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沙俄意欲独霸东北，挑战了清廷的底线
为了彻底吞并东北，俄国当局采取了两手策略。其一，凭借武力野蛮践踏，造成其占据中国东北的既成事实，为达成此一目的，先后制造了“海兰泡惨案”、“江东六十四屯惨案”， 又强迫作了俘虏的盛京将军增祺签字画押，炮制了“奉天交地暂且章程”，章程中有遣散华兵，交出军火，拆毁炮台，俄国驻军监管奉天行政等内容。其二，抢先向流亡西安的慈禧政权抛出“橄榄枝”， 在列强对华政策尚未取得一致之时，抢先承认慈禧集团的合法性，接受其和平要求，甚至第一个向列强倡议从华北撤军，希望以此换取慈禧政权承认其对中国东北的占领。
但沙俄显然低估了东北之于清廷的重要性。慈禧固然不愿意退位、不愿意光绪在列强的支持下复辟，但与放弃东北相比，退位也好，复辟也罢，都是不值一提的。一者，从战略上看，东北是中原之屏障，京津之门户，东北一失，京师裸呈，国防崩溃。再者，也是最重要，东北是清廷的“发祥之地”，等同于“汉高之丰沛，光武之南阳”；放弃东北，意味着放弃了清廷“列祖列宗”的陵寝之所在，在以“忠孝”为意识形态的时代，无异于是对清廷统治合法性的否定，故而当时即有大臣痛切上奏：“不可以为人，安可以立国”——所谓“不可以为人”，意即失东北则失祖宗，失祖宗则不孝，不孝则不能够为人，不能够为人，则不可以立国。1901年，清廷任命杨儒为出使俄国全权大臣，向俄国商办交收东三省事宜。杨儒的意见也是一样的：“发祥之地，陪都在焉，列圣陵寝在焉，万万无不收复之理。”
●清廷自始至终态度强硬，迫使沙俄签约承诺自东北撤军
杨儒出使俄国期间，为保住东北始终在不懈努力，承受了数不胜数的俄方的威逼利诱。在杨儒而言，东北之不能割让，乃是清廷最后的底线；在沙俄而言，自恃武力强盛而必要独霸东北。如此，双方的谈判从一开始就没有达成妥协的可能。1901年3月24日，清廷通知杨儒拒签，谈判彻底破裂。稍后，国内舆论蜂起，终于演变成1903-1904年间轰轰烈烈的“拒俄运动”。
清廷的强硬，让沙俄陷入了孤立之境。1901年9月《辛丑条约》签订后，列强陆续从中国撤军，如此沙俄也丧失了继续驻军东北的理由，列强亦不满其独霸东北的野心，纷纷施加外交压力促其撤军。如此形势下，1901年10月，俄国不得不再与清廷谈判。但此时清廷已摆脱庚子年的空前危机，其态度自然更加强硬。1902年4月8日，在国际上孤立无援的沙俄，终于不得不与清廷签订了《交收东三省条约》。条约规定：俄军在一年半内，分三期从东北撤军。虽然条约中附加了一些不平等的内容，如俄军撤退后中国在东北驻兵，“应添应减，随时知照俄国国家”，但总算是保住了东北，逼迫沙俄承认了中国对东北拥有的领土主权。
●沙俄出尔反尔拒绝撤军，清廷无奈只得将东北问题国际
条约虽然签署，但沙俄从无履行条约之诚意。其所谓的“撤军”，竟成了大举增加其驻旅顺海军，并将辽河流域的俄国陆军集中至中东铁路。1903年4月18日，沙俄居然肆无忌惮地向清廷提出了所谓的“七项撤军新条件”，其中竟有“列强势力不得进入满洲”、“俄国参与北满行政管理”等变相独霸中国东北的条款。
清廷在武力上既无力驱逐沙俄，亦不足以迫使沙俄履行外交承诺撤军，如此，唯一的出路就只有诉诸列强，将东北问题国际化。在接到沙俄所谓的“七项撤军新条件”的第二天，清廷外务部官员将俄国“七项撤军新条件”透露给了日本驻华外交官。
