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漫]：中国大陆的网络监控在强化

三年大饥荒没有造成大规模农民反抗的根本原因

中国历史上的大饥荒通常会引发的农民的大反抗，造成剧烈的社会动荡。有的会引起大规模的农民起义，从而实现王朝更迭。20世纪六十年代的大饥荒的规模是空前的，死人是中国历史上最多的，为什么没有引发重大的社会震荡？这是一个需要认真探讨的历史之谜。

一、大饥荒年代的社会治安

在1958－1962年间，由于苛政害民、饥民遍地，群众对政府的不满情绪加剧，据陕西省兴平县、宝鸡市和西安市雁塔区三个地方统计，1960年发生的116起“反动标语”和信件中，有50％是针对粮食问题的。大饥荒期间，中国的社会治安状况恶化，局部地区出现了小规模的骚乱和暴动，边民大量外逃，刑事案件增加。但是没有出现大规模的社会动荡。

1、骚乱和暴动

骚乱和暴动较多地发生在少数民族地区，中原汉族地区相对少一些。这是因为，政府对中原汉族地区的控制比少数地区更为严密，民间没有武器，没有非政府组织；有些少数民族性格骠悍好斗，并有枪支武器，有些地方头人还能够起一定的领导和组织作用。20世纪五十年代以来，经常出现民族骚乱和暴动。民族骚乱和暴动的原因比较复杂，不全是“大跃进”造成的。但是，不可否认，农业合作化中的过激政策、大跃进中的失误，群众生活太苦，至少是民族骚乱和暴动的重要诱因。对这些骚乱和暴动，政府讳莫如深，报纸上通常不作报道，现将散见在地方志里的一些资料摘录如下，供读者参考。

在本书“大饥荒中的云南”一章中介绍了“丽江小凉山暴乱”、“富宁县瑶族骚乱”、“维西县伏击事件”、“归化寺武装冲突”、“金平县崇岗公社老街管理区铁匠寨事件”、“昭通地区昭鲁二县结合部事件”、“宣威事件”等暴乱。其中“昭通地区昭鲁二县结合部事件”和“宣威事件”规模最大。这里不再复述。

在中国国家图书馆文津街老馆里，本书作者调阅了几十本1990年代编修的地方志，从中看到了以下记载：

1958年4月18日，以“反共救国军”总司令韩乙奴为首的200余名匪徒，胁迫群众4000多人，率先在青海省循化县发起武装叛乱，随之牧业区部分地区也出现了反革命武装叛乱。这场叛乱历经五年才得以平息。“从1958年4月到1962年3月，为期5年共进行大小战斗3639次（其中部队作战2811次，地方干部和民兵作战828次），毙敌1.6万人，伤敌4876人，俘获4.68万人次，招降5.88万人次。缴获无座力炮4门、高射机枪4挺和其它大量武器。”

1958年3月18日晚，甘肃省卓尼县录竹全区发生武装叛，上迭区（今迭部县）扎尕那、北山地区也相继发生叛乱。

1958年7月，云南省在鹤庆、永胜、宾川三县结合部的四角山发生土匪骚乱。

1958年8月15日，甘肃省广河、东乡发生大规模的叛乱。“在马国忠等人的策划下，广河、东乡等县相继发生反革命武装叛乱，他们呼喊反动口号、捣毁政府、杀害干部、抢劫银行、破坏公路及通信线路等。8月下旬，兰州部队在民兵的协助下，及时平叛，9月中旬叛乱平息。在平叛中，有扩大化问题。”

1958年10月26日，云南省禄劝县大松树新村煤矿发生了以李光荣为首的“中国人民起义军”的反革命暴乱案。次日，暴乱首犯及骨干均被民兵擒获。28日，平叛工作组到达出事地点，共拘捕117人，大搞逼供信，打死24人，打伤致残36人（致死7人），判刑50人。平叛有严重扩大化问题。

1958年四川省荣昌县破获“归根堂”、“干元堂”、“万全党”等反动会道门的复辟活动。

1958年云南牟定县有人对大跃进不满，打死公安人员，攻打区公所。

1958年广东阳山县发生暴乱。

1958年广东连南和连山两县的瑶族地区发生暴乱。

1958年12月27日，云南省金平县崇岗公社老街管理区发生暴乱。

1958年和1959年广东翁源县两度发生暴乱。

1958年广西百色县发生暴乱。

1959年安徽岳西县发生暴乱。

1959年4月16，云南省建水县岔科公社白云村发生暴乱。生产队长李万成被杀，夺走民兵枪支14支。4月26日平息。

1959年青海省海西州发生部落叛乱。

1959年湖北保康县有人自称皇帝，纠集200多农民企图暴动。

1958年，贵州省黔东南州共破获反革命案件24起。其中影响较大的有天柱县的“自由中国民主同盟西南联合反共战斗军”反革命暴乱案、黎平县的中黄农场劳改犯预谋叛国投敌反革命集团案、归养反革命集团预谋暴乱案和岑懂“四一”反革命集团复活预谋暴乱案。四案共逮捕首犯、主犯35名。1959年这个州共破获反革命集团案19起。1960年10月这个州镇远县破获“中国自由民主党”预谋暴乱案。1961年1月，在锦屏、剑河、黎平三县结合部的青山介地区破获“中国边区游击总指挥部”反革命预谋暴乱案。

1960年6月，贵州省江口县农民大量饿死。全县不足10万人却饿死了4万人。在死亡线上挣扎的农民起来暴动。带头人当中有人民公社的党委书记，因为他们家里的孩子也饿死了。手无寸铁的农民很快被现代武装的军队平息。曾开仓放粮的县长饮弹自尽。因虚报粮食产量而激起民变的县委书记也投河身死。

1960年5月28日，四川省开县满月公社发生了万全堂暴动。道首刘志善带领300多名道徒抢走公社民兵枪支18条，子弹1200多发，洗劫百货商店、供销社，占领国有林场，打死、打伤党员干部4人，绑架干部16人。捣毁大量救灾物资。1961年7月，反革命集团“工农民主党”首犯徐世清盗窃“五四”式手枪5支，子弹50发，在眉山、邛崃、新津等地抢劫粮库和运粮汽车。

1960年12月20日，甘肃省镇原县屯字公社发生“救国起义为民五极军第一师”反革命暴乱。

1960年10月28日，湖南公安厅、株州市公安局和凤凰县公安局在凤凰县的腊尔山、沱江镇抓获以吴求富、龙绍海为首的“中国民主救星党”阴谋暴乱案，抓获40多人。

1960年12月，云南省宣威发生“反革命暴乱”。

1960年12月，河北省邯郸市破获“新星会”阴谋暴乱案。首犯阎普真（女）利用“疫病”流行的机会，成立武装组织“仁义军”。12月13日阎普真带领95名道徒人企图占领河北省永年县老城。被公安部门全部抓获。

1961年4月，四川省剑河县公安局破获太拥公社展模管理区反革命集团“中国英雄党”案，首要分子被逮捕法办。1962年8月，剑河县公安局与三穗县公安局配合，捕获涉及剑河县南明、大洋、磻溪、平岑和三穗县瓦寨、顺洞等地的反革命集团“中国人民反共救国军政司令部”全部成员。

1961年四川省垫江县在西山虾蟆湾一带破获预谋反革命组织“中国国民革命军”，捕获头目5名。

1961年7月，吉林省公安部门破获“中国民主党”现行反革命集团。首犯赵革东是原怀德县委宣传部长。

1962年11月10日，云南省南华县沙桥、五街地区发生反革命武装土匪暴乱，11月22日平息。

1963年，甘肃省嘉峪关市嘉峪关公社黄草营大队发生反革命武装叛乱。

四川省阿坝地区从1956年到1961年元月少数民族上层发动的武装叛乱持续不断。

1962年云南镇沅县发生30余人的暴乱。

在地方志里（特别是各地的“公安志”）这样的记载很多，本书不再一一列举。读者如有兴趣可以到图书馆里翻阅。

绝大部分暴乱的规模都不大。有些所谓的反革命暴乱并没有政治动机，只是为了填饱肚皮。有些地方官员把正常的反映意见行为，或者是有些偏激的行为成为反革命暴乱。例如在1957年12月云南通海一名共产党员联名向上级写意见书，反映该乡缺粮情况，并且发动800多人在意见书上签名。结果被定为“反革命骚乱”，14人遭冤狱，到1979年才平反。

2、边民外逃

在苛政、饥饿和干部恶劣作风的压迫下，边疆的居民大量外逃。我所掌握的资料中得知，大规模的边民外逃有三处。

一是西南边界。云南省沿边一带州县发生人口外逃，总数达8万人，从现存材料上看，外逃人员超过了此数。仅德宏州外逃人员就有近6万人。在本书《大饥荒中的云南》一章中已有介绍，此处不再赘述。

二是广东深圳，从1958年以来就出现了成批的人逃往香港，但逃港高潮不是发生在死人最多的1960年，而是发生在1961年和1962年，这是因为，这时国家实行大量精简城镇人口的政策，大批城市居民要强制回农村。有了城镇人口带头逃港，农民逃港也就更多了。参与这次偷渡外流的有11万多人，其中6万人越境到了香港。从4月27日到6月24日，港英当遣返4万人，留在香港的大约有2万人。（详见本书《岭南风云》一章）

三是新疆伊犁哈萨克自治州直属县市和所属塔城地区，1962年春夏，6万多中国边民拖儿带女，成群结队，并携带大量牲畜农具和车辆，逃往前苏联。

3、哄抢粮食

饥民哄抢粮食的事件很多地方的档案馆有资料记录。哄抢粮食多发生在铁路沿线，成群结队的饥民哄抢运粮列车。哄抢粮库的情况也有发生。

张掖地委1961年1月7日晚向省委的报告说，武威车站自运粮一开始，群众就成群结队地到车站偷粮，1月5日，白天约有五六百人，晚上约有200多名青年人，到车站偷粮、偷煤，共偷去青稞90多包，约18000多斤。驻车站炮兵团警卫战士阻拦不住，有的向战士掷石头，逼迫战士后退。有的喊话说：“你们不敢开枪打我们。”有的一个人纠缠战士，其他人去偷。据了解，当时警卫战士已架起了机枪，以阻拦群众。下午，到车站的群众已增加到1000人左右，县委常委黄进忠，从炮兵团又调两个排。同时，抽了部、局长10多人，到车站附近的生产队了解情况，教育群众，安排社员生活。张掖地委得知情况后立即撤回新调去的两个排战士，不准打骂群众，不准拘留，绝对不准开枪，对远道而来吃不上饭的给他们做饭吃，说服他们回去。这天下午6时张掖地委乔生瑞向省委电话报告说，警卫人员架了一挺机枪，又从炮兵团抽了两个排的战士。

中共酒泉市委1961年1月11日、14日连续向省委的报告说，从1月5日到8日，先后三天有400多名群众成群结队地抬上梯子，拿着口袋，手持木棒、刀子、铁铣等到面粉厂抢粮。有的是搭上梯子越过墙去硬要，硬拿，有的在墙上挖洞进去偷，还有一些人在公路上趁天黑拦劫拉粮的皮车，用刀子将装粮的口袋割破，一涌而上，抢到粮就走。5日曾鸣枪驱散，但后两天有人继续抢粮。对鸣枪行为酒泉市委向地委和省委作了检查。

省委天水工作组和中共天水地委1961年1月23日联向省委的报告说，最近以来，铁路沿线社会秩序十分混乱，列车被抢被偷事件不断发生，继续蔓延，日益严重，损失非常惊人。北道车站检查组去年12月份检查了进站列车338次，发现有142组列车被盗。另据统计，1960年10月到1961年1月22日，共发生列车被盗事件420次。其中，1961年1月的20天中就发生184次。被盗地区由小到大，由站到线，逐步蔓延发展，偷盗人数由单个发展到三五成群、结伙作案，由小量地偷窃粮食到大宗地见什么偷什么，由黑夜秘密偷盗到白天公开抢夺。

一些地方志记载了一些群众哄抢粮食的事件：

1960年12月安徽芜湖专区发生大小抢粮事件180起，据查清的96起统计，抢走粮食3.6万斤，1961年初全省又发生抢粮事件65起，抢走粮食万多斤，直到1962年春仍有抢粮事件发生。抢粮事件主要发生在群众生活困难大的地区。据淮南等13个县22起抢粮事件调查，参与者5495人。

甘肃省在1961年1月间发生哄抢粮食事件五六百起，损失粮食百万斤以上，牲畜近万头，还有大批百货，使交通陷于瘫痪。

1961年在张掖市发生3000多人抢国家粮库哄抢粮食事件。

1961年甘肃安西县发生群众砸开国家粮食仓库抢粮食事件。

贵州省雷山县在1960年发生多次哄抢国家粮库事件。

贵州黎平县1960年12月－1961年1月期间发生4000多群众因缺粮而哄抢国家和集体粮食事件。

广东省潮州市也发生哄抢集体粮食事件。

4、刑事案件增多

个案调查报告显示，四川省泸县治安情况混乱，个别严重的生产队、管理区，连夜里开会都开不起来。如杨九公社自1961年1月6日到10日5天当中，连续发生抢劫偷盗案件17起。该村二朗管区三队社员杨云章在10日晚就被持棍棒进家抢走6只鹅、12个鸡蛋、3只羊。又如曹市公社从1960年12月底以来，发生抢劫偷盗案件104起。据政法部门统计，1961年春一周内，全县69个公社中，有36个公社发生了抢劫偷盗案件。

过去中国是不公布犯罪统计资料的，1987年才在有关部门中逐年公布，并且将以往的犯罪统计补充公布。从公布的刑事案件数据中，可以看到，正常年景刑事立案数21万起左右，在饥饿最为严重的1960年和1961年，刑事立案数大幅度上升。

刑事立案数大幅度上升的现象，一方面反映了当时的社会状况，但也与司法部门的指导思想不当有关。甘肃省《民勤县志》记载：“1959年－1961年三年困难时期中，人民生活朝不保夕，人们大量外逃和死亡，为了生存，一些社员宰杀牲畜、偷盗粮食。期间，法院审判工作由于受左的影响，将这些行为当作破坏活动进行打击。1959年受理各种案件种类刑事案件492件，占总案数的55.8%。”这本县志的说法也符合其它地方的情况。

中国公安大学研究社会治安的教授张庆五当年曾在公安部工作，他对本书作者说，当年所发生的所谓刑事案件，大多是饥民为了生存偷窃或抢劫食物。所以，在刑事案件中，盗窃案最多，杀人案很少。从吉林省的一份统计资料证实，在最困难的时候，凶杀、纵火、诈骗等案件与常年差不多，强奸案大幅下降，而盗窃案和残害牲畜案（杀了吃了）大幅上升。这和张庆五教授的看法一致。

表1 ：1957－1963年吉林省刑事案件发案数(起)的变化状况

二、没有发生大规模社会震动的原因

在三年大饥荒期间，没有出现大规模的社会冲突和社会震动，其原因在于中国共产党有效的社会控制，而这些社会控制的手段都是来自极权制度。

1、大规模的镇反肃反

1950年7月23日，政务院和最高人民法院联名发出《关于镇压反革命活动的指示》，1951年2月21日，中央人民政府公布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惩治反革命条例》。在这些政令发出以后，各地大规模地开展了镇压和肃清反革命的群众运动。在这场大规模的镇反运动中，共捕了260万人（捕后因罪恶不大教育释放了38万人），杀了71．2万人，关了129万人，管制了120万人。

以后这种惩治反革命的政令持续不断：

1951年6月22日，公安部公布《关于没收反革命罪犯财产的规定》；

1952年7月17日，公安部公布《管制反革命分子暂行罗法》；

1955年4月21日，国务院第九次会议通过关于加强镇压反革命分子和各种犯罪分子的斗争的决议；

1957年8月9日，国务院第56次会议通过关于处理国家机关、企业、学校在肃反运动中查出的反革命分子和其他坏分子的工龄和工资问题的规定；

1957年9月20日到11月27日，反革命分子和其他刑事犯罪分子罪证展览在北京展出，开展了关于肃反的大宣传。

1958年6月24日到8月16日，第九次全国公安会议在北京召开，会议强调加强对“民主革命不彻底地区”的肃反力度。

中央政府每一次指示，都会在各省、地、县掀起一次肃清反革命的高潮。从广东省镇反可见一斑。政务院和最高人民法院联名发出《关于镇压反革命活动的指示》发表以后，1950年10月，广州市军管会就颁布了《关于特务分子登记自新的布告》，限令所有国民党特务在10月11日之前，前往公安部门登记自新。广州市的镇反由此拉开序幕。叶曙明先生写了一篇题为《1951年：广东镇反实录》长文，现摘引部分内容如下。

直到1951年3月为止，在省、市机关及铁路自首登记的特务共有1013人；另有反动党团分子登记，在市机关有10669人；铁路系统职工总人数9000人，其中已登记的反动党团分子就有5054人……从1949年10月至1950年10月，新生的人民政府已把3437名反革命分子投入大牢（不包括治安案件在内，其中广州市1263人），杀了1465人（其中广州市67人）。

1950年6月，朝鲜战争爆发。……中共中央、中南局要求尽快完成两广的剿匪和镇反。10月10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镇压反革命活动的指示，要求坚决纠正镇反中“宽大无边”的偏向。毛泽东多次指示中南军区、华南分局和广东军区领导，国民党进攻厦门、汕头的可能性很大，广东、福建要加强剿匪，大胆处决一批罪大恶极的恶霸匪首。“广东必需有计划地处决几千个重要反动分子”（毛泽东《关于对反革命分子判刑问题的电报》），

1951年1月22日）。广东决心急起直追。至1951年1月上半月以前，再逮捕了1340人（不完全统计，其中广州市300人），杀了1308人，在押15322人（剿匪中的俘虏未计，其中广州市3322人）。中央派公安部部长罗瑞卿亲自到广东坐镇督战。1月下旬以后，广东再加快捕杀的进度。为了提高效率，决定把杀人批准权，下放到地委一级。据广东省公安厅2月份的公布，从11月会议之后，至翌年2月，“根据初步统计，全省处决反革命分子2831名（其中军区1406，地方1425），破案180件。另外仅潮汕、珠江、西江三个区和汕头湛江二市的统计，已抓7270名，现在全省统计共押犯人40486名，其中公安系统28575名，法院11911名。”但距离完成“处决几千个重要反动分子”的任务尚远。

2月17日，毛泽东在一封给中央人民政府委员的信中，对两广在剿匪和镇反中的“宽大无边”政策，再次提出严厉批评……随着2月20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惩治反革命条例》的批准和公布，广东各地，再次掀起镇反高潮，成批镇压反革命分子。并定下指标，在大城市须按0.5‰比例杀，在农村须按1‰比例杀。

按3月份一个月统计，全省处决反革命分子8039名，超过了解放后至1951年2月的14个月内所处决的总和（5218名）。现在（截至3月份）全省共已处决13257名，关押49281名。

通过游街、举行宣判大会、街头布告、动员、上门宣讲，以及诗歌、小说、电影等等形式的铺天盖地的宣传，形成全民镇反的高潮。4月25日，广州市举行了有3万人参加的各界人民控诉反革命罪行大会，当场判处198名反革命分子死刑。会后三天之内，政府收到群众投寄的拥护信和检举反革命分子信件，竟多达3万多封。

3月以后，雷霆万钧，高潮叠涌，各地都有不同规模的公审大会、控诉大会。在报纸上，人们常常可以看到这样的报道：“我检举了我的爷爷”，“我不承认他是我的父亲，我要控诉他”，“我的丈夫是特务，现在人民政府枪决了他，我很欢喜”。

广东的情况不是个别的。朝鲜战争开始以后，为了纠正一些地方对反革命分子处理“过宽”的倾向，根据政务院和最高法院《关于镇压反革命活动的指示》，东北地区迅速大规模地逮捕了匪特及其他反革命分子，处决近千人。广西接到政务院和最高人民法院的指示后，扣押了各类反革命分子8万多人，其中一批人被处决。

建国初的彻底镇压反革命运动以后，五十年代中期又进行了多次肃反。在1955－1957年，全国在机关、企事业单位、工厂进行了三次肃反运动。大跃进期间，公安部门还强化了各单位、机关、企事业单位和农、林基层单位的治安保卫系统，基本达到了“无一死角”。在热火朝天的大跃进形势下，中共中央对公安工作发出新的指示，要求把全国“每一个角落都打扫一下”，其具体方法就是有计划、有步骤地进一步展开内部肃反和社会镇反运动。大跃进运动展开后，遵照中央的指示，江苏省又在全省公私合营工矿企业、手工业合作社等其它基层单位共141万人口中进行第四次肃反。“这一次肃反任务比第一、二、三批的总和要大一倍以上”。由于肃反任务过于繁重，就批判“肃反只能慢慢搞”的右倾保守思想，从而“促进了肃反运动的大跃进”。在这次肃反期间，全省共收到检举材料40多万件，对地富反坏份子普遍地开展了一次审查评议工作。1958年3月，江苏省在镇江、常州召开了各地、市、县的肃反现场会议。6月下旬，南京大学进行“肃反补课”。在大跃进的形势下，第四次肃反进展尤其顺利，江苏全省“搜出各种反动证件三万一千余件”，给一些“翘尾巴”的地富反坏份子重新戴上帽子。在强大的国家威权的震慑下，全省有25000 名“反、坏份子”投案自首，或补充交代了问题。到了1958年11月，又在大跃进期间新建、扩建单位共77万人中继续开展肃反运动，直到1959年第三季度才结束。经过这次肃反运动，实现了“三见底”：“反革命组织见底，外来人口、长期外出回归人员政治情况见底，现行破坏事故见底。”大跃进期间，公安力量的地位得到明显的突出。1959年，为了进一步加强对城市基层的领导，南京各公安派出所支部与街道支部合并为街道党委，多数党委书记由原派出所长担任，公安部门与所辖地段的所有单位建立了经常的工作联系，对城市社会的控制已全面渗入到每一个角落。

连续不断的镇反、肃反运动，使社会反抗力量大为削弱，没有人敢当反抗的带头人。吉林省人民检察院党组的一份报告分析说：“由于几年来镇压反革命斗争取得了巨大成就，加上各级政治机关在各级党委的领导下，抓紧了打击现行、挖掘残余、大搞改造、加强预防等工作，给敌人连续不断的沉重打击。所有这些，促使全省敌我斗争形势进一步趋向缓和，反革命虽然还有，但比过去更少、更弱和更加分化孤立了。”

2、利用专政工具连续严厉打击

大跃进以来，专政机关也对专政工作实行了大跃进，任何反政府的言论和行为以及犯罪嫌疑都被及时发现和严厉打击。1958年6月24日到8月16日，第九次全国公安会议在北京召开，会议对肃反斗争进行了总结，还作出了《关于彻底肃清山区、结合部、水上、落后地区漏网外逃反革命分子和流窜犯的决议》，加强了肃反和民主革命不彻底地区的清理力度。根据全国第九次公安会议的决议，各省纷纷行动。据不完全统计，从1958年冬到1959年6月，吉林省共挖出残余反革命分子9058名，反动会道门骨干943名；捉住流窜犯677名。还揭发出隐瞒成份逃避管制、改造的地富分子4959名。此外，还清查出嫌疑分子11145名。战役中收到群众检举揭发材料26839件，其中有价值的16538件。在群众压力和党的政策的感召下，有2232名反革命、流窜犯投案自首。1960年7月，吉林省将“民主革命不彻底地区”的批捕人犯的权限下放到县委和省、地委工作组，从而进一步加强了打击力度。据本书作者党握的资料，吉林的情况具有普遍性。1958－1960年，安徽天长县法院带着盖好公章的空白判决书下乡，遇到被认为表现不好的人，随时判决，宣布管制。公安、检察机关和公社干部亦可随时填写空白判决书，甚至出现少数口头判决现象。1958－1961年间，云南省楚雄自治州共打击现行反革命5813人，在1958年共打击各种坏分子10549名，其中死刑37人，逮捕3238人，劳动教养702人，被打击的坏分子大约占总人口0.7%。这些被打击的对象，有相当一部分是冤假错案。

除了常规打击以外，各地还集中组织力量，进行突击性的打击。根据中共中央东北局的统一部署，1961年12月13日到19日，吉林省在城市、铁路沿线的集镇，集中力量统一领导，采取突然袭击的方法，对盗窃和投机倒把活动，进行了一次规模较大的围剿。这次行动，全省组织了2万多名干部参加，检查了12487个重点场所和部位。全省共发现盗窃、投机倒把分子和可疑、嫌疑分子共9905名，其中集中审查8733名，拘留审查1172名。清查处理了7713名。其中逮捕了39名，劳动教养79名，强制劳动143名，行政拘留315名。其它属一般问题，转交有关部门或经过批评教育后放回。由于广泛发群众，群众检举各种犯罪线索1万多件，扭送违法犯罪分子52名。在强大的声势下，7天中坦白自首的盗窃、投机倒把、走私分子2000多名，坦白出来的集团有21个。1961年四川崇庆县开展了7天的突击“治安运动”，对909名有小偷小摸行为的人进行斗争，造成打死和被打者自杀事件12起。

