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年10月2日星期五

从数目字看宋代中国的成就

清院本《清明上河图》(局部)
文:吴钩

政府岁入

两宋的财政岁入,基本上都保持一亿(贯石匹两)以上。北宋治平二年(1065)的数字是11600万(贯石匹两)——这个数目并不是北宋岁入的最高额,却已是唐代最高岁入的一倍;其中货币性岁入为6000万贯以上,比重超过了50%。

作为对比,明末在田赋中加派“三饷”,又派出税监矿使,四处搜刮工商税,搞得天怒人怨,岁入也不过增加了2000万两(其中税监搜刮的工商税每年只有四五十万两)。

财税结构

在宋朝的财政收入中,从宋真宗朝开始,来自工商税与征榷的收入超过了农业税,北宋熙宁年间,农业税的比重降至30%,南宋淳熙—绍熙年间,非农业税更是接近85%。

作为对比,明朝弘治十五年(1502),全国田赋正额约为2680万石,占全部税收的75%。隆庆朝与万历朝前期(1570—1590),国家的杂色岁入(含商税、海外贸易抽税、盐课、轻赍银、役与土贡折色等)约370万两白银,这个数目只及宋代征榷收入的零头。而清代在道光朝之前,地丁银(农业税)占全部岁入的70%以上,关税与盐课的比重不足30%。

外贸收入
在南宋政府每年近一亿贯的财政收入中,来自市舶的收入(包括进口商品抽税、进口香药专营利润)最高贡献了340万贯,大约占3.4%。年进出口总额接近3800万贯。

作为对比,晚明的隆庆开关,只是开放一个月港,海关抽解每年不过区区二三万两银,跟宋王朝整个海岸线都对外开放、每年抽税以百万贯计的格局不可相提并论。

铁产量

按日本学者吉田光邦的估计,北宋的铁年产量为3.5~4万吨,美国学者郝若贝则相信有7.5~15万吨,国内学者葛金芳也认为宋代一年用铁约在15万吨上下。

作为对比,到18世纪初,整个欧洲(包括俄国的欧洲部分)的铁总产量才有14.5~18万吨。

货币发行量

北宋的最高年铸币量则是570万贯,这还不包括铁币与纸币的发行,平常年份都维持100万贯至300万贯之间。

作为对比,唐代的最高年铸币量为33万贯,通常年份只是维持10万贯左右。而明代近300年的铸币总量,竟然不及宋神宗元丰年间一年所铸的货币量。

城市人口

北宋东京从数目字看宋代中国的成就有26万户,以每户6人计算(这是保守的估计),26万户即有156万人之众。另按赵冈先生在《中国城市发展史论集》中的推算,如果计入郊区的人口,南宋临安的总人口“应有250万人左右”。

作为对比,宋代那时候,伦敦、巴黎、威尼斯等西欧城市,人口不过10万,被欧洲人称为“世界上最大的城市”的大马士革,人口也不过50万,相当于唐代的长安。今日开封市的市区人口,也才80多万。

城市化率

北宋的城市人口占20.1%,如果以1亿人口计算,即有超过2000万的宋朝人成为城市居民。南宋时达到22.4%。如果据斯波义信的看法,南宋鼎盛时期的城市化率可能达到30%。

作为对比,清代中叶(嘉庆年间)的城市化率约为7%,民国时才升至10%左右,到1957年,城市化率也不过是15.4%。

农业产量

葛金芳教授认为,宋代每个农业劳动力年产粮食在4000斤上下,跟1984年每个劳动力产粮4379斤的水平大致相当。另据宋史学者方健的推算,在江南,每个农户可以养活2.35个五口之家,粮食商品率达40%。当时民间有谚:“苏湖熟,天下足。”

宋代南方的稻田平均亩产约有二三石(米),低产时也有一石,最高时亩产量可达六七石(谷),这个产量差不多是战国时期的5倍、唐代的3倍。

劳动力报酬

不管是当佣工,还是在城市做点小生意,宋代底层人的日收入基本上在“100文”这个水平线上下浮动。

这个收入水平相当于明朝知县的月俸。另据黄冕堂《中国历代物价问题考述》的统计,明代城市佣工的日工价以30文为常价,农村佣工则以20多文为常价。到清代时,日工价才回升到50~70文。换言之,一名宋代佣工的收入,相当于一名明代佣工加一名清代佣工的收入。

人均收入
英国经济史学家安格斯•麦迪森提出:“在960~1280年间,尽管中国人口增加了80%,但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却由450美元增加到600美元,增加了1/3;以后一直到1820年都保持着此水平。欧洲在960~1280年间,人口增加了70%,人均国内总值则从400美元增至500美元,只增加了1/4。”也就是说,宋代的经济与生活水平,不但在纵向上优于其他时代,而且在横向上遥遥领先于同时代的欧洲。

另据香港科技大学刘光临先生的估算:宋朝人均国民收入为7.5两白银。这个水平超过了被认为出现了“资本主义萌芽”的晚明(晚明人均国民收入才2.88两)与所谓的大清“康雍乾”盛世(人均6.45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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