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qweb:中国的教育是一部《封神榜》,以塑造大神为主;中国的经济是一部《水浒传》,以劫贫济富为主;中国的文艺是一部《金瓶梅》,以荒淫无耻为主;中国的政治是一部《红楼梦》,以几大家族为主;中国的官场是一部《三国演义》,以互相算计为主;中国的未来是一部《西游记》,以争取移民为主。
@Zhangga3:周最大难点在于,一个掌握公检法,国安的头子,竟然不仅贪污受贿(历史上有),而且杀死自己的老婆,还是全国最大的黑社会保护伞,除此之外还到处煽风点火,妄图篡党夺权。可谓,古今罕见,历史上看远远超过了和珅,刘瑾......这对共产党,对中国现代都是绝妙的讽刺。
@沈良庆:老子又不傻,康师傅固然难免贪腐,问题是谁不贪,有种就废弃双规、公开财产、新闻自由、司法独立试试看?别再玩乾隆卖人情、嘉庆打前朝旧臣立威顺便捞浮财的贼喊捉贼选择性反腐败鬼把戏。?
@傅蔚冈:据说在15年前很多地方政府就开始准备统一的电召平台,但到目前为止只有上海杭州等少数城市做到了。但嘀嘀打车只用了两年时间就建立起来一个全国范围的电召平台,这就是市场的力量。
@hnjhj:习总尴尬地从默克尔手中接过一幅1735年版的中国地图,心说这次出来得急,根本没准备什么国宝级的礼物给人家,这次算是要辱国体了。要说还是咱国母反应快,使了个眼色,习总心领神会,顺手从皮箱里捧出一套书递了回去,默克尔定睛一看:马恩全集。
@wentommy:突然觉得去算计谷将军,元根叔,甚至星空爷爷的财产,是一件很无聊的事。这块大陆上的顶级权贵,是根本不会为票子,车子,房子操心的。跟他们谈钱,是羞辱其血统,比如追究废督的贪腐。他的最大痛苦,是被暂时剥夺了封疆裂土的世袭权力。
@新闻已死:北京想把几百万人口迁到外地去。说迁是客气,其实是想撵走吧?人口要迁移,靠的是市场化,靠的是外地的收入、环境等综合福利超过北京,不用撵他也走了。指望划一个150公里远的行政副中心,就想把几百万人忽悠过去,简直是天真。这样能成功的,只有东汉董卓和红色高棉波尔布特。
@冯师长:PX对人体有害,对环境有污染,已是众人周知。就因政府拿着百姓的钱,所以在建造PX工厂政策问题上,当地老百姓最有发言权,也有最终的决定权。如今,却要人民走上街头用生命抵制,政府真是害人不浅。他们却还用暴力制裁百姓的决定权。可见他们用这不合法的执勤手段,就知道这个政府已丧失人性化与公正化。
@boy1573: PX成为敏感词了,在官方媒体上摇身一变成了“芳烃”,玩这些文字游戏有意思吗?
@一毛不拔大师:你科普说PX工厂没污染,我说实测结果周边有污染;你就说化工厂都不合格为什么专说PX,我告诉你PX也许单位产能释放污染较少但整体产能太大污染总量很高;你就又质问说那就不上任何化工停留在原始社会,我说我只是希望国家能严格执行环保法令让民间组织可以监督;然后你又开始科普PX工厂没污染。
@fightcensorship:看到有人转发这样的消息:“所有网络都封掉了,希望中央政府能看到这些消息,出面救救茂名人,到现在已经死了6个人...”让人感到不解的是,难道人们还觉得中央政府不知情?一个地方政府如何能调动大批武警?不禁感到中国人的可悲,无路可走,只有乞求。
@文三娃:为共同富裕征地,烧死个把刁民,官商均平度;树政法权威拘人,胖揍一串律师,威武达三江。横批:睡狮已醒。
@laoyang945:只有李鹏做到了字面上的「全中国一人给我一块钱,我就发了」。
@tengbiao:飞盘王胡锡进明天下午四点半香港中大演讲《大陆媒体近年的变化和思考》。
@烧鸡烧鸡呢:女方查岗与否其实没什么值得大书特书的:开慧同志从不查岗,结果你们看到了;子珍同志天天查岗,结果你们也看到了;云鹤同志永远睁一眼闭一眼,结果你们也看到了。
@cobainyeh:看到一些中国人对於台湾这次学运的批评,想到前天晚上搭小黄回家的时候,听到小黄司机用无线电和同行聊天时说的话,他说「你知道夏虫吗?所谓「夏虫不可以语冰」,意思是说你和夏天的虫子讨论冰雪是没有意义的,因为他们一生根本就没见过冰雪,中国人也是,他们从来没体验过民主,又哪知道民主什麽?」
@rocsveta:一湾浅浅的海峡,那头为太阳花学运奔走上街,这头满世界的文章姚笛。前年香港忙着反国教的时候这头忙着抢劫砸车。这差距还能再大点不?可怜之人必有可恨之处。
@bigman510:昨天跟同学感叹,在台湾像林飞帆这种年轻的政治反对者、行动者、意见领袖可以成为很多女性心中偶像真是挺令人羡慕的,人家那能把公共精神看作是一种优良品质,在我们这儿不把你看成麻烦制造者,不唯恐避之不及已经很不容易了......两岸生态太多不同了。
@uponsnow:乌克兰父母:“孩子你今晚一定要来独立广场,我已经到了。”台湾父母:“你确定要去凯道吗?想清楚没有?好,记得带上防晒霜和瓶装水。” 中国父母:“作业做完了没有?”
@格瓦拉:【考古发现】公元3014年,考古学家在亚洲大陆架中东部,发掘了一个一千年前官员住宅遗址。在卧房下面发现了大量的黄金。考古学家对他的学生们解释说:没错,是1000年前的,这是那个时代的典型特征,从公元2014年开始实施不动产登记,手中握有大量房产的官员们争着把房子卖掉,换成黄金,藏在床下……
@renfanzi:王小波老师曾写到过当年他饿得受不了了,就吃掉了香橡皮和铅笔,津津有味。他在吃这些只有白蚁才会吃的东西时,窗外高音喇叭里正在慷慨激昂地播出全国各地亩产又创了多少新高。两下里的对比是如此强烈,以至于从此落下病根:但凡是官方在广播里大声咋呼的,他都认为是假的。事实证明,他还真没说错。
@网易网友:我家楼下那群大妈也是整天跳广场舞,不堪其扰,不得已只能同流合污。现在我已经是领舞啦!
@安定医院郝医生:刚来了个姑娘,情绪低落,说自己经常被人嘲笑长得胖,觉得生活没意义。我说,生活难免磕磕绊绊,面对嘲讽与挫折,别沮丧,活出精彩才是对嘲讽最好的还击,蹲下来,给自己一个拥抱。她点点头,擦干泪,试了一下,没蹲下去。
@fuluchii:我昨天学到一个新词叫做「点赞之交」我觉得特别好。
@圈少爷:有多少男人,骂着文章的人,干着文章的事,又有多少女人,点着马伊琍的赞,当着姚笛的班!
@Fatal1tyV:『且行且珍惜』的前一句是不是江湖流传已久的『傻逼织毛衣』?
@全冠清:点开了QQ空间,发现现在铺天盖地说文章滚出娱乐圈的人,正是当初刷着“有一种好男人叫文章”的那群人。
@先让我说完:以后又会有《马伊利:一个坚强的女人对爱情的50个忠告》。
@ootz:我已将扫地机器人束之高阁很久了,我无法接受的并不是它的低智能和大噪音(这些和我在生活中遇到的很多人相比,都不算什么),我真正无法克服的心因性事件是:每当它快耗光电力要自动回充电桩时,我都会躲在一旁偷看,看它徒劳而不知悔改地走到错误方向,一遍遍撞墙却找不到家。那一刻,太多感同身受。
@dearemon:【翻译腔三顾茅庐】天哪,我的老伙计,你知道我为什么来三次吗?真是见鬼,看在上帝的份上,为什么不请我进去喝杯茶?他在睡觉?真是太不可思议了,究竟是谁给了他这样的自信,还有什么会比等待一个皇叔造访更令人兴奋的呢?嘿,你要是再不出山,小心我用靴子踢你的屁股,我发誓,我真会这样做的!
@薛定谔的黑猫警长:准备在明年愚人节逗女友开心。按照计划,那天她下班回家会发现心爱的小狗不见了,然后我遗憾地告诉她小狗送人了。接着等她捶胸顿足、哭天喊地时,端出一盆热气腾腾锅仔,摸着她的头说:骗你哒,狗在锅里呐,么么哒~
@孔先生Sun:刚才走着走着突然流鼻血了,对面女生的第一反应竟然是捂住领口......靠,当我没见过世面是吧?!
@小野妹子学吐槽:明儿就是愚人节了,给大家提醒三点:一是说谎仅限于中午12点前,而且下午要赶紧解释清楚;二是不能以他人的生命和健康开玩笑,否则会给自己招致不幸;三是说过的谎一年内都不会实现,比如你说“我找到对象啦!”,能爽那么一会儿,但又得单身一年。
2014年3月31日星期一
争鸣:为你的北京话自豪吧,全是希伯来语
学者石旭昊考证的结果是令人吃惊的,北京属于大河北地区,这一地区包括河北、北京、天津、山西、陕西,甚至远达现在西南的重庆东北部。由于古代羯胡人长期活跃在中国北方一带,而且羯胡人的祖先是古希伯来人,因此北京话中存有大量的希伯来语词汇。
比如“的吧”,在北京话中是“说话”的意思,与古希伯来语同音同义,希伯来语发音Dabar。再比如,北京人常吃的“烧麦”,这也是羯胡人迁徙到中国北方发明的食品,与希伯来语同音同义,希伯来语的发音是Shemesh。北京人常称村庄为“屯厄”(带儿化音),而在《旧约圣经》中的希伯来语,也是如此称呼村庄的,希伯来语的发音是Duwr。其实,北京儿化音的形成原因,就与很多外来词汇有关。
类似的还有很多,很多……
“俺”,这个词是北京和北方人“我”、“我的”意思,希伯来语也是同音同义,希伯来语的发音An和Ammi。
“丫头”,“鸭蛋儿”,是北京人或北方人形容小女孩的,希伯来语同样是这个意思,希伯来语的发音是Yaldah。
“别介”,是北京人表达否定的说法,相当于英语中No的意思,希伯来的发音是Bil-tsi与希伯来语同音同义。
“甭”,这个词汇是北京表示否定之意,《旧约圣经》中的希伯来语同样也是这个意思,发音是Bal。
“胡同”,这个北京最常见的地方,很多人以为是来自蒙古语,其实不对。实际也是希伯来语,发音是Hoot,同样也是小街道的意思。
“捻儿”,在北京话中是灯芯的意思,在希伯来语中的意思是一样的,也是照亮、照明以及光明有关的东西。希伯来语的发音是Ryn,Niyr。实际上我认为北京著名的儿化音,就是外来语的明显印迹。
“坷垃”,表示硬土块和石头等意思。与希伯来语同音同义,希伯来语的发音是Kela。
“疙瘩”,北京、河北一带的话表示团块的意思,希伯来语发音是Qaneh,同音同义。
“窟”、“窟窿”,在中国北方是洞眼、洞穴、山洞之意,希伯来语同音同义,发音是Chowr。
“戏”,游戏、戏耍之意,希伯来语的发音是Shiyr,意思是唱、演唱的意思。
类似中国北方话与希伯来语同音同义还有很多、很多词汇,而且在历史长河中,很多词汇出现了符合与叠加,形成了意思或发音的改变。比如,北京话中“丫的”,表示你、你们的人称代词,其实希伯来语的发音是Yad,意思完全一样。只是现代北京话中的“丫的”已经是骂人的话了,这就是历史与时间的扭曲了。
历史上的中国是分南北的,北中国长期以来就是史书上所讲的胡人地界,而“胡”是汉民族对外来人口和外来民族包括白种人的称谓。语言只是一种印迹,一种外来的印迹而已。
比如“的吧”,在北京话中是“说话”的意思,与古希伯来语同音同义,希伯来语发音Dabar。再比如,北京人常吃的“烧麦”,这也是羯胡人迁徙到中国北方发明的食品,与希伯来语同音同义,希伯来语的发音是Shemesh。北京人常称村庄为“屯厄”(带儿化音),而在《旧约圣经》中的希伯来语,也是如此称呼村庄的,希伯来语的发音是Duwr。其实,北京儿化音的形成原因,就与很多外来词汇有关。
类似的还有很多,很多……
“俺”,这个词是北京和北方人“我”、“我的”意思,希伯来语也是同音同义,希伯来语的发音An和Ammi。
“丫头”,“鸭蛋儿”,是北京人或北方人形容小女孩的,希伯来语同样是这个意思,希伯来语的发音是Yaldah。
“别介”,是北京人表达否定的说法,相当于英语中No的意思,希伯来的发音是Bil-tsi与希伯来语同音同义。
“甭”,这个词汇是北京表示否定之意,《旧约圣经》中的希伯来语同样也是这个意思,发音是Bal。
“胡同”,这个北京最常见的地方,很多人以为是来自蒙古语,其实不对。实际也是希伯来语,发音是Hoot,同样也是小街道的意思。
“捻儿”,在北京话中是灯芯的意思,在希伯来语中的意思是一样的,也是照亮、照明以及光明有关的东西。希伯来语的发音是Ryn,Niyr。实际上我认为北京著名的儿化音,就是外来语的明显印迹。
“坷垃”,表示硬土块和石头等意思。与希伯来语同音同义,希伯来语的发音是Kela。
“疙瘩”,北京、河北一带的话表示团块的意思,希伯来语发音是Qaneh,同音同义。
“窟”、“窟窿”,在中国北方是洞眼、洞穴、山洞之意,希伯来语同音同义,发音是Chowr。
“戏”,游戏、戏耍之意,希伯来语的发音是Shiyr,意思是唱、演唱的意思。
类似中国北方话与希伯来语同音同义还有很多、很多词汇,而且在历史长河中,很多词汇出现了符合与叠加,形成了意思或发音的改变。比如,北京话中“丫的”,表示你、你们的人称代词,其实希伯来语的发音是Yad,意思完全一样。只是现代北京话中的“丫的”已经是骂人的话了,这就是历史与时间的扭曲了。
历史上的中国是分南北的,北中国长期以来就是史书上所讲的胡人地界,而“胡”是汉民族对外来人口和外来民族包括白种人的称谓。语言只是一种印迹,一种外来的印迹而已。
三年大饥荒时期的食物
冉云飞
冉按:有些年轻朋友因受信息的掩盖和屏蔽,不相信大饥荒曾经发生过。我认为大饥荒的口述历史,是值得民间团体来做的一件事,这样才能在整体上作为研究禁区的情形下,为后世留下点线索和史料。三年大饥荒的历史可从多个方面来研究,吃的东西是个值研究的重要内容。可惜至今未曾见过这方面的专著诞生。兹将七年前旧文发上来,让更多的人知晓,并给有兴趣的人,提供思考和研究问题的线索。2014年3月31日于成都
我曾在写《王闿运的四川食物》时,说过我会专门写一篇长文谈三年大饥荒时的食物,因为收集资料的困难,至今未能完成。不过,最近读一些右派老人的回忆录,加上我自己家人的告知,以及我幼年的经历(我没经历过,但我小时也吃过许多野菜),先写一则短文,以引起同好者的注意,或者大家可以供给这方面的回忆与经历,以组成一部特殊活命饮食史,为救荒史留下一点难得的史料。
我出生时,已过了三年大饥荒时期,小时吃的多是红薯、南瓜等,所以现在家中人吃这些东西,或者朋友们点这些菜,我至今是不吃的,因为胃有见之而反的下意识反应。当然也吃过软雀巴、刺老苞、蕨苔等野菜,这野菜不是像今天的人认为一样,是为了生态与营养,相反这些东西根本就没有什么营养,无油无盐,清汤寡水地吃下去,只有把你的胃吃伤,所以今天大家所乐意吃的蕨菜,也在我的拒绝之列。我们生活在平坝,那里根本就不可能有蕨苔,还是大家兄二家兄费很大的劲至矿元盖上的猫牯岭,不惜力地挖来,经过许多工序,做成淀粉蕨巴或者搅团,开始时有点新鲜,但吃多了也就无法下咽,但为了饱肚子,也得强行咽下,否则身体将无法支撑。至于我们其他经过三年大饥荒的家人,他们的经历就更是不堪闻问。前几年家慈去世前,我拿着《中国野菜图谱》、《云南野菜图谱》等书,让她看看哪些野菜是我们当地有的,其名在当地称为什么,做了个学名与俗称的对应(去年与二家兄也一起做了一次),可惜我翻箱倒柜,一时半会居然没能找到,不然,就可以开始写作《三年大饥荒时期的食物》了。至于我大家兄、二家兄他们吃过观音土与糯叶等,在今日根本就不可想象的所谓食物,将来我会逐一写来,这样的悲惨历史,怎能忘怀?
1959年至1961年的三年大饥荒,死亡人数据现在的估计是4千万左右。有人或许会说,这数字不准确,不准确也不是民间的错,是官方的错,因为他不公布真相,不开放档案,犯了罪还不承认,其罪莫此为甚。这数字当然也可以进行统计与研究,但查公安局的户籍管理档案,官方肯定不愿意与研究者配合,甚至有可能将研究者打入另册。再者,也可以从各地的县志中加以搜罗,这些数字或许因为要替官方遮掩而有所保守,但如能将此加起来,也一定是个不小的数目,这一点人口史学家曹树基先生曾做过如此的工作,分析四川的死亡人数。但这里面,我认为还有许多大量的工作可以做。我希望朋友们都是有心人,你的一个询问,你的一个记录,就是在为中国保存痛史,保存为后来人作进一步研究的史料。史料并不是一定要重大事件才可堪称史料,而是细大不捐,做好各种与灾难有关的记载,就是为自己的权益、为先人的灾难,留下一笔珍贵的东西,让执政者的残暴虚假从各个方面立体地得到揭露,从而让他们的罪恶无处藏身。
近读云南禄劝八十多岁的俞民先生的《逝水年华回忆录》(自印)记载了一些饥饿死难的事,也记载了许多他们因饥饿而吃的食物,同时记载了因提及饥饿而获罪的右派。唐光能的岳父母是奴仆,只有一个养女,他是雇农,来这家作上门女婿,后来参军入党。在整风运动中,唐光能说:“1955年由军队复员回家,家里没有一粒粮食,家中岳母及老婆吃糠菜,无力下地干活,睡在床上。他带回几十斤粮票去买粮米掺在糠菜里混着吃一段时间才接上小春。”(P53)这样一来,唐光能变成了“攻击党的粮食统购统销政策”的右派。这说明,五十年代有一些边远的贫穷地方,不只是59年至61年才面临饥饿的威胁。至于1959年(有的地方提前至1958年已开始出现饥饿的问题)至1961年大饥饿大饥荒中的食物,兹摘录一段俞民先生的回忆:
经历了1958年到1959年大跃进、大战钢铁、人民公社化运动后,由于超阶段的变革,生产力遭到极大的破坏,粮食严重减产,加上高征购,人民生活越来越艰难。公司货架空空如也,市场上的食品,只有粘渣渣豆腐和杉栎根粑粑,这两种食品,性辛微苦,有小毒,比草根、树皮好点,能充饥。粘渣渣豆腐加盐,两角一碗,杉栎根粑粑也是两角一个,饥不择食,我也去买来吃,吃后肚子胀痛,消化不了,折腾了几天,吃了些肠胃药才好些,此后,再也不敢问津了。但饥饿总是搅得人心神不宁。比我们更饿的地方还多哩,杉乐乡的半角村,根本无粮下锅,队干部带着社员爬到岩半中挖大料(当地植物名),到河边、箐边找野菜,上山采白花,到田里割蚕豆尖当口粮,还有用玉米杆砍成小段后用水浸泡出少量淀粉煮汤喝。(P64)
俞民先生是老革命,自己曾怀着一腔热血为共产党夺取政权贡献了自己的力量,到1957年时却被共产党打入另册。他在写给我的信中说:“我曾是一个盲目的狂热的马列主义信徒,对中国传统的独裁专制认识迟缓,对政治欺骗、讹诈、掠夺和谋杀认识不清,对毛泽东在1957年设下的陷阱毫无所知,中了‘引蛇出洞’的‘阳谋’之计而罹难。”他在右派改正后,八三年离休,他与老伴回老家一起自耕自种当农民,因此对农村的状况有相当清醒的认识,他不仅读《中国农民调查》,而且对三农问题提出了一些自己的看法,“特别是土地所有权问题很敏感,很违禁,是个雷区。但我已是八十老叟,黄土齐脖。再不说就可能没有机会说了,那我就永远对不起生死相依的农民。”(P147)在人生的最后时刻,也忘不了要发出真实的声音。让我们对像俞民先生一样的右派老人,致以我们深深的敬意。
从让自己的前辈回忆起,作点滴之记录,并且鼓励前辈们写回忆录,那么我们所受的灾难一定会有更加详实丰富的记录。
2007年12月7日8:43分于成都
冉按:有些年轻朋友因受信息的掩盖和屏蔽,不相信大饥荒曾经发生过。我认为大饥荒的口述历史,是值得民间团体来做的一件事,这样才能在整体上作为研究禁区的情形下,为后世留下点线索和史料。三年大饥荒的历史可从多个方面来研究,吃的东西是个值研究的重要内容。可惜至今未曾见过这方面的专著诞生。兹将七年前旧文发上来,让更多的人知晓,并给有兴趣的人,提供思考和研究问题的线索。2014年3月31日于成都
我曾在写《王闿运的四川食物》时,说过我会专门写一篇长文谈三年大饥荒时的食物,因为收集资料的困难,至今未能完成。不过,最近读一些右派老人的回忆录,加上我自己家人的告知,以及我幼年的经历(我没经历过,但我小时也吃过许多野菜),先写一则短文,以引起同好者的注意,或者大家可以供给这方面的回忆与经历,以组成一部特殊活命饮食史,为救荒史留下一点难得的史料。
我出生时,已过了三年大饥荒时期,小时吃的多是红薯、南瓜等,所以现在家中人吃这些东西,或者朋友们点这些菜,我至今是不吃的,因为胃有见之而反的下意识反应。当然也吃过软雀巴、刺老苞、蕨苔等野菜,这野菜不是像今天的人认为一样,是为了生态与营养,相反这些东西根本就没有什么营养,无油无盐,清汤寡水地吃下去,只有把你的胃吃伤,所以今天大家所乐意吃的蕨菜,也在我的拒绝之列。我们生活在平坝,那里根本就不可能有蕨苔,还是大家兄二家兄费很大的劲至矿元盖上的猫牯岭,不惜力地挖来,经过许多工序,做成淀粉蕨巴或者搅团,开始时有点新鲜,但吃多了也就无法下咽,但为了饱肚子,也得强行咽下,否则身体将无法支撑。至于我们其他经过三年大饥荒的家人,他们的经历就更是不堪闻问。前几年家慈去世前,我拿着《中国野菜图谱》、《云南野菜图谱》等书,让她看看哪些野菜是我们当地有的,其名在当地称为什么,做了个学名与俗称的对应(去年与二家兄也一起做了一次),可惜我翻箱倒柜,一时半会居然没能找到,不然,就可以开始写作《三年大饥荒时期的食物》了。至于我大家兄、二家兄他们吃过观音土与糯叶等,在今日根本就不可想象的所谓食物,将来我会逐一写来,这样的悲惨历史,怎能忘怀?
1959年至1961年的三年大饥荒,死亡人数据现在的估计是4千万左右。有人或许会说,这数字不准确,不准确也不是民间的错,是官方的错,因为他不公布真相,不开放档案,犯了罪还不承认,其罪莫此为甚。这数字当然也可以进行统计与研究,但查公安局的户籍管理档案,官方肯定不愿意与研究者配合,甚至有可能将研究者打入另册。再者,也可以从各地的县志中加以搜罗,这些数字或许因为要替官方遮掩而有所保守,但如能将此加起来,也一定是个不小的数目,这一点人口史学家曹树基先生曾做过如此的工作,分析四川的死亡人数。但这里面,我认为还有许多大量的工作可以做。我希望朋友们都是有心人,你的一个询问,你的一个记录,就是在为中国保存痛史,保存为后来人作进一步研究的史料。史料并不是一定要重大事件才可堪称史料,而是细大不捐,做好各种与灾难有关的记载,就是为自己的权益、为先人的灾难,留下一笔珍贵的东西,让执政者的残暴虚假从各个方面立体地得到揭露,从而让他们的罪恶无处藏身。
近读云南禄劝八十多岁的俞民先生的《逝水年华回忆录》(自印)记载了一些饥饿死难的事,也记载了许多他们因饥饿而吃的食物,同时记载了因提及饥饿而获罪的右派。唐光能的岳父母是奴仆,只有一个养女,他是雇农,来这家作上门女婿,后来参军入党。在整风运动中,唐光能说:“1955年由军队复员回家,家里没有一粒粮食,家中岳母及老婆吃糠菜,无力下地干活,睡在床上。他带回几十斤粮票去买粮米掺在糠菜里混着吃一段时间才接上小春。”(P53)这样一来,唐光能变成了“攻击党的粮食统购统销政策”的右派。这说明,五十年代有一些边远的贫穷地方,不只是59年至61年才面临饥饿的威胁。至于1959年(有的地方提前至1958年已开始出现饥饿的问题)至1961年大饥饿大饥荒中的食物,兹摘录一段俞民先生的回忆:
经历了1958年到1959年大跃进、大战钢铁、人民公社化运动后,由于超阶段的变革,生产力遭到极大的破坏,粮食严重减产,加上高征购,人民生活越来越艰难。公司货架空空如也,市场上的食品,只有粘渣渣豆腐和杉栎根粑粑,这两种食品,性辛微苦,有小毒,比草根、树皮好点,能充饥。粘渣渣豆腐加盐,两角一碗,杉栎根粑粑也是两角一个,饥不择食,我也去买来吃,吃后肚子胀痛,消化不了,折腾了几天,吃了些肠胃药才好些,此后,再也不敢问津了。但饥饿总是搅得人心神不宁。比我们更饿的地方还多哩,杉乐乡的半角村,根本无粮下锅,队干部带着社员爬到岩半中挖大料(当地植物名),到河边、箐边找野菜,上山采白花,到田里割蚕豆尖当口粮,还有用玉米杆砍成小段后用水浸泡出少量淀粉煮汤喝。(P64)
俞民先生是老革命,自己曾怀着一腔热血为共产党夺取政权贡献了自己的力量,到1957年时却被共产党打入另册。他在写给我的信中说:“我曾是一个盲目的狂热的马列主义信徒,对中国传统的独裁专制认识迟缓,对政治欺骗、讹诈、掠夺和谋杀认识不清,对毛泽东在1957年设下的陷阱毫无所知,中了‘引蛇出洞’的‘阳谋’之计而罹难。”他在右派改正后,八三年离休,他与老伴回老家一起自耕自种当农民,因此对农村的状况有相当清醒的认识,他不仅读《中国农民调查》,而且对三农问题提出了一些自己的看法,“特别是土地所有权问题很敏感,很违禁,是个雷区。但我已是八十老叟,黄土齐脖。再不说就可能没有机会说了,那我就永远对不起生死相依的农民。”(P147)在人生的最后时刻,也忘不了要发出真实的声音。让我们对像俞民先生一样的右派老人,致以我们深深的敬意。
从让自己的前辈回忆起,作点滴之记录,并且鼓励前辈们写回忆录,那么我们所受的灾难一定会有更加详实丰富的记录。
2007年12月7日8:43分于成都
2014年3月30日星期日
20140330一日段子荟萃
@swifterslb:若周永康家族真有900亿人民币资产,可在福布斯2013年富豪榜上排第69名,与中国第一、排名66位的王健林相差不远,力压乔布斯、马化腾、默多克等人。#中国梦
@破破的桥V:326套住宅。黄金白银42850克。现金人民币1.57亿(美金略)名贵轿车62辆。名家字画55幅,市值10亿人民币。名牌手枪3只,子弹一万余发。冻结930个账号,总金额377亿人民币。冻结证券,市值513亿人民币。这一定是写小说。
@老子叹曰:一个出租车司机说:其实,俺脚得天朝的所有人都坐在类似于迷失的“马航”上,无论你是几等舱。
@liushui1989:大陆人习惯说台湾多乱,政客打架、学生上街。但他们从不愿明白一个事实:就像人体感冒,实则是身体自我调节、修复。没错,感冒是病,但对身体极有益处。打架、上街,这是一个初步民主社会正常的反应,它们是透明的,目的是实现社会公正与自由,总比大路黑箱政治、禁止游行,明“稳”实“乱”好处多。
@kevinchain:没人知道他大闹天空的原因。他爱上了观音。就像捣蛋的孩子,想要母亲关注。如果金箍不是她给的,老和尚念咒时,早就被一棒打死。金箍寸寸收紧,痛的不是头,是心。那些妖怪他一只手指就能捏死,假装打不过才能和她亲近。有时南风吹来,八戒问他因何流泪,他说五百年前的烟火熏伤了火眼金睛。
@完全披露:64年了,我们看到一个战败的日本成了发达国家,看到一个小岛台湾免签证达百多个国家。看到一个不大的韩国有了世界多个知名品牌。看到一个殖民过的香港成了东方明珠。看到一个强大的美国有更多的国人移民过去。看到一个个国家都走向民主。而一个自称伟大的却连国人素质都无法提高,这到底是谁错?
@10anfeng:天朝是朝鲜民族罪人。看天朝都对朝鲜民族做过什么,笔笔令人发指千古罪行。说是抗美援朝保朝鲜,实是扶金氏家族血腥残害朝民族数十年,朝百姓沉沦金氏淫威下几代生不如死饥荒连年苟延如猪似狗。天朝支助国里,朝民族最惨,金氏家族最横,朝鲜人最不是人。朝鲜民族若不以天朝为世代仇,老天都不应。
@鲁国平先生:【信访感悟】一位在信访局上班朋友说,历史遗留问题太多了,压力太大了。约三千万知青,五千万下岗职工,几千万转退军人,上亿的失地拆迁农民,城市拆迁户。这么多的人上访全到各级信访局,信访局怎么办?信访局真没权解决,登记后转相关部门完事,再来再转,周而复始,没办法呀!
@AtqiorlinCH:任何独裁者在被推翻前都被认为不可一世,只有在被推翻的那天人民才发现原来根本不堪一击。我们和独裁者打的是心理战,独裁者通过封锁真实消息,宣扬个人崇拜,制造不可被推翻的假象。一旦人民相信了,他就安全了。人民对独裁者的恐惧心理和患得患失是独裁成功的保证。一旦人民不信了,独裁也就末日了。
@tomzhi:新华社: 斯诺登事件说明,美国也监控公民电话。"也"字有点精髓啊!
@平壤作家崔成浩:有一头狮子,他的奋斗目标是做梦,但他现在却醒了。
@shangguanluan:不懂为什么始终会有这样一群人:作为一群肉猪,他们被另一群肉猪咬了,于是赶紧求屠夫把刀磨快点;作为一群人,他们发现了另一些吃人血馒头的人,于是赫然原谅了砍头的侩子手。
@格瓦拉:【院内故事】爷爷在谈到院内情况时动容地说:院内动物太多了,同样一堆草,即使再大,5只羊吃和500只羊吃是完全不一样的。在相当长时间内,提高院内动物的生活水平是一项很艰巨的任务。动物们听得不住点头……下面有只动物小声嘀咕:是啊,要是5只羊吃,495只羊看着,那就更不一样了……
@议员老虎:今日听两老人闲谈,一说毛时代没有贪官污吏,另一则言:在饿死人的时候,一个生产队长就可以私分、偷分公粮,而百姓只能眼睁睁看着自己的亲人活活饿死。这还不叫腐败?
@uponsnow:看几分钟中天新闻就能原谅CCAV,无耻下流程度还是比不过蓝媒!中天画面:老妈妈送刨冰给学生,一路有学生举手打招呼依次取用;中天解说:刚才有老妈妈不忍给学生们送来冰呵,学生们抢成一团……"ccav都是演员啊,比无耻下流难说高下。
@irrenhaeusler:舊推重貼,給所有為了爭取自由而受苦的人:寧可被稱做「暴民」,印在隔天的報紙上,被同代的人指指點點「你為什麼要反抗」;也不要被稱做「順民」,印在歷史教科書上,被下一代指指點點「你為什麼不反抗」。
@aflash:真的很多人認為學生憑什麼決定他的未來,但可以接受不受民意監督的政府決定他的未來,這到底是什麼神邏輯。
@Shuihuise:一哥们让我帮他设计展板,一看是中国梦系列的,丫是私企作坊还弄这一套作甚,于是电话过去奚落一番做这破玩意干嘛?那厮立刻不爽,说你怎么能说中国梦是破玩意呢你不爱这个国家吗?后来一生气不让我设计了。我长舒一口气。隔了一礼拜在朋友圈里竟然看见这家伙竟带着几个员工去西柏坡洗涤心灵了。
@Fenir狼:在北京市朝阳区辽阔的大地上,生活着数以千计的仁波切,其中约80%说话带东北口音且长相有浓厚的在《乡村爱情》演员海选第二轮被刷掉的感觉,约90%从来没完整地看过任何一本佛经且对任何佛学相关的问题都会回答这是密法不可说,约100%只有在听到“供养、双修”的时候会精神振作。
@yurii_yu:面试的时候问小孩们:迄今为止你取得的最大成就是什么?有不少孩子答:骑行去西藏、参加支教等等,哪怕很小的事情,只要自己用心去做了也可以讲出几分道理。可惜更多的人答的是:通过努力考上了现在的大学。
@北影门卫赵大宝:明星每次犯点错误被关注都会声明自己只想做个普通人,好像普通人个个都会犯这种错误一样。
@yancaiwm:转:【什么是两会】就是两种人的聚会,一种人不敢公布财产,另一种人不敢公布国籍。当然,也有人既不敢公布财产,也不敢公布国籍。
@胡唠:给爸妈买东西的时候爸妈嫌贵,怕我花钱,一直说不合适不喜欢不需要。买完了拿给他们的时候却是一脸的满足,还经常拿出来给亲戚朋友炫耀。想从前不管爸妈给我什么我都拿的理所应当,而今不过是回馈了他们给予我的冰山一角,他们就高兴满足的不得了,像是我塞给了他们全世界的宝藏。
@-Sen7:“马先生你好!我是电视台记者。您早就是成名艺人了,请问您幸福吗?”马景涛思索片刻后回答说:“我不姓胡,我这个名字还敢姓胡吗?”
@幻灭妖僧:刘烨甩了谢娜,谢娜立马拐了张杰;周迅从了李亚鹏,李亚鹏却选择了王菲;撒贝宁搞了章子怡,章子怡转手跟了汪峰;陈羽凡娶了白百何,白百何却看中了彭于晏,马伊琍给文章生了俩娃,文章却挎上了姚笛的胳膊。你看娱乐圈还不就这么回事:排排坐,吃果果,他操操你,你操操我,大家一起火。噢耶!
@罗昌平:【周一见】据说“真相”是这样的——姚笛在酒店洗澡,狗仔队探得敲门:姚小姐,可以采访下吗?姚:人家在洗澡不方便!记者:请问人家是谁?不让我进,里面肯定有文章!姚:洗澡,真不方便!你懂的!记者一怒,决定让姚笛文章上头条!
@韩饭桶:刚才看姚笛微博发现下面有一条评论说:汪峰和章子怡在一起后,为了让章子怡相信他永远不会背叛,就去纹身店想在胸口前纹个章字,无奈纹身师冷笑地说“文章就不会背叛老婆吗?”
@北堂宸陆:今天等车的时候有个妹子穿着曲裾在旁边站着,我真的只是出于欣赏的多看了几眼,就是很正常那种眼神!然后她突然就冲过来......说什么没见过么,看什么看,汉族人都不认识自己的服装么,当做奇装异服,当做和服了吧,还骂我土鳖......orz别的不说啊......我一个回族人......汉服算哪门子我的民族服装啊!
@anatto:家里养着两只鸡,每天下一个蛋。过年了,主人每天都仔细观察,看看哪只鸡不下蛋,准备把不下蛋的鸡杀了过年吃。一只鸡对另外一只鸡说道:“碰到这样的2B主人真是没有办法,要不我每天下两个蛋,匀给你一个吧,老公。”
@万能的大熊:昨天在公交车站等车,看见一小孩子拿了一大包巧克力在吃,一会儿吃了半袋子。我出于好心说了句:小孩子巧克力不能多吃,吃多了会得病。小孩子对我说:我爷爷今年103岁了。我说:因为吃巧克力?小孩说:不是,因为他从来不管闲事。
@mchobits:老板刚才进来,把文件摔到我桌子上:“你做的那个文件,里面能动的图,打印出来就不动了!怎么做的!重来!”怎么办,想安安心心的上个班真的好难。
@破破的桥V:326套住宅。黄金白银42850克。现金人民币1.57亿(美金略)名贵轿车62辆。名家字画55幅,市值10亿人民币。名牌手枪3只,子弹一万余发。冻结930个账号,总金额377亿人民币。冻结证券,市值513亿人民币。这一定是写小说。
@老子叹曰:一个出租车司机说:其实,俺脚得天朝的所有人都坐在类似于迷失的“马航”上,无论你是几等舱。
@liushui1989:大陆人习惯说台湾多乱,政客打架、学生上街。但他们从不愿明白一个事实:就像人体感冒,实则是身体自我调节、修复。没错,感冒是病,但对身体极有益处。打架、上街,这是一个初步民主社会正常的反应,它们是透明的,目的是实现社会公正与自由,总比大路黑箱政治、禁止游行,明“稳”实“乱”好处多。
@kevinchain:没人知道他大闹天空的原因。他爱上了观音。就像捣蛋的孩子,想要母亲关注。如果金箍不是她给的,老和尚念咒时,早就被一棒打死。金箍寸寸收紧,痛的不是头,是心。那些妖怪他一只手指就能捏死,假装打不过才能和她亲近。有时南风吹来,八戒问他因何流泪,他说五百年前的烟火熏伤了火眼金睛。
@完全披露:64年了,我们看到一个战败的日本成了发达国家,看到一个小岛台湾免签证达百多个国家。看到一个不大的韩国有了世界多个知名品牌。看到一个殖民过的香港成了东方明珠。看到一个强大的美国有更多的国人移民过去。看到一个个国家都走向民主。而一个自称伟大的却连国人素质都无法提高,这到底是谁错?
@10anfeng:天朝是朝鲜民族罪人。看天朝都对朝鲜民族做过什么,笔笔令人发指千古罪行。说是抗美援朝保朝鲜,实是扶金氏家族血腥残害朝民族数十年,朝百姓沉沦金氏淫威下几代生不如死饥荒连年苟延如猪似狗。天朝支助国里,朝民族最惨,金氏家族最横,朝鲜人最不是人。朝鲜民族若不以天朝为世代仇,老天都不应。
@鲁国平先生:【信访感悟】一位在信访局上班朋友说,历史遗留问题太多了,压力太大了。约三千万知青,五千万下岗职工,几千万转退军人,上亿的失地拆迁农民,城市拆迁户。这么多的人上访全到各级信访局,信访局怎么办?信访局真没权解决,登记后转相关部门完事,再来再转,周而复始,没办法呀!
@AtqiorlinCH:任何独裁者在被推翻前都被认为不可一世,只有在被推翻的那天人民才发现原来根本不堪一击。我们和独裁者打的是心理战,独裁者通过封锁真实消息,宣扬个人崇拜,制造不可被推翻的假象。一旦人民相信了,他就安全了。人民对独裁者的恐惧心理和患得患失是独裁成功的保证。一旦人民不信了,独裁也就末日了。
@tomzhi:新华社: 斯诺登事件说明,美国也监控公民电话。"也"字有点精髓啊!
@平壤作家崔成浩:有一头狮子,他的奋斗目标是做梦,但他现在却醒了。
@shangguanluan:不懂为什么始终会有这样一群人:作为一群肉猪,他们被另一群肉猪咬了,于是赶紧求屠夫把刀磨快点;作为一群人,他们发现了另一些吃人血馒头的人,于是赫然原谅了砍头的侩子手。
@格瓦拉:【院内故事】爷爷在谈到院内情况时动容地说:院内动物太多了,同样一堆草,即使再大,5只羊吃和500只羊吃是完全不一样的。在相当长时间内,提高院内动物的生活水平是一项很艰巨的任务。动物们听得不住点头……下面有只动物小声嘀咕:是啊,要是5只羊吃,495只羊看着,那就更不一样了……
@议员老虎:今日听两老人闲谈,一说毛时代没有贪官污吏,另一则言:在饿死人的时候,一个生产队长就可以私分、偷分公粮,而百姓只能眼睁睁看着自己的亲人活活饿死。这还不叫腐败?