为了防止敌捕乱杀，有的省对捕人、杀人有控制数字。但是，1960年，感到原定的捕人、杀人的指标不够。如，1960年吉林省捕人的控制数为5000人，杀人控制数字为80人。到6月底，全省已捕2575人（其中，反革命分子714人，其它犯罪分子1861人）占控制数字的51.5%；杀53人，占控制数字的66.25%。吉林省政法委党组给省委的报告说：“据目前情况来看，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更加深入，特别是改造落后地区、三反运动和城市调查摸底工作的全面展开，必然会有许多敌人被揭发暴露出来，捕人、杀人也就会相应地增多……为了争取主动，领导心中有数，必须将捕人、杀人的控制数加以调整。我们的意见是，捕人控制数由5000人增加到6500－7000人；杀人控制数由80人增加到160人。”吉林是一个饥荒不算严重的省份，杀人的指标成倍突破，一些饥荒严重的省份，捕人、杀人就更多一些。

除了加强打击以外，大跃进一开始，各地基层政权对“敌对势力”加强了控制。《垫江县志》记载：“从1959年起，采取由党员、团员、民兵、治保员组成‘包夹小组’，把地主、富农、反革命分子、坏分子监管起来；实行一月一训话、季度一考评、年终总评的制度。根据表现好坏，摘‘帽子’或戴上‘帽子’，由县人民委员会批准，予以宣布。”四川省垫江县的作法具有普遍性。

3、严密的组织、严格的户籍制度和食品供应

中国的政治、经济权力高度集中在中国共产党手里。中国共产党是一个世界上人数最多的严密组织。1958年“大跃进”时，中国共产党有1500万党员。在“个人服从组织，下级服从上级，全党服从中央”的纪律约束下，所有的党员都必须听从党的意志，并带动和监督他周围的群众执行党的意志。党组织的控制深入到每一个乡村、每一个车间、每一所学校、每一家商店，每一个连队。共产党还领导着共青团、工会、妇联、少年先锋队等“群众组织”，在中国，几乎所有的人都在共产党所控制的组织里面工作、学习和生活。每一个人都只能从组织里得到生活资料，只能从组织那里得到信息。每一个人的行为和思想都受到组织的控制。很少有人发表与政府不一致的言论，反政府是极其个别的极端行为。

流民失控最容易造成社会动乱。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十分注意减少流民、控制流民。自1953年实行粮、棉、油统购统销以后，城乡居民的生活资料全都由国家凭票证供应。而这些票证只能在居住所在地领取。1958年1 月，国务院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户口登记条例》，规定由公安部门主管全国公民的户口登记工作。各级公安部门将加强户口管理作为公安工作的重要内容。通过对户口的控制，公安部门对每一个居民的情况了如指掌。户籍制度极其严密，离开户所在地短期到外地去，需要当地政府开具的证明文件，并带上粮票、油票和其它票证，到了目的地以后，拿证明文件到目的地派出所登记才能住宿，用自己带来的粮票、油票才能吃饭。农民除了参加农业劳动以外，不能外出做工。农民离村需要向队长请假。由于把农民紧紧捆在土地上，社会上基本没有流民。

大饥荒出现以后，饥民逃荒开始增多，但各级政府对流动人口严加控制。一方面要求各地阻止农民外逃，另一方面，对逃荒农民严格管理，有的地方以“流窜犯”的名义加以拘留、拷打、游街，更多的是收容遣返。1962年10月19日，公安部长谢富治在全国政法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披露，1960年流动人口曾经达到600万，1961年1月－8月，全国收容207万人，1962年1月－8月全国共收容140万人，全年估计收容近200万人。

1961年11月2日，吉林省政法工作负责人徐守身在省委召开的整顿城市治安秩序的电话会议上讲话说：最近中央公安部、内务部召开了会议，研究了收容自流人口和整顿城市的治安秩序问题。因此，吉林省8个市在11月都要行动起来，到年底要求见效，到春节要求见大效。为了实现这个要求，必须采取以下措施：

一是坚决制止流动人口。首先要堵住外流的口子，教育农民不要外流。第二是铁路要卡紧，火车上要严格执行凭票上车、凭票就餐制度。凡是流入城市、铁路沿线的流动人口，一律收容起来，有一个收一个。有家可归、自己愿意回去的，就遣送回乡；实在不愿意走或有困难的，也可以安置到农村。对遣送不归或假籍贯的人，要集中劳动，边劳动，边审查，边教育，边处理。

二是认真解决城市闲散人口。经过整顿以后，户口工作要加强起来。城市户籍警一般只管500户，力量不足的要补充。户籍警按干部待遇，并且不得轻易调动。对旅店、饭店、澡堂等复杂场所控制要严，防止坏人混入。立即停止对外售票的舞厅。

三是加强交通要道的治安工作。此外，各工厂、企业、机关、学校，要整顿内部秩序，加强纪律，建立制度，堵塞漏洞。

徐守身还说，要有计划地大张旗鼓地镇压一批反革命分子。中央公安部指示，各个大城市都要选择典型案件杀几个，中等城市、农村也要杀一点。杀人要开万人大会，会上要有市长讲话，当场宣判，立即执行，张贴布告，做到家喻户晓，以收杀一儆百之效。

4、意识形态的严密控制

那时，真理的旗帜掌握在共产党手里。经过半个世纪的战乱和国民党的腐败统治，新生政权得到人民的信赖，人们相信中国共产党能把大家引向美好的共产主义，不少人愿意为这个伟大的理想作出牺牲。自己挨了饿，家里饿死了人，还认为这是个别现象，为了共产主义伟大理想，作出这样的牺牲也是应该的。

所有报刊，所有会议，所有的课堂和讲坛，都千篇一律地宣传政府的声音，发布对政府有利的信息。党支部、共青团、民兵、妇联、工会、学校，都向群众灌输中共中央的意志，抵制和消灭一切与中央声音不一致的“杂音”。全国的一切宣传机器、一切文化教育，都集中地朝一个方向影响每一个人的思想和行为，全国上下，真正做到了舆论一律，实现了全体人民的思想“一体化”。

强大的政治思想工作使人们驯服，新闻封锁使人愚昧。饿死上百万人的“信阳事件”、饿死三分之一人口的“通渭问题”，不仅当时邻近地区不知有其事，甚到几十年后还严加保密。处理这些重大事件的办法是，把全局问题当作个别问题来处理，把一个地方饿死人当作“一个指头”，在承认“一个指头”的同时，大讲“九个指头”的成绩。谁要否定“九个指头”，谁就是否定“三面红旗”。用空洞的“全国形势一派大好”淡化人们实实在在的饥饿，压制人们对饥饿的不满。

5、饥民的反抗在萌芽状态即被消灭，不可能发展壮大

在古代，饥民没有办法生存时就啸聚山林，揭竿而起。毛泽东早年建立“革命根据地”，和中央政权对抗。在现代社会，这些已成为不可重复的历史。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民间力量很难借助武力来推翻它。这是因为：

第一，没有领袖。中国历代农民起义，起骨干作用的还是地方豪强和中小地主。由于土改、镇压反革命和历次政治运动，农村的强人杀的杀，关的关，管的管。既然豪强不存，农民起义也就没有领导精英。

第二，没有财富。在中国共产党掌权以前，可以通过剥夺民间富豪为造反提供经济手段，新中国成立以后，一切财富全由国家控制，民间再没有可剥夺的地主富豪。

第三，没有可以与政府抗衡的武器。政府掌握了现代化武器和现代交通、通讯工具，而民间不能拥有任何武器。任何啸聚山林的造反者，都在政府武器的射程之内。对任何边远地区的“根据地”，政府军都可以借助现代交通，迅速到达。

第四，没有组织。没有结社自由，一旦出现政治组织，很快就被扑灭。无组织的群众难以对付有组织的政府和军队。在现代极权制度下，民间造反很少有成功的可能，既不可能有宋江的梁山泊，也不可能有毛泽东的井冈山。现代极权制度只有在社会矛盾积累到相当尖锐的程度，靠领导集团内部瓦解，靠宫廷政变来更换领导集团。民间的反抗和骚乱只能是上层权力更迭的外因。

在1958年－1962年间，政府拥有400万人以上的强大军队。这支军队装备精良、训练有素，它既应对外患，更是为了应对内乱。民间反对者不可能聚集与政府军相抗衡的力量。为了维持这支军队，为了提高这支军队的装备水平，军费支出在国家财政总支出中一直占有相当大的比重。

表2 ：中国的国防战备费金额（亿元）及占国家财政总支出的比重（%）

1950年－1952年是朝鲜战争期间，国防费用占财政总支出的比重特别大，以后比例下降了。但是，国家建立了初步的工业体系以后，这个表中列出的费用不是国防战备费用的全部。中国很多武器是通过“军工动员”的方式由民用工厂生产的。当时各省市都设有“国防工业办公室”，负责“军工动员”任务的落实。此外，一些重要的军事科研项目由非军事研究单位承担，很多普通院校承担了军事院校的科研项目和培养人才的任务。“两弹一星”中的大部分消耗不是来自国防经费。从表2中可以看出，大饥荒年代军费开支是最低的。但占财政总支出的比重还在8.9％－13.6％之间。

6、惩罚农村基层干部，消减农民的不满情绪

饿死人最多的地方通常是干部作风最为恶劣的地方，也是“五风”刮得最严重的地方。中共中央通过全国性的纠正“五风”运动，处理了一大批农村基层干部。处理这些基层干部的借口是“民主革命不彻底”，说这些被处理的基层干部本来是“国民党的残渣余孽”。这为受害的农民出了一口气，缓和了矛盾，让农民感到“中央是英明的，只是地方干部不好”。而这些坏干部又都是国民党的“残渣余孽”，这就把共产党的过错推到已经下台的国民党身上了。

选自：杨继绳《墓碑》

十大元帅的娶妻次数

食色性也，人生在世，哪能不没个七情六欲？即便是真正的党员干部，那也真不是特殊材料做成的，都不免肉体凡胎。让我们来看看开国十大元帅们的婚姻生活吧。

朱德拥有六任妻子

朱德的青少年时代，还是清朝。1905年参加了最后一次府试后，朱德在家乡四川仪陇，由长辈做主，娶了比他大两岁的表姐刘氏为妻。建国后朱德要接刘氏去北京养老，刘奶奶摇头不去，1958年病逝，享年74岁。

1912年秋，26岁的滇军少校朱德，娶了昆明师院的18岁女学生萧菊芳，据说是朋友的妹妹，萧家曾经恩助过求学时代的朱德。但1917年初，萧菊芳不幸染疾，辗转病榻，到1919年不治而逝。

看到朱德受病妻幼子拖累，其部属陈平辉便给他介绍了自己21岁的堂妹，名叫陈玉珍(贞) 。南昌起义后，朱德一度听说陈玉珍被四川军阀杀害了。其实陈玉珍一直活到1967年，朱德的生母和嗣母都是陈玉珍奉养送终的。

朱德出川后，由周恩来介绍入党，赴欧洲留学，又转到苏联。陪他出国的是一位19岁的能说英语德语的漂亮姑娘、四川开江女中教员贺治华。

他们从德国到了莫斯科中山大学后，贺治华于1926年生下女儿朱敏。但二人因志趣不合很快分手，朱敏回国后一生未再见过母亲。

就在贺治华背叛革命的1928年春，朱德率革命军攻下湖南耒阳，娶了活泼健美的当地女秀才、24岁的共产党员伍若兰。二人刚过蜜月，朱毛会师井冈山。不幸次年井冈山第三次反围剿时，为掩护朱德突围，已经怀孕几个月的伍若兰被蒋介石亲发电报“割头示众”。朱德闻讯后，在毛泽东面前洒下了热泪。

1929年，43岁的朱德军长在井冈山，与17岁的江西姑娘、红军女战士康克清喜结连理。这一次婚姻延续了47载，称得上是“准金婚”。

彭德怀结过两次婚

1922年，在亲友撮合下，24岁的湘军军官彭德怀，娶了尚不满12周岁的货郎之女刘细妹，给她改名刘坤模——“女中模范”之意，让她放足，还教她读书写字。1928年平江起义时，彭德怀让她回家，答应革命胜利后去接她，不料从此失去联系。刘坤模以“匪属”之身，漂泊辗转，历尽艰辛，走投无路之下，由陶铸的母亲搭线，在汉口另嫁他人，生有一女。

1938年双十节， 40岁的八路军副总司令彭德怀，在延安娶了北师大著名的浦氏三姐妹 (洁修、熙修、安修)中的小妹、20岁的嘉定姑娘浦安修(1918-1991)，婚后无子女。1959年，彭德怀在政治郁闷中曾对秘书说:“我现在很思念刘坤模同志！”此言颇值回味。

林彪曾有三任妻子

林彪在就读黄埔军校之前，也有一位旧式的娃娃亲，未婚妻名叫汪静宜（原名汪伯梅），这位汪姑娘年龄只比林彪小一天。结果后来林彪外出读黄埔军校见了世面，就不肯答应这门亲了。但在家里威逼之下，林彪被迫与汪家姑娘成亲没几天便匆匆离家，汪氏从此再未嫁人，一直在林彪老家生活，1963年去世。话说出来闯革命的林彪在延安娶了陕北姑娘张梅，生女林晓琳。张梅是延川人，号称“陕北一枝花”。因为还不到20岁，张梅活泼好动，与木讷深沉的林彪格格不入。后林彪负伤去苏联治疗，二人情冷缘断，终于离异。

林彪20多岁就成了名闻天下的常胜将军，30多岁就成为进步青年的偶像，恋他追他的美女很多。当后来林彪重病躺在担架上，从昏迷中睁开眼睛，看见美丽的福建女郎叶群，手持短枪，护卫在旁，他确认，这个女人，才是他生命中的“另一半”。叶群小林彪8岁。毕业于北师大附中，曾是电台播音员，夺过演讲大赛的状元，可谓“声色俱佳”，号称延安八大美女之一。

林彪在叶群生日所赠的手书:“发不同青心同热，生不同衾死同穴”中的“蝶双飞”，不但表达了一种绝俗的情爱观，而且还当真以绝俗的方式实现了。叶群回赠曰:“教诲恩情永不忘，他年定随到黄泉。”如今读来，令人唏嘘。

刘伯承结过三次婚

1910年，18岁的刘伯承与16岁的程宜芝结婚，1912年生子刘俊泰。是年刘伯承入重庆将校学堂，从此投身军旅，音信渐缺。程宜芝独力抚养儿子，据说直到1957年去世。

1930年，刘伯承回到中央军委任参谋长，在上海搞地下工作。他化名“林直木”，以教授身份娶了一位名叫吴景春的妻子。

1936年，红军三大主力会师之际，44岁的红军总参谋长“刘匪伯承”，忽然诗兴大发，给一个从安徽六安参军的名叫汪荣华的19岁女红军大写情书，而且是用毛笔写的蝇头小楷。二人遂于中秋节闪电结婚。

贺龙拥有五任妻子

贺老总是湘西桑植人，论血统属于白族。他出身草莽，少年时就加盟马帮。10岁那年，娶了17岁的童养媳徐月姑，后来圆房，生女贺金莲。若干年后，徐月姑病逝。

1920年，贺龙父亲被土匪截杀，弟弟被蒸死，族里按照桑植风俗，要在丧事期间给贺龙续娶，以期生子，谓之“丧婚”。这样贺龙就娶了土家族姑娘向元姑。

军阀混战的岁月里，贺龙从营长一直做到灃州镇守使，又纳了艺人出身的胡琴仙为妾。

后来，贺龙开创湘鄂西革命根据地，成为红二方面军总指挥。长征前，贺龙与萧克将军分别娶了出身商人家庭的一对学生姐妹，贺龙娶了姐姐蹇先任，萧克娶了妹妹蹇先佛。蹇先任比贺龙小13岁，活了95岁，直到2004年去世。

贺龙跟蹇先任离婚后，1942年，娶了比他小20岁的天津姑娘、延安县委组织部长薛明。

陈毅正式婚姻有三次

陈毅1930年任红22军军长时，在江西信丰，娶了当地一位才貌出众的19岁女学生萧菊英，次年陈毅去开肃反会，归途遇白匪袭击，马死了，人活着，步行绕路回去。不料萧菊英认为陈毅已死，跳井殉情了……

1932年，李富春蔡畅夫妇给陈毅介绍了18岁的兴国女红军赖月明，于重阳佳节洞房花烛。二人婚后情深意重，却是聚少离多。1937年国共合作抗日，陈毅得知赖月明被国民党拘捕后为抗拒逼嫁，跳崖自尽了……

1940年，年近不惑的新四军一支队司令员陈毅，与18岁的武汉姑娘张茜结婚，白头到老。张茜本名张春兰，陈毅追人家时，苦心经营了一首《赞春兰》:“小箭含胎初生岗，似是欲绽蕊吐黄。娇艳高雅世难受，万紫千红妒幽香。”

罗荣桓两次婚姻

罗荣桓17岁那年，在老家湖南衡山，由父母做主，娶了一位比他大两岁的结发妻子颜月娥。1926年，他们生下一个女儿罗玉英。

1937年5月16日，八路军115师政治部主任、35岁的罗荣桓在延安与23岁的红军女干部林月琴结婚。解放军1955年第一次授衔时，林月琴是全军唯一的女大校 (叶群只是上校)。2003年她以89岁高龄去世时，职位是副兵团级。

徐向前拥有四任妻子

徐帅的仗打得艰难，婚姻也十分坎坷。20岁那年，由父母包办，他在老家娶了朱香婵为妻。两年后生一女孩，取名松枝。孩子周岁时，朱香婵不幸病逝。

1929年，徐向前来到鄂豫皖苏区，经人介绍，与湖北黄安的18岁女红军程训萱于年底结婚，两人非常恩爱。1932年，程训宣在张国焘的“白雀园肃反”中被处死，年仅21岁，徐向前心痛欲绝。

直到1940年，徐总到山东工作时，才经劝说与女干部王婧结了婚，生有一女，取名徐鲁溪。三年后徐王二人因感情不合分了手。

1946年，45岁的陕甘宁晋绥联防副司令兼参谋长徐向前，与36岁的延安保育院院长黄杰喜结良缘。黄杰曾与中共重要领袖曾中生结过婚，不久曾中生在张国焘的肃反中被杀。共同的革命理想和相似的痛苦经历，使徐向前和黄杰成为肝胆相照的终生夫妻。

聂荣臻只有一位革命夫人

毛泽东两次说过:“聂荣臻是个厚道人。”仅就婚恋这个问题来看，聂帅是十大元帅中最少“花絮”的。他跟罗帅一样，除了一次身不由己的旧式婚姻之外，就只有一位革命夫人张瑞华。

关于聂帅原配夫人名叫龙升贤，品貌端庄，1919年结婚，无子女。不久聂帅就去“洋插队”了，未再回去看她。建国后老人家由政府照顾，聂帅也每月给她寄钱。1988年去世。

叶剑英婚姻次数居首

据说叶帅早年有桩包办婚姻，一无子女，二无音讯，估计跟其他老帅的原配情况大同小异。

1924年初，叶剑英在广州与医务工作者冯华结婚。当年11月，生下长子叶选平，后又生了长女叶楚梅，名字都取得很漂亮。

1927年，30岁的叶剑英娶了不到18岁的教导团女战士曾宪植。曾宪植一是美貌，年轻时有人夸张地誉为“美若天仙”，二是名门之后，高祖曾国荃就是曾国藩的弟弟，率领湘军攻破天京的“九帅”。

1937年，40岁的叶剑英担任八路军参谋长，在延安与长征女干部、 32岁的危拱之(1905-1973)结婚。危拱之出身于河南信阳的书香门第，多才多艺。二人婚后各自忙碌，没有子女。

1940年，与南方局机要员吴博结婚。1941年，吴博给叶帅生下女儿叶向真，即著名影片《原野》的导演凌子，凤凰卫视近年对她进行过专访。

1948年末，他与华北“军大”学员李刚结婚，生子叶选廉，女儿叶文珊。1955年因感情不合，二人离异。以上为叶帅正式的6位夫人，在国家正规的出版物中均可查到。

此后30年的漫长岁月，因为生活和情感的需要，据说叶帅身边还先后有过三位女性(参见戴晴的有关叙述)，其中最后一位比叶帅年轻将近60岁。

中国宪法和美国宪法有何不同？

五四时期，“进步青年”向西方学习，举起了“德先生”与“赛先生”两面大旗。他们激情澎湃地号召：要让中国进入现代文明国家行列。“进步青年”成功建国了。建设现代民主国家，最关键的是实现“民主宪政”，“宪法”则是宪政的前提。比较中美宪法，可以发现两者存在着一些显著的差异。

1、立法原则

美国宪法：限制政府的权力和保障人民的自由。人人平等、三权分立、联邦体制是美国宪法的主要特点。

中国宪法：控制人民思想和保障党的绝对领导。一党执政、维护意识形态，无情专政是中国宪法的主要特色。

2、宪法结构

美国宪法：美国宪法是“三权分立”原则的具体应用，仅仅对国会、总统、法院的产生和权限做了规定。加上几条说明性条款，美国宪法总共只有7条，五千言。

中国宪法：中国宪法内容庞杂，不仅具体规定了国家各个机构的产生，还规定了意识形态、经济模式、领导阶级、人民权利等内容。中国宪法多达138条，一万六千余字。

美国宪法的《序言》不足100字，精要的体现了美国宪法的精神：“我们美利坚合众国的人民，为了构建一个完善的城邦，为了树立正义，使人民生活安宁，共同防御外敌，增进全民的福祉，并确保我们及我们的子孙能安享自由带来的幸福，共同决定制定本部宪法”。核心关键词为：人民……正义……幸福。

中国宪法的《序言》将近1800字，描述了1840年以来中国人民的奋斗史。提到了孙中山、毛泽东、邓小平、阶级斗争、党的领导、台湾问题、民族问题、社会主义建设、外交原则等各个方面的内容。核心关键词为：革命……斗争……共产党领导。

3、宪法修改

美国宪法：1787年制订，1789年正式颁布实施。200多年来，美国宪法未改一字，仅仅附加了27条宪法修正案，表明了美国宪法的稳定性和权威性。

中国宪法：建国60多年，制定和施行了四部宪法。即1954、1975、1978、1982宪法。1982宪法颁行后，又于1988年、1993年、1999年、2004年四度修正宪法。中国宪法的频繁更改，表明中国宪法文本的不稳定性、不完善性、随意性。

美国“修正”宪法的目的，主要是为了进一步改善和保护人权。人们无法在美国最初的宪法中找到保障民主权利和人权的条款。但是，“联邦政府只拥有在宪法中列举的有限权力，其余未列明的权利都属于各州或者人民”。在修正案中，人们可以见到的多是对政府权力的限制，以及对公民权利保护的加强。这是根据现实的情况，对某些具体人权的特别强调。

中国“修改”宪法的目的，主要是为政治和意识形态服务，在某种意义上，甚至是要表达政治强势人物的主观意志。这使宪法丧失了应有的权威。1954年宪法刚刚颁行，就形同虚设。宪法明文规定，保护各种财产权不变，人民公社运动是该规定成为一纸空文。文化大革命中，制定了1975年宪法，该宪法基本上是毛语录和最高指示汇编。文革结束时，制定了1978年宪法，该法对“文化大革命”的成果和“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持肯定态度。1982年制定了现行宪法。宪法的历次修改，不过是根据政治需要的量体裁衣，而不是依据某种永恒的价值和原则。

4、用词特点

美国宪法及其修正案共使用了143个“不得”、“应当”，这些词汇全都用来约束国家行为，限制国家机构及其工作人员能做什么，不能做什么。比如，宪法第一条第十款规定，“一切公款收支的报告和帐目，应经常公布。合众国不得颁发任何贵族爵位”；宪法修正案第六条规定，“在一切刑事诉讼中，被告应享受下列权利……”；宪法修正案第十三条规定，“合众国境内或属合众国管辖的任何地方，不准有奴隶制或强制劳役的存在”；宪法修正案第十九条规定，“合众国或任何一州不得因性别而否认或剥夺合众国公民的选举权”。

中国宪法也使用了36个“不得”、“应当”，但却全部用来约束“地方”、“组织”、“团体”、“公民”、“个人”的行为，几乎无一用来限制国家行为。比如，宪法第十条规定，“任何组织或者个人不得侵占、买卖或者以其他形式非法转让土地”；第三十六条规定，“任何人不得利用宗教进行破坏社会秩序、损害公民身体健康、妨碍国家教育制度的活动”；第四十二条规定，“国有企业和城乡集体经济组织的劳动者都应当以国家主人翁的态度对待自己的劳动”；第五十一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在行使自由和权利的时候，不得损害国家的、社会的、集体的利益和其他公民的合法的自由和权利”。

5、可执行性

美国是一个“宪法至上”的国家，宪法以及国会通过的法律，其效力高于其他一切法律、行政法规和规定。自从1803年著名的马伯里诉麦迪逊案之后，美国联邦法院系统拥有了“违宪审查权”。这意味着联邦各级法院可以审查立法机关通过的法律是否与宪法相抵触，并且可以宣布违反宪法的法律无效。同时，法院还可以审查包括美国总统在内的各级政府颁布的法令的合宪性。