同日夜，日本驻华公使内田康哉拜访了庆亲王奕劻，力劝中国拒绝俄国的这些条件。4月25日，美国也向俄国提出抗议，谴责其违背了“门户开放”原则。稍后，美、日又照会清廷外务部，“忠告”其勿对俄国做出任何让步，同时警告，如清廷签字画押，则各国恐怕会“立待效尤”，列强会立刻向俄国人学习；而早在1902年，为了在远东地区对抗俄国，英国已经与日本缔结了联盟。如此，东北问题就形成了日、美、英、中与沙俄对峙的局面。
但是，俄国已经准备好了要用一场战争来解决问题。对此，沙俄陆军大臣库罗帕特金已经有了充分的“觉悟”：“被逐块瓜分的四亿中国人显然是要咬人的,而我们将首先被狠狠咬住”；“一旦开战，我们就不得不进入一个完全不适于作为战场的国家，中国人会帮助日本人”，而且——“中国将永远不会饶恕俄国”。
“局外中立”：清廷唯一的选择、唯一正确的选择
列强尤其是日本的介入，使得沙俄“和平独霸东北”的企图落空，战争成了最后的选择。但战争的对象并不是中国——早在东北问题国际化之时，沙俄就已经无视清廷的存在，不再与之谈判东北问题，而是将谈判对象换成了同样对东亚大陆存有强烈并吞欲望的日本。此中可见清廷因国力衰微而造就之尴尬。
1904年2月6日，日本与俄国断绝外交关系；8日，日本海军突袭了旅顺港内的俄舰，日俄战争爆发。作为这场战争最大的利益相关者，清廷选择了“局外中立”。此一立场，成了近代中国最著名的耻辱性标签。但就当时的客观形势而言，此乃清廷唯一可能、唯一正确的选择，唯此才有可能在战后保住东北的领土主权。
●其一：清军不具备应对一场大规模近代战争的能力
这是一场本应在中、俄之间进行的战争。但正因为清军根本不具备打一场大规模的近代战争的能力，才不得不将问题国家化，而引发日俄战争。
当时，清廷的军事建设情形大致如下：自甲午战后编练新军，稍有起色即因慈禧之盲目而遭八国联军打击，终清廷之亡，其新军职编练，仍仅限于直隶、湖北两省。再者，按《辛丑条约》规定，中国须接受为期两年军火禁运的国际制裁，如此，速成一支近代化军队的可能性几乎为零；1903年，清政府设练兵处改革军制，制定了一个在全国编练新军36镇，总兵力40万人的计划，但该计划直到清廷灭亡也未能完成；海军方面，则自甲午年全军覆没之后，因经费拮据，重建始终未能提上日程。
财政方面，清廷也不足以支撑一场战争——1904年1月，慈禧谕告军机大臣，曾发出“库储一空如洗，无米何能为炊”的哀叹。
反观日俄战争，在这场20世纪重要的国际战争中，交战双方在中国东北投入了200余万兵力，海陆军协同作战，动用了最新的战法和最新的兵器；俄国战费消耗为65亿卢布，伤亡达14万余人；日本战费消耗为19亿日元，阵亡8.44万人、伤14.3万人。如此巨大的战争消耗，显然不是支离破碎的清廷所能负担得起的。
●其二：民间舆论和部分地方督抚呼吁“联日拒俄”，袁世凯坚决反对
正因为中、俄之间的军事实力完全不可同日而语，故而除一般热血社会舆论之外，清廷官员当中，无一人考虑过单独对日作战的可能性问题。但就常理而言，清廷本无宣布“局外中立”的客观环境——战争在中国东北进行，战争双方争夺的焦点是中国的东北领土，倘若清廷宣布“中立”，则不得不承担“中立”的恶果：不能守卫疆土、保护民众而招致举国痛骂尚在其次，最关键的问题在于，“中立”必然会给战胜国以中国自愿放弃东北主权的口实，无论日胜还是俄胜，对清廷而言，东北的形势只可能更加恶化。
故而，清廷多数地方督抚其实主张“联日拒俄”。其代表人物是湖广总督张之洞、邮传大臣盛宣怀、两广总督岑春煊、贵州巡抚李经羲、广东巡抚张人骏、湖南巡抚端方、闽浙总督魏光焘等。
