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个亿的水漂

中国青年报冰点周刊的一篇文章，把这次新冠疫情的大致脉络说得比较清晰了。

1.

一切都要从2003年说起。

2003年SARS疫情后，中央和地方财政共同出资7亿多元，建立了“中国传染病疫情和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网络直报系统”。基层医疗机构只要在这个“全球规模最大”的直报系统里上报传染病疫情信息，中国疾控中心就能实时收到。

理论上，首诊医生就有权限上报。但由于一线医生工作繁重等客观因素，上传、直报工作一般由基层医院的相关科室来完成。只要上报，那么医院所属的区（县）、市、省，以及国家疾控中心都能信息共享。

显然，这个价值7个亿的直报系统物超所值，对于防控新冠肺炎这样的新型传染病意义重大。早发现就能早预警，早预警就能早防范，早防范就能挽救生命。

制度设计的角度说，这个直报系统就是为李文亮这样的“吹哨人”准备的礼物：他们不需要在微信群里胆战心惊地拉响警报，完全可以大大方方地把知道的情况如实上报即可。

那么，在这次疫情中，高大上的直报系统表现得怎么样呢？

2.

差强人意都算不上。最早，它曾经燃起过希望的火苗，但是在人为干预下，它又迅速地熄灭。

目前已知，早在2019年的最后一天，就有104人感染。

而据中国疾控中心副主任冯子健等人在1月29日《新英格兰医学杂志》发表的论文，武汉早期425个确诊病例中，1月1日至1月11日之间发病的有248人，1月12日至1月22日发病的有130人。

上报的不明肺炎病例有多少？据中国疾控中心原副主任杨功焕介绍，2019年12月，整整一个月，疾控中心都没有接到直报。直到2020年1月初，才开始收到直报。截止到1月13日，武汉协和医院共上报11例，张继先医生所在湖北省中西医结合医院上报9例。另一家武汉市三甲医院上报14例。

回过头来看，这是成功阻截新冠肺炎最好的一次机会，但是我们错失了。1月13日之后，各家都心照不宣地停止了上报，直到1月24日新冠肺炎加入网络直报网络系统后，才恢复上报。

11天的宝贵时间被浪费了。

3.

1月13日，这是个关键的时间节点，也是疫情失控的起点。因为这一天，外行开始管理内行，科学防治让位于官僚主义，专业败给了行政命令。

这一天上午，武汉市卫健委疾控处处长、区卫健委病控科工作人员一行到武汉某三甲医院，传达了最新指示：不明原因肺炎病例要慎重上报。怎么个慎重法呢？

发现病毒性肺炎病例，要经区、市、省级逐级检测，“经省卫健委同意”，才能上报。

而在此前一天，也即1月12日，湖北省卫健委执法监督处处长已经行行做出指示：传染病报告卡报告需慎重，省市联合确定后才能上报。

真的很想知道，这省、市两级卫健委的处长到底姓甚名谁，因为我怕在历史的耻辱柱上找不到他们。尽管，他们也许只是个传声筒。

这是个天大的讽刺。SARS的最大教训就是，地方政府行政干预过多，导致疫情逐级上报的流程很慢，延误了防控的最佳时机。建立这个直报系统，目的就是减少中间环节，以疫情信息从基层直达国家疾控中心，从而以最快的速度掌握疫情，迅速做出决策。

花了整整7个亿，一切回到了原点，直报系统成了摆设。这真是史上最昂贵的摆设，不仅费钱，还要命。

4.

或许是预见到这个直报系统并不会顺畅地得到执行，所以国家出台了诸多保护性的制度措施，来保障它的执行。

国家卫生行政主管部门在SARS疫情之后规定：基层医疗机构会诊后，仍不能确诊的，要立即“网络直报”，不需要其他层级的审核和会诊。

2004年7月，原卫生部下发《全国不明原因肺炎病例监测实施方案（试行）》，在此基础上，2007年又推出了正式的《全国不明原因肺炎病例监测、排查和管理方案》。

两个版本的方案都规定，临床医务人员发现符合不明原因肺炎定义的病例后，应立即报告医院相关部门，由医院组织本医院专家组进行会诊和排查，仍不能明确诊断的，应立即进行网络直报。

《全国不明原因肺炎病例监测、排查和管理方案》明确要求：医疗机构要在“12小时”内组织本单位专家组进行会诊和排查，仍不能明确诊断的，应“立即填写传染病报告卡”，注明“不明原因肺炎”并进行网络直报。

很显然，以上方案都表明，不明原因肺炎的直报权限在基层医院，遵循的是“谁发现谁上报”的原则，“直”是其制度核心，不需要经过任何中间环节。

但现实是，N个制度，都抵不上处长的一句话：慎重上报。

多少家庭都因为这四个字万劫不复。

5.

徒法不足以自行。再好的制度，如果得不到遵守和执行，也是废纸一张。

可怕的是，好制度得不到执行，还会因为带有欺骗性，为祸极大。2019年6月，中国疾控中心主任高福在一个主题论坛上，曾经骄傲地宣称，对于任何可疑的传染病，包括新发的和再发的，国家卫健委都可以在6小时内得到信息，因为我们“已经建立了覆盖全国全境的信息直报系统”。

多么响亮的宣言啊，我仿佛都看到了高福嘴角边浮夸的笑意，然而转眼间就被啪啪打脸。想一想，如果不是过于自信过于盲目过于满足，国家卫健委第一批专家组赶赴武汉调查，怎么会颗粒无收、一无所获，从而错失了最佳防治时机？

救人的利器，沦为炫耀的资本。

我们有钱，7个亿建一套系统。技术上也达到了，千千万万个李文亮，千千万万所基层医院，都可以预警，将疫情控制在最小范围内。但是，我们缺乏对专业主义的敬畏，良知还在路上。

直报系统因为SARS诞生，又因为新冠而死亡。这让我想起一句话：

我们从历史中吸取的唯一教训，就是从来没有吸取教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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