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侃叔
每一次战胜瘟疫的时刻。
人类总以为是自己创造了全部的历史进程，但其实，看不见的细菌和病毒，在过去很长一段时间，可能才是创造历史的主角。
2020 年伊始，这场突如其来的传染病，顷刻间，仿佛将大家拉回了 2003 年那段人人恐惧的日子。
大多数人对于大型传染病的记忆，也仅限于 2003 年的 SARS 爆发。但其实，传染病的历史与人类历史几乎一样长（甚至更长）。
在漫长的古代岁月，那个没有任何现代医疗，也缺乏基本的流行病知识的年代，瘟疫的反复爆发，及其带来的不计其数的死亡，曾经无数次改写了人类的历史。
一直痴迷研究欧洲历史的我，刚好最近在读一本有趣的书《罗马的命运——气候、疾病和帝国的终结》，作者基于瘟疫和气候等历史记录，对盛极一时的罗马帝国的兴衰原因做出了全新的解释。这让我想起了之前读过的《枪炮、病菌与钢铁——人类社会的命运》和《瘟疫与人》两本书。而这几本书的内容，刚好可以拼凑出一份人与瘟疫抗争的悲壮画卷。
全书内容太长，在这里总结出重点部分，希望可以让你对这段沉重的历史有所了解：
壹
西普里安瘟疫——衰落古罗马，搞活基督教
在代表西方古典文明的古罗马历史中，瘟疫并不罕见。发生在公元二世纪中叶的安东尼瘟疫，据推算曾杀死帝国 1/4 的人口，幸运的是，并没有太多动摇到帝国的根基。然而对于发生在三世纪的西普里安瘟疫，帝国就没有这么幸运了。
相对于大家熟悉的古代中国，古罗马有几个明显特点：
1、爱修路
“条条大路通罗马”，笔直又宽敞的公路，在帝国境内形成密集的公路网。很多道路，直到现在还在使用。
2、擅贸易
与大陆文明的中华帝国不同，古罗马疆域围地中海而开，是典型的海洋文明。借助发达的造船和航海，帝国内外通商极为便捷。
3、住城市
直到现在，我们都能轻易看到无数古罗马城市的辉煌遗迹。相对于同时期的中国，古罗马的城市化率要高得多，城市里也拥有极高的居住密度。
没错，这些条件，恰恰为传染病的爆发，创造了无比适合的温床。
当我们拼凑起那时的零星记录，会发现西普里安瘟疫的症状，包括疲劳、便血、发热、食管病变、呕吐、结膜出血，以及四肢的严重感染，而留下的后遗症包括虚弱、失聪和失明等。
由于症状并不典型（也可能是记录的错误），对于这场瘟疫的罪魁祸首，当代人并没有统一的结论，主流的几种观点分别是：天花、麻疹或出血热（如埃博拉病毒）。
然而关于西普里安瘟疫的恐怖，却可以通过当时留下的文字来还原：
“罗马几乎没有哪个行省。哪座城市、哪座房子，没有被这种普遍的瘟疫袭击和洗劫。”它“摧毁了整个地球表面”。
“痛苦突然降临到人们身上，传播的速度比预想中要快，像火焰一样吞噬了各家各户，神殿里到处都是死人，他们本是怀着治愈的希望逃到这里的。”
“泉水、溪流和水池旁边挤满了身体虚弱、饥渴难耐的病人。但是水的作用太过微弱，无法浇灭深处的火焰，那些病人在喝水后感觉和之前一样痛苦。”
西普里安瘟疫在公元 249 年爆发。而就在一年前的 248 年，罗马刚刚大张旗鼓，庆祝了成立 1000 周年——对于一个国家而言，这绝对是了不起的成就。
瘟疫带来的巨大减员，对军队的影响尤其大。防御空虚的结果是：没过多久，曾经横跨欧、亚、非三大陆的罗马帝国，东西两条防线几乎同时失守：
