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叫丁尚彪，1954年出生于上海，今年65岁了，还在美国的餐馆打工——每周工作5天，每天工作8个小时，往返通勤3个小时。 坚持、努力、突破，是我的奋斗方式。 依靠着坚定的信念，
我在日本打黑工15年，忍受着骨肉分离的痛苦，供女儿在美国从本科读到博士，最终改变了整个家庭的命运。
女儿毕业后，我又跑到美国，从零开始打工。几十年来，我不仅成功找到了底层家庭的出路，也充分实现了自我价值。
江西是最好的，有米饭吃、离上海近，其次是黑龙江、云南军垦农场，最差的选择是安徽淮北。平时对我很好的老师说我出身不好，不能去江西，怕我越国境投敌，也不能去黑龙江、云南这种边界地区，只能到安徽淮北。
5月15日是我16岁生日，隔天我就走了。我妈跟在后面哭，由于我年岁比较小，跟我同一届的前辈们帮我拿着行李，我一滴眼泪都没流。我被分配到安徽五河县张集公社，和另外2个人组成了一个知青点。
没有地方可以住，村民就把磨坊空了出来。前一秒驴还在拉磨，后一秒我们就亲眼看着村民把石磨搬走，把全是驴尿的地方腾给我们住。
我们3个人迟迟不愿意解开行李，坐在屋里哭，好像解开行李就要在这里扎根了。
好在村民们都很友善。2年后，我被调到大队搞宣传，又被叫去边教小学边学习注射。我学历低，不懂拼音。一年级要教拼音，校长就让我去不用教拼音的二年级，几年下来，学生倒教会了我拼音。
我教语文、体育和音乐，还要帮全村注射疫苗、看管仓库。我干活利索、认真，被评为县优秀知青代表之一。
我觉得自己可能会在农村待一辈子了，为了抓住以后可能出现的机会，我花30元买了一台收音机学英语。
没想到2年后，当我把四册英文学完，就招工进最差的集体所有制工厂了。
这是1974年7月27日的日记，一再被拒的苦闷都被我写到日记里，但我依旧不忘鼓励自己“胜利永远是属于能吃苦者的”。
1975年2月，招工到县集体所有制工厂后，我认识了现在的妻子——同样来自上海的知青。她性格老实、做事勤恳，我们很快就结婚了。
我想着只要不违法不害人，就不要为自己设限。我跑遍上海，在电线杆上贴满对调信息，结果真的找到了一名想调回安徽的女性。我私下给了她400元，顺利对调，1981年，我回到了上海。
我在广告上说此工作道路广、购物方便，引来了上海青年报的记者卧底。他写了一篇报道，质问关系网该不该破？报道引起了巨大的反响，单位让我停职交待事情原委。
事发后，记者来找我，告诉我可以写文章反驳他，还帮我跟单位说了很多好话。因祸得福，单位嫌我太惹事，就让我调走了。
生活表面上安稳幸福，底下却暗流涌动。我求进步去考证，单位说不是单位安排的不予承认。妻子想调到中外合资企业，已被录取，但原单位拒绝放人，还不断找茬，甚至找借口扇妻子耳光。
忍不下这口气，我告到纺织局，纺织局就把事情转回单位，告来告去都没用。
跟朋友闲聊时，朋友跟我说，当警察都要审三代，而像我女儿这样的出身是不可能通过的。
我所在的单位是街道小集体制的，在上海只能算“三等公民”。而且我的文化程度不高，在单位做到中层就已经到头了，这条路再走下去可能也不会有什么发展了。
这些生活中始终无法突破的障碍，让我无比失落，每一步我都尝试过，但每一步都掉下来。
我们想让单身的弟弟先去试试，但他一想到又来一次“洋插队”，就不愿意去了。
我想着在国内没有前途，不如出去看看，或许能闯出点名堂。这是我拿到的北海道飞鸟学院入学通知书。
办护照时，单位当即解除了我的职务，逼我去建筑工地拉翻斗车当小工，我一气之下办了半年停薪留职。
临行前我回单位，领导得知我即将顺利出国，关切地问了我离开的日期，还问要不要单位派车送我。后来才知道，他们是想在我出发时把我拦住不让走。幸好我拒绝了突如其来的”好意“，并在出发日期上撒了个谎。