@uponsnow:看几分钟中天新闻就能原谅CCAV,无耻下流程度还是比不过蓝媒!中天画面:老妈妈送刨冰给学生,一路有学生举手打招呼依次取用;中天解说:刚才有老妈妈不忍给学生们送来冰呵,学生们抢成一团……"ccav都是演员啊,比无耻下流难说高下。
@irrenhaeusler:舊推重貼,給所有為了爭取自由而受苦的人:寧可被稱做「暴民」,印在隔天的報紙上,被同代的人指指點點「你為什麼要反抗」;也不要被稱做「順民」,印在歷史教科書上,被下一代指指點點「你為什麼不反抗」。
@aflash:真的很多人認為學生憑什麼決定他的未來,但可以接受不受民意監督的政府決定他的未來,這到底是什麼神邏輯。
@Shuihuise:一哥们让我帮他设计展板,一看是中国梦系列的,丫是私企作坊还弄这一套作甚,于是电话过去奚落一番做这破玩意干嘛?那厮立刻不爽,说你怎么能说中国梦是破玩意呢你不爱这个国家吗?后来一生气不让我设计了。我长舒一口气。隔了一礼拜在朋友圈里竟然看见这家伙竟带着几个员工去西柏坡洗涤心灵了。
@Fenir狼:在北京市朝阳区辽阔的大地上,生活着数以千计的仁波切,其中约80%说话带东北口音且长相有浓厚的在《乡村爱情》演员海选第二轮被刷掉的感觉,约90%从来没完整地看过任何一本佛经且对任何佛学相关的问题都会回答这是密法不可说,约100%只有在听到“供养、双修”的时候会精神振作。
@yurii_yu:面试的时候问小孩们:迄今为止你取得的最大成就是什么?有不少孩子答:骑行去西藏、参加支教等等,哪怕很小的事情,只要自己用心去做了也可以讲出几分道理。可惜更多的人答的是:通过努力考上了现在的大学。
@北影门卫赵大宝:明星每次犯点错误被关注都会声明自己只想做个普通人,好像普通人个个都会犯这种错误一样。
@yancaiwm:转:【什么是两会】就是两种人的聚会,一种人不敢公布财产,另一种人不敢公布国籍。当然,也有人既不敢公布财产,也不敢公布国籍。
@胡唠:给爸妈买东西的时候爸妈嫌贵,怕我花钱,一直说不合适不喜欢不需要。买完了拿给他们的时候却是一脸的满足,还经常拿出来给亲戚朋友炫耀。想从前不管爸妈给我什么我都拿的理所应当,而今不过是回馈了他们给予我的冰山一角,他们就高兴满足的不得了,像是我塞给了他们全世界的宝藏。
@-Sen7:“马先生你好!我是电视台记者。您早就是成名艺人了,请问您幸福吗?”马景涛思索片刻后回答说:“我不姓胡,我这个名字还敢姓胡吗?”
@幻灭妖僧:刘烨甩了谢娜,谢娜立马拐了张杰;周迅从了李亚鹏,李亚鹏却选择了王菲;撒贝宁搞了章子怡,章子怡转手跟了汪峰;陈羽凡娶了白百何,白百何却看中了彭于晏,马伊琍给文章生了俩娃,文章却挎上了姚笛的胳膊。你看娱乐圈还不就这么回事:排排坐,吃果果,他操操你,你操操我,大家一起火。噢耶!
@罗昌平:【周一见】据说“真相”是这样的——姚笛在酒店洗澡,狗仔队探得敲门:姚小姐,可以采访下吗?姚:人家在洗澡不方便!记者:请问人家是谁?不让我进,里面肯定有文章!姚:洗澡,真不方便!你懂的!记者一怒,决定让姚笛文章上头条!
@韩饭桶:刚才看姚笛微博发现下面有一条评论说:汪峰和章子怡在一起后,为了让章子怡相信他永远不会背叛,就去纹身店想在胸口前纹个章字,无奈纹身师冷笑地说“文章就不会背叛老婆吗?”
@北堂宸陆:今天等车的时候有个妹子穿着曲裾在旁边站着,我真的只是出于欣赏的多看了几眼,就是很正常那种眼神!然后她突然就冲过来......说什么没见过么,看什么看,汉族人都不认识自己的服装么,当做奇装异服,当做和服了吧,还骂我土鳖......orz别的不说啊......我一个回族人......汉服算哪门子我的民族服装啊!
@anatto:家里养着两只鸡,每天下一个蛋。过年了,主人每天都仔细观察,看看哪只鸡不下蛋,准备把不下蛋的鸡杀了过年吃。一只鸡对另外一只鸡说道:“碰到这样的2B主人真是没有办法,要不我每天下两个蛋,匀给你一个吧,老公。”
@万能的大熊:昨天在公交车站等车,看见一小孩子拿了一大包巧克力在吃,一会儿吃了半袋子。我出于好心说了句:小孩子巧克力不能多吃,吃多了会得病。小孩子对我说:我爷爷今年103岁了。我说:因为吃巧克力?小孩说:不是,因为他从来不管闲事。
@mchobits:老板刚才进来,把文件摔到我桌子上:“你做的那个文件,里面能动的图,打印出来就不动了!怎么做的!重来!”怎么办,想安安心心的上个班真的好难。
别紧张,婚姻本来就是一种经济关系
原题:婚姻的经济学解析
用经济学解析婚姻不是我的创意,是贝克尔(Becker)的发明。1981 年,美国经济学家 Becker 首次把经济学方法引入对婚姻行为的分析,写了《家庭论》(A Treatise on The Family)一书,贝克尔 " 将微观经济分析的领域扩大到包括非市场行为的人类行为和相互作用的广阔领域 ",因此于 1992 年获得了诺贝尔经济学奖。但是,贝克尔的著作没有也不可能穷尽婚姻问题的各个方面,时代的变迁和国情的差异使我们有了发挥的空间。
爱情是人间最美好、最崇高的东西,千百年来被人们歌颂赞美。经济学以人类的自私本性为假设,是研究在资源约束条件下人们如何做出理性选择以实现效用最大化的学问,长期以来被认为是 " 庸俗的科学 "。用庸俗的眼光来观察崇高的爱情,确实让人不习惯和难于接受,甚至使有些人极不高兴,认为是 " 狗眼看人低 "。但无论如何,人可以看狗,狗也可以看人,正所谓 " 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你各不同 "。事实上,从不同的角度看同一个问题,总会得出不同的结论。在文学家眼里,爱情是两颗心灵碰撞的火花,婚姻是爱情的坟墓;在哲学家眼里,婚姻是必然性与偶然性的统一,人要结婚是必然性,跟谁结婚是偶然性,必然性寓于偶然性之中;在社会学家眼里,婚姻是出于社会协作的需要,家庭是社会的细胞;在政治学家眼里,婚姻是一种政治行为,林妹妹不会嫁给焦大;在生物学家眼里,爱情婚姻与植物受粉动物交媾没有什么不同,都是繁衍的需要。那么,用经济学的眼光看,爱情婚姻又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形呢?就让我们来看看这对 " 狗眼 " 是如何看待爱情婚姻的。
婚姻的性质
上帝从生理上安排了男女之间的需求。男人是女人最大宗的消费品和客户,同时,女人也是男人最大宗的消费品和客户。男女双方在婚姻中是单个的经济自由体,拥有自身的完全产权。婚姻是对耐用消费品的购买,跟一般商品交易不同的是,所付出的不是货币,而是他(她)们自己。每个男女都是一个制造爱情的个私企业,交易的内容是对方的性别差异、物质金钱、权力名声、容貌才气等等。人人心中一杆称,爱不会平白无故的产生。人们在寻找对象之前,总是有意识或无意识地形成一种择偶标准,如年龄、身高、容貌、学历、职业、收入、健康状况、家庭背景等等。如果我们把上述各种因素进行适当归类,会发现主要有三个主要条件:身体条件、社会条件和物质条件。身体条件主要包括年龄、身高、容貌、健康等;社会条件主要包括学历、地位、家庭背景等;物质条件主要包括收入、财产、职业等因素。在这些变量中,身体条件是随年龄增长而衰变的,是爱情婚姻中的减函数。社会条件和物质条件的增减是可以凭经验进行预期的。学历、地位、家庭背景的高低好坏以及收入、财产、职业等,预示着将来家庭收入及精神生活质量的好坏,即婚姻效用的大小。一般来说,男子对女方的选择较为看重容貌,因为男人自信有能力养活对方,容貌能够给自己带来心理满足,还具有正的外部性(别人看着顺眼)。女人则更看重男方的社会条件和物质条件,女人因其先天的生理构造,在社会生产生活中处于弱势,比较重视婚后的物质支撑。
在以上诸要素中,综合得分最高的人,就成了抢手的商品,如香港的李泽楷被捧为 " 钻石王老五 "。但必需看到,每一个要素都是可变量,有的人很有钱,他(她)可能就不是太在乎对方的物质条件,而会把对方的社会地位和年龄、美貌等当成重要的参数。有的人缺钱,就会把钱看得很重要,这就可以解释一些年轻帅哥为何选择年龄较大的富婆做老婆的现象了,这就是各得其所。理性的个人总是在自身客观条件的约束下选择合适的对象以实现婚姻效用的最大化。恋爱是男女双方各方面条件均衡和博弈的过程,结婚则是对爱情交换的一种确认,结婚证就是一个标准合同。
用经济学的眼光看,婚姻是一种交易。从找对象到结婚的过程就是一个寻找目标市场、考察双方需求、认同商品交换条件直到签订交换契约的过程。有需求就必然有市场,婚姻交易存在着各种途径。婚姻介绍所是专门搜寻、处理、提供婚姻产品信息的职业机构,是为降低婚姻交易成本而产生的,它靠收取信息服务费和交易场地费来维持运转。媒人与红娘的作用在现代社会仍不可小视,但他们往往会为了得到一份厚重的彩礼和酬金而夸大当事人双方的信息特征,隐满某些对双方不利的信息。当代人最主要的求偶方式是在婚姻市场上自由寻找,通过舞会、聊天等社交活动来寻找目标。近年来又出现了 " 玫瑰之约 " 一类进行婚姻速配的电视栏目,把婚姻市场的概念诠释得一清二楚,对反对婚姻市场论的人们是一个沉重的打击。网络是一个新的婚姻市场,网恋的兴起源于低廉的搜寻成本。在网上搜寻一个异性只需要几钞钟,送一束电子鲜花根本不花钱,同时还避免了面谈的紧张和尴尬,有人做过调查,容易陷入网恋的大都是性格内向、工作繁忙、外表不出众的网民,他们在现实中恋爱比一般人需要付出的成本要高。由于网络给人留下的想象空间太大,难于掌握对方完全、准确的信息,因此网恋者 " 见光死 " 的机率也非常大,交易成功率非常低。
大哲学家叔本华主张父母包办婚姻,他一再强调因爱情而结婚的人必定生活在悲哀之中,由婚配双方父母安排的功利婚姻常常比爱情婚姻更加幸福。但从经济学的角度看,自由恋爱的婚姻模式更能体现自由市场交易的效率原则。前者重观察结果,后者重逻辑分析,都可以举出实例来证明各自的观点。我当然是支持经济学分析的,中国旧时代的包办婚姻的确比较稳定,但我认为并非原于 " 包办 " 本身,而在于制度约束。
说过婚姻,我们不妨再回过头来看看爱情。毕竟爱情和婚姻是有关系的,尽管不是必然联系。爱情是个恒久的话题,至今没有人能够给它下一个权威经典的定义。我不想引用别人下的定义,因为爱情实在是个性太强,似乎找不到共性。我只想说,爱情也是一种交易。贝克尔说," 上帝目光所及,均可交易 "。从经济学的角度看,爱情作为一种社会现象,源于一定的经济基础,它的运作也始终遵循着经济运行的基本规律。
一般认为,爱情是一种只讲奉献,不讲索取的非功利现象,但在经济学的视野里,爱情不管是出于何种非理性动机,都会对经济行为作出反应,没有任何爱的付出是完全不需要回报的,用更哲学一点的话说,表面上是我们爱对方,实际上是爱自己,因为所爱之人其实是自我的对象化。只要我们对爱情现象稍作一些观察,就会发现这样一些事实:一.爱情是男女之间的一种愉悦情愫,其本质是快乐之美,人们从爱情中能够获得甜蜜与快乐;二.爱情的享受,是人们用约会时间、甜言蜜语等主要投入,辅以花前月下楼台馆所等要素投入而生产出来的;三.生产爱情的收益,取决于当事人在这方面的天赋和人力资本投资,如语言天赋、性爱技巧以及得自文艺作品的爱情观念。在这三个判断中,我们可以清晰地发现,爱情是一种投入与产出的关系,是一种交易。
" 鲜花插在牛屎上 " 是爱情交易中的一种特殊现象,这可以从人的消费偏好与信息不对称理论中得到解释。不同的人或同一个人在不同的环境不同时间里的偏好是不尽相同的,胖瘦高矮,各有所好,这一点很容易理解,不再赘述。信息不对称是指相互之间的了解程度不一至,局外人对局内人的了解有局限。一对在别人看来极不般配的男女,他们也许正爱得死去活来,那是因为他们已经发掘出对方潜在的,别人所不容易发现的优点。
成本与收益
恋爱婚姻是需要支付成本的。直接成本是寻找目标过程中所耗费的时间、金钱、财物。你要与对方见面,得牺牲一些时间,还要请对方吃饭喝茶,为了给对方留下一个好印象,你还要刻意修饰一番,比如买件体面的衣服等等,这些都是直接的成本。你为了追求对方,必然要放弃做别的事情,放弃对另一个目标的追逐,这是机会成本。从寻找目标到谈恋爱到结婚,都是成本的耗费过程。为了降低交易成本,出现了婚姻介绍所、出现了电视速配。在成本和收益的比较中,人们不会做亏本的买卖,时间多,金钱多,爱情光顾的机会也更多。
选择结婚和选择单身都是人们在成本与收益间权衡的一种理性的选择,结婚的目的在于希望从婚姻中获取最大效用。结婚给人带来的收益是十分明显的,大体上可以归纳为五个方面:一是获得性的满足和情感的寄托。康德认为,婚姻的意义在于 " 合法使用对方的性器官 "。研究表明,性快感是仅次于毒品提供的生理快感。婚姻使性伴侣长期化、稳定化,使性生活安全化。特别是在艾滋病威胁人类的今天,稳定健康的性伴侣对谁都有好处。二是通过男女互补,促进资源的充分利用,实现规模经济,获取规模经济效益。具有不同专业化优势的、在能力与收入方面存在差别的男女,通过婚姻的形式可以使双方的收益达到最大,是一个互补双赢的方案。最明显的例子是,一个人和两个人的生活开销并没有太大的差别,比如住房和家具,一个人生活用一套,两个生活也是用一套。再比如男主外女主内,或者女主外男主内,要比每个人既主内又主外效率更高;三是互相提供信用,协调人力资本投资的收益,比如一个人支持另一方做生意,最后实现总效用的增加;四是起到防灾保险的作用,比如一方生病了,有人照顾,并且在因生病的失业状态下有人支付医药费用。印度农村流行女儿远嫁,明显具有防止农业欠收风险的功效,两亲家不在一个农业区,同时受灾的可能性较小,若一方遭灾另一方有能力接济。五是可以分享家庭商品增值。婚姻作为耐用消费品,具有逐渐积累增值的特点,在规模效应的推动下,婚姻的某些独特效用会逐步显现出来,比如情感的寄托、家庭的福利、知识和智慧的交融、小孩带来的乐趣等等。有了那么多的好处,大多数人当然选择结婚了。婚姻是一种缺乏需求和供给弹性的商品," 一个石头一个坑 ",综合得分再低的人最后都有一个归宿,除非男女性别比例失调。
但是也有不少人选择独身,尤其是女子单身现象有逐渐增长的趋势。这些现象可以用成本分析模型加以解释。我们常常看到那些女博士、高级白领及一些事业有成的人找不到对象,原因就在于他们进入爱情门坎的机会成本太大。现代社会,一个优秀的职业女子面临着许多选择,她们有很好的工作机会,经济独立,前程美好,无须依赖男性,如果选择婚姻要放弃的东西太多,或者投入的成本太大,她都会舍不得。相比之下,单身反而有更好的预期回报,她们自然选择独身。社会提供给女性的工作和发展机会越多,单身女子的群体就会赿大。可是上天就是那样吝啬,不可能把好处全让你占了。单身女子事业心赿强,赿希望有美好的感情,以获得补偿,但是在期望值较高的情况下,婚姻变得更加不易,从而形成一个恶性循环,用最接近经济学意义的话说叫 " 路径依赖 "。
严格意义上的独身(一辈子不结婚)现象是很少的,更多的则是迟婚。迟婚的原因除了以上分析的因素外,还有一些其他的因素:一是受教育时间长,从小学到博士,在学校里足足要呆 20 年,好多商机都错过了。二是性开放的影响,婚姻的一个主要目的是解决性问题,在不结婚也很容易获得性生活时,许多人会不忙于结婚。三是社会约束条件的变化改变了婚姻的成本和相对收益,比如住房价格上升导致婚姻成本上升,被迫迟婚。
婚姻中的另一个现象是 " 红颜多薄命 "。红颜薄命,古今皆然。西施、貂蝉、王昭君、杨玉环,号称中国古代四大美女,虽有沉鱼落雁,闭月羞花之貌,但结局却无一善终;褒姒、赵飞燕与皇帝们誓结生死,却均被处死,还落得祸国殃民的罪名;还有大家所熟悉的,张爱玲凄凄惨惨,黛安娜香消玉殒,梅艳芳英年早逝 …… 对这一现象,经济分析方法也可以做出合乎情理的解释。从产权经济学和契约经济学的角度看,帝王们与美人签订的契约为 " 私人契约 ",与臣民们签订的契约为 " 江山契约 ",国家出现问题的时候,人们总爱把原因归为 " 红颜祸水 ",在江山与美人之间选择江山是最理性的选择。皮之不存,毛将焉附?没了江山,美人难保,江山巩固,何患无美人呢?两相权衡,自然是牺牲美人以保江山。
对于普通美人的命运多舛,我们可以利用博弈论原理,从两方面来分析。一般来说,美女是男人们追逐的热点对象,假如最初有 10 个男人追,美女们总是在 10 个男人之间挑肥减瘦,并从一些外在信息上对追求者做出判断和选择。随着追逐者的增多,男人们也对美女的道德人品产生了怀疑,好男人们逐渐失去信心,纷纷退出角逐。在众多男人的博弈中," 劣币驱逐良币 ",有钱有权的花花公子成了最后的胜出者,女人的命运也就注定要悲惨了。这就是为什么优秀的女人总找不到优秀男人的道理。研究表明,美女家庭的暴力发生率比一般家庭要高得多。而在不幸的婚姻中,男子更具有先动优势,又具有较低的退出壁垒,而女子则处于明显的后动劣势,面且有无限高的退出壁垒,结果自然是女人吃亏,难免红颜薄命的结局。另一种情况是,美女们自侍先天的美貌资源," 学得好不如长得好 ",放弃学习上进,但毕竟红颜难驻,最后缺乏的是自立能力。她们从最初在众多男人的追逐中捞取好处(比如经济实惠、虚荣心的满足等等),到最后游戏人生,玩弄男人,跌入万丈丈深渊,甚至走上犯罪道路,最终毁灭了自己。
性事和生育
说到婚姻就不能不提到性。我们悲观的看到,现代婚姻家庭正从复杂的感情关系中剥离,只剩下性和经济两种功能。它们是支撑婚姻大厦的两根再也不能拆除的柱子。然而,性资源是有限的,20 岁开张,60 岁打烊(男人可能稍长一些,据说有些人的性事可以相伴终身,但我没有见过),总共才 40 年,也就是 14000 天,如果按平均 3 天一次性事,一辈子能消费的性资源也就 4600 单位。性资源的过分开采会危及婚姻企业的持续经营,资源闲置浪费又会导致无序开采,红杏出墙。资料显示,在离婚案件中,80% 以上与性危机有关。
从经济学的角度看,性是参与者互有所得的生产和收获,换句话说,也是一种交易。性交的生产过程和其他生产过程相同,也有会计成本,包括机会成本、直接支出、间接开销、怀孕风险、体力的支销、违反道德标准的精神负担以及可以扣税的支出。性行为是有成本的,在决定性选择之前,双方需要有个理性的思考:是否能预见并能负担得起这些成本,或者换句话说是性行为的后果。还要考虑使用减少负面结果的手段,比如安全套,避免意外怀孕和性病艾滋病。世间没有免费的性事,做爱必需是参与者充分合作才能产生 " 效应 " 的人生体验,要达到理想境界必需具备两个先决条件:一是双方不能逃避其应付的责任;二是彼此都要明白身兼施受双重角色。就是说,性行为的伙伴都在追求同一目标,这种特性使性爱和一般日常活动尤其是商业交易有所不同。性行为与生俱来,但具有强烈的理性成分,比如艾滋病令人们在性爱方面较为谨慎。
对体制内的交易双方来说,性就象一块永远嚼在嘴里的口香糖,它的好处是随时都有东西让你咬,不至于空虚,不至于牙痒,缺点是赿嚼赿无味,到最后就成了一种纯粹的习惯。老婆漂亮且不收费,男人们为什么还要拈花惹草呢?除了前面所述边际效用递减的原因外,还可以从亚当 · 斯密的分工理论中找到答案,因为妓女们的专业化分工使其性技艺精湛,能够提供妻子所难于提供的 " 差别化 " 服务。
说到婚姻和性,生育也就不得不顺便提一下了。爱情的结果是婚姻或性事,现实中我们所能看到的爱情只到性事为止。性的结果是生育,注意这里所说的是性的结果,不是说目的,性的目的主要是快乐,生育只是性的副产品,婚姻的目的之一才是生育。现在人们关心的中心问题是生育的数量和质量问题。在这个问题上,经济学和社会学的观点完全相反。著名社会学家马尔萨斯认为,收入的增加将导致家庭规模的扩大,原因是好的医疗条件会使儿童死亡率降低,收入的增加将会使人们早婚并且不大节欲,从而导致生育率提高。贝克尔则从经济学的角度,通过成本-收益分析,得出了相反的结论,认为富裕家庭会生较少的孩子,贫困家庭则倾向于多生孩子。我是赞成贝克尔的观点的。与贫穷家庭相比,富裕家庭的父母一般有较好的职业和较高的收入,以及舒适的生活事业环境,如果想多养孩子,那么就要支付巨大的机会成本。因此,富裕家庭的父母更注重孩子的质量,更愿意在提高孩子质量方面增加支出,也就是说,他们养育孩子的直接成本也是很高的。利益权衡之下,富裕家庭就更倾向于在生育较少孩子的同时提高孩子的素质。
生男生女问题,也是困扰国人的一大心病。重男轻女现象至今难有改变,尤其是在农村。从社会学的角度看,男子在家庭中起支柱作用,他们承担着重体力劳动,并且由于男子社会活动范围较广,他们预测和抵抑风险的能力也较强,生男孩意味着更保险。从经济学的角度看,生育一个男孩和生育一个女孩的成本是相同的,但收益却悬殊较大。生育女子的收益主要来自于彩礼、女孩的乖巧带来的便利和愉悦。但生养男孩的收益则是倍数效应,生了一个男孩,还会引进一个女孩,而且在多数家庭中还是男子说了算。在成本一定的条件下,收益的大小是决定生男生女的关键因素。
婚姻的风险
如何看待婚姻的风险问题,经济学也可以小试牛刀。一般地说,在婚姻变故中,男方主动的较多,换句话说,花心的往往是男人,陈世美占多数。有人从动物学的角度分析说,这是因为(男人天性中带有动物的原始性)雄性动物天性喜欢多吃多占,再加上女人生育子女后,生理上发生了改变,降低了性快感;女人因为(生产的疼痛和生活的烦琐)忙于带孩子,产生性冷淡,男人得不到满足等等,总之是女人的折旧率高于男性,这就使得男人们总爱寻花问柳。经济学家们则用效用论来解释婚姻的衰变。边际效用递减是经济学的一条基本原理,说的是人们在消费同一种商品时,其效用随着单位数量的增加而递减。比如一个饥饿的人吃包子,第一个很好吃,效用最高,感觉最好,赿到最后,赿没有感觉,如果继续吃下去,就会恶心呕吐,产生负效用。如果我们把这条规律套用到爱情上,就会得到相同的结论,爱情的满意度随着时间的推移而降低,初尝禁果的滋味一辈子不会忘记,年久月深,慢慢成了习惯,没了感觉,就象 " 左手摸右手 "。既然在一起味同嚼蜡,各自另觅甘果,离婚也就顺理成章了。
婚姻变故的另一个原因,经济学往往用信息不对称来解释。几乎所有的西方经济学教科书在谈到信息不对称时都会提到二手车市场这个经典模型。在二手车市场上,车主总是比买者更了解车况。在对车况不太了解的情况下,吃亏的总是买主。男女恋爱过程中,双方既是车主,又是买主,他们总是隐满那些对自己不利的信息,公开或放大对自己有利的信息,如掩饰自己的缺点,张扬自己的优点。对方看到的往往是完美的你,正所谓 " 情人眼里出西施 ",连情人头上长的虱子都是双眼皮的。有一些信息是难于捕捉到的,比如性偏好、对父母的孝顺、发展潜力等信息。可一旦婚姻交易成功,进入了制度框架的约束内,双方的缺点就会慢慢暴露出来,如果这些缺点不碍大事倒也罢了,人们总是宁愿修修补补,继续维持下去。你不情愿花 20 块钱车费去挑换一件缺一颗纽扣的衣服。倘若严重影响到婚姻生活质量的话,那么,重新选择另攀新枝就在所难免的了。
这里又涉及到一个新的问题,就是离婚的成本问题,这些成本包括因离婚给各自带来的经济损失和名誉损失。离婚的成本主要包括四个方面:一是婚姻合约前的沉没成本,主要是双方在实现婚约中的交易成本,婚姻持续时间赿长,沉没成本赿大。二是道德成本,即因离婚导致的品头论足,社区和同事对你的舆论等。三是离婚对家庭、对自己心灵伤害的成本以及对下一次婚姻的负面影响。四是解除婚约的交易成本,如诉讼的费用、耽误的时间和精力等。如果离婚成本太大,人们就会继续维持下去,特别是在把离婚与道德问题联系起来的环境中,很多人会选择不离婚而维持 " 白开水 " 式的婚姻。倒过来看,如果婚姻的成本为零,就不会有人结婚。
与婚姻纠緾不清的另一个问题是 " 二奶 " 现象。为什么 " 包二奶 " 这一现象赿来赿突出,我们只能用成本理论来做出合理的解释。 首先," 包二奶 " 是一种纯粹的经济行为。当事人不是典型意义上的一手交钱一手交货,而是采取定时定量交钱,随时随地供货的方式来进行交易。其次," 包二奶 " 是一种理性的经济决策。它有两个参照系:一是纳妾。这是一种事实婚姻,男人要承担对此 " 姨太太 " 丧失性趣之后的 " 法定 " 支付,花费相对较大;二是嫖娼。对于有身份的男人而言,这种行为有失体统,且安全系数太小。同时,以上两种参照系在大多数国家都属违法行为,而 " 包二奶 " 则避免了这两种选择的弊端,采取的是阶段性占有,随兴趣享受的消费方式。被包的女人,既不是妾,又不是娼,既免了长期受苦的可能,又免了被人轻视的身份。双方各有所得,皆大欢喜。第三,包二奶又是一种相对经济的投资。市场是变动的,各种资源的余缺、供需、价格、质量都是一个变数,要立于不败之地,就要适当地储藏一批,虽然需要投入一些保养费,但可以随时支配。这也符合养兵逻辑:养兵千日,用在一时。一句话," 包二奶 " 的经济意义,就是将某种资源进行阶段性屯积,暂以租借或短期购入的方式,转化为内部可支配的生产资源,以备随时投入到使用程序中。
总之,婚姻是一种交易行为,而任何交易都是存在风险的。投资理论认为," 不能把所有的鸡蛋放在一个蓝子里 ",但婚姻的制度约束及婚姻的性质决定了婚姻只允许有唯一的赌注,一着不慎,满盘皆输。由于女性的折旧率高于男性,因此女性的婚恋风险也较男性大得多。婚姻的风险来自多种复杂的因素,为了规避风险,人们在选择对象时,总是陷入周密的计算与考虑之中,房子、票子、车子、对方的职业、健康等非纯粹爱情因素成为婚姻是否安全的重要考量指标,婚前财产公证、家庭开支 AA 制等各种杂音乘虚而入,使原本应是两情相悦的爱情婚姻蜕变成对数量的计算与追逐,使得爱情的领地越来越小,这种理性牢笼成为现代人婚恋中的不能深受之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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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年3月29日星期六
镇压反革命运动回眸
在国共内战及以后的“剿匪”作战中,曾经有大批国军官兵被共军俘虏。对于这些被俘者的最后归宿,官方书籍提到最多的是“优待俘虏”和“革命人道主义”,但事实上,第二次国共内战开始后,出于“削弱国民党军队,增加我军之补充”的考虑,共军实际上实行的是“一切精壮士兵,均加争取,补充我之部队”,“原则上应是一个不放”(转引自江林平:《中共俘虏政策调整与“解放战士”群体产生》,《党的文献》2012年第3期),通过所谓的“诉苦运动”和“为穷人打天下”、“保卫土改胜利果实”之类的宣传,将几百万的国军被俘士兵“改造”成为“解放战士”。那么,他们的长官,那些将官、校官、尉官、士官去哪里了呢?因为“立场反动”,他们是不可能被信任而成为“解放军官”的。要知道,这是一个相当庞大的群体,四年国共战争,国军被俘达458.6万人(军事科学院军事历史研究部著:《中国人民解放军全史(第五卷)•全国解放战争时期》,军事科学出版社2000年版,P403),如果参照当时国军的官兵比百分之六七之间(大革命时期国民革命军每师约有255位军官,约3400名士兵;第二次国共内战,即所谓“解放战争”时期,青年军每师军官约750人,正式列兵7600余人,另有服杂役的征集兵,即服各种杂役的壮丁4000余人,见《中国军事史(第三卷)•兵制》,解放军出版社1987年版,P584,595),则国军各级军官被俘者多达27-32万之巨。他们的命运究竟如何?
1945年10月16日,《中央关于战俘处理办法的指示》规定:“一切官佐,均加争取,其愿为我军服务者,令其服务。其不愿为我军服务或坚决顽强反我者,则加看管教育,并令其生产,一律不放回。……以便将来战争结束时向国民党交换我之被捕被俘人员”。但由于中共要把俘虏的吃、穿、住、用承担下来,管理、教育成本很大,以致劳民伤财,成了“解放区”的累赘。有鉴于此,1946年11月16日,中共中央对此前的俘虏政策作了调整:“一般俘虏旅级以上者,进行教育,特别优待,争取做宣传号召工作,基本上不释放。团营级以上者,送军区教育训练,争取部分为我使用,选择其中比较进步而又愿回去者,可给以任务,个别先行释放;除极顽固反动或有交换价值者外,一律分期释放。连排级经短期训练后,除可留用者外,给以任务即时释放”。离休前为解放军某师副政委的张天铸,沈阳沦陷时为国军东北剿总特务团2营6连中士班长,他回忆当时的情景:国军军官站一边,士兵站一边;听说军官都发路费让回家,士兵要补充当八路(张正隆:《雪白血红》,香港大地出版社1991年版,P555-556)。
2013年元月11日下午,笔者采访的一位80多岁的赵老先生回忆,他哥原是国军某部的少校情报参谋,部队在四川“起义”后,士兵被吸收进共军,军官则复员回家,工作不给安排(引自笔者对赵老先生的采访笔记)。1949年11月,在广西抢修铁路的铁道兵李昌威看到:“与铁路平行的公路上,经常可见到一批批的缴械后被遣送回乡的国民党败兵,每一批至少有100-200人,看来都是些下级军官,因为还有家属随同,两侧全是男人,女人走在中间,无随身什物,穿着也很单薄,有的还披了麻袋,状极狼狈……原来广西土匪多,这些遣返人员不敢单独行动,尤其携有眷属,所以只能结伴而行”(李昌威:《抢修湘桂铁路侧记》,见《郑州文史资料》第20辑,铁路史料专辑)。这说明在内战的大部分时间,国军军官基本得到了“优待”——中下级军官基本上被释放回家。当然也时有“违反纪律”杀俘事件的发生,如前文提到,1947年10月,被共军围困了两年多的河北永年被“解放”时,国军中排长以上的军官都被杀掉了,国军首领许铁英的三弟三官儿(三黑子)因“作恶多端”,由领导亲自出面主持,被“愤怒的群众”活剐了(李新著:《流逝的岁月——李新回忆录》,山西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P266-272)。
然而,随着共军胜局已定,共军对被俘的国军军官的政策也悄悄地发生了重要的变化:国军游击队开始被称为土匪,军官被称为“匪首”、“反革命”,被严厉镇压,即所谓“首恶严办”。在朝鲜战争中投奔美军的志愿军战士陈凌云(音)告诉联合国军审讯官,他曾参加过贵州1950年到1951年的反共游击队(多因共军占领后的横征暴敛而引起,却被诬为为“土匪”、“暴乱”)。失败后,在他们被抓获的300多人中,60多名军官被处死,100名小于14岁的被释放,而陈和其他人则被编入共军,被送到朝鲜战场。1951年1月,李华国所在的部队遭到同样的命运,12名游击队领袖被枪毙,而士兵也被送到朝鲜。一位曾在四川反抗的解放军士兵也证实说,前国民党军队营级或以上军官被抓获后都被处死。(杰瑞米•布朗:《从反抗共产党人到反抗美国——中国西南地区的内战与朝鲜战争:1950-1951年》,见于韩钢主编:《中国当代史研究(一)》,九州出版社2011年版,P201-228)。
而且,对于内战中那些被“优待”释放回家的国军军官,主要是中下级军官,也包括一部分高级军官,不管他们是否已诚心皈依新政权,但在毛眼里,这可是一股危险的异己势力——比例虽小,但绝对数量和活动能量惊人,且有可能成为蒋介石反攻大陆和美军入侵的“第五纵队”,因此,他一直在寻找有利时机以图将他们一网打尽。
这个机会终于来了。1950年6月25日,金日成在斯大林、毛泽东(毛最著名的“贡献”是将东北野战军中的三个能征惯战的朝鲜师,约1.4万人移交给北韩,麦克阿瑟将军在1950年9月12日向联合国提交的报告中则声称移交的人数达5-6万人,见沈志华:《朝鲜战争揭秘》,P279-280)的支持下发动南侵战争,韩战爆发。美国立即宣布介入,东北亚局势骤然紧张。老谋深算的毛泽东迅速抓住这个“有利时期”,发起了血腥的“镇压反革命(镇反)”运动。当时,中共政权曾规定,国军中连长以上、国民政府中保长以上、国民党区分部书记以上,都是反革命,都是镇压的对象。于是当年那些已被“宽大”、“优待”回家的国军被俘军官在没有新的“罪恶”或“反动言行”下,纷纷被逮捕、判刑,甚至处决。
说起来令人难以置信,当年竟也有许多“起义”军官惨遭杀戮。28军老战士,后来成为右派的胡超群老人回忆,镇反中曾当过国军排长的杨大被枪毙,罪名是“被我军俘虏后不思悔改,竟敢企图用枪杀死我军干部”,事实是杨大只是在一次生活会上说:“班长你对我不公,我真想用枪来打死你”。还有一位浙江寿昌县(后并入建德县)的赵荣和县长,临死前告诉妻子(曾是胡的恋人、同事),他对不起某某。当年赵去策反过某某,保证他过来后生命安全。但共产党的政策说变就变,镇反一开始,那人就被当土匪镇压,临死前大骂赵荣和,说到阴间再与赵算账(胡超群:《我是怎样从崇拜到愤恨的》,见《往事微痕》第51期,2010年6月25日,P52,55)。
1949年春,把守安徽段长江防线的国民党第二十军军长杨刚才,经曾任无为县县长、芜湖专员,秘密帮助过中共地下党人的高铁君劝说,与中共协定,弃守沿江防线,拱手让其在繁昌县等地顺利渡江。但渡江后中共即撕毀协定,大肆屠杀业已放下武器的20军官兵。杨刚才痛悔不已,杀死自己全家人后自杀。高铁君拿出自己的寿材将杨装殓。镇反时,中共以此为由将高逮捕。高在当地中素有“高青天”之誉,数百民众联合为他具保。然而,不仅高铁君被处决,数百名具保者也一并被杀戮。
云南省长卢汉率部投共后不久,中共即食言,成批地按“反革命”处决其下属。据原中央日报记者陆铿回忆,杀戮从1951年3月开始:“那个时候,我们那个监狱,每个星期杀一次人,每次杀三十六个。半夜里三点钟,要来喊人的……比方说我的号码是406。‘406!收拾行李!’就这样,叫自己把行李卷起来,背上,去挨杀……”
中共进军湘西前,与地方首领陈渠珍谈判,由其部下谭自平组织部队分驻各乡,维持治安,等候解放军到来。可是解放军进驻凤凰县城,屁股一坐定就食言,将谭自平逮捕送抚顺战犯监狱(谭不久死在那里),其他军官则全部就地处决,包括作家沈从文的弟弟沈岳荃(丁抒:《阳谋》第一章,《执政初期的镇反与土改》)。
中共建政后,不仅以“战犯”的名义囚禁、“改造”了杜聿明、宋希濂、廖耀湘、黄维、王耀武、王陵基等国民政府官员以及中高级将领(根据有关资料,新政权从1959年到1975年共分七批特赦了589名“战犯”,包括伪满洲国、伪蒙疆政府官员,其中原民国政府军政官员为553人,占总数的93.89%),还杀害了大批被俘的国军中高级将领。根据网络上流传的相关资料,笔者整理出来了下表:
1949年后被镇压的国军少将以上将军一鉴表(见文章附录)
由此,我们可以看到,这一时期至少有279名国军少将及其以上级别的高级将领被杀害。需要说明的是,这还仅仅是作者在网上能够搜集的资料,还不是一份国军将军们受害者完整的名单。其中,有72人,戡乱战争末期“起义”,投诚,或者被俘后释放返乡,并无“反革命”现行行为者,被冤杀,最后又被平反者,占26.4%。
著名历史学家杨奎松披露,湖南茶陵20余名国民党中将和少将,除去台湾者外,参加“起义”或投诚的有9人,镇反运动中多被定为反革命分子,其中4人被枪毙,3人被判刑(其中2人死于劳改中)。贵州国民党统治末81个县的县长,无论是“起义”、投诚还是被捕释放,虽已多半得到处理,甚至已安排了工作,这时却因地方凑杀数(即由毛及中共最高层亲自下达的杀人数目——笔者注)或图痛快,全部被当做反革命分子杀掉了事(杨奎松:《毛泽东与“镇压反革命”运动》,见陈永发主编:《两岸分途:冷战初期的政经发展》,(台湾)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中华民国95(2006)年出版)。
在被冤杀的国军高级将领中,不仅有“起义有功”的将领,也有无辜的投诚或被俘释放的将领,也有早已退役、不问世事的老人;既有参加辛亥、东征、北伐的老将,更有在伟大的抗日战争中功勋卓著的民族英雄。如:
邓玉麟,号炳三,土家族人,1881年出生于湖北省巴东县。1908年由孙武介绍秘密加入共进会。1911年参加武昌起义,起义成功后任命为鄂军第七协统领(即旅长)、第四镇统制(师长)。中华民国成立后被授衔陆军中将。1916年赴沪参加讨袁。1917年参加护法战争,被孙中山任命为大元帅府参军、临时政府参议。1926年北伐战争时,曾任北伐军左翼军第一路军总指挥,参加荆沙、宜昌等役。北伐之后脱离军界,寓居上海。抗战爆发后拒绝日人收买,迁居武汉。武汉沦陷后又迁居长阳,1943年回到家乡巴东居住。曾在多地筹资兴办学校、实业。“解放”前夕拒绝去台湾,留驻家乡。1950年底在镇反运动中被捕,次年春以“组织反革命暴动”的罪名被处决。1982年7月湖北省高等法院宣布无罪平反,恢复“辛亥革命人士”的荣誉。
夏之时,字亮工,四川合江人,1887年出生。1920年曾出任川西护法军总司令。四川护法失败后退出军政界,隐居成都办学,1928年赴沪就医。1938年为躲避日军,返回合江,研究佛学及文物古玩,不问世事。1950年镇反运动中被捕,10月6日以“组织策划土匪暴乱”罪名被枪决。1987年11月,四川省合江县法院宣布给其平反,恢复“辛亥革命人士”的荣誉。
何海清,字镜寰,1875年5月出生,湖南湘潭人。1915年底参加护国战争,任蔡锷的护国军第一军第二梯团第四支队长,在纳溪等役中卓有战功。1923年晋升陆军上将。1925年10月脱离军界,返乡隐居,兴办学校。抗战时期,曾在家乡组织自卫军,自任大队长。1950年镇反运动中被逮捕,于11月8日夜被残酷处死。1983年10月,中共当局宣布为其平反,确认他为“辛亥革命人员”。
宋鹤庚,字皋南,1883年生,湖南湘乡人。1917年参加护法战争,任第一旅旅长。1923年随谭延闿入粤投孙中山,被任命为湖南讨贼军湘军第一军军长兼前敌总指挥、建国军北伐军中央总指挥等职务。1925年脱离军界,1931年被国民政府发表为军事参议院上将参议,不久辞职回乡,闲居上海、长沙、湘乡。1949年临近“解放”,宋鹤庚拿出自己私藏的枪枝,授意他的侄子组织湘乡县花桥警察队,投奔中共地下武装姜亚勋部。1950年被上海公安机关逮捕,押解回湘乡。1952年1月,被湘乡县“人民法庭”以宋“曾充任匪军师长、军长、省建设厅长、上将参议等职,一贯危害人民,反抗革命……”判处死刑。八十年代,湘潭市中级“人民法院”审批认定:宋鹤庚解放前夕做过有益于党的工作,应按“起义”“投诚”人员政策对待,撤销原判。
刘晴初,名垂霁,1894年8月生于湖南湘潭。1926年参加北伐战争。曾参与第一次长沙会战。1940年因病回乡休养,筹办实业、学校。1944年10月,日军陷湘潭,刘晴初被日寇软禁,后被游击队营救。1949年3月加入中共地下组织的外围工作,参与策动湘西“和平解放”,并将保存之五万分之一湖南军用地图交于“解放军”第12兵团。1951年以参议身份赴县开会被扣押,3月18日以“反革命”罪被杀于岳冲刘家湾。刘晴初的乡邻回忆,当时杀人要完成指标,可枪声响后不到半日,上头就来了文书,后来得知那文书上写的是要刘去参加“湘西和平解放”的“议会”。1983年7月湘潭地、县法院宣布予以平反,恢复“起义人员”名誉。
唐伯寅,字剑椿,号剑湘,湖南湘潭人,1897年出生。1926年参加北伐战争。抗战爆发后率部参加凇沪会战,所在的师被评为会战中战绩最优的十个师之一。1938年参加武汉会战。1939年8月因功升任第十九师师长并于11月晋升陆军少将,以后率第十九师先后参加了第一、二次长沙会战、上高会战、浙赣会战、常德会战、长衡会战,屡立战功,曾获四等云麾勋章。1946年退役回湘。1949年3月受中共地下组织策动,参加了中共华中局社会部领导下的江南地下第四军,任副军长。4月又参加了程潜、唐生智等人在湖南发起的和平自救运动,并积极策反湘军旧部。8月随程潜、陈明仁参加了长沙“起义”,任第二十一兵团高参。1952年2月21日在镇反运动中在湘潭被枪决。1983年3月湘潭县法院宣布予以平反,恢复“起义人员”名誉。
宋士台,生于1894年,早年先后毕业于保定军校和陆军大学将校班。抗日战争期间,参加指挥了南京保卫战、昆仑关战役,其中,奉命指挥了著名的南浔战役,重创日寇侵略军,击毙日军少将旅团长饭冢国五郎及其部属官兵500多人,缴获轻重武器一批。叶挺将军致电称:“南浔战役与平型关战役和台儿庄大捷鼎立而三”。1945年日本投降后,宋士台解甲从商,1946年国民党发动内战,请他再次出山,并委任高官,被他拒绝。1953年被害。1985年平反。
需要指出的是,如果挣脱党文化的窠臼,我们就会发现,在被害的国军将领中,那些没有被新政权平反的有许多人是铁骨铮铮、大义凛然的志士。如:
李本一(1903--1951),中将,广西容县人。抗战期间先后参加徐州会战、豫南会战、随枣会战。1942年12月18日,所部(48军138师)在大别山麓击落日军第11军司令官冢田攻大将等的座机,这是抗战期间中国军队击毙的军衔最高的日军将领。1946年,第7军(李时任副军长兼171师师长)连续发动泗县战役、两淮战役,击溃数倍于己的陈毅共军,迫使毛泽东将华东野战军实际指挥权由陈毅转交粟裕。1949年8月中旬,率第7军协同友军在青树坪伏击共军,重创四野悍将钟伟任军长的49军并几乎全歼“四野虎贲师”146师。1949年11月,李本一在博白力战后被俘。多次被第7军击败的陈毅早就对李本一恨之入骨,得知李被俘讯息后,大喜过望,从林彪四野要走李本一。在陈毅授意下,共军对李本一软硬兼施,逼他认罪投降,但是李本一宁死不屈。陈毅恼羞成怒,经毛泽东亲自批准,组织“皖北人民法院”于1951年3月5日召开万人大会对李进行公审。公审后李本一在合肥苗圃广场西北角乱坟岗城墙边(今工业大学北区)遇害。此说也得到笔者一位年近九旬的忘年交G老先生(离休干部,曾参加“解放”广西和抗美援朝)的证实,他的信息来源于长征中任博古警卫员、1949年任四野某部团长的康念祥之子康小平。
刘岳峙(1877-1950),是中华民国(台湾)现任总统马英九姑父刘文亚之父。湖南衡山油麻人(今衡东县三樟乡新湖村人),同盟会会员。大革命历任湖南政务厅长、湖南省财政厅长、国民党省党部常委和农民部部长等,筹组国民党反共(所谓“右派”)组织“左社”。他心地善良、乐善好施,为家乡父老做了不少好事,今衡东县三樟乡“油麻完小”即为刘岳峙当年创办。1949年,在中共得势席卷全国之际,许多国民党军政高官纷纷改换门庭,投奔新朝(所谓“起义”)之际,刘却说“不成功便成仁”,拒绝在程潜领衔的“和平起义”的名单上签字,七旬高龄的他还组织自卫队进行抵抗(令笔者不由想起三国时期的老英雄黄忠)。1950年在湘潭被捕,4月13日被枪决。
又如右派作家铁流先生著的《我所经历的新中国》一书中提到的国民政府某地区专员冷寅冬,因发动“暴乱”,被俘后拒不认罪。公审人问他:“你为什么要反对共产党,组织发动暴乱?”他说:“共产党是乱党,用暴力颠覆了合法的国民政府,所以我要反对他”。又问:“你当伪专员期间贪了多少污?”他说:“我不是伪专员,是中央国民政府正式任命的。我贪不贪污你们管不着,今后你们共产党比国民党会更贪污”。60多年后,我读到冷专员的这一番陈词,不仅为他的先见之明而折服,更为他的威武不能屈的凛然正气而深深感染!