东线战事败给了波斯人，老皇帝瓦勒良，成了罗马千年以来第一个被俘的元首。
西线战事，日耳曼人甚至攻到了罗马城的郊区。皇帝德西厄斯也阵亡，只能在损失大量财产和奴隶的代价下被迫讲和。
更糟的是，帝国战败后的空虚之中，帝国的东部和西部，却各自被当地领导者分裂了出去，成立了帕尔米拉王国和高卢王国。罗马失去了粮仓埃及和富庶的高卢地区。
盛极一时的罗马帝国，离庆祝完千年盛典才不过十几年，却从此一分为三。
比起失去领土，更大的危机却在经济：瘟疫导致人口迅速减少，由此带来纳税减少，导致帝国财政空虚，官方铸造的银币，含银量从最初的 100%一路减到最后的 5%（几乎就是铜币镀一层银）——如此疯狂的“超发”显然带来了恶性通货膨胀。
而以银币计价的粮食，起初大幅涨价，可很快发现因为人口大量死亡，产出的粮食无人购买，价格又迅速下降。一次古代的金融危机就这样爆发，掠走了为数不多的幸存者最后的积蓄。
这样的社会大崩溃，却给了诞生不久的基督教难得的机会。
基督教讲求“一神”，禁止效忠任何其它偶像，甚至包括罗马皇帝。因此，在它诞生的前 200 多年，一直不受帝国待见。起初罗马只是镇压神职人员，后来愈演愈烈，连教徒也一起镇压，甚至开始允许不经审判即可镇压。因此，在西普里安瘟疫爆发前，整个帝国的基督徒，不过几十万人。
然而如此严重的瘟疫，尸横遍野，让人只能想到世界末日。而基督教恰恰宣扬的就是“末日审判”，这让走投无路的民众无疑找到了一根“救命稻草”——反正活不成，干脆求死后上天堂。
这种心态，其实不仅局限于平民百姓之中。在瘟疫的无差别攻击之下，就连罗马贵族甚至皇帝，也逐渐宁愿选择相信基督教的理论。公元 311 年，罗马皇帝伽列里乌斯发布诏书，宣布停止迫害基督徒。而 2 年后，他的继任者，著名的君士坦丁一世，也就是建立了君士坦丁堡（今伊斯坦布尔）的那位皇帝，颁布了《米兰敕令》，正式给予基督教合法地位。
从此基督教逐渐成为罗马帝国的国教，直至今日，都是欧美西方世界最主流的宗教。
贰
查士丁尼瘟疫——重创东罗马，成就伊斯兰教
西普里安瘟疫究竟是什么病，大家没有定论。然而发生在公元 542 年的查士丁尼瘟疫（及后来的“黑死病”），病因却明确指向一种可怕的疾病：鼠疫。
今天我们知道，鼠疫来自黑鼠体内的鼠疫杆菌，细菌依靠吸食黑鼠血液的跳蚤传播。而每当如出现大旱等自然灾害，黑鼠数量急剧减少，跳蚤便会饥不择食，叮咬人类，同时给人传染上致命的鼠疫。
鼠疫有多种传播途径，带来的是不同的症状：如常见的发烧，淋巴结肿胀，皮肤起黑色水疱，以及消化道出血等。在最极端的情况下，细菌直接进入血液，引发严重的败血症，病人甚至可以在没有任何症状之下突然死去。一段当时的文字，描述了那种可怕场面：
“当他们看着对方彼此谈话的时候，会突然开始蹒跚摇晃，在街上、家里、港口、船上、教堂里，还有其他任何地方倒下。”
“一个人坐在那儿干他的活，手里正拿着工具，忽然倒向一边，他的灵魂就这样离开了躯壳。”
一旦染上鼠疫，在当时的条件下，死亡率超过 80%。而鼠疫疯狂传播的结果，是让当时正处兴盛的东罗马帝国损失了一半的人口。据记载，当时的帝国首都君士坦丁堡（伊斯坦布尔）完全进入无政府状态，所有公共服务都停止了，尽管粮仓满满，却没人能买到粮食。最后竟然连埋尸体的人都没有了。
