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路西法尔
「我本该有一个有趣而美好的人生，上帝啊，我死之前能看到什么？载满鹅的火车，太令人失望了……」这是电影《烈日灼人》中的经典台词，俄罗斯导演尼基塔·米哈尔科夫凭此片斩获了第67届奥斯卡最佳外语片。
然而对于今人而言，这部影片的意义却正在变得模糊，就如二十世纪种种政治灾难的轮廓在今人眼中正在变得愈加模糊一样。
电影拍摄于苏联刚刚垮台的时代，反思极权主义是各界的共同话题。影片的背景设置于1936年，欧洲的和平正在战争阴云下摇摇欲坠，苏联却得以安享难得的「黄金时代」，可是伴随着国内外秩序的稳定，斯大林的个人权威也急速膨胀，政治上的「大清洗」如同多米诺骨牌般横扫苏联大地。
镜头对准了革命英雄科托夫上校与家人度过的一个假日，表面上生活安定圆满得近乎失真：人们从早到晚谈论着体育，演奏着音乐，享受着美食与郊游……科托夫一家虽是红色家庭，过得倒像是资本主义国家中产阶级梦寐以求的生活。
然而随着剧情的发展，观众开始觉得这幅幸福的画卷之下有些事情不对头：坦克不知何故闯入了麦田，淳朴的老大娘用拐杖驱赶乳臭未干的坦克手；国民护卫团沿河捕拿晒太阳的泳客，强迫他们戴上防毒面具，美其名曰「时刻警惕帝国主义的入侵」……一幕幕啼笑皆非的画面会令中国的观众隐隐地感同身受——「魔幻」，我们越来越熟练地用这个词形容生活里那些不合理的事情同时小心翼翼地磨平批判的棱角。
影片的结尾，在这个阳光明媚的假日，生活在「魔幻」幸福中的科洛夫上校被逮捕了，旋即以阴谋暗杀斯大林的罪名被处决，为长得一眼望不到头的「大清洗」受害者名单增加了一个冰冷的数字。
「载满鹅的火车」即出自前来逮捕他的特务头子米迪亚之口，那以万物为刍狗的口吻让人不寒而栗，在他眼中苏联就是一列载满了蠢笨家禽的火车，奔向宿命的黑暗结局。
「大清洗」之下每个苏联人都朝不保夕，人人却都在通过自我欺骗维持着安逸幸福的假象。关于失忆的隐喻在电影里随处可见：一旦谢尔盖在饭桌上谈论起时事，家人就哄骗小孩子吹起小号打断他的发言；米迪亚有扮作瞎子的癖好；儿童所做的游戏不是闭上眼睛就是捂上耳朵……导演说，影片中没有无辜的人。每个沉默的苏联人都是帮凶。
说实话，我不知道这种老生常谈对今时今地的观众还能有多少启发。
齐泽克更能理解大多数的沉默，他说：「如果你问一个孩子：你相信圣诞老人吗？孩子会说：不，我没那么愚蠢，我只是假装相信，从他那儿获得礼物。如果你问父母，他们会说：当然不信，我们假装相信，是为了让孩子得到礼物——事实是，没有人相信圣诞老人，但是他却发挥作用。现在大家都在说我不再相信意识形态了，但是我的观点是，即使你不相信意识形态，它还是在起作用，而且意识形态正是在人们不相信它的情况下，才起作用。」（《你永远都无法叫醒一个装睡的人》）
人们普遍认为意识形态是一种被当作真理的谎言，齐泽克却指出今天的意识形态早已无需假借乌托邦的崇高名义来发号施令，它撕去了一切美好许诺的包装，不再假作怀有崇高的理想，赤裸裸地展示为对「暴力和好处的承诺」。人人都能看透那拙劣不堪的谎言，人人都选择假装相信它，争相卖力的维护它。
如果说《烈日灼人》在今天还有重温的必要，那么当属接近影片结尾时的那一幕：米迪亚正在踌躇要不要对一个撞破了逮捕行动的路人灭口，此时红气球拖着斯大林的巨幅画像从麦田里施施然地升起来，他呆立片刻，向着画像敬礼，脸上浮现出狞笑，旋即示意手下将那个倒霉的路人枪毙。
此时没有谁比他更清楚自己所效忠的信仰就如这气球一般空洞，自己的职责就像他向那个将死的路人所撒的谎一样无聊。然而「大彻大悟」反而使他更加不择手段地追随魔鬼。
相形之下，那种保持关于暴政的良好记忆就能抵制极权主义的启蒙主义想法就过于天真了。
齐泽克当然不是在为专制下的冷漠和怯懦免除道德责任，他只不过是道出了一个乐观的启蒙主义者所经常陷入的误区：只要尽可能的传播光明，世界就会自动地一点点好起来。
传播真相自然重要，问题是在一个乐于忘记真相的世界上为什么还要坚持说真话？犬儒主义者宣称生活里唯一不重要的就是真相，赚钱、养家、娱乐、远离一切危险的地方，这就是人生而所能拥有的全部自由。
而有的人则拒绝承认犬儒主义者的自由，他们认为：衡量一个人有多自由，取决于他抱有多大的勇气，拥有多高的智性，能够从多大程度上拒绝不公与压迫。自由不是灯，不能照亮前进的路，更不是奖给好孩子的糖果，它是刺，催促着追寻它的人前行。
自由与专制的斗争贯穿整个二十世纪，反复进退之间二者的面貌都已经有了巨大的改变。后极权的意识形态将欲望与恐惧、意识与无意识统统缝合成一件无所不包、无孔不入的自动装置，它不仅仅会呈现为老大哥式不容冒犯的绝对权威，也会呈现为微观层面上平易近人的犬儒主义，甚至存在于敢于蔑视它的人身上。
不过这并不意味着它不可战胜：一头鹅影响不了列车的行进，或许所有的鹅加起来都不足以改变列车的方向，但是一旦它开始思考施加于自身的意识形态咒语，它就实实在在地拥有了一丁点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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