还有张乃葳(1891~1950)中将。他是陕西户县人,清宣统元年(1909)加入中国同盟会,1911年回国参加武昌起义。1926年秋,作为幕僚襄助何应钦取得南京龙潭之役的胜利,一举歼灭孙传芳8万人。1933年率部“围剿”湘鄂西革命根据地,重创贺龙等领导的红3军,被何应钦、何成浚誉为“模范之师”。1935年4月被授予少将军衔。1937年8月,率部参加淞沪会战,扼守吴淞,三万士卒伤亡殆尽,张之左耳亦因此失聪。1943年,为被权贵杀害的留法农业学者、黎坪垦殖区管理局局长安汉大声疾呼,先后向监察院长于右任及蒋介石“告御状”,严辞抨击权贵的暴行。同年,以其父亲的名义为新成立的户县初级中学建图书楼一座,并同其胞弟合资捐赠图书3万册。1944年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战区军风纪巡察团主任委员,乘船沿汉江赴第五战区巡察。临行时仅带大洋数枚,舟中三餐,唯包谷稠粥,别无菜肴;偶有壹糖饼,即视为无上珍馐。巡察归来,著《筹办黄(河)渭(河)汉江浅轮说明书》,计划疏浚汉江航道,制造40艘浅水轮船,往返于黄、渭与汉江,以尽陕西棉、煤及工业产品外运之利。无奈国难当头,国民党军政官僚唯争个人之利,等闲民生之事,其实业兴陕的壮图,只能付诸东流。1947年,蒋介石提升其为国民政府立法委员,但非其所愿。胡宗南曾邀其同机赴南京议事,遭其婉拒。1950年3月被成都市军管会杀害。
可是,中共建立新朝后,对这些忠贞不屈的志士不仅革其命,还污其名,贴上“土匪”、“反动”、“凶残”之类的标签。实际上,只要与一些见风使舵的所谓“起义将领”(最典型的莫过于那位早年曾背叛冯玉祥转投中央军,抗日中又投日本,抗战后再投国军,济南战役中又第四次倒戈,竟比三国时著名的吕布的叛卖还多两次,为共军攻下济南立下汗马功劳的吴化文)一比,人品孰高孰下自不难评判。
长期以来,共产党都标榜自己“优待俘虏”,即使在大规模镇压国军军官的同一时期,在朝鲜战场上,共军也在“模范”地执行其“俘虏政策”。上文提到的笔者那位忘年交G老先生,就曾在志愿军战俘营管理联合国战俘。他在一本回忆性质的著作中写道,中共方面曾对联合国军战俘表现了“革命的人道主义”精神,是“世界第一等战俘营”。笔者丝毫不怀疑这位忘年交回忆的真实性,但怎么解释这同一个政权在优待联合国军战俘的同时,却又杀害成千上万的在押或已被“宽大”的国军战俘呢?
与此相关的,还有另一个粗看起来更令人大惑不解的矛盾:在被杀害的“反革命”中,实际上都是中下层党政军人员,上述200多名遇害的将军,最高的也就是中将,而一些职位比他们更高的军政高官却被共产党“仁慈”地“改造”,最后“特赦”,甚至被党恩赐为“政协委员”,如杜聿明(曾位居1948年12月25日新华社公布的43个“战犯”中的34号)、王耀武、黄维、宋希濂、廖耀湘等人。更突出的是担任中华民国副总统和代总统的李宗仁(第2号)、行政院长的翁文灏(位列第12号战犯)以及傅作义(31号)、程潜(26号)、卫立煌(28号)和末代皇帝溥义等“战犯”成了共产党的座上宾。1956年11月15日,毛泽东在中共八届二中全会上讲话:说:“那些罪大恶极的土豪劣绅、恶霸、反革命,你说杀不杀呀?要杀……我们杀的是些小‘蒋介石’。至于‘大蒋介石’,比如宣统皇帝、王耀武、杜聿明那些人,我们—个不杀”(顾育豹:《共和国首次特赦了哪些人》,《贵阳文史》2009年第3期)。这就奇怪了:那些共产党声言厉色声称要惩办的“战犯”,也即是“大蒋介石”们反而不如那些默默无闻的“小蒋介石”们“罪大恶极”,以致后者受到严厉镇压,而前者却被“宽大”、“优待”!难道是毛泽东们昏了头了?
当然不是。对联合国军战俘和“大蒋介石”的“宽大”与对“小蒋介石”们的屠杀,这两者看似矛盾,其实都体现了党的需要,前者是宣传的需要,努力把自己打扮成“仁义之师”、“正义之师”的需要,后者则是镇压异己的需要。中共所谓的“宽大”、“优待”政策并不足以说明这伙“无产阶级专政理论”的信徒们心慈面软——看看这伙人在30年代江西肃反时和文革中杀戳、迫害自己同志的疯狂劲,再看看他们对自己金门战役和志愿军回归的战俘都不肯接纳和谅解,统统给予开除党籍、军籍、撤职的处分,有谁会相信他们对敌人(即使放下武器了还是敌人)会真心实意地“宽大为怀”?事实上,“优待俘虏”只是他们“瓦解敌军”的一个手段——当强大的敌人土崩瓦解了之后,自然也就没必要对国军军官演什么“优待”的戏了,这也正如江山到手后他们很快就将曾高唱入云的“自由”、“民主”、“联合政府”之类的许诺弃之如敝履一样。而对“大小蒋介石”的看似矛盾的对待也是出于同样的功利计算:“优待”“大蒋介石”可以给这伙冷酷无情的阶级斗争论者涂抹上“宽大仁慈”的油彩,而“小蒋介石”们不像“大蒋介石”们那样吸引国内外的眼球,那就可以放手大杀了。毛泽东在八届二中全会上那篇讲话中说:“‘小蒋介石’不杀掉,我们这个脚下就天天‘地震’,不能解放生产力,不能解放劳动人民。……所以,对反革命一定要杀掉一批,另外还捉起来一批,管制一批”(顾育豹:《共和国首次特赦了哪些人》,《贵阳文史》2009年第3期)。
历史已经证明,而且还将证明,对于这伙自诩“伟光正”的人来说,行事没有什么道德底线,全视自己的利益而定。
在“镇反”中惨遭镇压的还有盟友联系的武装部队。1949年12月,刘文辉、邓锡候、潘文华等投共,四川全境宣告“解放”,但配合刘、邓、潘“起义”的民盟成员朱世正、张志和等领导的地方武装却不被民盟(实际是中共)承认,后来又定为“勾结地主、土匪组织的暴乱性质的武装组织”,在1950年的“镇反”运动中,这支队伍有109人被杀害,36人在服刑中死亡,几百人受株连,其他人及其亲属在以后的三反五反、反右派、文革等政治运动中屡受迫害。主要领导人朱世正则在抚顺战犯管理所蹲了25年大牢。据张志和的后人披露,所谓“民盟总部不承认”的真相是,民盟总部事实上对川康民盟是信任的,而且在川康民盟冤案发生35年后,根本找不到民盟总部不承认川康民盟的文件,相反却找到了“一律承认,统一整理”的记载。那么,所谓“民盟总部不予承认”究竟是怎么回事呢?原来,背着民盟总部作出这一重大结论的是民盟西南特派员楚图南(金拾珊等:《川康民盟冤案是怎么造成的》,《炎黄春秋》2012年第3期;童梓平:《一个沉冤几十年的大案》,《炎黄春秋》2011年第7期),而楚图南正是中共打入民盟上层的“特洛伊木马”,我觉得这才是理解这一冤案的关键。这背后深层的背景也许是,不允许民盟等“民主党派”染指军队,以免增加他们向中共闹独立的资本。严厉镇压这支部队的意图,则在杀鸡儆猴,向民盟等组织发出严厉的警告。即使民盟上层有些不同意见,也只能哑巴吃黄连,接受这个局面,因为在当时,他们并没有多少资本向趾高气扬的胜利者说不,况且他们中的许多人还盼望着能从新贵们那里分得一杯羹呢!在这种情况下,朱世正们的命运如何,当然没有多少人去计较了。
与朱世正等相类似的还有抗日将领田西园(一作原)(1900-1951)。田是湖北保康人,国军中将,曾参加武汉会战和长沙抗战等。内战后期加入民主同盟,受命“策应解放军作战”,他组织地下武装并直接接受了共军第十二兵团萧劲光的指挥。其后还成功策动武汉警察总队“起义”,保障了武汉市的通讯交通、水电供应免遭破坏。但是,他却在镇反运动中被当成历史反革命杀害。
作为被镇压的对象,“反革命”不仅仅只是指国军现退役军官,还包括国民政府(被诬为“伪政府”)的党政官员。一位年已八旬的W老(离休干部)在接受访问的时候曾告诉笔者,镇反的时候,民国政府中保长以上,国军中连长以上,国民党区分部书记以上都是反革命,都是镇压打击的对象(见笔者采访W老的笔记,2012,8,1上午,其家中)。为了配合土改,所谓地主恶霸也成为血腥镇压的对象。
在许多地方,令人不解的是,甚至一些卓有名望的老教育家、老中医也被杀害。如“起义”将领罗广文的堂兄、四川大学教授罗广瀛早年留学日本,一生从事教学和学术研究,据说他编写的“蚕桑”教材直到八十年代还在四川大学使用。“解放”前夕,罗广瀛痛感国民党贪污腐化,以兄长身份冒着危险前往罗广文司令部劝说罗广文率部“起义”。在镇反中罗广瀛被捕,很快被杀害了。广东台山县一位老教育家陈觉生,虽曾任旧政府参议会参议长,在共产党的队伍进城前,恶霸劣绅们纷纷避往香港时,他自持平素并无劣行,便留下协助“解放军”,被誉为“民主人士”,但在镇反中被乱棍打死。中共打进上海前夕,与周恩来素有往来的周善培对中华民国开国元老、曾是大革命时期“西山会议派”领袖谢持(1876-1939,)的独子、上海中央银行经济研究处研究员谢德堪说,中共需要他那样的经济学家,不必离开大陆。谢德堪便返回原籍四川富顺,等待日后为中共政权效力,谁知回家不久就被逮捕枪决,尸骨无存。据谢德堪的儿子谢幼田回忆:“在富顺县的镇压反革命运动中,文官保长以上,武官连长以上,全部被处决。我父亲被杀那一次,一次被处决三十多人。这种集体大屠杀共有十几次。小小一个县城,有一千人左右被杀”。
据笔者访问过的C老(离休干部,老报人)说,仅在其家乡河南省唐河县源潭镇,就有李焕之和张兴朗两位老教育家被杀害。李是留法学生,回来后当过淮阳中学校长,唐河县中校长,张曾任源潭中学校长,两位都属于不问政争的老学究,没做过什么坏事(见笔者采访C老先生笔记,2013,1,7-8上午,其家中)。
新贵们还以“流氓地痞作先锋”,实行“暴民专政”,煸动起民间最野蛮最血腥的反人类暴行,活埋刀剐、剖腹剜心,吃人肉等。这时,全国各地农村私刑普遍,抓人杀人连最起码的法律遮羞布也不要。1947年中共在河北搞“土改”时,将黄豆粒扔进土台上的大瓷碗,“民主投票”决定地主的生死,当“票”数超过一半时,就“判处”地主或富农的死刑。有的地方,“劳动人民的意愿”更是得到“尊重”,在“群众会上,把地富和‘有问题’的人拉到台上,只要有部分人喊把某人打死,就当场打死”(丁抒:《阳谋》第一章,《执政初期的镇反与土改》)。河南省泌阳县某区区委书记李振西说,有冤伸冤,有仇报仇,交给贫下中农,想咋处理咋处理,因此,该区乱棍打死了不少人(见笔者采访X先生的笔记,2012年12月7,8日于其家中)。1950年底的一天,信阳某县将500多名在旧政权里做过保甲长以上官职的人的全部抓捕,召开万人群众大会。在会上,挨个被提到台上接受群众判决,如台下有喊打喊杀声响起,则台上的人即被判定有“民愤”,拉到一旁,这个过程花了整整两三天时间。最后有300多人被机枪扫射,平了“民愤”。
据《阜平县志》记载:该县土改复查时,“将地主(其中不少是富农、上中农)扫地出门,沒收他们全部财产,让他们去要饭……并吊打、刑讯逼他们交出‘洋钱、元宝’。地主、富农屡屡被綑绑吊打、活埋刀剐,几天内就打死三百多人”。山东惠民市共打死一百五十余人,其中有一般的农民,甚至还有被指“右倾”的中共干部。L老(离休干部)回忆说,镇反时河南省确山县订了全夜大逮捕的计划,各县区开会,国民党区分部委员以上,三青团区分队,保长、宪兵、国军连以上,实行谁(手里)跑掉一个谁负责的“责任制”,一夜逮捕了700多人,一串串用绳子拴住,然后成立由县委书记、县长、武装部长等人组成的镇反委员会(俗称“杀人委员会”),召开公审大会,镇压了多少官方没有公布过数字,但估计有五六百名。L又说,平舆县抓了几百人,一天晚上全镇压了(2012年10月5日下午,于G老家中)。
另一位C女士转述与其邻居的一位老太太的描述。老太太是渑池县的,父亲曾是国军74师团级军官,被共产党枪毙。老太太说,你说那绳子咋那么长啊,一串一串的,拴的都是人,在路边的深沟悬崖边,先打、斗,然后杀掉,踢进沟里。其中一天就枪毙28人。C女士本人家在通许县,家里成份是地主。她说,1952或53年,村里被抓走了四五个人,其中包括她爷爷,全关进监狱里,出来的时候,都是用筐或用木板抬出来的。她爷爷出来时水都不会喝了,不到一星期就撒手人寰了。村里其他几个人也都是十天半月就死了(2013年1月24、25日于其家中)。
在1951年云南省曲靖专区沾益县的“清匪反霸,减租退押”万人大会上,因“大恶霸”潘子笏拒不交待“浮财”下落,“民兵”(实际上是地痞流氓)们就把潘的小老婆揪到主席台上斗争,把她捆了吊起来逼问,还有一个“民兵”用匕首挑烂她的上衣,威胁不说出浮财下落就割下她的乳房。女的哭着哀求,反复说不知道,那民兵就真的割掉她的一个乳房,小老婆当时就昏了过去。大会并没有因发生这一暴行而停止,女人被抬一边,批斗继续进行。当时县委书记甘文茂和农会主席余福礼都在会场,却没有一人上前阻止,这时他们不是让人对女人进行救治,而是派人打电话把地委书记杨承明搬来。杨到后却说:“算了,等一会宣布枪毙地主恶霸时,连她也一起枪毙了,这样议论少一些”。就这样,原定枪毙的42人临时改为43人。这个女人只是因为她父母欠潘子笏的钱,被迫嫁给潘做了小老婆,没想到就这样稀里糊涂地送了命。更令人发指的是,还有四五个人被枪杀后还被人挖了心(李荫祥:《也谈那恐怖的一幕》,文见铁流主编:《往事微痕》总第53期)。
如此大规模的暴行,是最高党魁毛泽东直接间接煽惑鼓动的结果。毛早在大革命时期就已鼓吹“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不是做文章,不是绘画绣花,不能那样雅致,那样从容不迫,文质彬彬,那样温良恭俭让。革命是暴动,是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暴烈的行动”(这段话在文革中成为红卫兵各种暴行的“理论依据”)之类这里就不提了。1950年10月10日,在毛的亲自主持下,中共中央通过了《关于镇压反革命活动的指示》(简称“双十指示”),从而在全国范围内正式拉开了镇压反革命的序幕。对心存犹豫行动迟缓的干部,毛训诫他们:“你们不要浪费了这个时机,镇压反革命恐怕只有这一次,以后不会有了。千载难逢,你们要好好运用这个资本,不仅是为了杀几个反革命,而主要是为了发动群众”。1951年1月中旬,随着中共军队在韩战战场进展顺利,毛志得意满,进一步要求在国内大杀反革命,并开始向地方官员下压“杀人指标”(因毛在“反右”运动故伎重施,使上百万知识分子无辜蒙冤二十余年,这一做法因而臭名昭著)。1951年1月21日,22日,毛要求上海在今后一年内要杀一二千人,在春季要处决三五百人,要求广东当局在已杀3700人的基础上,再杀三四千人,“今年可以杀八九千人为目标”。2月,在毛的建议下,中共中央专门召开研究杀人的会议,毛再度指示上海,51年内至少要杀3000人左右,批评南京杀(200)人太少,说应在南京多杀,要求学习北京、天津的“镇反经验”。在毛的一再督责下,4月27日,上海一天就逮捕了8359人,30日就杀了285人,5月9日又杀28人,6月15日又杀284人,以后每过几年天枪毙一批,少则二三十人,多则一百四五十人。到11月初,半年时间已杀了将近2000人了(杨奎松:《毛泽东与“镇压反革命”运动》,见陈永发主编:《两岸分途:冷战初期的政经发展》,(台湾)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中华民国95(2006)年出版)。
对治下出现的如此大规模暴行,毛不仅从没有进行过反思,相反还自鸣得意。1956年发生波兰、匈牙利事件,他说:“我们杀了70多万人,东欧就是沒有大张旗鼓地杀人。革命嘛,阶级斗争不搞彻底怎么行!”1959年,他又两次吹嘘那场杀人无数的镇反:“镇压反革命,杀一百万,极有必要。1957年右派进攻,反了右派,反造不起来了”,“反革命杀了一百多万。匈牙利沒有杀反革命。六亿几千万人,消灭那个一百多万,这个东西我看要喊万岁”。活脱脱一副嗜血恶魔的嘴脸。
在这次运动中中共究竟杀了多少人?如上文,毛自己供称70多万。中共内务部长薄一波在“镇反报告”中宣称:“为了永久的和平,为了人民民主,在过去三年半(1949——1952),我们清算了二百多万土匪”(实为国军残部、保安部队以及敌后游击队)。1999年9月,官方的解放军出版社推出的《新中国剿匪纪实丛书》,披露五十年代初期共军在华东、中南、西南、华北、东北、西北地区分别歼“匪”41.6万、115万、85万、2.9万、7.9万、6万人,合计258.4万。然而,这显然并非完整的数字,因为西北和西南的统计截止日期分别为1950年的1月和2月,这时候这些地方刚刚“解放”,大规模的“镇反”还未开始,中南和华东的截止日期分别为1952年6月和8月,两地的“土改”、“镇反”、“剿匪反霸”也未完全结束。前《纽约时报》驻北京采访主任纪思道(Nicholas D. Kristof)和伍洁芳(Sheryl Wudunn)合著的《中国觉醒了》(China Wakes)中则说:“据中共前公安部长罗瑞卿提交的报告估算,从1948年到1955年,有400万人被处决”。辛灏年的《谁是新中国》中说,1950年的土改,地主被害200多万以上,1951年的镇反,又有400多万“反革命”遇害。柏林自由大学教授郭恒钰在其《中国现代史》中说“国军被害者约300万人,国民党遗留在大陆的党员被害者约140万人”。法国外交官杰奎斯•圭拉麦将军估计,从1951年2月至1952年5月间,至少有300万人被中共杀害。据1969年4月7日莫斯科电台广播:1949年至1952年有280万人被毛泽东处死,1953年至1957年有350万人被杀。
镇压反革命(包括土改中对“地主恶霸”的镇压)是中共建政后第一个重大的举措。一个甲子后,我们再看这场“运动”,它至少有四个历史涵义:第一,它将新朝定格在继暴秦和暴清(制造“扬州三日”,“嘉定三屠”)之后,中国历史上第三个在大屠杀中建立暴虐统治的政权,而且它比前两个更为嗜血,更为暴虐。第二,它是毛一系列祸国殃民的“阶级斗争”的开端,预示着他及他的党徒带给中国人民的,决不是什么民主自由,或者繁荣富强,而是一轮又一轮的镇压与折腾。
附:1949年后被镇压的国军少将以上将军一鉴表
序号 姓名 籍贯 军衔 出生 年月 要事简记 遇害 时间 善后
001 万金銮 山东德县 少将 1896 1951,6被俘 1951,8,25
002 习自强 云南丽江 中将 1894 1949,12被俘 1952,7,6 1984年平反,恢复“起义”身份
003 卫持平 贵州榕江 少将 1908 曾参加抗战中的长沙会战。1949,12被俘 1951,2,18
004 马守援 贵州龙里 中将 1899 1949,12在成都参加起义,加入共军 1951 1986年平反,恢复“起义”身份
005 方涤瑕 江西九江 少将 1903(或1904) 1949年“起义”(或被俘) 1951 1980年代平反
006 王英 河北邢台 少将 1950被俘 1951
007 王雄 广东文昌 少将 1902 1950被俘 1951,3,1
008 王三祝 河南滑县 少将 1926 1949,5,7被俘 1949,5,27
009 王旭夫 四川乐山 少将 1903 1953,5,20被俘 1953
010 王春晖 湖南湘乡 中将 1900 1949,12,24被俘 1950,4,6
011 王胜泌 湖北大悟 少将 1905 1949,12,26被俘 1952,8
012 王继祥 浙江诸暨 中将 1904 1946,6,10被俘并获释,1950年再度被捕 1950
013 王育成 甘肃伏羌 少将 1912 1949,9,23在宁夏银川“起义” 1951 1980年代平反,恢复“起义”身份
014 王慧生 贵州贵定 中将 1899 为何应钦夫人外甥。曾先后参加讨袁、东征、北伐以及抗战中的徐州、长沙等会战以及昆仑关战役,战功卓著。1950,9被捕并被公审 1950,9
015 毛定松 贵州松桃 少将 1906 1951被俘 1951
016 毛嘉谋 重庆自贡 少将 1903 1949,12,18投诚 1950
017 邓士富 广东梅县 少将 1900 抗战中参加徐州会战和远征军印缅作战。1948,10,19在长春被俘,回原籍 1952 1983,5平反,恢复“起义”投诚人员名誉
018 邓子超 江西石城 中将 1899 1950年在赣州被捕 1951,1
019 邓玉麟 湖北巴东 中将 1881 1950年被捕 1951 1982年平反,恢复辛亥革命人士荣誉
020 邓德亮 西康越西 少将 1927 1950,4被俘 1950,底
021 尹作干 山东日照 少将 1905 抗战期间参加武汉、南昌、长沙等会战。1949,11被俘 1954,4,8 1987年平反,恢复“起义”投诚名誉
022 甘芳 云南盐丰 中将 1895 1946年退役,1949,12,9被俘 1951,3,9
023 甘竞生 广西苍梧 少将 1905 1951,2,11被俘 1951,5,18
024 甘清池 广东信宜 少将 1900 1949,11,5“起义”或被俘 1951,12 1982,8平反,恢复“起义”名誉
025 石毓灵 湖北黄安 中将 1890 1946年退役,1949年被俘 1951,12,26
026 龙矫 湖南花垣 少将 1898 抗战期间曾参加淞沪会战。1948,9在济南战役中被俘并获释。1949,11,15再次被俘 1950,12
027 卢杰 安徽贵池 少将 1906 1951,2,5被俘 1951,3,8
028 卢新铭 福建长汀 少将 1898 1949,10,16被俘 1951,7,30
029 叶干武 广东梅县 少将 1900或1901 1949,9“投诚”或被俘 1950 1980年平反,恢复“起义”投诚名誉
030 田子梅 山西淳县 少将 1904 1950 1950
031 田西原 湖北保康 中将 1900 抗战胜利后辞职经商,后加入民盟。1949年暗中进行国军策反,4月所部被共军改编,任共军江南地下第3军军长 1951,4,27 1986平反,恢复“起义”身份
032 田动云 四川筠连 少将 1900 1950,11被俘 1950
033 田载龙 湖南石门 中将 1894 1950被俘 1950,11
034 白志沂 山西灵丘 少将 1911 1949,4,24被俘 1949,8,23
035 包善壹 吉林科左后旗 中将 1877 1949,6被捕 1950,3,3
036 汤毅生 广东五华 中将 1905 1948,6.25被俘 1953,6
037 刘进 湖南攸县 中将 1906 1949,12被俘 1950,初
038 刘子仁 河南永城 少将 1900 1951,3,7 1960年平反
039 刘月亭 山东鄄城 少将 1900 1947,5,2被俘 1951
040 刘召东 湖南华容 中将 1905 抗战中参加缅北作战。1950,1被俘 1951,5,9
041 刘孟廉 陕西华州 中将 1904 1950,6被俘 1950,9
042 刘明夏 湖北京山 少将 1905 1951,春
043 刘邦俊 四川简阳 中将 1891 1950被俘 1950
044 刘秉哲 江苏宿迁 中将 1905 1949,6,10被俘 1950,11,7
045 刘岳峙 湖南衡山 1877 1950
046 刘家庆 河南西华 少将 1893 1949年被捕 1953
047 刘展绪 四川内江 少将 1906 1949,12被俘 1951
048 刘培绪 河北沙河 中将 1894 抗战中曾参加淞沪抗战。1939年投汪精卫。1941年与军统联系密谋炸死汪精卫。1947年与中共地下党取得联系,次年进行国军策反工作。1951被捕 1954
049 刘晴初 湖南湘潭 1894 1951 1983,7平反,恢复“起义”身份
050 刘黎辉 湖北荆门 少将 1906 1949,7,15被俘 1949,12,31
051 羊仁安 西康汉源 少将 1878 1950,3,21被俘 1951
052 关仲志 广东番禺 少将 1909 1949,10,24投诚或被俘 1952 1980年代平反
053 师兴周 湖南龙山 少将 1901 1950,11,10被俘 1950
054 吕梦熊 湖南常宁 少将 1890 1946年退役。1949,10被俘 1952
055 朱淮 云南元谋 少将 1894 1950,1被俘 1950,9
056 朱有凯 湖北江陵 少将 1908 抗战中曾参加忻口会战。1949,12,26被俘 1953
057 朱光祖 甘肃平凉 少将 1912 1950,3,29被俘 1950,4,2
058 向阳 湖南龙山 少将 1906 1949,12被俘 1950
059 朵含章 青海门源 少将 1909 1949,9被俘 1951
060 危宿钟 江西萍乡 中将 1888 1949,7被俘 1951
061 阮齐 湖北黄陂 中将 1902 1949,12被俘 1951
062 阮勋 河南嵩县 中将 1897 1950
063 孙黼 四川西充 少将 1899 抗战期间参加武汉会战。1949,12被俘 1951 后平反,恢复“起义投诚”身份
064 列应佳 广东增城 少将 1903 1948,5,17投共并接受改编 1952 1980年代平反
065 萧步鹏 湖南郴州 少将 1906 1951
066 沈开越 浙江宁波 少将 1907 1949,12被俘 1950,7
067 汪援华 湖南永顺 少将 1905 抗日期间曾参加淞沪会战。1949,10,22被俘 1950,12,16
068 宋士台 广东花县 少将 1893 抗日期间曾参加南京保卫战、南浔战役和昆仑关战役。1946年退役 1953 1985,8平反
069 宋天才 河南嵩县 中将 1880 1950,11,20被俘 1951,7,22
070 宋鹤庚 湖南湘乡 上将 1883 早年曾参加护法战争。1925年退出军界。1931年辞职回乡。1949年支持侄子组织队伍投奔中共地下武装 1952,1 1980年代平反,恢复“起义”投诚名誉
071 李强 江西遂川 中将 1905 1946年退役回乡,1949年在江西遂川迎接“解放”,后任县各界人民代表大会常委 1952,4,14 后平反,恢复“投诚”身份
072 李曙 浙江永嘉 少将 1905 1952
073 李本一 广西容县 中将 1903 1949,12,17被俘 1951,3,5
074 李用章 四川邛崃 少将 1902 抗日期间曾参加豫西鄂北会战。1947,10,22被俘 1952
075 李成仁 湖南邵阳 少将 1904 1949,12,25被俘 1953
076 李传霖 山东泰安 少将 1897 1938年曾参加信(阳)罗(山)抗战。1948,12,6“投诚”或被俘 1952 1980年代平反
077 李经世 湖北崇阳 1901 早年曾参加北伐战争。1949年5月中旬汉口处于“真空”时期,以汉口市警察局副局长名义协助局长维护秩序,迎接共军入城。不久入中南公安干部学校任教 1954 1983年平反,恢复“起义”身份
078 李学正 河南灵宝 少将 1902 1951,2被俘 1951
079 李放六 四川安岳 少将 1892 1949,12,15四川达县被俘,后任四川省安岳中学教员。1951被捕 1953,12 1984,1平反,恢复“投诚”身份
080 李祖唐 浙江东阳 少将 1906 1949,9在新疆参加“起义”,后任共军22兵团9军参谋长 1951,3,20
081 李建平 湖北应城 少将 1900 1948年受中共指派搜集情报。1949,5在武汉迎接“解放”。 1951,12 1986,4平反,恢复“起义”身份
082 李继龙 湖北长阳 中将 1898 1949,10被俘,1953年被捕 1955,12,8
083 李梦笔 陕西武功 少将 1902 1949,5,22被俘 1950
084 李辉武 湖北咸宁 少将 1892 1950年被捕 1951,9
085 李瑞熊 广西乐平 少将 1888 1951,3,17被俘 1951
086 李楚藩 湖南祁阳 少将 1903 1949年12月9日在昆明被卢汉扣押,被迫通电投共 1951,3,25
087 李楚瀛 广东连县 中将 1905 1933年曾参加长城抗战。抗战中参加武汉、随枣、豫南、豫中会战。1949,12,18被俘 1950,11,14
088 杨垕 山西陵川 中将 1894 抗战后退役,1953,3,30被俘 1953,12
089 杨天民 河南伊川 中将 1891 抗战中曾参加忻口会战。1947,11,4被俘 1951,4,27
090 杨中鼎 云南大姚 少将 1896 1949,12被俘,后任共军云南省军区高参 1952
091 杨永清 湖南芝江 中将 1886 1950,11,20被俘 1950,12,26
092 杨创奇 广西郁林 少将 1902 1951,2,9被俘 1951,5,10
093 杨健民 安徽宿县 少将 1900 1949,11月在四川金川“起义”,后返乡居住 1951 1980年代平反
094 杨清海 吉林长春 中将 1916 1951,8被捕 1951,9,28
095 杨镇南 湖南怀化 少将 1902 1949,12,5被俘 1950
096 余安民 四川崇庆 中将 1889 1949年秋与中共取得联系,任西南民主联军10纵司令员。12月在成都被俘。 1950,12
097 余辉庭 四川荣昌 少将 1902 1948,10,23在郑州战役中被俘,获释回乡。1950,2,21再次被俘 1951,1,14
098 谷炳奎 湖南耒阳 少将 1906 1948,11被俘 1951
099 何大熙 湖北长阳 中将 1904 1949,11,11被俘 1951
100 何际元 湖南宁乡 少将 1908 1949,5“起义”(另一说,该年4月被俘) 1950,9,25(另一说11,16) 1983年平反,恢复“起义”名誉
101 何海清 湖南湘潭 上将 1875 1915年参加护国战争。1925年脱离军界,返乡兴办学校。抗战时期在乡组织自卫军,自任大队长。1950年被捕 1950,11,8 1983,10平反,确认为辛亥革命人员
102 张谆 四川万县 少将 1910 1950,1,28在成都向共军“报到” 1954
103 张乃崴 陕西户县 中将 1891 1909年加入同盟会。1911年参加武昌起义。后曾参加东征和北伐。抗战中参加淞沪会战,左耳因此失聪。1947年婉拒胡宗南同机赴南京议事的邀请。为官清廉。 1950
104 张少华 江苏武进 少将 1908 1949,6,9被俘 1950,3,17
105 张凤翔 山西繁峙 中将 1915 1949,4,24被俘 1950,2
106 张占魁 河南上蔡 中将 1897 曾在平汉路北段参加抗战。1949,5被俘 1954
107 张国勋 贵州绥阳 中将 1894 1949,12,11被俘 1951
108 张季良 云南云县 少将 1890 1911年在云南参加辛亥革命。1916年参加讨袁战争。1949,12在云县参加“起义” 1952 1981年平反
109 张经武 湖北宜城 中将 1909 1933任察哈尔抗日同盟军北路先遣司令。1953年被俘。 1955
110 张保华 湖北宜城 少将 1906 1949,12月被俘 1953
111 张治公 河南洛阳 1881 1911年参加反清起义。1927年下野。1933年回乡创办维仑中学。1944年开“公兴渠”。1944年任日伪白河县长 1951
112 张铁英 江苏清浦 少将 1890 1951
113 张鼎铭 湖南芝江 少将 1900 1949年10月被俘 1950,12
114 张卓 贵州台江 中将 1891 1944年参加豫中会战 1951
115 陆荫楫 贵州盘县 中将 1888 1949年11月后曾任贵州省政府委员。1950年被捕 1951
116 陈士 湖南桑植 少将 1901 1950,10被俘 1951,1
117 陈阵 湖南茶陵 少将 1910 1949,12,27被俘 1952,12
118 陈桐 广东徐闻 少将 1897 1949,12,9被俘 1952,1,24
119 陈陶 湖南耒阳 少将 1906 1948,9辞职。1949年被俘 1952
120 陈子贤 湖南沅陵 少将 1903 1950,6,4被俘 1950
121 陈与参 贵州荔波 少将 ? 1951,1被俘 1951
122 陈光中 湖南邵阳 中将 1897 早年曾参加北伐。抗战中参加淞沪会战。1949,12,6被俘 1949,12,25
123 陈纯壹 安徽亳县 少将 1900 1947年辞去军职经营工商业。1949,11被俘 1951,1,21
124 陈伟光 贵州郎岱 少将 1902 曾参加淞沪和长沙会战。1949,12,10被俘。后任贵州省郎岱县支前委员会副主任兼剿匪指挥部副指挥长 1950
125 陈应龙 海南文昌 中将 1897 曾参加东征、北伐。抗战中参加淞沪、徐州、武汉、桂南、枣宜等会战,后弃官从商。1948年还乡创办文昌中学 1951 1980年代平反,系无罪错杀
126 陈扶民 山东济宁 少将 ? 1947,12被俘 ?