中国宪法很像儿童的玩具。1964年，毛泽东已经退居了二线，刘少奇主持一线工作。邓小平召集政治局会议，没有通知党主席毛泽东。毛泽东突然闯会，手中高举一本宪法和党章，大叫道：“宪法上我是公民，有说话的权力，党章上我是主席，为什么不让我参加会”。邓小平和刘少奇只好赔罪道歉。文革期间，刘少奇遭到批斗，他手持《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捍卫自己的权利，企图用宪法保护自己，宪法却保护不了他。2009年，国务院公布了《保安服务管理条例》，该条例赋予保安员在公共场所对人员及其携带的物品进行检查的权力。宪法规定“人身自由不受侵犯”，“禁止非法搜查公民的身体”。国务院并无立法权限，其颁行的“条例”也仅仅是一个规章，却做出了侵犯公民“人身权利”的规定，令人深思。

中国宪法不受尊重，屡遭侵犯，从根本上说是缺乏“宪法至上”的信仰，从机制上说是没有实现“宪法监督司法化”：既不能根据宪法对其它具体的法律进行违宪审查，也不能在具体的案件中，援引宪法作为判案的依据。

大饥荒年代饥民的奇吃：雁粪、人屎、尸体…

在1958年发疯似的大跃进中，虚报浮夸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据杨伊文先生《一个幽灵仍在大陆游荡》披露：“据新华社的公开报道，水稻亩产量最高达130434斤10两4钱，小麦亩产量最高为8585斤6两，玉米亩产量最高为35393斤，山药亩产120万斤，一棵白菜520斤，小麦亩产12万斤，皮棉亩产5000斤。毛泽东开始担心粮食多了怎么办？”

1958年8月4日，毛泽东在河北省徐水县视察时，县委第一书记张国忠汇报说，徐水全县夏秋两季一共计划收获12亿斤粮食。毛泽东再次提出：“你们全县31万人口怎么吃得完那么多粮食啊？你们粮食多了怎么办？”

毛泽东不仅非常着急地要求大家一起想办法解决问题，要求科学家积极参与进来，与农民一起想办法，拿出切实措施解决“粮食多了怎么办”的实际问题。他自己也亲自开动脑筋，想出了三个办法。一是“多吃嘛！一天吃五顿也行嘛！”二是“少生产。土地休整，实行轮耕制、休耕制。”三是“援外”。

在8月下旬中央召开的北戴河会议上，为了解决粮食多了怎么办的问题，毛泽东甚至提出“现在看来搞十几亿人口也不要紧，把地球上的人通通集中到中国来粮食也够用。将来我们要搞地球委员会，搞地球统一计划，哪里缺粮，我们就送给他！”

“然而，半年时间，饥荒开始袭击中国大地。三年时间，饥饿夺去数以千万计中国百姓的生命”！

饥荒之年，由于吃不到粮食，人们饥饿难耐，饥不择食，只好以麸糠、野菜、草根、树皮等充饥。这些都是荒年司空见惯的现象，不足为奇。本文所说的不是一般的灾荒之年，而是亘古罕见的三年大饥荒；所说饥民的“奇吃”，不是普通的草根、树皮之类，而都是人类根本不能吃的东西，作为人，不得不吃人类不能吃的东西，所以谓之“奇吃”。把这些“奇吃”记载、归纳起来，留给后人，让他们知道中华民族曾经有过这么一段惨烈、沉重的历史，是亲历者和幸存者义不容辞的历史责任。

人吃观音土（白泥）

观音土，即白泥巴，其中含有大量的氧化铝。由于颗粒细腻，给人以面粉的感觉，但它不含任何营养成份，连动物都不吃。人吃了只有饱腹感。但不易消化，排泄不出，只得用竹签、树枝或手指头掏，大半天掏出不来，非常痛苦。不少人被胀死。

著名作家、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莫言在《吃相凶恶》中说：“在我的脑袋最需要营养的时候，也正是大多数中国人饿得半死的时候。我常对朋友们说，如果不是饥饿，我绝对会比现在聪明，当然也未必。因为生出来就吃不饱，所以最早的记忆都与食物有关。那时候我家有十几口人，每逢开饭，我就要大哭一场。……那时想，什么时候能够饱饱地吃上一顿红薯干子就心满意足了。”

莫言又说：“1960年春天，在人类历史上恐怕也是一个黑暗的春天。能吃的东西都吃光了，草根，树皮，房檐上的草。村子里几乎天天死人。都是饿死的。起初死了人还掩埋，亲人们还要哭哭啼啼地到村头的土地庙去‘报庙’，向土地爷爷注销死者的户口，后来就没人掩埋死者，更没人哭嚎着去‘报庙’了。……粮食啊，粮食，粮食都哪里去了？粮食都被什么人吃了呢？村子里的人老实无能，饿死也不敢出去闯荡，都在家里死熬着。后来听说南洼里那种白色的土能吃，就去挖来吃。吃了拉不下来，憋死了一些人”。

1961年8月31日，四川省委整风整社达县工作团检查组，提交了一份渠县群众挖吃观音土的调查报告。摘要如下：

六月下旬，大峡公社文兴大队的20多户人家，有15户在蒲家山挖观音土吃。七月中旬，挖土的人愈来愈多，蒲家山一处不够挖，就去太公石、河底子去挖。七月底、八月上旬更加严重，挖土吃的已扩大到三个区十八个公社。

我们在蒲家山、太公石、河底子、龙凤咀等四处调查的结果是，被群众挖空的土估算为400多立方米，挖土的约有一万人次，挖走的土50万斤左右。群众在挖土的过程中，由于坑少人多，还需要在烈日之下排队等候。路远的人为了不在当日爬过高山之后再挖土，头一天就住在山上的沙郎庙学校过夜，第二天早挖早走。这所学校每晚有四五十人住在这里，最多时有100多人。新河公社三大队派一老农专门挖土交给队里，队里给他记工分。由于饥饿，不少人边挖边吃。有的小孩由于天热和饥饿，昏倒在地，挖好的土也背不回去。挖土时还造成塌方，压伤了人。

群众把挖回的泥土，经过发水、磨细等简单处理后，就渗合着南瓜花、丝瓜花和其它野菜等做成粑来吃。庆丰大队262户人家当中，就有214户、755人吃过泥土。截至8月23日止，他们挖回9840斤观音土，已经吃掉了6768斤，现在还继续吃。吃土后普遍反映肚子疼，屙不出，有的诱发了不少疾病，有6人死亡。据对三个生产队的初步调查，吃泥土致死的就有13人。

从1959年春开始，四川很多地方有大吃观音土的记载。北川县游坪公社马鞍山农民1960年冬到1961年春就大量挖吃观音土。这期间曲山、白泥、旋坪等公社多处发生群众挖观音土吃的严重情况。

邓小平的堂弟邓自力在回忆录《坎坷人生》中披露：“粮食不够就搞代食品，什么胡豆叶，芭蕉头，小球藻，野草根等都用来充饥。后来这些东西找不到了，有人开始吃观音土。观音土吃下去肚子发胀，不能排泄，几天后就被胀死……。”

邓自力1958年是四川泸州地委第一书记，因顺应民意提出解散公共食堂等措施而被打成“四川头号右倾机会主义分子”。

人吃煤块

据莫言披露：“那时候我已经上了学，冬天，学校里拉来了一车煤，亮晶晶的，是好煤。有一个生痨病的同学对我们说那煤很香，越嚼越香。于是我们都去拿来吃，果然是越嚼越香。一上课，老师在黑板上写字，我们在下面吃煤，一片咯嘣咯嘣的声响。老师问我们吃什么，大家齐说吃煤。老师说煤怎么能吃呢？我们张开乌黑的嘴巴说，老师，煤好吃，煤是世界上最好吃的东西，香极了，老师吃块尝尝吧。老师是个女的，姓俞，也饿得不轻，脸色蜡黄，似乎连胡子都长出来了，饿成男人了。她狐疑地说，煤怎么能吃呢？煤怎么能吃？一个男生讨好地把一块亮晶晶的煤递给老师，说老师尝尝吧，如果不好吃，您可以吐出来。俞老师试探着咬了一小口，咯嘣咯嘣地嚼着，皱着眉头，似乎是在品尝滋味，然后大口地吃起来了。她惊喜地说：‘啊，真的很好吃啊！’这事儿有点魔幻，我现在也觉得不像真事，但毫无疑问是真事。去年我探家时遇到了当年在学校当过门房的王大爷，说起了吃煤的事，王大爷说，这是千真万确的，怎么能假呢？你们的屎拍打拍打就是煤饼，放在炉子里呼呼地着呢。”

人吃老鼠、蜥蜴

据依娃《甘肃大饥荒调查实录》披露，现年七十三岁的牛俊娣回忆说：“我大大（土语：父亲）饿得没有办法，在仓房里打了十几个老鼠，煮熟撕了一碗肉，就吃上了。我大大说；‘香得很呀，我先吃了一半，想留下一半明天吃，晚上睡下，我饿得睡不着，咋都睡不着，就又起来，把那半碗吃上了。吃上这一顿，我还能再多活五天，不会马上就死。’不久，牛俊娣的父亲牛振福还是饿死了，草草掩埋了事。”

牛俊香也告诉笔者：“我还吃过老鼠。”笔者问：“是你抓到的吗？”牛俊香说：“我还能逮住个老鼠？是在城墙边上的死老鼠，不知道怎么死的。我妈看见了就收拾回来，煮熟给我们吃。反正没有把我们闹（毒）死。”甘肃省甘谷县的李顺子说：“我们那个村子一户人家就是吃老鼠肉生存下来的，真的是个奇迹，咋抓住那个老鼠呢？光我看到的老鼠皮就有两簸箕。”宋宏任老人说：“我父亲就吃过老鼠，自己打死烧熟了吃。”

1959年下半年之后，夹边沟劳改农场的劳改犯们被饥饿煎熬，一批体弱有病的人最先毙命。人们开始本能的挣扎求生，到草滩上挖野菜、捋草籽，煮着吃下。看到蜥蜴，抓来烧着吃或煮了吃，有人因此中毒而亡。有些人草籽吃得太多，无法排便，肚子鼓得像皮球，最后活活被鼓胀死了。

人啃床帮（床板的边框）

在大饥荒年代，由于饥饿，能吃不能吃的都吃上了。有位农妇说：“啥不能吃？就椽（盖房用的木头）不能吃。”虽然没有听说有吃屋上木料的记载，但却有啃床帮（床板的边框）的实例。据仝小改（黄河滩）《河南大饥荒幸存者访问记》中朱登振讲述：1960年的春天，缺粮就更厉害了，能找到的吃食越来越少，人都饿得浑身没劲，越来越动弹不了了。依袍(人名)也是个力气大饭量大的人，他饿得躺在床上不会动。那一天，他侄儿在外间听见里边咯咯吱吱响，进去一看，是依袍在啃床帮呢。他侄儿问他：叔，叔，你这是干啥啊？依袍说：我啃点花生饼吃吃。依袍就这么啃着床帮啃着床帮，死了。

人吃大雁屎

仝小改根据胡山林老师的口述整理的《亲历三年大饥荒（一）》披露：村里人又打起了大雁的主意——每到傍晚，村口就聚了很多张望大雁行踪的人，因为一遇天黑，大雁就要落下来歇息，大家要估摸准它们的落脚地儿，好乘着夜黑去逮大雁。大雁歇息时有自己的哨兵，很警觉，人还没走近，雁群就叫起来呼啦啦飞走了，没人能捉得到大雁。后来，不知道谁发现了大雁屎可以吃，所以傍晚时分，村口仍聚集着许多张望大雁的人——捡雁屎也得估摸准雁群的落脚处。捡雁屎自然也是争先恐后的，可去得太早了，惊飞了雁群却捡不到雁屎，因为大雁还没拉呢！手指粗的雁屎，前边发白的一小段是不能吃的，要摘去，只有青绿的一段才可以吃。雁屎的吃法有两种，讲究的一种，是把雁屎用清水泡开，然后再滗去水，拍成小饼贴在锅边焙熟了吃；简单的一种，就是把捡回来的雁屎直接放在锅里焙炒，像炒玉米籽那样。青绿的雁屎，实际上是大雁没有完全消化了的麦苗，用前一种吃法，滗水时必然有所流失，所以这种吃法只在最初用过，等到大家摸索出焙炒法，这种奢侈浪费的吃法就被彻底弃置不用了。我现在还时常想起吃雁屎的情形：上学路上，口袋里装着炒熟的雁屎，嘴里咯嘣咯嘣嚼吃。焙炒的雁屎，火气很大，吃后嗓子肿痛，两眼满是眵目糊。幸好能找到一些野地黄，用熟地黄泡水喝，才解了雁屎的毒。

天气大冷时，大雁绝了迹，雁屎也吃不到了。

村里每天都在死人。开始死人时，还有人哭喊、叹息，后来死的人多了，也就没人流泪难过了。我们邻居家一晚上就死了爷儿仨：当爹的和大儿二儿。当爹的也就30岁出头，大儿子13，二儿子12。我和那家的三个孩子常在一块玩耍。

村里每死一个人，我都要用硬物在床边的墙上划一道，我也不明白自己为什么要这样做。到第二年麦子灌浆时，我数了数那些道道，全村196口人共死掉了54口。除了我，恐怕没有谁对我们村死的人有这么准确的统计。

这是闲谈时我的老师胡山林讲的。他见我如听天方夜谭，就摇摇头说：你以为这是我编的故事？它是我八九岁时亲历亲见的真事，就发生在1959年冬至1960年春的河南省方城县施庄村。事情过去得并不远，不信的话我领你到我们村找上岁数的人查证查证。

当笔者说到饥荒年间，有人吃大雁屎时，六十八岁、原籍河南偃师县的赵桂香说：“大雁屎，我都吃过。不吃没办法。大雁是吃麦青的，屎拉在河滩上，我们去捡回来，洗一下，烧汤喝。就大雁屎，后来还没有了，抢着拾呢。”

人吃牛屎、马粪

今年六十岁，生活在陕西省富平县流曲乡的牛俊香回忆说：“我记得生产队的牛跑脱了，吃了队里的谷，拉出来的屎里面还有没有消化的谷粒。我妹子那时才三岁，就在牛粪里面找谷粒吃，捡一颗吃一颗，捡一颗吃一颗。后来一个大些的男娃娃也来捡着吃，就打我妹子，不让我妹子吃。把我妹子打得直哭，就为那牛屎里的谷颗颗，两个娃娃抢着吃呢。”

酒泉夹边沟农场，饿极的右派们在马粪里找出未消化的麦粒，清洗一下吃。甚至从其他右派的呕吐物、排泄物里找未消化的洋芋小块吃。

人吃小球藻（人的尿碱）

人民日报最初是将小球藻作为猪饲料宣传的，直到1960年7月6日，人民日报的社论《大量生产小球藻》才明确提出小球藻具有很高的食用价值，并举例说“有些地方用小球藻试制糕点、面包、糖果、菜肴、藻粥、藻酱等食品，清香可口，甚至有人称小球藻为‘水中猪肉’、‘植物牛奶’、‘人造鸡蛋’”。胡乔木看了这些报道后上书毛泽东，建议在全国推广小球藻。毛泽东于1960年10月27日将胡乔木的信批转全国，要求全面推广小球藻。很快，全国掀起了生产小球藻的热潮，农村、城市纷纷建池、沤人畜粪便以培养小球藻。

但在四川，人们食用的一种“小球藻”却完全是另一种东西。这种“小球藻”是什么东西呢？“就是人尿。把社员尿的尿用桶集中起来倒进大池子里，沤个多少天，沤得绿茵茵黄淡淡的，把上面的水漏掉吃下面的结晶体。”这种人尿的结晶体，实际上就是人的尿碱，怎么能吃呢？

至于人们为什么把人的尿碱称作“小球藻”，笔者至今仍不得其解。

人吃人屎

据依娃《人吃人屎——为了求生》一文披露，甘肃省通渭县张大发先生告诉笔者：“我当农村小学教师的时候，有人就指着一个老汉说，这个老汉吃过人屎。那些年饿的实在没有办法，去要饭也没有地方要，还不让出门，说给红旗县丢人。吃草根树皮也找不上，一个村子的榆树皮都被刮光了。有一天，这个老汉就拄了个棍子，摇摇晃晃走到村外转，找到一块冻硬的人屎，就拿回来，在炉子上烤一烤，烧着吃掉了。吃了以后，就不那么饿了。他第二天又去找，找回来烧着吃。也不回避人，当着人面就像吃馍一样的吃。当别人问他的时候，他说，要找干部拉下的屎，人家是吃下粮食的，品质高，能养活人。这老汉算是活下来了。”

“笔者在通渭也听到同样的事情，大牛沟有一位妇女，家里人都饿死了，女人已经饿得面黄肌瘦、发黄如草，村里来了干部，人家走到哪里，她跟到哪里，步步不离，等那些干部一解完手，她就去抢人家的屎吃。她是大饥荒过后的幸存者。”

静宁县贾河乡六十八岁的宋宏仁告诉笔者：“我不害怕你笑话，我的三娘就是吃过屎的。人家队长的娃娃巴（土语：拉）了屎，她捡回来晒干了吃，我看见的，我看见的。”笔者问：“队长娃娃在哪里巴屎？”他说：“在门口，我三娘就等着。人家队长家能吃饱。”

人吃人

古往今来，是否出现人吃人现象是衡量饥荒严重程度的一个重要标尺。只要出现人吃人现象，这就说明饥荒已经达到相当严重的程度了。而且，出现人吃人的现象越多，说明饥荒的严重程度越重。

据《你所不知道的刘少奇》记载，1962年7月上旬的一天下午，阳光炽热。在中南海游泳池，毛泽东游兴正浓。刘少奇快步走到池畔，亲热地问候毛。见刘来了，毛就在池里发出质问：“你急什么？压不住阵脚了？为什么不顶住？”

刘少奇一惊，似觉不便谈话，就在更衣棚里坐下，等毛上岸，坐到跟前，才说：“陈云、田家英是在党内谈意见，不违反组织原则，他们有想法跟你讲，没有错。”

毛泽东说：“不在组织原则，而是谈的内容！他们都找了你，邓子恢吵了那么久，西楼说得一片黑暗，你急什么？”

双方显然都有些动感情。毛泽东长期淤积内心的不满，倾泻而出，刘少奇也要一吐为快：“饿死这么多人，历史要写上你我的，人相食，要上书的！”

三年大饥荒期间出现的人吃人事件，一般分为两大类：一是饥民吃死人的尸体，二是饥民把活人弄死后充饥。

人吃死人的尸体

在三年大饥荒中，人吃人多数是吃死人的尸体。一般分为两类，一是到野外盗取新掩埋的死尸吃，二是在死人没有掩埋之前就地宰割吃之，这种情况多发生在家庭之内或邻居之中。

据安徽省亳县人委（政府）办公室原副主任梁志远在《大饥荒时安徽亳县人吃人见闻录》中，披露不少发生在亲属之间的人吃人事件。其中有父母吃儿子的，如1960年3月28日，双沟公社王阁大队王庄王某，在小儿饿死后，被煮吃，吃后夫妻两人腹泻，三天后二人均死去。全家七口饿死五口，剩下两个孩子被送进大队孤儿园；有母亲生吃女儿肉的，如1960年春，大杨公社刘匠大队朱寨村朱李氏，在全家4口人已饿死3口的情况下，自己饿得无法忍受，就在死去的女儿身上啃掉几块肉吃下去，因此引起腹泻，拉出许多烂肉。当检查人员任怀赞（大杨公社烟酒专卖主任）发现时，该人已全身浮肿，处于半昏迷状态。生产队长朱本善把真实情况告诉检查人员，并说昨天刚把生吃的女儿埋在地里；有儿子吃父亲的，如1960年5月25日，县委生活检查组长孙振林（中共党员，县文化馆副馆长）等人汇报：在魏岗公社逯楼大队陈营村检查，群众强烈反映农民马某，在其父亲死后被煮吃掉，并将一部分充当猪肉以每斤16元卖掉。由于当时政府对这类事采取回避态度，所以没加追究；还有叔父吃侄女的，据民政局离休干部葛现德回忆，其家乡城父公社葛鱼池生产队有一名社员，吃了其侄女的肉。1960年，其兄嫂死后，一个不满10岁的侄女被其收养，不久侄女饿死，被其吃掉。因吃人肉，精神紧张，患病多年。

梁志远的一个亲戚吃了死去的儿子，夫妇腹泻病危，其婶母说他们不该吃人肉。他说：“情愿一顿吃饱死，不愿长饿活着生。”结果两夫妇死亡，全家7口人死去5口。

据亳州市原书记李兴民回忆：我家原住亳县大杨公社郭万大队李老家，与前瞿庄石某家相距很近。石某家是一个18口人的家庭。1960年春，18口人饿死近一半的时候，老三的小孩死了被留下煮吃。全家人都吃了，全都腹泻。除石有亮一个活着以外，其他人全都死去。

那些盲流人员的尸体当然更没有安全保证了。1960年4月，梁志远去县劝阻站检查盲流人员的生活情况，站内医生杨文德说：“劝阻站盲流死亡人员被扒吃了不少。”随后，梁志远与杨医生一起去坟地看，确实有不少被扒的盲流人员墓坑，地上烂衣狼藉，还看到一个未理发的中年男子的头。梁问杨医生：“公安人员怎么处理？”杨说：“我已向公安局反映过多次了，没人表态。”

据颍上县公安局原局长王冠群不久前撰写的《我所知道的颍上县“特殊案件”》一文披露，由于饥饿，人相食案件陆续出现。有从乱坟岗拣回尸体食用并出售者，如1960年1月14日，六十铺乡农民陈士贤(男，33岁)，从乱坟岗拣回小孩尸体一具，煮熟后自食又在集市上出售。发案后，陈被逮捕判处有期徒刑十年，后监毙；类似这种情况的案件县公安局办理10起。有从旷野荒地拣回整个尸体或肢解部分，煮熟后充饥。属这一类的事件县公安局办理37起。当时未被发现的或发现后未向政府报案的，远远不止这些。

据河南省时任开封地委第二书记的张申回忆，1958年底1959年初．副省长赵文甫和地委书记陈冰之一人带一个秘书到下边私访，到禹城杜集，一进村口．就见人们浮肿厉害，老百姓哭着说：再不来粮食，就都饿死了。陈冰之从村西头走进一家，见一老人在草窝里睡，看不见粮食，见屋里有个小缸，淹着一缸肉，问：是什么肉哩，狗肉？猫肉？老人哭了，说那是我孙女的肉哩！

饿的人吃人肉了！陈冰之再也呆不住，便找到赵文甫，一块看了看那淹女孩肉的小缸！…

我想说一点真话，讲了点真实情况，还没敢说多严重，可59年8月，我被打成了“右倾机会主义分子”！

据宋永毅《大饥荒“人相食”双重悲剧之一瞥》披露，四川省石柱县桥头区人吃人的问题，最严重的是桥头公社的瓦屋管区。据一队何学珍和两个吃人者谈，在去年冬月和今年春共计吃掉马德惠、马德秀、陈世兰等16个死尸，冬月二十开头开始吃人肉的是罗文修老婆婆，她把一家一个死绝的三岁女孩马德惠从地里挖起切成片，用海椒面拌来蒸起吃。接着是坏分子何朝必（已逮捕、死亡）把一个十八岁的男孩袁家林尸体弄来吃了。陈世兰将儿子五岁男孩袁二头尸体吃了，结果她死后又被别人吃了。冯厚珍也将七岁儿子袁毛尸体吃了。这个管区共计吃人肉的有18人，因尸体有毒素吃后人身上发黄发肿而死的13人，剩下五人未死的原因是只吃了一点。其它公社也有吃人的事，如马六营区何国芳的母亲（58岁），叫刘清淑，埋后第二天就被别人将大腿和手臂割去。

贵州省赤水县是重灾区，饿死了超过10％的人口。1961年5月11日，“隆兴公社马临管理区新华大队第三生产队贫农妇女王志珍在六岁的女儿罗三女死后，用刀解剖尸体，取出心肝煎吃。”

据张雄、郑文《夹边沟“右派”劳改营》披露，“1960年春天播种的时候，农场‘右派’有一半的人累垮了，下不了地，成天在房门口晒太阳，躺着，死亡开始了，每天有一两个、两三个人从卫生所的病房里被抬出去。死者的遗体被饿得发狂的人们从沙地里扒出来，开肠破肚掏出内脏，割下大腿和屁股上的肉。有些人躲到沙堆后面用干草烧着吃，也有悄悄焙干了存着慢慢吃的。俞兆远也吃过人肉，狼吞虎咽中，多年后他已完全记不得是何种滋味。”

