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可回避的挑战--中国与伊斯兰

伊斯兰带来的挑战外显的是暴恐的挑战，但深层次上是文化和思想上的挑战。优待信徒不解思想冲突。。

对中国而言，伊斯兰传入也已1000多年。应当说，既然它能存在1000多年，自然有其理由，比如它的教义中毕竟也有鼓励行善和互助的内容。但由于其教义的极端封闭，伊斯兰作为外来宗教，中国化的程度是非常低的，几乎可以说是“寄居千年、绝不融合”。

部分伊斯兰教徒在血统上和语言上崇拜阿拉伯，自视“高贵”，与“非穆”不同食、不通婚，处处强调宗教的纯洁性，有难以遏制的建立纯洁的“伊斯兰”教区的冲动（历史上曾妄想割据建立伊斯兰国）。一旦国家有难，往往有宗教野心家趁势而起，给国家和民族、当然也给伊斯兰信徒带来极大伤害，这种伤害有时在人口损失上以数千万计，从而极为血腥。

伊斯兰的“中国化”程度很低。出于非常奇怪的心理，信徒会崇拜阿拉伯的语言和一切。

“回乱”给今天的教训：警惕中国陷于伊斯兰化和穆斯林内乱

“同治回乱”是1862至1873年同治年间，发生在陕西、甘肃（包括今宁夏回族自治区、青海省部分地区）两省的回民暴动和叛乱。当地的回民在伊斯兰宗教领袖的带领下，趁晚清局势动荡，企图在中国建立一个政教合一的伊斯兰国家。

过去相当长的时间，出于维护民族团结和民族关系的考虑，我们刻意回避这段历史，甚至错误地以意识形态代替历史事实，将“同治回乱”解构为“回民起义”，是反抗清王朝统治的战争。“同治回乱”是清朝对这段历史的定义，实际上是非常精确到位的。

一个优秀的民族，必须尊重自己的历史，正视自己的历史。而“同治回乱”就是我们必须得尊重，一定要正视的一段历史。

“同治回乱”实际上是人类历史上最大一次针对汉民族的种族灭绝，是历史上对中华民族进行的一次最惨烈的大屠杀，其惨烈的程度远远超过二战时期纳粹对600万犹太人的屠杀，日本对1800万中国军民屠杀。在“同治回乱”叛乱的12年间，当时西北地区回民大概是三百多万，但被回族穆斯林屠杀的汉人达2000多万人。

“同治回乱”被屠杀的汉人

左宗棠曾在给同治皇帝的奏折中称：“陕回之祸，由于汉回构怨已久”。

汉回构怨的实质是对土地等自然资源的争夺，也就是争夺民族的生存空间。

陕甘地区在历史上是华夏文明发祥地之一，也是汉族的传统聚集区。但由于气候的干旱变迁，陕甘地区的自然生存环境已日趋恶劣。到明清时期，干旱、水土流失以及黄河改道等自然灾害频发，而与此同时陕甘地区的人口却在持续增加。为争夺有限的自然资源，在陕甘地区逐渐形成以民族和宗教为阵营的世仇争斗，即汉民族和回族穆斯林之间的争斗。

明朝灭亡，中国西部的伊斯兰化非常严重。新疆地域本来属于丝绸之路上汉佛文化的鼎盛之区，慢慢被强行自上而下地推行伊斯兰化所代替。随后，一些伊斯兰教神职人员从中东地区引入了一些较为激进的伊斯兰原教旨保守教义。

18世纪，甘肃的穆斯林神职人员在阿拉伯半岛的麦加朝觐期间接受并学习了新的伊斯兰教理论，引入伊斯兰神秘主义教派苏菲派（al-Sufiyyah），回国后便积极传播，在中国西北回民中创立了虎夫耶和哲合忍耶教派，称为“新教”教派，得到广大穆斯林的热烈欢迎与支持，这是陕甘回乱宗教屠杀的精神武器。

苏菲派清真寺

清朝乾隆时期，在甘肃河州一带回民中出现了一种政教合一的门宦制度。门宦制度上有教主、道堂，下有清真寺，形成一个严密的组织，它是维系整个回民的宗教组织系统。门宦制度最大特征就是回族穆斯林组织化和作为新的政治力量的兴起，它改变了当地政治格局和民族关系。其主要表现是，教主一呼百应，教徒唯命是从。伊斯兰教的门宦制度组织化、政治化和回民穆斯林叛乱有密切关系。

