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6年4月26日，乌克兰的切尔诺贝利核电站发生爆炸，世界为之震惊。那场核灾难致使超过300万人罹患各种疾病，30万人患癌，近10万人已经死亡，而且这些数字还在逐年增加，间接死亡和患病的人数更是无法估算。
那场因为玩忽职守导致的灾难令人愤怒，然而，和技术上的不当操作相比，苏联官方在处理事故时的刻意隐瞒和欺骗更加令人愤怒。
爆炸发生后，由于担心引起百姓恐慌和影响乌克兰第一书记参加的五一节日祝活动，虽然在事故现场附近村庄检测到核辐射已经达到致命量的几百倍，但是在政府的授意下，专家们竟然解释说，之所以检测到那么高的辐射量，是因为检测机器出现了故障。
大批被紧急征召的消防员、工人和工程师，没有被告知任何实情，没有给他们发放任何防护装备，却首先被要求签订一份保密协议，协议规定他们无论何时何地都不能把看到的事情透露给任何人。
这些被当局蒙蔽的人中，有的还只是不到20岁的孩子，他们勇敢地冲进火场，脱下衬衫扑火，用脚踩踏那些燃烧的石墨……这些人由于摄入了大量放射性物质，日后要么在病魔的折磨下痛苦地死去，要么落下可怕的终身残疾。
所有赶赴现场的记者都不允许拍摄照片。有偷偷拍了照片的，相机立刻被警察抢走。
一个白俄罗斯的科学家由于对切尔诺贝利核电站的设计提出质疑，立即遭到当局逮捕。
事故发生两天之后，距离核电站最近的村庄里的人们才开始疏散，但是当局依然封锁消息，对民众隐瞒真相。
事故发生三天之后，莫斯科才派出一个调查小组到达现场。他们的到来，只解决了一个问题：将所有关于核辐射、广岛和长崎、甚至有关X射线的书籍从图书馆和书店下架。他们的思维是：让人们看不到也听不到，自然就没有恐慌，“情绪稳定”了。
这次事故，受辐射尘污染最严重的是苏联的乌克兰、俄罗斯、白俄罗斯以及被苏联控制的罗马尼亚、保加利亚等东欧国家，这些“大家庭”的政府对事故的第一反应非常一致，那就是：封锁消息。
诺贝尔文学奖得主、白俄罗斯作家阿列克谢耶维奇对当时的情况作了以下记述：
“我们正在受到每小时3000毫伦琴辐射物的照射，然而，执政者担心的却是他们的权力，而不是他们的人民。这是一个权力的国家，而不是人民的国家。国家永远排在第一位，而人民的性命轻如鸿毛，几乎没有任何价值……这个城市里储存着700千克的浓缩碘（可抵御核辐射），专门用以应对这种特殊事件——然而，那些碘此刻仍然被锁在仓库里。人民对上级领导的畏惧远胜于对原子的恐惧。
所有的事情都已经发生，而人们却没有得到任何消息：政府保持缄默，医生也沉默不语。各地区等待来自州府的指令，州府等待明斯克的指示，明斯克等待莫斯科的命令。这是一条很长很长的锁链，锁链的一端连接着少数几个决策者。我们的命运就掌握在少数几个人的手里……
几年后，切尔诺贝利人生下的孩子，血管里流的不是鲜血，而是一种未知的黄色液体。直到那时，还有科学家在官方的授意下声称，猴子之所以会聪明，就是因为它们生活在放射物附近。三四代人之后，在那里出生的孩子都会和爱因斯坦一样聪明……”
这是一场人为的灾难，一场极权谎言下制造的惨剧。那些因此而患病和死亡的人们，与其说是受害于核辐射，不如说是谎言的牺牲品。
隐瞒和谎言，是极权身体里与生俱来的“黄色液体”，是得以维持其生命的血液。当真相大白于天下，当人们意识到那“黄色液体”是一个国家的癌细胞时，极权也就寿终正寝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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