把活人打死充饥

在人吃人事件中，最惨烈的莫过于把活人特别是自己的亲属弄死充饥。三年大饥荒中，这类案件并不少见。

据梁志远在《大饥荒时安徽亳县人吃人见闻录》一文中披露，据张催粮回忆，1960年春，我家观堂公社集东一里张庄张韩氏，全家4口人，饿死两口之后，身边只有一个瘦弱的女儿，她迫于饥饿，丧失理智，打死了女儿，将其煮吃，之后精神失常，有时呼叫女儿的名字。

据市农业银行离休干部、中共党员王体忠回忆：他家在五马公社泥店西南王楼村，社员王某的老婆（1922年生人）在1960春因饥饿打起了十来岁女儿的主意，将女儿打死煮吃。此人在90年代初还健在。

据大杨财政所离休干部、中共党员孙传玺回忆，大杨公社丁国寺西南邵庄孙某（孙传玺妻子娘家的邻居），1960年将其亲生儿子小秃子打死煮吃，全家8口人先后死光。

据法院原秘书尚振华（离休干部）回忆，他所经办的案件中，有一个先吃小孩的惨案。案犯是大杨公社钓台村农妇张某，1960年吃掉自己的死孩后，不久又打死邻居的小孩吃掉。案发后被捕，判决后死于狱中。

据市技术监督局、中共党员、退休干部杨心宽回忆：1960年春，我在城父公社任组织部长，该公社龙台庙大队韩老家村，韩某（16岁），其父母死后，即与其弟韩四生活在一起。1960年3月，他因饥饿将其弟弟打死，头和脊背放在泥圈里，肉放在锅里煮时被干部发现了。经审问供认杀弟煮吃的事实。因未满18岁，公社党委作决定时我参加研究，将韩某抓送公社“火箭营”（一种强化劳动的组织）扣留关押，数月后在“火箭营”死亡。

1960年春，五马公社黄营大队郭桥村，一个57岁的农民杀死本村13岁男孩连臣，当夜煮熟自己吃了一部分，第二天在村头路口当猪肉出卖。县公安局田朝珍等人侦破此案，将犯人逮捕，判处死刑，执行前死于狱中。

据颍上县公安局原局长王冠群不久前撰写的《我所知道的颍上县“特殊案件”》一文披露，在人相食案件中，有故意杀死自己的小孩而食其肉者。如城郊区林拐乡洪海子村女社员高士英，时年48岁，于1960年1月12日将自己的亲生女儿（6岁）勒死后，将肉煮吃，发案后被依法逮捕，并以杀人罪判处了死刑。有杀死别人的孩子，肢解尸体自食并出售者。如1960年3月12日江口镇居民刘陈氏（女，48岁），用花生米将其亲侄儿（乳名马驹，男，4岁），骗到自己家中，遂按倒在地用手卡死并肢解了尸体，除自己食用外，又冒充煮熟的猪肉在街上出售。剩余的部分仍保存自家床下。马驹的父亲刘在志发现儿子走失后，向公安机关报案。经侦查破案后刘陈氏被依法逮捕判处了死刑。刘陈氏的丈夫刘在祥涉嫌包庇罪，被依法拘留，教育释放后不久也饿死在家中。

据任彦芳《中国第一个人民公社的大饥荒》披露，原开封市纪检委书记姚学智到南尧大队，发现一家老人饿死了，只剩下哥弟俩和一个妹妹，冬天晚上烤火，哥问弟：饿不饿？饿了咋办，咱不能等死啊！两人一商量：吃了妹妹吧！便把小妹打死，在火里烤着吃。当家叔叔闻到烤肉味儿，过来一看，哥儿俩正烧妹妹的大腿撕着嚼呢。便大骂他们，他们像没听见，还撕着吃，把啃完的头骨放在窗台上，叔叔报告了，公安局来人抓他俩，弟弟跑了，哥哥被抓去，又送回来——在路上死了。逃走的弟弟也饿死了。

姚学智说，我去调查，有两个村已死绝了，尸体倒在街头，没人掩埋，真是惨不忍睹哇！

当时四川省崇庆县农村工作组副组长、离休干部郑大军在“几桩人吃人的案例”披露了发生在东阳公社五大队第一生产队的“人相食”事件：

1959年底，一天下半夜，全家八口人已饿死了两口的贫农莫二娃半夜杀了自己的亲生么女、三岁的树才妹。烹煮时屋顶飘烟，被巡逻的生产队会计王解放和出纳、保管见到。将其一家老幼五口绑成一串，押到大队。莫二娃叫冤说：树才妹生下来就缺奶，连米汤都没喝饱，好不易熬到三岁，连路都走不稳，命里只该活这么大。与其饿死，不如让她提前咽气救全家。二娃婆娘磕头哭诉：我们全家都吞了观音土，没油荤过不去嘛，妈心疼的树才妹哟，下辈子投胎莫变人了。

全队共82户491口，仅在1959年12月至1960年11月期间，就虐杀并吃掉七岁以下的女童48名，占全队同一年龄线出生女童人数的90%；83%的家庭有吃人史。

据余习广《吃人饿鬼：刘家远惨杀亲子食子案》）披露，湖南澧县如东公社刘家远，在一天夜里杀了自己“躺在铺上的、饿得就快要断气”的儿子，煮了吃了。

刘家远被捕后，一五一十地交待了他的罪行。说就是不想让他儿子再受罪了。还说他的想法，是吃完了儿子自己也死了算了。

刘家远被枪毙前一天晚上，监狱破天荒给他端来了一碗大米饭。据同号的犯人说，刘家远竟把米饭放在地上，先祭了一番死去的儿子，嘴巴里不知道念念叨叨些什么，然后几大口就把一碗饭吃了个精光。

原信阳地区专员张树藩在《信阳事件：一个沉痛的历史教训》中写道：

信阳五里店村一个十四五岁的小女孩，将其四五岁的弟弟杀死煮了吃了。因为父母都饿死了，只剩下这两个孩子。女孩饿得不行，就吃弟弟。这个案子送到我这里我很难办。法办吧，是生活所逼。我想了一个晚上，第二天还是把这个小女孩抓起来了。我的想法是，不抓起来也是饿死，不如让她进派出所，还有口吃的。（杨继绳：《墓碑》）

饥民因吃代食品发生的中毒事件

饥民因吃代食品而中毒事件屡有发生。据王贵成《三年大饥荒时的中国人吃什么？》一文载，“在1959—1961三年大饥荒年代，由于人们饥不择食，在对一些代食品的性质不太了解的情况下，没有经过试验就食用，因而中毒现象此起彼伏。1960年5月31日至6月10日陕西洋县谢村公社有五个管区先后发生食用枇杷籽致18人中毒的现象；洛南县有个食堂1960年因食用蓖麻叶以致58人中毒；商洛专区从1960年12月2日至21日这20天的时间内，连续发生六起代食品中毒的事故，共294人中毒。”

据李伟、王毅《“大跃进”中山东的两次饥荒》披露，“据巨野、成武、金乡三个县反映，当地树头全部吃光，榆树皮扒光，并吃麦苗、豌豆苗。由于群众吃树皮、野菜，连续发生中毒事件20余起，中毒者共5600余人。”

据河南省开封县山岗乡二郎庙村朱登振回忆，1960年的春天，缺粮就更厉害了，食堂的饭，稀得像清水一样，照人影。人们也不管饭晌不饭晌，从早到晚就是踅摸着找填肚子的东西——村里村外的榆树皮都被扒得干干净净，榆树叶，杨树叶、枸树叶、柳树叶……连有毒的大麻子（蓖麻）叶、棉花叶都被人捋下吃了。野菜就更不用说了，能吃的不能吃的，都挖了往嘴里塞。

地里的野草野菜，能入口的，自然都被吃了。邻近的一个村子里，有个小孩捡野豆芽吃，把一种蒺藜籽（长耳子）的芽芽误当作豆芽，捡起来就吃，也不管那芽芽有多苦。那种芽芽是有毒的，到了夜里，就被毒死了。

有关省、地、县和社队人吃人的概况

上面记述的都是个案，下面讲些各地人吃人现象的概况。

据安徽省公安厅原常务副厅长尹曙生根据原始档案资料写的《安徽人相食案件的原始记录》一文披露：

安徽省在“大跃进”年代，人民群众吃尽了苦头，饿死了400多万人(有案可查，不是推测的)，发生人相食(多数是吃尸体)的现象并不奇怪。1961年4月23日，安徽省公安厅向省委写了一个报告，题目是：《关于发生特殊案件情况的报告》。报告称：“自1959年以来，共发生(特殊案——笔者)1289起，其中阜阳专区9个县发生302起，蚌埠专区15个县发生721起，芜湖专区3个县发生55起，六安专区5个县发生8起，安庆专区2个县发生2起，合肥市3个县发生201起。发生时间，绝大部分在1959年冬和1960年春。宣城县发生的30起特殊案件，有28起是1959年10月至1960年2月发生的；蚌埠专区的凤阳县等10个县1960年共发生此类案件619起，其中发生在第一季度的512起，发生在第二季度的105起，发生在第三季度的2起，第四季度的个别地方虽有发生，但为数极少。今年第一季度只发现肖县、砀山、嘉山、定远、肥西、巢县、泗县等8个县共发生10起。……从作案性质和情节上看，据对1144起案件调查，其卖给别人吃的36起，其余1108起都是留作自食的。”

尹文以凤阳县为例子来论证省公安厅的报告。说安徽省凤阳县，改革开放后很出名，因为全国包产到户就是这个县的小岗村18户农民立下生死状搞起来的，得到当时的省委书记万里的默许，然后在全省推广、全国推广，很快解决了农民吃饭问题。“可是这个县在‘大跃进’年代人民群众的悲惨状况却鲜为人知，说它是人间地狱一点也不过分。”

先看看人口统计数字。1958年凤阳县全县人口402700人，到1961年，人口下降到245262人，净减少157438人，和1958年相比，人口减少39％。全县死绝的户有2404户，消失村庄27个，孤寡老人1580人，孤儿3304人。……

由于饿死人的情况得不到控制，发生了人相食的惨剧。赵玉书（县委书记）知道后，对公安局领导说：“这是反革命政治事件，一律逮捕，关死为算，严格保密，不得外传。”结果公安局秘密逮捕食人案件当事人63人，关死在监狱里的33人。

安徽省公安厅的报告送到省委以后，省委书记曾希圣只批给几个书记传阅，严格保密，并指示公安厅，严格控制知情范围，有关档案销毁。幸好这份报告还保存着，笔者在主编《安徽省志公安志》时发现这份报告。这份报告使这一历史惨案不会石沉大海，无人知晓。

梁志远在《关于“特种案件”的汇报――安徽亳县人吃人见闻录》中记录了大量的人吃人的惨状。该文称，在农民大批非正常死亡中，人吃人并不是个别现象。“其面积之广，数量之多，时间之长，实属世人罕见。从我三年近百万字农村工作笔记中查证和我自己耳闻目睹的事实来看，绝对没有一个公社没有发现吃人的事，有的大队几乎没有空白村庄。”这个严重问题是由少到多，到1960年4月达到顶峰。有时路上死人被人埋后，一夜就不见尸体了。有些地方，农民家里死了人，为了防止被人扒吃，就守坟多夜，待尸体腐烂发臭为止。有的吃人家的死人，有的吃自家的死人；人肉有吃熟的，也有吃生的；有吃死尸的，也有杀吃活人的；有吃自己搞来的，也有从市场上买来的（多为熟肉）。在城郊、集镇、村头摆摊卖的熟猪肉中，有不少是人肉冒充的。在吃人肉的人当中，约有40％引起腹泻而死亡；另一些人常吃人肉而没出事主要是吃瘦弃肥、肉菜混吃、少食多餐、腌咸常吃等。

据古城公社沼北大队原副大队长、共产党员马占坤回忆：1960年春，该大队河西王村多户农民吃人肉。大队多次检查屡禁不止。王某的母亲屡教不改，被大队书记耿某打后送公社“火箭营”关押致死。

据县委生活检查组长、中共党员陆美（女，已离休）在1960年3月3日汇报：魏庄公社蒿庄村，全村40多户有25户吃人肉，严重时几乎每天夜里都有人下地扒死尸。社队都知道此事，认为无法制止就听之任之。

观堂公社集东一里张庄是一个多户吃人肉的村庄。他们吃人肉是半公开的。张某氏，用人肉加稀饭救活了近门的一个孤儿张催粮（即回忆本村张韩氏杀吃女儿的张催粮），张催粮现已年近半百，有时还谈论这方面的事。

据颍上县公安局原局长王冠群最近撰写的《我所知道的颍上县“特殊案件”》一文披露，“1958年到1961年，由于高举‘三面红旗’，大刮‘共产风’造成大饥荒。……饥饿夺去了不少人的生命，有的全家死光，致使全县总人口急剧下降。1958年底，全县总人口为154691户、703940人，到1961年底全县还有149847户、617031人。与1958年相比，减少4844户、86909人，分别下降3.13%和12.34%。三年困难时期，全县农村妇女因长期饥饿而导致高度浮肿、子宫脱垂等疾病，基本上没有生育。”

“初期我们把食尸事件叫‘破坏尸体案件’，因有‘尸体’二字，一则听起来不雅，二则怕有损当时的‘大好形势’，后改称为‘政治破坏案件’，这个名称虽然把‘阶级分析’的色彩包含了进去，但把这类事件作为‘政治破坏’未免太‘左’，而且与事实也不符，最后由上级统一定名为‘特殊案件’。”

1960年经县公安机关处理的这类“特殊案件”共49件50人，其中逮捕22人，判处死刑2人，判处有期徒刑7人，关押期间死亡13人（来时都有浮肿，看守所生活也困难），劳动教养3人，刑事拘留5人，扣留审查后教育释放20人。这50人中，男性34人，女性16人。其年龄情况是：16岁的2人，20-29岁的7人，30-39岁的13人，40-49岁20人，50-59岁的6人，60岁以上的2人。

据原在国家统计局工作的杨德春《太和县饥荒报告的产生》一文披露，“安徽省太和县宫集区赵寺大队，1959年冬至1960年夏，因饥饿造成的非正常死亡，极为严重。全大队共死亡1709人，占原有人口的36.3%，死亡人数中青壮年占41%。”

杨德春还说：“1960年春，还出现过人吃人的现象。全大队29个自然村，有26个发生过人吃人的事情（占89.6%——笔者注）。如涧南生产队，7个生产组，组组都有；该队144户，604人，吃过人肉的有37户，144人。严重的韩小寨全村18户，85人，吃过人肉的有13户，55人，占全村人口的65%。又如谢寨生产队，吃过人肉的约占40%”。

1942年参加抗日、1990年离休、从事检察工作38年的肖磊在《我所知道的“特殊案件”》一文披露，“三年灾害期间，笔者工作在山东。据吴玉林主编的《中国人口》山东分册记载：1959年至1961年山东非正常死亡319.9万人。人相食事件虽无全省数字，但从部分案例中，说明全省各地，特别是灾害重点县，均发生过人相食事件。1960年春，山东日照县检察长发现本县和相邻的莒县，不但大批饿死人，且发生人吃人。为了情况可靠，他还亲自到事发地点作了核对。经初步核实，日照县一个生产大队发生人吃人三起，吃掉尸体五具。莒县的三个生产大队均发生人相食事件。他将情况转告莒县领导部门。因事关政治影响，未敢向本县领导人汇报。没过几天，又相继发现人吃人事件。这时他想起在省检察院任检察长的本县同乡陈雷。陈是1926年入党的中共老党员，向他反映，一定会得到重视。这位县检察长急急忙忙到省检察院向陈雷汇报了人吃人得情况。陈雷听了甚为震惊，认为如此严重的问题，应立即报告省委主要负责人。”于是，陈雷连夜乘火车赶到北京饭店，向在京开会的山东省委主要负责人作了汇报。然而，这位省委主要负责人却“忌讳听饿死人、人吃人事件”，因而态度冷漠，很不耐烦。陈雷未敢继续往下汇报，“只好悻悻而返”。

1960年冬，山东省委主要负责人因在“大跃进”、“人民公社化”运动中犯有“严重错误”，受到批判。华东局书记处书记、安徽省委第一书记曾希圣到山东主持处理。……批判省委负责人会议的最后阶段，曾希圣作了总结报告。报告中列举了山东省委主要负责人“大刮五风”、“大批饿死人”等严重错误，还特别提到：“据初步发现，全省人吃人事件七十余起。”曾的《总结报告》书面材料发至全省各县委及省委派出的工作组。省委驻金乡县工作组长刘若克(省检察院副检察长)读了曾的《总结报告》。报告中提到人吃人的问题时，引起了他对金乡县是否发生过人吃人事件的注意，为此派工作组员肖锡宜到金乡县胡集公社胡集大队调查摸底。胡集大队十五个生产队，有两千多人。经座谈会调查与个别访问，1959年冬到1960年冬，全大队发生人吃人事件九起，支部书记四岁男孩饿死煮熟后，全家吃了一天。这九起人吃人事件，直至曾希圣总结报告时未能发现。

三年严重灾害期间，山东各地都曾发生人吃人的事件，虽然缺少全省的统计，但远不是曾希圣报告中所提到的七十余起。1961年春，肖磊参与省政法工作组检查莱阳县检察院批捕、起诉质量时，阅卷中，发现二起卖人肉案件。二起作案人均是复员军人。……

据莱阳县检察院介绍：1959、1960这两年，全县盗挖尸体案件时有发生。已破获七、八起，还有五、六起未破。有的盗尸体吃了自己死亡了，还有的死亡在盗尸现场。

为此，萧磊认为：“史料记载，各朝各代都有过灾荒，有过饿死人，也有人相食。但如三年灾害期间饿死人之多，其规模波及全国，人相食事件之惊人，都是绝无仅有的。”

四川古称天府之国，在1958-1961年间根本没有较大天灾的情况下，却发生了规模甚大的“人相食”惨剧。中共四川省泸州地委原第一书记邓自力1959年反右倾时被撤职。1962年得以复出任宜宾地委副书记。他回忆大饥荒时当地的“人相食”现象说：“……饥荒越来越严重，后来，卖人肉、吃人肉的可怕的事也发生了。宜宾市就发生了将小孩骗到家中，整死煮熟后作为兔肉到街上卖的事。”

据成都崇州市离休干部郑大军口述《几桩人吃人的案例》披露，四川省崇庆县东阳公社五大队共“82户491口”的第一生产队里，“仅在1959年12月至1960年11月期间，就虐杀并吃掉七岁以下的女童48名，占全队同一年龄线出生女童人数的90%；83%的家庭有吃人史”（《往事微痕》第13期，2008年12月25日）

江苏是鱼米之乡，宜兴是江苏最富饶的地区。然而，这里不仅饿死了人，还有人吃人的记录。省委农村部孙海光在1960年12月27日的一份报告中写道：

我和刘耀华同志到和桥公社，听到有些社员谈去冬今春饿死人的事情，令人痛心！这个公社今人口死亡率高达百分之六、七。今年春天因为死人太多，人死后连稻草也不包。高楼大队有一户人家一天死了两个人，就用一副担子把两个死人挑出去了事。个别公社甚到发生过把丈夫、儿子害死后吃人肉解饥的事。（孙海光：《给辛、孙部长并报省委》，1960年12月27日，江苏省档案馆档案）

张中式对作家赵旭的谈话中披露，后来出版的县志中只有极少量的有关“人相食”真相的记载，这并不是修史人员的过错，而是被审查掉了。如《张掖市志大事记》中记载：张掖县3.72万人非正常死亡，占人口11.6%.但是，这并非实际数字。据参与撰写该书的张中式披露：张掖地区实际上民勤县饿死了13万人；张掖县饿死了7、8万人，全家死绝98户，人吃人的58户；高台县饿死了5万多人；全河西14个农业县饿死超过40万人。但是在《张掖市志》送审中，后两个数字，甘肃人民出版社删去了……

在大跃进、大饥荒期间，“人相食”现象从来没有被公开报道过。只在新华社1960年4月14日《内部参考》里有过唯一的一篇报道：

本刊讯：据甘肃宁夏回族自沼区和贵州等地十一个县市的统计，今年以来，发现“吃人肉”案件十七起。其中甘肃十一起，宁夏、贵州各三起。在这十七起案件中，惨遭杀害的有十五人（内小孩十三人），掘吃尸体十六具。

甘肃省妇联前主席李磊在《悠悠岁月》中披露，大饥荒时，甘肃临夏地区10个公社有337例吃人，其中仅红台公社就吃掉尸体125具、活人5名。癿藏公社社员马阿卜都临死时嘱咐女儿“我身上的肉没了，我死后可把我的心挖出来吃。”社员马一不拉夫妻把14岁的女儿活活吃掉，马死后又被其妻吃掉，类似例子不胜枚举

安徽省公安厅原常务副厅长尹曙生曾在青海工作过，青海省也发生不少人相食事件。他在《安徽人相食案件的原始记录》一文的末尾顺便提到：“安徽省发生人相食案件是不是个案？不是的。全国不少省都发生过，只是严重程度不同而已。1960年，我是青海省委书记兼省长王昭的秘书。1960年5月13日，青海省公安厅给省委写了份报告，题目是《关于西宁地区当前治安情况的报告》，报告中说到西宁市和湟中县发生人相食案件300多起。”

城市“吃人肉”之一例

三年大饥荒的受害者绝大多数是农民，人吃人现象也是绝大多数发生在农村。虽然大饥荒对城市的影响也很大，市场食品短缺，居民吃不饱肚子，但是，由于城市居民每月毕竟有点非农业户口的粮油供应，所以，城市没有出现农村那样大批死人的现象。

但是，最近我读到王锐先生《我亲历的“吃人肉事件”》，才知道大饥荒年代，城市也发生过“吃人肉事件”。

据王锐披露，他当时在在四川省自贡市读中学。“我们那三年高中，从1959 年下半年到1962 年下半年，正是全国性大饥荒的高峰年代。虽然是在城市，虽然是在条件相对较好的中学，但大饥荒的阴影，也是无处不在。

先说家里，那三年，我家就先后死了四位老人：我祖母、三祖母、我外婆，以及一个未成家数十年来一直寄居我家的孤老‘陈幺爷’。”

王锐有位名叫罗某祥的同学，外号“罗堡”。他的父亲是个大胖子，50 来岁。“其人长得个心宽体胖的样子。没事时，常见他在家门口一把椅子上喝茶闲坐，看巷子里走过的人笑咪咪的。街坊邻居称他为‘罗大爷’。我们这些中学生偶尔经过时，也这样称呼他，他也笑咪咪点点头，大家对他的印象，总的还不错。谁也不会想到，那样恐怖，听起来也让人胆战心惊的‘吃人肉’的事，会发生在他身上。”

“事发那天，我们也正是在下厂‘支工’劳动。中午吃饭休息时，有班上一男同学飞奔而来，口里叫道：‘走，快去看！罗堡的老汉（当地方言，意为父亲）煮娃儿吃，被公安局逮了！’一众同学大吃一惊，即随之飞奔而去。地点在釜溪河南岸富台山麓，张家陀码头之上的半山坡上。那里，当年曾是一片荒坡。河对岸不远处，即是区政府机关大楼的所在。”

“罗大爷”名叫罗某章，在给一个小石灰窑守工地。他那天“煮娃儿”，时值中午，煮着的东西也煮熟了，可食了。但他须去坡下一处地方打饭。看荒坡里四下无人心存侥幸，想自己速去速返，不会发生意外。于是就离开了一直守护着的鼎锅。

他刚离开没几分钟，恰好一个做工者经过石灰窑那里到坡上小解方便，见灶上大鼎锅里热气腾腾，炖煮着什么“美味”东西。“那年头，人们对吃本能地有种兴趣，自己吃不到，看一眼也是不错。出于好奇，他多跨了几步，来到锅灶旁，趁暂无主人，悄悄打开锅盖偷看一眼。”只见鼎锅内，滚滚沸水里，“炖煮着的，正是一个完整的婴儿！”那人吓得丢下锅盖，就往坡上飞跑，一路大喊“不得了！有人煮娃儿吃！”。这个消息，就此传开。公安及相关部门得到消息赶来，连人带物，当场拿获并带走。

后来查明，罗大爷煮吃的是死婴。其埋下当晚，被他侦知且连夜掘出。第二天白天欲煮食而偶然事发。后被判刑，入狱劳改。没多久，通过女婿的关系以“保外就医”释放回家。

“据罗同学曾经给他们讲过一件事。说是他老汉，这次事发被公安抓走之前，曾经有三两次，用大茶缸或小罐子盛不名‘炖肉’回家，叫家人共吃。而且，其父只说是肉，不说是什么肉。案发，才怀疑这些‘炖肉’，可能来路同样。若此说为真，说明其此次案发前，已有类似行为经历。”（2014年1月2日共识网）

