
雍正七年（1729），因用兵西北，以内阁在太和门外，恐漏泄机密，始于隆宗门内设置军机房，选内阁中谨密者入值缮写，以为处理紧急军务之用，辅佐皇帝处理政务。十年（1732），改称“办理军机处”，简称“军机处”。
军机处的设立是清代中枢机构的重大变革，标志着清代封建中央集权发展到了顶点。军机处成立于雍正七年(1729年)，初名“军机房”，不久改称“办理军机处”，乾隆以后省去“办理”二字，遂简称为“军机处”了。军机处本为办理军机事务而设，但因它便于发挥君主专制独裁，所以一旦出现之后，便被皇帝抓往不放，不但常设不废，而且其职权愈来愈扩大。军机处的职官有军机大臣，俗称“大军机”，有军机处军机章京，俗称“小军机”。军机大臣由皇帝从满、汉大学士、尚书、侍郎等官员内特选，有些也由军机章京升任。军机大臣之任命，其名目为“军机处行走”，或“军机大臣上行走”。所谓“行走者”，即入值办事之意。军机大臣没有定额，军机处初设时为三人，以后增加到四、五人至八、九人，最多至十一人。军机章京初无定额，至嘉庆初年，始定为满、汉章京各十六人，共三十二人，满、汉章京又各分两班值班，每班八人。军机章京之任命，或称为“军机司员上行走”，或称为“军机章京上行走”。
军机处总揽机要，还有向皇帝推荐官吏的权力，权限凌驾于内阁和六部之上。各地的奏章由军机处票签后呈请皇帝批示。皇帝的谕旨，凡属机要，都由军机处草拟，称为“密谕”，经由军机处通过兵部送达地方的督抚，称为“廷寄”，内阁无从过问。
顺便说一下历史，中国封建制度最完备的两个朝代当属唐宋，其皇帝的权利受严格的制约，唐宋诸代的诏敕，宰相一定要盖章，没有宰相的章，就不成为诏书。
唐代宰相则是委员制。当时国家的最高议事机关叫政事堂。政府法令、军国大计，须用皇帝诏书颁行的，通通先由政事堂开会决议，形成正式文书，送皇帝审批。皇帝同意，则划一敕字，再由政事堂加盖中书省、门下省之章下发。倘若没盖政事堂的印章，诏书即是非法的。哪怕是皇帝审定的诏稿，只要中书省或门下省不同意，就有权将诏书退回重新起草。宋代仍袭旧制，但较之唐代，则削减了相权。唐代的皇帝诏书是先由宰相负责在政事堂议定诏稿，书面呈送皇帝用印，皇帝行使的只是同意权。而宋代则先由宰相初拟意见，面呈皇帝，退而起草，再呈皇帝终审。程序变了，皇帝事先发言权就扩大了。即便如此，皇帝仍不可独裁。宋太祖二年，三位宰相同时离职了，皇帝要任命赵普当新宰相。但皇帝不能下达没有宰相副署的诏书，还真难煞了赵匡胤。文武百官争吵了好大阵子，才勉强寻了个变通办法，由开封府尹会同一批相当级别的“高级干部”共同在诏书上画了押。
明代开始，相权更加弱了。朱元璋做了件很有创见的事，就是废除宰相，改用内阁大学士。朱元璋又比赵匡胤会打个人算盘。内阁大学士不算正式的政府机构，只是皇帝的私人办公厅。因此，从制度设计上，皇帝成了真正的政府首脑。但是，也因为习惯法的缘故，随着时间推移，内阁大学士就越来越像了宰相的角色。而且，一如唐宋旧制，皇帝诏书正式颁布之前，先得发给六部尚书，只要他们有异义，可以原封不动退回皇帝诏稿，这也就制约了皇帝的独裁。这种情况发展到另一极端，就是文官集团同皇帝暗中对抗。比方万历皇帝几乎以消极怠工的方式同文武百官毕生周旋。
清代把早在明代就没什么权力的内阁大学士也闲起来了，皇帝办公厅改移皇家深宫南书房军机处。国家最高指令往往从南书房发出。这种做法，在明代以前是违法的，但清代皇帝却可为所欲为，手谕、口谕、密诏之类，都是清代的发明。暗箱政治，大概从清代发端。
说宰相，最早的汉朝，上朝时，皇帝需向宰相行礼，唐朝，宰相上朝可以赐个椅子。宋最初是有椅子，无需赐，赵普之后就没椅子了，明是都站着，清，不管你多牛，保和殿大学士也得跪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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