这场瘟疫，不仅重创了君士坦丁堡，还肆虐了整个欧洲和中东地区。著名的亚历山大城被荒废，而耶路撒冷、安条克、艾米萨……这些曾经如雷贯耳的古代城市，也都遭到严重的打击。
鼠疫与天花不同，它并不依赖人与人的传播，因此哪怕在人口密度很低的乡村地区，它依然可以借助流窜的黑鼠，造成严重的破坏。
而同样是因为鼠疫隐藏在黑鼠体内，这让根除变得不可能。在公元 542 年第一次爆发之后的近 200 年，鼠疫一直在反复爆发，消磨了帝国最后的意志，也摧毁了帝国的经济。少数幸存的民众，只能仰赖信仰，度过艰难的日子。
能逃脱鼠疫魔掌的，只有两种情况：
一是荒凉贫瘠的地区，就如阿拉伯的干旱沙漠，那里并不适合黑鼠生存。
另一是游牧民族，如突厥人、摩尔人，他们非定居的生活方式提供了保护。
这让欧亚的地缘格局，产生了微妙的变化——沙漠里的阿拉伯人迅速兴起。而伊斯兰教创始人穆罕默德，就出生在那个年代。当时的阿拉伯，外来的犹太教、基督教和原始多神宗教各分一杯羹——前两者都在宣扬世界末日，却并不告诉信众“末日是什么”。
穆罕默德则宣称他通过天使得到了神关于末日的启示。他通过把基督教教义成功“本地化”，创立了更接地气的伊斯兰教，也团结到各部落大批追随者。而他和他的后继者，在并未受到瘟疫太多影响的前提下，越战越勇，不仅控制了红海沿岸，还攻入地中海的罗马势力范围，创立了史无前例的阿拉伯帝国。
而辉煌一时的东罗马帝国，从此一蹶不振。在又苟延残喘数百年后，在 1453 年被同样信仰伊斯兰教的突厥人攻破首都，从此“君士坦丁堡”成为历史。
叁
黑死病——灭亡元帝国，结束欧洲中世纪
在 6-8 世纪那次大爆发之后，鼠疫在欧洲似乎沉寂了一段时间，只有小规模的爆发，直到 14 世纪，那次被称为“黑死病”的噩梦记忆。
1346 年，黑死病在欧洲爆发。目前学界多认为病原来自亚洲，或许我们可以在中国的史书中找到它的踪迹。
《明史·太祖本纪》记载：“至正四年（1344 年），旱蝗，大饥疫。太祖时年十七，父母兄相继殁，贫不克葬。”
这年的大旱，无疑暗示了鼠疫爆发的巨大可能。根据《医学简史》（Bulletin of the History of Medicine）中的观点，这次鼠疫在印度和中国杀死了 2500 万人。而出身贫农的朱元璋，若不是因为瘟疫失去全家，被迫流浪，很可能一辈子只是个本分的农民，明朝的历史恐怕会改写。
鼠疫如何传到欧洲，有两种说法：一是随着商船到达中亚和中东，另一则是被蒙古金帐汗国西征的士兵，带到了黑海沿岸。
由于年代较近，因此关于黑死病留下的记载，远比前几次大瘟疫多。此时的欧洲，正处在黑暗的中世纪末期。教会拥有至高无上的权力，并通过卖“赎罪券”的方式肆意掠夺平民财产（这大概是智商税的鼻祖）。罗马时代高效的城市管理荡然无存，只剩下臭气熏天，堆满屎尿的街道——这无疑加剧了病菌的滋生。
而医学知识的停滞不前，让对此次瘟疫的防治手段，相比千年之前丝毫没有进步。当时对待瘟疫最常见的办法，是由城市聘请戴着鸟嘴型防护面具的医生。他们大多是医学院的学生，然而没有任何医学知识，只能用放血，甚至是给病人注入青蛙、水蛭血这样严重背离医学常识的方法“治疗”。
事实上，就连他们也难逃瘟疫魔掌：据记载，威尼斯的 18 位鸟嘴医生中，一年后只有一名幸存。他们唯一有价值的工作，大概就是记录下了各地的发病和死亡人数。