结语

关于大跃进和浮夸风造成大饥荒的“严重后果”，凡是亲身经历的过来人都有刻骨铭心的记忆。薄一波在《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一书中作了深刻的反思，他说：大跃进“加剧了国民经济的比例失调，轻工业急剧下降，而遭到最大破坏的是农业。拿粮食来说，1959年产量仅为3400亿斤，比1958年的实际产量减少600亿斤。1960年粮食产量下降到2870亿斤，比1951年的2874亿斤还低。”（第873页）“农牧业产品的产量，大都退到1951年的水平，油料作物的产量仅及1951年的一半。”（第884页）“我国人民所经历的1959-1961年‘三年困难时期’，主要是‘大跃进’、人民公社化运动和‘反右倾’斗争造成的。在‘三年困难时期’，全国广大人民因食物缺乏、营养不良，相当普遍地发生浮肿病，不少农村因饥馑死亡增加，据统计，1960年全国总人口减少1000多万。在和平建设时期发生这种事情，我们作为共产党人实在是愧对百姓，应该永志不忘这沉痛的教训！”（第873页）

三年大饥荒期间，中国出现的人吃人事件不仅数量极多，而且情节极为惨烈，在古今中外都是非常罕见的。

比如，中国古籍中有“易子而食”的记载，意思是说，在大饥荒之年，百姓在走投无路，万般无奈的情况下，被迫人相食。但是，他们往往不忍心杀死自己的孩子，于是就俩家交换，你杀我们家的孩子，我杀你们家的孩子，这种双方换杀、换食对方孩子的做法虽然也够残忍的，但是毕竟给血腥的人相食蒙上了一层薄薄的面纱，多少体现了一点点人性和良知，比自己手刃亲生骨肉吃掉稍微好受些。

但是，研究1959—1961年的大饥荒，我还没有发现饥民“易子而食”的案例。这是三年大饥荒人相食的一大特点。原因何在？这是一个值得深思的问题。我想，他们是不是嫌“易子而食”太麻烦了，于是不再绕那个弯子，不再与人商量，不再顾及其它，干脆对亲骨肉直接下手，其迫不及待使人性完全泯灭、亲情丧失殆尽，悲夫！

三年大饥荒时，我还是个十多岁的未成年人，在一个挂靠在国营农场的学校上学，比纯粹的农村稍微好些，但也是吃不饱肚子，每星期都像饿狼一样跑回家寻找吃的。然而每次都使我大失所望，因为，那时候，“共产风”刮过，家徒四壁，一贫如洗，只能跟母亲吃些茅草根、各种树叶之类，我的感受是，榆树叶最好，槐树叶次之，最难吃的是柳树叶，既苦又涩。还吃过棉饼。棉饼是棉籽榨去油之后挤压而成的饼子，掰开看，里面全是棉籽上的短绒和棉籽壳，正常年景是作为上地的肥料，根本不是人吃的东西。

有一次，我饿得没有办法，用大姐给我的二元钱到穆集街上买了两块火柴盒大小的熟肉块（售前切好的，一元钱一块）。卖肉者对我说是牛肉，我来不及细想，当场就站在那里迫不及待地吞食下去。后来一想，这完全是骗人的鬼话。农民的牛早在合作化时就被牵去入社了，成了公家的财产，有专人饲养、役使和看护。任何人，即使吃了豹子胆也不敢到饲养室牵出一头牛宰杀食用和出售。既然没有牛，哪来的牛肉？

卖肉者扯谎，说明他心中有鬼。后来听说有人盗宰死尸煮熟，除自吃外，还以猪肉、牛肉等名义出售卖钱。如果是这种情况，我也成了吃过人肉的人了，阿弥陀佛！

中华民族亘古罕见的历史悲剧如此惨烈、如此沉重。然而，有些人却以披露“真相”为名，大肆歪曲、掩盖真相；有些人在道貌岸然地责斥别人“灭史”的同时，却对这长达三年浸透血泪的史实肆意抹杀，百般掩饰，以达到彻底否定的目的；有人无视历史真相，一面把简单的问题引入复杂的迷宫，故意把水搅浑，一面祭起“重大谣言”的大棒，威胁、恐吓敢说真话的人们。对这类行径，历史一定会给于公断。

历史上的奸臣贼子，最惯于用文过饰非、歌功颂德的手段向当政者献媚取宠，实质上是置当政者于不义，使其忘却历史的沉痛教训，在错误的邪路上一直下滑，直至深渊。误国害民，莫此为甚。有个李慎明，竟然面对数以千万计饿死的冤魂轻飘飘地说什么“曾经饿过几天肚子，过了几年穷日子”，恣意掩盖这段惨烈的历史，再度伤害和亵渎数以千万计的饿殍，真是天理、良知、人性统统都被狗吃光了！他们这样做，实质上是给当局帮倒忙，作为领导者，是应当有所警觉的。

饱含血泪的三年大饥荒是中华民族历史上一段非常阴霾的岁月，是中国百姓心目中挥之不去的苦痛，重温并牢记这段严酷的历史，主要是为了吸取历史的教训，以避免重蹈历史的覆辙，重演历史的悲剧！

原文链接

法国《解放报》：用维吾尔人惩罚维吾尔人

法广 作者 古莉

梵蒂冈教皇方济各明天（4月27日）为两位已故前教皇封圣，是今天法国《十字架报》《费加罗报》和《解放报》的头版重点。法国《世界报》的头版头条是美国通用电气准备收购法国阿尔斯通集团的能源部门，给法国工业造成新的冲击。

新疆暴力与镇压恶性循环

今天法国《解放报》记者菲利普-格朗日罗（Philippe -Grangereau）发自新疆的报道标题是"用维吾尔人惩罚维吾尔人"。这篇报道讲述北京当局继续镇压新疆少数穆斯林，反过来，维吾尔人的武装反抗和恐怖主义也在发展。

报道说，中国少数民族维吾尔人从未像今天这般对中国采取如此仇恨和耸人听闻的攻击行动。去年10月在北京天安门发生的自杀袭击和今年3月在昆明火车站的持刀行凶事件都在中国引起强烈震撼。首都媒体说"这是我们的9.11"。而在3000公里之外的新疆，某些维族人则表示，从某种意义上说，这是中国自作自受。一个22岁的维族农民阿里表示说，"我们不怕中国人，我们已做好战斗的准备"。对于阿里来说，新疆是"东土耳其斯坦"。

异教徒抢走了我们的一切

这个外表不像伊斯兰分子的人，用类似土耳其语的维语说中国人是"异教徒"。他说，异教徒抢走了我们的一切：我们的领土，我们的资源，我们的石油，什么都不给我们留下来，包括我们的宗教。阿里所在村庄的清真寺围墙上插着铁丝网，入口处有连接公安局的摄像机，只有成年人被允许在规定时间内进入祈祷，进入时还要登记身份证。阿里抱怨说，那些异教徒整天骚扰留胡子的男人们和戴面纱的妇女们。

天安门自杀袭击的根源或在阿克陶县

阿里居住的村庄紧靠鄯善县的鲁克沁镇，这个镇子去年夏天发生警民流血冲突，官方宣布有35人在冲突中死亡，但据阿里说，在那次冲突中，军人从直升机上射击，导致数百人死亡。《解放报》记者说，要想进入鲁克沁镇去核实阿里的说法，并非易事，需要绕过警方路障，躲避告密者。而一名酿酒师开始时说，"很多人被打死，有孩子，有老人"。但当记者刨根问底时，他就呆住了。《解放报》记者说，在采访中，沉默的场景多次出现，或者受访者的说法的与官方说法有出入。官方说伊斯兰恐怖分裂分子是为杀戮而杀戮，北京和昆明两起袭击事件就是证明。

为什么6名男子和两名女子跑到距离新疆1500公里之外的昆明去杀人？为什么一家三口开车3000公里，到天安门毛像前点燃汽车自焚？其中的部分理由可能应该到这一家三口居住的地方去找。他们驻在喀什南边的阿克陶县。自90年代以来，这里就是维吾尔反叛者与当局多次冲突的舞台，当局的镇压导致很多人死亡和失踪。在天安门袭击事件后，当局宣布逮捕了5名帮凶，其中多人居住这个被镇压留下印记的地区，其中一人就住在阿克陶县。

用维吾尔人惩治维吾尔人

《解放报》记者说，暴力和镇压的恶性循环一旦启动，似乎什么也无法阻挡。他引述亚洲反恐专家罗汉-古那拉特纳（Rohan Gunaratna）说，新疆至少发生了200起冲突，2009年的乌鲁木齐冲突是转折点。那次官方说造成197人死亡，其中大部分受害者是汉人。

报道引述一名官员的话说，当局不惜一切代价要用维吾尔人惩罚维吾尔人。因为按照中国官方的"寓言"，"新疆本身不存在民族问题"。针对当地警察大部分是汉人的情况，乌鲁木齐当局招募了500名维族警察。当局给予这些维族警员和家属在乌鲁木齐市居住的权利，并在市区为他们提供两栋17层的公寓楼，这个住宅区拥有严密的保安措施。

自从2009年以来，拥有300万居民的乌鲁木齐就处在戒严状态，这座城市的大部分街道都装有摄像机，每隔300米一个，日夜不停地拍照过往的汽车和行人。每逢交通高峰期，密集的闪光灯几乎"亮瞎"驾驶员的眼睛。此外，据一位维族官员透露，当局还雇佣维吾尔人当间谍，月薪1800元人民币。每举报一次还可得300元奖金。

大规模的逮捕，酷刑，处决和失踪等可怕的镇压，与乌鲁木齐市居民们的谈论相符。一名女教师悄悄表示说，拘押中心的可怕条件令人不寒而栗，说起来都要发抖。

这个报道说，北京的维族教授经济学者伊力哈木•土赫提(Ilham Tohti)没有太费力气就建立了一个37名失踪者名单，他公开呼吁局当局对这些人的命运展开调查，但他自己随即被以"分裂罪"逮捕。伊力哈木•土赫提在今年一月被捕前曾指出，当局的残酷镇压，导致新疆更强烈的暴力，这样的以暴易暴，已经跟分裂主义和恐怖主义没有什么关系了。

人们为什么会去相信

本文不是来评论在人来人往的繁忙街头随地大小便和拍摄者谁对谁错谁责任更大的问题的，这都2014年了好嘛。

基本事情是这样的，一对大陆夫妇推2岁儿童逛街，儿童憋不住了在街上便溺，正好被一位路过的记者拍下，抢相机时路人出来阻拦，双方发生推搡，最后夫妇被警察带走了。

这件事挺简单的，闾丘露薇作了转述，不过加了“孩子母亲打了路人一耳光”之说，这个说法查无实据，其它的大致如她所述，但很快，新浪微博上的@释不归立刻转发称：凤凰视频四宗罪：1.隐瞒父母带小孩上厕所排队很久直到小孩终于憋不住2.隐瞒了小孩尿尿时母亲专门用纸尿布接住3.隐瞒了母亲还把纸尿布装入行李袋提着4.隐瞒了港人拉扯斥喝且拍了小女孩私处后父母才夺记忆卡。一下子先声夺人，微博上至少十几万转贴声援。当然，除了第一个是当事人母亲所言（是否事实不清楚，我个人认为很大可能性只是借口）。其它几个都是谣言。不过请放心，他不会因为传谣500被抓的。

我的朋友林教授在《凤凰视频四宗罪和舆论的引导》一文中说这是成功的舆论引导。没有这种事，他想太多了，我估计@释不归自己都没想到随口瞎造个谣可以转那么多。我这就谈谈大家为什么会取信某条言论。其实，群众对舆论的取信标准很简单：

1.情绪。
2.是否符合个人揣测。
3.语气。
4.信息圈子。

我按顺序简单理：
1.情绪是大背景，这个大背景CNN在报道本事件的新闻中阐述得已经很好。大陆人认为受到了香港的歧视，民意调查显示，大概有一半以上的大陆人有这样的看法。这种看法可能来自自身体验也可能来自媒体。另一方面，大陆人有“施恩心态”，认为香港的繁荣是大陆带过去的。“没有我们买东西你们经济就垮了”这种话常见于网络，香港人看见这些话觉得特别搞笑，但说话的人浑然不觉，因为大陆媒体上都这么暗示。

传言是情绪制造的，而非相反，去反驳传言意义很小（请思考PX剧毒还是低毒等等）。与情绪相反的澄清是传播不了的。相反公众情绪还会不断发明传言，比如后面几天网民就在不停地随手发明香港法律“香港朋友告诉我，拍摄随地大小便视频涉及私处，属于传播儿童色情视频要坐牢的，请当事人父母上法庭”，广州日报今天已经开始发明英国法律《文明不是没人情英国允许随时尿》，我只能庆幸还好外国人不懂中文。

公众取信什么样的理由，同样是情绪主导。试想这事换到比如上海地铁，地铁里有个小孩大小便。
A：你家小孩为什么在地铁里便溺？
B:孩子憋不住了，你养过孩子吗？
A：可过几站就有厕所，几分钟的事情。
B：厕所排队太长，我对上海也不熟啊。
A：不熟出门前不能查查吗？不能问问吗？
B：没有我们这群人来建设上海，养活你们，你们经济能繁荣吗？能有地铁吗？请你把手中的隐私照片删掉，不要拍摄孩子私处。
……

我觉得上海网民肯定会颁个“荣誉市民”给A，然后上传个视频“外地人的奇葩理由”，传播十万次。
如果你把自己代入市民，你会觉得街上走着走着踩泡屎尿很恶心，代入小孩家长，就是现在网上这些看法。那什么是客观的呢？看行为是否符合法律，看同样的事情判断标准是否偏移。

这件事本身不是什么大事，只是反应出当事人小农意识，做事未想过他人，出门前应做准备，周围店、人都很多可以问，再不济至少找个隐蔽的地方吧。腾讯今日话题的辩驳点还是不错的，它用统计说这是个例，不代表大陆人。我觉得如果想维护人群的形象，正确的策略是不要去和这样的个例捆绑背书，香港该罚款就罚款，只要罚上几千块钱，你就会发现下次这一家子逛街屎尿急时，立刻就能神奇地找到厕所了。

2.接下来说这个传言是怎么出来的。我不知道原作者是谁，但其原始材料是这样的。

这是当时的新闻照片，新闻中又说是孩童当街小便

传言的制造者是这么推测的。

(1).小便，蹲着------------》所以是女孩
(2).妈妈在那里拿纸接着，接着的部位也是女孩尿出来的部位------------》所以是很有公德地专门用纸尿布接住，另外还佐证了是女孩
(3).视频中没有看见这些纸张-----------》所以应当是装了行李袋
(4).至于拍摄私处云云，这个是内心愤恨情绪制造出来的产物。

这就是你看见的“四宗罪”传言的来源。不是什么引导舆论，就是靠心情瞎掰的产物。

但实际上香港人看见的东西是不同的。后来壹周刊发的照片，一坨大便，正好在上一张照片中白纸盖住的部位，大家应当也都看过了。（当然，你可以说是P的，我懒得评论。）

总之香港媒体已经基本统称“便溺”，大陆媒体也改口“便溺”，有些还是称“小便”。是大便还是小便对这件事不重要，性质是一样的，但是对网络舆论还是有意义的。加上最后香港警方确证是男孩。你可以反推：

(1).被推测为接尿的那个动作实际上是擦屎的可能性大。
(2).儿童是男孩，所以从女孩出发的这几个推测（尿，妈妈用纸接着）都很可能是错误的。
(3).所谓拍摄私处云云是制造者和传播者脑洞大开的产物。实际上他们连男女都搞错了，拍摄私处之说不攻自破。

3.那为什么大家会信呢？因为大家看着照片也是这么揣测的。
虽然传言中没有任何新闻的要素：
(1).说这话的人没说自己在现场
(2).说这话的人没有提供任何佐证自己说法的证据。

但是这符合大家的心情啊，他的语气很肯定啊，传播得很广啊。推断应该是真的。关键是这佐证了大家的揣测（很显然嘛这四条本来就是揣测出来的，具备亲和力）。揣测变成传言，然后传言反过来又自己佐证了揣测，相互佐证来佐证去，就越传越广了。

而意见领袖原本应当查证后再发言，但现在是微博时代，谁会为了写100来字去查证啊。只能事后重新调整自己的信任链条，把几个人加入不信任名单。而他们发出的评论，是以这个传言作为“事实”进行的评论，进一步佐证了传言。

所以，记住两个关键：只要迎合情绪，用很有信心的语气说出来，大家就信了，就这么简单。

当然对老网民或者自认为很“理性”的人来说，这一套不吃了，但不少人吃的是另一套，就是材料满天飞的信息污染，这我就不讲了，大家将来可以买我的书。

4.最后是信息圈子。你不能沉溺于自己的圈子。应该去看看香港人的圈子，大陆很多人指责说为什么不客客气气地文明地帮助对方，而香港的网民则在不停地交流另一套信息，述说自己的遭遇。比如一位香港网民说（大意）：

我是客客气气的，那是一次在商场，买东西，结果一家大陆人，小孩在一个专卖店门口就蹲下来拉大便了。我走过去说商场有厕所走一些路就可以到。对方说不行，来不及了。专卖店店员拿出一张纸建议小孩拉在上面好处理，结果小孩还是直接拉在地上最后拿纸一盖，几个人就走了。看着这大商场地上这突然冒出的一坨屎，我实在不知道怎么样才能把心情调整过来。

这些故事是否真实我不知道，但我觉得，有些指责（文明帮助对方）应该通过更平和的交流解决，现在两边网民自己的圈子都有些封闭（同样的情况也发生在其它族群中）。缺乏交流，就缺乏感知和痛点。

原文链接

“关键在于克服大汉族主义思想” —— 读平旺《平等团结路漫漫——对我国民族关系的反思》

平措旺杰

作者：秋云

毋庸忌讳，现在我们国家部分地区的民族关系相当紧张，特别藏区、新疆。藏区但有事，我们习惯成自然地大骂“达赖集团”；新疆有事，在我们看来，自然是三股势力（宗教极端势力、民族分裂势力和国际恐怖势力）作怪。至于我们的政策，则从来是没有问题的。千错万错，都是别人的过。

事实果真如此吗？非也。

在我看来，确实是我们当前执行的民族政策不行。特别藏区、新疆这两个地区，我们的民族政策不仅有问题，而且问题比较大。毛泽东同志说，外因通过内因起作用。内因是主要的。这话是很对的。所以说，关键在我们自身。

我们自身的问题在哪里？就在大汉族主义。

毛泽东同志在《论十大关系》中说：“我们着重反对大汉族主义。地方民族主义也要反对，但是那一般地不是重点。”在《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中，重申：“关键在于克服大汉族主义思想。”《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规定：“在维护民族团结的斗争中，要反对大民族主义，主要是大汉族主义，也要反对地方民族主义。”《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区域自治法》规定：“”在维护民族团结的斗争中，要反对大民族主义，主要是大汉族主义，也要反对地方民族主义。”（着重点为笔者所标）。无论已故领袖的教导，还是当前根本法的规定，重点都是反对大汉族主义。

这个指导思想是完全正确的。这是因为我们国家汉族人口多，占到九成多，处于强势地位；少数民族人口少，处于弱势。而且，历史上，是汉族统治者自己独占肥沃的中原，而把少数民族赶到蛮荒之地。正像毛泽东、周恩来同志说的：汉族统治者在历史上对少数民族做了许多对不起的事，欠了债，把他们赶到了高山上和边远的地区。因此，在我国，要说犯错误，犯大汉族主义错误的几率远远大于犯地方民族主义错误。在民族关系上，主要反对大汉族主义，是一个战略性的规定，容不得忽视。

可是，几十年来，我们把大汉族主义作为重点反对过吗？没有。从来没有。我们重点打击的，早先是所谓“地方民族主义”，近来是所谓“达赖集团”和“三股势力”。对大汉族主义则不仅没有着重反过，还把执行宪法、遵照毛的指示、主要反对大汉族主义的革命同志整得死去活来。我们党的杰出领袖胡耀邦同志为纠正我们在西藏的政策错误而付出了代价，是尽人皆知的。党的最高领导者的下场尚且如此，其他坚持党的平等团结民族政策、等而下之的各族干部的境遇，可想而知。

那么，我们有没有大汉族主义需要纠正的呢？大汉族主义又表现在哪些方面？香港新世纪出版社新近出版的平措汪杰（平旺）的着作《平等团结路漫漫——对我国民族关系的反思》，对此作了详尽地回答。

作者平措旺杰（平旺）是位藏族老革命家。上世纪三十年代末期，他最早把马克思主义输入到藏区，在藏区建立了第一个共产主义革命组织——“藏族共产主义革命小组”，因此而遭受蒋介石和西藏政府两方面的迫害。中国人民解放军后来进军拉萨时，他是先遣部队中共党委五位领导成员中唯一的藏族委员，被称为“带红色汉人进藏的红色藏人”。 中央与西藏和谈签订“十七条协议”时，他和另一同志是周恩来总理指定的中央方面的列席人员，并被委託为整个和谈及其协议的政治翻译。和谈成功后，毛泽东同志曾将自己的着作《实践论》一书赠予他，并在书的封面上，亲笔题写了“平措汪杰同志 毛泽东”几个大字。平旺在党与政府中，虽担任过多项重要工作，但从1957年起，随着大汉族主义的泛滥，他的日子就不好过。曾被在狱中单独关押18年之久，倍受折磨。受其牵连，弟弟图登旺秋被单身关押十四年；妻子紫莉娜被迫害致死；孩子们也都被监禁和强劳了多年（老大平康被关押了六年）；父亲噶冉阿西则忧虑而死；数十个亲戚被监禁过。不仅家破人亡，亲戚受整，连他的战友、一起闹共产主义革命的同志一并受到株连，其中，刀登等同志被迫害致死；阿旺格桑同志被监禁和强劳十六年。问题平反后，平旺的工作虽然有所安排，但仍然得不到充分信任，境遇时好时坏。平旺几十年来的遭际起伏，典型地说明了大汉族主义的顽固及其危害。

今年已经九十二岁高龄、德高望重的平旺，虽然是第五、六、七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人大民委副主任委员、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教授、哲学博士生导师，但是他的着作现在在大陆竟然不能出版。例如，他的《辩证法新探及其他》一书，就被有关方面拒绝出版。平旺问及原因，负责人回答：由于书中谈论了“民族分离权”问题，平旺大为意外，严词批驳：“这本学术着作根本没有，也没有必要谈论这个问题。”负责人说：那我们各自回去查看稿件。平旺说：用不着，我们可以马上将刚从出版主管机关拿回的稿件当面一起查对核实。负责人张口结舌，无言以答。所谓“民族分离权”、即民族自决权，并非什么“洪水猛兽”，而是被尊为“无产阶级革命革命导师”的马克思、列宁对民族问题的基本主张，是共产主义者的常识，在理论上对导师的教导木然无知，在工作作风上又粗枝大叶得连书稿里的基本事实也不清楚，却居于决定书稿命运的领导高位，我们的民族工作搞得如此之糟，岂不是再正常不过了吗？

还有一位汉族负责人在大庭广众面前，在谈论西藏问题时，竟然说出：“没有什么‘西藏问题’，正如没有什么‘江苏问题’、 ‘湖北问题’、 ‘四川问题’一样。”这样的蠢话！大汉族主义者无所顾忌，嚣张、狂妄如此，竟至把少数民族的自治地方看得同汉族地区一模一样，根本否认民族自治区，根本否认民族差别，不承认我们汉族有义务帮助少数民族，不承认作为汉族后代的我们，对少数民族的帮助，在一定意义上，实际上不过是还我们祖先恶待少数民族的宿债而已。此君此言，作为大汉族主义者的经典谬论，将长期为人们所记忆。让这类根本不知党的民族政策为何物的官僚，盘踞在我们的各级民族事务机关的领导岗位上，建设民族平等团结的和谐社会，岂非“缘木求鱼”！

平旺革命经验丰富，掌握情况相当全面。他的书以马克思主义民族观和党的民族平等团结政策为标尺，衡量现实，揭露了少数民族地区无视少数民族的特性、把少数民族地区等同于汉族地区、任意侵犯少数民族权益的种种事实，充分说明了大汉族主义是我们当前工作的大敌。大汉族主义不除，国无宁日。

根据平旺着作的介绍和笔者的亲身体认，大汉族主义在当前的表现，主要是：“非我族类，其心必异”思想严重，在民族自治区，不信任少数民族干部，大权牢牢掌握在汉族一把手手里。少数民族自治区实际被视为另一汉族地区，内地汉民进民族自治区就业，与到汉族异地没有两样。少数民族地区的自然资源，当地少数民族有权“优先”开发利用，在开发利用时，原住民的权益理应得到照顾，但却被忽视。在北京魏公村，新疆来的扒手曾一度嚣张。但他们有一套说辞：你们只骂我们这些小扒手，而从来不怪大强盗。你们把我们新疆的石油和矿产都统统拿走了！1980 年代中期，十世班禅大师考察新疆各地，在石河子油田，目睹了市区汉族移民的高楼大厦，和另一边处处可见的新疆世代主人维吾尔、哈萨克等少数民族简陋的茅屋，他感慨万千，提出了尖锐地批评：“这种民族之间的极大反差现象太不公平，太糟糕、太不像话了！”不能说这类埋怨和批评完全没有道理。根据《民族区域自治法》的规定，无论中央或是地方机关、企业，在招收人员时，应“优先”招收当地少数民族人员，可是，笔者亲眼看到新疆的一则招工广告，有关工资待遇，公然写着：汉族一天50元、维族一天30元。歧视少数民族如此！同样，根据《民族区域自治法》的规定，各民族公民都有宗教信仰自由，无论有无宗教信仰，都应当不受歧视；都有使用和发展自己的语言文字的自由，都有保持或者改革自己的风俗习惯的自由。而在少数民族地区工作的汉族干部则“要学习当地少数民族的语言文字”。可是，这些规定，由于长期没有强调，缺乏检查督促，许多地方贯彻得比较差。搞改革本来是好事，可是我们往往既急躁又一刀切，总想用“金锁链”强拉少数民族进“天堂”，硬是把好事办成坏事。诸如此类，引起少数民族的强烈反感。

