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拉萨以西大约200公里处的雪山和藏人（2009年11月）
西藏、新疆与香港三地的政治与文化差异，在北京眼中并不重要，奉行唯物论的中共认为，只要经济上趋同且一体化，政治与文化差异迟早都会被改造过来。针对这几个“区情”很不相同的地区，北京采取的一体化政策也有区别。
香港的四小龙地位：得失皆因大陆
香港地理位置为其带来的优势，主要是为中国大陆充当“国际掮客”。毛泽东在中共建政后做出“暂不收回香港”的决策，就是看到了这一点。当时中共面临西方全面封锁，出于“长期打算、充分利用”的考虑，保留香港作为中国的对外“国际通道”。自50年代后期到60年代末，香港几乎是中国唯一从国外引进资金技术的渠道，更是开展进出口贸易的基地。1979年以后中国对外改革开放，香港商人不仅成为投资中国大陆的主体，还是中国对外开放的引路人与桥梁。
香港的衰落始自90年代中后期。其时，70年代后期作为香港经济支柱的电子、制衣、玩具等产业全部迁往中国珠三洲地区，本港产业空心化。2001年中国加入WTO之后，香港逐渐丧失了中国转口贸易的地位，离岸金融业务渐渐劣质化，沦为中国权贵官僚的资本外逃中转站与“大陆洗钱的后花园”。近几年，中国的洗钱金额也将超过每年1万亿元，其中有相当大的部分流向香港或经香港中转。大陆人在香港钻研出来各种洗钱方法，从投资移民、炒股、投资房地产，到投资艺术品、古董，无所不包。（见本人VOA博文《人民日报“十大外资来源地”背后的秘密》）
现在常见大陆人说，中国经济现在不需要依赖香港了。这话只说对了一部分。正解是：中国政治经济精英绝对需要香港。一，香港做为他们能操盘的洗钱之地不可或缺。二，港商是他们最容易披上的投资者外衣。除了将钱洗白作为外商到中国投资之外，到美国华尔街圈钱，港商身份较中国身份方便得多，尤其是“中国概念股”在美国股市陷入“财务欺诈”的丑闻之后，挂上港资招牌更便于通过美国证监会审批。当然，上述种种“方便”，只有在香港特区政府受北京高度控制的情况下才能轻易获取。因此，北京无论于公于私，都不会让香港特区政府成为真正的民选政府。
无论是香港昔日的繁荣还是今天的衰落，都与大陆息息相关。香港财政独立，无需向中央纳税，北京倒也算是体谅香港的经济困难，但帮助方法除了鼓励大陆游客赴港旅游之外，并无他法。而大陆人借赴港之机在香港产子，抢购奶粉，以及一些不雅行为，让港人认为是抢占资源，烦不胜烦，编了一支《蝗虫歌》传唱。所有这些日积月累，构成香港对北京产生离心力的一些缘由。
西藏新疆：花钱买稳定无助于经济结构优化
西藏、新疆两地被归于“老少边穷”地区。世纪之交之前，北京认为这两地与中央政府的矛盾不足为虑，只要缩小地方差距，就能达成稳定，因此不断加大中央财政转移支付的力度。但随着两地与中央政府的矛盾日渐显化，至本世纪初慢慢演化为“花钱买稳定”。如我在《苏格兰公投的中国启示》中所说，自2008年至今，中央转移支付在西藏财政支出中的比重一直在90%以上；青海则在70%-80%之间，新疆较富裕，中央财政转移支付比例亦高达60%左右。
但所谓中央财政转移支付，形成的只是对边疆与贫困省区的输血机制，而非造血机制，尽管中央财政支付的力度越来越强，但中国的地域差距越来越大，按照各地区不变价格计算人均GDP差异系数，1990年是55.4%，其后缓慢上升，2003年达到最高点75.1%，之后随着财政转移支付力度加强，差异系数有所下降，2012年下降至46.0%。除此之外，中央政府鼓励内地人去两地旅游，发展当地的旅游业。问题是，旅游产业难以做为经济支柱，当地人就业始终是个问题。
