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塔西佗陷阱”这个词最近很热。
其实，古罗马执政官塔西佗，从未总结过什么“塔西佗陷阱”。该词由中国人创造于2007年①，其原始依据是《塔西佗历史》中的这句话：
“一旦皇帝成了人们憎恨的对象，他做的好事和坏事就同样会引起人们对他的厌恶。”②在时下的中文互联网语境里，“塔西佗陷阱”常被用来形容“组织或个人失去公信力后，说真话也好，辟谣也罢，都不再有人信”。
这种“信或者不信”，显然与塔西佗的原意（对人不对事；憎恨一个人，所以厌恶他做的所有好事和坏事）有很大一段的距离。
更准确的称呼，应该是“子贡陷阱”。
据《论语》记载，子贡曾感慨：
“纣之不善，不如是之甚也。是以君子恶居下流，天下之恶皆归焉。”大意是：商纣王坏，但也没坏到传言中那种程度。所以，君子以身居下流为耻，居下流者，往往会变成吸谣体质，天下一切坏事都可能被归到他头上。
换言之，“君子”（个人/组织）应该重视名誉和公信力；没了名誉和公信力，谣言就可能主动上门，辟谣也没人信。
回顾中国近代史，随处可见“子贡陷阱”的影子。
试举几例。
图：《论语》书影
慈禧掉入“子贡陷阱”
庚子年八国联军入侵，坊间多痛责慈禧狂妄自大“向十一国宣战”。
其实，慈禧并未如此丧心病狂。
所谓的“宣战照会”，系于1900年6月19日发给列强驻京使馆。大致内容是：京城已乱，中国政府恐难保护万全，希望列强能将“贵使臣及眷属人等”转移到天津。若真是“宣战照会”，两国必然互撤使团，清廷断不会只要求外国使团与眷属撤至天津。
所谓“宣战诏书”，系于1900年6月21日颁布。但是这份诏书的传达对象，只对内不对外（仅传达到内阁及部分地方督抚一级），主旨是动员这些朝廷重臣在敌军入侵时“各怀忠义之心，共泄神人之愤”。诏书全文未提及任何敌国的名字。显然，这只是一份被动应对的内部动员文件。③
但慈禧为政昏聩，早已失去了朝野的信任。仅以庚子年而言，她确曾被义和团的“神功”所惑，多次谕旨往五台山搬请“神僧”普济，命其以“六甲神兵”抵御联军入侵。④
“向十一国宣战”这种流言，被当成信史扣在她头上，实属“顺理成章”。
图：擅长权斗但无执政能力的慈禧
梁启超利用“子贡陷阱”
史学界长期深信：袁世凯为了称帝，以为梁父祝寿的名义，用20万元来贿赂梁启超，换取其放弃发表《异哉所谓国体问题者》这篇反帝制文章，结果被梁拒绝。
这是一桩伪史。
其史料源头，只见于梁启超一人之叙述。但梁的叙述里有很多漏洞。比如，梁父过寿的时间是1915年4~5月间，《异哉所谓国体问题者》一文，却写于1915年8月。袁世凯不可能未卜先知，预定购买梁的文章（梁启超自己也无法提前3个月预估自己会写《异哉所谓国体问题者》），也不可能失礼到滞后三个月再以送寿礼的名义去买梁的文章（为给父亲祝寿，梁启超曾请袁世凯破例为自己“授勋娱亲”，袁知道梁父寿辰的具体时间）。
梁启超伪造这段历史，目的有二。
一者，利用此文，抬高自己和进步党人在讨袁之役中的领导地位（其《国体战争躬历谈》一文只叙述梁启超、蔡锷与进步党的功绩，引起了国民党人和西南军人的强烈不满）。二者，利用此文，洗白自己的《异哉所谓国体问题者》这篇文章——细读此文，当不难发现，文章主旨并不是“反对称帝”，而是“反对过早称帝”。梁甚至在文章中表达了对重回帝制的渴望——“吾数年来独居深念亦私谓，中国若能复返于帝政，庶易以图存而致强”，并提出了两种可以让“帝政重现”的方案。这种立场，在反袁阵营内部引起了很多批评的声音。⑤
梁启超捏造此事时，袁世凯的政治人格早已破产——1916年披露的《袁世凯伪造民意记》，已将袁政府“以征正确之民意”的种种手段暴露无遗。如北京密令各省：“此次所谓以国民代表大会决定云者，不过取正式之赞同，更无研究之隙地。……故于选举之前，应由贵监督暗中物色可以代表此种民意之人，先事预备，并多方设法使于投票时得以当选。”⑥
故“20万贿卖梁启超文章”之说一出，无人细究，即被视为信史，流传至今。
图：1916年广为流传的《袁世凯伪造民意纪实》一书封面及目录
刘文典受惠于“子贡陷阱”
1927年蒋介石与安徽大学校长刘文典发生冲突。诸多文化界名人虽不清楚事件缘由，却几乎一致力挺刘文典、讽刺蒋介石。
