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勣墓石碑
咸亨元年年初，在文武百官的目送下，在李治的哭声中，一辆灵车经过长安故城，缓缓向昭陵驶去。这是朝廷上下与一位功臣的永别，李勣的死亡，不仅仅意味大唐损失了一位名将，与此同时，还有另一个里程碑式的含义，那就是凌烟阁里的二十四幅画像，彻彻底底变成了遗像。辉煌过后，一切都归于沉寂....
功臣的命运并不相同
每当回顾历史，一些名臣将相的死亡总是让人扼腕叹息。韩信明修栈道，暗渡陈仓，在楚汉战争中立下汗马功劳，可最终却被萧何骗入皇宫，诛灭三族；彭越，战火纷飞的年代里曾助刘邦一臂之力，结局却是被剁成肉酱，“遍赐诸侯”，惨状不堪入目，同样受到波及的，还有臧荼、卢绾、韩王信、英布。类似的事情在一千五百年后再度上演，明太祖朱元璋上台后，在他的导演下，胡惟庸案，蓝玉案相继爆发，死者上万，再加上其他清洗活动，开国功臣几乎被屠戮殆尽，鲜有能善终者。正如韩信被感慨道：“果若人言‘狡兔死、良狗亨；高鸟尽，良弓藏；敌国破，谋臣亡’天下已定，我固当亨！”。
要是韩信、李善长等人在黄泉相会，遇到尉迟敬德、李靖等唐朝功臣，必然会流露出羡慕的目光。是呀，李世民的左膀右臂怎么就这么幸福呢？看看有资格进入凌烟阁的二十四位大臣，被李世民杀死的只有侯君集、张亮二人。说实在话，这两个人被杀其实一点都不冤。侯君集的死因是参与到太子李承乾的谋反案，阴谋夺权，事情败露后被判死刑。唐太宗念其有功，一开始还下不去手，问群臣能不能饶了侯将军，可群臣都不同意，坚决要求按制度办。张亮则是收养的干儿子过多，与术士有不当来往，怀不臣之心，最后被处死。
相比于朱元璋的血雨腥风，刘邦的痛下杀手，赵匡胤的杯酒释兵权，刘秀的“方以吏事责三公，故功臣并不用”，总体来看，李世民对待功臣的方法可以说是最好的。首先从生死的角度看，只要功臣没谋反，李世民都没有举起屠刀，此举比汉祖明皇“温柔”了许多；再从用人的角度看，玄武门之变后，李世民对许多功臣依然予以重任，比如武将这边，侯君集被派往西部，远征高昌；李靖平定东突厥，西征吐谷浑，扬威塞外，甚至到晚年，李世民还有用他的意思，原话是“公南平吴会，北清沙漠，西定慕容，唯东有高丽未服，公意如何？”问他愿不愿意东征；李勣则征讨过东突厥、薛延陀，贞观末跟随唐太宗攻打高句丽……
文官这边同样如此，房玄龄早早追随李世民，武德后，他身居高位，是贞观年间任职最久的宰相，几乎经历了整个贞观之治；长孙无忌也担任过宰相，李世民驾崩后当上了托孤大臣，继续辅佐李治。功臣之所以是功臣，那就绝非等闲之辈，如果弃之不用，在某种程度上来说，也是对人才资源的一种浪费。
那么李世民为什么能够善待功臣呢？其中到底有何隐情？
原因一：年轻有为
皇帝之所以要诛杀功臣，很大的原因是害怕他们造反，威胁皇权。这种忧虑，往往随着年龄的增长而越发明显。刘邦杀功臣的事很早就开始了，上台第二年，臧荼便谋反被杀。其实刘邦针对的并不是整个功臣集团，他的黑名单里，就没有周勃、陈平、曹参这些人，他针对的，是其中的异姓王，韩信、彭越等人有兵有粮有地盘，作战经验丰富；而刘邦登基的时候已经54岁了，是个奔六的人。在古代，这个年纪意味着时日不多，刘备临终前不就说：“人五十不称夭，吾年六十有余，何所复恨。”一旦皇帝驾崩，年轻的太子刘盈该如何应对？刘盈可没爸爸那么狠的手腕，《史记》说“孝惠为人仁弱，高祖以为‘不类我’”，这样的性格，遇到在战场上摸爬滚打多年的异性诸侯王，简直难以想象，所以刘邦要开始杀伐之旅，力求把异性诸侯王换成同姓诸侯王，为太子保驾护航。