三地就业难，不同中的相同
这三地都有大型国企进驻，中国央企几乎都在香港设了分公司，但人员基本自带。那些洗钱业务，大都由在港的中资公司（多由大陆自带雇员）操盘，除了让香港经济禀赋高度投机化之外，并未给香港人带来多少好处，年轻一代就业、生活日益艰困。
藏疆的央企除四大国有商业银行之外，余下主要是资源性产业，数量不多，就算遵照政府规定按比例招收少数民族员工，能够吸纳的人员有限。2012年12月，人民网曾登载《西藏籍大学生“全就业”透视：公职岗位占八成》，从当地大学生的就业流向，可以了解西藏地区除党政事业机关之外，能提供就业机会的现代经济部门极其有限。在《西藏就业到底怎么了——从“西藏特点”的就业问题说起》（见人人网《钟扎西的日志》）一文中，作者指出，西藏高校毕业生之所以热衷公务员职业，是因为西藏产业结构落后，“实业少，噱头多，规模小，波动大（弹性大），长期需求少的产业格局”。作为支柱产业的旅游业，停留在较低层次上，著名商品虫草虽然暂时给牧民带来高收入，但难以为继，且对生态破坏极大。
新疆少数民族的就业早就成为难题，伊力哈木曾在《当前新疆民族问题的现状及建议》中作为重点阐述。比之西藏，维人面临的情况更严重。因为新疆自50年代初就开始从内地移民，西藏由于地理气候条件限制，直到近年才有大量汉人涌入拉萨林芝等地经商，这些人对藏人的就业并不构成影响。
真正的难题：系铃人无法解铃
通过本文政治篇与经济篇的分析，会发现三地情况不同，但北京的控制手法的要义却相同，即通过各种不同的策略包括压力，让三地在政治上与中共趋同，经济上全国一体化。
香港无论是经济、政治发育程度与人口构成，均不同于内地，中共对其采取逐步收紧的政策，让其与内地趋同。比如北京曾处心积虑地在香港施行洗脑教育，令港府成立一个“德育及国民教育科”，并于2012年推出《中国模式-国情专题教学手册》，盛赞中国模式，批评西方民主，结果引发香港人民“反对洗脑”的全民大行动，被迫作罢。藏疆两地取消本民族语言教学，被当地少数民族理解为“文化灭绝”。对此，维族知识分子伊力哈木在《当前新疆民族问题的现状及建议》中、藏族女作家唯色在《为了“维稳”取消藏语教学》中均有论述。
让全国经济一体化，这是出于极权政治的本性。邓时代开始市场经济的改革，但其目的并非为了把经济调控权让给市场，而是为了让权力更有效地配置社会资源，以摆脱中共政治上的困境。现实表明，改革以来权力之手对经济关键环节的干预，比计划经济时代毫不逊色。与计划时代的指令经济相比，这种隐性的市场干预对经济秩序的破坏和商业伦理的消极影响更大。比如藏维两大民族，不仅文明成熟，在人口与资源的控制上自古以来也有自己的平衡方式，只有在中共强力干预之下，才发展今天这种状态，仅仅依靠本地的经济产出，已无法支撑起当地的人口规模。尤其是西藏，没有中央财政转移支付，地方政府的日常运作无法维持，公职人员当然也无法养活。
古话说“解铃还需系铃人”。观察三地的局势，如今香港尚存有解铃余地，新疆问题则陷入无解之境：新疆现有维族人1007万，汉人875万，维汉共治，正是目前部分维人反对的格局；维族人要的那种“高度自治”，毫无疑问也会遭遇当地汉人强烈反对。但800余万移民及其后裔这只“铃铛”，虽然是中共硬套上去的，但如今谁也没有办法让汉人“回流”到人口与资源关系呈高度紧张状态的内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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