改进我们的民族工作，有许多好的经验可以参考。少数民族自治区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与港、澳并列的另一类型的“特区”，在港、澳，实行的是“港人治港”、“澳人治澳”；移民入港、澳，必须取得当地政府的批准，即使旅游，也不能随便就去。至于资源利用、就业等等，都是特区政府作主的。港、澳的作法，少数民族地区可不可以作为参考呢？

在国外，例如马来西亚。分为东西两大部分，位于马来亚半岛的部分称为西马，位于婆罗洲的部分称为东马，之间有南海相隔。东马和西马有很大差别。西马以信仰伊斯兰教的马来人为主，人口多而面积小，经济发展程度高；东马，非马来人（主要是原住民土着）占多数，大都不信伊斯兰教，人口少而面积大，经济发展程度低，但自然资源比较丰富。地广人稀的东马，担心它们的土地、贸易和职业被来自西马的移民所占取，联邦政府因此同意为东马保留“移民自主权”。马来西亚以外的人要进入马来西亚，须经过联邦政府准许，但要进入东马，还需通过东马政府。西马的人要进入东马，同样需要通过东马政府（政府官员除外）。西马的人要在东马工作，需要经过东马政府的批准。在宗教信仰和语言文字方面，对经济欠发达的东马，也有特殊规定。马来西亚的国教是伊斯兰教，但这一条款不适用于东马；东马不规定任何官方宗教。马来西亚联邦的官方语言为马来语，但是东马除了马来语外，还把英语也定为官方语言。马来西亚政府对社会发展程度不同的东马、西马采取区别对待的政策，对我们今天处理后进的少数民族地区的问题，应该也是会有所启发的吧！

团结达赖喇嘛共事，尤其是解决藏区问题的关键。据藏族作家唯色说，藏族自焚的至今(2014年3月25日)已有133人。在我看来，每一自焚，都是对大汉族主义的一次尖锐地批判和一次血泪地控诉。每一自焚，对笔者这样一位在少数民族地区工作终生、无限热爱少数民族的汉族干部，都是重重的一击。我的悲哀、痛苦、愤怒是无法用言语来表达的。自焚者的要求无非两条。一是要求达赖喇嘛回来，一是要求藏族的自由。这两条要求，无一不是正当的要求。自由是人与生俱来的天赋权利，无人不希望自由。藏族要求自由、实现真正的民族区域自治，有什么错？达赖喇嘛是当今最受世人尊敬的中国人，为我们伟大的祖国争得了最多的、无法数计的荣誉，他是我们全中华民族的光荣和骄傲，在藏族心目中，则更是被崇敬的“现世观世音菩萨”。达赖喇嘛是中国人，回到自己的故乡，同样是人的与生俱来的权利，任何人无权剥夺。而且，达赖喇嘛一不要求西藏独立，二走“中间道路”、坚持非暴力解决问题，可以说是我们解决藏区问题的最好的桥梁，十分难得。我们弃而不用，还要妖魔化他，有什么道理？我们一个有九十多年革命历史、历经过大风大雨的考验、拥有八千多万党员的大党，如此惧怕一位年已八旬、手无缚鸡之力的老者，“谈达色变”，实在于理不通。

有人会说，今天中国内忧外患，在民族问题上尽着反对分裂势力，还问题不断，再反大汉族主义，岂非雪上加霜，自己给自己添乱？恰恰相反！正是为了更好地反对企图分裂我们祖国的敌对势力，打退他们的进攻，保卫国家的安全，我们才要反对大汉族主义。敌对势力是利用了我们的大汉族主义错误所激发的民怨，而得逞的。我们当然应当日日夜夜地警惕分裂祖国的任何企图，坚决地镇压他们，不能有丝毫地懈怠。但是不能因此而忘记了对大汉族主义的批判与纠正。要注意一种倾向掩盖另一种倾向。越是敌人活动猖狂的地方，我们越是容易专心致志于对敌斗争，而忽视我们本身的问题；我们自己的问题最容易被对待斗争所掩盖。所以敌对势力越是猖獗，我们越是不能走极端，越是要记着同时反对大汉族主义，争取民心。我们洗净了自己的身子，少数民族人民从心底深处爱护我们的社会，真心实意地和政府站在一起，外人如何挑拨得起？我满怀为少数民族兄弟服务的热忱；为少数民族办了那么多的好事，现代化建设成就和少数民族人民生活的改善，有目共睹；又有一批孔繁森式的忠心耿耿为少数民族服务的干部队伍。有这些垫底，我怕什么？再加改正了大汉族主义错误，真正实现了民族平等，少数民族不受歧视，在民族自治区内少数民族政治上确实当家作主了，资源开发与经济上实现了与汉族的双赢，宗教信仰不受干涉，语言文字被重视，风俗习惯随其心愿，不信少数民族不拥护我。你闹分裂，煽动“独立”，看有几个人会跟你走？我光明磊落，自信满满。

哪里闹事，说明哪里有问题。全国少数民族地区，情况各不相同。在不少地区，我们的工作基本上是搞得好的，跨国境而居者，大有人在，但是当地稳定如初。例如东北的朝鲜族，我们与国外相比，不仅更自由，而且更富裕，你就用鞭子去赶，我看他们也不会愿意同国外同族联合，另建国家。可见，关键在我们自己的工作。类似地方，当然也都难免会有各自的问题需要解决，但问题现在主要出在藏区、新疆。这两个地方，确实是我们的工作没有做好，为什么维吾尔社区当初老人要骑着毛驴进京向毛主席致敬，现在社会会不稳？这与敌人的挑动当然有关，但不能说我们自己一点问题没有。为什么当初与中央签署和平解放协议的西藏，今天会社会动荡？主要问题在我们推进社会改革急躁，留下了恶果。我们不“反躬自问”，从自己抓起，反而一味采取强硬姿态，视对我们的所作所为有所不满者为“准敌人”，总想打击，岂不是越弄越糟？

现在，国家大事，千头万绪，以习近平同志为首的党中央显然一时还顾不上把民族问题作为重点来抓。但我希望并且相信：有朝一日，只要腾出手来，中央一定会重新研究民族问题。到那时，平旺的这部严谨的着作一定会派上用场，中央一定会改弦更张，在民族关系问题上，把重点放在反对大汉族主义上，纠正“少数民族当家，汉族作主”的错误。我们的国家一定会建设成为一个真正民族平等团结的大家庭，平旺、乃至所有少数民族和全国人民的心愿一定会实现。

重点反对大汉族主义，此其时矣！

(2014.3.28)

[漫]：时事神配音

@作家崔成浩:这个照片起个什么新闻标题好呢？
@白色运动鞋:“厕纸还没来？”“报告，快了！”

这图更直接。

金正恩指导打炮训练，女兵激动落泪

朝鲜《劳动新闻》报道称，在视察位于朝韩接壤处的江原道朝鲜人民军第851部队所属女子火箭炮部队时，女兵们热烈盈眶，争相拥向金正恩，金正恩表示： “打得很好，目标命中得很漂亮”。

金正恩视察部队正值奥巴马到访韩国，此前韩国政府报告称，朝鲜核试验自己活动迹象升温，朝鲜可能重启核试验。

Win8环境下手工删除KMPlayer的流氓插件Search Here（Firefox）？

KMPlayer在某些版本升级后，未经客户许可，会悄悄地在用户电脑里安装Search Here的插件（如上图所示），这个插件会同时安装在PC里所有的浏览器上，如Chrome，Firefox和IE等。Chrome的高版本可在属性中找到这个插件并删除。Firefox会稍微麻烦一点。

其实直接去控制面板中删除相关的软件即可。

首先关闭所有感染后的浏览器，打开控制面板，选择“程序安装/卸载”，选中名叫“Default Tab”的程序，发行商是Search Results, LLC。卸载后即可。

并不反对免费软件要附加广告或者类似的插件合作，但至少要询问客户是否安装而不是故意瞒骗客户之后自己偷偷安装。

中国民主党派编制由来

当今中国的“多党合作制度”，除执政党中国共产党外，有八个参政的民主党派：国民党革命委员会（民革）、民主同盟（民盟）、民主建国会（民建）、民主促进会（民进）、农工民主党、致公党、九三学社、台湾民主自治同盟（台盟）。与民主党派并列的，还有无党派人士和工商联两个界别。

但1949年在北京召开新政协时，民主党派单位有11个，宣布成立的是“联合政府”，也未明确“执政党”与“参政党”的区别。这其间的政治变迁，可追溯至1946年国共内战爆发后的政治格局变化。

毛泽东想搞一党执政，被斯大林否决

1946年7月国共内战爆发后，处于调停地位的“第三方面”中间党派大本营民主同盟发生分化，青年党、国社党脱离民盟，参加了国民政府召开的国民大会，1947年11月6日，民盟在国民党的高压下被迫宣布解散。

毛泽东据此认为：走“第三条道路”的中间党派没有用处了。他在11月30日致电斯大林，认为中国也可以像苏联和南斯拉夫那样，建立一党执政的政府。毛认为中间党派大多数人是动摇分子，并且与美国人有着密切的联系，将来很容易被美国人利用来做有利于美国和蒋介石的事情。民主同盟的解散，进一步证明了这些中间派的动摇和不可靠。他提出：“中国革命取得彻底胜利之后，应像苏联和南斯拉夫那样，除中共之外，所有政党都离开政治舞台，这样会大大巩固中国革命。”

斯大林不赞成毛的意见，他在1948年4月20日的复电中说，中国各在野政党，代表着中国居民中的中间阶层，并且反对国民党集团，所以应该长期存在，中国共产党将不得不同它们合作，反对中国的反动派和帝国主义列强，同时保持自己的领导权，即保持自己的领导地位。可能还需要这些政党的某些代表参加中国人民民主政府，而政府本身也要宣布为联合政府，从而扩大它在居民中的基础，孤立帝国主义及其国民党代理人。

众多党派求入新政协，最终确定14张入门券

随着国民党在内战中的军事失利，国民党内部发生分化，李济深、冯玉祥等成立国民党革命委员会（民革）；民盟在香港召开一届三中全会，宣布恢复活动。面对中国政治格局出现的重新洗牌，中共中央发布《纪念五一劳动节口号》，提出“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各社会贤达，迅速召开政治协商会议，讨论并实现召开人民代表大会，成立民主联合政府。”这一主张得到了在野党派的响应。中共香港党组织开始秘密输送各党派负责人分批北上，参与新政治协商会议的筹备。

新政协筹备阶段共收到30份团体和个人要求参加新政协的书面请求，最终准入有14个党派单位：除共产党和新民主主义青年团外，还有国民党革命委员会、民主同盟、民主促进会、致公党、农工民主党、人民救国会、国民党民主促进会、三民主义同志联合会、民主建国会、九三学社、台湾民主自治同盟等11个党派以及无党派人士。

孙文主义革命同盟、民社党革新派、中国少年劳动党、光复会、中国农民党、中国民治党、中华平民教育促进会、人民民主自由联盟、民主进步党、中国人民自由党等党派团体的与会请求，被以“成分复杂”等理由拒绝，仅接受部分人士以个人身份参加新政协。

曾计划民主党派合并为四，毛高呼“联合政府万岁”

据救国会成员宋云彬1949年5月27日的日记：“晚，周恩来、李维汉等在北京饭店邀请救国会同人晚餐。周表示，新政协开会后，各党派除国民党革命委员会、民主同盟、民主建国会外，其余均可解散。”

新政协闭会后，国民党民主促进会、三民主义同志联合会并入民革，救国会宣布解散。按原定合并方案，下一步致公党将并入民革，农工、民进、九三并入民盟，当时已安排民进领导人马叙伦、许广平出任民盟中常委。据原民盟负责人周鲸文回忆，此方案最终因毛泽东改变主意而未实行，八个民主党派的历史格局才得以延续至今。

1949年6月15日至19日，新政协筹备会第一次全体会议在北京举行，毛泽东发表讲话，描绘出未来“中国梦”的蓝图：

中国人民将会看见，中国的命运一经操在人民自己的手里，中国就将如太阳升起在东方那样，以自己的辉煌的光焰普照大地，迅速地荡涤反动政府留下来的污泥浊水，治好战争的创伤，建设起一个崭新的强盛的名副其实的人民共和国。

毛泽东在讲话结束时，高呼三个万岁：中华人民共和国万岁！民主联合政府万岁！全国人民大团结万岁！

改造民主党派，划定发展禁区

新政权成立后，对民主党派的组织改造随即开始。一些党派有军事上的成分，如民革中有原国民党地方实力派或“起义将领”，农工党、民盟的某些成员曾是军人，或从事过对国民党军队的策反。1950年3月21日，中共中央统战部长李维汉宣布：“各民主党派已决定不在工人、农民和人民武装部队（包括军事学校和机关）中进行党派活动。”

1950年6月朝鲜战争爆发后，中共中央于同年7月19日正式作出《有关各民主党派组织活动的决议》：进一步明确各民主党派“不在人民解放军包括公安部队在内的部队中及其军事机关、学校以及军事企业中发展党员”，同时决定在下列机关学校亦不进行组织的活动：（1）情报机关。（2）革命大学。（3）旧人员训练班。（4）使、领馆。同年7月，活动禁区扩大到少数民族地区，翌年根据中共中央统战部的指示，禁区又扩大到铁路系统。一些党派还应中共要求撤销了在港澳或海外的支部。

民主党派“防区制”确立，发展格局纠结至今

中共中央统战部划定了各民主党派发展成员的分工领域。李维汉1950年在第一次全国统战工作会议上说：

除农工民主党经其第五次全国干部会议决定已学习为主，停止发展外，各民主党派大体上决定了它们的主要活动范围和发展对象。国民党革命委员会的对象为转向过来的国民党员，主要是中层的国民党员。民主同盟的对象为知识分子，主要是小资产阶级的知识分子。民主建国会的对象为民族工商业家及与之有关的从业人员和知识分子，并吸收有关的公营企业干部参加。中国民主促进会是以自由职业者为主的民主党派，九三学社与民主促进会相类似，它们在现有基础上适当发展。致公党的基础原在华侨中的洪门，已劝告该党首领整顿组织，并不向国内发展。

最终明确各党派分工如下，民革：原国民党军政人员；民盟：文化教育界知识分子；民建：民族工商业家及相关的知识分子；民进：教育文化出版界知识分子；农工民主党：医卫科技文教界知识分子；致公党：归侨、侨眷；九三学社：科技文教界知识分子；台盟：台湾省籍人士。

上述发展领域的划分，在民主党派内部被戏称为“防区制”，一直存在异议。据中共中央统战部的报告，民革的李济深等“从其根深蒂固的国民党党统思想出发，总想把所谓国民党员全部接收过来（除开现在还公开反共的一小撮）”。民建的章乃器等“一向主张以有代表性的老板阶级即上层工商业家为主要对象”，要求确认民建是代表民族资产阶级利益的政党；中共的应对办法是成立了中共党组领导下的工商联，对工商界人士实行分流。

据李维汉回忆：在1956年7月和10月的党外人士座谈会上，民盟副主席章伯钧对分工一再表示不满，主张要打破“防区制”“包干制”。有些人对我党在高级知识分子中发展党员，认为是“对九三学社的威胁”。有些人（按：指民盟叶笃义）从增强民主党派的实力出发，主张取消民盟、民进、农工民主党、九三学社四个党派，另组一个知识分子的大党（按：其实是重提中共的合并方案）。上述意见在1957年“反右”运动中，统统成了“右派言论”。

民主党派最终沦为“政治花瓶”。1989年重大历史事件后，更被中共中央[89]14号文件定性为“参政党”。时至今日，她们仍须按照50年代划定的“防区”，每年以不超过5%的额定净增率发展党员。加入民主党派，通常被认为比加入中共还难。

2013年4月15日风雨读书楼

The Legend of Hercules/大力神

This movie is kind of a clumsy version of "Gladiator" about Greek gods. There are handsome boys and pretty girls inside, but the too routinized story and the slow 3D-specialized visual effects undermine the whole movie.

In fact, logically this is an irrational "winner-takes-all" story: the queen cheats on the king (in the name of human peace?), the king still raises the illegitimate child, but this child kills his father and his elder brother, takes his brother's wife and the throne. See? This could be a totally different story from another point of view.

本片就好象是关于希腊诸神的《角斗士》的粗糙仿制版。的确也有帅男和美女，但落入窠臼的故事和为了3D效果而不适当的慢动作弱化了整部片子。

其实，从逻辑上来说，本片是一个“赢家通吃”的强词夺理的故事：王后给国王戴上绿帽（以祈求人类和平的名义？），国王仍然养大了这个私生子，结果这个私生子杀掉了自己的养父和大哥，抢走了大哥的老婆，还继承了王位。——看，换一个角度讲这个故事，就完全不一样了。

Performance impression:
Director: Renny Harlin
Stars: Kellan Lutz, Gaia Weiss, Scott Adkins

何清涟：国家之义与自由之意

语言（词汇）与思维是外壳与内在的关系，从对关键词汇含义的理解，可窥一种文化共同体的思维状态。本篇文章是想辨析几个在中国极易引起思维混乱的词汇，这几个词汇是国家、自由。

导致我想写这篇文章的是五柳村网站刊出一篇“何清涟《虚拟血缘关系不产生社会凝聚力》引出的议论”，以及我在推特上与几位网友对自由与理性关系之探讨。

现代中文对“国家”的误解

先简单介绍我2011年9月载于VOA的那篇“虚拟血缘关系不产生社会凝聚力”的旧文主题。在中国的教育与宣传中，国家与政府（政权）经常混合使用，不少人总以为中国政府就是中国、中华民族与中国人民的天然代表。每当有人批评政府腐败，尤其是在海外批评，总有一些人好用“子不嫌母丑，狗不嫌家贫，是为忠孝”来辱骂批评者，针对上述现象，我写了“虚拟血缘关系不产生社会凝聚力”，文中提到共产文化的一个特点，即喜欢用父母与子女的关系比喻人民与国家（实际是代表国家的政权）的关系，中国那只由雷锋唱成经典的“唱支山歌给党听，我把党来比母亲”，还有在80年代出现的“党啊，亲爱的妈妈”，都是用虚拟的母子血缘关系来借喻党与人民的关系，而且被赋予一种儿子对母亲之间的单向的不可背叛之含义，不管这位“母亲”做了多少不好的事情、犯了多少错，“子女”连批评的权利都没有，脱离、背叛都是违反“伦常”的。当年斯大林就以“苏联各族人民的父亲”自居，金日成与金正日父子两代都是“朝鲜人民的父亲”。其他独裁者也有类似爱好，比如卡扎菲就曾是“利比亚人民的好父亲”。

五柳村的讨论当中，多数赞成我的观点。但也有反对的，比如“思考题：【母】残暴不公，是不是我们就可以宰了她，换个外国母亲？”还有“@三思柯南：真正爱国的人不会嫌弃自己的祖国”。

这类人的问题在于混淆了“政权”与“国家”二者。如果在英文语境中，这个问题比较容易谈清楚。英语中指涉国家的词主要有两个，即state 与country，前者指国家（从政权层面上），后者指国家（指疆域意义上的，类于中国人常说的“生我养我的那块土地”）。在英语世界里，人们只会说I love my country，即“我爱我的国家（或生我养我的土地）”，绝对不会说I love my state（我爱统治这个国家的政权）。如果有人要这样说，听者会很不理解。我当年在国内受国安全天候监视之时，有位深圳白领送了我一张美国影片光碟，说那就是我当时的处境。这张光碟的名字就是Enemy of state，中文译名“国家的敌人”，指的就是这个人成为了政权之敌，并非是country之敌。

我在推特上陈明state 与country的不同，指出中共长期以来有意混淆国家与政权二者的关系，将中共政权等同于国家的天然代表，提倡爱国主义就包含着爱政府之意。不少网友甚是赞同。野罂粟@WilderMohn提供了两点见解，有利于消除中国人在国家一词上的误解之魅：“台湾解释的”国家“包括3要素：土地、人民和政府”，大陆对国家的解释是“按照马克思主义：阶级统治的工具，其中包括军队、警察、法庭、监狱……”，“我看大陆《宪法》上写：‘国家举办学校‘，就乐了。按照大陆自己的解释，就是军队、警察、法庭、监狱等暴力工具在‘举办学校’，‘国家‘是常用词，当有人说‘爱国（家）’时，应该先想想爱的是哪个国家”。我回应说，台湾的国家概念是从中国古代“国有三宝，土地、政事、人民”衍生来的，比中共现在使用的“国家是暴力镇压机器”）（源出列宁“国家是一个阶级压迫另一个阶级的暴力机器”）要好得多，因为如果按照中国官方的解释，要中国人爱国，就是让人去爱这些镇压人民的机器。非常荒谬。

中国对“自由”的解释与英语的freedom，liberty

这也是大多数中国人谬解的一个概念。

4月15日及其后的讨论，涉及不少中国人对民主与自由的误解。滑翔戟@gliderhook回应我关于民主、自由与理性的分析时以康德为例，说康德定义自由是“人按自己制定的规则行事”。这就推论出民主制，促使人有权制定规则，而不只被动接受自己无法参与制定的规则。这就是“有区分”的好处，但中国人只会盯着“自由”定义，说康德太“狭隘”。

有网友认为，中国人能够好好理解“自由”。我认为中国人对自由的定义忘记一条前提，即在“群”（社会）“己”（个人）边界范围内，即法律基础上与自律之下的自由，总认为自由是想干什么就干什么，骂人也是言论自由。关于这一点，我以前曾有感于凤姐（罗玉凤女士）声称要“放火烧了美国移民局”，写过一篇“美国言论自由的边界”（2013年8月），指出言论自由不是自己想说什么就说什么，有法律规定，不可对他人使用威胁性的语言与恶意诽谤。

野罂粟@WilderMohn 立刻查找资料，结果如下：“《辞源》里有‘自由’：谓按己意行动，不受限制。”（商务，4卷本，第3卷，第2583页，1992年，北京）。这条信息倒是可以帮助人认清中国人关于自由的看法，不仅来自于教育，也来自于包括被视为知识来源的辞典工具书。顺便说一声，文革及文革前，中国人关于自由主义的看法，主要来自于毛泽东《反对自由主义》这本小册子，认为“事不关己，高高挂起；明知不对，少说为佳；明哲保身，但求无过”。“命令不服从，个人意见第一”等是自由主义的表现。

还是用英语来解释比较好。英语的自由有两个词，Freedom 与liberty，但使用起来有不同的语境与对应关系。Freedom讲的即每个人都有追求自由的权利，与《辞源》解释相近，华府韩战纪念碑的著名铭文：Freedom is not free也是从这个层面谈的。

但是，如果人人都有追求自由且不受限制的权利，这个世界岂不乱套？因为人是经济人，从本性上来说都是尽最大可能追逐私利者。因此，对应于法律基础与自律之下的自由，英语中有liberty。著名的自由主义经济学家哈耶克在《自由秩序原理》这本书中，阐释了自由和理性的关系，指出二者是一对互为条件、互相促进、相辅相成的“孪生兄弟”。

哈耶克认为自由对人类来说有两层意义：一是自由的能力、二是自由的权利。所谓“自由的能力”意指哲学意义上的自由，接近freedom，即人人有追求自由的权利；“自由的权利”指的是政治意义上的自由，即个人在生活中到底有多大的随意言行的权利，即liberty（在法律与自律双重限制下、有边界的自由），因此，所谓对自由的剥夺，只能解释为人对人的政治权利的剥夺，而不能理解为自然力对人的选择自由的制约。这意思很清楚，政治层面上的“自由”是个人权利的大小和完善程度的问题，而不是指个人反抗和超越自然力对他限制的“能力”。

这种讨论对时下的中国人很有意义，至少参与讨论者明白了“《辞源》的解释那叫随意，不是自由”，“想干什么就要干什么，那是猴类理解的自由”。

Nebraska/内布拉斯加

This is a story not hunting for money, but for family love. What if your parents become childish due to their age? This is a black-white movie about everyday life which is bland or even sort of boring; it is not so touching, but it let the audience taste their true lives.