比如：鲁迅写文章为刘文典“不肯称呼蒋介石为‘主席’而被关押多日”鸣冤；胡适写文章称：刘文典“因语言上顶撞”被拘禁，其家人朋友“只能求情而不能控告（蒋介石），这是人治，不是法治”；章太炎抱病撰写对联，赞誉刘的行为堪比宁死不向曹操屈服的三国名士祢正平；……⑦
其实，就事件本身的是非而言，刘文典并不占理。
1928年末，安徽省立第一女子中学校庆，安徽大学百余男生以“冲破封建堡垒”为名，冲入女中“观看跳舞”，被拒后，在校内打砸长达七个小时有余，“学生寝室、女教员室窗户玻璃捣毁无数，女生钟来仪头部被破窗击伤。并踢伤女仆夏妈腹部，顿时呕血数口”、“捣毁教务处”、“将校牌投诸污池”……身为安徽大学校长的刘文典，碍于安大“学生会”实力强盛，基于对个人仕途的现实考量，只愿向女中道歉并赔偿损失，而拒绝惩处肇事学生。刘的这种立场引起安徽教育界的不满，也成为蒋介石与之冲突的主因。⑧
众所周知，1928年的蒋介石，政治品格与个人信誉均处于前所未有的低谷。
刘文典在具体事件中虽不占理，却反在文化界收获了美名，实可谓受惠于蒋介石掉入了“子贡陷阱”。
图：左，刘文典；右，蒋介石
孔祥熙在“子贡陷阱”里百口莫辩
1941年12月，以《大公报》为首的重庆新闻界爆出“孔祥熙飞机运洋狗”丑闻。媒体抨击道：自香港逃难来重庆的飞机，“竟装来了箱笼、老妈与洋狗，而多少应该内渡的人尚危悬海外。”
据杨天石教授的考证，“孔祥熙飞机运洋狗”事件“是一篇貌似确凿而严重违离真相的报道”。
事后调查显示，飞机上的四只洋狗，实系“两位美国驾驶员见仍有余位，顺便携带到渝”，与孔家并无关系。宋庆龄当时也在飞机上，据她给宋子文的私人信函，“当时飞机上共有23人，你可以想象每个人能带几件行李。……我没能带上我的很多文件和其他无价文章，更别说我的狗和衣服了。”⑨
1941年12月30日，《大公报》刊登了辟谣文章，文章末尾还盖上了国民政府交通部部长张嘉璈的个人印章，以张的个人信誉为辟谣文章的可信度背书。
即便如此，因为孔祥熙贪腐之名远播，个人信誉已经破产，社会舆论鲜有人愿意相信这种辟谣。
1942年1月，“飞机运洋狗”这一谣言在昆明传开，以西南联大学子为首的昆明学生群情激奋，数千人上街游行，高呼口号“打倒以飞机运洋狗的孔祥熙”“打倒国贼孔祥熙！”“香港危急，飞机不救要人，而运狼犬，孔祥熙罪恶滔天!”……掀起了一场声势浩大的“驱孔运动”。
直至杨天石教授的考据文章刊出前，“孔祥熙飞机运洋狗”一直被学术界视作信史。
“子贡陷阱”的威力，由此可见一斑。
但也没什么好担忧的。毕竟，是否会掉入“子贡陷阱”，陷入说话再也没人信、谣言常常主动上门、辟谣永远没人听的困境，端看自身是否主动选择了“居下流”。
图：宋庆龄于1942年1月12日在重庆写家信给宋子文，叙述撤离香港经过，信中指《大公报》关于“飞机洋狗”的社论为诽谤不实之辞。（转引自杨天石教授刊于《南方周末》的文章）
注释
①潘知常，《谁劫持了我们的美感：潘知常揭秘四大奇书》，学林出版社，2007，P25。潘书原文的说法是：“在这种情况下，中国就出现了一个我把它称之为‘塔西佗陷阱’的怪现状，‘塔西佗陷阱’是什么意思呢？古罗马的执政官塔西佗说过一句话，他说：当政府不受欢迎时，好的政策和坏的政策同样会得罪人民。”
②王以铸、崔妙因/编译，《塔西佗历史》，商务印书馆，2009，P08。
③所谓“宣战照会”与“宣战诏书”的原文，见：故宫博物院明清档案部编：《义和团档案史料》(上册)，P152；P162-163。
④慈禧谕旨原文，见：《光绪宣统两朝上谕档》第26册，P198~199。
⑤此事的详细考据，可参见笔者的文章：《梁启超吹了一个大牛：袁世凯想用20万买我一篇文章》，短史记2017年3月31日。
⑥《袁世凯伪造民意纪实》，1916，P1~2。
⑦依次见：鲁迅，《知难行难》；胡适，《人权与约法》；刘文典，《回忆章太炎先生》。
⑧具体打砸情形，可参见：《皖一女中校发生被毁风潮》，《申报》1928年11月29日。安徽大学学生会情形，可参见：欧阳惠林，《安大初期共青团组织及其活动》，安庆文史资料第7辑。
⑨杨天石：《“飞机洋狗”事件与打倒孔祥熙运动》，《南方周末》2010年3月1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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