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篡改历史是中共惯用的手法，在政治讽喻小说《1984》里，这是所有集权政体的特征之一。
篡改历史的目的有很多，譬如粉饰高层领导，把中共建立时间从1920年推迟到1921年，是为了压低李大钊陈独秀等人的贡献、凸显毛泽东的地位；而经济历史也颇多篡改之处，譬如本文中指出的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其实并非是中国经济改革的冲锋号，甚至恰恰相反，还曾有反对改革的声音。而此前以联产承包责任制为特征的经济改革早已在中国开始出现。
此讹误的指正意义重大，堪可破除尚存于民间的冀望改革“从上而下”推行的幻想。实际上，中国的经济改革很少有从上而下的推行的可能，基本上都是从下而上推行的：民间先有推动，然后才有领导层的矛盾、冲突和认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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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希望拥有已故领导人邓小平的魔力。在上周六开始的领导层会议上，习近平将提出提振经济的计划，官方媒体也把此次会议和1978年的一次历史性会议相提并论。根据它们的报道，在那次会议上，邓小平开启了市场化“改革开放”的时代。
但是，想从邓小平那里得到启发和指导的人应当小心：关于1978年会议的常规叙述，不过是由一些经过挑选的记忆片段集合而成。对于中国究竟是如何走上经济改革道路的，那些叙述也并不真切。
在接受一名中国研究者采访时，曾担任赵紫阳助手的鲍彤说，“把这次会议人为地挂上光环说成是‘改革开放的大会’，这是编造出来的一个神话。”这份采访发表于2008年。被迫下台的中共总书记赵紫阳是20世纪80年代动荡的中心人物之一。
根据中国共产党广泛传播并一再重复的那个版本的历史，在1978年末举行的第十一届中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上，邓小平抓住了控制权。根据这些叙述，受到邓小平的启发，官员们开始在中国进行市场化改革，摒除毛泽东时代的意识形态残留，并将当时的保守派总书记华国锋排挤出高层，而华国锋一直捍卫毛泽东，抵制经济改革，并且阻碍为那些被毛泽东打倒的官员平反。
自那以后，接下来举行的三中全会均在中国的政治议程中占据了特殊地位。这些会议大约每5年召开一次，会上领导人会制定政策重点。在每个领导人任内召开的第一次三中全会尤为重要，这次会议对于习近平也正是如此。党的宣传部门引导人们把本次全会与1978年的那次著名会议相提并论，对其大加赞扬。
不过，通过采访、文献和回忆录研究那段历史的学者们对于改革的叙述，却并没有那么简单明确，过程中的犹豫踌躇也更多。其中邓小平的形象也更像是一个精明的政治人物——他随着事件的发展做出反应，并一步步调整立场——而不像是一个远见卓识的设计师。
“对三中全会的官方叙述，夸大了会议本身的意义，这种叙述在国外的研究里也经常得到附和，”在共同准备的邮件回复中，澳大利亚悉尼大学(University of Sydney)的政府学荣休教授弗雷德里克·泰韦斯(Frederick Teiwes)和莫那什大学(Monash University)的历史学者孙万国(Warren Sun)表示。他们二人正在合著一本有关那段历史的书。
“它忽略了华国锋在带领中国远离毛泽东思想教条，并将重心重新放在经济上所取得的成果，对三中全会前进行的初步改革轻描淡写，并把接下来两年邓小平成为最高领导人的复杂过程过度简单化叙述，”两名教授写道。
“市场”一词并未出现在1978年会议的官方报告中；“改革”一词出现了两次。而在大约6年后，“改革开放”的口号才被广泛使用，泰韦斯和孙万国教授写道。
在中央委员会正式会议之前召开的一场工作会议上，1978年的巨变就已开始上演；通常这两次会议一起被称为当年的三中全会。到会的官员本应讨论经济政策，但一些人开始敦促领导层着手解决毛泽东时代遗留的问题，并且为那些被毛泽东打倒的官员在政治上平反。
这一转变的发起人既不是邓小平，也不是华国锋。他们事先取得共识，这次会议应该关注于改善经济，而且会议上爆发出平反呼声的时候，邓小平正在国外访问。
曾是党内幕僚的鲍彤在2008年的那次访问中称，“这实际是一次失控的会议，是出乎华国锋、邓小平意料”的会议。
在位于上海的华东师范大学任历史系教授的韩钢表示，邓小平回国后，支持平反被打倒的官员，但划定了界限，而且不想破坏毛泽东的地位。韩钢正在撰写有关那段时期的研究文章。“他希望关注未来，不想纠缠于过去的细节，”他说。
1978年的会议支持对国家计划进行调整，进而重振经济，但转变其实已经在进行了。在较早的官方文本中，华国锋被描述成了一个不幸维护毛泽东思想教条的人。不过，泰韦斯和孙万国表示，他的确认识到了变革的必要性，尽管他因为对意识形态转向做出的调整过于迟缓而受到了批评，而且这些批评让他受到了很大伤害。
韩钢说，另一方面，邓小平也逐步接受了由市场推动经济增长的观念，而不是在国家计划中进行调整。三中全会前，邓小平和华国锋在经济问题上有类似的看法，即需要加快经济增长步伐，引进更多技术。
韩钢说，“转变是逐步逐步来的。”
“并不是说在三中全会上，他突然产生了改革的灵感，”他评价邓小平说。“把市场经济改革的想法追溯到那次会议是过早了。”
实际上，1978年的会议上原则同意的一份文件曾明确反对“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该制度后来成为了分水岭，让农民从公社的束缚中解脱了出来。这一变革将土地分配给了农民，允许他们承包生产，这样他们就可以把余粮留下来自己食用或者卖掉。
邓小平等领导人花了几年时间才转变立场，明确支持这项政策；在实践中废除公社来得并不容易，因为公社是毛泽东式社会主义的象征。泰韦斯和孙万国称，家庭承包政策到了1981年才成了决定性的方向。
1978年的会议标志着邓小平在领导层中的崇高地位正在增强，尽管他从来没有正式得到过党中央总书记的头衔。1980年底，华国锋实际上被免除了职务。当时，党内对他产生了很强的不满和不耐烦的情绪。
韩钢表示，1978年会议的过程，以及邓小平“摸着石头”接受市场驱动的改革的经历，应该能打消人们对于习近平的三中全会抱有的过于乐观的期待。
“很多人都有一种对高层决策会议或文件抱有期待的心态，”他说，“然而现实中，在中国突然做出重大转变是很困难的，是个过程。”
储百亮(Chris Buckley)是《纽约时报》记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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