当时的医界权威巴黎医学院，甚至告诉法国国王，瘟疫是由于 1345 年三颗行星相合，搞坏了空气而引起。“坏空气引起瘟疫”一说长期拥有巨大的市场，甚至疟疾的英文 Malaria，就是“坏空气”的意思。
究竟多少人死于这次瘟疫，根据中世纪历史学家菲利普·戴利德的说法，“在最初的 4 年，欧洲大约有 45％至 50％的人口死亡……在地中海沿岸，如意大利，法国南部和西班牙等地区，死亡人口甚至可能接近 75-80％。”
而另一份数据表明，当时欧洲的大城市，如佛罗伦萨、汉堡、不来梅、伦敦、巴黎，死亡率都超过 50%。
而在之后的两个世纪里，瘟疫又十几次“卷土重来”，每次都夺走爆发地少则 10%，多则 50%的人口。
黑死病的肆虐，彻底动摇了权力无处不在的教会根基。当民众看见高高在上的神职人员，也跟大家一样逃脱不了瘟疫，就会明白他们的说辞是多么可笑。
而此时的教会，还在喊着可笑的“瘟疫是上帝对全人类的惩罚，不要治疗，只有接受。”
瘟疫也间接促进了当时方兴未艾的文艺复兴运动。人们开始学会独立思考，开始更多关注人文、艺术与经济，追求今生的愉悦与财富的增长，而不是死后进天堂。
这种思潮，不仅促使各国更快摆脱教会的思想控制，开始野蛮扩张，也间接促成了 15 世纪末哥伦布发现美洲新大陆的航行。
而这，恰好是下一次大瘟疫的肇因。
肆
美洲大瘟疫——造就今日美洲格局
要说瘟疫在人类历史中最残酷的一次肆虐，一定是导致美洲原住民（印第安人）几乎亡族灭种的美洲大瘟疫。
在 1492 年哥伦布到达前，孤悬海外的美洲大陆，一直是原住民独享的乐园。他们创造了令人惊叹的文明，据估计最盛时人口多达几千万甚至 1 亿。可在欧洲殖民者登陆的几十年间，他们却几乎消失殆尽。
我们学的历史，大多将其归咎于殖民者的杀戮，这固然是原因之一。然而仅仅是坐船而来的有限殖民者，加上精度堪忧的初代火枪，真的可以轻易将上亿美洲原住民全部消灭吗？
事实上，消灭美洲原住民的，并非只有殖民者的火枪，而更多是他们带来的病菌。
就如这次的“新型冠状病毒”来源于野生动物，人类几乎所有瘟疫最初都来自动物。在欧洲殖民者到达前，美洲大陆没有马，没有牛，没有猪，没有鸡，也没有黑鼠。这让天花、肺结核、麻疹、鼠疫等几乎所有危险的病菌都无处寄生。而美洲特有的动物，刚好又都不是瘟疫病菌的合适宿主。比如萌萌哒羊驼，居然从没有给人带来过传染病，简直是个奇葩。
由于美洲长期孤悬海外，成功避免了来自亚欧非大陆的病菌侵袭；而原住民缺乏如罗马大道那样的交通基础设施，又没有航海贸易的文化，让地区性流行的传染病也很难传播成为全洲的大瘟疫。
美洲人民生活在这样的“伊甸园”，既是他们的幸运，也是他们的不幸。因为不曾爆发过瘟疫，整个族群都没有从遗传获得的免疫，所以一旦病菌被带进美洲，他们几乎只有亡族灭种的下场。
我们现在游历美洲，只能看到极少数原住民依然生活在那里，在很多海岛上，甚至完全没有原住民的踪迹，然而曾经远不是这样。最令人唏嘘的，莫过于曾有800 万原住民的伊斯帕尼奥拉岛（即现在海地、多米尼加两国所在的岛），然而自从哥伦布到达，仅仅过了 42 年，岛上的原住民数量就减少为零。
