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73年十月初七，浙江省余杭县的葛品连忽然感染恶寒；初八，他没有上工，在家里躺了一天；初九，病情恶化，当晚一命呜呼。亲属痛哭一番，给尸体换上寿衣，打算择日下葬，换衣时并未发现尸体有任何异常。初十晚上，死者家属忽然发现尸体脸色铁青，口鼻有血水渗出，怀疑葛品连是中毒而死；十月十一早晨，在地保的陪同下，他们来到余杭县县衙，向知县刘锡彤递交了呈词。
这本来只是一起普通的人命案，严加勘察，即可有效解决。然而，由于一系列原因，一具死尸居然掀起了一场席卷清帝国的妖风，并促使朝廷、地方与媒体在阵阵阴风中展开了一场惊心动魄的“三国杀”。这就是清朝末年轰动全国的杨乃武与小白菜冤案。
接到呈词，将近七十岁的刘锡彤决定到死者家中验尸，这时候，他的好友陈竹山来拜访。陈竹山这个人很八卦，平时很喜欢听东家长西家短，跟个大妈一样。听闻案情，他就跟打了鸡血一样，讲了一些小道八卦。
哦，葛品连呀？我知道，穷打工的，一个豆腐店的帮工，跟武大郎似的，他有个漂亮的媳妇儿，跟潘金莲似的，喜欢穿上白下绿的衣服，街坊都叫她“小白菜”。嘿嘿，水灵灵的。这两口子没房子，外地人，租住在举人杨乃武的家里——按照电视剧的桥段，说到这里，陈竹山应该一脸坏笑凑到刘锡彤耳朵边——听说，这个小白菜跟杨乃武，啧啧……
就这样，带着先入为主的偏见，老糊涂刘锡彤带着仵作（验尸官）沈祥来到了小白菜家里。沈祥是个马虎鬼，心眼比炮筒还大。按照从业技术规范，应该在每次验尸之后用皂角水把银针清洗三遍。但是，上一次验尸之后他忘了，直接拿着没有清洗的银针插到了葛品连的喉咙里。结果显示，银针呈黑色。不过，由于葛品连的死状与《洗冤录》所记载的砒霜致死的死状并不符合，所以他也不太肯定葛品连是不是被砒霜毒死的。
依靠连蒙带猜的办案经验，以及陈竹山的八卦，刘锡彤武断地认定小白菜就是凶手，随即把她带回衙门，严刑拷打，一边打一边问：是不是你勾结奸夫杨乃武害死了葛品连？
这可不是审问，而是无耻的诱供，先设定结论，打得你往套子里钻。
几次拷打下来，小白菜屈打成招，承认自己与杨乃武有奸情，葛品连是被砒霜毒死的，而砒霜就是杨乃武在十月初五那一天给她的，毒是十月初九下的。
十二日凌晨，杨乃武被秘密抓捕。
杨乃武是在1873年九月十五日中举的，那一年，整个余杭县只有他一人中举，被抓捕的时候，离中举还不到一个月，他正沉浸在中举的喜悦中。迈出家门的这一刻，他或许想的是身正不怕影子斜，去县衙讲清楚就行。然而，当他再次回到家里的时候，已经是三年多之后的事了，那时候，他已经成了一个残废。
他和小白菜有没有奸情呢？没有，无稽之谈。
杨乃武家里的房子是楼房，他跟他的姐姐和妻子住一层，小白菜一家住一层，那时候的女性不能抛头露面出来工作，小白菜平时无所事事，不知怎么的，居然对佛经产生了很大的兴趣，她不认识多少字，总是请教杨乃武，久而久之，葛品连犯嘀咕，也不好意思给外人说，就问母亲沈喻氏。沈喻氏是个大嘴巴，竟然把这件事告诉别人，一传十十传百，杨乃武和小白菜的名声就臭了。杨乃武很不开心，也不好直说，打算等租期一到，就提高房租，逼迫葛品连一家离开，岂料半路上居然出了人命案。
到了县衙，杨乃武一听小白菜的供词就怒了，这TM不是瞎说吗？十月初五那一天我去城外办事，初六才回来，啥时候给过她砒霜，不信可以找证人，很多人可以证明初五我在干啥！随后，证人抵达，证明杨乃武所言属实。
