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兴安岭火灾：80年代中国大陆的短暂媒体监督与新闻自由

文/@雷斯林Raist

33年前，烧死200多人的大兴安岭大火发生后，《中国青年报》记者叶研、雷收麦、李伟中以及实习记者贾永在火灾发生后迅速奔赴火场，开始调查火灾的原因。

历经30多天的实地调查后，《中国青年报》用了一整版刊登了调查特稿《红色的警告》，报道的最后写道：

“我认为这场灾难主要是人祸。”大兴安岭林业局局长邱兴亚语调颤抖：“是我们——犯有严重的官僚主义，而我们僵化的体制，也使得我们成为官僚主义。这场大火，对我们是不烧死的烧死。”

1987年6月6日，国务院全体会议。代总理万里严肃宣告：“今天的大会，是与官僚主义作斗争的大会。”

1987年6月18日，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委会。常委们代表十亿公民审议了国务院《关于处理大兴安岭特大森林火灾事故和处理情况的汇报》。他们说：

“现在官僚主义相当严重，相当普遍。反对官僚主义的根本办法，是加强民主与法制的建设，在经济改革的同时，进行政治体制改革。”

没想到33年后，这场堪称灾难性的大火，居然被90后自媒体人挖出来，写了洋洋洒洒几千字的长文说这是“中国灭森林大火”的伟大胜利，取名叫《没有澳大利亚的大火，我都不知道33年前的中国那么牛逼》。

更魔幻的是，这文章居然还被各大官媒给转了。