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容忍比自由更重要
2013年，被新北市长朱立伦的岳父、前台湾省议会议长高育仁连日针砭时政，马英九在与其同台的场合下，引用胡适先生的“容忍比自由更重要”来谈民主。
1958年，胡适返台，创办了以他为精神领袖的《自由中国》杂志。此平台为当时批判国民党权威体制的言论堡垒。同年，胡适在此发表了《容忍与自由》。文中指出，随着年龄的增长，胡适越发觉得容忍比自由更重要，容忍是一切自由的根本，没有容忍异己的雅量，就不会承认异己的宗教信仰可以享受自由。但因为不容忍的态度是基于“我的信念不会错”的心理习惯，所以，容忍异己是最难得的，是最不容易养成的雅量。我们若想别人容忍谅解我们的见解，我们必须先养成能够容忍谅解别人的见解的度量，至少我们应该约束自己决不可“以吾辈主张者为绝对之是”。如伏尔泰所说：“虽然我不同意你的观点，但是我誓死捍卫你说话的权利”。
9.宁鸣而死，不默而生
此文章于1955年发表在《自由中国》杂志。此文章引用范仲淹《灵鸟赋》的“不鸣而死，不默而生”来谈言论的自由。在范仲淹的时代，这句话往往专指谏诤的自由，我们现在叫做言论自由。此文是范仲淹在景佑三年，他因言事而同欧阳修等人被贬谪，答梅圣俞所作。这比亨利柏烈的“不自由，毋宁死”的话要早七百四十年。这也可以作为中国争自由史上的一段佳话。文中引用范仲淹的《岳阳楼记》及《答手诏条陈十事》指出，中国的知识分子自古以来就有开明的传统，言论的自由、谏诤的自由，是一种“自天”的责任。从国家与政府的立场看，言论的自由可以鼓励人人肯说“忧于未形，恐于未炽”的正论危言，来替代小人们天天歌功颂德、鼓吹升平的滥调。所以说，宁鸣而死，不默而生。胡适先生在其一生当中，彻底的实施“宁鸣而死，不默而生”，其是一个为自由与民主终身而战的斗士。
8.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
此文章于1919年7月20日刊登在《每周评论》。当时社会风云幻变，大部分的政客都在空谈外国进口的“主义”、好听的“主义”、偏向纸上的“主义”，胡适先生严厉的指出这是舆论的大危险。主义的大危险，就是能使人心满意足，自以为寻着包医百病的“根本解决”，从此用不着费心去研究这个那个具体问题的解决方法了。而高谈主义，不去研究问题的人，就是畏难求易，就是懒。研究问题是极困难的事情，而高谈主义却是极容易的事情。所以，才会有这么多人，不脚踏实地的研究问题，而去空谈某某主义。
我们不去研究人力车夫的生计，却去高谈社会主义！不去研究女子如何解放，家庭制度如何纠正，却去高谈公妻主义和自由恋爱！不去研究安福部如何解放，不去研究南北问题如何解决，却去高谈无政府主义！——我们还要得意洋洋的夸口道：“我们所谈的是根本解决”。老实说吧，这是自欺欺人的梦话，这是中国思想破产的铁证，这是中国社会改良的死刑宣告。这段高喊呼吁“多研究些问题，少谈点主义”放在当今，依然适用。
7.大胆的假设，小心的求证
此理论提炼于胡适的老师——杜威先生的实验主义学说。1919年，胡适在北京“少年中国学会”做《少年中国之精神》的演讲时，就提出，年轻人要“注重假设”、“注重证实”。胡适认为，科学家最重视假设，观察事物之后，自说有几个假定的意思；我们应该把每一个假设所涵的意义彻底想出，看那意义是否可以解释所观察的事实，是否可以解决所遇的疑难。许多假设之中，我们挑出一个，认为最合用的假设，但是这个假设是否真正合用？必须实地证明，证实了的假设，方可说是“真”的，方才可用。1952年在台湾大学做《治学方法》的演讲中，胡适又重申了这一理论。“大胆的假设，小心的求证”要大胆地提出假设，但这假设还得想法子证明，所以小心地求证，要想法子证实假设或否证假设，比大胆的假设还更重要。大胆的假设，小心的求证，是做学问的人进行研究的科学方法。
6.功不唐捐
1932年，正值大学生毕业前夕，在《大学毕业的几条路》的演讲中提出的。此演讲指出学生毕业后，最容易犯两种错误：容易抛弃学生时代求知识的欲望、容易抛弃学生时代的理想人生的追求。并给出了三种防身药：问题丹、兴趣散、信心汤。此药方子，前段时间实践过，很实用。
讲演的后半段指出，一个国家的强弱盛衰，都不是偶然的，都不能逃出因果的铁律。我们今日所受的苦痛和耻辱，都只是过去种种恶因种下的恶果。我们要收将来的善果，必须努力种现在的新因。一粒一粒的种，必有满仓满屋的收，这是我们今日应该有的信心。我们要深信：今日的失败，都由于过去的不努力；今日的努力，必定有将来的大收成。佛典里有一句话：“福不唐捐。”唐捐就是白白的丢了，我们也应该说：“功不唐捐！”没有一点努力是会白白地丢了的。在你最悲观最失望的时候，那正是你必须鼓起坚强的信心的时候。你要深信：天下没有白费的努力。成功不必在我，而功力必不唐捐。
5.怕什么真理无穷，进一寸有一寸的欢喜