由于欧洲殖民者大多带有自身免疫，因此瘟疫几乎只感染原住民。这无疑让原住民里少数幸存者也产生了深深的恐惧，仿佛是不可战胜的外来者，带着一种无形的致命武器而来。
这却给欧洲殖民者带来了意外的好处：如 1519 年在墨西哥海岸登陆的西班牙殖民者，在征服著名的阿兹特克帝国过程中，最初曾连吃几次败仗。然而一年以后，随着天花被意外传播到原住民中，杀死了近一半的当地人口，连皇帝都不能幸免，也让西班牙殖民者获得了轻易的胜利。以至于后来，殖民者发现了瘟疫的“巨大价值”，开始装作讲和，而将天花病人用过的被褥、毯子装作礼物送给原住民。
沿海的居民战败后纷纷逃往内陆，恰恰又将致命的病菌带到了内陆。这让墨西哥的原住民人口，在区区 100 年里，从 2000 万急减至 160 万。没有任何一个文明可以承受近 90%的减员，盛极一时的阿兹特克文明，就这样从此消亡。
而整个美洲的原住民帝国与部落，几百年中不断重复着同样的悲惨故事。
我们现在去美洲，只能看到极少数原住民。没有一个国家以原住民为主体民族，或用原住民语作为主要语言。现今美洲大陆的主体民族是欧洲人和非洲人（殖民者贩运的黑奴后代），通行的四种主要语言：英语、西班牙语、葡萄牙语、法语，也全部来自欧洲。昔日主宰美洲的原住民，之于今日美洲，只能算是无足轻重。
这就是瘟疫的力量。
幸运的是，在这每一次几乎要灭亡人类的瘟疫肆虐中，我们的祖先们挺了下来。
而我们，终于等到了这一天：
随着医疗水平和防疫手段的大幅提升，很多昔日令人闻风色变的传染病，如天花、小儿麻痹症，都已被彻底消灭。即便是鼠疫这样的冷血杀手，我们也已将死亡率控制在 10%以下。
有生之年，人类应该再也不会需要面对死亡人数以“百万”“千万”计的瘟疫。
要知道，这是人类几千年文明史上，第一次有底气说出这样的话。
我们是何其幸运。
每一次战胜瘟疫的时刻。
人类总以为是自己创造了全部的历史进程，但其实，看不见的细菌和病毒，在过去很长一段时间，可能才是创造历史的主角。
2020 年伊始，这场突如其来的传染病，顷刻间，仿佛将大家拉回了 2003 年那段人人恐惧的日子。
大多数人对于大型传染病的记忆，也仅限于 2003 年的 SARS 爆发。但其实，传染病的历史与人类历史几乎一样长（甚至更长）。
在漫长的古代岁月，那个没有任何现代医疗，也缺乏基本的流行病知识的年代，瘟疫的反复爆发，及其带来的不计其数的死亡，曾经无数次改写了人类的历史。
一直痴迷研究欧洲历史的我，刚好最近在读一本有趣的书《罗马的命运——气候、疾病和帝国的终结》，作者基于瘟疫和气候等历史记录，对盛极一时的罗马帝国的兴衰原因做出了全新的解释。这让我想起了之前读过的《枪炮、病菌与钢铁——人类社会的命运》和《瘟疫与人》两本书。而这几本书的内容，刚好可以拼凑出一份人与瘟疫抗争的悲壮画卷。
全书内容太长，在这里总结出重点部分，希望可以让你对这段沉重的历史有所了解：
壹
西普里安瘟疫——衰落古罗马，搞活基督教
在代表西方古典文明的古罗马历史中，瘟疫并不罕见。发生在公元二世纪中叶的安东尼瘟疫，据推算曾杀死帝国 1/4 的人口，幸运的是，并没有太多动摇到帝国的根基。然而对于发生在三世纪的西普里安瘟疫，帝国就没有这么幸运了。
1、爱修路
“条条大路通罗马”，笔直又宽敞的公路，在帝国境内形成密集的公路网。很多道路，直到现在还在使用。
