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里1977年至1979年底出任安徽省委书记时，安徽省的粮食产量并不高，甚至1978年安徽大旱粮食减产，1979年、1980年两年粮食产量都负增长，但这丝毫不影响万里的升迁。所谓“政治贴金”有术，一白遮百丑，安徽凤阳县小岗村18户农民自1978年12月起冒死分地单干，自发的土地革命，却意外掀起了中国农村土地改革的序幕，从此大兴“包产到户”——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沽名钓誉的万里却借机崛起成为邓小平改革大业的功臣、急先锋。
邓小平1977年恢复工作后，拨乱反正，急需用人，他先后提拔了三个人，有四川省委书记赵紫阳、广东省委书记习仲勋，还有安徽省委书记万里，都是改革派。其中，万里得以提拔便是沾了小岗村农民自救的光，那时邓小平“新政”头痛医头、脚痛医脚，除了“抓革命促生产”之外，稳定经济并无良方——连“改革开放”一词也是后来才总结出来的，万里所在的安徽出现了“大包干”后，使他像抓住救命稻草一样兴奋，为此1979年夏天还专门到安徽，与万里在黄山见了一面，半年后的1980年2月，万里就被提拔到中央任书记处书记，他在安徽的工作加起来不过是两年八个月，“要吃米找万里”会流传那么快吗？再说，安徽摘掉贫穷落后帽子也不是在万里离开安徽十年内发生的，而是九十年代邓小平南巡、经济搞活之后，但也不是靠农业，而是靠国有经济和民营经济，包括加工业和服务业。万里对安徽发展并无什么伟大的丰功伟绩，不过是靠宣传包装的，过度美化万里的政绩和所谓改革开放大业，不过是“党文化”的新常态，旧瓶装新酒而已。
万里出任中央书记处后，很快进入国务院掌握分管实权，成为仅次于总理赵紫阳的第二把手，分管农业和经济，但那时他改革的小脚迈得并不大，只是“小碎步”，比如1981年6月中共召开十一届六中全会前夕，他接受日本《读卖新闻》记者采访，针对农民赖以生存的“命根子”自留地政策，万里不过是小改革，他提出一是扩大自留地面积，达到平均占耕地面积的百分之十五左右，以前农民自留地多被取消；二是允许存在脱离集体生产而专门耕种自留地的“自留人”；三是允许有选择作物的自由，土地的承包期不过是延长到十五年，却不是长期无限制使用。这就是那时的经济体制大改革，但也是他当时应该做的，并非什么大创举。农民的主要生产资料就是土地，没有土地谈何农业？当然，万里作为赵紫阳的常务副总理，也有务实的一面，他主管农业工作后对于全国农村普及生产责任制，归还农民的土地使用权，也是有不小功绩的，但对于毛泽东时代遗留的臭名昭著的人民公社问题，他却说“不是否定制度本身”，仍坚持“生产数据公有制的制度将保证大家都能吃饱肚子”这一谬论——后来强迫农民吃“大锅饭”的公社制度才逐步被解散了，但始作俑者的毛泽东这一神坛，包括万里也不敢碰，甚至邓小平一直到死都不敢否定，他们不过是修正主义，修正毛泽东时期大跃进、人民公社等过激的农业政策，表现出温和来。至于土地摆脱公有制，恢复私有制，至今都没人敢动。
万里曾说，中国农业以前是“死、懒、穷”，后来是“活、勤、富”，事实并无如此，农业实现家庭承包生产责任制后，农民仅仅凭着干劲是难以让收入提高数倍的，难以实现小康的，如今也是如此，农业仍然是“弱势产业”，农业基本上还是靠政府补贴，改革开放三十多年，依然是“无工不富”，农民的土地只能解决温饱问题，要想提高生活质量、富裕起来，一定要靠外出打工、办厂、经商才能解决。
对于政治体制改革，万里也仅仅停留在向邓小平“进谏”的层面，1986年8月15日时任政治局委员和国务院副总理的万里在《人民日报》头版头条发表署名文章《决策民主化和科学化是政治体制改革的一个重要课题》——同日赵紫阳总理会见南非图图大主教的新闻仅放在次要位置。万里这番话是在全国软科学研究工作座谈会上发表的，他提出，中国应当实行民主改革和党政分开，减少领导人个人的决策权，领导人要尊重人们充分发表意见的民主权利，不要害怕别人讲不同意见的话，包括反对自己的话。这也是中国迄今发出的最强烈的加强民主的呼声之一。但有可能是邓小平授意他发表的，替邓背书，为未来的政治体制改革发信号，六四之后政治体制改革再无声息，如今变成行政制度改革。
八九事件期间，万里恰巧到加拿大、美国出访，曾公开表态支持学生运动是爱国行动，发表一些与李鹏不一致的讲话，也不同意李鹏未经人大常委会同意就发布的戒严令，但很快被叫停，因健康原因提前结束在美国的访问，回到上海，却不是北京，这时他发现抱错了大腿，经表态与李鹏、邓小平一致才准许回到北京，又与赵紫阳切割，从此万里成为政治“老好人”，网上所谓万里遗言多半是借名之作，万里任委员长期间，已进入立法议程的《新闻法》和《出版法》也胎死腹中，结果却催生出一部《集会游行示威法》，实乃是禁止集会游行示威法。这是多么黑色的反讽，那时万里在美国只有短短两天时间，会见了美国副总统奎尔，奎尔代表华盛顿希望中国高层在处理席卷全国的争取民主的示威游行时保持克制态度，不使用暴力，不要发生流血，万里也认同，不料回国不久流血发生，万里总是没有严重破坏“政治规矩”，得以继续担任人大常委会这一橡皮图章的委员长，可能他的政治盟友邓小平也安抚了他。
万里与邓小平关系密切，还有一个秘诀就是经常陪邓小平打桥牌，后来任中宣部部长的丁关根也是万里推荐上来的牌友之一，万里打输了要俯首钻桌子，邓小平输了就可以免，这是当年的“政治规矩”。如此“政治规矩”，不过是抱紧大腿、维持既得利益而已，这为另一失去自由的改革派领袖赵紫阳所不齿，他也失去了改革派对他的尊重。大是大非面前，没有勇气坚持自己的立场，不过是投机分子一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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