127 陈宏谟 四川内江 中将 1906 1949,12,23被俘
,后任共军西南军区高参 1952
128 陈春霖 四川资阳 中将 1901 1949,12,24被俘 1951,11,9 1983,9平反,恢复“起义”名誉
129 陈俊三 江苏睢宁 少将 1892 1949年向共军投诚 1952 1980年代平反
130 陈策勋 湖南桑植 少将 1900 1950,4,26被俘 1950
131 陈舜统 广东琼东 少将 1904 1950,5被俘 1950?
132 郑清泉 四川大竹 少将 1899 曾参加南浔会战。1949,12被俘 1951
133 武庭麟 河南伊川 中将 1892 曾参加忻口、豫中、豫西鄂西会战。1947,11,4被俘 1952
134 范埏生 四川富顺 少将 1907 曾参加淞沪会战。1949,12,23被俘 1951,3
135 林芝云 湖南湘潭 少将 1901 1949,8“起义”或被俘,后返乡定居 1952 1984年平反
136 林伯民 广东梅县 中将 1866 1945年抗战胜利后退役返乡,曾多次掩护中共地下党员。 1952 1986,6平反,系错杀
137 林秀山 广西鹿寨 少将 1899 1951,2,26被俘 1951,3,25
138 欧阳珍 江西都昌 中将 1892 1950
139 罗贤达 湖南长沙 中将 1905 1940年参加枣宜会战。1949,4,29被俘 1950,11
140 罗国熙 四川泸县 少将 1907 1949,12,29被俘 1951
141 金亦吾 湖北京山 中将 1904 1949,10被俘 1951,1,13
142 岳伯芬 山东历城 少将 1910 抗战爆发后在历城组织自卫团抗战。1938年7月接受八路军改编,9月脱离,转投国军。1948年被俘 1950,8,20
143 周址 广东开平 中将 1890 1947年秋退役后经商。1949年后任中共广东省政府顾问,不久回乡定居 1953,3,8 1985,1平反,无罪错杀
144 周磐 湖南邵阳 中将 1893 早年曾参加北伐。1950年被俘 1952
145 周伯英 湖南东安 少将 1909 1949年参加湖南“起义”,后返乡居住 1952 1980年代平反
146 周瑞麟 四川仁寿 少将 1884 1950年被俘 1950
147 周静吾 湖北当阳 少将 1898 1950,3,28被俘 1950,6,20
148 周燮卿 四川江津 少将 曾参加淞沪会战。1950,7,29被俘 1950,9
149 孟祥祉 山西灵丘 少将 1903 1949,5,1 1950,4,27
150 项丽源 湖北监利 少将 1912 1949年底在成都随部“起义” 1952 1980年代平反
151 项荣还 贵州安顺 少将 1910 曾参加淞沪会战。1949,12,7被俘 1950
152 赵世玲 山西山阴 中将 1905 1941,5参加晋南会战。1949,4,24被俘 1949,10
153 赵俊图 湖南醴陵 少将 1911 1949,8“起义” 1952 1980年代平反
154 赵鸿厚 河南怀庆 少将 1904 1949,8“起义” 1952 1980年代平反
155 胡栋成 广西修仁 中将 1901 1944年参加桂柳会战 1950,1
156 柏辉章 贵州遵义 中将 1901 抗战中参加淞沪、武汉、南昌、第一次长沙等会战。1949,11,24被俘 1952
157 钟祖培 广西恭城 中将 1890 曾参加北伐 1951,2,27
158 侯之担 贵州桐梓 少将 1894 1950,9,28被俘 1950,12
159 栾乐山 辽宁开原 少将 1910 1949,1被俘 1951,8,22
160 罗联辉 广东新丰 少将 1906 1947,8被俘,获释 1952
161 高倬之 山西天镇 中将 1903 曾参加忻口会战、绥南抗战。1949,4,24被俘 1952,12
162 高理亭 绥远莎县 少将 1951
163 唐伯寅 湖南湘潭 少将 1897 曾参加淞沪、武汉会战。1946年退役。1949,3参加中共江南地下第4军,后任共军第21兵团高参 1952 1983,3平反,恢复“起义”名誉
164 唐孟恪 湖南东安 少将 1903 1948,9,24在济南战役中被俘,获释。1949,10再被俘 1952
165 唐宪尧 四川梁山 少将 1899 1946退役,1949,12,15“起义” 1951 1980年代平反
166 聂国鼐 湖北云梦 少将 1904 曾长期在鄂南抗战。1950,12被俘 1951
167 袁济安 湖北沔阳 中将 1893 1949,10月脱离军职,11月被俘 1951
168 莫蛟 广西横县 少将 1909 抗战中曾参加长衡、桂柳会战。1949,12被俘 1950,12,20
169 莫御 湖南东安 少将 1901 1949,11被俘 1952
170 夏炯 四川温江 中将 1897 抗战中曾参加淞沪、南昌、第1、2、3次长沙、鄂西、常德会战。1950,8,20被俘 1949,11,20
171 夏之时 四川合江 1887 1920年任川西护法军总司令,失败后退出军政界。1950被捕 1950,10,6 1987,11平反,确认为辛亥革命人士
172 徐余生 四川广安 少将 1906 1949,12被俘 1951
173 徐经济 陕西临潼 中将 1897 1949,12,30投诚 1951 1983年平反,恢复“起义”投诚名誉
174 徐振中 山东益都 少将 1912 1948,9,23被俘 1949,8,2
175 徐继泰 江苏灌云 少将 1907 1949,5,5被俘 1950,1,29
176 曹森 河南唐河 少将 1906 1949年参加云南“起义”,后返乡居住 1952 1980年代平反
177 梁顺德 广东梅县 少将 1909 1949,12“起义”,后任共军东北高级炮兵学校教员 1951 1984,7“平反”,恢复“起义”投诚名誉
178 梁彩林 广东鹤山 少将 1898 1946,7被俘 1952
179 黄质胜 广西灵山 中将 1882 曾参加东征、北伐、南昌暴动、抗日,1950年被捕 1951
180 温怀光 1953
181 曾宪成 四川成都 少将 1911 1949,12,27在四川新都“起义”,1952年自愿回乡定居 1952,10 1980年代平反
182 彭永年 广西揭西 少将 1899 1949年5月随吴奇伟“起义” 1951 1980年代平反
183 覃守壹 湖北长阳 少将 1910 1949,11,11“起义”,后返乡定居 1952 1980年代平反
184 焦达梯 湖南浏阳 少将 1903 曾参加“1•28”淞沪抗战。1949,5策动旧部“起义”,并任共军江南地下第四军第十师师长。7月率部在浏阳迎共军入城 1952 1981年平反,恢复“起义”身份
185 谢灵石 四川简阳 少将 1902 1949年参加新疆“起义”,后返乡定居 1952 1980年代平反
186 韩起功 青海循化 中将 1901 1949,9,20投诚 1951
187 喻英奇 湖南保靖 少将 1907 抗日中曾参加淞沪会战和南京保卫战。1949,11,30被俘 1950
188 廖卓如 江西修水 中将 1894 1947年底退役还乡 1951
189 潘峰名 江西乐安 1899 抗日中先后参加徐州会战、鲁南会战等。1949参加“起义” 1950 1981平反,恢复“起义”身份
190 糜藕池 贵州毕节 中将 1897 1949年率部“起义” 1951,7 1980年代平反
191 黄祖埙 浙江浦江 中将 1900 曾参加忻口、晋南会战。1950年被俘 1951,9
192 黄镇中 江西宁都 中将 1898 1929年曾加入红军,1930年复归国民政府。1949,9,23被俘 1950,1,26
193 曹勖 湖北京山 中将 1901 曾参加武汉会战。1949,12,26在成都“起义”,后任共军第二高级步兵学校教员 1951 1981年平反,恢复“起义”身份
194 萧树经 贵州都匀 少将 1903 1950,7
195 曹玉珩 河南唐河 少将 1906 1944年参加桂柳会战。1948,6向共军投诚,后返乡居住 1952 1980年代平反
196 戚南谱 安徽全椒 少将 1898 1949,4被俘,获释,11,21再被俘 1951
197 盛逢尧 江西武宁 少将 1897 1949年被俘 1951,10被俘
198 崔世昌 河北高阳 中将 1900 1949,12,25“起义” 1953,12,7 1986,5平反,恢复“起义”身份
199 鄂友三 绥远萨拉齐 少将 1910 曾在绥远参加抗战。1949年“起义”,后任共军骑兵第4师师长。1950,11被捕 1951
200 曾继远 四川华阳 少将 1949,12率部投诚 1950 1958年平反
201 彭劢 湖南长沙 少将 1910 1942年参加滇西抗战。1944年参加滇缅抗战。1949,12,19被俘 1952 1992,5平反
202 彭旷高 湖北天门 中将 1902 曾参加淞沪、常德会战。1949,12月“起义”,后任共军西南军区高参 1951 1982年平反
203 彭林生 湖南祁东 少将 1897 曾参加淞沪会战。抗战胜利后退役回乡。1949,6年中共取得联系,任共军湖南游击第一纵队司令员,后任共军零陵军区高参。 1951 1985年平反
204 李鸿涛 四川巴县 少将 1894 抗战爆发后出川抗战。1949,12,5参加万县“起义”,后任川东行署民政厅长。 1959 平反
205 杨修戎 青海化隆 少将 1912 1949,9,8投诚 1951
206 张雅轩 甘肃庆阳 少将 1903 1950年在西安被俘 1950,12
207 单心舆 湖南平江 少将 1896 1949年退休回乡 1951 1987年平反
208 单俊卿 安徽固镇 少将 1902 1951
209 段树华 山西陵川 中将 1888 曾参加忻口会战。1952年被捕 1953
210 郭馨波 河南太康 少将 1900 1957,4,12
211 侯镇邦 云南宣威 少将 1890 1951
212 倪弼 江苏江都 中将 1894 曾参加北伐。1946年退役。1949,5,28在上海迎接“解放”,后任镇江中学教师,政协委员 1958,7,31 1992,1平反
213 庹贡庭 四川酉阳 少将 1898 1950,3投诚 1951,5
214 黄冕 广西横县 少将 1882 1951,9
215 黄天玄 湖北蕲春 少将 1896 1938年参加武汉会战。1949,12,27“起义” 1951,12,1 1983,3平反,恢复“起义”名誉
216 黄庆云 四川大足 少将 1884 1951,1,15
217 谢世钦 贵州雷山 少将 1912 曾参加鄂西、常德、湘西会战。1950,10,10被俘 1950,10,17
218 谢东山 广西横县 少将 1884 1951,5,4
219 谢崇阶 四川雷波 中将 1904 1949年底在四川乐山“起义” 1951,9,10 1984年平反,恢复“起义”身份
220 蒋在珍 贵州桐梓 中将 1896 曾在河南参加抗战。1949,11,24“起义” 1952
221 蒋作钧 湖北应城 少将 1903 1951,4被俘 1951,8,15
222 韩子佩 陕西府谷 少将 1907 1949,6,18投降 1950,1,17
223 韩进禄 青海隆化 少将 1906 1950年投诚 1951,10
224 韩步洲 山西繁峙 少将 ? 1949,4,24太原战役中被俘 1954
225 粟廷勋 广西灵川 中将 1891 1949,12被俘 1950
226 鲁坚 湖北枝江 少将 1910 1949,12,4投诚 1951,8 1981,7平反,恢复“起义”身份
227 蒙自仁 广西莱宾 少将 1884 1949,12被俘,释放后复于1950,2,7被俘 1950,6,20
228 路可贞 山东长清 少将 1904 1947,12,26被俘 1951
229 禇怀里 河南南召 少将 1897 1949,12,26“起义” 1951,3 1980年平反,恢复“起义”身份
230 廖泽 四川江津 中将 1890 1951年被捕 1952
231 廖士翘 江西修水 中将 1892 曾参加北伐。1938年参加武汉会战。1947年退役回乡,创办翘材中学,1949,5带领学生迎接共军 1951
232 廖开孝 四川重庆 少将 1898 1949,11,27参加“起义” 1950,3
233 廖剑父 湖南华容 少将 1908 1949,11“起义” 1951
234 谭化民 湖南茶陵 少将 1905 1948,8在山东被俘。1949,11,25在湖南郴州向共军军管会登记 1951
235 谭呈祥 青海化隆 少将 1906 1949,9,8投诚,11月参与组织“叛乱”,1950年再次投诚 1951,5,25
236 蔡洪范 河南虞城 少将 1901 1933参加察哈尔抗日同盟军。1939年投靠日伪。1949,6“起义” 1951 1983年平反
237 裴元俊 四川成都 少将 1914 1949,12,21“起义” 1951 后平反
238 潘琦 江西广昌 少将 1910 1948,12,15被俘,1949,8获释回乡。1950年参与组织反共武装 1951
239 潘壮飞 湖南黔阳 少将 1898 1937年曾参加南京保卫战。1949,10,14投诚 1950 1980年平反,恢复投诚名誉
240 潘国屏 江西乐安 少将 1899 1945,12退役。1949,10,23投诚 1950 1981年平反,恢复“起义”名誉
241 樊明渊 山西定襄或繁峙 少将 1913 曾参加忻口会战。1949,4,24太原战役中被俘 1949
242 颜仁毅 湖南衡阳 中将 1892 1949,12,7被俘,1950,2被遣返回乡 1952,3
243 戴炳南 山东即墨 中将 1905 曾参加娘子关抗战和徐州会战。1949,4,24被俘 1949,7,8
244 何绍南 江苏武进 中将 1893 1954
245 莫树国 湖南东安 少将 1901 1949年夏被俘,获释回乡定居 1952
246 尚其悦 ? ? ? 1950,5,30
247 周亚 浙江云和 少将 1907 1951
248 黄芳俊 ? ? ? 1952
249 徐树南 江西九江 少将 1901 1949,6,25被俘 1950
250 陈运武 湖南凤凰 少将 1902 1952
251 赖芬荣 ? ? ? 曾参加淞沪抗战 1951
252 邓献坤 广东韶关 少将 1908 曾参加淞沪抗战。1948年退役还乡 1952
253 徐廷瑞 河北蠡县 少将 1896 1952
254 霍远鹏 湖南酃县 少将 1908 1950
255 袁峙山 湖南常宁 少将 1907 1947年被俘,获释。1949年被俘,获释回乡定居 1951
256 陆汝群 广西容县 ? ? 曾参加东征北伐 1951
257 向光明 湖北巴东 ? 1909 1952
258 廖德诚 ? ? ? 1951
259 谭正纲 湖南茶陵 少将 1900 1950年被俘,获释回乡定居 1952(或病逝?)
260 梁仲西 广西容县 少将 1905 1951
261 陈鹏翥 ? 少将 ? 1951
262 陈哲 ? ? ? 1951
263 陈定平 海南琼山 1890 1951,12,25
264 陈少鹏 广东兴宁 ? ? 1950
265 莫致宽 广西苍梧 中将 1898 1952
266 符树总 ? ? ? 1952
267 马廷贤 甘肃临夏 少将 1896 中共建政后曾被捕,又获释。1958年再次被捕 1962
268 龚汝松 ? ? ? 1951
269 戴云林 浙江江山 少将 ? 戴笠胞弟 1950,8
270 戴可雄 广东海丰 少将 1900 1949,7率部投诚 1952 1980年代平反
271 孙天放 安徽怀远 少将 1903 曾参加东征北伐。1947年因病辞职回乡定居 1951 1980年代平反
272 沈荃 湖南凤凰 少将 1906 沈从文胞弟 1951 1983年平反,恢复起义投诚人员名誉
273 詹宝光 广东连县 中将 1903 1953 1980年代平反
274 孙星南 河南确山 少将 随张轸“起义”(另一说,随赵自立131军在四川南充“起义”) 1950
275 耿明轩 河南确山 少将 1952
276 王友梅 河南泌阳 少将 1887 1948年与刘积学组建民革河南支会,参与推动张轸“起义”。因早年剿共被害 1950 1980年代平反,恢复“起义人员”身份
277 柏天民 云南峨山 中将 1901 1951,3,3
278 唐宇纵 云南会泽 中将 1890 抗日中曾参加浙赣会战和常德会战。1949年12月通电拥护卢汉“起义” 1951
279 罗春波 中将 1951
1945年10月16日,《中央关于战俘处理办法的指示》规定:“一切官佐,均加争取,其愿为我军服务者,令其服务。其不愿为我军服务或坚决顽强反我者,则加看管教育,并令其生产,一律不放回。……以便将来战争结束时向国民党交换我之被捕被俘人员”。但由于中共要把俘虏的吃、穿、住、用承担下来,管理、教育成本很大,以致劳民伤财,成了“解放区”的累赘。有鉴于此,1946年11月16日,中共中央对此前的俘虏政策作了调整:“一般俘虏旅级以上者,进行教育,特别优待,争取做宣传号召工作,基本上不释放。团营级以上者,送军区教育训练,争取部分为我使用,选择其中比较进步而又愿回去者,可给以任务,个别先行释放;除极顽固反动或有交换价值者外,一律分期释放。连排级经短期训练后,除可留用者外,给以任务即时释放”。离休前为解放军某师副政委的张天铸,沈阳沦陷时为国军东北剿总特务团2营6连中士班长,他回忆当时的情景:国军军官站一边,士兵站一边;听说军官都发路费让回家,士兵要补充当八路(张正隆:《雪白血红》,香港大地出版社1991年版,P555-556)。
2013年元月11日下午,笔者采访的一位80多岁的赵老先生回忆,他哥原是国军某部的少校情报参谋,部队在四川“起义”后,士兵被吸收进共军,军官则复员回家,工作不给安排(引自笔者对赵老先生的采访笔记)。1949年11月,在广西抢修铁路的铁道兵李昌威看到:“与铁路平行的公路上,经常可见到一批批的缴械后被遣送回乡的国民党败兵,每一批至少有100-200人,看来都是些下级军官,因为还有家属随同,两侧全是男人,女人走在中间,无随身什物,穿着也很单薄,有的还披了麻袋,状极狼狈……原来广西土匪多,这些遣返人员不敢单独行动,尤其携有眷属,所以只能结伴而行”(李昌威:《抢修湘桂铁路侧记》,见《郑州文史资料》第20辑,铁路史料专辑)。这说明在内战的大部分时间,国军军官基本得到了“优待”——中下级军官基本上被释放回家。当然也时有“违反纪律”杀俘事件的发生,如前文提到,1947年10月,被共军围困了两年多的河北永年被“解放”时,国军中排长以上的军官都被杀掉了,国军首领许铁英的三弟三官儿(三黑子)因“作恶多端”,由领导亲自出面主持,被“愤怒的群众”活剐了(李新著:《流逝的岁月——李新回忆录》,山西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P266-272)。
然而,随着共军胜局已定,共军对被俘的国军军官的政策也悄悄地发生了重要的变化:国军游击队开始被称为土匪,军官被称为“匪首”、“反革命”,被严厉镇压,即所谓“首恶严办”。在朝鲜战争中投奔美军的志愿军战士陈凌云(音)告诉联合国军审讯官,他曾参加过贵州1950年到1951年的反共游击队(多因共军占领后的横征暴敛而引起,却被诬为为“土匪”、“暴乱”)。失败后,在他们被抓获的300多人中,60多名军官被处死,100名小于14岁的被释放,而陈和其他人则被编入共军,被送到朝鲜战场。1951年1月,李华国所在的部队遭到同样的命运,12名游击队领袖被枪毙,而士兵也被送到朝鲜。一位曾在四川反抗的解放军士兵也证实说,前国民党军队营级或以上军官被抓获后都被处死。(杰瑞米•布朗:《从反抗共产党人到反抗美国——中国西南地区的内战与朝鲜战争:1950-1951年》,见于韩钢主编:《中国当代史研究(一)》,九州出版社2011年版,P201-228)。
而且,对于内战中那些被“优待”释放回家的国军军官,主要是中下级军官,也包括一部分高级军官,不管他们是否已诚心皈依新政权,但在毛眼里,这可是一股危险的异己势力——比例虽小,但绝对数量和活动能量惊人,且有可能成为蒋介石反攻大陆和美军入侵的“第五纵队”,因此,他一直在寻找有利时机以图将他们一网打尽。
这个机会终于来了。1950年6月25日,金日成在斯大林、毛泽东(毛最著名的“贡献”是将东北野战军中的三个能征惯战的朝鲜师,约1.4万人移交给北韩,麦克阿瑟将军在1950年9月12日向联合国提交的报告中则声称移交的人数达5-6万人,见沈志华:《朝鲜战争揭秘》,P279-280)的支持下发动南侵战争,韩战爆发。美国立即宣布介入,东北亚局势骤然紧张。老谋深算的毛泽东迅速抓住这个“有利时期”,发起了血腥的“镇压反革命(镇反)”运动。当时,中共政权曾规定,国军中连长以上、国民政府中保长以上、国民党区分部书记以上,都是反革命,都是镇压的对象。于是当年那些已被“宽大”、“优待”回家的国军被俘军官在没有新的“罪恶”或“反动言行”下,纷纷被逮捕、判刑,甚至处决。
说起来令人难以置信,当年竟也有许多“起义”军官惨遭杀戮。28军老战士,后来成为右派的胡超群老人回忆,镇反中曾当过国军排长的杨大被枪毙,罪名是“被我军俘虏后不思悔改,竟敢企图用枪杀死我军干部”,事实是杨大只是在一次生活会上说:“班长你对我不公,我真想用枪来打死你”。还有一位浙江寿昌县(后并入建德县)的赵荣和县长,临死前告诉妻子(曾是胡的恋人、同事),他对不起某某。当年赵去策反过某某,保证他过来后生命安全。但共产党的政策说变就变,镇反一开始,那人就被当土匪镇压,临死前大骂赵荣和,说到阴间再与赵算账(胡超群:《我是怎样从崇拜到愤恨的》,见《往事微痕》第51期,2010年6月25日,P52,55)。
1949年春,把守安徽段长江防线的国民党第二十军军长杨刚才,经曾任无为县县长、芜湖专员,秘密帮助过中共地下党人的高铁君劝说,与中共协定,弃守沿江防线,拱手让其在繁昌县等地顺利渡江。但渡江后中共即撕毀协定,大肆屠杀业已放下武器的20军官兵。杨刚才痛悔不已,杀死自己全家人后自杀。高铁君拿出自己的寿材将杨装殓。镇反时,中共以此为由将高逮捕。高在当地中素有“高青天”之誉,数百民众联合为他具保。然而,不仅高铁君被处决,数百名具保者也一并被杀戮。
云南省长卢汉率部投共后不久,中共即食言,成批地按“反革命”处决其下属。据原中央日报记者陆铿回忆,杀戮从1951年3月开始:“那个时候,我们那个监狱,每个星期杀一次人,每次杀三十六个。半夜里三点钟,要来喊人的……比方说我的号码是406。‘406!收拾行李!’就这样,叫自己把行李卷起来,背上,去挨杀……”
中共进军湘西前,与地方首领陈渠珍谈判,由其部下谭自平组织部队分驻各乡,维持治安,等候解放军到来。可是解放军进驻凤凰县城,屁股一坐定就食言,将谭自平逮捕送抚顺战犯监狱(谭不久死在那里),其他军官则全部就地处决,包括作家沈从文的弟弟沈岳荃(丁抒:《阳谋》第一章,《执政初期的镇反与土改》)。
中共建政后,不仅以“战犯”的名义囚禁、“改造”了杜聿明、宋希濂、廖耀湘、黄维、王耀武、王陵基等国民政府官员以及中高级将领(根据有关资料,新政权从1959年到1975年共分七批特赦了589名“战犯”,包括伪满洲国、伪蒙疆政府官员,其中原民国政府军政官员为553人,占总数的93.89%),还杀害了大批被俘的国军中高级将领。根据网络上流传的相关资料,笔者整理出来了下表:
1949年后被镇压的国军少将以上将军一鉴表(见文章附录)
由此,我们可以看到,这一时期至少有279名国军少将及其以上级别的高级将领被杀害。需要说明的是,这还仅仅是作者在网上能够搜集的资料,还不是一份国军将军们受害者完整的名单。其中,有72人,戡乱战争末期“起义”,投诚,或者被俘后释放返乡,并无“反革命”现行行为者,被冤杀,最后又被平反者,占26.4%。
著名历史学家杨奎松披露,湖南茶陵20余名国民党中将和少将,除去台湾者外,参加“起义”或投诚的有9人,镇反运动中多被定为反革命分子,其中4人被枪毙,3人被判刑(其中2人死于劳改中)。贵州国民党统治末81个县的县长,无论是“起义”、投诚还是被捕释放,虽已多半得到处理,甚至已安排了工作,这时却因地方凑杀数(即由毛及中共最高层亲自下达的杀人数目——笔者注)或图痛快,全部被当做反革命分子杀掉了事(杨奎松:《毛泽东与“镇压反革命”运动》,见陈永发主编:《两岸分途:冷战初期的政经发展》,(台湾)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中华民国95(2006)年出版)。
在被冤杀的国军高级将领中,不仅有“起义有功”的将领,也有无辜的投诚或被俘释放的将领,也有早已退役、不问世事的老人;既有参加辛亥、东征、北伐的老将,更有在伟大的抗日战争中功勋卓著的民族英雄。如:
邓玉麟,号炳三,土家族人,1881年出生于湖北省巴东县。1908年由孙武介绍秘密加入共进会。1911年参加武昌起义,起义成功后任命为鄂军第七协统领(即旅长)、第四镇统制(师长)。中华民国成立后被授衔陆军中将。1916年赴沪参加讨袁。1917年参加护法战争,被孙中山任命为大元帅府参军、临时政府参议。1926年北伐战争时,曾任北伐军左翼军第一路军总指挥,参加荆沙、宜昌等役。北伐之后脱离军界,寓居上海。抗战爆发后拒绝日人收买,迁居武汉。武汉沦陷后又迁居长阳,1943年回到家乡巴东居住。曾在多地筹资兴办学校、实业。“解放”前夕拒绝去台湾,留驻家乡。1950年底在镇反运动中被捕,次年春以“组织反革命暴动”的罪名被处决。1982年7月湖北省高等法院宣布无罪平反,恢复“辛亥革命人士”的荣誉。
夏之时,字亮工,四川合江人,1887年出生。1920年曾出任川西护法军总司令。四川护法失败后退出军政界,隐居成都办学,1928年赴沪就医。1938年为躲避日军,返回合江,研究佛学及文物古玩,不问世事。1950年镇反运动中被捕,10月6日以“组织策划土匪暴乱”罪名被枪决。1987年11月,四川省合江县法院宣布给其平反,恢复“辛亥革命人士”的荣誉。
何海清,字镜寰,1875年5月出生,湖南湘潭人。1915年底参加护国战争,任蔡锷的护国军第一军第二梯团第四支队长,在纳溪等役中卓有战功。1923年晋升陆军上将。1925年10月脱离军界,返乡隐居,兴办学校。抗战时期,曾在家乡组织自卫军,自任大队长。1950年镇反运动中被逮捕,于11月8日夜被残酷处死。1983年10月,中共当局宣布为其平反,确认他为“辛亥革命人员”。
宋鹤庚,字皋南,1883年生,湖南湘乡人。1917年参加护法战争,任第一旅旅长。1923年随谭延闿入粤投孙中山,被任命为湖南讨贼军湘军第一军军长兼前敌总指挥、建国军北伐军中央总指挥等职务。1925年脱离军界,1931年被国民政府发表为军事参议院上将参议,不久辞职回乡,闲居上海、长沙、湘乡。1949年临近“解放”,宋鹤庚拿出自己私藏的枪枝,授意他的侄子组织湘乡县花桥警察队,投奔中共地下武装姜亚勋部。1950年被上海公安机关逮捕,押解回湘乡。1952年1月,被湘乡县“人民法庭”以宋“曾充任匪军师长、军长、省建设厅长、上将参议等职,一贯危害人民,反抗革命……”判处死刑。八十年代,湘潭市中级“人民法院”审批认定:宋鹤庚解放前夕做过有益于党的工作,应按“起义”“投诚”人员政策对待,撤销原判。
刘晴初,名垂霁,1894年8月生于湖南湘潭。1926年参加北伐战争。曾参与第一次长沙会战。1940年因病回乡休养,筹办实业、学校。1944年10月,日军陷湘潭,刘晴初被日寇软禁,后被游击队营救。1949年3月加入中共地下组织的外围工作,参与策动湘西“和平解放”,并将保存之五万分之一湖南军用地图交于“解放军”第12兵团。1951年以参议身份赴县开会被扣押,3月18日以“反革命”罪被杀于岳冲刘家湾。刘晴初的乡邻回忆,当时杀人要完成指标,可枪声响后不到半日,上头就来了文书,后来得知那文书上写的是要刘去参加“湘西和平解放”的“议会”。1983年7月湘潭地、县法院宣布予以平反,恢复“起义人员”名誉。
唐伯寅,字剑椿,号剑湘,湖南湘潭人,1897年出生。1926年参加北伐战争。抗战爆发后率部参加凇沪会战,所在的师被评为会战中战绩最优的十个师之一。1938年参加武汉会战。1939年8月因功升任第十九师师长并于11月晋升陆军少将,以后率第十九师先后参加了第一、二次长沙会战、上高会战、浙赣会战、常德会战、长衡会战,屡立战功,曾获四等云麾勋章。1946年退役回湘。1949年3月受中共地下组织策动,参加了中共华中局社会部领导下的江南地下第四军,任副军长。4月又参加了程潜、唐生智等人在湖南发起的和平自救运动,并积极策反湘军旧部。8月随程潜、陈明仁参加了长沙“起义”,任第二十一兵团高参。1952年2月21日在镇反运动中在湘潭被枪决。1983年3月湘潭县法院宣布予以平反,恢复“起义人员”名誉。
宋士台,生于1894年,早年先后毕业于保定军校和陆军大学将校班。抗日战争期间,参加指挥了南京保卫战、昆仑关战役,其中,奉命指挥了著名的南浔战役,重创日寇侵略军,击毙日军少将旅团长饭冢国五郎及其部属官兵500多人,缴获轻重武器一批。叶挺将军致电称:“南浔战役与平型关战役和台儿庄大捷鼎立而三”。1945年日本投降后,宋士台解甲从商,1946年国民党发动内战,请他再次出山,并委任高官,被他拒绝。1953年被害。1985年平反。
需要指出的是,如果挣脱党文化的窠臼,我们就会发现,在被害的国军将领中,那些没有被新政权平反的有许多人是铁骨铮铮、大义凛然的志士。如:
李本一(1903--1951),中将,广西容县人。抗战期间先后参加徐州会战、豫南会战、随枣会战。1942年12月18日,所部(48军138师)在大别山麓击落日军第11军司令官冢田攻大将等的座机,这是抗战期间中国军队击毙的军衔最高的日军将领。1946年,第7军(李时任副军长兼171师师长)连续发动泗县战役、两淮战役,击溃数倍于己的陈毅共军,迫使毛泽东将华东野战军实际指挥权由陈毅转交粟裕。1949年8月中旬,率第7军协同友军在青树坪伏击共军,重创四野悍将钟伟任军长的49军并几乎全歼“四野虎贲师”146师。1949年11月,李本一在博白力战后被俘。多次被第7军击败的陈毅早就对李本一恨之入骨,得知李被俘讯息后,大喜过望,从林彪四野要走李本一。在陈毅授意下,共军对李本一软硬兼施,逼他认罪投降,但是李本一宁死不屈。陈毅恼羞成怒,经毛泽东亲自批准,组织“皖北人民法院”于1951年3月5日召开万人大会对李进行公审。公审后李本一在合肥苗圃广场西北角乱坟岗城墙边(今工业大学北区)遇害。此说也得到笔者一位年近九旬的忘年交G老先生(离休干部,曾参加“解放”广西和抗美援朝)的证实,他的信息来源于长征中任博古警卫员、1949年任四野某部团长的康念祥之子康小平。
刘岳峙(1877-1950),是中华民国(台湾)现任总统马英九姑父刘文亚之父。湖南衡山油麻人(今衡东县三樟乡新湖村人),同盟会会员。大革命历任湖南政务厅长、湖南省财政厅长、国民党省党部常委和农民部部长等,筹组国民党反共(所谓“右派”)组织“左社”。他心地善良、乐善好施,为家乡父老做了不少好事,今衡东县三樟乡“油麻完小”即为刘岳峙当年创办。1949年,在中共得势席卷全国之际,许多国民党军政高官纷纷改换门庭,投奔新朝(所谓“起义”)之际,刘却说“不成功便成仁”,拒绝在程潜领衔的“和平起义”的名单上签字,七旬高龄的他还组织自卫队进行抵抗(令笔者不由想起三国时期的老英雄黄忠)。1950年在湘潭被捕,4月13日被枪决。
又如右派作家铁流先生著的《我所经历的新中国》一书中提到的国民政府某地区专员冷寅冬,因发动“暴乱”,被俘后拒不认罪。公审人问他:“你为什么要反对共产党,组织发动暴乱?”他说:“共产党是乱党,用暴力颠覆了合法的国民政府,所以我要反对他”。又问:“你当伪专员期间贪了多少污?”他说:“我不是伪专员,是中央国民政府正式任命的。我贪不贪污你们管不着,今后你们共产党比国民党会更贪污”。60多年后,我读到冷专员的这一番陈词,不仅为他的先见之明而折服,更为他的威武不能屈的凛然正气而深深感染!
还有张乃葳(1891~1950)中将。他是陕西户县人,清宣统元年(1909)加入中国同盟会,1911年回国参加武昌起义。1926年秋,作为幕僚襄助何应钦取得南京龙潭之役的胜利,一举歼灭孙传芳8万人。1933年率部“围剿”湘鄂西革命根据地,重创贺龙等领导的红3军,被何应钦、何成浚誉为“模范之师”。1935年4月被授予少将军衔。1937年8月,率部参加淞沪会战,扼守吴淞,三万士卒伤亡殆尽,张之左耳亦因此失聪。1943年,为被权贵杀害的留法农业学者、黎坪垦殖区管理局局长安汉大声疾呼,先后向监察院长于右任及蒋介石“告御状”,严辞抨击权贵的暴行。同年,以其父亲的名义为新成立的户县初级中学建图书楼一座,并同其胞弟合资捐赠图书3万册。1944年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战区军风纪巡察团主任委员,乘船沿汉江赴第五战区巡察。临行时仅带大洋数枚,舟中三餐,唯包谷稠粥,别无菜肴;偶有壹糖饼,即视为无上珍馐。巡察归来,著《筹办黄(河)渭(河)汉江浅轮说明书》,计划疏浚汉江航道,制造40艘浅水轮船,往返于黄、渭与汉江,以尽陕西棉、煤及工业产品外运之利。无奈国难当头,国民党军政官僚唯争个人之利,等闲民生之事,其实业兴陕的壮图,只能付诸东流。1947年,蒋介石提升其为国民政府立法委员,但非其所愿。胡宗南曾邀其同机赴南京议事,遭其婉拒。1950年3月被成都市军管会杀害。
可是,中共建立新朝后,对这些忠贞不屈的志士不仅革其命,还污其名,贴上“土匪”、“反动”、“凶残”之类的标签。实际上,只要与一些见风使舵的所谓“起义将领”(最典型的莫过于那位早年曾背叛冯玉祥转投中央军,抗日中又投日本,抗战后再投国军,济南战役中又第四次倒戈,竟比三国时著名的吕布的叛卖还多两次,为共军攻下济南立下汗马功劳的吴化文)一比,人品孰高孰下自不难评判。
长期以来,共产党都标榜自己“优待俘虏”,即使在大规模镇压国军军官的同一时期,在朝鲜战场上,共军也在“模范”地执行其“俘虏政策”。上文提到的笔者那位忘年交G老先生,就曾在志愿军战俘营管理联合国战俘。他在一本回忆性质的著作中写道,中共方面曾对联合国军战俘表现了“革命的人道主义”精神,是“世界第一等战俘营”。笔者丝毫不怀疑这位忘年交回忆的真实性,但怎么解释这同一个政权在优待联合国军战俘的同时,却又杀害成千上万的在押或已被“宽大”的国军战俘呢?
与此相关的,还有另一个粗看起来更令人大惑不解的矛盾:在被杀害的“反革命”中,实际上都是中下层党政军人员,上述200多名遇害的将军,最高的也就是中将,而一些职位比他们更高的军政高官却被共产党“仁慈”地“改造”,最后“特赦”,甚至被党恩赐为“政协委员”,如杜聿明(曾位居1948年12月25日新华社公布的43个“战犯”中的34号)、王耀武、黄维、宋希濂、廖耀湘等人。更突出的是担任中华民国副总统和代总统的李宗仁(第2号)、行政院长的翁文灏(位列第12号战犯)以及傅作义(31号)、程潜(26号)、卫立煌(28号)和末代皇帝溥义等“战犯”成了共产党的座上宾。1956年11月15日,毛泽东在中共八届二中全会上讲话:说:“那些罪大恶极的土豪劣绅、恶霸、反革命,你说杀不杀呀?要杀……我们杀的是些小‘蒋介石’。至于‘大蒋介石’,比如宣统皇帝、王耀武、杜聿明那些人,我们—个不杀”(顾育豹:《共和国首次特赦了哪些人》,《贵阳文史》2009年第3期)。这就奇怪了:那些共产党声言厉色声称要惩办的“战犯”,也即是“大蒋介石”们反而不如那些默默无闻的“小蒋介石”们“罪大恶极”,以致后者受到严厉镇压,而前者却被“宽大”、“优待”!难道是毛泽东们昏了头了?
