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9年7月14日的新疆乌鲁木齐
昆明的恐怖袭击，再一次把新疆问题摆在了大家关注的热点上。议论纷纷，各种说法都有，也都有一定的道理。比如说民族问题；宗教问题等等，都没有离题。这些至少是造成民族矛盾激化的重要原因。
但是我想反问一下大家：民族矛盾一直都存在，为什么过去没有现在这么激烈？宗教矛盾在六七十年代比现在还要严重，为什么当时表现出来的矛盾反而不如现在这样激动人心，动不动就引发大规模的群体事件呢？这恐怕有一些更重要的因素没有被大家注意，或者被政府故意隐瞒了。
比如说贪污腐败，欺压良善，贫富差距，招工歧视等等，就是五六十年代所没有。或者说比较轻微，没有引起老百姓的反感。这和当时内地的情况差不多。无论内地还是新疆，人们当时关注的主要是生活水平，和改革共产党的制度。
疆独分子当时就有，不是现在才出现的，而且最早的疆独，至少其中一两支还是共产党自己培养的，并且进入了政府和军队以及党组织。可他们并没有造成什么大的动乱，因为没有疆独的群众基础，靠几个人煽动不会有什么真正的运动出现。
现在为什么会有这个基础了呢？其实和内地人民的反共情绪是一样的。贪污腐败，社会不公，贫富差距，司法腐败等等，是引起人们愤怒的根本原因。这些因素的积累和叠加效果，在内地就是反政府情绪和仇官仇富心理的高涨。而在少数民族地区，它往往会和潜伏的民族隔阂，宗教隔阂汇合，造成表面看上去的民族宗教问题。
而且在少数民族地区，和民族宗教问题结合起来，几乎是必然的。因为在这些地区，比如说在新疆，本来就有蛰伏了多年的民族独立势力和宗教分离势力。在没有雨露阳光的环境下，他们只作为种子埋藏在土壤中。在环境适合的时机，他们会立刻生根发芽茁壮成长。所以在少数民族地区，官府的贪污腐败和司法不公，几乎百分之百被引导到了民族宗教问题上。
例如在南疆这种普遍比较贫困和缺乏教育的地区，宗教的阿訇们说话的可信度显然是最高的。在八十年代清真寺大发展的时代，肯定有不同来源的宗教极端分子和独立运动的成员混迹其中。利用宗教在教民心目中的崇高地位，散布民族仇恨和宗教隔阂。但是我认为当时的效果并不是很理想，运动只是在小规模的缓慢发展。因为当时还没有很严重的社会矛盾，传统积累的老百姓之间的友好和信任，不是那么容易就被完全破坏的。
但是进入到贫富差距越来越大，各级官员越来越不讲理，各级司法完全成为富人和官方的走狗的时候。人们开始困惑，想不通。到清真寺里寻求合理的解释来平静心态，这是所有宗教信徒的日常功课。一些知识文化水平比较高，见多识广的维吾尔人，会有自己的分析，不一定会把问题向民族和宗教问题上扯。
但是在南疆广大的贫困地区，周围都是和自己差不多贫困和愚昧的人。除了清真寺的阿訇，几乎就没有什么有头脑又值得信任的人了。于是种子就开始迅速的生根发芽。把社会丑恶现象描述成非穆斯林的邪恶；把社会不公和贫富差距描绘成是汉族人在欺压和剥削咱们维族穆斯林。甚至在基层剥削和欺压他们的维族基层官吏，也很方便的被定性为汉族人的走狗，维族人的内奸。
其实这套说法很符合逻辑，严丝合缝。和共产党的很多骗人的伎俩如出一辙，而且很容易被愚昧和没出外见过世界的愚民所相信。有知识的维族人多数会知道这是低劣的谎言，是把假话藏在前提里的诡辩术。但对愚昧贫穷而又急于抓住一把稻草的可怜的穷人来说，这是唯一可信的道理了。民族宗教矛盾的种子就这样在基层开始成长起来。
特别是所谓的改革开放和邓小平的猫论流行之后。社会心态变得非常的浮躁，大家关心的就是怎么发财致富，怎么贪污腐化，怎么欺男霸女。至少也是让富的更富，尽快提高鸡的屁好为升官积累资本。连贫困地区的救济款都敢贪污，怎么不会激起民变呢。这时候在清真寺外的疆独分子就有了广泛的市场。
很快温和的维吾尔大会就不再受到欢迎了。更极端的恐怖主义听上去更解气，看上去似乎会有效。特别是对那些没文化又被欺压到了社会最底层的穷人来说，极端主义显然更有吸引力。而被塔利班和巴勒斯坦恐怖组织训练出来的恐怖分子，也有一整套有效的洗脑方法。虽然不可能说服所有人去搞恐怖主义，但只要有一小部分被说服，就已经可以到处制造恐怖事件了。恐怖主义不在乎兵员的多寡。
我一贯支持新疆西藏的独立运动，这是人家的基本政治权利。在民主国家里，这是完全合法的政治活动，受到宪法的保护。是不可剥夺的人权之一。但是我坚决反对恐怖主义；反对以平民的生命做威胁来达到政治目的。这是一种懦夫才会接受的最无耻的主义。
但我一样反对以恐怖暴力的手段镇压老百姓。新疆书记张春贤的不施仁政的说法，和恐怖分子异曲同工。就是要以恐怖主义对恐怖主义，能找到的最方便的对象自然是普通老百姓。这能吓坏恐怖分子吗？可笑。不从根上解决问题，即使暂时把恐怖活动压下去了，然后他升官去了。可是已经发芽生长的恐怖主义会有广泛的社会基础，不会被暂时的官方恐怖主义所消灭，这和当时内地的情况差不多。而将会成为中国社会长久的祸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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