本片并非是寻找钱的旅途，而是寻找家庭之爱的旅途。当你的父母因为年老而变得有些幼稚会如何？本片用黑白色调，拍摄的是平淡无奇甚至有些乏味的日常生活，并不十分感动，但却让观众体味生活的本真。

Performance impression:
Cast: Stacy Keach, Bob Odenkirk

画殇——中国、爱尔兰画家反饥荒行为比较

写生团画家与巴金在杜甫草堂

（前排左起：钱松嵒、亚明、巴金、傅抱石、余彤甫、丁士青）

画里画外

1.纸上江山

1959年秋天，中国美术家协会在北京举办了李可染水墨山水写生画展，命名“江山如此多娇”。

与画展一同翩然起舞的，还有中国文化部从各地调来的二十几个剧种、几十个剧团和北京文艺团体，从9月21日到10月10日，献礼演出戏剧、音乐、舞蹈、曲艺、杂技、木偶等。

从这一年开始或者更早，52岁，且以“为祖国山水立传”为帜的画家李可染，已经登上了“爱国李家山水画”的旅程。

他在当年《美术》杂志上撰文表达：“山水画是对祖国、对家乡的歌颂，——‘江山如此多娇’，中国人的‘江山’、‘河山’一词都是代表祖国的意思。”

“画画不单是依靠‘视觉’、‘知觉’，更重要的是还必须画‘所想’，由‘所见’，推移到‘所知’、‘所想’，即在个性中体现共性。”

“由‘所见’，推移到‘所知’、‘所想’”，看来这是一个既辩证又唯物主义的艺术哲学。然而，下面的很多事实，将会说明这个理论中，备受追捧的观点是如何不诚实。

清华大学教授王鲁湘曾说，“闭着眼睛所能清晰观想的李家山水，却又总是那么几个经典意境：杏花春雨、漓江胜景、峡江帆影、黄山烟云、井冈雄姿、幽谷鸣泉、万山红遍……由景而升华为境，就是‘采一炼十’的美学目标。”

如此美妙的人间仙境，如果说给健忘的国人、没有经历那个年代的大学生，无疑既卖座又叫好，还不会触及任何现实暗礁和限制。但是，“当数百万人在一次饥荒中死去，我们就很难不去思考，有些极其罪恶的事正在发生。”

阿玛蒂亚•森的这个难以抑制的“思考”，就是本文“公共行为”的支点之一。

森所倡导的公共行为，包括国家活动和民众的社会行为。双方不仅合作，还有对抗。就个人而言，关注他人生活，帮助同胞渡过难关，就是积极参与公共行为。记者、党派、团体、艺术家、救济机构以及民间活动家，都是百年来经常冲在一线的群体。这是属于人的基本责任，以及来自共享人性的召唤。

“如此多娇”这座“纸上的江山”，带着幽谷、烟云、雄姿、杏花春雨等经典意境，分别在上海、天津、南京等八大城市轮番展示。那么，1959年的中国江山到底如何？

2.人间家园

在北京，1959年4月6日，国务院秘书厅汇总山东、江苏、河南、河北、安徽五省缺粮情况报告；4月9日，又送上15省春荒情况统计报告，说有2517万人无饭吃。

年底，中央书记处书记彭真，在全国电话会议上强调：“省里饿死人是一个省的问题，北京死人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问题。”时任贵州省粮食厅副厅长王民三回忆说，上级要求保北京，已经饿死人的贵州，被迫调一亿斤粮到北京。

在武汉，1959年1月，武汉市只剩下够用一天的存粮，为了救急，把从四川运往上海的粮食扣了。

4月底，老家人给湖北浠水中学学生杨继绳捎话回家。杨继绳当即请假，领取了停火三天的3斤大米。回到乡下，眼前的景象让他震惊：仅隔两个月的光景，门前的榆树没有皮，地下的根也刨光了，没有狗叫，没有鸡跑。皮包骨的父亲，此刻已不能咽下杨继绳用带回的米熬制的粥。三天之后与世长辞。

在广州，1959年1月27日，广东省委赵紫阳报告了雷南县干部解决粮食问题的办法：目前农村粮食紧张是生产队和分队进行瞒产造成的。要求对拒不交待的瞒产干部，给予处分，甚至法办。毛泽东对此批示：“在全国是一个普遍存在的问题，必须立即解决。”

在南京，全省从1月开始，邳县、新沂等地出现农民向邻省逃荒；一些地区出现严重死亡，其中宝应死亡35391人，高淳饿死近2万人。

在上海，1958年6、7月间，上海市奉贤县提出“用杀人之心搞生产”，全县范围内发生捆绑吊打，乱斗乱关乱罚等现象，造成960人死亡。在兴修水利时，将全县农家9000多台织布机拆掉，连社员的门板窗、地板、板壁也要拆走，还挖掘墓地里8000多具棺材。

四川省的饥饿，从1958年到1962年，历时四年，是全国饥饿时间最长的省份。人口死亡约在1000万左右，是全国连续四年人口负增长的唯一省份。

时任重庆市委办公厅副主任廖伯康说：省委书记李井泉住在重庆潘家坪招待所的时候，几乎每天吃了晚饭先看电影，再打桥牌，或者先看戏再跳舞。看电影是专场，看戏是堂会。跳舞、打牌到凌晨再吃夜宵。

在西安，大饥荒期间陕西非正常死亡人口为18.7万人。之所以死亡人口少，人口学家曹树基认为，可能与近百年来陕、晋发生过饥荒有关，这些地区民间重视、珍惜粮食，成功化解了政府的高压。

在天津，市委1959年6月送上庐山会议的材料表明，各区党员比较一致否定大跃进，对大办钢铁、人民公社提出怀疑和指责。蓟县在1960-1962年间食物中毒2672人，死亡60人。武清县1960年4月食物中毒5252人，死亡40人。

1959年上述八大城市，至少有五个在为毛泽东修建别墅或宾馆。中央政府用10个月时间，边设计、边备料、边施工，采用人海战术，坚定地完成了北京十大国庆工程，包含博物馆、宾馆、会堂等。1959年9月25日，人民日报以《大跃进的产儿》为题发表社论，盛赞这些建筑“是我国建筑史上的创举”；在21世纪，十大国庆工程仍被誉为“镌刻着共和国的气魄与胸怀”的“丰碑”。确实，这些金光四射的建筑目前依旧结实耐用，但在饥荒中与民争食的特征，还是被强制性地处于遗忘状态。

爱尔兰饥荒与画家

1.民间传统，爱尔兰把荒年称为屠杀年

18世纪中期，爱尔兰一次饥荒导致约240万人死亡。爱尔兰民间传统，把饥饿的1741年称为屠杀年。英国国家社科院院士彼得•格雷评价说，“然而，这次灾难几乎已经被遗忘了，在该世纪末（指18世纪末——编者注），饥荒没有被看作是政治范畴，而后长期的经济增长和人口增长加速了这种遗忘。”

被马铃薯安全喂养了近百年的爱尔兰人，谁也没有料到，1845年9月，马铃薯霜霉真菌出现在东部，首先攻击叶和茎，接着攻击地下根块；一个月内蔓延到爱尔兰西部。

2.1840年代的爱尔兰大饥荒

画家达尼埃尔•麦克唐纳，1847年绘制了油画《爱尔兰出现马铃薯霜霉毒病》。画面上夕阳正浓，一位中年农民目光呆滞、表情惊诧，裤腿挽露坐在一堆马铃薯旁，仿佛在追问：这外表好看的土豆怎么里面会腐烂了？目前此画收藏在都柏林大学。

当时植物学家作出“马铃薯灾害是爱尔兰潮湿的气候及夏天的湿度造成”的错误判断，1848年病害卷土重来，马铃薯的产量损失一半。

这次饥荒暴露出严重的政治问题：“在爱尔兰人死于饥饿时，大量粮食却被从爱尔兰出口到英格兰。在英格兰与爱尔兰漫长而频繁的历史纷争中，还从未出现过招致如此愤怒、使两国人民如此怨恨的事件。”

最近的研究表明，除去移民，爱尔兰饥荒中死去约110万人。这个数字接近曹树基计算的中国甘肃省1959－1961年饥荒期间的非正常死亡人数。

3.画家成为民族守夜人

抵制严重饥荒的公共行为，不是一个施舍或者仁慈的再分配——爱尔兰的画家，以自己的才华，通过有效的方式勇敢地闯入每一个可以实施人道、批判、救济的角落。许多人在挨饿，一个人怎能独自在温泉别墅享受绘画——漠视他人生存现状的自私从来就不含美。

仅就《爱尔兰大饥荒》一书提供的资料，统计分析：

涉及的画种有黑白版画、彩色石版画、速写、漫画、水彩画、木雕和油画。数量约计120幅。

作品时间跨度，从灾害发生的1845年11月22日《泰晤士画报》，到1900年4月《自由爱尔兰》的封面。跨度为55年。

参与大饥荒创作、披露甚至报道的画家，在80－100名之间。

艺术家詹姆斯•马奥尼，1847年1月参观了斯基柏林地区，遂从2月20日开始在《伦敦新闻画报》上，发表了大量速写和笔记，向公众展示饥荒的可怕：“任何羽毛笔、任何铅笔都无法描绘出斯基柏林的恐怖，在这里我看到垂死者、活着的人，一个挨一个横陈在冰冷大地上的死者，将他们隔开的只有他们褴褛的衣衫。”

他的速写展示这样的景象：在卡尔拉一对瘦骨嶙峋、破衣烂衫的男女青年，在已经收走土豆的土地挖掘找食；在迷尼恩斯村，石板搭成的茅草窝孤独空寂，野狗在村中吞食尸体……

画家艾尔斯金•尼克尔，从1851年画出第一幅《爱尔兰一家在窝棚中的景象》水彩画开始，到1871年画出《爱尔兰移民抵达利物浦》，20余年连续关注饥荒相关生活，颂扬人性的尊严，谴责人性的堕落与地主、警察的残暴。他连续创作《车站中的爱尔兰移民》、《出发前》、《回国后》等四幅大画，描绘移民生存现状。

尚未找到移民途径的农民，受到地主驱逐。艾尔斯金•尼克尔绘制的《驱逐》，现藏爱尔兰国家画廊。画面1/3背景风起云涌，一束阳光从乌云缝里投射在刚离开被拆家园的一家七口人头顶上。过了8年，艾尔斯金•尼克尔又创作了《驱逐布告》，把地主、警察也一并拉入画面，更深刻地表现驱逐制度的残酷和血腥，把罪恶定格在历史中供后人批判和思索。

20年内执着创作9幅饥荒题材的巨幅画作，画家尼克尔的洞察力、人格魅力随着他天才的绘画才能，与坚持反饥荒社会行为的良善美德并行到今天。

还有著名画家乔治•弗雷德里克•瓦茨，为了表达自己对他所处时代的贫穷和不公的愤懑，1849－1850，两年内创作出《爱尔兰大饥荒》系列作品四部，以艺术表现道德思想，“用线条和色彩的崇高去严肃地影响人的心灵”。

在人类的美德面前，艺术无禁区；但艺术也有禁区，就是绝不为专制或者邪恶歌唱。画家的职责仿佛就是和媒体配合监督政府、批判政府官员。

爱尔兰饥荒时期，画家心手不相欺，批判并寻找饥荒的原因，成就一种善，一种大美，实现对艺术伦理、理性和德行的最大尊重。

例如，饥荒初期《泰晤士画报》的版画《部长的梦》讽刺英国首相皮尔把爱尔兰的饥荒和积弊，归结为其社会落后；后来，漫画《播种计划》又讽刺新首相鲁塞尔通过移民和基建的“远水”，来解决饥荒的“近渴”。

这样的版画批评，促进了公众在饥荒中的自身的觉醒，以及对饥荒引发变革的理解。

从绘画内容来看，除上面提到的饥荒惨状、移民、饥荒引起的社会失衡外，还展现了宗教纷争、政局动荡、地主专横，以及政府腐败、救济不力、司法问题、驱逐制度、集会起事、造反失败、逃亡、死亡等，几乎涉及到饥荒的各个层面。

通过各新闻媒体及时跟进，版画、漫画如同图片新闻，广泛引人关注；而稍后跟进的油画、水彩画、彩色石版画等，就像深度报道、专题研究，某些作品得以成为经典，进入大学、博物馆为大众观瞻。

爱尔兰画家们不仅自觉为饿殍招魂，而且为大饥荒留下更为形象的见证，为提升人类心灵潜在的高尚，画下不朽。

更为重要的是，在这场一百多万爱尔兰人死亡、两百多万流落异国的饥荒之后，爱尔兰人痛定思痛，掀起此起彼伏的独立和改革浪潮。爱尔兰1922年成为自由平等民主国家。此时，距离饥荒过去72年。

大饥荒中的中国画家

1.国穷民饿，画界有“桃源”

阿玛蒂亚•森质疑：“中国1958-1961年爆发的饥荒，是紧跟着1957年后试验的‘大跃进’的垮台爆发的，大跃进的失败开始得到普遍认识，然而，饥荒的存在却古怪地没有被公开调查，甚至被公众的意识遗忘了，直至近期。”

1959年1月，55岁的画家傅抱石，在《美术》杂志发表《政治挂了帅，笔墨就不同》，宣布中国画找到了新的创作方法，即党的领导、画家、群众三结合的办法。

关于党对画家创作事业的领导，傅抱石的文字姿态低到谦卑——“当领导同志为我们的创作反复推敲、又高兴又婉转地提出意见，特别指出某部分的缺点时候，真是令人激动又令人佩服。当我们经营某一主题，如《人民公社食堂》而遭遇困难无法解决的时候，领导同志既谦逊而又极其中肯的讲话，帮助我们打开了思路，解决了问题；又当我们紧张、愉快地完成了初稿时，我们自己也知道还存在很多问题，而我们听到的却是鼓励，和解决问题的办法。”

这年6月，傅抱石应湖南人民出版社邀请去韶山写生，出版社安排本社编辑一名、省群艺馆长及本省画家一名陪同。路经湘潭，湘潭地委书记亲自前往宾馆看望，增派两名湘潭日报的摄影记者作为向导和导游。傅创作了《韶山全景图》、《韶山组画》。

1959年比傅抱石小三岁的李可染有如下年度计划：（1）风景画，继续写生。内容为美丽河山、城市风景、新的事物、农村、工业风景。（2）人物画，素描练习、水墨、色彩。（3）外地写生，武汉、湖南农村、长沙、桂林、阳朔。3－5个月。（4）在颐和园写生1个月；长城5天；北京城1个月，地点北海、中山公园、文化宫、故宫、天坛、碧云寺、胡同、大街等。

春天，他前去桂林写生，创作了《象鼻山南望》、《桂林山水》等20余幅水墨画。

王鲁湘几十年后评价说：“这是他一生中最后一次系统深入地外出写生……不仅画‘所见’，而且画‘所知’，‘所想’，从最近处一排屋舍到最远处一排山影，多至26层，画出的不仅是他见到的桂林，而且是他知道的桂林，想象的桂林。”

返回北京后，李可染根据毛泽东诗词《清平乐•六盘山》创作国画《六盘山》。陈湘波认为：李可染一改在写生中的一边一角的小景风情，高山峻岭的蜿蜒山道上，以不尽的红军队伍，表现了“今日长缨在手，何时缚住苍龙”的主题，这张作品可以说是李可染山水艺术风格的形成标志。

“大跃进”后的李可染，绝不仅仅画“所见”，更要画“所知”，“所想”，宣传红色江山——“我们作山水画，就是为祖国河山树碑立传”。

但李可染似乎从来没有“见过、想过”以下情况，也没有对此“知过”。在画家的视觉、知觉、思觉里，那个年代饥荒从来没有存在过。

2.“四面楚歌”：档案里的“所见、所知”

1959年李可染广西写生邻近地区的档案摘录：

云南曲靖地区陆良、罗平、师宗等县相继发生饥饿死亡。

1958年2月到9月，陆良发生浮肿病33319人次，占总人口的13%，因浮肿死亡的5203人，后来统计，死亡12912人，占总人口5.6%。

7月，全省浮肿11万多人，死亡2万多。10月10日，全省累计浮肿33.8万人，死亡39712人。边界地区外逃农民向贵州和广西境内涌入。

贵州的情况也糟糕，省粮食厅副厅长王民三，1959年2月底至3月初去邻近广西的罗甸、独山、凯里，发现食堂断粮的较多，罗甸传言玉皇大帝要抢粮仓，独山社员不出工，发现好几起闹粮荒的风。

相邻的广东高要和罗定一带，1959年2月下旬，高要县莲塘公社开始闹粮荒，饲料吃完了，开始吃种子，种子吃完了，各种饥饿疾病来了。4月，死人占年终总人数5%；7月，死人占10%。

罗定当时叫罗南，饿死人最多的有千官、平台等四个公社。江门地委后来瞒不下去了，得出的统计为1960年1月到8月20日，浮肿、死亡在全县一半的公社发生，死亡达17000多人，占全县总人口2.62%。由于行政不作为，1959年的死亡没有统计，但民间记忆留存了下来。有一个叫曾北数的农民，临死前躺在床上哭喊：“共产党，给我一点粮食吧！”叫了两天得不到一点粮食而死去。

相邻的湖南，属于全国非正常死亡前7名的省份；1960年，官方自己统计的死亡率为29.42‰；人口增长率为-9.93‰。而且全国连续两年人口负增长的四个省份就有广西、湖南。曹树基统计的湖南非正常死亡人口，约在248.6万。

画家正在“对景写生、创作”的广西，1959年被饥饿四面楚歌包围，自身也陷入极端饥荒之中。

1958年9月9日环江县放出水稻亩产13万斤的大卫星，征购任务是上年度征购任务的4.8倍。完不成就开始抢粮。四、五月份就开始死人。

城关公社唐兰大队党支书崖日坚，因开仓放粮被开除党籍，撤销职务，连续批斗。一次斗争会后，这位30多岁的农民饿死在回家的路上。一些人外逃到贵州、金城江等地乞讨，县委下令追捕，集中关押。在关押中死去44人；在追捕中，水源公社书记韩祖文曾按着县委书记指示：“外逃人员，经动员还不回来的，就打死算了。”

1960年，据官方人口数据，广西是全国12个人口负增长的的省份（-10.06‰）；死亡率超过20‰的县市有72个，环江县的死亡率为131.66‰。三年期间整个广西非正常死亡，为93.1万人。

而桂林好像画家的天堂、诗人的梦乡。

诗人贺敬之，此时写下了极其著名的《桂林山水歌》；画家叶浅予创作了《桂林山水》、《荷花舞》等超脱题材作品。

事实上，桂林的情况并不妙。

1959～1961年，市区年均死亡率为15.04‰，比1965～1979年14年间的年均死亡率5.12‰高出近两倍。1961年1月17日，227个单位6768人在大搞代食品运动中吃野山薯中毒，其中较重的1211人，928人住院治疗，5人死亡。

据王民三老人回忆，饥荒期间，省际间农民相互外逃的特别多。其日记中记载最后一次省际逃亡潮时间为1973年2月25日。流入贵州的，一般来自广西、湖南和四川。

3.画饼充饥：画家的“反饥荒”行动

民间饥情四起，政府屯粮、出口并不客气。1959－1960年，国家粮库约在887.03亿斤到286.32亿斤之间；春荒最糟糕的时候，库存达到403.51亿斤，折合原粮482亿斤。

1959年粮食总产减少的情况下，出口达到415.75万吨；相当于500万吨原粮。家禽、水果、鲜蛋、鱼等也大量出口，活猪出口71.87万头，猪肉10.96万吨。

因饥荒遍地，猪根本长不大，就被提前出栏完成出口任务。捷克总理西罗基，写信向周恩来总理抗议：“一是交不了货，二是交来的不敢在市场上销售，质量太次了。”

不管那些瘦猪在捷克市面上后来的境遇如何，1959年10月，捷克为庆祝中国国庆10周年，在布拉格举办了“李可染画展”。

1959年，在维也纳“第七届世界青年联欢节”上，广东画家杨之光的巨幅国画《雪夜送饭》、蒋正鸿的木刻《新城市》获金奖。莱比锡国际书籍艺术展览会版画比赛中，吴凡的《蒲公英》再获金奖。

这些美丽炫目的奖项，给世界营造了中国太平盛世的景象，却掩盖不了当时中国大地遍野白骨的真相。

1959年生活在城市的中国画家，无视悲惨的底层生活，看不见逃亡、饿毙的饥民，热烈响应组织号召，积极创作宣传党史题材的作品。

先来看看北京美术界。

油画，詹建俊创作了《狼牙山五壮士》，罗工柳《毛泽东在井冈山》，王征骅《南昌起义》，蔡亮《延安火炬》等大型油画。红色雕塑家张松鹤创作了毛泽东铜雕坐像《运筹帷幄》。

国画，李可染根据毛泽东《七律•长征》创作一幅山水画。

黄胄创作了5.1平米的巨幅国画《赶集图》（又名《载歌行》），邓拓特地题跋：马儿驰，驴儿驰，生活而今胜旧时……又根据小说《红旗谱》创作《春兰图》，贫穷农民的女儿春兰，戴银挂玉在思考革命问题；喜气连天的《丰乐园》还获得大奖。

陕西画家石鲁，这年40岁，创作国画《转战陕北》、《高山仰止》。石鲁自信地说：“画有笔墨则思想活，无笔墨则思想死，画有我之思想，则有我之笔墨；画无我之思想，则徒然作古人和自然之笔墨奴隶。”石鲁当时大脑里的“思想”，似乎是毛泽东思想的同义语。

1959年8月，傅抱石、关山月被召进京，根据毛泽东诗词《沁园春•雪》创作国画。《傅抱石传》显示，创作期间傅抱石曾请周恩来批酒喝，得到两箱茅台。

为了创作这幅中国历史上前所未有的大画，专门成立“磨墨组、制笔组、接纸组，并抽调了许多为绘画服务的工作人员”。荣宝斋供应了30多张古丈二匹宣纸，每张宣纸单价60元，可供五六口之家一月伙食费。

当初傅、关两人拿不定主意时，陈毅给画的内容提了个醒，郭沫若主张把太阳画出来。完成的《沁园春•雪》的近景，是江南青绿山川、苍松翠石；远景是白雪皑皑，山舞银蛇；中景连接南北原野，黄河长江横贯。

周总理看画后提出，太阳小了一点且位置低了。放大到将近一米后，才找到合适位置。

5.5×9米巨幅画完成后，毛泽东亲自题名：江山如此多娇。

可以说，国画《江山如此多娇》由傅抱石、关山月、毛泽东共同完成，周恩来担任“艺术总监”。

1960年，中央美术学院青年教师孙滋溪和秦岭等15人集体创作《当代英雄》（素描），试图以众多普通劳动者与领袖毛泽东一起阔步前进的大场面，表现“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的主题。“作品的新颖构图与大跃进年代的社会心理气氛十分吻合，素描稿发表之后，引起全国美术界的关注。”

河南画家、师范老师陶一清，1960年为了纪念红军长征，开始重走25000里长征路，历时五个月，画下《万水千山》、《延安颂》等画作，并成为圣地红色画家的知名人物。

1960年9月，中国文联、美协等四团体，派出衣冠整洁的代表，联合举办俄罗斯画家鲁勃廖夫诞生600年、西班牙画家委拉斯开兹逝世300周年、日本画家葛饰北斋诞生200周年纪念展览会。看到这则消息，令人感到：眼前遍地中国饿魂不仅无人掉一滴眼泪，而且迄今无一张公之于众的画作祭奠。

大饥荒过去50年了。不允许检讨，没有诚意忏悔，结果只能混淆是非，扭曲伦理底线，误导今天的青年人乃至收藏界对绘画作品及其品质的认知。反饥荒的公共行为，不仅包括政府为公众做了什么，也包括各种人物和政府的交易是否正当，以及公众为自己做了什么。

关山月从1951年到1995年，红色创作时间跨度长，数量巨大

4.图画江山，争说当今“黄河清”

1960年，北京非正常死亡1.55万人、上海1.44万人。7月12日，北京、上海、天津、辽宁等地告急，粮食库存2到6天。

这年诞生了国画《主席走遍全国》，家喻户晓的毛主席面带亲切微笑，右手拿草帽，左手掐腰，行走在中国大地上。

7、8月间，中国美协换届，傅抱石进入副主席的行列。9月25日，傅抱石率领“新金陵画派”钱松嵒、亚明等十三人组成工作团，赴豫、川、鄂、湘、粤、陕六省，开始为期三个月二万三千里的红色之旅。

豫、川、鄂、湘、粤、陕六省，在1960年的饥荒程度如下：

死亡率超过20‰的县市：河南有63个，湖北38个，湖南64个，四川75个。

死亡率超过100‰的县市：河南11个，四川16个。

以上六省根据官方人口册子统计，1960年非正常死亡分别为：139.38万人、299.42万人、34.28万人、64.67万人、24.38万人和2.1万人。

傅抱石率团在河南停留8天。

郑州艺术学院接待时，桌子上放着一串串红黑透紫的葡萄，在农村找了很多地方才买到。谢瑞阶院长说：“中原人民之难，师生皆终日外出觅可食之物，无甚招待。”主人正说时，“见窗外老榆树下有黄脸学生在采榆钱儿……”

