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3，十三大后赵紫阳决心进一步推进改革

1987年10月25日，中国共产党第十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开幕。这次代表大会，在中共历史上以改革开放的大会而著称。邓小平主持了开幕式，赵紫阳做了题为《沿着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前进》的报告。报告以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立论，提出了党在这一历史时期所必须坚持的基本路线，透彻地阐明了改革开放的总方针、总政策，特别是根据当时的情况和可能，向全党提出了政治体制改革的方案和设想。报告的第五部分，集中论述了政治体制改革，主要内容包括实行党政分开、进一步下放权力、改革干部人事制度、建立社会协商对话机制以及完善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若干制度等，所以后来被誉为中共历史上“最好的报告”。这个报告，是在赵紫阳亲自主持下，由鲍彤作为起草组负责人组织起草的。

在这次大会和随后举行的十三届一中全会上，赵紫阳正式当选为中共中央总书记。鲍彤也当选为中共中央委员。此后不久，鲍彤又被任命为中央常委政治秘书。

“常委政治秘书”是中央高层新设立的一个职务。5年前十二大时邓力群曾向中央提出建议，说他认为中央政治局常委会有必要设立政治秘书这样一个职务，他向中央毛遂自荐，认为自己是担任这一职务的合适人选。但是，邓小平、胡耀邦都没有同意。中共十三大之后，中央常委决定正式设立这一职务，赵紫阳不避嫌，提名自己的秘书，对政治体制改革研讨和十三大报告起草作出重大贡献的鲍彤担任，表明赵紫阳在十三大后将把工作重心转向政治体制改革。鲍彤担任此职后，将有权参加中共中央召开的任何层次的会议，并在会上发表自己的意见。

十三大上，最有戏剧性的一幕，莫过于中央委员会实行差额选举，差掉了原来被邓小平内定担任政治局委员的邓力群。

实行差额选举，是十三大最引人瞩目的一项改革。由于是初次在全国党代会上采用，差额的比例很小，要在185名候选人中选出175名中央委员，差额比例只有5%多一点。前几个月，赵紫阳为了让邓力群不再主管意识形态，不得已做出妥协，同意邓力群在十三大上进入中央政治局。但是，邓力群左的形象在党内极不得人心。一旦党代会的代表们在选举中有机会自由表达自己意志的时候，邓力群在中央委员的选举中被淘汰就成了必然的结果，从而也就失去了当选政治局委员的资格。

内定当政治局委员，甚至有人希望他当总书记的邓力群，竟然在差额比例很小的中央委员选举中落选，这在高层引起了相当大的震撼。邓小平得知这一情况后，表示应该尊重选举结果。就这样，邓力群失去了进政治局的可能。在此情况下，是赵紫阳出面向十三大会议主席团建议，把邓力群改作顾问委员会候选人，以使他能当上中顾委常委。岂知在11月2日中央顾问委员会选举常委的差额选举中，邓力群再度落选，最后只得担任了中顾委委员。

1987年11月2日，中共十三届一中全会在北京举行。赵紫阳主持了会议。会议除了选举以赵紫阳为总书记、邓小平为军委主席的新的中央领导机构以外，还通过了一个“秘密决议”：邓小平仍然是党的最终决策人。

这个决议通过的过程大体是这样的。一中全会党的领导机构选举结束后，由赵紫阳致辞。在讲到老一辈革命家的历史地位和作用时，赵紫阳说，邓小平、陈云、李先念、彭真等几位老同志虽然退下来了，但是他们丰富的革命斗争经验是我们党的宝贵财富。今后，“重大问题仍然要请小平同志掌舵”，全场鼓掌。赵紫阳说：好，鼓掌就是大家赞成，就是全会的决议。大家又鼓掌。赵紫阳讲这番话和大家两次鼓掌，都出于对邓小平的尊敬。出席这次会议的除了有全体中央委员、候补中央委员外，中顾委、中纪委成员全体列席，邓小平和几位退下来的老人也出席了。会议是以全体鼓掌形式通过了这项决议，因而决议是正式、合法、有效的。但是，这个决议会后并没有被公布。