贵州巡抚李经羲的意见很有代表性：“俄胜势必吞并，日胜无非索酬，两害相形，则取其轻。与其畏俄而不许，何如亲日而获成。……不助日仍无全理，助日则或有幸望”；端方也在给盛宣怀的电报里认为“中立”没有前途——“此事我无终守局外之理”；张之洞也觉得中国没有“中立”的余地，建议朝廷“借助于日本以御之，以日本之将校，率我之兵，庶几可与俄人一战”。当然，民间此种“联日拒俄”的呼声更高。
诸地方督抚当中，直隶总督袁世凯的意见最为深谋远虑。1903年12月27日，袁世凯致电外务部，要求朝廷在即将爆发的日俄战争中保持“中立”，其理由是：“附俄则日以海军扰我东南，附日则俄分陆军扰我西北，不但中国立危，且恐牵动全球。日俄果决裂，我当守局外。”
至于具体的操作方式，袁世凯说：“如日船在各口购备战物，地方官应按局外公例，行文诘阻，如用兵强办，我亦无可如何，但不可由我接济，及由我明许。至无论将来如伺，必须先从局外入手。”
●其三：列强的介入，使清廷的“局外中立”终于能够实现
袁氏虽然主张“中立”，但客观上，清廷是没有“中立”的自由的——因为“中立”，即意味着放弃东北领土主权。如何才能够做到既保住东北领土主权，又避免加入到日俄两国的大战当中自取灭亡，就成了一个需要解开的死结。
解开这个死结的，是列强的介入。早在1903年11月25日，日本即已向清廷通报了日俄交涉已经破裂，以及日本的备战情况。但直到1904年2月12日，也就是日俄开战的第5天，清廷才宣告中立。个中原因，正是列强的介入——2月10日，美国国务卿海约翰训令美国公使向中、日、俄三国声明了美国的愿望，要求交战国尊重中国的中立地位和行政完整；同一天，英、法、德、意四国驻华公使分别致电本国政府，建议各国政府向有关国家表达与美国相同的意愿。
在英、美各国的立场，清廷参战，势必助日，如此，中俄之间漫长的边界线上，清廷无力防御，俄军势必长驱直入，再加上内部的反清浪潮，清廷极可能因此彻底失控乃至崩溃，这种失控对亟亟于领土扩张的俄、日而言，实乃求之不得，却不符合更重视商业扩张的美、英各国的利益，维持清廷的完整与稳定，就成了美、英各国首要考虑的问题。如此，清廷之“中立”与“领土完整”同时得到了国际承认，其宣布“局外中立”，也就具备了可行性。
英、美各国的态度，也决定了日本的态度。日军自然是希望中国出兵助战的，但英、美各国既然支持中国“局外中立”，日本政府从现实利益考虑——其一，按照日本历史学者井上清的说法，“整个日俄战争期间，日本自始至终依赖于英美政府和两国的金融资本，没有这些援助，战争连半年也打不了，政府和陆海军一开始就认识到了这一点，所以,战争目的也不得不限定在英美容许的范围之内”；其二，战争前途未卜，一旦战败，尚需借助英、美各国的力量牵制俄国，为求清廷之微末援助而与英、美列强破裂，孰重孰轻一目了然——故而，日本很快也表达了希望清政府采取中立政策的立场。1904年1月9日，驻日公使杨枢向外务部转达了日本的这一愿望。
如此，1904年2月12日，清廷宣布：“现在日俄两国，失和用兵，朝廷轸念彼此均系友邦，应按局外中立之例办理。”正式订下了“局外中立”的外交策略。同时还公布了具体的“局外中立条规”，其中规定，中国人民不得干预战事暨往充兵役，不得代交战国载运将弁兵卒、探报军情等；此外还划定了熊岳城至安东县界街一线以南为“指定战地”。次日，清政府再度声明：“三省疆土，无论两国胜败如何，应归中国主权，两国均不得侵占。”