清政府出于对伊斯兰门宦组织作为新的政治势力兴起的警惕和担忧，采取了严厉打击和极力压制的政策，因为门宦组织化程度的提高加强了回族社会内部的凝聚力与实力，增加了清王朝的统治难度。乾隆以后，清政府竭力取缔伊斯兰的门宦组织，而且这一政策直接演化为清王朝对整个回族的歧视和排斥。清政府的这一政策激起了西北回民的激烈对抗，对抗的直接后果就是回族穆斯林针对汉人的屠杀。

西北回乱始于同治元年（1862），规模之大，遍及陕西、甘肃（包括宁夏和青海东部）以及新疆各地。各地回民暴乱四起，其主因刺激很大程度上是想侵吞汉民地产，把物产丰富的田苑据为回族穆斯林所有。绝大多数回民壮年男子都参加了屠杀汉人的行动。一时回民暴乱和屠杀四起，在西北呈席卷之势。

清廷从直隶调来大量军队平叛，可是屡战屡败，回乱势力愈加浩大，叛乱第一年被回族穆斯林屠杀的汉人就达1100多万人。

左宗棠平定回乱的军队

直到1866年（同治五年），当太平天国农民运动被镇压下去，东南各地的局势基本稳定以后，清廷度过了最严重的危机，使其得以调集主力，用兵西北，恢复在陕甘的统治秩序。9月，清廷调闽浙总督左宗棠为陕甘总督、钦差大臣，督办陕甘军务。经过一番准备，左宗棠于1868年底率十万大军，分三路进兵甘肃。

左宗棠采取正确的军事战略和“以回制回”的方略，局势才开始反转。直到1873年，左宗棠才彻底平息了西北的回乱。

左宗棠平定回乱

这场回乱，汉人被屠杀高达2000多万，其中陕西动态损失近700万，甘肃被屠杀的汉人高达1400多万。

西北回乱中，回民对汉人的大规模屠杀，是左宗棠及其湘军在平定回变后对西北回族展开报复性屠杀的重要原因。回乱前，陕西省有回民180万人，回乱平定后只有西安城内未参加回乱的3万回民得以幸存，其余回民均被屠杀或逃亡。

实际上，西北回乱马家军残部的惯性一直持续到1949年才被彭德怀的第一野战军全歼。至此，持续近百年的西北回乱在中华大地才被彻底荡涤干净。

彭德怀的一野

“同治回乱”给今天的教训是：

一、“同治回乱”的本质是资源争夺战

“同治回乱”的本质是随着人口的增加，回族穆斯林和汉人争夺有限的土地等自然资源，是一场生存空间的争夺战。

根据西方国家的研究，穆斯林的人口比例与其行为的关系如下：

——穆斯林人口在一个地区少于2%时，他们中的大多数会被认为是爱好和平的少数民族，不对其它公民构成威胁；
——在2%-5%，穆斯林开始向其它少数民族和心存叛意的群体传教，往往从监狱中和街头帮派大规模的吸收新成员；
——在5%-10%，穆斯林将推动对清真食品引进，确保清真食品的从业人员由穆斯林担任。他们会对连锁超市施加压力，在他们的货架上标注清真特性，并威胁不愿遵守的对象；
——在20%-40%，可以预知此地区处于骚乱一触即发的状态，圣战武装的零星屠杀；
——在从60%起，穆斯林将不受制约地迫害所有其它异教徒和零星的种族清洗（种族灭绝）。以伊斯兰教法作为武器对异教徒实行岐视和迫害。

据2010年第六次人口普查统计，中国穆斯林人口排名：
第一名：新疆，穆斯林人口 1340万，占人口比例60%，有清真寺 24000多座；
第二名：宁夏，穆斯林人口 250万，占人口比例36%，有清真寺 4000多座；
第三名：甘肃，穆斯林人口 137万，占人口比例5.2%，有清真寺 2500多座；
第四名：青海，穆斯林人口 115万，占人口比例20%，有清真寺 930多座。