赵紫阳为什么在他正式当选为中共中央总书记的时候，主持中央全会通过这样一个决议？在事情过去10几年以后，赵紫阳在他的回忆录中谈到了事情的来龙去脉。

赵紫阳在他的回忆录中谈到，1987年3月，邓小平在同赵紫阳的一次谈话中 ，谈到十三大几位老同志的退休问题时说，他的意见是一个人全退，三个人半退，即彭真全退，邓小平、陈云、李先念半退。就是说，邓退出政治局常委，仍任军委主席；陈云改任顾问委员会主任；李先念改任政协主席。一个人保留实职，两个人担任虚职。对此，陈、李一直没有表态。直到7月3日，陈云同薄一波谈话时才表了态，说他的工作服从组织安排。陈云一表态，其他人也就好说了。接着，邓小平同薄一波、杨尚昆还讨论了这么一个问题：即三位老人退出常委以后，他们还管不管事？重大问题的决策，他们还参加不参加？赵紫阳就此问题提出一个意见：今后常委最好只有一个婆婆，不能有几个婆婆。这就是说，三位老人都退了，今后只有邓可以起这种常委的“婆婆”的作用。这个说法很形象，今后邓的决策地位不变，是常委之上的婆婆，其他人不能这样。

1987年7月7日，邓小平在家里召开了中央五人小组会议，才把老人的去留正式定下来。赵紫阳回忆说：“就在这个会议上薄一波提出，建议我在十三届一中全会上讲几句话，宣布今后重大问题仍要向小平同志请教，由小平拍板。当薄一波讲这番话时，邓表示，国际上只要明确了他（即邓小平）仍是决策者就放心了。因为国内外都把他退还是不退，看作是中国能否稳定的条件。所以后来在十三届一中全会上，我讲了那么一段话，说重大事情还要向邓请教，请他拍板，就是因为这个会上定的决定。十三大人事安排，既要仍然保持邓原有的作用，又不参加常委，以便其他三位老人也退下来，这个最为困难的问题就是这样解决的（参见赵紫阳《改革历程》，第232－234页）

十三届一中全会上赵紫阳那篇关于邓小平地位的讲话，是鲍彤为他起草的。在全会开会的前一天，1987年11 月1 日，赵紫阳找到鲍彤说，小平同志退下来了，一中全会上应该有所表示。为了表达对小平的尊重和感谢，不宜即兴措辞，需要有个底稿，届时基本上采取宣读形式，以示郑重。鲍彤就为赵起草了这篇讲话。”鲍彤后来对笔者回忆说，一中全会的这个决议，是邓小平、薄一波等人的安排。“紫阳在当时的情况下，只能奉命而为。”

1987年11月2日下午，在十三大新闻发言人举行的酒会上，新任中共中央总书记赵紫阳和中央政治局的其他常委李鹏、乔石、胡启立、姚依林，会见了采访十三大的中外记者。赵紫阳回答了记者的提问（全文见1987年11月3日人民日报）。

在有外国记者问到“十三大的结束意味着中国改革派和保守派斗争的结束”时，赵紫阳说：“国外一些朋友总认为中国有一个改革派，一个保守派，并以两派势力的消长来作为分析中国政治局势的依据。我要说，持这种观点来分析中国局势，将会不断犯错误。”对此，赵紫阳解释说，“一个领导集体，在一些具体问题上，一些步骤问题上，具体政策上，当然不可能完全一致，我认为这是正常的。任何一个国家、任何一个政党，谁也不能说意见是完全一致的。你们不是不赞成我们‘舆论一律’吗？为什么又把我们意见有一点不一致当成是了不起的事情呢？我认为在领导集体中，甚至在我们５个人当中，如果有点不同意见，反而可能成为我们今后决策的民主化、科学化，少犯错误、不出大错误的重要保证。”