1989年，我冲破重重阻碍、离开家人，赴日留学了。
来这里读书的一批大龄中国留学生都是欠债出国的，大家焦虑不安，都想去东京那样繁华的地方边留学边打工，于是纷纷提出转校申请。
我出国时向亲戚们借了3万块人民币，现在看来，这不是什么大数目，可放到那个年代，这笔钱是我15年的工资。
飞鸟学院的华裔王校长从车子里出来，喊我的名字。他叫的语气很急，说这里有狼有熊，很危险，还说“要走，我送你们走！”他把我们送到阿寒町，嘱咐我们不要说出这件事。我们非常感激王校长，直到现在都保持着联系。
我们在濛濛细雨中走了一整夜，清晨坐上火车逃离了北海道。这段“布伏内橋“就是我们逃离的路线。
为了省钱，我在日本的生活都是捡来的。
从电视、空调、冰箱到身上穿的西装、皮鞋，基本都是捡的。连吃饭，都能从打工的饭店带剩饭回家，热一热第二天吃。
我同时打好几份工，白天在工厂做工、晚上在饭店洗碗、周末在大楼扫地，一天净挣700-800元人民币，而同样的收入，在国内要做7个月。这样的收入对我来说就像是抢银行了，钱像是白捡的，工作的热情自然非常高。
每攒到一百万日元，我就寄回家一次。
日本人比较好的一面是一码归一码，不会因为一件小事情一直给你使绊子。尽管那次事件不太愉快，看到我的勤奋努力，厨师长还给我发了额外的奖金。
这是我后来住的地方。知道黑户不敢报警，有的中国人会专门抢我们的钱。我吸取教训，把钱藏在公司的衣柜里，身上只带少量现金。还在门边放一把铁刺刀，每天回家后都会检查壁橱里有没有藏着人。
没办法分辨谁是好人坏人，我不敢带人来家里，也不敢和新认识的黑户口一起住。
上周六回家后孤伶伶的，爸爸妈妈都不在家，觉得很孤独。
这封信我从日本带到了国内，又带到了美国，一直放在身边。妻子和女儿在家生活不容易。妻子节俭惯了，几乎只穿工作服，就算到现在，给她钱她都不知道怎么花。
有一次扫地，我捡到了一本东京六大私立名校试题集寄给了女儿。她才初二，竟然跟我说数学题很简单。
那时上海一房一厅约5万元，妻子想买，我跟她说不要动这些钱，全换成美元，以女儿的名义存着，为以后出国读书作准备。
这套西装是刚到日本时定制的，也是唯一一套我自己买的西装。那时刚变黑户口，朋友提醒我要穿得体面一些，免得被认出来，就带我去订做西装，没想到只穿了大约两次，一次是生日留影，另外一次就是回国前去东京入管局自首。
平时的衣服要么是捡的，要么就是花100日元（约人民币7元）去旧货店买的。管不了衣服是从活人还是死人身上剥下来的，能穿就行。
我觉得自己有纳税的义务，而且如果遇到警察查身份，有税单也能从容一些，后来果然在街上被警察逮捕，但警察看到我一叠税单，说我是好人，竟然把我放了。
其次，有了这些税单，就可以去考各种资格证了。
再就是考虑到女儿留学需要能提供资金的“财政资助人”，办理签证时需当着审查官的面说清资金来龙去脉，为了能当女儿留学的保人，我一直坚持纳税。
我在电话里和女儿谈理想、帮她参考志愿、鼓励她努力读书。后来女儿报考复旦附中，也是我怂恿她去尝试的，没想到就成功了。
我在日本不光是挣钱，我还很关注日本的报纸、新闻广播，收集留学信息，购买最先进的学习设备寄给女儿。
我在广播中听到可以自主申请到国外留学，就要了一份申请资料，和女儿一起制定留学计划，目标依次是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英国、日本。
在国内，每天，妻子都陪女儿去浦东学托福，学完再把她送回学校。就这样，我用电话听着女儿长大了。