与大陆文明的中华帝国不同，古罗马疆域围地中海而开，是典型的海洋文明。借助发达的造船和航海，帝国内外通商极为便捷。
直到现在，我们都能轻易看到无数古罗马城市的辉煌遗迹。相对于同时期的中国，古罗马的城市化率要高得多，城市里也拥有极高的居住密度。
当我们拼凑起那时的零星记录，会发现西普里安瘟疫的症状，包括疲劳、便血、发热、食管病变、呕吐、结膜出血，以及四肢的严重感染，而留下的后遗症包括虚弱、失聪和失明等。
由于症状并不典型（也可能是记录的错误），对于这场瘟疫的罪魁祸首，当代人并没有统一的结论，主流的几种观点分别是：天花、麻疹或出血热（如埃博拉病毒）。
然而关于西普里安瘟疫的恐怖，却可以通过当时留下的文字来还原：
“罗马几乎没有哪个行省。哪座城市、哪座房子，没有被这种普遍的瘟疫袭击和洗劫。”它“摧毁了整个地球表面”。
“痛苦突然降临到人们身上，传播的速度比预想中要快，像火焰一样吞噬了各家各户，神殿里到处都是死人，他们本是怀着治愈的希望逃到这里的。”
“泉水、溪流和水池旁边挤满了身体虚弱、饥渴难耐的病人。但是水的作用太过微弱，无法浇灭深处的火焰，那些病人在喝水后感觉和之前一样痛苦。”
西普里安瘟疫在公元 249 年爆发。而就在一年前的 248 年，罗马刚刚大张旗鼓，庆祝了成立 1000 周年——对于一个国家而言，这绝对是了不起的成就。
瘟疫带来的巨大减员，对军队的影响尤其大。防御空虚的结果是：没过多久，曾经横跨欧、亚、非三大陆的罗马帝国，东西两条防线几乎同时失守：
东线战事败给了波斯人，老皇帝瓦勒良，成了罗马千年以来第一个被俘的元首。
更糟的是，帝国战败后的空虚之中，帝国的东部和西部，却各自被当地领导者分裂了出去，成立了帕尔米拉王国和高卢王国。罗马失去了粮仓埃及和富庶的高卢地区。
盛极一时的罗马帝国，离庆祝完千年盛典才不过十几年，却从此一分为三。
而以银币计价的粮食，起初大幅涨价，可很快发现因为人口大量死亡，产出的粮食无人购买，价格又迅速下降。一次古代的金融危机就这样爆发，掠走了为数不多的幸存者最后的积蓄。
这样的社会大崩溃，却给了诞生不久的基督教难得的机会。
基督教讲求“一神”，禁止效忠任何其它偶像，甚至包括罗马皇帝。因此，在它诞生的前 200 多年，一直不受帝国待见。起初罗马只是镇压神职人员，后来愈演愈烈，连教徒也一起镇压，甚至开始允许不经审判即可镇压。因此，在西普里安瘟疫爆发前，整个帝国的基督徒，不过几十万人。
然而如此严重的瘟疫，尸横遍野，让人只能想到世界末日。而基督教恰恰宣扬的就是“末日审判”，这让走投无路的民众无疑找到了一根“救命稻草”——反正活不成，干脆求死后上天堂。
从此基督教逐渐成为罗马帝国的国教，直至今日，都是欧美西方世界最主流的宗教。
贰
查士丁尼瘟疫——重创东罗马，成就伊斯兰教
西普里安瘟疫究竟是什么病，大家没有定论。然而发生在公元 542 年的查士丁尼瘟疫（及后来的“黑死病”），病因却明确指向一种可怕的疾病：鼠疫。
今天我们知道，鼠疫来自黑鼠体内的鼠疫杆菌，细菌依靠吸食黑鼠血液的跳蚤传播。而每当如出现大旱等自然灾害，黑鼠数量急剧减少，跳蚤便会饥不择食，叮咬人类，同时给人传染上致命的鼠疫。