到了三门峡，参观大坝。傅抱石国画《黄河清》的创意就来自这里，在他创作前不久，老画家丁士青先行创作了一幅《黄河清》，傅抱石曾经大加赞美。

《黄河清》典出“黄河清，圣人出”，画家们在三门峡争说黄河清，显然是力争政治正确，而饥荒之年，“圣人”在哪里？

陕西境内20天。

在西安，下榻省政府招待所，五个老先生住套间，三个学生住三人间。

乘苏式吉普到了延安招待所，晚餐相当丰盛。9月30日早石鲁宣布工作计划：“党号召我们表现延安作风，这是当前党的重大任务之一，这不仅是艺术活动，也是党的政治任务。”三天中，参观延安博物馆等七地，看电影《边塞烽火》。10月4日踏上返回西安旅程，洛川县委接待规格按中国美术家协会副主席、全国政协、人大代表标准，有山羊肉、炒鸡块等，较为丰盛。

10月6日亚明在会议上说：“省府都督接见，沿途县府衙门接待，这就是党和政府对我们的要求。美协陕西分会对我们的接待也无微不至，物质和精神生活都安排的好，全套人马随我们跑，安排了一切。”8日晚，招待弯弯腔《借水》、《燕》；10月12日游华山。15日下午四时，五老画家坐软卧离开西安，三青年硬席。

一行人在同期全球饿死人最多的四川境内22天。

一到成都，当晚招待川剧《卧薪尝胆》。

18日上午，杜甫草堂邂逅巴金，傅抱石问巴金，“您来成都有任务吧？”巴金说：“国家困难，大城市供应紧张，四川相对要好一些，上面要我回家乡看看。常回家乡看看有好处，住一段时间，也是减轻大城市的负担。”

五天中，参观武侯祠、望江楼等。参观新民公社食堂后吃午餐时，菜肴丰盛，有鸡、鸭、鱼、肉，“虽然当时国家遭受自然灾害，但天府之国灾情不重，成都供应较之河南、陕西要强些。”

23日到乐山，“在乐山凌云山下的路旁，我们曾见有一老妇尸体，破烂的衣着，脸色菜黄，显然与长时间吃不饱、营养不良有关。大家低着头走过，心里不好受。”

24日去峨眉山，省文联考虑周到，特在乐山买了一篓皮蛋由向导背着上山。25日路过雷音寺，“宋文治抓紧画了雷音寺破旧寺庙速写，以后他以古寺为素材画成了《峨眉山公共食堂》，食堂内有许多社员在吃饭，食堂前后为绿树衬托，呈现出欣欣向荣的景象。”

10月31日，在杜甫草堂装饰古朴的餐厅，省委宣传部长李亚群请客，“我们尝到了四川的小吃，有龙抄手……还有赖汤圆，是以糯米粉、豆沙馅儿做的，每小碗三只……还吃到了香炸金糕和银糕、肥肠粉、四川苕饼、醉魔芋、钟水饺等等，共端上来20余种小吃。初吃狼吞虎咽，后来摸着肚子喊吃不下了，但还是往上端……”

临行前两晚，招待戏曲《刘三姐》等演出。11月2日，老先生们继续乘软卧去重庆。

亚明说：“走了这么久，现在回头去算一算，要是弄得好，可以搞黄河清、延安颂、江山娇、钢厂赞。这些都是大题材……大家要动脑筋去找。”

四川期间，傅抱石创作了“漫游太华”（《待细把江山图画》的初稿）、《陕北风光》、《峨眉处处有歌声》等作品。

11月13日，乘“民众号”奔赴武汉，傅抱石、钱松嵒、亚明乘一等舱，其余先生二等舱，三个学生四等舱。湖北境内7天。

湖南境内12天，参观领袖故居、杨开慧故居等。

在广州，原计划停留20天。但12月6日，江苏画院发来电报，要求结束写生，参加机构改革。9日写生团提前结束旅行，陶铸留下傅抱石、钱松嵒、亚明等，在从化温泉设宴招待。

这里风光绮丽，桥横翠波，是风景疗养馆。宴请的一个目的是答谢，陶铸曾请傅抱石根据毛泽东诗词《蝶恋花》为自己创作一幅国画。

陶铸说：“山水画家多接触大自然是对的，历代大名家既重视生活又有很高的文化素养，傅老根据毛主席诗词《蝶恋花》所作的国画就体现出很好的意境……”晚饭后，陶铸叫服务员拿了两瓶茅台酒，赠送傅抱石。

1960年5月中旬统计，广州郊区、从化、花县患水肿达2.5万人。

两万三千里红色之旅记录中，最让人揪心的，是乐山风景区凌云山下饿毙的老妇；最令人愤慨的，是吃饱喝足、体力充沛的写生团走过饿毙的衣食父母，脚步冷酷没有片刻停留，更没有像写出《瘗旅文》的古人那样，掩埋同类的尸体。

不能坚守人文关怀、勇于给自己心灵做主的人，甚至也不敢给弱者支持的人，怎么能冲出思想的禁锢，承担应该承担的公共责任？

对此行为的诠释，还有一种说法——

李伟铭在为“关山月的梅花一辩”中说：“在某种意义上，也未必不能看成是一个善于审时度势的艺术家，在逆境中，实现自我保护并由此而使自己的艺术生命得以延续的方式。”

理由看似充分。但是，饥荒期间上述画家并非处于逆境，他们过着接近高干的奢华生活；其次，花着纳税人的钱四处延续艺术生命，看见纳税人逃荒乞讨、屡屡死亡——这个“时”、“势”，难道就不需要“审”？饿魂的生命要不要保护？艺术的底线在哪里？

5.饥儿何处埋，难解《春放图》

饥荒对儿童的肆虐，比战争更凶残，表现为被迫忽视其脆弱、遗弃、贩卖、失明、瘫痪、疾病死亡，甚至谋杀。

1958年上海市奉贤县在“深耕深翻”、“兴修水利”中，提出“用杀人之心搞生产”，全县范围内孩子生病不准父母请假护理，造成儿童死亡411人。

1960年李可染画作，大致集中在柳溪、渔村、雅园、牧童田园生活上，创作了《柳溪渔艇图》、《雨后渔村》、《春放图》等。

《春放图》看上去清晰漂亮，内容浅显天真——牛背上的孩子放着风筝，脸型微胖、着装整洁、举止斯文，完全不是1960年的牧童，更像重点小学高干子孙的翻版。那水牛迈步的姿态，俨如传说中慈祥的1960年生产队长。仔细观察，系列牧童的形式、神态、衣着，从1960年到1986年宛若一个模子里出来。

事实上，1960年代，中国很多农村已经看不到牛，也难以看到其它动物了。牛大量用于出口，这个期间出口活牛22.15万头。另外，饿死和被生产队宰杀的耕牛相当多。私自屠宰的，要么被判刑，要么被打死。

王民三在贵州黔西县凤凰公社调查，1959年冬到1960年春，全公社死亡467人；饿死和宰杀耕牛360头，占30.7%。

在湖北，寄宿生杨继绳的父亲负责饲养队里的一头水牛。饥荒后的一天，浮肿的父亲托人叫他回家——生产队偷杀了这头牛，家里分了1斤牛肉，特地叫孩子回家——杨父不吃，“说这牛和他关系太好了，牛通人性，他吃不下。”

随着饥荒的超长蔓延，动物世界也难见的惨烈，发生在人间。

据江苏高邮县志记载，1960年高邮县，非正常死亡17000人。三年期间一共死亡3.7万人，其中1.7万名是儿童。

在桂林，1960年社会弃婴增多，福利院当年收养弃婴230人。上述统计仅限城镇，很难统计广袤山村还有多少饥饿的婴儿被弃之荒野。

据江苏省卫生厅报告，宝应县城到1960年4月，拾到弃婴927名，其中死婴153名。

曾经富饶的宜兴，铜峰公社黄童大队农民卢洪生饥饿浮肿，用剪刀将儿子喉管剪断后，把内脏拿出来吃了。

画家李可染的老家，也是江苏的。

1961年7月中旬，河北省卫生厅报告，在黄骅、静海、东光、汉沽等地，儿童成批发生失明和瘫痪症，部分儿童长期瘫痪……

贵州王民三日记中，人吃死人、人吃亲人乃至孩子的事件有10多例。1961年1月8日，印江县发现一个书记逼迫老人打死一个孩子煮来吃的惨剧；2月2日思南一妇女杀死两个小孩煮了吃；毕节、贵阳均有人吃人的事件；5月13日，水城南开公社，有11起死人被活人吃掉的事件，其中5例是将小孩活活打死吃掉的，6起是将埋在土中的死人挖出来吃掉。

对艺术家而言，任何时候的公共行为，都不能摆脱公民责任、享受无视民间疾苦的特权和荣誉。艺术作品本可以启发人类理解世界，感受文明正义的观念、反应、情感以及立场。大饥荒中的绘画，起码应唤起中国人对饥饿孩子和农民的一丝同情，此事过去50年了，为了那些逝去的幼小生命以及当代儿童的未来，应该郑重梳理和重新检视了。

6.国不畏民死，画里逢盛世

1961年6至7月，中国美协召开三次“革命历史画创作座谈会”，研究历史画群众场面的描写，领袖与群众关系如何表现以及革命挫折中悲壮题材的处理。此前1960年为了保证食物供应，北京油画家被组织安排在东方宾馆创作党的历史题材画。

陈履生撰文披露：“与会者认为，表现好这种题材，关键在于：一立场，对事实的正确理解；二艺术处理，形式和内容统一。”

会后，艾中信创作了油画《夜渡黄河》，全山石完成了《英勇不屈》，靳尚谊展开《十二月会议》，林岗完成了《狱中斗争》……

这年，革命博物馆再次组织旨在宣传革命历史的绘画创作，产生了罗工柳的《毛泽东同志在井冈山上》、詹建俊的《毛泽东同志在全国农民运动讲习所》、侯一民的《刘少奇同志和安源矿工》、靳尚谊的《毛泽东在十二月会议上》、王恤珠的《金田起义》以及王征骅的《武昌起义》等。

这批在“统一意志，统一步调”下完成的绘画，对饥荒、人命均闭口不谈。

此时，距离北京很近的沧州一些县，农民每日吃粮平均2两多点。河北省委10月统计，截止9月底吴桥等11个县月死亡率都超过9%。沧州专区5月至9月，分别死亡401、682、839、1184、2045人，10月份半个月竟死亡1414人。

再来看看长安画派。

1961年，石鲁创作了国画《在南泥湾的途中》、《东方欲晓》等。《东方欲晓》用枣树背后透出的灯光，表现党的领袖当年的延安窑洞生活。枣树背后的“另一种延安生活”，如韦君宜、李慎之、李锐、王实味等延安受难知识分子的记忆，石鲁曾经亲身经历并看到过。但崇拜“石涛和鲁迅”的石鲁，关注点集中于听从党的宣传指令，饥荒前后，创作毛泽东诗意和革命圣地绘画约10张。何海霞创作同题作品5张以上。赵望云与他们一道，在饥荒期间风光地举办过省际巡回展览。

据陈湘波统计，岭南画派代表人物关山月，饥荒前后，革命圣地写生画作大约77张，圣地创作画有13张，毛泽东诗意创作不少于5张。

据王鲁湘撰文：1960年后连续三年，李可染冬到广东从化温泉，夏到北戴河海滨，进入“白纸对青天”的创作状态，享用着“极为舒适也少有干扰的优越环境”。

在画家极为舒适优越之时的从化，农民水深火热。1961年1月，从化对全县3000多名患水肿病群众，分别集中到公社和大队治疗；52种商品凭票定量供应，1962年10月后部分才得以取消。饥荒带来高物价，猪肉每公斤17－24元，鸡项每公斤12－18元，直到1965年价格才回落。

据官方称，从1959年开始，到1961年末，从化农民大部分靠土茯苓、蕉头、米糠充饥，导致营养不良、水肿、子宫下垂等疾病流行。三年死亡率分别为15‰、58.74‰和14.9‰，而常年死亡率为5.3‰上下。

在“白纸对青天”度假的秦皇岛市，饥荒期间，全市人一起出动采集干菜80.9万斤，各种秋叶305万斤，打杂草847万公斤以度荒年。当年因误食苍耳子中毒者甚多，仅昌黎县中毒万余人，死亡14人。抚宁区汉台头营公社大山头大队发病率占总人口的37.5%；昌黎县饥荒期间患者达2万余人，占总人口的8.18%。

最困难的两年里，秦皇岛总人口分别减少0.98、0.99万人，连续两年出现人口负增长；而民国年间境内屡经战乱，还有日本势力入侵，总人口仍呈增长趋势。根据官方统计数字，最饥饿的1961年非正常死亡人数为11945人。

1961年，李可染54岁。在秦皇岛创作《人在万点梅花中》、《牧牛图》、《牧童牛背放风筝》等；在北海之滨创作《杏花春雨江南》。饥荒前后，诗意圣地创作画有《长征》、《山河颂》等7幅，1970年代又有10多幅“井冈山”，获得大饥荒、大浩劫中的“大丰收”。

1962年，黄胄创作了巨幅国画《奔腾急》和《海南女民兵》。后一幅画中，有两女民兵左肩挎枪，还有两支枪用枪刺代替枪管，显然只要政治正确，可以罔顾常识，并继续在2011年的国家博物馆当作国宝展出。

1962年，42岁的程十发创作了连环画《胆剑篇》，称用来鼓励人民渡过三年自然灾害。

《胆剑篇》描述越王勾践卧薪尝胆、雪耻复国。三年饥荒是执政人祸，受害人不是皇帝而是万千草民，用“卧薪尝胆”这样的御用故事，岂不是模糊、回避了灾难的起因和补救措施？

谁在同人民一起卧薪尝胆？显然不是现任勾践集团。制造人祸的，是统治者本身以及拒绝纠错的体制。我们画家的思考还停留在古代明君治国的层面。

饥荒期间，中国画家整体失声，生命价值低于粉饰任务，后果即是：可以无人，不可以无画；画家们轮番巡展、四方写生，找到了所谓革新山水画的突破口，与其说是“对景写生、对景创作、一手现实、一手传统”，不如说是“对苦不动、对难不呼、见危不帮、见死不救”。

7.后饥荒时代的坚守与遗忘

阿玛蒂亚•森曾分析：当时中国地方上的公共分配遭到全面破坏，由于政府征收的粮食急剧增多，农村地区的问题更加恶化；此外，中国没有一个对抗性的新闻界与容忍反对势力存在的政治体制，饥荒肆虐三年，不仅世界被蒙蔽，而且本国人可能并不知道各地面临问题的普遍性。由于缺乏及时的反对声音，强化了地方政府的无知，如含有政治动机的粮食产量虚报方面，愚弄了决策者。

1962年，中国进入饥荒后时代，但农民还没有从饥饿的身心巨创中走出来。

这年2月，王民三在贴近广西的贵州罗甸县调研，入冬以来又饿死27人，有27户将小孩卖掉或送人，有18户妇女出走或改嫁。2月19日，在独山大显大队，又死亡15人，有浮肿病人32人，30%的户已经断粮几天，妇女改嫁，卖儿卖女的更多。走访20户，只有小队长家吃大米和包谷饭，其余全是煮青菜汤喝。

2月21日，都匀卫生局报告情况，全州现有浮肿病人16000人，1月死亡270人。

2月26日，贵州徐副省长听取汇报，四川逃难来贵州的人，遵义有3万多人，铜仁沿河有8000人。

据江苏高邮、建湖等7县统计，直到1962年还有病人15万多，占7县总人口的4.5%。

1962年，北京画家姚有多创作了《新队长》：一群农民，在一个可爱的青年男子带领下，热烈展望远方。

陕西画家刘文西按照“毛泽东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精神，创作了《祖孙四代》，画上人物无限快乐，置身于社会主义的天堂中。

江苏画家钱松嵒创作了国画《红岩》，一幅很小的画，钱老竟然用了三年，且数次修改。陈湘波说，钱松嵒身上反映了共产党文艺思想改造画家的成果。

这年李可染55岁，7月再度来到秀甲天下的广西阳朔写生。写下著名的《犟牛图》。同年，还创作了《鲁迅故乡绍兴城》、《五牛图》、《西湖三潭印月九曲桥》等。

在从化温泉创作《映日荷花》、《钟馗送妹图》，以及第一幅《万山红遍》。到冬天来到北戴河，创作了《阳朔渡头》等。

1963年，李可染在广东从化温泉宾馆，创作了《谐趣园图》及第二幅《万山红遍》等，自觉保持着对歌颂的热爱。

同年，中央美院“研究生班毕业创作展览”，革命历史题材仍唱主角。其中，“钟涵的《延河边上》草图将毛泽东形象处理为背影，不少人既赞赏，又为作者担心，董希文也表示不敢这样处理。钟涵一度动摇，将毛泽东改为正面。而罗工柳力排众议，顶住压力，全力支持钟涵把主席形象又改回来，他坚定地说：‘不改回来就不要画了’。”

同年，38岁的黄胄创作了《放驴图》，那群驴显然没有挨饿，动作迅疾，俨如合影的一群运动健将。张定钊创作油画《看戏》，农村社员满面红光、慈祥悠闲。

1976年9月8日，51岁的黄胄创作完成近4平米的巨幅国画《日夜想念毛泽东》。书法家赵朴初题跋：“日夜想念毛主席，主席恩情比天地，冬不拉弹不尽苦难的回忆，热满特唱不完贫农的心意，边疆各族兄弟，日夜想念毛主席。”“谁知得意作图时，正是导师弥留际，展图谛视泪沾意。把笔几度不成字，库尔班•吐鲁木啊，咱们的心在一起，日夜想念毛主席。”在2010年保利春季拍卖会上，没有赵题字的《日夜想念毛泽东》以1680万成交。

饥荒过后，居然没有出现一幅反映民间饥饿、儿童受虐的画作，整个中国画坛在沉默！在各类山水、人物新貌大全的绘画中，即便不是全体，至少其中大部分都放弃了对正义、贫困、饥荒的思考，而转向绘画的技术策略、回到允许描绘的范畴和无需触及真相的地带——没有谁用画来弥补自己的内疚，触碰饥荒的冰山一角——画家延续了歌唱家功能。我们所能见到的，只能是“社会主义好，资本主义糟”的系列作品。只能一次次回到课堂上戈雅战争灾难系列，或者梵高的《食土豆者》作品中，感叹人类对人性的终极关怀。我们无法谴责中国“江山多娇”之昏聩和《放驴》、《看戏》之麻木——各级官员、大艺术家，对底层生命的漠视，在饥荒中展现出那么多难以解释的行径。

余论：万山红遍“红”了什么

1.萧瑟秋风

1964一开年，就充满杀气。

1月，《人民解放军占领南京》等十首毛泽东诗词上了《人民日报》和《人民文学》一月号。

毛泽东习惯用诗歌点拨、警醒各级官僚，激发国人的亢奋斗志。每逢毛诗出台，官僚马上对照现实理解圣意；而画家们，则开始挖掘其审美价值。陈湘波说，“毛主席诗词，是其文艺思想最现实、最直接的体现。”

李可染画出《钟山风雨》。画面上，古铜色木船群阵，在雾的衬托下，向长江对岸进发，显示出中国共产党军队即将占领南京的气势。黄胄画出井冈山下的《龙市百货公司》，画面上商品琳琅满目，服务人员笑脸迎客。

很快，中央启动对基层干部和“五类分子”的嫁祸运动——“四清”。

贵州，全省一半以上人重新划分阶级、重审社员成分。

上海，向133个单位派驻了15000人工作队，打人、罚站、挂牌游行。

全国公交系统，组织13万人的工作队，在1800个全民所有制企业开展运动。

北京通县，去了2万人的工作队，有110多个工作队打了人，自杀有70多起，死了50人。山西洪洞也死了四五十人。

2.换了人间

1964年60岁的傅抱石，根据毛泽东诗词，连续创作《春风杨柳万千条》、《芙蓉国里尽朝晖》等15张国画。1965年9月，傅抱石先生在南京寓所去世，终年61岁。

从1950年起，傅抱石成为中国第一个用国画演绎毛泽东诗词“六盘山诗意”的画家，许礼平主编的画册《傅抱石》收入该题材作品有50多张。陈湘波另外统计的“圣地类”还有13张。饥荒期间，至少有《无限风光在险峰》、《萧瑟秋风今又是换了人间》等7张。

关山月从1951年到1995年，红色创作时间跨度44年，比傅抱石长了30年，成为“红色诗意、圣地题材”联赛的绝对冠军。而且数量巨大，写生加创作超过169张，外加“红梅”系列。

钱松嵒在1950－1970年代几乎走遍圣地，创作诗意圣地画42幅以上。

浙江画家陆俨少，上述题材有18幅。1963－1964年，独辟蹊径用水表达毛泽东诗词《十六字令》第二节。画面丰盈，契合毛诗的雄迈纵横。

以红色风景大画著称的岭南画家黎雄才，为宾馆及公共建筑创作红色题材作品17幅，如35.76平米的《黄洋界》。

3.红色经典

1964年，“四清运动”变换使用各种整人办法；而57岁的李可染，根据毛泽东诗词“万山红遍、层林尽染”，在西山八大处一连创作五幅《万山红遍》。

陈湘波撰文介绍：先用半斤故宫朱砂创作“两大两小”四幅，后来应荣宝斋之邀又创作一更大幅。

该系列作品，被今日美术评论界捧为“红色经典山水”的完美代表。为了价格的进一步飞涨，收藏界不惜隔断时代、历史，以推动红色经典收藏、投资、炒作者的无知无畏。这类通天红艳的江山之中，藏有血腥、冷酷、残忍和不诚实，更有着不为人知的近四千万累累骸骨——来自1958－1962年那场旷世饥荒。

阿玛蒂亚•森这样阐述个人自由与社会承诺：发生在周围可怕的事情，本质上是我们的问题。它们是我们的责任——不管它们是否也是别人的责任。作为能力健全的人，我们不能逃避对现状进行判断，以及决定应该采取什么行动。

红色摇篮、革命老区陕西，1964年全省“四清”逮捕6470人，拘留5000余人，平均每天抓30余人，高于全国其他各省。开除公职1450余人，开除党籍3200余人。长安、延安、西乡三个社教试点县在批判斗争中共发生自杀事件430起，死亡364人。

省上“隔离审查”一批厅、局、处长，投入变相监狱。地区和县用“集训班”，限制人身自由。西安市有九名大学生因此自杀，还有中、小学生被逼自杀或逃亡。

黄胄此时画出巨幅国画《谈心》，营养良好的毛主席，坐在农民中间亲切拉家常，墙上一顶草帽印着大字《人民公社万岁》。水天中评论黄胄作品：“他善于营造质朴、清新、欢快的天地……在他的画面上，常常能感受到50、60年代不容易感受到的无所顾忌的轻松。”

4.天良待渡

艺术从业者制造着这样一种“顺从”，按照领导支持、关怀、指导的方针画。人们常用“形势所迫”或“脱离政治干扰”来应对。有人认为：后来者应该体谅前辈画家“不得不”的选择——在铁桶江山里，既要吃饱肚子，又要画下去。

这里涉及一个评判的观念价值。在公民失去基本权利、政治自由的社会状态里，评判价值，实际变成了上级指令、领导脸色观，艺术家自身“像一个吃得饱、穿得暖，得到足够照料的仆人那样生活着”——这样的“仆”，不是艺术的仆人、人民的朋友，而是当权者的仆人、组织的工具。

没有实质性的自由，就不会行使自己的责任；又因有绘画技术，而被驱使着创作“言不由衷”的作品。那些留下来的东西，能成为真正艺术品的应该很少。

傅、关、李、石的绘画功底，几乎均在1949年前建立；解放后，尤其是1957年后，其绘画的变革首先由意识形态引导、钳制，在失去创作自由和独立思考的前提下，按照当权者认可甚至指明的方向前行。把累累白骨的江山，涂抹成春色满园，如此非凡的勇气，只能以“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精神”赋予。

我们可以原谅这些画家，在那个年代“被迫”的各种表现，以及“所见、所想和所知”；但我们怎样理解，李可染谈论绘画应该展现“画家一生经历的总和”，难道他的一生中，从来没有经历过大饥荒？研究的意义在于，识别明显的制度、人性中的无良和非正义，这种复杂、扭曲的合力，是如何驱使画家们没有进行反饥荒的行动，以及今天有条件反思时，却义无反顾地选择遗忘。

上什么山，唱什么歌，在李家山水前，王鲁湘唱着高雅唯美；但在一部反映绘画历史的记录片里，他又说：“一个国家在它的民族危难的时候，需要它的美术干什么，不是去玩那种高雅的东西，而是需要他的美术，发挥一种战斗作用，启蒙的作用。”

那么，《万山红遍》及李家山水，在饥荒前后，表达了什么战斗作用？起到了什么启蒙作用？

中国人渡过惨烈饥荒之后，接下来是烈火文革的开始。

然而，这些悲惨的历史，却消失在一个精神性丧失、高举艺术商业化旗帜接轨世界、又义无反顾奔向国家主义乌托邦的三岔路口。

刊于《领导者》总第39期（2011年4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