当然不是。对联合国军战俘和“大蒋介石”的“宽大”与对“小蒋介石”们的屠杀,这两者看似矛盾,其实都体现了党的需要,前者是宣传的需要,努力把自己打扮成“仁义之师”、“正义之师”的需要,后者则是镇压异己的需要。中共所谓的“宽大”、“优待”政策并不足以说明这伙“无产阶级专政理论”的信徒们心慈面软——看看这伙人在30年代江西肃反时和文革中杀戳、迫害自己同志的疯狂劲,再看看他们对自己金门战役和志愿军回归的战俘都不肯接纳和谅解,统统给予开除党籍、军籍、撤职的处分,有谁会相信他们对敌人(即使放下武器了还是敌人)会真心实意地“宽大为怀”?事实上,“优待俘虏”只是他们“瓦解敌军”的一个手段——当强大的敌人土崩瓦解了之后,自然也就没必要对国军军官演什么“优待”的戏了,这也正如江山到手后他们很快就将曾高唱入云的“自由”、“民主”、“联合政府”之类的许诺弃之如敝履一样。而对“大小蒋介石”的看似矛盾的对待也是出于同样的功利计算:“优待”“大蒋介石”可以给这伙冷酷无情的阶级斗争论者涂抹上“宽大仁慈”的油彩,而“小蒋介石”们不像“大蒋介石”们那样吸引国内外的眼球,那就可以放手大杀了。毛泽东在八届二中全会上那篇讲话中说:“‘小蒋介石’不杀掉,我们这个脚下就天天‘地震’,不能解放生产力,不能解放劳动人民。……所以,对反革命一定要杀掉一批,另外还捉起来一批,管制一批”(顾育豹:《共和国首次特赦了哪些人》,《贵阳文史》2009年第3期)。
历史已经证明,而且还将证明,对于这伙自诩“伟光正”的人来说,行事没有什么道德底线,全视自己的利益而定。
在“镇反”中惨遭镇压的还有盟友联系的武装部队。1949年12月,刘文辉、邓锡候、潘文华等投共,四川全境宣告“解放”,但配合刘、邓、潘“起义”的民盟成员朱世正、张志和等领导的地方武装却不被民盟(实际是中共)承认,后来又定为“勾结地主、土匪组织的暴乱性质的武装组织”,在1950年的“镇反”运动中,这支队伍有109人被杀害,36人在服刑中死亡,几百人受株连,其他人及其亲属在以后的三反五反、反右派、文革等政治运动中屡受迫害。主要领导人朱世正则在抚顺战犯管理所蹲了25年大牢。据张志和的后人披露,所谓“民盟总部不承认”的真相是,民盟总部事实上对川康民盟是信任的,而且在川康民盟冤案发生35年后,根本找不到民盟总部不承认川康民盟的文件,相反却找到了“一律承认,统一整理”的记载。那么,所谓“民盟总部不予承认”究竟是怎么回事呢?原来,背着民盟总部作出这一重大结论的是民盟西南特派员楚图南(金拾珊等:《川康民盟冤案是怎么造成的》,《炎黄春秋》2012年第3期;童梓平:《一个沉冤几十年的大案》,《炎黄春秋》2011年第7期),而楚图南正是中共打入民盟上层的“特洛伊木马”,我觉得这才是理解这一冤案的关键。这背后深层的背景也许是,不允许民盟等“民主党派”染指军队,以免增加他们向中共闹独立的资本。严厉镇压这支部队的意图,则在杀鸡儆猴,向民盟等组织发出严厉的警告。即使民盟上层有些不同意见,也只能哑巴吃黄连,接受这个局面,因为在当时,他们并没有多少资本向趾高气扬的胜利者说不,况且他们中的许多人还盼望着能从新贵们那里分得一杯羹呢!在这种情况下,朱世正们的命运如何,当然没有多少人去计较了。
与朱世正等相类似的还有抗日将领田西园(一作原)(1900-1951)。田是湖北保康人,国军中将,曾参加武汉会战和长沙抗战等。内战后期加入民主同盟,受命“策应解放军作战”,他组织地下武装并直接接受了共军第十二兵团萧劲光的指挥。其后还成功策动武汉警察总队“起义”,保障了武汉市的通讯交通、水电供应免遭破坏。但是,他却在镇反运动中被当成历史反革命杀害。
作为被镇压的对象,“反革命”不仅仅只是指国军现退役军官,还包括国民政府(被诬为“伪政府”)的党政官员。一位年已八旬的W老(离休干部)在接受访问的时候曾告诉笔者,镇反的时候,民国政府中保长以上,国军中连长以上,国民党区分部书记以上都是反革命,都是镇压打击的对象(见笔者采访W老的笔记,2012,8,1上午,其家中)。为了配合土改,所谓地主恶霸也成为血腥镇压的对象。
在许多地方,令人不解的是,甚至一些卓有名望的老教育家、老中医也被杀害。如“起义”将领罗广文的堂兄、四川大学教授罗广瀛早年留学日本,一生从事教学和学术研究,据说他编写的“蚕桑”教材直到八十年代还在四川大学使用。“解放”前夕,罗广瀛痛感国民党贪污腐化,以兄长身份冒着危险前往罗广文司令部劝说罗广文率部“起义”。在镇反中罗广瀛被捕,很快被杀害了。广东台山县一位老教育家陈觉生,虽曾任旧政府参议会参议长,在共产党的队伍进城前,恶霸劣绅们纷纷避往香港时,他自持平素并无劣行,便留下协助“解放军”,被誉为“民主人士”,但在镇反中被乱棍打死。中共打进上海前夕,与周恩来素有往来的周善培对中华民国开国元老、曾是大革命时期“西山会议派”领袖谢持(1876-1939,)的独子、上海中央银行经济研究处研究员谢德堪说,中共需要他那样的经济学家,不必离开大陆。谢德堪便返回原籍四川富顺,等待日后为中共政权效力,谁知回家不久就被逮捕枪决,尸骨无存。据谢德堪的儿子谢幼田回忆:“在富顺县的镇压反革命运动中,文官保长以上,武官连长以上,全部被处决。我父亲被杀那一次,一次被处决三十多人。这种集体大屠杀共有十几次。小小一个县城,有一千人左右被杀”。
据笔者访问过的C老(离休干部,老报人)说,仅在其家乡河南省唐河县源潭镇,就有李焕之和张兴朗两位老教育家被杀害。李是留法学生,回来后当过淮阳中学校长,唐河县中校长,张曾任源潭中学校长,两位都属于不问政争的老学究,没做过什么坏事(见笔者采访C老先生笔记,2013,1,7-8上午,其家中)。
新贵们还以“流氓地痞作先锋”,实行“暴民专政”,煸动起民间最野蛮最血腥的反人类暴行,活埋刀剐、剖腹剜心,吃人肉等。这时,全国各地农村私刑普遍,抓人杀人连最起码的法律遮羞布也不要。1947年中共在河北搞“土改”时,将黄豆粒扔进土台上的大瓷碗,“民主投票”决定地主的生死,当“票”数超过一半时,就“判处”地主或富农的死刑。有的地方,“劳动人民的意愿”更是得到“尊重”,在“群众会上,把地富和‘有问题’的人拉到台上,只要有部分人喊把某人打死,就当场打死”(丁抒:《阳谋》第一章,《执政初期的镇反与土改》)。河南省泌阳县某区区委书记李振西说,有冤伸冤,有仇报仇,交给贫下中农,想咋处理咋处理,因此,该区乱棍打死了不少人(见笔者采访X先生的笔记,2012年12月7,8日于其家中)。1950年底的一天,信阳某县将500多名在旧政权里做过保甲长以上官职的人的全部抓捕,召开万人群众大会。在会上,挨个被提到台上接受群众判决,如台下有喊打喊杀声响起,则台上的人即被判定有“民愤”,拉到一旁,这个过程花了整整两三天时间。最后有300多人被机枪扫射,平了“民愤”。
据《阜平县志》记载:该县土改复查时,“将地主(其中不少是富农、上中农)扫地出门,沒收他们全部财产,让他们去要饭……并吊打、刑讯逼他们交出‘洋钱、元宝’。地主、富农屡屡被綑绑吊打、活埋刀剐,几天内就打死三百多人”。山东惠民市共打死一百五十余人,其中有一般的农民,甚至还有被指“右倾”的中共干部。L老(离休干部)回忆说,镇反时河南省确山县订了全夜大逮捕的计划,各县区开会,国民党区分部委员以上,三青团区分队,保长、宪兵、国军连以上,实行谁(手里)跑掉一个谁负责的“责任制”,一夜逮捕了700多人,一串串用绳子拴住,然后成立由县委书记、县长、武装部长等人组成的镇反委员会(俗称“杀人委员会”),召开公审大会,镇压了多少官方没有公布过数字,但估计有五六百名。L又说,平舆县抓了几百人,一天晚上全镇压了(2012年10月5日下午,于G老家中)。
另一位C女士转述与其邻居的一位老太太的描述。老太太是渑池县的,父亲曾是国军74师团级军官,被共产党枪毙。老太太说,你说那绳子咋那么长啊,一串一串的,拴的都是人,在路边的深沟悬崖边,先打、斗,然后杀掉,踢进沟里。其中一天就枪毙28人。C女士本人家在通许县,家里成份是地主。她说,1952或53年,村里被抓走了四五个人,其中包括她爷爷,全关进监狱里,出来的时候,都是用筐或用木板抬出来的。她爷爷出来时水都不会喝了,不到一星期就撒手人寰了。村里其他几个人也都是十天半月就死了(2013年1月24、25日于其家中)。
在1951年云南省曲靖专区沾益县的“清匪反霸,减租退押”万人大会上,因“大恶霸”潘子笏拒不交待“浮财”下落,“民兵”(实际上是地痞流氓)们就把潘的小老婆揪到主席台上斗争,把她捆了吊起来逼问,还有一个“民兵”用匕首挑烂她的上衣,威胁不说出浮财下落就割下她的乳房。女的哭着哀求,反复说不知道,那民兵就真的割掉她的一个乳房,小老婆当时就昏了过去。大会并没有因发生这一暴行而停止,女人被抬一边,批斗继续进行。当时县委书记甘文茂和农会主席余福礼都在会场,却没有一人上前阻止,这时他们不是让人对女人进行救治,而是派人打电话把地委书记杨承明搬来。杨到后却说:“算了,等一会宣布枪毙地主恶霸时,连她也一起枪毙了,这样议论少一些”。就这样,原定枪毙的42人临时改为43人。这个女人只是因为她父母欠潘子笏的钱,被迫嫁给潘做了小老婆,没想到就这样稀里糊涂地送了命。更令人发指的是,还有四五个人被枪杀后还被人挖了心(李荫祥:《也谈那恐怖的一幕》,文见铁流主编:《往事微痕》总第53期)。
如此大规模的暴行,是最高党魁毛泽东直接间接煽惑鼓动的结果。毛早在大革命时期就已鼓吹“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不是做文章,不是绘画绣花,不能那样雅致,那样从容不迫,文质彬彬,那样温良恭俭让。革命是暴动,是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暴烈的行动”(这段话在文革中成为红卫兵各种暴行的“理论依据”)之类这里就不提了。1950年10月10日,在毛的亲自主持下,中共中央通过了《关于镇压反革命活动的指示》(简称“双十指示”),从而在全国范围内正式拉开了镇压反革命的序幕。对心存犹豫行动迟缓的干部,毛训诫他们:“你们不要浪费了这个时机,镇压反革命恐怕只有这一次,以后不会有了。千载难逢,你们要好好运用这个资本,不仅是为了杀几个反革命,而主要是为了发动群众”。1951年1月中旬,随着中共军队在韩战战场进展顺利,毛志得意满,进一步要求在国内大杀反革命,并开始向地方官员下压“杀人指标”(因毛在“反右”运动故伎重施,使上百万知识分子无辜蒙冤二十余年,这一做法因而臭名昭著)。1951年1月21日,22日,毛要求上海在今后一年内要杀一二千人,在春季要处决三五百人,要求广东当局在已杀3700人的基础上,再杀三四千人,“今年可以杀八九千人为目标”。2月,在毛的建议下,中共中央专门召开研究杀人的会议,毛再度指示上海,51年内至少要杀3000人左右,批评南京杀(200)人太少,说应在南京多杀,要求学习北京、天津的“镇反经验”。在毛的一再督责下,4月27日,上海一天就逮捕了8359人,30日就杀了285人,5月9日又杀28人,6月15日又杀284人,以后每过几年天枪毙一批,少则二三十人,多则一百四五十人。到11月初,半年时间已杀了将近2000人了(杨奎松:《毛泽东与“镇压反革命”运动》,见陈永发主编:《两岸分途:冷战初期的政经发展》,(台湾)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中华民国95(2006)年出版)。
对治下出现的如此大规模暴行,毛不仅从没有进行过反思,相反还自鸣得意。1956年发生波兰、匈牙利事件,他说:“我们杀了70多万人,东欧就是沒有大张旗鼓地杀人。革命嘛,阶级斗争不搞彻底怎么行!”1959年,他又两次吹嘘那场杀人无数的镇反:“镇压反革命,杀一百万,极有必要。1957年右派进攻,反了右派,反造不起来了”,“反革命杀了一百多万。匈牙利沒有杀反革命。六亿几千万人,消灭那个一百多万,这个东西我看要喊万岁”。活脱脱一副嗜血恶魔的嘴脸。
在这次运动中中共究竟杀了多少人?如上文,毛自己供称70多万。中共内务部长薄一波在“镇反报告”中宣称:“为了永久的和平,为了人民民主,在过去三年半(1949——1952),我们清算了二百多万土匪”(实为国军残部、保安部队以及敌后游击队)。1999年9月,官方的解放军出版社推出的《新中国剿匪纪实丛书》,披露五十年代初期共军在华东、中南、西南、华北、东北、西北地区分别歼“匪”41.6万、115万、85万、2.9万、7.9万、6万人,合计258.4万。然而,这显然并非完整的数字,因为西北和西南的统计截止日期分别为1950年的1月和2月,这时候这些地方刚刚“解放”,大规模的“镇反”还未开始,中南和华东的截止日期分别为1952年6月和8月,两地的“土改”、“镇反”、“剿匪反霸”也未完全结束。前《纽约时报》驻北京采访主任纪思道(Nicholas D. Kristof)和伍洁芳(Sheryl Wudunn)合著的《中国觉醒了》(China Wakes)中则说:“据中共前公安部长罗瑞卿提交的报告估算,从1948年到1955年,有400万人被处决”。辛灏年的《谁是新中国》中说,1950年的土改,地主被害200多万以上,1951年的镇反,又有400多万“反革命”遇害。柏林自由大学教授郭恒钰在其《中国现代史》中说“国军被害者约300万人,国民党遗留在大陆的党员被害者约140万人”。法国外交官杰奎斯•圭拉麦将军估计,从1951年2月至1952年5月间,至少有300万人被中共杀害。据1969年4月7日莫斯科电台广播:1949年至1952年有280万人被毛泽东处死,1953年至1957年有350万人被杀。
镇压反革命(包括土改中对“地主恶霸”的镇压)是中共建政后第一个重大的举措。一个甲子后,我们再看这场“运动”,它至少有四个历史涵义:第一,它将新朝定格在继暴秦和暴清(制造“扬州三日”,“嘉定三屠”)之后,中国历史上第三个在大屠杀中建立暴虐统治的政权,而且它比前两个更为嗜血,更为暴虐。第二,它是毛一系列祸国殃民的“阶级斗争”的开端,预示着他及他的党徒带给中国人民的,决不是什么民主自由,或者繁荣富强,而是一轮又一轮的镇压与折腾。
附:1949年后被镇压的国军少将以上将军一鉴表
序号 姓名 籍贯 军衔 出生 年月 要事简记 遇害 时间 善后
001 万金銮 山东德县 少将 1896 1951,6被俘 1951,8,25
002 习自强 云南丽江 中将 1894 1949,12被俘 1952,7,6 1984年平反,恢复“起义”身份
003 卫持平 贵州榕江 少将 1908 曾参加抗战中的长沙会战。1949,12被俘 1951,2,18
004 马守援 贵州龙里 中将 1899 1949,12在成都参加起义,加入共军 1951 1986年平反,恢复“起义”身份
005 方涤瑕 江西九江 少将 1903(或1904) 1949年“起义”(或被俘) 1951 1980年代平反
006 王英 河北邢台 少将 1950被俘 1951
007 王雄 广东文昌 少将 1902 1950被俘 1951,3,1
008 王三祝 河南滑县 少将 1926 1949,5,7被俘 1949,5,27
009 王旭夫 四川乐山 少将 1903 1953,5,20被俘 1953
010 王春晖 湖南湘乡 中将 1900 1949,12,24被俘 1950,4,6
011 王胜泌 湖北大悟 少将 1905 1949,12,26被俘 1952,8
012 王继祥 浙江诸暨 中将 1904 1946,6,10被俘并获释,1950年再度被捕 1950
013 王育成 甘肃伏羌 少将 1912 1949,9,23在宁夏银川“起义” 1951 1980年代平反,恢复“起义”身份
014 王慧生 贵州贵定 中将 1899 为何应钦夫人外甥。曾先后参加讨袁、东征、北伐以及抗战中的徐州、长沙等会战以及昆仑关战役,战功卓著。1950,9被捕并被公审 1950,9
015 毛定松 贵州松桃 少将 1906 1951被俘 1951
016 毛嘉谋 重庆自贡 少将 1903 1949,12,18投诚 1950
017 邓士富 广东梅县 少将 1900 抗战中参加徐州会战和远征军印缅作战。1948,10,19在长春被俘,回原籍 1952 1983,5平反,恢复“起义”投诚人员名誉
018 邓子超 江西石城 中将 1899 1950年在赣州被捕 1951,1
019 邓玉麟 湖北巴东 中将 1881 1950年被捕 1951 1982年平反,恢复辛亥革命人士荣誉
020 邓德亮 西康越西 少将 1927 1950,4被俘 1950,底
021 尹作干 山东日照 少将 1905 抗战期间参加武汉、南昌、长沙等会战。1949,11被俘 1954,4,8 1987年平反,恢复“起义”投诚名誉
022 甘芳 云南盐丰 中将 1895 1946年退役,1949,12,9被俘 1951,3,9
023 甘竞生 广西苍梧 少将 1905 1951,2,11被俘 1951,5,18
024 甘清池 广东信宜 少将 1900 1949,11,5“起义”或被俘 1951,12 1982,8平反,恢复“起义”名誉
025 石毓灵 湖北黄安 中将 1890 1946年退役,1949年被俘 1951,12,26
026 龙矫 湖南花垣 少将 1898 抗战期间曾参加淞沪会战。1948,9在济南战役中被俘并获释。1949,11,15再次被俘 1950,12
027 卢杰 安徽贵池 少将 1906 1951,2,5被俘 1951,3,8
028 卢新铭 福建长汀 少将 1898 1949,10,16被俘 1951,7,30
029 叶干武 广东梅县 少将 1900或1901 1949,9“投诚”或被俘 1950 1980年平反,恢复“起义”投诚名誉
030 田子梅 山西淳县 少将 1904 1950 1950
031 田西原 湖北保康 中将 1900 抗战胜利后辞职经商,后加入民盟。1949年暗中进行国军策反,4月所部被共军改编,任共军江南地下第3军军长 1951,4,27 1986平反,恢复“起义”身份
032 田动云 四川筠连 少将 1900 1950,11被俘 1950
033 田载龙 湖南石门 中将 1894 1950被俘 1950,11
034 白志沂 山西灵丘 少将 1911 1949,4,24被俘 1949,8,23
035 包善壹 吉林科左后旗 中将 1877 1949,6被捕 1950,3,3
036 汤毅生 广东五华 中将 1905 1948,6.25被俘 1953,6
037 刘进 湖南攸县 中将 1906 1949,12被俘 1950,初
038 刘子仁 河南永城 少将 1900 1951,3,7 1960年平反
039 刘月亭 山东鄄城 少将 1900 1947,5,2被俘 1951
040 刘召东 湖南华容 中将 1905 抗战中参加缅北作战。1950,1被俘 1951,5,9
041 刘孟廉 陕西华州 中将 1904 1950,6被俘 1950,9
042 刘明夏 湖北京山 少将 1905 1951,春
043 刘邦俊 四川简阳 中将 1891 1950被俘 1950
044 刘秉哲 江苏宿迁 中将 1905 1949,6,10被俘 1950,11,7
045 刘岳峙 湖南衡山 1877 1950
046 刘家庆 河南西华 少将 1893 1949年被捕 1953
047 刘展绪 四川内江 少将 1906 1949,12被俘 1951
048 刘培绪 河北沙河 中将 1894 抗战中曾参加淞沪抗战。1939年投汪精卫。1941年与军统联系密谋炸死汪精卫。1947年与中共地下党取得联系,次年进行国军策反工作。1951被捕 1954
049 刘晴初 湖南湘潭 1894 1951 1983,7平反,恢复“起义”身份
050 刘黎辉 湖北荆门 少将 1906 1949,7,15被俘 1949,12,31
051 羊仁安 西康汉源 少将 1878 1950,3,21被俘 1951
052 关仲志 广东番禺 少将 1909 1949,10,24投诚或被俘 1952 1980年代平反
053 师兴周 湖南龙山 少将 1901 1950,11,10被俘 1950
054 吕梦熊 湖南常宁 少将 1890 1946年退役。1949,10被俘 1952
055 朱淮 云南元谋 少将 1894 1950,1被俘 1950,9
056 朱有凯 湖北江陵 少将 1908 抗战中曾参加忻口会战。1949,12,26被俘 1953
057 朱光祖 甘肃平凉 少将 1912 1950,3,29被俘 1950,4,2
058 向阳 湖南龙山 少将 1906 1949,12被俘 1950
059 朵含章 青海门源 少将 1909 1949,9被俘 1951
060 危宿钟 江西萍乡 中将 1888 1949,7被俘 1951
061 阮齐 湖北黄陂 中将 1902 1949,12被俘 1951
062 阮勋 河南嵩县 中将 1897 1950
063 孙黼 四川西充 少将 1899 抗战期间参加武汉会战。1949,12被俘 1951 后平反,恢复“起义投诚”身份
064 列应佳 广东增城 少将 1903 1948,5,17投共并接受改编 1952 1980年代平反
065 萧步鹏 湖南郴州 少将 1906 1951
066 沈开越 浙江宁波 少将 1907 1949,12被俘 1950,7
067 汪援华 湖南永顺 少将 1905 抗日期间曾参加淞沪会战。1949,10,22被俘 1950,12,16
068 宋士台 广东花县 少将 1893 抗日期间曾参加南京保卫战、南浔战役和昆仑关战役。1946年退役 1953 1985,8平反
069 宋天才 河南嵩县 中将 1880 1950,11,20被俘 1951,7,22
070 宋鹤庚 湖南湘乡 上将 1883 早年曾参加护法战争。1925年退出军界。1931年辞职回乡。1949年支持侄子组织队伍投奔中共地下武装 1952,1 1980年代平反,恢复“起义”投诚名誉
071 李强 江西遂川 中将 1905 1946年退役回乡,1949年在江西遂川迎接“解放”,后任县各界人民代表大会常委 1952,4,14 后平反,恢复“投诚”身份
072 李曙 浙江永嘉 少将 1905 1952
073 李本一 广西容县 中将 1903 1949,12,17被俘 1951,3,5
074 李用章 四川邛崃 少将 1902 抗日期间曾参加豫西鄂北会战。1947,10,22被俘 1952
075 李成仁 湖南邵阳 少将 1904 1949,12,25被俘 1953
076 李传霖 山东泰安 少将 1897 1938年曾参加信(阳)罗(山)抗战。1948,12,6“投诚”或被俘 1952 1980年代平反
077 李经世 湖北崇阳 1901 早年曾参加北伐战争。1949年5月中旬汉口处于“真空”时期,以汉口市警察局副局长名义协助局长维护秩序,迎接共军入城。不久入中南公安干部学校任教 1954 1983年平反,恢复“起义”身份
078 李学正 河南灵宝 少将 1902 1951,2被俘 1951
079 李放六 四川安岳 少将 1892 1949,12,15四川达县被俘,后任四川省安岳中学教员。1951被捕 1953,12 1984,1平反,恢复“投诚”身份
080 李祖唐 浙江东阳 少将 1906 1949,9在新疆参加“起义”,后任共军22兵团9军参谋长 1951,3,20
081 李建平 湖北应城 少将 1900 1948年受中共指派搜集情报。1949,5在武汉迎接“解放”。 1951,12 1986,4平反,恢复“起义”身份
082 李继龙 湖北长阳 中将 1898 1949,10被俘,1953年被捕 1955,12,8
083 李梦笔 陕西武功 少将 1902 1949,5,22被俘 1950
084 李辉武 湖北咸宁 少将 1892 1950年被捕 1951,9
085 李瑞熊 广西乐平 少将 1888 1951,3,17被俘 1951
086 李楚藩 湖南祁阳 少将 1903 1949年12月9日在昆明被卢汉扣押,被迫通电投共 1951,3,25
087 李楚瀛 广东连县 中将 1905 1933年曾参加长城抗战。抗战中参加武汉、随枣、豫南、豫中会战。1949,12,18被俘 1950,11,14
088 杨垕 山西陵川 中将 1894 抗战后退役,1953,3,30被俘 1953,12
089 杨天民 河南伊川 中将 1891 抗战中曾参加忻口会战。1947,11,4被俘 1951,4,27
090 杨中鼎 云南大姚 少将 1896 1949,12被俘,后任共军云南省军区高参 1952
091 杨永清 湖南芝江 中将 1886 1950,11,20被俘 1950,12,26
092 杨创奇 广西郁林 少将 1902 1951,2,9被俘 1951,5,10
093 杨健民 安徽宿县 少将 1900 1949,11月在四川金川“起义”,后返乡居住 1951 1980年代平反
094 杨清海 吉林长春 中将 1916 1951,8被捕 1951,9,28
095 杨镇南 湖南怀化 少将 1902 1949,12,5被俘 1950
096 余安民 四川崇庆 中将 1889 1949年秋与中共取得联系,任西南民主联军10纵司令员。12月在成都被俘。 1950,12
097 余辉庭 四川荣昌 少将 1902 1948,10,23在郑州战役中被俘,获释回乡。1950,2,21再次被俘 1951,1,14
098 谷炳奎 湖南耒阳 少将 1906 1948,11被俘 1951
099 何大熙 湖北长阳 中将 1904 1949,11,11被俘 1951
100 何际元 湖南宁乡 少将 1908 1949,5“起义”(另一说,该年4月被俘) 1950,9,25(另一说11,16) 1983年平反,恢复“起义”名誉
101 何海清 湖南湘潭 上将 1875 1915年参加护国战争。1925年脱离军界,返乡兴办学校。抗战时期在乡组织自卫军,自任大队长。1950年被捕 1950,11,8 1983,10平反,确认为辛亥革命人员
102 张谆 四川万县 少将 1910 1950,1,28在成都向共军“报到” 1954
103 张乃崴 陕西户县 中将 1891 1909年加入同盟会。1911年参加武昌起义。后曾参加东征和北伐。抗战中参加淞沪会战,左耳因此失聪。1947年婉拒胡宗南同机赴南京议事的邀请。为官清廉。 1950
104 张少华 江苏武进 少将 1908 1949,6,9被俘 1950,3,17
105 张凤翔 山西繁峙 中将 1915 1949,4,24被俘 1950,2
106 张占魁 河南上蔡 中将 1897 曾在平汉路北段参加抗战。1949,5被俘 1954
107 张国勋 贵州绥阳 中将 1894 1949,12,11被俘 1951
108 张季良 云南云县 少将 1890 1911年在云南参加辛亥革命。1916年参加讨袁战争。1949,12在云县参加“起义” 1952 1981年平反
109 张经武 湖北宜城 中将 1909 1933任察哈尔抗日同盟军北路先遣司令。1953年被俘。 1955
110 张保华 湖北宜城 少将 1906 1949,12月被俘 1953
111 张治公 河南洛阳 1881 1911年参加反清起义。1927年下野。1933年回乡创办维仑中学。1944年开“公兴渠”。1944年任日伪白河县长 1951
112 张铁英 江苏清浦 少将 1890 1951
113 张鼎铭 湖南芝江 少将 1900 1949年10月被俘 1950,12
114 张卓 贵州台江 中将 1891 1944年参加豫中会战 1951
115 陆荫楫 贵州盘县 中将 1888 1949年11月后曾任贵州省政府委员。1950年被捕 1951
116 陈士 湖南桑植 少将 1901 1950,10被俘 1951,1
117 陈阵 湖南茶陵 少将 1910 1949,12,27被俘 1952,12
118 陈桐 广东徐闻 少将 1897 1949,12,9被俘 1952,1,24
119 陈陶 湖南耒阳 少将 1906 1948,9辞职。1949年被俘 1952
120 陈子贤 湖南沅陵 少将 1903 1950,6,4被俘 1950
121 陈与参 贵州荔波 少将 ? 1951,1被俘 1951
122 陈光中 湖南邵阳 中将 1897 早年曾参加北伐。抗战中参加淞沪会战。1949,12,6被俘 1949,12,25
123 陈纯壹 安徽亳县 少将 1900 1947年辞去军职经营工商业。1949,11被俘 1951,1,21
124 陈伟光 贵州郎岱 少将 1902 曾参加淞沪和长沙会战。1949,12,10被俘。后任贵州省郎岱县支前委员会副主任兼剿匪指挥部副指挥长 1950
125 陈应龙 海南文昌 中将 1897 曾参加东征、北伐。抗战中参加淞沪、徐州、武汉、桂南、枣宜等会战,后弃官从商。1948年还乡创办文昌中学 1951 1980年代平反,系无罪错杀
126 陈扶民 山东济宁 少将 ? 1947,12被俘 ?
127 陈宏谟 四川内江 中将 1906 1949,12,23被俘
,后任共军西南军区高参 1952
128 陈春霖 四川资阳 中将 1901 1949,12,24被俘 1951,11,9 1983,9平反,恢复“起义”名誉
129 陈俊三 江苏睢宁 少将 1892 1949年向共军投诚 1952 1980年代平反
130 陈策勋 湖南桑植 少将 1900 1950,4,26被俘 1950
131 陈舜统 广东琼东 少将 1904 1950,5被俘 1950?
132 郑清泉 四川大竹 少将 1899 曾参加南浔会战。1949,12被俘 1951
133 武庭麟 河南伊川 中将 1892 曾参加忻口、豫中、豫西鄂西会战。1947,11,4被俘 1952
134 范埏生 四川富顺 少将 1907 曾参加淞沪会战。1949,12,23被俘 1951,3
135 林芝云 湖南湘潭 少将 1901 1949,8“起义”或被俘,后返乡定居 1952 1984年平反
136 林伯民 广东梅县 中将 1866 1945年抗战胜利后退役返乡,曾多次掩护中共地下党员。 1952 1986,6平反,系错杀
137 林秀山 广西鹿寨 少将 1899 1951,2,26被俘 1951,3,25
138 欧阳珍 江西都昌 中将 1892 1950
139 罗贤达 湖南长沙 中将 1905 1940年参加枣宜会战。1949,4,29被俘 1950,11
140 罗国熙 四川泸县 少将 1907 1949,12,29被俘 1951
141 金亦吾 湖北京山 中将 1904 1949,10被俘 1951,1,13
142 岳伯芬 山东历城 少将 1910 抗战爆发后在历城组织自卫团抗战。1938年7月接受八路军改编,9月脱离,转投国军。1948年被俘 1950,8,20
143 周址 广东开平 中将 1890 1947年秋退役后经商。1949年后任中共广东省政府顾问,不久回乡定居 1953,3,8 1985,1平反,无罪错杀
144 周磐 湖南邵阳 中将 1893 早年曾参加北伐。1950年被俘 1952
145 周伯英 湖南东安 少将 1909 1949年参加湖南“起义”,后返乡居住 1952 1980年代平反
146 周瑞麟 四川仁寿 少将 1884 1950年被俘 1950
147 周静吾 湖北当阳 少将 1898 1950,3,28被俘 1950,6,20
148 周燮卿 四川江津 少将 曾参加淞沪会战。1950,7,29被俘 1950,9
149 孟祥祉 山西灵丘 少将 1903 1949,5,1 1950,4,27
150 项丽源 湖北监利 少将 1912 1949年底在成都随部“起义” 1952 1980年代平反
151 项荣还 贵州安顺 少将 1910 曾参加淞沪会战。1949,12,7被俘 1950
152 赵世玲 山西山阴 中将 1905 1941,5参加晋南会战。1949,4,24被俘 1949,10
153 赵俊图 湖南醴陵 少将 1911 1949,8“起义” 1952 1980年代平反
154 赵鸿厚 河南怀庆 少将 1904 1949,8“起义” 1952 1980年代平反
155 胡栋成 广西修仁 中将 1901 1944年参加桂柳会战 1950,1
156 柏辉章 贵州遵义 中将 1901 抗战中参加淞沪、武汉、南昌、第一次长沙等会战。1949,11,24被俘 1952
157 钟祖培 广西恭城 中将 1890 曾参加北伐 1951,2,27
158 侯之担 贵州桐梓 少将 1894 1950,9,28被俘 1950,12
159 栾乐山 辽宁开原 少将 1910 1949,1被俘 1951,8,22
160 罗联辉 广东新丰 少将 1906 1947,8被俘,获释 1952
161 高倬之 山西天镇 中将 1903 曾参加忻口会战、绥南抗战。1949,4,24被俘 1952,12
162 高理亭 绥远莎县 少将 1951
163 唐伯寅 湖南湘潭 少将 1897 曾参加淞沪、武汉会战。1946年退役。1949,3参加中共江南地下第4军,后任共军第21兵团高参 1952 1983,3平反,恢复“起义”名誉
164 唐孟恪 湖南东安 少将 1903 1948,9,24在济南战役中被俘,获释。1949,10再被俘 1952
165 唐宪尧 四川梁山 少将 1899 1946退役,1949,12,15“起义” 1951 1980年代平反
166 聂国鼐 湖北云梦 少将 1904 曾长期在鄂南抗战。1950,12被俘 1951
167 袁济安 湖北沔阳 中将 1893 1949,10月脱离军职,11月被俘 1951
168 莫蛟 广西横县 少将 1909 抗战中曾参加长衡、桂柳会战。1949,12被俘 1950,12,20
169 莫御 湖南东安 少将 1901 1949,11被俘 1952
170 夏炯 四川温江 中将 1897 抗战中曾参加淞沪、南昌、第1、2、3次长沙、鄂西、常德会战。1950,8,20被俘 1949,11,20
171 夏之时 四川合江 1887 1920年任川西护法军总司令,失败后退出军政界。1950被捕 1950,10,6 1987,11平反,确认为辛亥革命人士
172 徐余生 四川广安 少将 1906 1949,12被俘 1951
173 徐经济 陕西临潼 中将 1897 1949,12,30投诚 1951 1983年平反,恢复“起义”投诚名誉
174 徐振中 山东益都 少将 1912 1948,9,23被俘 1949,8,2
175 徐继泰 江苏灌云 少将 1907 1949,5,5被俘 1950,1,29
176 曹森 河南唐河 少将 1906 1949年参加云南“起义”,后返乡居住 1952 1980年代平反
177 梁顺德 广东梅县 少将 1909 1949,12“起义”,后任共军东北高级炮兵学校教员 1951 1984,7“平反”,恢复“起义”投诚名誉
178 梁彩林 广东鹤山 少将 1898 1946,7被俘 1952
179 黄质胜 广西灵山 中将 1882 曾参加东征、北伐、南昌暴动、抗日,1950年被捕 1951
180 温怀光 1953
181 曾宪成 四川成都 少将 1911 1949,12,27在四川新都“起义”,1952年自愿回乡定居 1952,10 1980年代平反
182 彭永年 广西揭西 少将 1899 1949年5月随吴奇伟“起义” 1951 1980年代平反
183 覃守壹 湖北长阳 少将 1910 1949,11,11“起义”,后返乡定居 1952 1980年代平反
184 焦达梯 湖南浏阳 少将 1903 曾参加“1•28”淞沪抗战。1949,5策动旧部“起义”,并任共军江南地下第四军第十师师长。7月率部在浏阳迎共军入城 1952 1981年平反,恢复“起义”身份
185 谢灵石 四川简阳 少将 1902 1949年参加新疆“起义”,后返乡定居 1952 1980年代平反
186 韩起功 青海循化 中将 1901 1949,9,20投诚 1951
187 喻英奇 湖南保靖 少将 1907 抗日中曾参加淞沪会战和南京保卫战。1949,11,30被俘 1950
188 廖卓如 江西修水 中将 1894 1947年底退役还乡 1951
189 潘峰名 江西乐安 1899 抗日中先后参加徐州会战、鲁南会战等。1949参加“起义” 1950 1981平反,恢复“起义”身份
190 糜藕池 贵州毕节 中将 1897 1949年率部“起义” 1951,7 1980年代平反
191 黄祖埙 浙江浦江 中将 1900 曾参加忻口、晋南会战。1950年被俘 1951,9
192 黄镇中 江西宁都 中将 1898 1929年曾加入红军,1930年复归国民政府。1949,9,23被俘 1950,1,26
193 曹勖 湖北京山 中将 1901 曾参加武汉会战。1949,12,26在成都“起义”,后任共军第二高级步兵学校教员 1951 1981年平反,恢复“起义”身份
194 萧树经 贵州都匀 少将 1903 1950,7
195 曹玉珩 河南唐河 少将 1906 1944年参加桂柳会战。1948,6向共军投诚,后返乡居住 1952 1980年代平反
196 戚南谱 安徽全椒 少将 1898 1949,4被俘,获释,11,21再被俘 1951
197 盛逢尧 江西武宁 少将 1897 1949年被俘 1951,10被俘
198 崔世昌 河北高阳 中将 1900 1949,12,25“起义” 1953,12,7 1986,5平反,恢复“起义”身份
199 鄂友三 绥远萨拉齐 少将 1910 曾在绥远参加抗战。1949年“起义”,后任共军骑兵第4师师长。1950,11被捕 1951
200 曾继远 四川华阳 少将 1949,12率部投诚 1950 1958年平反
201 彭劢 湖南长沙 少将 1910 1942年参加滇西抗战。1944年参加滇缅抗战。1949,12,19被俘 1952 1992,5平反
202 彭旷高 湖北天门 中将 1902 曾参加淞沪、常德会战。1949,12月“起义”,后任共军西南军区高参 1951 1982年平反
203 彭林生 湖南祁东 少将 1897 曾参加淞沪会战。抗战胜利后退役回乡。1949,6年中共取得联系,任共军湖南游击第一纵队司令员,后任共军零陵军区高参。 1951 1985年平反
204 李鸿涛 四川巴县 少将 1894 抗战爆发后出川抗战。1949,12,5参加万县“起义”,后任川东行署民政厅长。 1959 平反
205 杨修戎 青海化隆 少将 1912 1949,9,8投诚 1951
206 张雅轩 甘肃庆阳 少将 1903 1950年在西安被俘 1950,12
207 单心舆 湖南平江 少将 1896 1949年退休回乡 1951 1987年平反
208 单俊卿 安徽固镇 少将 1902 1951
209 段树华 山西陵川 中将 1888 曾参加忻口会战。1952年被捕 1953
210 郭馨波 河南太康 少将 1900 1957,4,12
211 侯镇邦 云南宣威 少将 1890 1951
212 倪弼 江苏江都 中将 1894 曾参加北伐。1946年退役。1949,5,28在上海迎接“解放”,后任镇江中学教师,政协委员 1958,7,31 1992,1平反
213 庹贡庭 四川酉阳 少将 1898 1950,3投诚 1951,5
214 黄冕 广西横县 少将 1882 1951,9
215 黄天玄 湖北蕲春 少将 1896 1938年参加武汉会战。1949,12,27“起义” 1951,12,1 1983,3平反,恢复“起义”名誉
216 黄庆云 四川大足 少将 1884 1951,1,15
217 谢世钦 贵州雷山 少将 1912 曾参加鄂西、常德、湘西会战。1950,10,10被俘 1950,10,17
218 谢东山 广西横县 少将 1884 1951,5,4
219 谢崇阶 四川雷波 中将 1904 1949年底在四川乐山“起义” 1951,9,10 1984年平反,恢复“起义”身份
220 蒋在珍 贵州桐梓 中将 1896 曾在河南参加抗战。1949,11,24“起义” 1952
221 蒋作钧 湖北应城 少将 1903 1951,4被俘 1951,8,15
222 韩子佩 陕西府谷 少将 1907 1949,6,18投降 1950,1,17
223 韩进禄 青海隆化 少将 1906 1950年投诚 1951,10
224 韩步洲 山西繁峙 少将 ? 1949,4,24太原战役中被俘 1954
225 粟廷勋 广西灵川 中将 1891 1949,12被俘 1950
226 鲁坚 湖北枝江 少将 1910 1949,12,4投诚 1951,8 1981,7平反,恢复“起义”身份
227 蒙自仁 广西莱宾 少将 1884 1949,12被俘,释放后复于1950,2,7被俘 1950,6,20
228 路可贞 山东长清 少将 1904 1947,12,26被俘 1951
229 禇怀里 河南南召 少将 1897 1949,12,26“起义” 1951,3 1980年平反,恢复“起义”身份
230 廖泽 四川江津 中将 1890 1951年被捕 1952
231 廖士翘 江西修水 中将 1892 曾参加北伐。1938年参加武汉会战。1947年退役回乡,创办翘材中学,1949,5带领学生迎接共军 1951
232 廖开孝 四川重庆 少将 1898 1949,11,27参加“起义” 1950,3
233 廖剑父 湖南华容 少将 1908 1949,11“起义” 1951
234 谭化民 湖南茶陵 少将 1905 1948,8在山东被俘。1949,11,25在湖南郴州向共军军管会登记 1951
235 谭呈祥 青海化隆 少将 1906 1949,9,8投诚,11月参与组织“叛乱”,1950年再次投诚 1951,5,25
236 蔡洪范 河南虞城 少将 1901 1933参加察哈尔抗日同盟军。1939年投靠日伪。1949,6“起义” 1951 1983年平反
237 裴元俊 四川成都 少将 1914 1949,12,21“起义” 1951 后平反
238 潘琦 江西广昌 少将 1910 1948,12,15被俘,1949,8获释回乡。1950年参与组织反共武装 1951
239 潘壮飞 湖南黔阳 少将 1898 1937年曾参加南京保卫战。1949,10,14投诚 1950 1980年平反,恢复投诚名誉
240 潘国屏 江西乐安 少将 1899 1945,12退役。1949,10,23投诚 1950 1981年平反,恢复“起义”名誉
241 樊明渊 山西定襄或繁峙 少将 1913 曾参加忻口会战。1949,4,24太原战役中被俘 1949
242 颜仁毅 湖南衡阳 中将 1892 1949,12,7被俘,1950,2被遣返回乡 1952,3
243 戴炳南 山东即墨 中将 1905 曾参加娘子关抗战和徐州会战。1949,4,24被俘 1949,7,8
244 何绍南 江苏武进 中将 1893 1954
245 莫树国 湖南东安 少将 1901 1949年夏被俘,获释回乡定居 1952
246 尚其悦 ? ? ? 1950,5,30
247 周亚 浙江云和 少将 1907 1951
248 黄芳俊 ? ? ? 1952
249 徐树南 江西九江 少将 1901 1949,6,25被俘 1950
250 陈运武 湖南凤凰 少将 1902 1952
251 赖芬荣 ? ? ? 曾参加淞沪抗战 1951
252 邓献坤 广东韶关 少将 1908 曾参加淞沪抗战。1948年退役还乡 1952
253 徐廷瑞 河北蠡县 少将 1896 1952
254 霍远鹏 湖南酃县 少将 1908 1950
255 袁峙山 湖南常宁 少将 1907 1947年被俘,获释。1949年被俘,获释回乡定居 1951
256 陆汝群 广西容县 ? ? 曾参加东征北伐 1951
257 向光明 湖北巴东 ? 1909 1952
258 廖德诚 ? ? ? 1951
259 谭正纲 湖南茶陵 少将 1900 1950年被俘,获释回乡定居 1952(或病逝?)