鼠疫有多种传播途径，带来的是不同的症状：如常见的发烧，淋巴结肿胀，皮肤起黑色水疱，以及消化道出血等。在最极端的情况下，细菌直接进入血液，引发严重的败血症，病人甚至可以在没有任何症状之下突然死去。一段当时的文字，描述了那种可怕场面：
“当他们看着对方彼此谈话的时候，会突然开始蹒跚摇晃，在街上、家里、港口、船上、教堂里，还有其他任何地方倒下。”
“一个人坐在那儿干他的活，手里正拿着工具，忽然倒向一边，他的灵魂就这样离开了躯壳。”
一旦染上鼠疫，在当时的条件下，死亡率超过 80%。而鼠疫疯狂传播的结果，是让当时正处兴盛的东罗马帝国损失了一半的人口。据记载，当时的帝国首都君士坦丁堡（伊斯坦布尔）完全进入无政府状态，所有公共服务都停止了，尽管粮仓满满，却没人能买到粮食。最后竟然连埋尸体的人都没有了。
而同样是因为鼠疫隐藏在黑鼠体内，这让根除变得不可能。在公元 542 年第一次爆发之后的近 200 年，鼠疫一直在反复爆发，消磨了帝国最后的意志，也摧毁了帝国的经济。少数幸存的民众，只能仰赖信仰，度过艰难的日子。
能逃脱鼠疫魔掌的，只有两种情况：
一是荒凉贫瘠的地区，就如阿拉伯的干旱沙漠，那里并不适合黑鼠生存。
另一是游牧民族，如突厥人、摩尔人，他们非定居的生活方式提供了保护。
这让欧亚的地缘格局，产生了微妙的变化——沙漠里的阿拉伯人迅速兴起。而伊斯兰教创始人穆罕默德，就出生在那个年代。当时的阿拉伯，外来的犹太教、基督教和原始多神宗教各分一杯羹——前两者都在宣扬世界末日，却并不告诉信众“末日是什么”。
穆罕默德则宣称他通过天使得到了神关于末日的启示。他通过把基督教教义成功“本地化”，创立了更接地气的伊斯兰教，也团结到各部落大批追随者。而他和他的后继者，在并未受到瘟疫太多影响的前提下，越战越勇，不仅控制了红海沿岸，还攻入地中海的罗马势力范围，创立了史无前例的阿拉伯帝国。
而辉煌一时的东罗马帝国，从此一蹶不振。在又苟延残喘数百年后，在 1453 年被同样信仰伊斯兰教的突厥人攻破首都，从此“君士坦丁堡”成为历史。
黑死病——灭亡元帝国，结束欧洲中世纪
在 6-8 世纪那次大爆发之后，鼠疫在欧洲似乎沉寂了一段时间，只有小规模的爆发，直到 14 世纪，那次被称为“黑死病”的噩梦记忆。
1346 年，黑死病在欧洲爆发。目前学界多认为病原来自亚洲，或许我们可以在中国的史书中找到它的踪迹。
《明史·太祖本纪》记载：“至正四年（1344 年），旱蝗，大饥疫。太祖时年十七，父母兄相继殁，贫不克葬。”
这年的大旱，无疑暗示了鼠疫爆发的巨大可能。根据《医学简史》（Bulletin of the History of Medicine）中的观点，这次鼠疫在印度和中国杀死了 2500 万人。而出身贫农的朱元璋，若不是因为瘟疫失去全家，被迫流浪，很可能一辈子只是个本分的农民，明朝的历史恐怕会改写。
鼠疫如何传到欧洲，有两种说法：一是随着商船到达中亚和中东，另一则是被蒙古金帐汗国西征的士兵，带到了黑海沿岸。
事实上，就连他们也难逃瘟疫魔掌：据记载，威尼斯的 18 位鸟嘴医生中，一年后只有一名幸存。他们唯一有价值的工作，大概就是记录下了各地的发病和死亡人数。
究竟多少人死于这次瘟疫，根据中世纪历史学家菲利普·戴利德的说法，“在最初的 4 年，欧洲大约有 45％至 50％的人口死亡……在地中海沿岸，如意大利，法国南部和西班牙等地区，死亡人口甚至可能接近 75-80％。”