杨乃武是举人，有身份，可以见县太爷不跪，也不得受刑，在公堂上，他和刘锡彤是平等的。既然是清白的，那可以走了吧？不！刘锡彤没有放杨乃武回家，而是将他收监。次日，他将此事呈报给杭州知府陈鲁，请陈鲁向朝廷上折子，革除杨乃武的举人身份。十月二十，他把杨乃武和小白菜以及相关卷宗送到了杭州，对验尸报告做了一些手脚，板上钉钉地说葛品连就是被砒霜毒死，还压下了证明杨乃武清白的证词。
据余杭一带的传闻，杨乃武在余杭县是个刺儿头，为人耿直，总是和刘锡彤对着干，刘锡彤对他极为愤恨，一些影视剧里也采用这种说法。
事实上，史料当中并没有提过这件事，但是从刘锡彤一心置杨乃武于死地的行径来看，他们之间应该是有很大过节。
不久，朝廷的朱批下来了，杨乃武的举人身份被革除。没有那么多顾忌的陈鲁马上对杨乃武大刑伺候，各种刑具轮番上阵，杨乃武被打得皮开肉绽筋骨喷血，只好认罪，承认自己和小白菜有奸情，说砒霜是在余杭县附近的一个小镇上的爱仁堂药店买来的，老板叫钱宝生。
爱仁堂是有的，钱老板也是有的，但是不叫钱宝生，而是叫钱坦。杨乃武知道有这个店铺，也知道老板姓钱，但他不知道具体名字，只是受不住拷打瞎蒙的。
钱坦一见来取证的衙役，懵逼了——我啥时候卖过砒霜给杨乃武？没影儿的事！陈鲁看钱坦不配合，就亲自出马，亲切地“慰问”了一下，钱坦怕了，只好昧着良心说确有其事。
好！人证物证齐了，口供也对上号了，结案吧。十一月初六，陈鲁判定小白菜凌迟处死，杨乃武斩立决。按照律令，他不能随便处死囚犯，必须把案情逐层上报，等上级批示。所谓的上级，即浙江按察使蒯贺荪。
十一月十八，媒体介入。《申报》刊登了一则新闻——《记余杭某生因奸谋命细情》。
《申报》创办于1872年四月三十日，出资人是英国商人，办报人是中国人，在中国新闻史上，它是最早深入民间的近代化媒体，由于办报理念先进，面世初期它就产生了广大的社会影响力，读者遍布大江南北，以至于从清末到民国的几十年间，《申报》几乎成了报纸的代名词，人们把所有的报纸都称作“申报纸”。
最初，申报只是把这当成了一个普通的花边新闻，无非是为了吸引眼球，促进销量，不过，随着事情的后续发展，它在杨乃武和小白菜平冤的过程中发挥了巨大的舆论力量，逼得犯事的官僚集团手忙脚乱。美国杜克大学法学院教授欧中坦曾说，杨乃武一案广泛传播，并最终洗雪冤屈，“在很大程度上要感谢《申报》充满活力的记者”。当然，这是后话。
接着说蒯贺荪。蒯贺荪很有架子的，跟青楼的头牌一样，不是南来北往的都是客，只接待有钱的主，他省略了很多过程，直接把刘锡彤叫来问询。刘锡彤当然一口咬定自己明察秋毫，铁证如山。一个厚着脸皮说，一个马马虎虎听，反正就是走个过场，当然不会有啥好结果。于是，蒯贺荪原样不动地把结案报告交给了杭州督抚杨昌浚。
杨昌浚不太放心，派人到爱仁堂药店暗访，刘锡彤事先得到消息，又在百忙之中亲自“慰问”了一下钱坦。暗访的结果可想而知。同年十二月二十，杨昌浚将此事上报给北京的刑部复核，而一旦上头的批示下来，小白菜就得被千刀万剐，杨乃武就得人头落地了。
至此，冤案终于酿成。
按照清代律令，凡是涉及人命的案子，知县（刘锡彤）有初审权，无定案权；初审过后，案情移交知府（陈鲁）二审；然后呈报按察司（蒯贺荪，相当于省高法）；然后是督抚（杨昌浚）重审，如无问题，督抚可以将案情呈报给北京刑部，刑部再呈报皇帝，由皇帝最终裁决。整个流程中，如果每一级复核部门发现问题，可以驳回复审，或者亲自审问案犯，以防出现冤假错案。一般来说，如果督抚确认疑犯为死罪，那就是板上钉钉了，等待死囚的只是一道京城的批文而已。如果疑犯家属对督抚的裁决不服，大清律允许他们进京，到都察院或步兵统领衙门上诉——这一道程序叫“京控”。杨昌浚这一道奏折递上去，杨乃武的人头基本上就算是掉下来了。上头的批示啥时候下来呢？不知道，说不定明天，说不定一年半载。被打得半死的杨乃武不甘心枉送性命，在狱中写了一份申诉材料，交给他的姐姐杨菊贞，让她到北京的都察院告状。