朱元璋的情况有些许类似，他的太子朱标、皇太孙朱允炆，都是仁慈之人，对此，朱元璋心知肚明。洪武十三年，胡惟庸案爆发，这一年朱元璋53岁；等到蓝玉案发生时，他已经66岁了。随着时间的推移，皇帝的身躯日渐衰老，为了给朱标父子提供一个安稳的接班环境，朱元璋迫不及待地搞大清洗。朱标曾经指出父皇杀戮太重，老朱知道后，就让人端出一个带刺的棍子，让小朱拿，小朱不敢拿，老朱就说，那些被杀的人就好比是棍子上的刺，我现在帮你把拔了，你以后拿着就舒服了。
等到唐太宗垂垂老矣，逼近五十大关，剩下功臣的年纪就更大了，在贞观的最后几年里，又有一批元老重臣密集离世。包括房玄龄、萧瑀、高士廉、李靖，刘弘基虽然死在李世民之后，但也是在永徽元年病故，时间上相差无几。到李治执政几年，凌烟阁二十四臣仅有唐俭、尉迟敬德、长孙无忌、程知节、李勣五人健在，长孙无忌是老皇帝的发小，新皇帝的亲舅舅、顾命大臣，不可能造反；李勣老于世故，忠心耿耿，被当作一道活的万里长城，他以前不辜负李密，现在也不会辜负李世民，早就被托以幼孤。老将军程知节年过六旬，忠诚有加，深受信任；尉迟敬德年迈，已经赋闲多年，也不会有二心。唐俭年逾七十，时日无多。所以都不可能会出什么乱子，也不用着杀他们。
原因二：出身高贵
皇帝个人的出身也是左右功臣结局的因素之一，我相信许多读者看到标题，首先想到的就是这点，事实也是如此。汉高祖、明太祖，还有太平天国的洪秀全，以及毛泽东，不都是这样吗？天下统一后，甚至还没统一，最高领导人为了巩固来之不易的权力，开始杀功臣了。刘邦原本只是个亭长，相当于乡镇派出所所长，地位低下，不是什么达官显宦之后，岳父把吕雉嫁给他，岳母得知后很不满意，说沛令跟你关系好，希望娶我们女儿，你高冷，不同意，现在怎么瞎了眼把宝贝女儿嫁给了刘邦！嫌弃之情可见一斑。朱元璋小时候给地主家放过牛，父母过世后，连块葬的地方都没有，死无葬身之地。后来迫于生计，去皇觉寺当了和尚，往事不堪回首。
昭陵石马
他们借助乱世，成功登顶，实现了屌丝逆袭，从社会的基层向顶层跨越。昔日的命运很大程度不由自己主宰，受尽了白眼，积蓄了不少的怨气，心灵也变得扭曲。上位后，金钱、美女应有尽有，生杀予夺手握其中，成为了全中国最有权势的人。由俭入奢易，由奢入俭难，尝到了甜头，当然就不愿意再失去权力，让自己与子孙过回辛酸的日子。在巩固权力的过程中，有造反能力的功臣无疑就是极大的威胁，必欲除之而后快。而且出于愚民的需要，皇帝要神化自己，将本人打扮成神，底层不识字的老百姓好糊弄点，可那些与你一起放过牛、挑过粪的功臣，可都知道你的底细呀！于是不尊重皇帝、让皇帝脸面无光的事情就发生了，拿他们的人头杀鸡儆猴就显得有必要了。