2月15日，日本宣布尊重中国中立，承诺“毫无占领大清国土地之意”。19日，俄国也宣布尊重中国中立。但俄国不同意清政府划定的交战区域，要求将交战区与扩大到整个东三省及蒙古东北部，其用意在于：如此划定作战区域，则战胜日本之后，俄国可以达成占据东三省及蒙古大部的既成事实。
清廷实际上没有“中立”，一直在暗中偏袒支援日本军队
虽有“局外中立”的宣布，但日俄两国既然在中国领土上大打出手，其目的又是为了争夺中国的东北领土，在爱国热情和民族情绪的冲击下，要求清廷严格保持中立显然是很困难的；日、俄两国作为强势者，在弱势者领土内烧杀抢掠，横行直撞，要求其尊重清廷之“中立”，显然也是缘木求鱼。
●清军为日军提供情报、炸药、军费支持
日本政府虽然明确对外宣布希望清廷中立，但实际上却是很希望得到清廷的支援的。战争甫一爆发，日本使馆的翻译们就以“长白侠士”、“辽海义民”等名义撰写檄文，在东北秘密张贴散发，号召中国民众助日抗俄。1903年11月底，日军参谋本部派遣曾做过北洋军教官的青木宣纯以使馆副武官的身份紧急来华，与袁世凯面商日中联合组织情报机构和招募东北“马贼”等事宜，据说谈判非常顺利。
如此，清廷虽然没有参战，但实际上仍在暗中支援了日本。其主要支援手段包括：
为日军提供情报方面的支持。1903年底，青木宣纯与袁世凯就谍报合作达成一致，袁从北洋军中挑选数十名精干士官，与其组成了联合侦探队。这些北洋军官大多毕业于测绘学堂等军事学校，故工作颇有成效，其中就有后来的直系军阀首领吴佩孚。吴佩孚原是北洋督练公所参谋处军官，参加日军的谍报活动后，几次进出东北，其间曾被俄军俘获，但拒不招供，被判死刑后跳车逃生，战后晋升上尉军衔，日军授予其勋章。直隶总督府每天还将东北和蒙古的情报通过袁世凯的日本顾问坂西利八郎转交天津驻屯军司令部。另外,日军在山东烟台的情报工作也得到了袁世凯及其北洋军的支持。
为袭扰俄军的日军“特别任务班”提供炸药、经费。战争期间，日本以北京为根据地，由使馆副武官青木宣纯联系在华浪人、特务及少量中国人，组织了“特别任务班”。其成员打扮成汉、蒙族人模样，从北京出发，深入中国东北、俄国西伯利亚各地,担负破坏交通、通讯、辎重等任务。据1939年日本出版的《日露战役特别任务班行动纪要》一书记载，“特别任务班”在执行破坏铁岭、昌图铁路任务时，在辽西得到了率军防守中立区的直隶提督马玉崑的帮助。马玉崑为其提供了“大量的炸药”，几千两白银的活动经费，双方还约定了暗号，以便特别任务班成员在遇到危急情况时能遁入清军兵营获得庇护。马还承诺派遣军官协助其招募马贼等。
此外，部分清军甚至直接参与了日军的某些军事行动。日俄战争爆发之后，清军陆续调往东北者有数万人。这些清军目睹了东北的惨遭蹂躏，抗俄情绪高涨，不免参与到日军的作战行动当中。1904年5月7日，俄军指责“兴京厅以南所扎之华队随同日人攻打俄人”，虽然清廷坚决予以否认，但清军自发参与攻击俄军之事，日俄战争期间始终存在。此外，清廷东北地方政府官员对日军招募华人义勇队之举，亦故意采取了听之任之的放任态度，以致于俄军抗议之声不断。
●地方督抚筹款秘密抚恤日军
官方层面对日军的支援，还包括清廷南北督抚秘密筹款对日军的抚恤。1904年5月中旬，日本陆军在东北奉天境内连战连捷，但伤亡亦大。日本驻沪领事小田切向盛宣怀提出由中国官商出资抚恤日军伤亡将士及其家属的要求。盛宣怀电请直隶总督袁世凯、两江总督端方，拟了一个由政府出钱抚恤日军的方案。
盛宣怀解释说：“若劝各省绅商协助，亦恐招摇，沪上红十字会捐款，系中西合办，又难提拨。鄙见只可密约数省，合筹一款，交小田切转送彼国，附奏抚绥，并嘱不登报纸。”袁世凯和端方对此极表赞成。其他督抚如岑春煊、张人骏等稍后也加入其中。