有香港记者问赵紫阳，你曾说你更适合当总理，现在你当了党的总书记，有什么感想？赵紫阳回答：“就我个人来说，我现在还是认为我做总理更合适。但是大家一定要我做总书记，我只有努力把总书记的工作做好。没有绝对的自由嘛！”

该香港记者又问到，邓小平退出中央委员会、中央顾问委员会后，决定重大事情你是否会和他商量？赵紫阳明确回答：“我会这样做的。我会向他请教。我非常尊重小平同志。我认为现在的中国领导人中间，无论是在职的还是退下来的，政治经验和智慧还没有一个人能比得上小平同志的。小平同志作为我们党和国家的重大问题决策人的地位和作用是经历了历史的考验的，是党内外、国内外公认的。遇到重大问题向他请教，可以把事情做得更好，何乐而不为呢？”

联邦德国的一位记者问：您认为中国今后的主要问题是什么？赵紫阳明确地说：“是改革，经济体制改革和政治体制改革。经济改革的主题是发展社会主义商品经济，政治体制改革的主题是建设社会主义民主政治。两者互为条件，都需要有一个逐步发展的过程。”
1987年11月24日，已经在十三大上当选为中共中央总书记的赵紫阳，向第六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提出了《辞去总理职务的请求和由国务院副总理李鹏任代总理的建议》，建议说：“我已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三届中央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上被选为中共中央总书记。请接受我辞去国务院总理职务的请求。我建议，在第七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决定国务院总理的人选以前，由国务院副总理李鹏任代总理，行使总理职权，领导国务院的工作。”同日，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了赵紫阳的请求和建议，决定，由李鹏任国务院代总理。

12月1日，赵紫阳卸任总理职务前，最后一次主持了国务院全体会议，与李鹏交接班。在这篇交班讲话中，赵紫阳特别强调要进一步深化改革。

他说，我认为国务院的工作尽管千头万绪，关键是一条：以改革来统揽全局，推动各方面的建设和工作。我们国家不改革过得去过不去呢？肯定过不去。以前我们常讲，对于我们国家的发展来说，速度问题是个非常尖锐的问题。赵紫阳强调，没有紧迫感，不真正下决心抓好，我们的国家就会越来越落后，即使国家的经济发展能保持一定的速度，同工业发达国家的差距不仅不会越来越小，而且会更加扩大。几十年以后，中国在世界上恐怕连现在的地位也保持不住，那就有可能像毛泽东同志所说的，要开除‘球籍’了。问题的严重性和紧迫性就在这里。

关于改革可能面临的复杂局面，赵紫阳说，我们的改革不是盲目的，我们有正确的理论指导，改革的方向和目标是明确的，模式是什么也是明确的，各个领域的改革怎么进行，大的方针、政策也都有了。但是，改革确实面临着非常复杂而又困难的情况。现在是新旧两种体制并存。如何较为平稳地到达彼岸，过渡到以新体制为主，是一个必须处理好的最大难题。需要集中精力探索、寻找风险较小的过渡形式，需要把坚定性和灵活性结合起来。改革不可能没有困难。经验证明，每当我们考虑改革要前进一步、深入一步的时候，总会有各种各样的困难情况，各种各样的顾虑反映出来。在这种情况下，一方面要求我们必须细心体察情况，根据各方面的实际承受能力，制订改革实施方案，不能操切从事，鲁莽轻率；另一方面，也必须要有一种勇于开拓的精神。

赵紫阳说，在实践的过程中，有些已决定的改革措施即将出台时，或者在执行中发现情况发生变化，遇到意料以外的困难，原来的方案难以执行，在这种情势下，应当根据新的情况，坚持改革的总方向，从实际出发，调整原来的方案和部署，某一些改革措施可以放缓，而某一些改革措施则要加快。有时甚至要采取一些迂回的办法，以便创造条件进行根本性的改革。但是，务必不要使改革停顿下来。