1874年四月，被重大变故折磨得跟个老太太一样的杨菊贞变卖家产，踏上了前往北京的艰辛路，支持她一路走下去的信念就是——弟弟是冤枉的，一定要让他活下来，洗刷冤屈！很幸运，当她抵达北京的时候，刑部的批文还没有下来。很讽刺，刑部低下的办事效率反而给了杨乃武逃生的机会。都察院接受了杨菊贞的呈词，并下达文件给杨昌浚，让他重新审理此案。
按照相关历史记载来看，走京控这一道程序是很难的，不是你想走就能走的。那时候的清帝国已经病入膏肓，官官相护，整个官场几乎暗无天日，对于督抚上奏的案卷，刑部只是随手就过，盖个大印就算了事，碰上走京控这道程序的喊冤者，他们也只是将其定性为“刁民”，打回原籍，让地方官严加看管。
一个叫王英夫的京城小官曾对此悲愤无奈地记载：走京控程序的人哪里是刁民？他们只是有冤屈的老百姓啊！否则他们为什么要背井离乡、跋山涉水、冒着生命危险来北京呢？我看到他们满面尘土、泪水满面，整天跪在衙署大门外，心如刀绞。他们为什么越级上诉，是因为地方官把他们逼得没办法了啊！
那么，为什么杨菊贞到都察院能得到回应呢？这里还需要说到《申报》。
从去年的十一月十八日刊登第一篇关于杨案的报道开始，《申报》随后又接二连三地发表了一系列报道。由于当时的审讯是秘密进行的，所以《申报》的消息来源一般是小道消息，刊登报道也会注明“真实性待考”的字样。虽然发布报道是为了促进销量，但是该报体现的严谨立场真是把现在的很多媒体甩了好几条街。
《申报》的覆盖面很广，读者群庞大，京员当中的很多人都订了，其中就包括都察院、步兵统领衙门以及刑部当中的一些官员。也就是说，当杨菊贞第一次到达北京的时候，《申报》的力量已经有所体现，有的京官已对杨案有所耳闻。
拿着都察院的回复，杨菊贞怀揣希望踏上归程，但是，她的愿望很快就破灭了——杨昌浚根本没有心思审案，直接把此事交给陈鲁复审，结果用说吗？当然是维持原判，不得翻案。
杨菊贞快崩溃了，再走一次京控吗？NO！第一次京控已经耗光了家底，上京已经不可能了。那怎么办？只能眼睁睁看着弟弟被斩首啦！杨菊贞哭啊，眼睛都快哭瞎啦！
山重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这时候一个人出现了，给了杨菊贞绝地反击的力量，他就是胡雪岩。
胡雪岩，晚清的红顶商人，著名官商。这个人出身低微得很，肚子里没有多少墨水，早年间是个跑街的伙计，靠着精明的商业头脑和长袖善舞的手段迅速崛起，富可敌国，虽然混迹官场，算盘打得很响，但是这个人很有侠义心肠，喜欢打抱不平。
杨菊贞走投无路的时候，胡雪岩就在杭州，他有个幕僚是杨乃武的同学，知道杨乃武有冤屈，就把事情的来龙去脉告诉了胡雪岩。胡雪岩随即找来杨菊贞，表示将全力支持杨家打官司，承担所有的京控费用。1874年九月，杨菊贞和杨乃武的妻子詹彩凤准备二度京控的时候，浙江籍京官、翰林院编修夏同善恰好从杭州返京，胡雪岩亲自践行，请夏同善回京之后从中周旋。
当月，杨菊贞和詹彩凤二度进京，带着杨乃武撰写的诉状向步兵统领衙门递交。
夏同善带着诉状的抄写本回京之后，找到当时的宰相翁同龢，谈及杨案的曲折，请翁同龢代为帮忙。1964年，杨乃武的女儿在一篇回忆录中提到夏同善时，仍然颇为感激。
《申报》的记者就在外面等着，宰相翁同龢也放话了，这一次，步兵统领衙门有些压力，麻溜儿地把事情报告给了同治皇帝，同治下旨，命令杨昌浚重审，不得有误。