260 梁仲西 广西容县 少将 1905 1951
261 陈鹏翥 ? 少将 ? 1951
262 陈哲 ? ? ? 1951
263 陈定平 海南琼山 1890 1951,12,25
264 陈少鹏 广东兴宁 ? ? 1950
265 莫致宽 广西苍梧 中将 1898 1952
266 符树总 ? ? ? 1952
267 马廷贤 甘肃临夏 少将 1896 中共建政后曾被捕,又获释。1958年再次被捕 1962
268 龚汝松 ? ? ? 1951
269 戴云林 浙江江山 少将 ? 戴笠胞弟 1950,8
270 戴可雄 广东海丰 少将 1900 1949,7率部投诚 1952 1980年代平反
271 孙天放 安徽怀远 少将 1903 曾参加东征北伐。1947年因病辞职回乡定居 1951 1980年代平反
272 沈荃 湖南凤凰 少将 1906 沈从文胞弟 1951 1983年平反,恢复起义投诚人员名誉
273 詹宝光 广东连县 中将 1903 1953 1980年代平反
274 孙星南 河南确山 少将 随张轸“起义”(另一说,随赵自立131军在四川南充“起义”) 1950
275 耿明轩 河南确山 少将 1952
276 王友梅 河南泌阳 少将 1887 1948年与刘积学组建民革河南支会,参与推动张轸“起义”。因早年剿共被害 1950 1980年代平反,恢复“起义人员”身份
277 柏天民 云南峨山 中将 1901 1951,3,3
278 唐宇纵 云南会泽 中将 1890 抗日中曾参加浙赣会战和常德会战。1949年12月通电拥护卢汉“起义” 1951
279 罗春波 中将 1951
杨圣敏:元朝以来的北京“新疆村”
在2002年以前,北京曾有两个“新疆村”:其中一个位于白石桥路的魏公村,该村最多时有18家维吾尔族餐馆;另一个位于海淀区甘家口增光路,该村曾有33家维吾尔族餐馆。“新疆村”既非自然村落,更非行政编制,它的得名,是由于那里聚集了大量来自新疆、以维吾尔族为主的少数民族流动人口。他们以经营餐馆为生。
自1996年以来,笔者在讲授“人类学田野调查方法”和“社会学研究方法”两门课程的同时,带领多个班的同学,连续五年对魏公村的“新疆村”进行了人类学和社会学角度的调查,重点是村中的维族餐馆。
“新疆村”调查的意义
在工业化和现代化的过程中农村人口向城市转移,是一个世界性的问题。在农村人口向城市流动的大潮中,来自边疆地区的少数民族人口,是农民工这一边缘群体中十分特别的一支。他们不仅像其他进城农民一样,来自于农村和贫困地区,而且是一个在语言、宗教、风俗等方面特殊的人群。因而他们在进入城市以后,所面临的不仅有城乡文化的冲突和融合问题,而且也有与其他民族,特别是与汉族的民族冲突和融合的问题。他们的流动所要突破的不仅是体制的障碍,而且还有文化、心理和语言的障碍。他们给城市带来的问题,除了如其他流动人群所带来的社会治安问题外,还有民族关系问题,这种关系不仅影响其所在家乡的民族与汉族的关系,而且影响着他们的民族对国家的认同感。那么,这些流入大城市的少数民族人口是怎样一个人群?进入城市以后,这个人群会发生什么样的变迁?同时,他们给城市带来了哪些影响?
学术界对于少数民族移民社区的研究存在着几种有影响的理论,其中两种涉及到本研究的主题。它们是:
一、“边缘人”概念和理论。“边缘人”寄托在两个不同的群体中,但又不完全属于任何一个群体。结果是他们对自己在团体中的地位形成一种独特的“自我理解”,这种自我形象是非常不协调和矛盾的。学术界对边缘人的研究主要是从文化、自我认知、就业、区位的意义上进行的,而当今中国大陆大批流向城市的农民,其边缘性更突出地表现在社会地位和身份结构上。中国城市中的移民聚居区主要是以移民共同的身份和地域背景凝聚而成的,他们都是所在城市社会的边缘群体。对他们进行研究并与国外的同类人群进行比较,无疑可以丰富有关边缘人理论和移民理论。
二、民族社会经济聚居区模式。在对各种民族群体融入主流社会的过程、途径和特征的讨论中,存在着三种主要模式:“同化论”、“民族文化模式”和“民族社会经济聚居区模式”。这第三种模式对我们解释北京的“新疆村”具有很大的启示。这种模式将注意力集中在促使移民融合于主流社会的社会背景和结构基础上,强调在民族群体成员的社会流动和地位获得方面,民族经济和民族社会网络能起很重要的作用。这种模式包含着经济和文化这两种成分,它把民族聚居区看作是大经济的一个组成部分,是一个具有独特的劳务市场并在一定程度上独立自主的民族聚居区经济结构。有了民族聚居区经济和劳务市场的存在,移民就不需要从附属经济开始,或从社会阶梯的最低一级开始攀登,相反,他们可以自己组织起来在内部做生意或者与外界进行交易。通过家庭、亲属网络和本民族的其他社会机构,群体良好的文化共性和民族团结精神能够促进聚居区经济的发展。
我们希望通过对北京“新疆村”维吾尔族流动人口的考察,对以上的理论进行讨论。
北京历来是多民族活动的城市。自元代以来,魏公村一直与维吾尔人有密切联系。我们希望通过对魏公村历史变迁的简单回顾,考察不同民族在这里的融合过程。
元代以前北京的维吾尔人
维吾尔人与北京的关系由来已久。根据文献的记载,早在唐代(618~907),就有大批维吾尔人的祖先—回纥人在幽州(今北京)一带活动。当时,蒙古草原上的回纥人与唐朝关系密切,贸易活动频繁,最大宗的贸易就是用马交换中原的丝绸。当时的长安、太原和幽州几座城市是回纥商人最集中之地,仅常住长安的就有一千余人。他们在这些城市中还“殖资产,开舍第”,与汉人通婚。据记载,在幽州的回纥人不仅有商人,更多的是军人。公元783年,唐朝叛将朱滔据守幽州时,麾下的回纥骑兵就达三千人,他本人还娶回纥女为侧室。公元840年,回纥汗国崩溃,一支回纥人南下进入中原,其中“回鹘降幽州者前后三万余人”。
仅从以上这些零星的史料,就可窥见唐代的今北京地区,已有很多维吾尔人祖先的活动。
辽代(917~1125),契丹人占领了今北京地区,并将其称为“南京”。当时,辽朝与维吾尔人(回鹘)交往密切,大量的维吾尔商人频繁往来于辽朝的各个城市经商,城中维吾尔人聚居的地方称为“回鹘营”。今北京城自然也是维吾尔商人活动的城市之一。
元代畏吾尔村的建立
今北京的魏公村始建于元代,当时称为“畏吾尔村”,是一个维吾尔人聚居的村落。魏公村所在的北京西郊,在辽代还是一片荒凉。在魏公村以南约1公里,有一条流经紫竹院公园北侧、直通昆明湖的高梁河,高梁河两岸,在辽代曾经是一片战场。公元979年7月(北宋太平兴国四年),宋太宗赵光义率大军进逼辽南京(今北京)城,曾在此与辽军大战,史称“高梁河之战”。
1125年,契丹人的辽朝被来自东北的女真人和北宋南北夹击而灭亡。1127年,北宋被女真人的金朝打败,全线退到黄河以南,史称南宋,从此北京城下不再是前线和战场。
1163年,金朝定都燕京(今北京),称为中都。和平与定都,推动了北京城周的建设。
12世纪70年代,金世宗在北京西郊依高梁河水系修建离宫。此后,这里逐渐成为山水树木风景秀丽,离宫庙宇点缀其间的郊游胜地。
1206年,成吉思汗统一蒙古草原,接着就向邻境扩张,今新疆遂成为蒙古军进攻的目标。当时的新疆和中亚地区,有两个地方政权互相为敌:一个是占据新疆西部和中亚河中地区(今乌孜别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塔吉克斯坦)的哈拉汗朝,以伊斯兰教为国教;另一个是新疆东部以高昌(今吐鲁番)为中心的高昌回纥王国。1209年,高昌回纥王主动投奔蒙古大汗,使蒙古军轻易地进入了新疆,成吉思汗遂将女儿嫁给高昌回纥王,并认其为义子。从此,高昌回纥的贵族就受到蒙古人的信用。在元朝,文献中所称的“畏兀尔人”一般都是专指来自新疆东部高昌回纥境内的居民,而新疆西部和中亚地区信仰伊斯兰教的居民,则被称为“西域人”或“回回人”。在元代,畏兀儿贵族和文人受到重用,在政府、军队中担任要职的很多。其中较早来到元大都(北京)的一批畏兀儿贵族,就被安排到风景秀丽的西郊高梁河畔聚族而居,形成了一个村落,当时人称“畏吾儿村”,即今天的魏公村。蒙古人于1215年攻占了金中都(今北京),畏兀儿人当在此后不久,随蒙古大军进入北京城,史籍中有关的记载还是很清楚的。
清朝乔松年撰《萝亭札记》卷六称:“李西涯或自署畏吾,盖京师西直门外村名。本西域畏兀部落,元太祖时来归,聚处于此,以称村焉;盖与回部相似,今则不复知此族矣。廉希宪、小云石海涯皆畏兀人,西涯则以居址相近而署号,非畏兀人也。”李西涯是明朝大学士李东阳之号,他死后葬于畏吾尔村,直到十几年前,在魏公村东侧还可见到他的墓碑。
元代,北京成为大都,忽必烈与皇后常住于金朝留下的离宫中,并于至元元年(1264)在西郊建万寿山殿。不久,又在高梁河之北岸距畏吾尔村不远处建万寿寺、五塔寺和大慧寺等佛教寺庙。当时,高梁河上已可通船,后妃公主们出西直门乘船沿高梁河可直达玉泉山、西湖,中途在万寿寺休息和用膳。于是,畏吾尔村周围一片热闹繁荣景象。
畏吾尔村的居民
据查礼和贾敬颜先生等人的考证,最早居于此村的畏兀儿人有布鲁海牙、廉希宪和阿里海牙、贯云石两大族。据《元史》本传,这几人的简要情况如下:
“布鲁海牙,畏吾人也。祖牙儿八海牙,父吉台海牙,俱以功为其国世臣。布鲁海牙年十八(1214),随其主内附,充宿卫。太祖(1206~1227)西征,布鲁海牙护从,不避劳苦,帝嘉其勤,赐以羊马毡帐,又以居里可汗女石氏配之。太祖崩,诸王来会,选使燕京总理财币。使还,庄圣太后闻其廉谨,以名求之于太宗(1229~1241),凡中宫军民匠户之在燕京、中山者,悉命统之。辛卯,拜燕南路廉访使,佩金虎符,布鲁海牙性孝友,造大宅于燕京,自畏吾国迎母来居,事之。死后大德(1297~1307)初,赠仪同三司、大司徒,追封魏国公。”
布鲁海牙来到燕京(今北京)当在太祖崩(1227)前不久。他来北京后,造大宅迎母来居,北京西郊的畏吾尔村也就出现了。
布鲁海牙之次子名廉希宪,因其父拜燕京路廉访使,故以父官名为姓。廉希宪当生长于北京,很有可能就生于今魏公村。受燕京人文环境的影响,“希宪好经史,手不释卷。
一日,方读《孟子》,闻召,急怀以进。世祖问其说,遂以性善义利仁暴之旨为对,世祖嘉之,目曰‘廉孟子’,由是知名。”希宪一生历任京兆宣抚使、中书平章政事等职。死后,追封魏国公,恒阳王。其子六人,皆于朝廷内任高官。
魏公村另一畏兀儿显贵家族阿里海牙氏当比廉氏稍晚进京和显贵。《元史》本传称:
“阿里海牙,畏吾尔人也。家贫,尝躬耕,用荐者得事世祖(1206~1294)于潜邸。”阿里海牙一生历任行中书省右丞、湖广行省左丞相等职,死后加封楚国公、江陵王。
阿里海牙娶廉氏女为妻,生小云石海牙,又名贯云石。贯云石在汉文化的氛围中长大,精通经史,历任翰林侍读学士、中奉大夫、知制诰同修国史。他还长于汉文书法,史称他:“草隶等书,稍取古人之所长,变化自成一家,所至士大夫从之若云,得其片言尺牍,如获拱璧。”他死后,朝廷赠集贤学士、中奉大夫,追封京兆公。有文集多卷,其中最有名的是《直解孝经》。他的子孙也继承父祖之风,“有学识,能词章”。
另外,居于该村的畏兀儿贵族还有忽必烈之亲近重臣、燕京行省达鲁花赤蒙速思,死后封敏惠公。蒙速思之女婿即廉希宪。蒙速思之子阿失铁木儿,官至大司徒,死后也都葬于村旁的高梁河畔。
畏吾尔村之衰落与魏公村之得名
贾敬颜先生认为:“畏兀儿村之得名,确贯、廉二氏矣。”到了清代,畏吾尔村改名魏公村。笔者认为,魏公村之得名,当与廉氏家族有关。
最早来到畏吾尔村的廉氏父子布鲁海牙和廉希宪,死后都被封为魏国公。此后廉姓后人一直居于魏公村。直至上世纪50年代初,魏公村只有17户居民时,仍有廉姓。2001年,笔者在调查时还找到了最后一位廉姓男子的女儿。50年代末,原魏国公的石碑仍保存于魏公村。
畏吾尔村清代改称魏公村,似应与魏国公有直接联系。自元代始直至清代,除了聚居于京西畏吾尔村的维吾尔人之外,陆续不断有新疆维吾尔人迁居北京,但是吾尔村自明代以后不断衰落,清代中期以后,该村的畏兀儿人或迁走,或融入汉族之中。究其原因,畏吾尔村的居民一直信佛教,又世代为朝廷高官,很容易就融入中原汉民族之中了。
而其他迁居北京的维吾尔人,多来自新疆西部,较早改信伊斯兰教,聚居于北京东四清真寺、牛街清真寺周围。清初又把迁居北京的维吾尔族安置于西长安街路南的东安福胡同聚居,称为“回子营”。乾隆时期,回子营有维吾尔人329人,编为一个佐领,由内务府管辖,按月发给钱粮。到光绪年,这支维吾尔人已发展到1800余人。清末民初,北京的维吾尔人一部分迁回了新疆,一部分仍聚居于此。直至上世纪30年代的统计中,回子营还有108户795名维吾尔人。
而1949年时,昔日维吾尔贵族聚居的魏公村,只有17户汉族农户,已不见维吾尔人的踪影。
魏公村的变迁
1949年解放初期,魏公村至高梁河一带已是一片荒凉,昔日香火旺盛的法华寺、万寿寺、大慧寺和五塔寺等都已荒废。村中只有十几家农户,村周围是庄稼地、大片的古冢和荒地。
50年代初,政府将原住红庙、白祥庵村等地的一百余户居民迁至魏公村,为他们修建了房屋,划分了村周围的土地,大部分居民都务农为生。公社化以后,这些农民又都成了公社社员,属于四季青公社万寿寺大队魏公村小队。但随着政府在西郊的各项建设,如50年代后村周围相继兴建了外语学院、中央民族学院、北京工业学院和气象局等,加上村中人口的增长和房屋的增建,土地越来越少,到了70年代,村中居民已逐渐脱离了农业,转而成为工人、小买卖人等城镇居民。村周围只剩下少量庄稼地和小块菜地。80年代中期以后,村周围的农田菜地就完全被新建的居民楼等建筑取代了。
在这个城市化的过程中,魏公村的年青人相继离开了老旧的平房,融入到城市的就业人群之中。这片50年代兴建的平房区,与周围的楼群相比,显得破旧、拥挤,留守其中的都是50岁以上的老居民,失去土地以后,他们没有其他劳动技能,生活陷入贫困之中。
80年代中期,中国的经济体制改革进一步深入,政府允许农民进城开店设坊,提供劳务服务。于是,善于经商的维吾尔人陆续来到北京,并在北京形成了两个维吾尔人聚居的“新疆村”。他们正好为留守于魏公村平房区的老居民提供了出租房屋的机会。
“新疆村”的建立
早在80年代初,就有几百名新疆维吾尔族同胞在北京和新疆之间从事纱巾和布匹等日用品的运销活动。他们主要集中于王府井大街,在日用品种类齐全的东安市场和百货大楼购物,到八面槽邮局寄出,在新疆各地批发零售。
1985年,北京的市场全面开放,大量外来人口涌进北京经商,其中的维吾尔族同胞也更加活跃,除了贩卖纱巾、布匹之外,一些人开始从事烤羊肉串、葡萄干、哈密瓜、杏干等项经营或贩运。他们主要分布于北京站、动物园、甘家口、魏公村、人民大学和海淀镇等处。不久,因经营烤羊肉串积攒了一些钱的人转向餐饮业经营,于是,在甘家口附近的北沙沟和魏公村,就出现了维吾尔人开办的新疆风味餐馆。
北沙沟东距甘家口商场约300米,邻近位于二里沟的新疆驻京办事处,北距中央民族大学约2公里。1984年,这里开设了首家维吾尔族馄饨馆。至1987年,维吾尔族餐馆增至15家。1992年1月1日,海淀区政府正式命名这里为“新疆村”。到1993年,维吾尔族餐馆达33个,在甘家口派出所办有暂住证的新疆流动人口达500~600人,其中33家餐馆的维吾尔族人口当在500人左右。1999年,北沙沟街道拓宽工程开工,沿街的商店、餐馆等所有建筑物全部拆除,几十家维吾尔族餐馆也在其中。海淀区政府曾拨出近千万元款项对这几十家餐馆给予补偿。这些餐馆被拆除后,有的老板转到北京其他地区继续租房经营,有的转到外地或迁回了新疆。
魏公村的“新疆街”紧邻中央民族大学的北墙。1983年,当地出现第一家维吾尔族餐厅。1996年,维吾尔族餐馆发展为18家。
解放前,魏公村仅有十几户居民,主要为农户、小买卖人等贫苦人家,周围是农田、坟场,十分荒凉。上世纪80年代以后,魏公村周围建起几十栋居民楼,楼中住户主要为各类企事业单位的职工,而原来的老户仍居于平房区的旧房中。据1994年统计,平房区共有820户,2200余人,维吾尔族餐馆也在其中。平房区夹于南北两条各长约300米的街道中,维吾尔族餐馆多集中于南街上,因此这条街就被称为“新疆街”或“新疆村”。
此外,新疆街上还有藏、傣、蒙古、朝鲜和回等族同胞开的餐馆,因此,这条街又被称为“民族食品街”。
自1996年以来,笔者在授课的同时,指导几个班的同学分别调查了11个维吾尔族餐馆,它们是:艾尼餐厅、伽师餐厅、波斯坦餐厅、古城餐厅、天池餐厅、阿凡提餐厅、阿瓦提餐厅、岳普湖餐厅、新和玉餐厅、新疆风味餐厅和友好餐厅。另外,我们又调查了朝鲜族的“乡村居”餐厅,傣族的“金孔雀”餐厅和藏族的“香巴拉”餐厅。总共调查了14家餐馆。对其中几家餐馆在一二年之后又进行了再调查,还对村中的一些老户居民和居委会进行了多次调查访问。
创业过程与生活特点
这14家餐馆的老板,均来自新疆、西藏、甘肃、云南、吉林延边等少数民族地区。老板的年龄在26岁至60岁之间,其中以30多岁、40多岁者居多。除了少数未婚者外,老板都带妻小等家眷同住北京。除了两户之外,其他老板都没有北京户口。
来北京之前,这些老板的身份以小商贩为主,也有农民、离职的小学教员、工人和机关干部。其中多数来自乌鲁木齐、喀什和伊宁等城镇。他们在家乡时,经济上基本比较困难,大多从事过两种或两种以上的职业。小商贩也都尝试过多种经营。也就是说,这些人在本民族中,属于社会经验较丰富,有较多见识、较大胆量,也有较多社会关系的人。但他们基本上都没有开过餐馆,主要原因是没有足够的资金。刚来北京时,一般只带了几百至几千元钱。有人甚至在走出北京站时,身上仅有几元钱。
来北京以后,一半以上的人曾经历了在街头卖羊肉串、葡萄干或到别人的餐馆中打工等形式的资金积累阶段。这个阶段,一般在5年或5年以上。少数人是靠亲朋集资或向政府贷款来开办餐馆的。借贷一般能在开餐馆后一二年之内还清。可以说,来北京开餐馆的这14位老板,开餐馆后都达到了脱贫致富的目的。
这些老板进入北京创业的活动,无疑是一种市场行为。因为所有的老板都认为,来北京开餐馆,比起其家乡来,有更多的赚钱机会,这里顾客更多,消费更高。但这些老板并不是完全依照市场供需关系和市场价格的指引流动的,而是沿着传统社会关系网络流动的。来北京之初,他们都是首先投奔在甘家口或魏公村的同族亲朋,或是投奔在中央民族大学读书或工作的亲朋老乡。进入北京以后,他们尽量地与同族人靠近或聚居于一处。
他们办理暂住证、开业手续、租房和贷款,都是靠这些同族老乡亲朋来指引、介绍、帮忙完成的。餐馆开办起来以后,也主要在同族老乡、亲眷中雇工。
“新疆村”内经营与生活的特点,确实表现为一种“民族社会经济聚居区模式”。14个餐馆的雇工,一般都在4至10个之间,其中70%左右是与老板同族的老乡、亲眷。所有的厨师都来自本民族,其他民族的雇工主要从事前台端菜、清扫等次要的工作。工资300~1500元不等,80%的异族雇工收入在300~600元之间。
“新疆村”的维吾尔族老板中,一位威望较高者担任村长。他负责协调各维吾尔餐馆之间的竞争、合作等关系。如,他要定出各种饭菜的统一价格,解决维吾尔人之间的纠纷,代表维吾尔居民与居委会和派出所等机构协商村里的各项事务,有时也代表居委会向各维吾尔餐馆转达各类通知和规定。
来“新疆村”就餐的顾客成分也与北京一般的餐馆有明显的差别。除了北京的居民之外,顾客中有较多的少数民族和外国人。如中央民族大学的少数民族教工和学生,是这里的常客。有些居地较远,甚至远在天津等地的少数民族顾客,也专门前来这里就餐。外国人中,巴基斯坦、沙特阿拉伯等穆斯林国家的使馆人员常携全家来此用餐。俄、德、日、法等五十多个国家驻华使馆人员也常来此用餐。顾客中还有大量的外国留学生。
笔者1996年调查11家维吾尔族餐馆,年赢利均在五万元至几十万元之间,赢利最高的一年近百万元。生意兴隆的原因主要有二:一是食品和餐馆本身浓郁的民族特色,二是价格比较便宜。
“新疆村”的少数民族餐馆,特别是维吾尔族各餐馆,在经营和生活中,都具有明显的内聚倾向。由于文化上的差异,特别是由于语言上的障碍和宗教信仰的不同,他们很少与当地汉族和其他民族居民交往,他们自成一个小社会。每日餐馆原料如牛羊肉、菜的进货,有自己单独的渠道和网络。每周的主麻日和古尔邦节等宗教节假日,一般都集体去清真寺礼拜,业余时间则与北京的维吾尔人之间互相串门、娱乐。除了在北京必要的开支以外,老板和雇工大多将攒下的钱寄回新疆老家。恋爱和婚姻也基本上限于本民族成员之内,大多是回新疆去找对象。
他们在子女入托、上学等事情上,并不能享受与北京当地居民同等的权力。如,孩子上幼儿园和上小学时,需要额外交赞助费,赞助费一般可达每年1000~2000元。由于他们没有魏公村的固定户口,街道居委会甚至还要向他们每人征收40元的公共厕所费。他们大多已在北京居住了五年至十几年了,很多人的子女在北京长大,能说一口流利的汉话,而维吾尔语却很生疏,但他们仍没有北京人的感觉。在问到将来的去向时,大多数人都说以后还是要回家乡的。但若干年后他们回去时,家乡的生活他们还习惯吗?乡亲们对这些北京回来的维吾尔人还看得惯吗?他们确实处于城市和乡村之间,处于不同民族文化之间的边缘。
不难看出,以上所简要介绍的,在“新疆村”的初步调查,在一定程度上印证了本文前面所假设的理论。希望这种理论的探讨,对大城市中少数民族聚居区的研究和政策的制订起到一点推动或借鉴的作用。
“新疆村”以餐饮业为主,自上世纪80年代初建立后,发展迅速,在同行业中具有较强的竞争力,内部自成系统,不仅对北京的经济、社会、文化及社会管理等多方面造成了日益深刻的影响,而且还极大地影响了其故乡流出地的社会发展进程。“新疆村”的形成与发展过程不仅集中代表了农村劳动力冲破城乡壁垒进入城市、扎根城市,并不断扩展其生存空间的过程与方式,而且集中体现了在一个主体文化中,作为一种亚文化的少数民族文化是如何形成、演化以及如何与主流文化互动的。此外,作为一种聚集而居的边缘人群体,其内部的组织化程度较高,已有了采取集体行为、组织行为的能力,对城市经济社会生活的影响远较分散于城市居民中的零散个体为大。“新疆村”中的少数民族农民与本地居民杂居共处,并在北京市建立了自己的经营特色和服务范围,其与北京市的经济社会生活有千丝万缕的联系。因此,通过对“新疆村”的研究,不仅可以深入了解大城市边缘人的内部结构、生活方式、经营活动、文化心理,其与城市居民间的关系形态、互动方式、相互观感等,而且可以透视在一种新的环境中,一个异文化的变迁过程、不同文化的冲突和交融以及不同民族之间关系的演化。
来源:《西北民族研究》
自1996年以来,笔者在讲授“人类学田野调查方法”和“社会学研究方法”两门课程的同时,带领多个班的同学,连续五年对魏公村的“新疆村”进行了人类学和社会学角度的调查,重点是村中的维族餐馆。
“新疆村”调查的意义
在工业化和现代化的过程中农村人口向城市转移,是一个世界性的问题。在农村人口向城市流动的大潮中,来自边疆地区的少数民族人口,是农民工这一边缘群体中十分特别的一支。他们不仅像其他进城农民一样,来自于农村和贫困地区,而且是一个在语言、宗教、风俗等方面特殊的人群。因而他们在进入城市以后,所面临的不仅有城乡文化的冲突和融合问题,而且也有与其他民族,特别是与汉族的民族冲突和融合的问题。他们的流动所要突破的不仅是体制的障碍,而且还有文化、心理和语言的障碍。他们给城市带来的问题,除了如其他流动人群所带来的社会治安问题外,还有民族关系问题,这种关系不仅影响其所在家乡的民族与汉族的关系,而且影响着他们的民族对国家的认同感。那么,这些流入大城市的少数民族人口是怎样一个人群?进入城市以后,这个人群会发生什么样的变迁?同时,他们给城市带来了哪些影响?
学术界对于少数民族移民社区的研究存在着几种有影响的理论,其中两种涉及到本研究的主题。它们是:
一、“边缘人”概念和理论。“边缘人”寄托在两个不同的群体中,但又不完全属于任何一个群体。结果是他们对自己在团体中的地位形成一种独特的“自我理解”,这种自我形象是非常不协调和矛盾的。学术界对边缘人的研究主要是从文化、自我认知、就业、区位的意义上进行的,而当今中国大陆大批流向城市的农民,其边缘性更突出地表现在社会地位和身份结构上。中国城市中的移民聚居区主要是以移民共同的身份和地域背景凝聚而成的,他们都是所在城市社会的边缘群体。对他们进行研究并与国外的同类人群进行比较,无疑可以丰富有关边缘人理论和移民理论。
二、民族社会经济聚居区模式。在对各种民族群体融入主流社会的过程、途径和特征的讨论中,存在着三种主要模式:“同化论”、“民族文化模式”和“民族社会经济聚居区模式”。这第三种模式对我们解释北京的“新疆村”具有很大的启示。这种模式将注意力集中在促使移民融合于主流社会的社会背景和结构基础上,强调在民族群体成员的社会流动和地位获得方面,民族经济和民族社会网络能起很重要的作用。这种模式包含着经济和文化这两种成分,它把民族聚居区看作是大经济的一个组成部分,是一个具有独特的劳务市场并在一定程度上独立自主的民族聚居区经济结构。有了民族聚居区经济和劳务市场的存在,移民就不需要从附属经济开始,或从社会阶梯的最低一级开始攀登,相反,他们可以自己组织起来在内部做生意或者与外界进行交易。通过家庭、亲属网络和本民族的其他社会机构,群体良好的文化共性和民族团结精神能够促进聚居区经济的发展。
我们希望通过对北京“新疆村”维吾尔族流动人口的考察,对以上的理论进行讨论。
北京历来是多民族活动的城市。自元代以来,魏公村一直与维吾尔人有密切联系。我们希望通过对魏公村历史变迁的简单回顾,考察不同民族在这里的融合过程。
元代以前北京的维吾尔人
维吾尔人与北京的关系由来已久。根据文献的记载,早在唐代(618~907),就有大批维吾尔人的祖先—回纥人在幽州(今北京)一带活动。当时,蒙古草原上的回纥人与唐朝关系密切,贸易活动频繁,最大宗的贸易就是用马交换中原的丝绸。当时的长安、太原和幽州几座城市是回纥商人最集中之地,仅常住长安的就有一千余人。他们在这些城市中还“殖资产,开舍第”,与汉人通婚。据记载,在幽州的回纥人不仅有商人,更多的是军人。公元783年,唐朝叛将朱滔据守幽州时,麾下的回纥骑兵就达三千人,他本人还娶回纥女为侧室。公元840年,回纥汗国崩溃,一支回纥人南下进入中原,其中“回鹘降幽州者前后三万余人”。
仅从以上这些零星的史料,就可窥见唐代的今北京地区,已有很多维吾尔人祖先的活动。
辽代(917~1125),契丹人占领了今北京地区,并将其称为“南京”。当时,辽朝与维吾尔人(回鹘)交往密切,大量的维吾尔商人频繁往来于辽朝的各个城市经商,城中维吾尔人聚居的地方称为“回鹘营”。今北京城自然也是维吾尔商人活动的城市之一。
元代畏吾尔村的建立
今北京的魏公村始建于元代,当时称为“畏吾尔村”,是一个维吾尔人聚居的村落。魏公村所在的北京西郊,在辽代还是一片荒凉。在魏公村以南约1公里,有一条流经紫竹院公园北侧、直通昆明湖的高梁河,高梁河两岸,在辽代曾经是一片战场。公元979年7月(北宋太平兴国四年),宋太宗赵光义率大军进逼辽南京(今北京)城,曾在此与辽军大战,史称“高梁河之战”。
1125年,契丹人的辽朝被来自东北的女真人和北宋南北夹击而灭亡。1127年,北宋被女真人的金朝打败,全线退到黄河以南,史称南宋,从此北京城下不再是前线和战场。
1163年,金朝定都燕京(今北京),称为中都。和平与定都,推动了北京城周的建设。
12世纪70年代,金世宗在北京西郊依高梁河水系修建离宫。此后,这里逐渐成为山水树木风景秀丽,离宫庙宇点缀其间的郊游胜地。
1206年,成吉思汗统一蒙古草原,接着就向邻境扩张,今新疆遂成为蒙古军进攻的目标。当时的新疆和中亚地区,有两个地方政权互相为敌:一个是占据新疆西部和中亚河中地区(今乌孜别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塔吉克斯坦)的哈拉汗朝,以伊斯兰教为国教;另一个是新疆东部以高昌(今吐鲁番)为中心的高昌回纥王国。1209年,高昌回纥王主动投奔蒙古大汗,使蒙古军轻易地进入了新疆,成吉思汗遂将女儿嫁给高昌回纥王,并认其为义子。从此,高昌回纥的贵族就受到蒙古人的信用。在元朝,文献中所称的“畏兀尔人”一般都是专指来自新疆东部高昌回纥境内的居民,而新疆西部和中亚地区信仰伊斯兰教的居民,则被称为“西域人”或“回回人”。在元代,畏兀儿贵族和文人受到重用,在政府、军队中担任要职的很多。其中较早来到元大都(北京)的一批畏兀儿贵族,就被安排到风景秀丽的西郊高梁河畔聚族而居,形成了一个村落,当时人称“畏吾儿村”,即今天的魏公村。蒙古人于1215年攻占了金中都(今北京),畏兀儿人当在此后不久,随蒙古大军进入北京城,史籍中有关的记载还是很清楚的。
清朝乔松年撰《萝亭札记》卷六称:“李西涯或自署畏吾,盖京师西直门外村名。本西域畏兀部落,元太祖时来归,聚处于此,以称村焉;盖与回部相似,今则不复知此族矣。廉希宪、小云石海涯皆畏兀人,西涯则以居址相近而署号,非畏兀人也。”李西涯是明朝大学士李东阳之号,他死后葬于畏吾尔村,直到十几年前,在魏公村东侧还可见到他的墓碑。
元代,北京成为大都,忽必烈与皇后常住于金朝留下的离宫中,并于至元元年(1264)在西郊建万寿山殿。不久,又在高梁河之北岸距畏吾尔村不远处建万寿寺、五塔寺和大慧寺等佛教寺庙。当时,高梁河上已可通船,后妃公主们出西直门乘船沿高梁河可直达玉泉山、西湖,中途在万寿寺休息和用膳。于是,畏吾尔村周围一片热闹繁荣景象。
畏吾尔村的居民
据查礼和贾敬颜先生等人的考证,最早居于此村的畏兀儿人有布鲁海牙、廉希宪和阿里海牙、贯云石两大族。据《元史》本传,这几人的简要情况如下:
“布鲁海牙,畏吾人也。祖牙儿八海牙,父吉台海牙,俱以功为其国世臣。布鲁海牙年十八(1214),随其主内附,充宿卫。太祖(1206~1227)西征,布鲁海牙护从,不避劳苦,帝嘉其勤,赐以羊马毡帐,又以居里可汗女石氏配之。太祖崩,诸王来会,选使燕京总理财币。使还,庄圣太后闻其廉谨,以名求之于太宗(1229~1241),凡中宫军民匠户之在燕京、中山者,悉命统之。辛卯,拜燕南路廉访使,佩金虎符,布鲁海牙性孝友,造大宅于燕京,自畏吾国迎母来居,事之。死后大德(1297~1307)初,赠仪同三司、大司徒,追封魏国公。”
布鲁海牙来到燕京(今北京)当在太祖崩(1227)前不久。他来北京后,造大宅迎母来居,北京西郊的畏吾尔村也就出现了。
布鲁海牙之次子名廉希宪,因其父拜燕京路廉访使,故以父官名为姓。廉希宪当生长于北京,很有可能就生于今魏公村。受燕京人文环境的影响,“希宪好经史,手不释卷。
一日,方读《孟子》,闻召,急怀以进。世祖问其说,遂以性善义利仁暴之旨为对,世祖嘉之,目曰‘廉孟子’,由是知名。”希宪一生历任京兆宣抚使、中书平章政事等职。死后,追封魏国公,恒阳王。其子六人,皆于朝廷内任高官。
魏公村另一畏兀儿显贵家族阿里海牙氏当比廉氏稍晚进京和显贵。《元史》本传称:
“阿里海牙,畏吾尔人也。家贫,尝躬耕,用荐者得事世祖(1206~1294)于潜邸。”阿里海牙一生历任行中书省右丞、湖广行省左丞相等职,死后加封楚国公、江陵王。
阿里海牙娶廉氏女为妻,生小云石海牙,又名贯云石。贯云石在汉文化的氛围中长大,精通经史,历任翰林侍读学士、中奉大夫、知制诰同修国史。他还长于汉文书法,史称他:“草隶等书,稍取古人之所长,变化自成一家,所至士大夫从之若云,得其片言尺牍,如获拱璧。”他死后,朝廷赠集贤学士、中奉大夫,追封京兆公。有文集多卷,其中最有名的是《直解孝经》。他的子孙也继承父祖之风,“有学识,能词章”。
另外,居于该村的畏兀儿贵族还有忽必烈之亲近重臣、燕京行省达鲁花赤蒙速思,死后封敏惠公。蒙速思之女婿即廉希宪。蒙速思之子阿失铁木儿,官至大司徒,死后也都葬于村旁的高梁河畔。
畏吾尔村之衰落与魏公村之得名
贾敬颜先生认为:“畏兀儿村之得名,确贯、廉二氏矣。”到了清代,畏吾尔村改名魏公村。笔者认为,魏公村之得名,当与廉氏家族有关。
最早来到畏吾尔村的廉氏父子布鲁海牙和廉希宪,死后都被封为魏国公。此后廉姓后人一直居于魏公村。直至上世纪50年代初,魏公村只有17户居民时,仍有廉姓。2001年,笔者在调查时还找到了最后一位廉姓男子的女儿。50年代末,原魏国公的石碑仍保存于魏公村。
畏吾尔村清代改称魏公村,似应与魏国公有直接联系。自元代始直至清代,除了聚居于京西畏吾尔村的维吾尔人之外,陆续不断有新疆维吾尔人迁居北京,但是吾尔村自明代以后不断衰落,清代中期以后,该村的畏兀儿人或迁走,或融入汉族之中。究其原因,畏吾尔村的居民一直信佛教,又世代为朝廷高官,很容易就融入中原汉民族之中了。
而其他迁居北京的维吾尔人,多来自新疆西部,较早改信伊斯兰教,聚居于北京东四清真寺、牛街清真寺周围。清初又把迁居北京的维吾尔族安置于西长安街路南的东安福胡同聚居,称为“回子营”。乾隆时期,回子营有维吾尔人329人,编为一个佐领,由内务府管辖,按月发给钱粮。到光绪年,这支维吾尔人已发展到1800余人。清末民初,北京的维吾尔人一部分迁回了新疆,一部分仍聚居于此。直至上世纪30年代的统计中,回子营还有108户795名维吾尔人。
而1949年时,昔日维吾尔贵族聚居的魏公村,只有17户汉族农户,已不见维吾尔人的踪影。
魏公村的变迁
1949年解放初期,魏公村至高梁河一带已是一片荒凉,昔日香火旺盛的法华寺、万寿寺、大慧寺和五塔寺等都已荒废。村中只有十几家农户,村周围是庄稼地、大片的古冢和荒地。
50年代初,政府将原住红庙、白祥庵村等地的一百余户居民迁至魏公村,为他们修建了房屋,划分了村周围的土地,大部分居民都务农为生。公社化以后,这些农民又都成了公社社员,属于四季青公社万寿寺大队魏公村小队。但随着政府在西郊的各项建设,如50年代后村周围相继兴建了外语学院、中央民族学院、北京工业学院和气象局等,加上村中人口的增长和房屋的增建,土地越来越少,到了70年代,村中居民已逐渐脱离了农业,转而成为工人、小买卖人等城镇居民。村周围只剩下少量庄稼地和小块菜地。80年代中期以后,村周围的农田菜地就完全被新建的居民楼等建筑取代了。
在这个城市化的过程中,魏公村的年青人相继离开了老旧的平房,融入到城市的就业人群之中。这片50年代兴建的平房区,与周围的楼群相比,显得破旧、拥挤,留守其中的都是50岁以上的老居民,失去土地以后,他们没有其他劳动技能,生活陷入贫困之中。
80年代中期,中国的经济体制改革进一步深入,政府允许农民进城开店设坊,提供劳务服务。于是,善于经商的维吾尔人陆续来到北京,并在北京形成了两个维吾尔人聚居的“新疆村”。他们正好为留守于魏公村平房区的老居民提供了出租房屋的机会。
“新疆村”的建立
早在80年代初,就有几百名新疆维吾尔族同胞在北京和新疆之间从事纱巾和布匹等日用品的运销活动。他们主要集中于王府井大街,在日用品种类齐全的东安市场和百货大楼购物,到八面槽邮局寄出,在新疆各地批发零售。
1985年,北京的市场全面开放,大量外来人口涌进北京经商,其中的维吾尔族同胞也更加活跃,除了贩卖纱巾、布匹之外,一些人开始从事烤羊肉串、葡萄干、哈密瓜、杏干等项经营或贩运。他们主要分布于北京站、动物园、甘家口、魏公村、人民大学和海淀镇等处。不久,因经营烤羊肉串积攒了一些钱的人转向餐饮业经营,于是,在甘家口附近的北沙沟和魏公村,就出现了维吾尔人开办的新疆风味餐馆。
北沙沟东距甘家口商场约300米,邻近位于二里沟的新疆驻京办事处,北距中央民族大学约2公里。1984年,这里开设了首家维吾尔族馄饨馆。至1987年,维吾尔族餐馆增至15家。1992年1月1日,海淀区政府正式命名这里为“新疆村”。到1993年,维吾尔族餐馆达33个,在甘家口派出所办有暂住证的新疆流动人口达500~600人,其中33家餐馆的维吾尔族人口当在500人左右。1999年,北沙沟街道拓宽工程开工,沿街的商店、餐馆等所有建筑物全部拆除,几十家维吾尔族餐馆也在其中。海淀区政府曾拨出近千万元款项对这几十家餐馆给予补偿。这些餐馆被拆除后,有的老板转到北京其他地区继续租房经营,有的转到外地或迁回了新疆。
魏公村的“新疆街”紧邻中央民族大学的北墙。1983年,当地出现第一家维吾尔族餐厅。1996年,维吾尔族餐馆发展为18家。
解放前,魏公村仅有十几户居民,主要为农户、小买卖人等贫苦人家,周围是农田、坟场,十分荒凉。上世纪80年代以后,魏公村周围建起几十栋居民楼,楼中住户主要为各类企事业单位的职工,而原来的老户仍居于平房区的旧房中。据1994年统计,平房区共有820户,2200余人,维吾尔族餐馆也在其中。平房区夹于南北两条各长约300米的街道中,维吾尔族餐馆多集中于南街上,因此这条街就被称为“新疆街”或“新疆村”。
此外,新疆街上还有藏、傣、蒙古、朝鲜和回等族同胞开的餐馆,因此,这条街又被称为“民族食品街”。
自1996年以来,笔者在授课的同时,指导几个班的同学分别调查了11个维吾尔族餐馆,它们是:艾尼餐厅、伽师餐厅、波斯坦餐厅、古城餐厅、天池餐厅、阿凡提餐厅、阿瓦提餐厅、岳普湖餐厅、新和玉餐厅、新疆风味餐厅和友好餐厅。另外,我们又调查了朝鲜族的“乡村居”餐厅,傣族的“金孔雀”餐厅和藏族的“香巴拉”餐厅。总共调查了14家餐馆。对其中几家餐馆在一二年之后又进行了再调查,还对村中的一些老户居民和居委会进行了多次调查访问。
创业过程与生活特点
这14家餐馆的老板,均来自新疆、西藏、甘肃、云南、吉林延边等少数民族地区。老板的年龄在26岁至60岁之间,其中以30多岁、40多岁者居多。除了少数未婚者外,老板都带妻小等家眷同住北京。除了两户之外,其他老板都没有北京户口。
来北京之前,这些老板的身份以小商贩为主,也有农民、离职的小学教员、工人和机关干部。其中多数来自乌鲁木齐、喀什和伊宁等城镇。他们在家乡时,经济上基本比较困难,大多从事过两种或两种以上的职业。小商贩也都尝试过多种经营。也就是说,这些人在本民族中,属于社会经验较丰富,有较多见识、较大胆量,也有较多社会关系的人。但他们基本上都没有开过餐馆,主要原因是没有足够的资金。刚来北京时,一般只带了几百至几千元钱。有人甚至在走出北京站时,身上仅有几元钱。
来北京以后,一半以上的人曾经历了在街头卖羊肉串、葡萄干或到别人的餐馆中打工等形式的资金积累阶段。这个阶段,一般在5年或5年以上。少数人是靠亲朋集资或向政府贷款来开办餐馆的。借贷一般能在开餐馆后一二年之内还清。可以说,来北京开餐馆的这14位老板,开餐馆后都达到了脱贫致富的目的。
这些老板进入北京创业的活动,无疑是一种市场行为。因为所有的老板都认为,来北京开餐馆,比起其家乡来,有更多的赚钱机会,这里顾客更多,消费更高。但这些老板并不是完全依照市场供需关系和市场价格的指引流动的,而是沿着传统社会关系网络流动的。来北京之初,他们都是首先投奔在甘家口或魏公村的同族亲朋,或是投奔在中央民族大学读书或工作的亲朋老乡。进入北京以后,他们尽量地与同族人靠近或聚居于一处。
他们办理暂住证、开业手续、租房和贷款,都是靠这些同族老乡亲朋来指引、介绍、帮忙完成的。餐馆开办起来以后,也主要在同族老乡、亲眷中雇工。
“新疆村”内经营与生活的特点,确实表现为一种“民族社会经济聚居区模式”。14个餐馆的雇工,一般都在4至10个之间,其中70%左右是与老板同族的老乡、亲眷。所有的厨师都来自本民族,其他民族的雇工主要从事前台端菜、清扫等次要的工作。工资300~1500元不等,80%的异族雇工收入在300~600元之间。
“新疆村”的维吾尔族老板中,一位威望较高者担任村长。他负责协调各维吾尔餐馆之间的竞争、合作等关系。如,他要定出各种饭菜的统一价格,解决维吾尔人之间的纠纷,代表维吾尔居民与居委会和派出所等机构协商村里的各项事务,有时也代表居委会向各维吾尔餐馆转达各类通知和规定。
来“新疆村”就餐的顾客成分也与北京一般的餐馆有明显的差别。除了北京的居民之外,顾客中有较多的少数民族和外国人。如中央民族大学的少数民族教工和学生,是这里的常客。有些居地较远,甚至远在天津等地的少数民族顾客,也专门前来这里就餐。外国人中,巴基斯坦、沙特阿拉伯等穆斯林国家的使馆人员常携全家来此用餐。俄、德、日、法等五十多个国家驻华使馆人员也常来此用餐。顾客中还有大量的外国留学生。
笔者1996年调查11家维吾尔族餐馆,年赢利均在五万元至几十万元之间,赢利最高的一年近百万元。生意兴隆的原因主要有二:一是食品和餐馆本身浓郁的民族特色,二是价格比较便宜。
“新疆村”的少数民族餐馆,特别是维吾尔族各餐馆,在经营和生活中,都具有明显的内聚倾向。由于文化上的差异,特别是由于语言上的障碍和宗教信仰的不同,他们很少与当地汉族和其他民族居民交往,他们自成一个小社会。每日餐馆原料如牛羊肉、菜的进货,有自己单独的渠道和网络。每周的主麻日和古尔邦节等宗教节假日,一般都集体去清真寺礼拜,业余时间则与北京的维吾尔人之间互相串门、娱乐。除了在北京必要的开支以外,老板和雇工大多将攒下的钱寄回新疆老家。恋爱和婚姻也基本上限于本民族成员之内,大多是回新疆去找对象。
他们在子女入托、上学等事情上,并不能享受与北京当地居民同等的权力。如,孩子上幼儿园和上小学时,需要额外交赞助费,赞助费一般可达每年1000~2000元。由于他们没有魏公村的固定户口,街道居委会甚至还要向他们每人征收40元的公共厕所费。他们大多已在北京居住了五年至十几年了,很多人的子女在北京长大,能说一口流利的汉话,而维吾尔语却很生疏,但他们仍没有北京人的感觉。在问到将来的去向时,大多数人都说以后还是要回家乡的。但若干年后他们回去时,家乡的生活他们还习惯吗?乡亲们对这些北京回来的维吾尔人还看得惯吗?他们确实处于城市和乡村之间,处于不同民族文化之间的边缘。
不难看出,以上所简要介绍的,在“新疆村”的初步调查,在一定程度上印证了本文前面所假设的理论。希望这种理论的探讨,对大城市中少数民族聚居区的研究和政策的制订起到一点推动或借鉴的作用。
“新疆村”以餐饮业为主,自上世纪80年代初建立后,发展迅速,在同行业中具有较强的竞争力,内部自成系统,不仅对北京的经济、社会、文化及社会管理等多方面造成了日益深刻的影响,而且还极大地影响了其故乡流出地的社会发展进程。“新疆村”的形成与发展过程不仅集中代表了农村劳动力冲破城乡壁垒进入城市、扎根城市,并不断扩展其生存空间的过程与方式,而且集中体现了在一个主体文化中,作为一种亚文化的少数民族文化是如何形成、演化以及如何与主流文化互动的。此外,作为一种聚集而居的边缘人群体,其内部的组织化程度较高,已有了采取集体行为、组织行为的能力,对城市经济社会生活的影响远较分散于城市居民中的零散个体为大。“新疆村”中的少数民族农民与本地居民杂居共处,并在北京市建立了自己的经营特色和服务范围,其与北京市的经济社会生活有千丝万缕的联系。因此,通过对“新疆村”的研究,不仅可以深入了解大城市边缘人的内部结构、生活方式、经营活动、文化心理,其与城市居民间的关系形态、互动方式、相互观感等,而且可以透视在一种新的环境中,一个异文化的变迁过程、不同文化的冲突和交融以及不同民族之间关系的演化。
来源:《西北民族研究》
2014年3月28日星期五
20140328一日段子荟萃
@北京厨子:东方睡狮已醒!瞬间变成 hello kitty 。
@江上渡:“中国是和平的、可亲的、文明的狮子。”习近平主席微微一笑,接着说,“希望能有机会,和双鱼、白羊、金牛、双子、巨蟹、天秤、天蝎、射手、摩羯、水瓶交朋友!