赵紫阳特别强调，改革如同逆水行舟，不进则退。要遇难而进，不能停顿，停顿就会导致后退，退到老路上去。总之，在改革的措施、步骤上，必须审时度势，从实际出发；在对待改革的态度上，必须坚韧不拔，锲而不舍。希望国务院各部委的同志都能够统一思想。企业制度的改革，物资、投资、财政、税收、金融、外贸体制的改革，住房制度的改革，以至机构的改革，我希望都能本着这样一种既要审时度势又要遇难而进的精神，来观察问题和处理问题。

这篇讲话，可以说是离任总理赵紫阳对新任国务院总理李鹏的赠言。其中包含着他对近一两年来改革当中产生的一些问题，群众的一些议论所进行的一些反思，也可以看出他对李鹏主持国务院之后，能否坚持进一步深化改革，有一些担心和忧虑。鲍彤后来回忆说，“赵紫阳的这个讲话，不是我们帮他起草的，完全是他自己的思考。”

由赵紫阳主持，以胡启立、薄一波、田纪云、彭冲为成员的中央政治体制改革研讨小组，其任务就是向十二届七中全会提出《政治体制改革总体设想》。十三大之后，研讨小组的使命就结束了，设在其下面的办公室自然也就完成了自己的历史使命。

1987年11月7日，是个晴朗的日子。下午，中央政改办的全体工作人员在负责人鲍彤、周杰、严家其、贺光辉的带领下，来到中南海紫光阁，在这里等候中共中央总书记赵紫阳的接见。同时来到紫光阁的还有鲍彤领导的另一个文件起草班子——十三大报告起草组的全体成员。下午3时许，赵紫阳来到紫光阁，他先是同鲍彤等几位负责人握手，然后又举手向大家打招呼，说，好嘛，大多数同志都见过嘛。接着，他坐下来，分别与中央政改办、十三大报告起草组的人员合影。赵紫阳离开后，鲍彤领导的这两个工作班子的全体人员又在一起合影留念。

11月9日晚，赵紫阳委托中央书记处候补书记、中央办公厅主任温家宝代表他，在人民大会堂宴请中央政改办的全体人员。温家宝在餐前代表中央宣布，中央政治体制改革研讨小组已经完成了中央交给的历史性任务。作为研讨小组的办公室，大家也很好地完成了为研讨小组服务的任务。他代表中央，代表紫阳同志，对大家的工作表示感谢。他和大家一起举杯，为党的十三大顺利召开干杯。

11月10日，中央政改办举行了最后一次全体会议，鲍彤、周杰、严家其、贺光辉等负责人全部到会。鲍彤在会上讲了话，他说，作为研讨小组办公室，我们的任务是为研讨小组服务。在研讨小组领导下，我们工作了一年多一点的时间，为研讨小组准备了政治体制改革总体设想。所有的同志都作出了自己的努力。当党提出政治体制改革时，能为此做一点工作很光荣。你们30几个人来自20几个单位。大家共同努力，完成了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第一个历史性文件。随着研讨小组任务的完成，办公室工作也要结束了。昨天紫阳委托温家宝同志给大家以鼓励，通过这段时间的工作，大家也都有所提高。我们这个集体是很好的集体，工作结束了，我代表周杰、光辉、家其同志向大家表示感谢。

这个由鲍彤领导的被称为“中央政改办”的机构，从1986年10月初成立，到1987年11月的十三大后结束，前后只存在了一年零一个月的时间。在这一年多的时间里，政改办顶住了党内左的影响和势力的干扰，和反自由化运动带来的巨大困难和压力，很好的完成了研讨小组交给的任务。虽然它只是个临时机构，且只存在了一年的时间，但它以自己出色的工作、良好的风气、开放而又敢于冒政治风险的工作态度，受到了党内许多了解内情的人的赞赏。它在中共历史上，在中国政治改革史上，在中国的民主政治建设史上，都留下了鲜明的政治印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