李世民的父亲是唐国公，他自幼成长于贵族家庭，接受良好的教育，不缺衣少食，哪里吃过那么多苦，将他登基前后的生活做个对比，差距没有刘邦、朱元璋那么悬殊。加之他的起点高，早就有社会地位，打天下之前，臣下对他已有敬重之心。所以在维护权势的方法上，就没有朱元璋那么极端，打击面这么大。刘秀、赵匡胤出身不差，同样如此。
原因三：功臣有觉悟
胡惟庸的死亡，责任并不完全在朱元璋，他本人飞扬跋扈，不知收敛，“生杀黜陟，或不奏径行。内外诸司上封事，必先取阅”，给自己的结局埋下祸根。李世民没有屠戮功臣，也与部分功臣的谨慎、低调密不可分，他们知道自己所处的位置，吸取历史教训，少做违法乱纪、争权夺利的事情，尽量保全自己。在这方面，李勣、长孙无忌的做法之前已经说过，在此无需赘言，我们不妨来看看其他几位是怎么做的：
河间郡王李孝恭
李孝恭是唐朝宗室，曾经攻略巴蜀，平灭萧铣，立有战功。他的生活比较奢侈，有歌姬舞女数百人，但为人“宽恕退让，无骄矜自伐之色”，尽管贵为王爷，功劳很大，但一点都不居功自傲，这让李世民非常赞赏。进入晚年后，他还说自己的住的房子宏伟壮观，过于招摇，应该卖掉，换一座小点的。诸位儿子要是有才，住这个可以了，要是无才，哪天大房子被人家夺走了，便宜了别人。
梁国公房玄龄
贞观十五年，房玄龄想到自己的女儿是韩王妃，儿子是驸马爷，娶了高阳公主，自己又长期高居相位，实在是显贵之极，细思极恐，于是“频表辞位，优诏不许”。明年，因为和高士廉修成《文思博要》，进拜司空，依旧兼修国史，房玄龄又要推辞。唐太宗派人对他说：“昔留侯让位，窦融辞荣，自惧盈满，知进能退，善鉴止足，前代美之。公亦欲齐踪往哲，实可嘉尚。然国家久相任使，一朝忽无良相，如失两手。公若筋力不衰，无须此让。”
不光自己时刻小心谨慎，房玄龄对儿子的要求也是如此。他经常教育房遗直等人不要骄奢淫逸，招摇过市，不要因为自己有个正国级的好爸爸，就欺凌他人。在房家的屏风上，房玄龄写满了古今圣贤的家诫，让每位儿子各取一具，不时提醒自己。并交代道：“若能留意，足以保身成名”。
鄂国公尉迟敬德
尉迟敬德是个武将，一开始自负有功，居功自傲，遇见长孙无忌、房玄龄等人，常常当面讥讽，有时甚至在宫廷之中互相争辩，影响十分恶劣。贞观八年，李世民大摆宴席，尉迟敬德看到有人的席位在他之上，竟勃然大怒，说：“你有什么功劳，敢坐在我上面。”江夏王李道宗赶来劝架，话不投机，尉迟敬德一拳过去，差点把李道宗的眼睛打瞎。这件事情非常严重，别说李道宗是李世民赏识的王爷了，就算他只是普通宗室，尉迟敬德身为臣子，也没资格打人家。李世民听说此事，敲打了尉迟将军一番，说朕每次阅读汉朝历史，发现功臣能够保全自己的非常少，我想保住自己的功臣，可总是有人犯法。“方知韩、彭夷戮，非汉祖之愆”。
思考了几年，尉迟敬德幡然醒悟，主动要求退休，颐养天年，于是李世民授开府仪同三司，准五天上一次朝。晚年的他迷信神仙，吞食云母粉，筑造池台，一十六年不与外界来往。
卫国公李靖
李卫公虽为名将，但生性沉稳厚重，每与宰相议事，“恂恂然似不能言”，非常的恭敬谨慎，不怎么说话，就怕说了不该说的。贞观七年，李靖以足疾为由，主动要求退居二线，言辞非常恳求，唐太宗感慨道：“朕观古今已来，身居富贵，能知止足者甚少”。后来李靖又被派去征讨吐谷浑，班师后，利州刺史高甄生因为战役中被李靖责备过，怀恨在心，联合广州都督府长史唐奉义告发李靖谋反，虽然最终真相大白，谋反纯属子虚乌有，但经历此次风波，李靖变得更加谨慎，他把门关起来，杜绝宾客，就算是亲戚都不能随便进来