@鲜远Piano:拿破仑说过,中国是一头沉睡的狮子,当这头睡狮醒来时,世界都会为之发抖。中国这头狮子已经醒了,但这是一只和平的、可亲的、文明的狮子,喵~~
@醉高指示V:对内狮子王,对外狮子狗。
@xie107:习近平:中国是一只和平的、可亲的、文明的狮子。希望不要对游客和蔼,对饲养员凶恶哟。
@贺卫方:习近平:读孟德斯鸠、伏尔泰、卢梭、狄德罗、圣西门、傅立叶、萨特等人的著作,让我加深了对思想进步对人类社会进步作用的认识。读蒙田、拉封丹、莫里哀、司汤达、巴尔扎克、雨果、大仲马、乔治·桑、福楼拜、小仲马、莫泊桑、罗曼·罗兰等人的著作,让我增加了对人类生活中悲欢离合的感触。
@冉云_飞2014:某人到俄罗斯背名字如下:克雷洛夫、普希金、莱蒙托夫、托尔斯泰、陀斯妥耶夫斯基、果戈里、契可夫等。到法国换成孟德斯鸠、伏尔泰、卢梭、狄德罗、萨特、蒙田、巴尔扎克、雨果、大仲马、福楼拜、小仲马、莫泊桑等。都怪我有眼无珠,经营旧书的吾侄原来是治国之才啊,能背的作者名要甩某人几条大街。
格瓦拉:【妃子心态】后宫中有一个妃子,由于她住的离皇帝比较近,每天打扫干净庭院,新换被褥,准备好用具,洗干净身子……得意洋洋地对外说,你们看,皇帝要临幸我了,我一定要把握机会,生个一男半女的,哼!到那时,还不一下子升两个级别,要叫我副皇后,有你们巴结的时候……这个妃子名曰保定。
@huyong:关于马航事件的一个评论:“国人普遍存在的阴谋论思维方式(习惯)与能力是当代宣教成功的标志之一。”
@ZhangDajun:中国和平转型的概率为零,这是一个事实判断。在这一事实判断的基础上,朝野双方必然越来越激进化,敌我意识日益浓烈,小清新和捣糨糊的中间灰色地带将同时被朝野双方鄙视。儒家的中庸之道和道家的审美主义将被法家冷酷的独断和法家悲壮的惨烈取代。
@HeQinglian:中国人早就成了为钱而生的经济动物,尊严与生存意义几乎全部可以用钱折算。好象有地方大员说过,“用人民币能够解决的问题,就是人民内部矛盾。”郭台铭当初就说过一段话,一些人跳楼,就为了让家人拿那几十万赔偿。这就是中国死再多的人也烧不起一把革命大火的重要原因。
@multiple1902:俄罗斯驻华大使馆:西方制裁应让俄中两国走得更近……目前俄罗斯所处的境况有点儿类似于中国在天安门事件后所遭遇的境况。网友:什么事件?你说清楚!
@冯师长:今天我领导说:如今,台湾害怕变成第二个香港,香港害怕变成第二个大陆,大陆却不怕变成第二个朝鲜。
@majunpu:美国才是这个时代的最大恶棍;多党轮流执政照样腐败;还有人说花4.8万就可以投资移民台湾,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博大精深的汉语
@西藏昌都人韩红:连说出真相的勇气都没有的国家,你能发展成什么样?永远不去马来西亚!逝者安息~// @风中疾走:我把最后一句用手遮住给朋友们看,他们都猜错了国家。
@李佳佳Audrey:波音飞机载着我大中华同胞坠海,法国佬接见过达赖,我决定抵制再不买波音和空客!本来打算下订单买一打这俩公司的飞机的,现在要买飞机只买新舟60!宁愿在国产灰机里哭也不在进口灰机里笑!是中国人就转!
@中国企业家杂志:【人民网刊网友评论:三峡集团幕后不排除有老老虎】针对三峡集团腐败报道,网友"新闻剑客":这次被巡视出的问题,被媒体透露出来的问题来看三峡集团问题多多,幕后不排除有"老虎",甚至有"大老虎"、"老老虎"的存在。那么中央对三峡集团董事长、总经理双双换人,是不是在勾画一张打虎路线图?
@小禅师:一大胖子在粪堆上打苍蝇,手法很是精湛,周围人都高呼:厉害!威武!支持!这时走过来一小胖子说:为什么要打苍蝇呢,把这坨滋生苍蝇的粪堆铲掉不就没苍蝇了吗?众人沉默…突然人群中大胖子的家人吼道:胡闹!大家看的就是打苍蝇,没有苍蝇打了你让大家看什么!结果小胖子被众人骂跑了。
@小野妹子学吐槽:妹妹你大胆地往前走,别等到一千年以后。你就像那一把火,让我一次爱个够。千年等一回,啊哈给我一杯忘情水。男人哭吧哭吧不是罪,她的名字叫做小薇。我送你离开千里之外,让我用心把你留下来。冷冷的冰雨在脸上胡乱地拍,上面这几句谁也念不出来。
@黑se凶兆:记得小时候一群小伙伴拿水枪对呲玩,有一个机(dou)智(bi)的小伙伴使坏跑家里把温开水灌进去骗我们是尿对我们一顿呲,大家四散而逃,这货各种得意。有两个气不过,躲角落里掏枪灌尿跟他拼了。结果那货以为他们用的也是温开水,躲也不躲,一边笑一边拿嘴去接......然后半个月都没见他出来玩。
@永恒之约:上班时同事给了个芒果,一看标签20多块钱,没舍得吃,带回家给老婆。老婆也没舍得吃,又留给了儿子。儿子吃了一口,说不好吃给扔了,抬手就想打儿子,想起了自己的往事,默默的放下了。星期天买了一大包东西给老爸老妈送了过去。
@dunkels:“这座山受到了精灵的加护,你只要往上爬就能获得巨大的能量。”“喔,听你这么一说确实感觉全身充满了力量!这个到底是什么能量呢?” “势能。” “势能……”
黄章晋:新疆民族宗教问题的由来和现状
各位朋友们好,
今天与大家交流的,是我最近这些年来对新疆问题的心得,具体谈的是新疆系列恐怖袭击的宗教背景。我先把一些观察和心得简略地与大家分享,争取留一个半小时与朋友们问答交流。
最近,昆明恐怖袭击案和长沙新疆商贩杀人案给大家留下了深刻印象,虽然长沙案的性质与昆明案不同,但相似案件近年频频发生,我想不少人会关心,新疆的暴恐袭击背后有哪些原因?在我看来背后因素很多,但很少有人愿意或注意到背后的宗教因素,而我认为,这是最直接的诱发因素。
先说说中国新疆发生的暴恐袭击与国外恐怖袭击的区别。
因为最近的恐怖袭击,不少人开始关注国外的研究,像早几年劳伦斯•赖特的《巨塔杀机基地组织与911之路》重新开始热销,而且,美国芝加哥大学罗伯特•帕佩教授对恐怖主义的研究似乎也有人在研读,并用来分析中国的暴恐袭击。罗伯特•帕佩教授的研究,其实映证了劳伦斯•赖特的《巨塔杀机基地组织与911之路》的判断。
我这里对罗伯特•帕佩和劳伦斯•赖特对恐怖分子和恐怖组织的特征梳理做一个简单介绍:他们的看法是,自杀袭击和伊斯兰原教旨主义的关系非常微弱,他们的诉求不是宗教诉求而是政治诉求,譬如要求撤军/解除控制,也就是说很大程度上是基于民族主义的因素。另外一个特点是,袭击者多数是受过良好教育的人士,甚至可以认为是其社会的青年知识精英,而不是没受教育的狂热分子或社会边缘人群。最典型的是911的制造者都是受过高等教育,想一想,能在美国学习驾驶飞机的人,当然不会是文盲式的狂热分子。
事实上,我在中东长期工作的朋友也从当地社会侧面了解到,当地人并不认为那些人是虔诚的穆斯林,因为这些人的生活习惯和做法与穆斯林有很大差别,事实上他们是一群更西化的人。比如他们不会去做礼拜,喜欢喝酒,抽烟,对音乐和影视的审美偏好也明显像是时尚青年。
因为罗伯特•帕佩和劳伦斯•赖特的研究非常出名,所以,我能看到国内一些做科技研究的人,开始套用他们的观点来试图解释甚至找到对付中国暴恐分子的办法。比如:面对自杀式恐怖分子,你要么就干脆利落满足他的根本要求,要么就不给一丝妥协。部分的、渐进的、姿态性的、刻意拖延的妥协,要么会让恐怖分子对政府失去信任,要么会让恐怖分子觉得他们的自杀袭击有用,都只会鼓励他们发动更多的类似袭击。
问题是,中国发生的暴恐袭击,其参与者与国外的典型恐怖分子在所有特征上都是刚好相反的。
我仔细梳理过近二十年来新疆发生或由维吾尔族恐怖分子制造的暴力事件。大致可以这么认为:他们都是没有受过教育的,完全边缘化甚至不知道这个世界是怎么回事的人,都是宗教狂热分子,并且没有政治诉求。中国网格化管理的维稳体制,不太可能出现罗伯特•帕佩描述的恐怖分子,因为他们更依赖易被监控的现代通讯工具。
中国式的恐怖分子不能描述为罗伯特•帕佩总结的自杀式袭击的恐怖分子,因为这样的案例极少,最近几年的案例经常是恐怖分子几乎多数被当场消灭,是因为他们并不知道他们的行动会导致有去无回。他们的信息封闭和落后,使他们不能改进自己的技术。1990年代新疆发生的爆炸恐怖袭击带有典型制造恐慌的动机,但同期南疆部分手段与近年相似的恐怖袭击,并不带有这种特征,因为他们当中有些人甚至不能理解“制造恐慌”这个概念。这种手段最低端的恐怖袭击者,恰恰是社会控制能力强大如中国也难于防范的。
比较两者,会发现差异如下:
国外——组织较为严密、成员多受过高等教育人群、彼此依赖现代工具联络、计划周密、高技术手段,有政治主张或诉求。
国内——组织松散或无组织、成员多没受过教育或文盲、成员是熟人或亲戚关系、无计划,多临时行动,无政治主张或诉求。
其实,仔细阅读现关于昆明案的公开报道,也可发现,制造恐怖事件的那五个人,其实是临时起意,而他们仓促行凶的导火索,也许是因为另外三个伙伴被警方抓捕,而警方抓捕他们,也仅仅是觉得他们形迹可疑。其实,他们原本是准备出境参加圣战的。这几乎是两年前和田鄯善一家派出所被袭击的翻版,当时也是一群人参与地下讲经,结果有同伴被警方抓捕,于是这伙人就攻击了派出所。
除了七五时间,最近这几年被官方列为恐怖袭击的案件,几乎全部都有一个共同特征:参与者都是地下讲经的小团体。
昆明事件后,官方第一时间宣布他们是分离组织,理由是他们身着统一服装,而证据则是两件有星月标志的黑色的T恤。但是,我个人认为,也许是因为昆明警方并不太了解新疆社会,由此产生了误读。那两件T恤,一件是维吾尔文的『维吾尔』,一件是拉丁文的『土耳其』。它其实是很容易买到的。事实上,现在警方的调查也发现,刀是他们在路上买的,不是什么统一武器。
星月标志,在伊斯兰世界非常普遍,新疆90年代小青年很爱穿着,其背后的心理上对土耳其的崇拜和亲近。但那种T恤的星月编制非常大,更像时尚符号和标志,并且,颜色不会用黑色。而是更时尚的黄色、白色——当然不会用蓝色,因为那就是东突的国旗了。911事件后,官方曾经对此严格管理,不许穿着这样标志的T恤,但我近年在乌鲁木齐依然可以看到。而黑色的T恤,通常是宗教热情更高的人才喜欢的颜色。因为,我在官方展示T恤时,就判断他们不是什么分离主义分子,而是极端恐热的宗教分子,后来官方也公布说,他们原来是打算出国打圣战的。
现在谈第二个问题,今天新疆的宗教与社会现状。
因为我说了,这些恐怖袭击背后,都有宗教的因素在里面。而且几乎都是因为参与了地下讲经。
今天,新疆维吾尔社会的宗教与社会形势,最简单的概括就是,民间宗教热潮与官方严厉打压下的撕裂社会。
对新疆宗教复苏热潮的现状和原因,我已在《十字路口的新疆》有过较长篇幅的描述和分析,不知道有多少朋友看过这篇文章。网上在推荐和转载这篇文章时,一般还将它与我写的另外一篇《新疆维吾尔社会正陷入深重危机》文章放在一起研究。
近年宗教保守主义思潮兴起,几十年来世俗化影响的痕迹正迅速褪去。女性着装上的变化,在不少维吾尔人看来,新疆正在经历一场深刻的“阿拉伯化”。风气所及,南疆的学校也无法幸免。虽然官方禁止女生戴头巾,但离开校园后,大家都会戴上头巾,负有上街纠正学生着装之责的老师对此已无可奈何。这次我经过的民丰、和田,不知是否还有不戴头巾的维吾尔族女性,反正我在街上一个也没看到。保守着装虽由虔诚信徒家庭开始,但很快变成一种被大众肯定的时尚,当它的追随者达到一定比例,是否跟随这种潮流,就变成一种你是不是穆斯林、你是不是维吾尔人巨大的社会压力。它并不仅是一种无形的社会压力,在南疆有些地方,穿牛仔裤、短袖连衣裙的年轻女性,上街可能会遭人训斥,甚至遭掌掴或被人用小刀划伤。
虽然男性服饰上没有变化,但受宗教观念影响不喝酒、不抽烟的人比例大幅增加,不但餐厅、商店禁止顾客抽烟喝酒,有些售卖烟酒的小商店会在晚上被人破坏。宗教保守主义思潮的复兴,并非只在维吾尔社会发生,回族、哈萨克族也在受这种观念的影响,只是尚未像维吾尔社会一样,已变成一种不得不从的社会压力。今天的维吾尔社会,集中了维吾尔族精英和受高等教育年轻人的乌鲁木齐和北疆几个汉族居多的城市,是宗教保守主义浪潮中的孤岛。
我在文章中不太好写的,是官方的应对措施,因为还要考虑到文章能在网上传播,考虑到自己个人的人身安全。
我只用这么一个自然段来描述官方的简单粗暴:“譬如南疆不少地方挂牌禁止戴面纱的人上公交车、进医院、银行,甚至行政事业单位和国营企业的大院也挂牌禁止戴面纱者进入。从宗教保守主义思潮传播的社会心理基础看,这种打压,毋宁说它是对某些真心愿意戴面纱者的另一种精神褒扬。”
事实上,官方的管理非常的野蛮粗暴。比如,新疆每一座清真寺都有两个干部承包其思想管理,所有拿国家工资的人,都不得进入清真寺,甚至退休之后,学生也不得进清真寺,并且不允许过斋月。阿訇靠国家发工资养活,根据其待遇,可享受局级阿訇、处级阿訇、科级阿訇之类的不同工资标准。阿訇必须在清真寺讲各种国家政策,从大到民族团结、计划生育,小到听乡长的话种棉花而不是土豆之类。如果大家有兴趣,可以去购买《新时期阿訇实用工作手册》,看看我们对阿訇的要求和教育是用的什么东西。
所以,这些官方阿訇就失去了多数维吾尔族人的信任。但是,宗教需求事实上又存在,并且比任何时代都更迫切。这个原因,我已在《十字路口的新疆》和《新疆维吾尔社会正陷入深重危机》里谈到过,这里不再重复。于是,地下宗教开始泛滥,或者说复兴。值得特别强调的是,地下流行的,是沙特传过来的非常保守极端的瓦哈比教派。
对汉族社会来说,今天的普通百姓面临的社会转型的种种痛苦和困惑,官方也是无法向他们解释到底是怎么回事,也无法安抚他们的。而对一个有宗教传统的社会,遇到困惑,自然是向宗教人士求得解释。维吾尔社会遇到的困惑和痛苦,远远大于汉族社会。他们的渴求更加强烈。其实看清代和民国的文献,很多当地官员都认为,缠回(维吾尔)远比汉回(回族)要温和柔顺,传统上并不是爱惹事的民族。
那么,地下传经的阿訇是如何看待世界的呢?不知道大家是否知道中国军队里一个叫戴旭的大校。他看世界的方式,就是那些从来没有进过城市的阿訇们看世界的方式。他们心中的阴谋论,比戴旭还多,而且更为荒谬可笑。但他们能提供一种简单直接的解释。我们这个社会的一切堕落、不幸、痛苦都是异教徒带来的,只有建立一个纯粹的伊斯兰社会,才会有和谐宁静。在这些人的心里,其实是没有什么建立独立的民族国家的想法的。只有与异教徒的圣战。
与此同时,官方对地下宗教的打压又极为严厉。我们可以举一个例子。前面说到,新疆各民族穆斯林女性装扮的宗教倾向越来越明显,但在男性身上看不到。这不奇怪么?因为男人不准留大胡子。一个村里,如果有几个人开始留大胡子,很快就会遭邻居举报,然后警察就来了,把留大胡子的全部抓走,暴打审讯一番后,剃光胡子,羞辱一番送回——如果是为首秘密传经的,还会被会判刑。由于对地下讲经的打击非常严厉,间接上也使得他们变得更为极端,而且一旦沉迷其中,就带有强烈的复仇心态。我觉得,他们仅仅是愚昧的地下宗教信徒,官方说他们是分离主义者,实在是高看了他们。
从目前看,越多的宗教引发的恐怖袭击,官方的打压就会越严厉。目前,新疆正在实施20万干部下基层的活动,这个决心和力量前所未见。而这种压力下,宗教需求或宗教情绪,只会更加强烈。所以,我个人倾向于认为,暴恐袭击的趋势不会衰减,会一直持续恶化。但昆明这种案例是非常特殊的极端现象,恐怖袭击很难在内地发生。在内地的维吾尔族人,大部分都是商贩,这些人极少可能是宗教狂热分子。相反,宗教狂热分子是很鄙视在内地经商的维吾尔族人的。而且,宗教狂热分子确实大部分都没有文化,他们缺少在内地实施恐怖袭击的必要知识和技能。
主持人:谢谢黄老师的分享,下面是提问时间
问:黄老师,伊斯兰世界的宗教保守化的趋势产生的根本原因是什么?为什么在其他宗教世界没有看到类似的趋势?
答:我在《十字路口的新疆》里分析过其形成的原因,并且认为,这不是伊斯兰独有的现象,而是几乎所有非西方国家共有的。其实,二战时期的日本的表现就可以认为是一种相似的反应,比如他们三十年代开始宣扬国粹主义,强烈的反西方和反现代民主自由思潮。其实是同一种反应在不同文化基础上的不同表现。
问:中国政府在“宗教政策”上为什么用“堵”而非“疏”的策略?
答:因为共产党自身的组织和意识形态决定了所有共产党都是强烈反宗教的,宗教组织与共产党是同构的。当然也存在地域差别,浙江等地是中国社会观念或政府观念最先进的地区,而新疆则是最野蛮落后的地区,新疆地方政府的野蛮粗暴和落后超乎我们的想象。
问:有什么办法改变这种状况吗?汉族维族混校?
答:除非中国的制度发生重大且根本性的改变。汉维混校在很多地方都是如此的,它没有任何作用。
问:为什么恐怖袭击只发生在维族?在中国受歧视得不止是维族阿,论信仰,很多少数民族信仰伊斯兰教,相信内心也有受迫害的感觉。但是为什么单单是维族而不是哈萨克之类的搞恐怖袭击?相信除了宗教原因还有其他维族社会因素?
答:维吾尔社会所受的歧视和欺凌是最严重的,而汉族人往往无法感知。在新疆内部,不同民族的权力分配明显有别,哈萨克相对其人口,待遇要明显优于维吾尔族。并且,游牧民族与汉族很少有竞争关系,藏族亦然,而维吾尔族是个定居民族,所有领域都面临这汉族的剧烈竞争压力。
问:当年胡耀邦对于宗教的自由宽容态度,同时允许大规模兴建清真寺,导致了现在民族问题的基础。您怎么看?
答:我认为这纯粹是胡说八道。恰恰是胡耀邦时期新疆是最平稳的,那个时代虽然有不满甚至是小摩擦,但恰恰没有发生过任何今天常见的社会问题。
问:不同意!胡当政的时候才是恐怖暴力的开始!因为我生在新疆长在新疆,在我的记忆中89年前没有恐怖事件发生过,但那一年传说中的2路汽车在乌鲁木齐科学院站发生了爆炸,其中死亡的一人是我的邻居。从此此类事件全疆陆续发生。我们放学路过民族学校都不敢走,因为他们会朝我们扔石头...... 黄老师,怎么看?
答:我也是新疆生新疆长,也许我更年长。所谓的胡耀邦的政策,压根就没有真正实行过,不过是形成过观念冲击而已。指责胡耀邦的人,压根就没有一个人认真研究过中国的民族政策变迁史。我小时候生活在兵团,在兵团的学校,都是汉族孩子欺负回族孩子,回族孩子和汉族孩子一起欺负维吾尔族和哈萨克族孩子。放学路上,兵团的孩子会向离开学校回附近农村的少数民族孩子扔石头,我就扔过。为此,我还被一个路过的干部捉住在脑袋上敲了一记。我不认为不同民族之间的孩子互相欺负有什么不正常的,不正常的是现在学校里的孩子不会因为民族问题而互相打斗,因为它被上升到了民族情绪。这才是真正荒谬的。小孩子不懂事,人以群分,是自然现象。一个民族的孩子追打另一个民族的孩子,一个单位的孩子追打另外一个单位的孩子,很正常。但今天孩子之间的互相追打也上升到了是否有民族意识,这种泛政治化才可怕。我也认为,公开表达民族情绪,用程序化的、合法途径表达民族情绪和利益诉求,是走向互相融入之道的唯一路径。靠政府计划指令来平衡民族矛盾和利益问题,是绝对没有前途的。
回到宗教问题。宗教有非常强烈的社交功能,尤其是,它是一个社区不同阶层不同身份的人唯一有机会在一起交流的场所。
我看过境外的视频。在巴基斯坦的极端宗教分子正在成批地训练孩子,让他们变成圣战战士,小孩们遥控爆破的都是挂着国徽的警察局和警用车辆等物,谁知道十多年后,中国会变成什么样?
当然了,中国的社会控制力远远不是美国这样的国家可比,外人难入新疆,新疆人难出去。网格化管理还是非常有效的。但是,这种管理体制,无法对付那些由普通农民随时引发的袭击。
问:新疆维吾尔族內部各类人群对极端宗教教义的态度和消涨态势如何,內部能产生较强的制约力量吗?各派对官方意识形态态度如何?
答:一部分精英人群只能悄悄担忧,不能公开说话,否则就是坐牢。现在温和的教派都因为党控制严密最终被玩死了,所以极端教派开始在地下泛滥,我怀疑整个新疆维吾尔社会宗教的基本盘已经被改变了。
问:为什么穆斯林会有这么强烈的建立大伊斯兰社会的内心诉求,而其他宗教没有这么强烈?
答:因为历史原因,伊斯兰社会从来都是政教合一的社会,而其一旦世俗化,又是宗教遭遇粗暴的现代化打压。譬如凯默尔时代的土耳其,他曾处决了大批反对其政策的宗教人士。伊斯兰社会没有经历过欧洲王权逐渐从教廷夺取权力的社会变革,是被动迎接新世纪。
问:相信除了宗教原因还有其他维族社会因素吧?
答:今天维吾尔社会的问题,超过大多数少数民族的社会问题,其实可以认为它正在遭遇前所未有的道德和秩序瓦解的现代困境。
问:黄老师,好像有些狂热宗教分子也是受过教育的啊?中央民族大学那个老师也是这类宗教分子吗?政府的简单粗暴是因素,但是问题的根本原因吗?
答:新疆几乎没有出现过受过现代教育的宗教狂热分子,这与回族社会有很大区别,譬如维吾尔社会没有出现过张承志这样的人。中央民族大学的那位老师是非常清醒理性的自由主义者。
问:现在很多人说毛的治疆政策很成功,从邓开始的治疆政策,导致了今天的局面。你怎么看?
答:毛时代对中国的治理,是以野蛮残暴的镇压和对全社会的冻结为基本特征的。毛时代在全国各地都处决了大批“反动分子”,新疆也不例外,毛时代本身就制造了大量民族仇恨的种子。并且,在毛的时代,新疆稳定的时间非常短,大约不超过7年。邓时代新疆的平稳纪录远远超过毛的时代。
还必须老实承认,由于成功的信息封锁,我并不完全了解毛时代新疆、西藏发生过什么,我只知道有过严厉的镇压,最严重的是西藏。看到有文献提到,甚至有解放军军官加入到了西藏叛乱者的一边。在塔克拉玛干沙漠深处八十年代才被发现的一个村庄,曾有一个汉人在那里躲藏了二十多年,我们曾采访过这个人,他说,1960年代,他曾参与到叛乱者一边,担任过机枪手。那个村庄叫牙通古孜村,1980年代中英联合科考队抵达前,一直是与世隔绝的,去年我沙漠骑行时路过。但在那个资讯封闭的时代,我们无从得知发生过什么,除了数万人逃亡的伊塔事件。今天这样袭击派出所的事情,在当时是不会被另外一个地方的人知道的。
问:您觉得初级教育的普及是否有益于稳定?尤其是汉化教育。
答:现在正在大力推进教育,但如果教育只是惩罚孩子在学校受苦,却不能增加其就业机会,就不会有人愿意接受更多的教育。即使勉强到了学校,也不愿意读书。中央民族大学的那位老师说过,文化和经济的交流,必然会导致民族的互相融入甚至融合,但任何政府强力以民族融合为目标的行政手段,都只会收得相反的效果。当汉化教育显而易见是为了消灭其文化时,即使他愿意接受教育也会因此强化仇恨。
问:中亚伊斯兰国家从苏联独立,对新疆也有很强的示范作用吧?
答:中亚国家独立当然会新疆有强烈示范——只对维吾尔族而言,因为哈萨克人很多都移民去了哈萨克斯坦。但称他们是伊斯兰国家是不准确的,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都是非常世俗化的国家。
哈萨克人虽然还自称是穆斯林,但对猪肉之类并无禁忌,也很少残留宗教习惯,游牧民族本身信仰就比定居民族淡漠。顺带说一句话,为什么藏族对汉族的态度表现得没有维吾尔族这么激烈。我觉得一个重要的原因是,汉人几乎不对藏族人构成竞争压力。藏族主要是牧业和传统农业,汉族人几乎无法在西藏定居,他们主要是开矿和做生意,这些商业活动几乎很少有藏族人做。但新疆不然,汉族人大规模移民新疆,全方位与维吾尔人形成竞争关系,并且占据压倒优势,汉族社会自身的优势,加上权力对资源配置的作用,使得维吾尔族人的生存空间自1990年代以来越来越逼仄。1990年代中期以前,维吾尔族富豪甚至整体上比汉族更有钱,但今天整个维吾尔社会都被边缘化了。
问:您对未来20年新疆的前景如何判断呢?
答:如果继续按照目前这个趋势演进,新疆将不可避免的巴勒斯坦化。汉族社会和维吾尔社会都会变得比今天更绝望更极端。今天,新疆的汉族社会同样非常压抑痛苦,整体上信心越来越小。我想,以前只有汉人歧视维吾尔人,不会有人仇视维吾尔人,今天很多人仇恨维吾尔人,将来会越来越多。
问:黄老师怎么看:1)高加索和中东巴勒斯坦伊拉克那些没受过教育的恐怖事件制造者?14岁的黑寡妇同样可以全身绑满炸弹为了自己的信念赴死?他们的精神世界与开着飞机撞大楼的精英殉道者有很大不同吗?2)新疆的汉族干部几乎很少有人读过古兰经或者了解穆斯林的所思所想所困,您认为这个因素对他们治疆有影响吗?3)新疆到处都分“民族的”和“汉族的”,这样的做法难道不是在加深维族的身份认同和影射民族歧视吗?
答:1)巴勒斯坦的自杀袭击者大部分都是受过很好教育的,高加索地区的则与此不同。两者其实都是基于民族主义的诉求,但出于最容易动员的原因,而在表面体现为宗教情感。相比那些撞大楼的精英,他们自身的生活更绝望压抑,而且很多人是被强迫的。2)新疆干部的治疆政策,与他们是否读古兰经关系不大,他们越读会越觉得需要用文明来压制野蛮。根本的原因在于,中国今天的体制,政府无所不管,世界上没有一个这样的体制能长治久安的。3)“民族的”和“汉族的”本身并不一定会强化民族的身份认同,而是这个概念与权力不对等联系在一起的时候。所有在强调“民族”划分和“民族自治”带来民族问题的人,都忽视了中国有一个成功案例,它恰恰是真正在中国制度框架内实现了民族自治的的地方。吉林延边朝鲜族自治州,是迄今为止,中国唯一一个颁布了民族自治实施细则的自治地方,这里是民族矛盾和冲突最弱的地区。在新疆,如果有维吾尔人在网上举报说某某店铺或大楼只有汉文标志而没有维吾尔标志,这个人多半会怀疑他是因为民族情绪和煽动民族矛盾被抓起来。在延边,如果城管看到某某店铺只有汉文没有朝鲜文,取缔执法并上电视时,朝鲜族人会说,这太过分了,纯粹是瞎乱闹,人家做生意好好的搞什么搞!
问:现在中央是不是在通过一些经济政策比如内地城市一对一帮扶等方法希望改变现状,这个有效果吗?
答:对民生工程的建设上效果很好,而且老百姓会感恩,但在经济上的援助,效果则相反。中央党校靳薇教授谈西藏援助建设的书里可以看到各种总结。经济援助新疆,有一种负面效果是援藏时不会出现的,就是外地大资本对本地小资本的挤出效应。就是外来的大资本越多,本地小资本机会就越少,而且不带来就业机会。
问:目前南疆是否属于失控状态?
答:不是的。对南疆的管理之严是我们内地人无法想象的。我想,日本占据时代的保甲制度也没有它严密。譬如南疆的洛浦县,晚上十点临街小巷的大门就统一落锁。当地夏季十点半才落日,它其实就是一种非常严厉的宵禁。只不过,这种管理是对人的身体的管制,却无法管理人的思想。
问:我们真的了解新疆那些维族人的“绝望压抑”具体是什么和由何而来吗?他们自己的世界里会不会认为自己相对于汉族或者政府中人是“野蛮”的?如果他们自己不认为而汉族人认为他们“野蛮”,这样会不会有什么影响?各个民族都有自己的民族特性,加之宗教信仰地域环境都有很强大的影响,某个民族自治的成功案例能否放之四海而皆准?
答:维吾尔社会的分层差比非常之大。不好用一个无差别的整体来言说。试以我们熟悉的『塔利班』为例,由不同人群对它的看法,可知维吾尔社会内部的巨大差异。
体制内的官僚、精英,和内地汉族精英一样,认为这是一个不可理喻的人群,是一切野蛮落后的代名词,但是,对非常大数量的普通老百姓来说,塔利浦(塔利班的维吾尔语读法),是有道德、有修养、虔诚可信的人的代名词。还有很多更偏僻落后地方的人,会觉得这是一个传说中的榜样群体,更糟糕的是,他们并不知道汉族人和维吾尔精英眼中的塔利班是与他们眼中的塔利班是截然不同的——这在有些时候会造成极具喜剧效果的悲剧。譬如,我知道有漂泊在乌鲁木齐的农村来的年轻人,听了塔利班的传说后,竟然到邮局去给塔利班捐款,汇款地址写的是阿富汗塔利班。他不知道这在主流社会意味着什么,更不知道在新疆这意味这会被判重刑。
主持人:谢谢黄老师,受教了!今晚很有收获,也感谢辛苦组织主持的同学!
黄:感谢大家的热情。再见!