●俄、日两国也未曾尊重中国的“中立”立场
清廷暗地里的种种助日举动，使俄国极为不满，多次指责清廷违反中立，甚至照会各国，发出警告：“倘再有此项情节，俄不得已只能顾自己利益以对此种中立矣。”清廷则自始至终对此矢口否认。但实事求是地说，清廷确确实实是在战争中偏袒甚至帮助了日军。日本防卫厅编纂的《日本军国主义侵华资料长编》中也承认：“日俄战争时的日清关系良好，在满洲作战中得到不少方便。”
但是，在指责清廷的同时，俄军本身也在不停地破坏和挑战清廷的“局外中立”立场。其强迫地方官为其拉丁抓夫、准备草料等情形十分常见。俄军更无视清廷对东北的主权宣示，将“大俄国钦命留守远东大臣”等官衔字样“登之示谕，遍贴华境街衢”，竟对中国东北居民行使起了管辖权；中立规条中明载：“中国人民寄居战国境内者其身家财产均仰该国保护，不得夺其资财或勒充兵役”，但俄军仍然明目张胆地烧杀抢掠，接连不断地制造灭村屠屯之惨案。
相对而言，由于需要取得中国民众的支援，日军在战争期间对清廷的“局外中立”一直维持着一种表面上的尊重，但破坏“中立”之举仍比比皆是，譬如1905年1月，日本宪兵竟以怀疑交通俄军，泄露军情为由，拘押了清廷辽阳知州；在残杀中国民众方面，虽较俄军为轻，亦是屡屡发生。
1905年9月，日俄两国缔结了《朴茨茅斯条约》，日俄战争结束。清廷也随即废止了一切有关中立的条规禁令，中立状态正式结束。10月31日，日本将其“非法”招募的“东亚义勇军”全军集中于三家子，举行了公开、盛大的解散仪式。这支华人武装与俄军交战64次，打死俄军将校12人，兵士223人。部队在受到表彰后宣布解散，同时升起清军旗帜，随后开赴奉天各地“维持治安”——此一意味深长的情节，恰是清廷日俄战争期间“局外中立”之真相。
结束语关键词：日俄战争 局外中立 立宪改良 东北问题
1904-1905年的日俄战争，客观造就了两个结果：其一，种族优越论破产，日本的战争为国人提供了民族自信心的源泉，自此，白色人种优于黄色人种的谬论彻底破产，客观上为中国从传统国家转型为民族国家扫清了思想障碍；其二，为知识界提供了“立宪优于专制”的思想资源，自此，“专制政体为亡国辱种之毒药无人敢尝试”。
清廷之“局外中立”在客观上亦造成了两个结果：其一，清廷在自己的实力许可范围之内，以最小的代价取得了最大的外交收益，既暂时保住了东北的领土主权，又避免了卷入战争而导致国家的分崩离析；其二，其“局外中立”成为近代史上洗刷不去的耻辱，对革命党的发展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满洲政府”却无力保卫“满洲”，更激起了革命党“排满”之高潮。
1904年03月29日，《大公报》发表社论《论中国宜及时力行改革》，文章说道：“甲午以前，我中国如力求上理奋、图富强，何至有甲午之败衄？如无甲午之败衄，何至召列国之轻视？甲午以后，我中国如真心求治、锐意变法何至有庚子之奇祸？如无庚子之祸，何至有俄人占地不还之争？如无俄人占地不还之事，何至有今日俄日挑衅之举。”
在另一篇题为《敬告政府诸公》的社论里，《大公报》说道：“不改革必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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