花钱的项目不少，钱从何来却不知
报告宣称：“在中国经济增长方式转变以及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等有利因素的影响下，中国的经济将继续平稳发展”。说白了，这一前提本身就是一对矛盾：“积极的财政政策”就意味着政府要多花钱；“稳健的货币政策”意味着要控制货币发行量，过去几年每增加一个政府投资项目，就得靠银行发行货币支撑，如今不发钞票与债券，钱从何来？《报告》没指明道路。
本次报告中要花大钱的项目有不少：
军费与维稳费用。据官方报道，今年中国军费增加12.2%，共计8，082亿元人民币，约合1，316亿美元，增幅比去年高1.5个百分点。“维稳费用”虽然并未列出具体数字，但从前几年情况推算，估计总数不会低于军费；更何况加强网络控制需要增加人手与各种经费，新疆、西藏乱局已成，维稳费用只会增高不会降低。政府2013全年财政收入12.9万亿，军费与维稳费用两笔相加，已超1.6万亿，占全部财政收入的12.4%。
扶贫费用。《报告》中提出2014年度减贫目标是1，000万以上。这是个要花钱的项目。全国政协委员、前农业部副部长高鸿宾认为，报告中扶贫的目标不切合实际：“在中国贫困标准每增加1元，就会增加68万贫困人口”，因此，减少贫困人口的有关论述缺乏常识。年度目标如此，其他那些“让贫困不代代相传”的当然更是“大话”。
治污费用。今年中国政府宣示的目标是要从海陆空（水、土壤、空气）三方面“向污染宣战”，制定环保以及淘汰落后产能的目标。决心很大，立下的军令状是“北京市长：治不好空气污染提头来见”，与北京空气质量有关的河北省的硬指标是“钢铁产能新增1吨就地免职”。但问题是，三污中的任何一污的治理都非易事。今年1月，我曾在“土地治污，中国学日本经验之难”一文里介绍过日本治理重金属污染土地的经验。日本选择的是相对便宜与用时较短的“客土法”，即置换土壤，每亩地的修复时间是33年，平均每亩修复费用近18万元人民币。中国政府正式承认的“中重度金属污染耕地”是5，000万亩（参与调查的专家说是3亿亩），如此大规模的污染，置换土壤从何取土都成问题，修复费用更难筹措。可以预测，如果近十年内官方宣布“向污染宣战取得巨大成果”，不是数据造假就是在修复上走过场，哄国民玩儿。
要花银子的事情还有不少，这里就不一一列举了。接下来分析银子从何而来。
培植新税源不容易
任何政府都不是物质财富的直接创造者，正常国家、正常状态下的政府，主要是通过增加税收与发行债券增加财政收入，发行国债（地方债）都有一定比例，不能滥发。中国过去数年地方债发行过大，造成很大的麻烦，《报告》已经将减少地方债务列为重要目标，因此增加财政收入的主要办法是加税。增加税收的办法有二，一是提高现有企业的税收，二是培植新税源，即调整产业结构，改善投资环境，吸引新的投资，开办更多的企业。
提高现有企业的税收，空间极为有限。过去三年以来，不少企业家对税收加码颇有抱怨，税收部门为了罗掘税金殚精竭虑，向企业预征税收是普遍现象，“预征税收：杀鸡取卵保增长”等报道经常见诸媒体。就是官方研究报告也认为，中国宏观税负太重。2月份，中国社科院财经战略研究院发布名为“将全面深化财税体制改革落到实处”的报告，其中征引的2013年数据显示，中国公共财政收入达到12.9万亿，人均宏观税负接近万元，中国已迈入“人均万税阶段”，不宜再增。
调整产业结构更非易事。江胡时代的经济发展模式是出口拉动型，外加政府大举投资促动基础设施建设。新一届政府的目标是想将出口拉动型经济改变为内需推动型。《报告》给出了多个改革目标，但如何达到目标，并无切实的改革措施。以往拉动经济的“三驾马车”当中，政府投资因“实行稳健的货币政策”将暂时停止；目前的外贸有许多是虚构的业务，目的是为了热钱进出（见笔者2月23日文章《谁绑架了中国经济？》）。房地产泡沫的破裂只是时间问题。在经济结构调整没有改观之前，就业与提高国民收入只是空话，中国人当中有80%以上的人口处于中低收入水平，大量失业者勉强维持生存，低收入者除了必要生活开支之外，不敢多花钱；中产者当中不少为了买房而成为房奴，也无法多消费。
综上所述，中国经济要从“出口拉动型”转变为“内需推动型”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十指按跳蚤，顾东不顾西
《报告》要实现的目标太多，且互相掣肘，有如十个指头按跳蚤，顾得东来顾不了西。比如要实行《报告》中提到的“中国经济增长方式转变”，全面治理水、土壤与空气污染，这说来容易，做起来难。莫说治理庞大的污染存量，就算是减少污染增量都极为困难。作为中国税收支柱的石化行业就是高污染行业，要停办污染企业，先得拿超大国企中石化、中石油等开刀，这在目前的状况下几乎没有可能。湖南等省的所谓经济发展，以开采铅锌等有色金属为主业。但三湘四水尽皆污染，也没让湖南省变得富裕起来，反而失去了可持续发展的根基。今年两会上，湖南省长提出，要中央政府加大对该省的财政转移支付力度，因为湖南省的贫困人口超过640万，“超过了宁夏、青海等省份的人口。”
《报告》强调要实行“积极的财政政策”，这个提法过去一直都有，因此今年对此作了新解释，说是“财政支出将更多地向以民生为中心的社会建设领域倾斜”。既然与民生有关，就只能是政府投资，这首先得解决资金来源。中国政府在过去十多年内是通过不断增印钞票与发行地方债券、加大政府投资拉动经济，结果是让中国成了世界上最大的印钞机，导致中国经济高度泡沫化，地方政府深陷债务泥潭。报告说要实行“稳健的货币政策”，就不能再继续增发钞票与地方债。所以，《报告》中那句“坚持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这两个大目标之间存在极大的矛盾。况且不少地方政府还等着中央的积极财政政策来发展经济，比如青海省长向李克强倒苦水：说自己过去一年经常看新闻联播找刺激经济信号。类于青海省的省还有不少，都在仰望中央财政刺激为本省经济带来机会。
可以说，讨论中国经济，用GDP增速衡量，并无多大意义，因为那增速是可以被各级政府部门调控的。“信心”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吸引游资，比如热钱，但却不可以长久支撑一国经济发展。更何况，人们对一国经济的信心不是来自于所谓唱好唱衰，而来自于对该国经济的基本面，即依据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是否良好健康来判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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