90年代的上海，我女儿的中学就她一个人去美国读本科。她去美国驻上海总领事馆面签，排队的人都是读研读博的，大家对去美国读大学都闻所未闻。女儿去美国读书，特意在日本转机，时隔8年，我们父女终于在异国他乡相见了。女儿长大了，我变老了。
在日本的那段时光，是我一生最辉煌的时候，我在日本如鱼得水。和我相比，许多人都很痛苦，特别是那种在国内混得还不错的人，出来之后只能干苦力活，心态不平衡，留在日本也不适应，进退两难。而我这种本来在国内没有出头之日的底层人士，出来之后能凭辛苦赚到钱，已经非常满足了。
女儿的大学在郊区，我跟她说好好读书，别想着赚钱。她是电子工程系全A毕业，还当过助教。2004年，她考进医学院学医，借到二十万助学贷款，跟我说再也不用为她赚钱了，逼着我回国。
那年我50岁，正是壮年。担心自己回国没工作，我想到日资企业在上海建了很多办公楼，就在日本花了一个月考了一个清扫执照，想着回国后至少可以去日资企业扫扫地。
我给家里换了新房子，又买了两套收租，留了一些钱给自己养老。我在日本工作过的工厂打电话给我，希望我去工厂的中国生产线当翻译，就这样，我当翻译当到了2009年。
我还特意去找过昔日给我使绊子的领导，客气地递上烟。其实是想告诉对方：当年你想搞死我，今天我不仅活着，而且还活得很好。人不就是争一口气嘛。
女儿想让我当寓公养老、帮忙带孩子。可我闲不住，我想了解美国的社会，非打工不可。在去美国之前，我就找了个朋友学中式炒菜。
到美国后，为了全面了解，我在建筑工地、门窗厂、餐馆都干过。在日本打工时间很正规，时间一到就下班。在美国华人手下打工会被欺负，工时超长，受剥削太厉害了。
我还没拿到身份，不能打工，我就说先白干吧。朋友家人都很反对，但我根本不在乎这些钱，只想训练自己适应美国。
店长很满意，而且很讲信用。等我绿卡下来能拿工资后，他就每个月多给我补一点钱，把之前没给的都补给我了。
在日本打工的经历给了我很大帮助，2012年底，领导把我推选为纽约市宾馆业协会优秀员工，而且全宾馆就推荐我一个。美国人很重视荣誉，获奖后，我一直在这个宾馆工作，现在已经是三朝元老了。
这是我在美国学习英文。美国给我的感觉是比较包容开放的。
在后厨工作，美国人叫我拿东西，发现我没听懂，美国人就笑一笑自己去拿了。我在日本时每天都心惊胆战的，害怕被发现非法居留后遣返。而在美国，走在我住的法拉盛大街上，估计一半人都是黑户口，但是没人会管你。有一句笑谈是“留美爱美，留日反日”。
我喜爱写作，从日本到美国，笔耕不辍，经常在华人报纸上发表文章。纽约卧虎藏龙，有很多华人诗人、作家聚集在这里，我时常参加他们的讲座和活动。而且我舍不得放弃每天能和美国人打交道的工作，所以至今我还是一个人住在纽约。妻子在外州帮女儿带孩子。到了假期，我们就一家人去旅游。
回顾之前的经历，有人说我和妻子为孩子牺牲太多。其实我们三个人，每个人都牺牲了很多。女儿一边备战高考、一边要学托福、申请学校，是相当辛苦的。妻子一个人在上海，既要照顾女儿，又要照料老人。有的人在外面挣了钱，小孩却不用功读书，或者老婆把钱都投入股市输光，或者自己有了钱后就花天酒地，挣了钱也都是打水漂。
实际上，在达到目标的过程中，任何一个人开小差都不行。
可我只是一个普通人，在日本挣得比当时国内的大官还多，没有被歧视、不用看脸色，最重要的是让我认识到了自己的价值。
我一直认为人的格局、思想和观念不能局限于单一国家或者地域。我一生漂泊，不管是到日本还是美国，我都是零语言的状态开始的，相当于又聋又哑又瞎，再难也坚持下来了。
这一辈子苦过、奋斗过，到明年我就正式退休，去过另一种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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