原因四：不敢反、不能反的兵制
功臣当中，文臣与武将比，威胁更大的明显是后者，为了防止武将叛乱，宋太祖干脆就重文轻武了。但是在唐朝初期，得益于用兵制度，武将谋反的几率并不高。什么制度在这方面如此卓有成效？稍微熟悉唐朝历史的人都知道，唐太宗时期实行的是府兵制。对于这项制度，《新唐书》有如此描述：“初，府兵之置，居无事时耕于野，其番上者，宿卫京师而已。若四方有事，则命将以出，事解辄罢，兵散于府，将归于朝。故士不失业，而将帅无握兵之重，所以防微渐、绝祸乱之萌也。”府兵制下，兵农合一，府兵平时耕种，农闲训练；遇有战事，则由皇帝选派将领，调集某地的府兵参战，战争结束后，士兵回府，将领回朝，各不相干。将领没有专门统属的士兵，便难以拥兵自重、发动叛乱。
唐墓壁画
在贞观年间，府兵只是唐朝军队的一部分而已，遇到大规模的对外战争，出征的士兵并不以府兵为主。因为府兵并非只有对外战争一个任务，他们还要宿卫、戍镇、保卫京师，一旦出动的府兵过多，京城、地方的维稳工作便人手不够。也许你会说了，不够就扩招呗！增加府兵的数量，不就得了！其实也不可取，因为府兵相对于一般百姓，是有待遇的，政府要免除他们的租庸调，试想要是府兵人数过多，交税的人就少了，唐政府的财政收入势必锐减。
在兵力捉襟见肘的情况下，当局又实行了兵募，兵募就是遇到战事，临时从老百姓中招募士兵，贞观年间以自愿为主。每当战事结束，应募者就可以回归乡里，恢复之前的身份，要是有功，当然可以获得赏赐。感觉府兵有点像正式工，兵募像临时工，后者才是李世民时期对外战争的主力部队。同样的，在兵募中，武将也没有多少谋反的机会，因为征兵令都要由皇帝下达，私自征兵者，人数达到十人，罚劳役一年；人数要是达到一千，直接处绞刑。况且领兵前，主帅与麾下士兵素未谋面，萍水相逢，既然从来都不认识，谁会冒杀头的风险跟你造反？
汉家高阁漫凌烟
“起义堂碑云汉丽，凌烟阁像日星垂。”在唐朝的皇宫中，凌烟阁起初只是一座并不起眼的小楼，但因为二十四位功臣的画像，从此名声大震，为世人熟知，成为后世有志青年抒发建功立业之情的依托，比如杜牧《寄远》：“功名待寄凌烟阁，力尽辽城不肯回。”张籍的《赠赵将军》：“会取安西将报国，凌烟阁上大书名。”
虽然李世民手下留情，没有加害辅佐他的功臣们。但功臣再厉害，再有本事，毕竟也是人，也吃五谷杂粮，也得生老病死。以李勣的死亡为标志，随着时间的推移，他们一个个走向生命的终点。留给人间的东西，只剩下史书中冷冰冰的文字，还有昭陵附近荒凉的墓冢，渐渐地，唐帝国也走向衰亡与覆灭，天下大乱，烽烟又起，凌烟阁被付之一炬，从此消失在历史长河中。
唐朝的凌烟阁尽管湮灭了，但后人并没有停止前进的脚步。在任何一个伟大的时代中，都会有一座凌烟阁。
参考文献：
《史记》《后汉书》《新唐书》
《旧唐书》《资治通鉴》《明史》
董海洋：《唐朝兵募制度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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