皇帝老儿算个屁！杨昌浚依然是走过场了事，然而，审讯过程中忽然发生了两件大事，案情出现了重大转机。第一，杨乃武和小白菜翻供，称之前认罪纯属屈打成招，“重刑之下，有何不招？”第二，《申报》的记者神通广大，居然得到了杨乃武诉状的底稿，于十二月初七全文发表，《浙江余杭杨氏第二次叩閽原呈底稿》。
早先，《申报》没有立场，只发布消息，不表露态度。从发表该文开始，《申报》开始偏向杨乃武，展开了全程式的跟踪报道，一时间，京城满城风雨，街谈巷议，搞得杨昌浚死的心都有了，这帮记者，我招谁惹谁了？让不让人活了？但是他能发牢骚却无计可施，因为《申报》老板是英国人，不但他没办法，连他的靠山也一筹莫展。
就在事情有转机的时候，朝廷也发生了两件大事：第一，同治皇帝驾崩；第二，全国科考。于是，出现重大转机的案子只能暂时停止。等朝廷大事落下帷幕之后，杨案才重新浮出水面。
1875年四月二十四日，《申报》的忠实读者、刑部给事中王书瑞上奏，弹劾杨昌浚以及相关官员渎职，并提出疑虑：他们这样做，是不是想拖住案情，神不知鬼不觉地在狱中处死案犯，草率结案，维持原判呢？所以，请皇上另派官员查办此案，并命令杨昌浚保证杨乃武和小白菜的安全。光绪帝准奏，派遣浙江学政胡瑞澜复审。
如同杨昌浚，胡瑞澜也不把皇帝放在眼里，比杨昌浚更过分的是，他甚至不给案犯开口的机会，一上来就是严刑拷打，各种残虐，直到案犯认罪才罢休。同年十月初三，胡瑞澜上奏，称此案并无冤情，杨乃武与小白菜罪该万死。
呵呵，胡瑞澜以为事情到此就结束了，他没有想到的是，麻烦且在后边呢！“搞事“的依然是《申报》。
胡瑞澜复审期间，申报密切跟踪，隔三差五就发表消息。此时，舆论已普遍同情杨乃武，盼望冤情洗刷，岂料胡瑞澜的审案结果居然是维持原判。这一下可是捅了马蜂窝，朝野舆论哗然，把胡瑞澜骂的要死。
十月十八，《申报》的另外一个铁杆粉、户科给事中边宝泉上奏，请求由刑部直接审理此案，上谕以“没有先例”为由拒绝，但是同意将案卷交由刑部研究。刑部经过研究，认为案卷确实存在诸多破绽，奏请胡瑞澜再审。
这时候，浙江籍京官群体出面了，那个时代的人很重视乡土情谊，作为杨乃武的老乡，在京任职的他们一直关注着案情的走向。刑部一上奏折，他们怒了，刑部这帮人是不是脑袋秀逗了？你们指出破绽，又让胡瑞澜重审，这不是脑子坏了吗？万一胡瑞澜动手脚，消弭破绽，杨乃武岂不是必死？
不但如此，他们还跟皇帝杠上了。皇帝老儿不是说“没有先例”吗？他们翻阅了历年案卷，居然在道光年间和同治年间的案卷中找到了先例。
之后，在翁同龢和夏同善的支持下，以内阁中书汪树屏为首的浙江籍京官于十二月十四联名上奏，请求慈禧直接指令刑部审理此案，夏同善更是直呈，“此案如不究明实情，浙江将无一人读书上进”。意思就是，老佛爷你得给个说法，不然我们浙江人就不愉快啦！
当天，慈禧太后在养心殿召见翁同龢、夏同善等人，面授机宜。
次日，皇帝下旨，同意由刑部复审，并将案犯、卷宗以及相关证据提交刑部。
消息传出之后，《申报》密切追踪案件进程，把杨案推向了最高潮，案犯被送到北京的过程、审讯的过程、官场的反应……全都被无遗漏地展现在大众面前。一时间，北京沸腾，上至达官贵人，下至贩夫走卒，都热切地关注着案情的变动。在巨大的舆论压力面前，刑部更是不敢有丝毫疏忽，办案人员几乎都抱着全力以赴的态度。
经过复审，刑部终于发现案中另有蹊跷，就连余杭县仵作沈祥没有用皂角水擦洗银针的事都被挖出来了。
为了更进一步查明真相，1876年九月十七日，刑部提请运送葛品连的尸棺到京城验尸。十二月九日，刑部在北京海会寺开棺验尸，最终确认葛品连实为病死，并不是中毒。
既然真相大白了，那是不是该放人、严惩渎职官员了呢？