总是听旁人说：“我有好多地方想去，好多书想读，好多电视或电影想看，但是我的精力有限，干不了这么多呀”。庄子也曾说：“吾生也有涯，而知也无涯。以有涯随无涯，殆已！”，每当听见这些言论，我就想把胡适先生的这句“怕什么真理无穷，进一寸有一寸的欢喜”甩进对方心里。
胡适先生在很多演讲里都提到了这句话。1920年，在《新潮》发表《非个人主义的新生活》，首次提出这种“得寸进寸，得尺进尺”的观点，社会是种种势力造成的，改造社会须要改造社会的种种势力。这种改造一定是零碎的改造，一点一滴的改造，一尺一步的改造。无论你的志愿如何宏大，理想如何彻底，计划如何伟大，你总不能笼统地改造，你总不能不做这种“得寸进寸，得尺进尺”的工夫。所以我说：社会的改造是这种制度那种制度的改造，是这种思想那种思想的改造，是这个家庭那个家庭的改造，是这个学堂那个学堂的改造。而在1930年，胡适先生为中国科学社写社歌，社歌的最后几句歌词为“我们唱天行有常，我们唱致知穷理。怕什么真理无穷，进一寸有一寸的欢喜”。
4.世间最可恶的事，莫如一张生气的脸，世间最下流的事莫如把生气的脸摆给旁人看，这比打骂还难受
这句话出自胡适先生的自传，《我的母亲》一文中，母亲23岁就守寡了，作为当家后母难免会受各种委屈。大嫂是个最无能而又最不懂事的人，二嫂是个能干而气量很窄小的人。她们常常闹意见，她们闹气时，只是不说话，不答话，把脸放下来，叫人难看；二嫂生气时，脸色变青，更是怕人。她们对我母亲闹气时，也是如此，我起初全不懂得这一套，后来也渐渐懂得看人的脸色了。我渐渐明白，世间最可厌恶的事莫如一张生气的脸；世间最下流的事莫如把生气的脸摆给旁人看，这比打骂还难受。胡适先生一生当中，总是温和、绅士的待人，跟这不无关系。母亲将性格中的忍耐与温柔传递给了孩子，把自己的人生经验毫无保留的给了下一代。
3.昨日种种，皆成今我，切莫思量，更莫哀，从今往后，怎么收获，怎么摘
这句话与《了凡四训》中的“昨日种种譬如昨日死，今日种种譬如今日生”有异曲同工之妙，但胡适先生的这句话更有音韵感，更美。这句话是胡适先生25岁时所做的自寿诗里的。此自寿诗首次刊登于1917年的《新青年》。
沁园春·二十五岁生日自寿
五年十二月十七日，是我二十五岁的生日。独坐江楼，回想这几年思想的变迁，又念不久既当归去，因作此词，并非自寿，只可算是一种自誓。
弃我去者，二十五年，不可重来。看江明雪霁，吾当寿我，且须高咏，不用衔杯。种种从前，都成今我，莫更思量更莫哀。从今后，要那么收果，先那么栽。忽然异想天开。似天上诸仙采药回。有丹能却老，鞭能缩地，芝能点石，触处金堆。我笑诸仙，诸仙笑我，敬谢诸仙我不才。葫芦里，也有些微物，试与君猜。
2.做学问要在不疑处有疑，待人要在有疑处不疑
这句话出自有学生请胡适先生提字，胡适先生送给学生的对联。这句话也作为牌匾一直挂在书房，警醒自己不要读死书，做人诚实待人而不疑，此信条先生终身笃行而不已。在读书方面，先生做到了不疑处有疑，先生就曾批过归有光的《先妣事略》和苏轼的《临江仙》等文章里的语句不通或不好。《临江仙》中的“家童鼻息已雷鸣”，先生就曾说不好，儿童诗没有鼻息的，就是有鼻息也不可用雷鸣二字来形容，这是东坡的贪懒，不肯造句。做人方面，先生曾说过“社会上的大家相信我，就是我不说诳话，也就是说真话，大家才相信我”，先生一生都为大家服务，说真话，力使社会为一个好社会。
1.一个肮脏的社会，如果人人都讲规则而不讲道德，最终会变成一个有人味的正常国家，道德自然会渐渐回归；一个干净的国家，如果人人都不讲规则而去大谈道德，谈高尚，天天没事儿就谈道德规范，人人大公无私，最终这个国家会堕落成一个伪君子遍布的国家。
先生认为，规则比道德更重要。大概是接受了当时西方先进思想的熏陶，先生总是认为，社会是由个人组成的，挣个人的自由，就是挣国家的自由；挣个人的人格，就是挣社会的人格，个人的进步就是社会的进步。真正的自由平等的社会不是一群“牺牲个人自由去争取国家自由”的奴才组成的。
先生认为，社会上一切的贫富、不平等、痛苦都是制度不良所带来的，而不是东方人所认为的富贵是前世带来的，贫苦是因为前世不曾修的缘故。社会固然有种种的不好，这其实是进步改良所带来的副产品，我们要接受，要改良，首先就是要睁开眼睛来看世间的真实现状。明明是男盗女娼的社会，我们偏说是圣贤礼仪之邦；明明是赃官污官的政治，我们偏要歌功颂德；明明是不可救药的大病，我们偏偏说一点病都没有，却不知道，若要病好，须先认有病，若要政治好，须先认现今的政治实在不好，若要改良社会，须先知道当今的社会实在是男盗女娼的社会。
先生一生都在致力于“独立之人格，思想之自由”，一生都在为自由与民主而奋斗。撇开政治不谈，做一个先生这样的人，也是极好的。
来源：前十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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