由此可知，新疆的实际情况就是处于危险的状态。增加汉人人口比例至关重要。

二、穆斯林与麦加之间是输出伊斯兰革命的关系

“同治回乱”之前，西北地区的穆斯林神职人员前往麦加朝觐，接受并学习了新的伊斯兰教理论，回国后便积极传播，麦加朝觐是陕甘回乱宗教屠杀的精神武器。穆斯林去一次麦加朝觐，他们的精神面貌就会涣然一新一次，激进程度就更上一层楼。

因此有必要切断或者有选择性地选送西北穆斯林的麦加朝觐之路，以切断激进伊斯兰思想对西北地区的输送和传播。

三、严防伊斯兰政教合一的门宦制度的复活

一旦伊斯兰政教合一的门宦制度复活，意味着穆斯林组织化和政治力量的兴起，对此要严厉打击和坚决压制。

四、坚持主体民族、主体文化和主体思想

一定要吸取西方国家白左政策的多元文化、多元价值观的教训，坚持主体民族、主体文化和主体思想。

主体民族：汉民族为国家民族的主体；
主体文化：中国文化为主体文化；
主体思想：伟大的中华民族复兴为主体思想。

中华民族自南宋亡国以来，受尽外族侮辱和肆无忌惮的屠杀，一直在生存与毁灭之间痛苦地煎熬与挣扎，故崖山之后再无中国。近代史更是筚路蓝缕，历尽艰辛。“两弹一星”标志着中华民族自南宋亡国以来的强力反弹，中华民族再次以主体民族强势生存，“两弹一星”标志着中华民族在冷兵器时代被异族屠杀亡国的时代的永远终结。

岳飞在临刑前吐出胸中的块垒：“还我河山！”何为河山？河山就是民族生存的自然资源和根基。

长风万里送秋雁，正是岳飞、左宗棠、彭德怀这样的战神为中华民族赢得今天的生存空间和版图，中华民族现在才得以强力反弹和强势生存，我们对此才可以酣高楼。

民族之间的争夺和战争，就是自然资源和生存空间的争夺和战争。中国的版图貌似很大，其实大部分乃高山和荒漠，适合人类生存的土地和自然资源并不多，平均到个人的更少。我们更缺乏大国博弈必须的铁矿、铜矿、石油和粮食，对此要有清醒的认知。

对于那些要引入中东穆斯林难民的主张和言论要保持高度的警惕，如果那些别有用心的黄左们的主张得逞，引入的中东穆斯林难民将是内植于中国内部的特洛伊木马。一旦国际大气候来临，木马病毒就会发作，将导致中国陷于穆斯林内乱甚至分裂，这就是“同治回乱”给我们今天最大的教训。

面对伊斯兰，我们应该更加理直气壮一些，我们要明确地表示“既支持、又限制”，从信仰自由的角度，我们允许和支持伊斯兰的存在；同时，我们也要明明白白地强调，从国家利益角度，伊斯兰的部分教义是不符合国家利益、不符合宪法精神、不符合社会进步需要的（例如政教合一、无节制的生育、歧视和敌视异教徒、歧视女性、不重国法重教法、倾向暴力轻视生命等等），对此，我们应该旗帜鲜明地用法律形式明确地加以限制和禁止，并认真地执行到位，而不是遇到部分人一鼓噪“宗教自由、少民权利”，于是又习惯性地妥协了。

们要强调的是“平等”和“守法”，要强调“宗教既不是法外之地，也不是违法行为的庇护伞和减罪卡”。重复一遍：我们再也不应提供民宗特权以赎买和谐（这是典型的假和谐），或者幻想帮助发展了经济、帮助提升了文化于是伊斯兰思想的挑战就没了。伊斯兰的挑战，始终需要我们持续面对，无巧可取。而当下最要紧的事一是严肃检讨包括《城市民族工作条例》在内的有关的民族宗教政策，从公平、公正、合理的角度来立法立规，而不是试图取悦部分人来化解宗教思想带来的挑战；

二是要反复强调绝不允许以教法和私法干预社会，坚决打击宗教抱团式的违法违规，要真正做到有法必依、执法必公。没有法律不敢管、管不了的小团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