且慢，放人可以，惩罚渎职官员再议，毕竟被卷入杨案的大小官员太多，多达100多人，你惩得起吗？
海会寺的验尸结果出来之后，四川督抚丁宝桢大怒，认为此案不可翻，必须维持原判。当他听说刑部即将弹劾浙江督抚杨昌浚时，居然大闹刑部，威胁办案人员和朝廷——如果这个铁案要翻，将来就没人敢做官了！
这是浙江官场的事，丁宝桢是四川的，却跑过来插一杠，关他屁事？别说，真是关丁宝桢屁事。
杨昌浚与丁宝桢虽然所属势力范围不同，但他们的身份是相同的，都是督抚，都是大清国一个片儿区的领头人。丁宝桢的这句话的意思是，官官相护是天经地义的，哪个官没一点儿事，冤死几个屁民算啥？死就死呗！因为鸡毛蒜皮的屁民就杀倒一片，我们这些当大哥的连小弟都罩不住，以后脸往哪里搁！
丁宝桢有能耐，《申报》更有能耐。这一次，《申报》火力全开，舆论的机关枪瞄准官场一顿突突突，这时候它关心的已经不仅仅是杨案了，而是杨案背后更为深层次的制度问题。
说什么官官相护是天经地义的，还要脸吗？官官相护的根源是啥，难道不是你大清国制度有问题？刑讯逼供下有多少冤案？谁让刑讯逼供变成了合法的？杨乃武被冤屈的时候，审讯为什么是秘密进行的？谁让秘密审讯变成了合法的？既然秘密审讯和刑讯逼供在制度上是合法的，你大清国又有多少不为人知的“杨乃武和小白菜”？……
即使众口难堵，千夫所指，朝中仍然有一部分人四处周旋，妄图保全杨昌浚。这时候，慈禧太后放话了，那100多个奴才，包括杨昌浚这厮，撤职。
是老佛爷良心发现、怜悯苍生吗？NO！她老人家是为了敲打地方上的督抚势力。
太平天国起义之前，清政府是典型的集权政府。起义爆发之后，变乱丛生，朝廷的财权、行政权、司法权、军权旁落，落入地方督抚手中，其中就包括死刑裁决权。早先，只有皇帝才有最终死刑裁决权，全国各地的死囚名单必须经由皇帝查核之后方可处死。太平天国之后，全国死囚名单暴增，皇帝忙不过来，各地督抚写名单写得手疼，于是皇帝将死刑裁决权下放，授予督抚就地正法权。
动荡平息过后，朝廷打算将种种下放的权力收回来，无奈此时督抚羽翼已丰，用各种理由推托，即使收回来的权力，与从前相比，也是大大缩水。就是在这种背景下，以慈禧太后为首的朝廷决定以杨案为突破口，敲打地方督抚，趁机将死刑裁决权以及其他权力收归朝廷。
当时，朝廷决策疑案大计，恭亲王是个一言九鼎的人物，就如何处理杨昌浚的问题，恭亲王一度犹豫不决。
翁同龢说，如今皇帝即位不久，太后垂帘听政，可谓孤儿寡母，历史上弱干强枝、藩镇割据的问题都是因此而起，王爷重任在肩，岂可不为朝廷立威？
次日上朝，力保杨昌浚的大有人在。恭亲王听了一阵，忽然放话，杨昌浚用心险恶，蓄意与朝廷对着干，他只是个奴才，毫无战功，竟然如此放肆，这样的人尚且如此，那李鸿章和左宗棠该如何？李左是敏感人物，恭亲王此言一出，满朝噤声。
杨乃武和小白菜出狱了，真相大白于天下，100多名涉案官员被撸官，永不叙用，杨昌浚也被撸下来了。真是皇上万岁万万岁！
事情结束了吗？没有，还有个小尾巴。
三年之后，杨昌浚又被左宗棠起用，官运亨通，步步高升，直到1897年才去世，死后被朝廷追封为太子少傅。
最后说两句小白菜。事实上，在整个案件推进的过程中，给杨乃武喊冤的扎堆，却一直没有人给小白菜喊冤，一个都没有，大家都认为小白菜是个淫妇，死有余辜，就连《申报》都说她私生活糜烂，人尽可夫。之所以最后被释放，只是因为验尸结果证明葛品连并非被毒死。
呵呵，一百多年前的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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