而另一份数据表明，当时欧洲的大城市，如佛罗伦萨、汉堡、不来梅、伦敦、巴黎，死亡率都超过 50%。
黑死病的肆虐，彻底动摇了权力无处不在的教会根基。当民众看见高高在上的神职人员，也跟大家一样逃脱不了瘟疫，就会明白他们的说辞是多么可笑。
而此时的教会，还在喊着可笑的“瘟疫是上帝对全人类的惩罚，不要治疗，只有接受。”
瘟疫也间接促进了当时方兴未艾的文艺复兴运动。人们开始学会独立思考，开始更多关注人文、艺术与经济，追求今生的愉悦与财富的增长，而不是死后进天堂。
这种思潮，不仅促使各国更快摆脱教会的思想控制，开始野蛮扩张，也间接促成了 15 世纪末哥伦布发现美洲新大陆的航行。
肆
美洲大瘟疫——造就今日美洲格局
要说瘟疫在人类历史中最残酷的一次肆虐，一定是导致美洲原住民（印第安人）几乎亡族灭种的美洲大瘟疫。
在 1492 年哥伦布到达前，孤悬海外的美洲大陆，一直是原住民独享的乐园。他们创造了令人惊叹的文明，据估计最盛时人口多达几千万甚至 1 亿。可在欧洲殖民者登陆的几十年间，他们却几乎消失殆尽。
事实上，消灭美洲原住民的，并非只有殖民者的火枪，而更多是他们带来的病菌。
就如这次的“新型冠状病毒”来源于野生动物，人类几乎所有瘟疫最初都来自动物。在欧洲殖民者到达前，美洲大陆没有马，没有牛，没有猪，没有鸡，也没有黑鼠。这让天花、肺结核、麻疹、鼠疫等几乎所有危险的病菌都无处寄生。而美洲特有的动物，刚好又都不是瘟疫病菌的合适宿主。比如萌萌哒羊驼，居然从没有给人带来过传染病，简直是个奇葩。
美洲人民生活在这样的“伊甸园”，既是他们的幸运，也是他们的不幸。因为不曾爆发过瘟疫，整个族群都没有从遗传获得的免疫，所以一旦病菌被带进美洲，他们几乎只有亡族灭种的下场。
这却给欧洲殖民者带来了意外的好处：如 1519 年在墨西哥海岸登陆的西班牙殖民者，在征服著名的阿兹特克帝国过程中，最初曾连吃几次败仗。然而一年以后，随着天花被意外传播到原住民中，杀死了近一半的当地人口，连皇帝都不能幸免，也让西班牙殖民者获得了轻易的胜利。以至于后来，殖民者发现了瘟疫的“巨大价值”，开始装作讲和，而将天花病人用过的被褥、毯子装作礼物送给原住民。
而整个美洲的原住民帝国与部落，几百年中不断重复着同样的悲惨故事。
我们现在去美洲，只能看到极少数原住民。没有一个国家以原住民为主体民族，或用原住民语作为主要语言。现今美洲大陆的主体民族是欧洲人和非洲人（殖民者贩运的黑奴后代），通行的四种主要语言：英语、西班牙语、葡萄牙语、法语，也全部来自欧洲。昔日主宰美洲的原住民，之于今日美洲，只能算是无足轻重。
这就是瘟疫的力量。
幸运的是，在这每一次几乎要灭亡人类的瘟疫肆虐中，我们的祖先们挺了下来。
而我们，终于等到了这一天：
随着医疗水平和防疫手段的大幅提升，很多昔日令人闻风色变的传染病，如天花、小儿麻痹症，都已被彻底消灭。即便是鼠疫这样的冷血杀手，我们也已将死亡率控制在 10%以下。
有生之年，人类应该再也不会需要面对死亡人数以“百万”“千万”计的瘟疫。
要知道，这是人类几千年文明史上，第一次有底气说出这样的话。
我们是何其幸运。
没有评论:
发表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