#新疆
今天与大家交流的,是我最近这些年来对新疆问题的心得,具体谈的是新疆系列恐怖袭击的宗教背景。我先把一些观察和心得简略地与大家分享,争取留一个半小时与朋友们问答交流。
最近,昆明恐怖袭击案和长沙新疆商贩杀人案给大家留下了深刻印象,虽然长沙案的性质与昆明案不同,但相似案件近年频频发生,我想不少人会关心,新疆的暴恐袭击背后有哪些原因?在我看来背后因素很多,但很少有人愿意或注意到背后的宗教因素,而我认为,这是最直接的诱发因素。
先说说中国新疆发生的暴恐袭击与国外恐怖袭击的区别。
因为最近的恐怖袭击,不少人开始关注国外的研究,像早几年劳伦斯•赖特的《巨塔杀机基地组织与911之路》重新开始热销,而且,美国芝加哥大学罗伯特•帕佩教授对恐怖主义的研究似乎也有人在研读,并用来分析中国的暴恐袭击。罗伯特•帕佩教授的研究,其实映证了劳伦斯•赖特的《巨塔杀机基地组织与911之路》的判断。
我这里对罗伯特•帕佩和劳伦斯•赖特对恐怖分子和恐怖组织的特征梳理做一个简单介绍:他们的看法是,自杀袭击和伊斯兰原教旨主义的关系非常微弱,他们的诉求不是宗教诉求而是政治诉求,譬如要求撤军/解除控制,也就是说很大程度上是基于民族主义的因素。另外一个特点是,袭击者多数是受过良好教育的人士,甚至可以认为是其社会的青年知识精英,而不是没受教育的狂热分子或社会边缘人群。最典型的是911的制造者都是受过高等教育,想一想,能在美国学习驾驶飞机的人,当然不会是文盲式的狂热分子。
事实上,我在中东长期工作的朋友也从当地社会侧面了解到,当地人并不认为那些人是虔诚的穆斯林,因为这些人的生活习惯和做法与穆斯林有很大差别,事实上他们是一群更西化的人。比如他们不会去做礼拜,喜欢喝酒,抽烟,对音乐和影视的审美偏好也明显像是时尚青年。
因为罗伯特•帕佩和劳伦斯•赖特的研究非常出名,所以,我能看到国内一些做科技研究的人,开始套用他们的观点来试图解释甚至找到对付中国暴恐分子的办法。比如:面对自杀式恐怖分子,你要么就干脆利落满足他的根本要求,要么就不给一丝妥协。部分的、渐进的、姿态性的、刻意拖延的妥协,要么会让恐怖分子对政府失去信任,要么会让恐怖分子觉得他们的自杀袭击有用,都只会鼓励他们发动更多的类似袭击。
问题是,中国发生的暴恐袭击,其参与者与国外的典型恐怖分子在所有特征上都是刚好相反的。
我仔细梳理过近二十年来新疆发生或由维吾尔族恐怖分子制造的暴力事件。大致可以这么认为:他们都是没有受过教育的,完全边缘化甚至不知道这个世界是怎么回事的人,都是宗教狂热分子,并且没有政治诉求。中国网格化管理的维稳体制,不太可能出现罗伯特•帕佩描述的恐怖分子,因为他们更依赖易被监控的现代通讯工具。
中国式的恐怖分子不能描述为罗伯特•帕佩总结的自杀式袭击的恐怖分子,因为这样的案例极少,最近几年的案例经常是恐怖分子几乎多数被当场消灭,是因为他们并不知道他们的行动会导致有去无回。他们的信息封闭和落后,使他们不能改进自己的技术。1990年代新疆发生的爆炸恐怖袭击带有典型制造恐慌的动机,但同期南疆部分手段与近年相似的恐怖袭击,并不带有这种特征,因为他们当中有些人甚至不能理解“制造恐慌”这个概念。这种手段最低端的恐怖袭击者,恰恰是社会控制能力强大如中国也难于防范的。
比较两者,会发现差异如下:
国外——组织较为严密、成员多受过高等教育人群、彼此依赖现代工具联络、计划周密、高技术手段,有政治主张或诉求。
国内——组织松散或无组织、成员多没受过教育或文盲、成员是熟人或亲戚关系、无计划,多临时行动,无政治主张或诉求。
其实,仔细阅读现关于昆明案的公开报道,也可发现,制造恐怖事件的那五个人,其实是临时起意,而他们仓促行凶的导火索,也许是因为另外三个伙伴被警方抓捕,而警方抓捕他们,也仅仅是觉得他们形迹可疑。其实,他们原本是准备出境参加圣战的。这几乎是两年前和田鄯善一家派出所被袭击的翻版,当时也是一群人参与地下讲经,结果有同伴被警方抓捕,于是这伙人就攻击了派出所。
除了七五时间,最近这几年被官方列为恐怖袭击的案件,几乎全部都有一个共同特征:参与者都是地下讲经的小团体。
昆明事件后,官方第一时间宣布他们是分离组织,理由是他们身着统一服装,而证据则是两件有星月标志的黑色的T恤。但是,我个人认为,也许是因为昆明警方并不太了解新疆社会,由此产生了误读。那两件T恤,一件是维吾尔文的『维吾尔』,一件是拉丁文的『土耳其』。它其实是很容易买到的。事实上,现在警方的调查也发现,刀是他们在路上买的,不是什么统一武器。
星月标志,在伊斯兰世界非常普遍,新疆90年代小青年很爱穿着,其背后的心理上对土耳其的崇拜和亲近。但那种T恤的星月编制非常大,更像时尚符号和标志,并且,颜色不会用黑色。而是更时尚的黄色、白色——当然不会用蓝色,因为那就是东突的国旗了。911事件后,官方曾经对此严格管理,不许穿着这样标志的T恤,但我近年在乌鲁木齐依然可以看到。而黑色的T恤,通常是宗教热情更高的人才喜欢的颜色。因为,我在官方展示T恤时,就判断他们不是什么分离主义分子,而是极端恐热的宗教分子,后来官方也公布说,他们原来是打算出国打圣战的。
现在谈第二个问题,今天新疆的宗教与社会现状。
因为我说了,这些恐怖袭击背后,都有宗教的因素在里面。而且几乎都是因为参与了地下讲经。
今天,新疆维吾尔社会的宗教与社会形势,最简单的概括就是,民间宗教热潮与官方严厉打压下的撕裂社会。
对新疆宗教复苏热潮的现状和原因,我已在《十字路口的新疆》有过较长篇幅的描述和分析,不知道有多少朋友看过这篇文章。网上在推荐和转载这篇文章时,一般还将它与我写的另外一篇《新疆维吾尔社会正陷入深重危机》文章放在一起研究。
近年宗教保守主义思潮兴起,几十年来世俗化影响的痕迹正迅速褪去。女性着装上的变化,在不少维吾尔人看来,新疆正在经历一场深刻的“阿拉伯化”。风气所及,南疆的学校也无法幸免。虽然官方禁止女生戴头巾,但离开校园后,大家都会戴上头巾,负有上街纠正学生着装之责的老师对此已无可奈何。这次我经过的民丰、和田,不知是否还有不戴头巾的维吾尔族女性,反正我在街上一个也没看到。保守着装虽由虔诚信徒家庭开始,但很快变成一种被大众肯定的时尚,当它的追随者达到一定比例,是否跟随这种潮流,就变成一种你是不是穆斯林、你是不是维吾尔人巨大的社会压力。它并不仅是一种无形的社会压力,在南疆有些地方,穿牛仔裤、短袖连衣裙的年轻女性,上街可能会遭人训斥,甚至遭掌掴或被人用小刀划伤。
虽然男性服饰上没有变化,但受宗教观念影响不喝酒、不抽烟的人比例大幅增加,不但餐厅、商店禁止顾客抽烟喝酒,有些售卖烟酒的小商店会在晚上被人破坏。宗教保守主义思潮的复兴,并非只在维吾尔社会发生,回族、哈萨克族也在受这种观念的影响,只是尚未像维吾尔社会一样,已变成一种不得不从的社会压力。今天的维吾尔社会,集中了维吾尔族精英和受高等教育年轻人的乌鲁木齐和北疆几个汉族居多的城市,是宗教保守主义浪潮中的孤岛。
我在文章中不太好写的,是官方的应对措施,因为还要考虑到文章能在网上传播,考虑到自己个人的人身安全。
我只用这么一个自然段来描述官方的简单粗暴:“譬如南疆不少地方挂牌禁止戴面纱的人上公交车、进医院、银行,甚至行政事业单位和国营企业的大院也挂牌禁止戴面纱者进入。从宗教保守主义思潮传播的社会心理基础看,这种打压,毋宁说它是对某些真心愿意戴面纱者的另一种精神褒扬。”
事实上,官方的管理非常的野蛮粗暴。比如,新疆每一座清真寺都有两个干部承包其思想管理,所有拿国家工资的人,都不得进入清真寺,甚至退休之后,学生也不得进清真寺,并且不允许过斋月。阿訇靠国家发工资养活,根据其待遇,可享受局级阿訇、处级阿訇、科级阿訇之类的不同工资标准。阿訇必须在清真寺讲各种国家政策,从大到民族团结、计划生育,小到听乡长的话种棉花而不是土豆之类。如果大家有兴趣,可以去购买《新时期阿訇实用工作手册》,看看我们对阿訇的要求和教育是用的什么东西。
所以,这些官方阿訇就失去了多数维吾尔族人的信任。但是,宗教需求事实上又存在,并且比任何时代都更迫切。这个原因,我已在《十字路口的新疆》和《新疆维吾尔社会正陷入深重危机》里谈到过,这里不再重复。于是,地下宗教开始泛滥,或者说复兴。值得特别强调的是,地下流行的,是沙特传过来的非常保守极端的瓦哈比教派。
对汉族社会来说,今天的普通百姓面临的社会转型的种种痛苦和困惑,官方也是无法向他们解释到底是怎么回事,也无法安抚他们的。而对一个有宗教传统的社会,遇到困惑,自然是向宗教人士求得解释。维吾尔社会遇到的困惑和痛苦,远远大于汉族社会。他们的渴求更加强烈。其实看清代和民国的文献,很多当地官员都认为,缠回(维吾尔)远比汉回(回族)要温和柔顺,传统上并不是爱惹事的民族。
那么,地下传经的阿訇是如何看待世界的呢?不知道大家是否知道中国军队里一个叫戴旭的大校。他看世界的方式,就是那些从来没有进过城市的阿訇们看世界的方式。他们心中的阴谋论,比戴旭还多,而且更为荒谬可笑。但他们能提供一种简单直接的解释。我们这个社会的一切堕落、不幸、痛苦都是异教徒带来的,只有建立一个纯粹的伊斯兰社会,才会有和谐宁静。在这些人的心里,其实是没有什么建立独立的民族国家的想法的。只有与异教徒的圣战。
与此同时,官方对地下宗教的打压又极为严厉。我们可以举一个例子。前面说到,新疆各民族穆斯林女性装扮的宗教倾向越来越明显,但在男性身上看不到。这不奇怪么?因为男人不准留大胡子。一个村里,如果有几个人开始留大胡子,很快就会遭邻居举报,然后警察就来了,把留大胡子的全部抓走,暴打审讯一番后,剃光胡子,羞辱一番送回——如果是为首秘密传经的,还会被会判刑。由于对地下讲经的打击非常严厉,间接上也使得他们变得更为极端,而且一旦沉迷其中,就带有强烈的复仇心态。我觉得,他们仅仅是愚昧的地下宗教信徒,官方说他们是分离主义者,实在是高看了他们。
从目前看,越多的宗教引发的恐怖袭击,官方的打压就会越严厉。目前,新疆正在实施20万干部下基层的活动,这个决心和力量前所未见。而这种压力下,宗教需求或宗教情绪,只会更加强烈。所以,我个人倾向于认为,暴恐袭击的趋势不会衰减,会一直持续恶化。但昆明这种案例是非常特殊的极端现象,恐怖袭击很难在内地发生。在内地的维吾尔族人,大部分都是商贩,这些人极少可能是宗教狂热分子。相反,宗教狂热分子是很鄙视在内地经商的维吾尔族人的。而且,宗教狂热分子确实大部分都没有文化,他们缺少在内地实施恐怖袭击的必要知识和技能。
主持人:谢谢黄老师的分享,下面是提问时间
问:黄老师,伊斯兰世界的宗教保守化的趋势产生的根本原因是什么?为什么在其他宗教世界没有看到类似的趋势?
答:我在《十字路口的新疆》里分析过其形成的原因,并且认为,这不是伊斯兰独有的现象,而是几乎所有非西方国家共有的。其实,二战时期的日本的表现就可以认为是一种相似的反应,比如他们三十年代开始宣扬国粹主义,强烈的反西方和反现代民主自由思潮。其实是同一种反应在不同文化基础上的不同表现。
问:中国政府在“宗教政策”上为什么用“堵”而非“疏”的策略?
答:因为共产党自身的组织和意识形态决定了所有共产党都是强烈反宗教的,宗教组织与共产党是同构的。当然也存在地域差别,浙江等地是中国社会观念或政府观念最先进的地区,而新疆则是最野蛮落后的地区,新疆地方政府的野蛮粗暴和落后超乎我们的想象。
问:有什么办法改变这种状况吗?汉族维族混校?
答:除非中国的制度发生重大且根本性的改变。汉维混校在很多地方都是如此的,它没有任何作用。
问:为什么恐怖袭击只发生在维族?在中国受歧视得不止是维族阿,论信仰,很多少数民族信仰伊斯兰教,相信内心也有受迫害的感觉。但是为什么单单是维族而不是哈萨克之类的搞恐怖袭击?相信除了宗教原因还有其他维族社会因素?
答:维吾尔社会所受的歧视和欺凌是最严重的,而汉族人往往无法感知。在新疆内部,不同民族的权力分配明显有别,哈萨克相对其人口,待遇要明显优于维吾尔族。并且,游牧民族与汉族很少有竞争关系,藏族亦然,而维吾尔族是个定居民族,所有领域都面临这汉族的剧烈竞争压力。
问:当年胡耀邦对于宗教的自由宽容态度,同时允许大规模兴建清真寺,导致了现在民族问题的基础。您怎么看?
答:我认为这纯粹是胡说八道。恰恰是胡耀邦时期新疆是最平稳的,那个时代虽然有不满甚至是小摩擦,但恰恰没有发生过任何今天常见的社会问题。
问:不同意!胡当政的时候才是恐怖暴力的开始!因为我生在新疆长在新疆,在我的记忆中89年前没有恐怖事件发生过,但那一年传说中的2路汽车在乌鲁木齐科学院站发生了爆炸,其中死亡的一人是我的邻居。从此此类事件全疆陆续发生。我们放学路过民族学校都不敢走,因为他们会朝我们扔石头...... 黄老师,怎么看?
答:我也是新疆生新疆长,也许我更年长。所谓的胡耀邦的政策,压根就没有真正实行过,不过是形成过观念冲击而已。指责胡耀邦的人,压根就没有一个人认真研究过中国的民族政策变迁史。我小时候生活在兵团,在兵团的学校,都是汉族孩子欺负回族孩子,回族孩子和汉族孩子一起欺负维吾尔族和哈萨克族孩子。放学路上,兵团的孩子会向离开学校回附近农村的少数民族孩子扔石头,我就扔过。为此,我还被一个路过的干部捉住在脑袋上敲了一记。我不认为不同民族之间的孩子互相欺负有什么不正常的,不正常的是现在学校里的孩子不会因为民族问题而互相打斗,因为它被上升到了民族情绪。这才是真正荒谬的。小孩子不懂事,人以群分,是自然现象。一个民族的孩子追打另一个民族的孩子,一个单位的孩子追打另外一个单位的孩子,很正常。但今天孩子之间的互相追打也上升到了是否有民族意识,这种泛政治化才可怕。我也认为,公开表达民族情绪,用程序化的、合法途径表达民族情绪和利益诉求,是走向互相融入之道的唯一路径。靠政府计划指令来平衡民族矛盾和利益问题,是绝对没有前途的。
回到宗教问题。宗教有非常强烈的社交功能,尤其是,它是一个社区不同阶层不同身份的人唯一有机会在一起交流的场所。
我看过境外的视频。在巴基斯坦的极端宗教分子正在成批地训练孩子,让他们变成圣战战士,小孩们遥控爆破的都是挂着国徽的警察局和警用车辆等物,谁知道十多年后,中国会变成什么样?
当然了,中国的社会控制力远远不是美国这样的国家可比,外人难入新疆,新疆人难出去。网格化管理还是非常有效的。但是,这种管理体制,无法对付那些由普通农民随时引发的袭击。
问:新疆维吾尔族內部各类人群对极端宗教教义的态度和消涨态势如何,內部能产生较强的制约力量吗?各派对官方意识形态态度如何?
答:一部分精英人群只能悄悄担忧,不能公开说话,否则就是坐牢。现在温和的教派都因为党控制严密最终被玩死了,所以极端教派开始在地下泛滥,我怀疑整个新疆维吾尔社会宗教的基本盘已经被改变了。
问:为什么穆斯林会有这么强烈的建立大伊斯兰社会的内心诉求,而其他宗教没有这么强烈?
答:因为历史原因,伊斯兰社会从来都是政教合一的社会,而其一旦世俗化,又是宗教遭遇粗暴的现代化打压。譬如凯默尔时代的土耳其,他曾处决了大批反对其政策的宗教人士。伊斯兰社会没有经历过欧洲王权逐渐从教廷夺取权力的社会变革,是被动迎接新世纪。
问:相信除了宗教原因还有其他维族社会因素吧?
答:今天维吾尔社会的问题,超过大多数少数民族的社会问题,其实可以认为它正在遭遇前所未有的道德和秩序瓦解的现代困境。
问:黄老师,好像有些狂热宗教分子也是受过教育的啊?中央民族大学那个老师也是这类宗教分子吗?政府的简单粗暴是因素,但是问题的根本原因吗?
答:新疆几乎没有出现过受过现代教育的宗教狂热分子,这与回族社会有很大区别,譬如维吾尔社会没有出现过张承志这样的人。中央民族大学的那位老师是非常清醒理性的自由主义者。
问:现在很多人说毛的治疆政策很成功,从邓开始的治疆政策,导致了今天的局面。你怎么看?
答:毛时代对中国的治理,是以野蛮残暴的镇压和对全社会的冻结为基本特征的。毛时代在全国各地都处决了大批“反动分子”,新疆也不例外,毛时代本身就制造了大量民族仇恨的种子。并且,在毛的时代,新疆稳定的时间非常短,大约不超过7年。邓时代新疆的平稳纪录远远超过毛的时代。
还必须老实承认,由于成功的信息封锁,我并不完全了解毛时代新疆、西藏发生过什么,我只知道有过严厉的镇压,最严重的是西藏。看到有文献提到,甚至有解放军军官加入到了西藏叛乱者的一边。在塔克拉玛干沙漠深处八十年代才被发现的一个村庄,曾有一个汉人在那里躲藏了二十多年,我们曾采访过这个人,他说,1960年代,他曾参与到叛乱者一边,担任过机枪手。那个村庄叫牙通古孜村,1980年代中英联合科考队抵达前,一直是与世隔绝的,去年我沙漠骑行时路过。但在那个资讯封闭的时代,我们无从得知发生过什么,除了数万人逃亡的伊塔事件。今天这样袭击派出所的事情,在当时是不会被另外一个地方的人知道的。
问:您觉得初级教育的普及是否有益于稳定?尤其是汉化教育。
答:现在正在大力推进教育,但如果教育只是惩罚孩子在学校受苦,却不能增加其就业机会,就不会有人愿意接受更多的教育。即使勉强到了学校,也不愿意读书。中央民族大学的那位老师说过,文化和经济的交流,必然会导致民族的互相融入甚至融合,但任何政府强力以民族融合为目标的行政手段,都只会收得相反的效果。当汉化教育显而易见是为了消灭其文化时,即使他愿意接受教育也会因此强化仇恨。
问:中亚伊斯兰国家从苏联独立,对新疆也有很强的示范作用吧?
答:中亚国家独立当然会新疆有强烈示范——只对维吾尔族而言,因为哈萨克人很多都移民去了哈萨克斯坦。但称他们是伊斯兰国家是不准确的,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都是非常世俗化的国家。
哈萨克人虽然还自称是穆斯林,但对猪肉之类并无禁忌,也很少残留宗教习惯,游牧民族本身信仰就比定居民族淡漠。顺带说一句话,为什么藏族对汉族的态度表现得没有维吾尔族这么激烈。我觉得一个重要的原因是,汉人几乎不对藏族人构成竞争压力。藏族主要是牧业和传统农业,汉族人几乎无法在西藏定居,他们主要是开矿和做生意,这些商业活动几乎很少有藏族人做。但新疆不然,汉族人大规模移民新疆,全方位与维吾尔人形成竞争关系,并且占据压倒优势,汉族社会自身的优势,加上权力对资源配置的作用,使得维吾尔族人的生存空间自1990年代以来越来越逼仄。1990年代中期以前,维吾尔族富豪甚至整体上比汉族更有钱,但今天整个维吾尔社会都被边缘化了。
问:您对未来20年新疆的前景如何判断呢?
答:如果继续按照目前这个趋势演进,新疆将不可避免的巴勒斯坦化。汉族社会和维吾尔社会都会变得比今天更绝望更极端。今天,新疆的汉族社会同样非常压抑痛苦,整体上信心越来越小。我想,以前只有汉人歧视维吾尔人,不会有人仇视维吾尔人,今天很多人仇恨维吾尔人,将来会越来越多。
问:黄老师怎么看:1)高加索和中东巴勒斯坦伊拉克那些没受过教育的恐怖事件制造者?14岁的黑寡妇同样可以全身绑满炸弹为了自己的信念赴死?他们的精神世界与开着飞机撞大楼的精英殉道者有很大不同吗?2)新疆的汉族干部几乎很少有人读过古兰经或者了解穆斯林的所思所想所困,您认为这个因素对他们治疆有影响吗?3)新疆到处都分“民族的”和“汉族的”,这样的做法难道不是在加深维族的身份认同和影射民族歧视吗?
答:1)巴勒斯坦的自杀袭击者大部分都是受过很好教育的,高加索地区的则与此不同。两者其实都是基于民族主义的诉求,但出于最容易动员的原因,而在表面体现为宗教情感。相比那些撞大楼的精英,他们自身的生活更绝望压抑,而且很多人是被强迫的。2)新疆干部的治疆政策,与他们是否读古兰经关系不大,他们越读会越觉得需要用文明来压制野蛮。根本的原因在于,中国今天的体制,政府无所不管,世界上没有一个这样的体制能长治久安的。3)“民族的”和“汉族的”本身并不一定会强化民族的身份认同,而是这个概念与权力不对等联系在一起的时候。所有在强调“民族”划分和“民族自治”带来民族问题的人,都忽视了中国有一个成功案例,它恰恰是真正在中国制度框架内实现了民族自治的的地方。吉林延边朝鲜族自治州,是迄今为止,中国唯一一个颁布了民族自治实施细则的自治地方,这里是民族矛盾和冲突最弱的地区。在新疆,如果有维吾尔人在网上举报说某某店铺或大楼只有汉文标志而没有维吾尔标志,这个人多半会怀疑他是因为民族情绪和煽动民族矛盾被抓起来。在延边,如果城管看到某某店铺只有汉文没有朝鲜文,取缔执法并上电视时,朝鲜族人会说,这太过分了,纯粹是瞎乱闹,人家做生意好好的搞什么搞!
问:现在中央是不是在通过一些经济政策比如内地城市一对一帮扶等方法希望改变现状,这个有效果吗?
答:对民生工程的建设上效果很好,而且老百姓会感恩,但在经济上的援助,效果则相反。中央党校靳薇教授谈西藏援助建设的书里可以看到各种总结。经济援助新疆,有一种负面效果是援藏时不会出现的,就是外地大资本对本地小资本的挤出效应。就是外来的大资本越多,本地小资本机会就越少,而且不带来就业机会。
问:目前南疆是否属于失控状态?
答:不是的。对南疆的管理之严是我们内地人无法想象的。我想,日本占据时代的保甲制度也没有它严密。譬如南疆的洛浦县,晚上十点临街小巷的大门就统一落锁。当地夏季十点半才落日,它其实就是一种非常严厉的宵禁。只不过,这种管理是对人的身体的管制,却无法管理人的思想。
问:我们真的了解新疆那些维族人的“绝望压抑”具体是什么和由何而来吗?他们自己的世界里会不会认为自己相对于汉族或者政府中人是“野蛮”的?如果他们自己不认为而汉族人认为他们“野蛮”,这样会不会有什么影响?各个民族都有自己的民族特性,加之宗教信仰地域环境都有很强大的影响,某个民族自治的成功案例能否放之四海而皆准?
答:维吾尔社会的分层差比非常之大。不好用一个无差别的整体来言说。试以我们熟悉的『塔利班』为例,由不同人群对它的看法,可知维吾尔社会内部的巨大差异。
体制内的官僚、精英,和内地汉族精英一样,认为这是一个不可理喻的人群,是一切野蛮落后的代名词,但是,对非常大数量的普通老百姓来说,塔利浦(塔利班的维吾尔语读法),是有道德、有修养、虔诚可信的人的代名词。还有很多更偏僻落后地方的人,会觉得这是一个传说中的榜样群体,更糟糕的是,他们并不知道汉族人和维吾尔精英眼中的塔利班是与他们眼中的塔利班是截然不同的——这在有些时候会造成极具喜剧效果的悲剧。譬如,我知道有漂泊在乌鲁木齐的农村来的年轻人,听了塔利班的传说后,竟然到邮局去给塔利班捐款,汇款地址写的是阿富汗塔利班。他不知道这在主流社会意味着什么,更不知道在新疆这意味这会被判重刑。
主持人:谢谢黄老师,受教了!今晚很有收获,也感谢辛苦组织主持的同学!
黄:感谢大家的热情。再见!
#新疆
2014年3月27日星期四
20140327一日段子荟萃
@even5435:谭作人出来了,和他进去的时候比,这个国家并没有向好的方向转变,而是相反,更加恶化和无望了,这个社会、外面的每个人都愧对他这样的义人。
@txyyss:曾经在推上看到过一句:此去经年需志永,归来把酒谈做人。现在谭作人是出来啦,许志永又进去了,什么都没变。
@ranyunfei:一刻钟前终于与谭兄通上话,听声音心情不错,身体应该还算好。我说他受苦了,他反而安慰我,说我受苦了。其心胸豁达一如往常,毫无变化。他再次让我深深感谢各位的关心。朋友们,请让老兄安静地休息一阵、享受与家人相处的时光吧。
@李承鹏:总得做点什么!我也决定不去马来旅游。联想印尼排华,菲律宾草芥人质,韩国、越南武力劫持渔船,湄公河惨案,连朝鲜也绑架我渔民…周边国家我统统不去了。也别跟它们谈什么免签,得有骨气,虽然可去国家已不多,难道黄金周不可以挤丽江凤凰九寨张家界吗。还省钱。抵制小破国从旅游做起,是中国人就转!
@互联网信徒王冠雄:昨天杭州突然宣布买车限购,于是高架堵死,排队买车,全家上阵,4S店营业到24点,每一个抢到了的人都很满意——和3年前帝都一模一样。有网友说:中国人的“理性”是,当乱政出来不是起身抵制,而是追求这个制度下的最大利益!所以乱政仍将继续,因为屁民们只会为分赃不均而互相吵闹。呵呵。
@老榕:所有关于马航机长和政府政治谈判的瞎编,都有几个明显的硬伤:1,空地谈判,所有附近的飞机都能听到,早炸锅了;2,一边谈判一边飞去没地儿着陆的地方?当局答应了你咋回来?3,安华根本不在牢里,早交保在家了;4,那个naming不在马来,他国协助一架明知被劫的飞机落地再起飞,然后秘而不宣?找打吗?
@北京厨子:编造阴谋论的人往往对航空和通信都不熟悉,大脑里面黑洞太多,才可能编制出N多版本的阴谋论。现在CNN都快愁死了,因为根据人类已知手段,没有任何一种可能性可以解释这次事故。有谁能把故事编圆,我送你上明天的CNN。
@laoyang945:「我们一不输出革命,二不输出饥饿和贫穷,三不折腾你们,你们就拿这么少给我吃?」
@songma:天朝的公路收费站基本上可以代表天朝各种公司的商业模式:找个地方一拦,然后让所有的过路人不得不交钱。不需要什么技术创新或者产业升级之类,全部重点就在于“拦”这个动作,或者用武力,或者用法律,或者用彻底不要脸。总之,拦住了,就可以什么都不用干坐地收钱了。
@hnjhj:得知马来西亚竟然兵不血刃就让中国游客主动退避三舍,香港市民纷纷羡慕不已,表示愿意跪求攻略。
@hnjhj:中国人缺乏很多基本常识,其中之一就是『交易是双方出于互惠互利的自愿行为』。在一些傲娇的爆发户们看来,全世界都是靠他们的施舍运转的:台湾服贸给脸不要;没有自由行、掐断水管香港立刻崩溃;不买日本车日本就得跪地求饶;去马来西亚旅游是看得起你……
@ranyunfei:其实抵制马国,比抵制日本容易得多,马国在哪不少人都不知道,马国又没有索尼、松下、丰田之类不好抵制的东西,有没有马来西亚厕纸需要抵制的?赶紧告诉大家,让大家都换上爱国厕纸。当然最好抵制的就是有网友号召抵制的波音飞机,中国95%的人天然拥有抵制波音飞机的能力,因为买不起。
@ranyunfei:一拨在马来西亚没有影谜和广告需要收割的演员极力表演,让一些无力或者无意到马国的人(也就天然抵制了马国)跟风附和。演员们既政治正确又能得益,跟风者则稀释了自己在国内事务与生活中的无力与懦弱以及道德焦虑,双簧合演成功。你要是能理解批评中国政府非反华,就知道可以痛骂马政府却不必抵制马国。
@tombkeeper:昨天有人问我,美国的信息能力那么厉害,中国的差距是不是因为投的钱少。我说可能不是钱的事,是美国那套机制,而且那套机制中国学不了。美国对人可以公开招募、可以来去自由;对技术可以搞开源项目,可以资助个人研究,可以找承包商。Charlie Miller帮NSA干一阵子,然后拍屁股就走,这些中国学不了。
@rayche:中国深圳航空公司宣告即日起取消并永久取消飞往马来西亚所有航班并解除全部旅游协议。
@rayche:深圳晚报:深航4年前已不飞马来西亚。哈哈哈好一个自黑!
@坦克手贝吉塔:晚饭后散步,巧遇出摊的正恩哥,衣着端庄郑重,表情严肃忧郁,待人和蔼。与其在网上的爆红形象相比,实体摊位居然无人问津,他与所有的电商同样为转化率问题而困惑。我吃了两串羊肉一串腰子,共9元,递给他10块,他找回一枚硬币,并郑重地对我说:拿好,兄弟。那一刻,我感觉他好像是把祖国交给了我。
@奋壹:有网友说,美国人的美国梦有6个基本标准:有房、有一部好车、接受过大学教育、有退休保障、有医疗保险以及有休假时间。中国人的中国梦只有一个标准:当官、暴富。相当精辟!
@老刘仁波切面:你站在桥上看风景,看风景人在楼上看你,你说你瞅我嘎哈呀,他说我瞅你咋地。——《东北版断章》
@be2xco转发:【台湾社交媒体上的吐槽】50s成天就想着炒地皮。60s成天就想着当老板。70s成天就想着开个性咖啡屋或民宿。80s生成天就想当人气部落客。90后勒?干!90s竟然走上街头要救我们国家了!
@我和基友的日常:刚才男朋友剥了根香蕉喂我吃,我刚张嘴,他就以迅雷不及掩耳盗铃之势把整根香蕉全部插进了我的嘴里......我噎得不行,愤怒地捣了他一拳:你有病啊!?他恨恨地说了句:没病,我就是想告诉你,这样不舒服!不舒服!懂了吗?嗯?
@挖煤工人牛三斤:“请举起你们的双手,让我看到你们的双手好吗?!”劫匪对着银行里的人群大声喊道。
@插班生小明明:就算雨永远不停,你也不可能一直躲在他伞下;就算公交永远不来,你也不可能一直和他等到天明;就算电影永远不散场,你也不可能一直把头靠在他肩上。雨会停,公交会来,电影也会结束。你以为一辈子很长,话总说不完,可到最后连那句耳旁风般的「到家给我发短信」,都没有机会再听到。
@本冰:又到了一年一度领offer的热季,很多同学私信问我选校的问题,我觉得每个州的技能点都不一样:我朋友去了明尼苏达,一个冬天后能在十五分钟内铲出一个停车位;我在田纳西一年后学会了拖拉机与农用挖掘机驾驶;另一个德州农工的PhD,来德州三个月就学会了双手开枪。
@十三空:看到一句话,被深深戳中:“孤独是,早上急忙出门东西被自己弄掉到地上。晚上到家,它们还静静的躺在地板上。”
@txyyss:曾经在推上看到过一句:此去经年需志永,归来把酒谈做人。现在谭作人是出来啦,许志永又进去了,什么都没变。
@ranyunfei:一刻钟前终于与谭兄通上话,听声音心情不错,身体应该还算好。我说他受苦了,他反而安慰我,说我受苦了。其心胸豁达一如往常,毫无变化。他再次让我深深感谢各位的关心。朋友们,请让老兄安静地休息一阵、享受与家人相处的时光吧。
@李承鹏:总得做点什么!我也决定不去马来旅游。联想印尼排华,菲律宾草芥人质,韩国、越南武力劫持渔船,湄公河惨案,连朝鲜也绑架我渔民…周边国家我统统不去了。也别跟它们谈什么免签,得有骨气,虽然可去国家已不多,难道黄金周不可以挤丽江凤凰九寨张家界吗。还省钱。抵制小破国从旅游做起,是中国人就转!
@互联网信徒王冠雄:昨天杭州突然宣布买车限购,于是高架堵死,排队买车,全家上阵,4S店营业到24点,每一个抢到了的人都很满意——和3年前帝都一模一样。有网友说:中国人的“理性”是,当乱政出来不是起身抵制,而是追求这个制度下的最大利益!所以乱政仍将继续,因为屁民们只会为分赃不均而互相吵闹。呵呵。
@老榕:所有关于马航机长和政府政治谈判的瞎编,都有几个明显的硬伤:1,空地谈判,所有附近的飞机都能听到,早炸锅了;2,一边谈判一边飞去没地儿着陆的地方?当局答应了你咋回来?3,安华根本不在牢里,早交保在家了;4,那个naming不在马来,他国协助一架明知被劫的飞机落地再起飞,然后秘而不宣?找打吗?
@北京厨子:编造阴谋论的人往往对航空和通信都不熟悉,大脑里面黑洞太多,才可能编制出N多版本的阴谋论。现在CNN都快愁死了,因为根据人类已知手段,没有任何一种可能性可以解释这次事故。有谁能把故事编圆,我送你上明天的CNN。
@laoyang945:「我们一不输出革命,二不输出饥饿和贫穷,三不折腾你们,你们就拿这么少给我吃?」
@songma:天朝的公路收费站基本上可以代表天朝各种公司的商业模式:找个地方一拦,然后让所有的过路人不得不交钱。不需要什么技术创新或者产业升级之类,全部重点就在于“拦”这个动作,或者用武力,或者用法律,或者用彻底不要脸。总之,拦住了,就可以什么都不用干坐地收钱了。
@hnjhj:得知马来西亚竟然兵不血刃就让中国游客主动退避三舍,香港市民纷纷羡慕不已,表示愿意跪求攻略。
@hnjhj:中国人缺乏很多基本常识,其中之一就是『交易是双方出于互惠互利的自愿行为』。在一些傲娇的爆发户们看来,全世界都是靠他们的施舍运转的:台湾服贸给脸不要;没有自由行、掐断水管香港立刻崩溃;不买日本车日本就得跪地求饶;去马来西亚旅游是看得起你……
@ranyunfei:其实抵制马国,比抵制日本容易得多,马国在哪不少人都不知道,马国又没有索尼、松下、丰田之类不好抵制的东西,有没有马来西亚厕纸需要抵制的?赶紧告诉大家,让大家都换上爱国厕纸。当然最好抵制的就是有网友号召抵制的波音飞机,中国95%的人天然拥有抵制波音飞机的能力,因为买不起。
@ranyunfei:一拨在马来西亚没有影谜和广告需要收割的演员极力表演,让一些无力或者无意到马国的人(也就天然抵制了马国)跟风附和。演员们既政治正确又能得益,跟风者则稀释了自己在国内事务与生活中的无力与懦弱以及道德焦虑,双簧合演成功。你要是能理解批评中国政府非反华,就知道可以痛骂马政府却不必抵制马国。
@tombkeeper:昨天有人问我,美国的信息能力那么厉害,中国的差距是不是因为投的钱少。我说可能不是钱的事,是美国那套机制,而且那套机制中国学不了。美国对人可以公开招募、可以来去自由;对技术可以搞开源项目,可以资助个人研究,可以找承包商。Charlie Miller帮NSA干一阵子,然后拍屁股就走,这些中国学不了。
@rayche:中国深圳航空公司宣告即日起取消并永久取消飞往马来西亚所有航班并解除全部旅游协议。
@rayche:深圳晚报:深航4年前已不飞马来西亚。哈哈哈好一个自黑!
@坦克手贝吉塔:晚饭后散步,巧遇出摊的正恩哥,衣着端庄郑重,表情严肃忧郁,待人和蔼。与其在网上的爆红形象相比,实体摊位居然无人问津,他与所有的电商同样为转化率问题而困惑。我吃了两串羊肉一串腰子,共9元,递给他10块,他找回一枚硬币,并郑重地对我说:拿好,兄弟。那一刻,我感觉他好像是把祖国交给了我。
@奋壹:有网友说,美国人的美国梦有6个基本标准:有房、有一部好车、接受过大学教育、有退休保障、有医疗保险以及有休假时间。中国人的中国梦只有一个标准:当官、暴富。相当精辟!
@老刘仁波切面:你站在桥上看风景,看风景人在楼上看你,你说你瞅我嘎哈呀,他说我瞅你咋地。——《东北版断章》
@be2xco转发:【台湾社交媒体上的吐槽】50s成天就想着炒地皮。60s成天就想着当老板。70s成天就想着开个性咖啡屋或民宿。80s生成天就想当人气部落客。90后勒?干!90s竟然走上街头要救我们国家了!
@我和基友的日常:刚才男朋友剥了根香蕉喂我吃,我刚张嘴,他就以迅雷不及掩耳盗铃之势把整根香蕉全部插进了我的嘴里......我噎得不行,愤怒地捣了他一拳:你有病啊!?他恨恨地说了句:没病,我就是想告诉你,这样不舒服!不舒服!懂了吗?嗯?
@挖煤工人牛三斤:“请举起你们的双手,让我看到你们的双手好吗?!”劫匪对着银行里的人群大声喊道。
@插班生小明明:就算雨永远不停,你也不可能一直躲在他伞下;就算公交永远不来,你也不可能一直和他等到天明;就算电影永远不散场,你也不可能一直把头靠在他肩上。雨会停,公交会来,电影也会结束。你以为一辈子很长,话总说不完,可到最后连那句耳旁风般的「到家给我发短信」,都没有机会再听到。
@本冰:又到了一年一度领offer的热季,很多同学私信问我选校的问题,我觉得每个州的技能点都不一样:我朋友去了明尼苏达,一个冬天后能在十五分钟内铲出一个停车位;我在田纳西一年后学会了拖拉机与农用挖掘机驾驶;另一个德州农工的PhD,来德州三个月就学会了双手开枪。
@十三空:看到一句话,被深深戳中:“孤独是,早上急忙出门东西被自己弄掉到地上。晚上到家,它们还静静的躺在地板上。”
真实穿越到先秦,你适应么?
某人穿越到先秦
“里边请,请问客官是打尖还是住店?”
“我吃面!”
“那抱歉,这位客官,面条可是要到宋朝的款式才能定形呢,小店现在还没有”
“什么鸟店!连碗面都没有,馒头包子总有吧,上一屉!”
“这位爷,也没有,这得等到蜀汉诸葛丞相伐孟获才有,抱歉了您呢……”
“擦!那你们不会只供应白米饭吧!”
“抱歉,咱这是关中,水稻啊,得过了长江才能种,咱这也没有……”
“要死了,来个大侠套餐吧,二两女儿红,半斤熟牛肉……你捂我嘴干嘛!”
“客官,轻点声!私宰耕牛那可是大罪,被人告了可是充军流放的罪过,万万不敢啊!”
“得得得,酒我也不喝了,茶水总有吧?”
“茶?那玩意儿得汉朝才有,哪怕到唐朝也是士大夫喝的,咱这儿也没有……”
“你他娘的到底有什么?”
“粟米的窝窝饼,可以沾肉酱,烫白菜。”
“敢情你这开的是麻辣烫的店啊!”
“瞧您说的,辣椒到明代才引进呢,小店只有花椒,只麻不辣。”
“那就不能炒个青菜,非要开水烫?”
“那个铁锅得到宋后期才能生产,所以没法炒菜,那个菜油呢,得到明后期普遍种植油
菜花了小店才供应的上。”
“…………”
“客官您还要什么?”
“……”
“客官您别走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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